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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教育的核心
——对国外20所新闻传播院系的调研报告
钟新周树华
对国外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历时一年多的系列访谈终于以集纳成书的方式告一段落。院长、教授们对新闻传播教育的使命、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模式等关乎教育大体的问题的解读，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了国外新闻传播教育所处的现实环境，所面临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更欣慰地看到国外同行在新时代背景下的种种创新与所信奉的教育使命、所坚守的教育理念。
关于该系列访谈的方法，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第一，我们在选取学校的时候没有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而是在受访者可得性基础上兼顾了各学院不同的历史传统、发展规模、发展模式与所处地理区域等方面的因素，以尽可能保证访谈样本的多样性；第二，我们的深度访谈没有拘泥于结构性统一问卷的方法，而是在基本一致的调研框架（使命—目标—模式）基础上，根据各个学院和各位受访者的不同情况设计了有针对性的问题，我们希望每个问题都有信息含量，使问题与答案的结合更加充分地帮助读者了解这些学院、院长和教授。
本文旨在通过对院长教授观点的再归纳再解读表达我们对于传媒教育核心问题与热点问题的理解。
传播的社会功能与传媒教育的使命
传媒产业是随着人类传播需要而产生的一种产业，这种产业是因为向社会提供信息才变得有价值，才受到社会尊敬，从而获得商业利益。如今，传媒的产业属性在激烈的商业竞争环境中得到强化而其社会属性往往退居其次甚至有时被忽视。面对竞争压力，传媒把自身的生存问题作为首要问题，把商业利益作为主要的价值追求。因此，非常有必要重新讨论新闻传播的社会功能，因为这个问题关乎新闻传播教育的根本任务和使命，关乎新闻传播教育的方向。
院长教授们的回答勾勒了新闻/信息传播与社会辨证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新闻/信息传播具有强大的社会推动力，正如南加州大学安伦伯格传播学院传播系主任拉里·格罗斯教授所言：“在现代社会，传播和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且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因传播体系和机制而改变，因此传播研究已经是希望为这个世纪培养人才的教育体系的中心部分，因为鼓励传播研究有助于推动几乎所有的社会目标。”另一方面，新闻/信息传播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充分条件，因而不能被无限夸大，正如密执根州立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院长查尔斯·萨门教授所言：“实际上，传播只是社会变迁的一种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这一点往往被忽略了。”萨门院长以当前热点研究领域——健康传播——为例表达了对传播的社会效用期望过高的担忧，他说：“无论是在学术研究领域还是在政策决策层中，国内外的健康传播理论都已非常热门。我忧虑的是，对健康传播的期望已超出了它的潜力。也就是说，行政管理者们认为，作为社会变迁的载体，传播应比它现在实际表现的更为有效。”正因为新闻/信息传播是社会发展必要而不充分的条件，新闻传播研究者有必要在深刻体会新闻/信息传播与社会辩证互动关系的基础上，以科学的精神研究如何正确、充分发挥新闻/信息传播巨大而有限的社会功能，并且有必要及时地把研究发现传授给正在从事新闻/信息传播事业的业界人士或将来准备从事新闻/信息传播事业的学生，同时致力于培育与提升广大民众的传媒素养，让全社会懂得新闻/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帮助全体社会成员采取更加积极而正确的态度与方法加入到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各种信息流的各个环节中，并最终影响公共政策。美国丹佛大学传播学院院长迈克·沃斯教授认为：“影响公共政策是媒介研究的至高境界。在调研的基础上对政策及实施过程进行研究，以期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社会视角的媒介行为研究对于政府制定有效的相关公共政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各学院通过设置相关课程让学生懂得传媒与社会的关系。媒介伦理、媒介法规、媒介与社会等成为国外新闻传播学院学生的必修课程。时任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会长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沃尔特·克朗凯特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的乔·福特教授特别指出：“美国大部分新闻院校都要求学生修大众传媒法律、大众传播伦理以及大众传媒与社会等课程。”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唐娜·洛根教授也强调新闻伦理以及新闻与社会这样的课程“非常有必要开设”，并解释说：“新闻伦理是必修课，因为它使学生获得在现代社会成为一名高级记者所必需的背景知识。在全世界范围内，新闻业正经历巨大变化。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懂得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做出相应调整去适应这种变化，并为维护和提高新闻水准发挥引领作用。”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体、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萨莉·费德曼教授指出：“我们在媒体政策和法规方面也有很强的背景和很高的声誉，而媒体政策和法规正在全球化背景下变得更加重要。”大半生从事新闻实践和媒介管理并长期兼任大学教授的韩国首尔国立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荣誉教授康贤斗博士则表达了这样的心愿：“我通过多年实践经历来观察和研究新闻传播中的问题。我非常高兴能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媒介和社会的关系。”
传媒研究者清醒地看到了传媒伦理的滑坡，并积极致力于围绕媒介权力与责任、媒介公信力的研究。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传播学院院长道格拉斯·安德逊教授本人就将宪法第一修正案、诽谤以及媒体伦理作为研究重点。他说：“在我们学院，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核心价值的研究是活跃的，信心是充足的，尽管美国公众认为修正案过去曾享有过更多的信仰。在2001年一项由‘自由论坛’——一个非党派的国际基金组织——做的全国性调查中，49%的人强烈或适度同意这个观点——‘第一修正案承诺的权利太多了’。2000年只有22%的人同意这个观点。这个上升趋势是令人不安和发抖的。20世纪60年代，在当时的美国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自由主义者华伦（Earl Warren）的支持下，新闻自由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扩张——有一些扩张，也有一些滥用。长时间以来，新闻在美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但对这个扩张的自由的挑战一直是存在的。尖锐的批评矛头指向近来媒体惹人注目的伦理道德的偏失。”北卡大学的赵心树教授认为，美国新闻传播教育近20年来最显著的两大变化之一就是“对职业道德、职业伦理的重视”。
正是基于对传播与社会辩证互动关系的理解，对媒介伦理法规、媒介与社会等相关课程在学校传媒教育中以及在大众传媒素养教育中的重要性的共识，院长教授们特别强调：“新闻传播教育的最终使命是培养社会责任感”（乔·福特）；“培养有责任感的新闻工作者，保持一个民主社会的信息流通”（马里兰大学菲利普·迈瑞尔新闻学院院长托马斯·康科尔教授）；“教给学生服务社会的能力和热情”（南加州大学安伦伯格传播学院院长杰弗里·考恩教授）；“向学生灌输这样一个理念，作为新闻工作者，他们肩负着一个令人敬畏的责任——公正、平衡、全面地报道”，“对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强大的新闻与大众传播的大学项目是重要的”（道格拉斯·安德逊）。
南加州大学安伦伯格传播学院新闻系主任迈克·帕克斯教授特别强调：“我们学生入学的第一课和离院的最后一课就是学习并懂得——确保你的作品陈述事实、准确、真实、公平和富有同情心。这是优秀作品的五个标准。我们的培养任务包括几个方面。一方面是培养学生成为优秀传媒工作者，成为有职业伦理的记者，成为为美国民主做出贡献的新闻人，我每次提到传媒工作者时，也包括公共关系的学生。”
国外院长、教授们关于新闻传播教育使命的共识也是中国同行的共识。2005年11月1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发起的“首届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国际论坛”上，包括8所国外院校在内的61所中外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在“北京共识”上庄重地签字，共同认为：
“新闻传播事业是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力量。新闻传播工作者为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担负着神圣职责。”（“北京共识”第一项）
“新闻传播教育的核心任务是培养具有神圣的职业良知、宽广的国际视野、深厚的文化修养、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精湛的专业技能的新闻传播工作者。新闻传播教育工作者应当以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自豪感担负起培养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责任。”（“北京共识”第三项）
本科教育：一个目标与三个重点
社会对本科生的需求量最大，因而本科教育通常也是各学校规模最大的组成部分。通常来说，州立大学的学生规模比私立大学的学生规模大，例如：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传播学院有3500名本科生与80名研究生；密执根州立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有3400名本科生及约200名研究生；美国北卡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有近600名本科生、近100名研究生，其中包括40名博士生；马里兰大学菲利普·迈瑞尔新闻学院有500名本科生和70名研究生；丹佛大学传播学院将本科生保持在500人左右；依阿华大学在新闻传播学的所有课堂听课的学生加起来有700人左右，但只有350个左右算是新闻专业的学生。教育规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市场规模，但也有学院表示为了保证小班上课的教学质量而有意识将招生规模限制在一定数量。
从专业构成看，大多数学校都将新闻与传播相关专业纳入了本科教育，并在新闻专业、广播电视制作专业等传统专业的基础上，在近20年大力发展广告、公共关系专业并在近几年整合广告公关创造策略性传播专业，同时发展以互联网为重要媒介的多媒体融合专业。由于专业设置的扩展，大部分学院将自己的名字也进行了扩展，命名为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本着以人文基础教育与通才教育为核心的本科教育理念，大部分学院的专业设置采取全面开花的策略。北卡大学的理查德·科尔院长就这样介绍本院的专业设置：“我们学院的本科专业是全方位的，也就是说，它覆盖了绝大多数的职业领域。在研究生层面，我们一流的硕士及博士专业并不力图求全，而是聚焦在我们有非凡所长的领域里。”
从新闻传播专业的行政归属看，大部分学校将新闻与传播的各个专业都纳入同一个学院——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但也有大学将新闻学院与大众传播学院分开在不同的学院，如密苏里大学下设的新闻学院和传播系是各自独立的。在同一个学院里，有新闻传播分属不同系（如南加州大学）或者没有截然分立系的两种模式。英国城市大学时任新闻系主任罗德·艾伦教授坚持认为，新闻与传播的目标很不相同因此不应该设在同一个学院同一个系。美国的院长们对艾伦的观点纷纷表示反对，尽管美国也有两者“分”与“合”的不同模式。
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要理清楚新闻学院/系与传播学院/系要不要分开设立实际上很难而且意义不大。我们从这些深度访谈中归纳总结出我们认为更有意义的结论——新闻传播本科教育的三个重点层面：
一、人文素质教育
人文素质教育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目标，是大学所承担的为社会培养人任务的重要内容。新闻传播学院课程占1/3、院外人文科学课程占2/3早已成为美国国内公认的本科课程设置框架。乔·福特表示：“强调人文科学教育是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认证委员会的重要信念。我们相信应该强调人文科学教育，因此要限制学生所能选的新闻课程的数量。我们希望学生不要忽视本大学的其他学科以及在他们追求新闻专业教育的过程中本大学所能提供的其他条件。”规定学生选课结构是保证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有的学校也鼓励学生通过修双学位的方式加强人文科学的修养。
二、专业技能训练
以采写、编辑、制作、设计、策划等实务训练为核心的专业训练课程因为需要动手反复操作才能达到熟能生巧，占据学生的时间也最多。实务需要动手练习才能具体应用各种理念也早已成为新闻传播教育界的共识，因此，可以让学生动手操练的相关实验设备成为衡量学院实力的重要标尺。保证足够的设备并尽可能及时更新成为很多学院引以为荣的竞争力。密苏里新闻学院以自办商业报纸、电台、电视台为荣，而哥伦比亚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则更强调所处的媒介中心和国际大都市能为学生提供的实习平台，并认为社会大平台有助于学生了解真实的传媒世界和社会现状。
三、思想思维培养
人文素质教育和专业技能训练帮助本科学生毕业时找到第一份工作一般问题不大，本科教学的任务也算基本完成了。但当我们多次接触到“新闻传播教育的重心应该放在思维训练而不是技巧训练”这样的字眼时，我们更体会到思想培养和思维训练是本科学生除了表现出“动手能力强，上手快”的优势外，还能表现出“发展潜力和培养前途”优势的重要教育观念。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系主任史蒂夫·琼斯教授直接把帮助学生脱离入门层面的工作作为教育的目标：“大部分学校的传播学专业把帮助学生找到第一份入门的工作（entry—level job）作为教学的目标。我们的目标不同。我们相信，他们凭借在上学期间的工作和实习经验就能够得到这样的工作。我们的目标是教会他们一些东西，比如研究、批判性思维、管理，这些能够帮助他们尽快摆脱入门层面的工作，使他们能够从事薪酬更高更有吸引力更有趣的工作。从事入门水平的工作所得到的报酬甚至不能补偿他们在大学学习期间的花费。”
笔者非常认同强调思想培养和思维训练的教育观念，因为思维定势往往影响行为方式，而通过基本技术关的新闻传媒人最终较量的是思维和思想，同时，新闻/信息传播面临日益复杂的传播环境而新闻/信息传播本身也日渐复杂，仅仅具备基本的业务技能而不懂得更宏观的大传播，不懂得社会与传播的关系将难以胜任当今的新闻传播工作，更不用说在激烈的竞争中把握大势、审时度势从而战胜竞争对手。
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根据来阐述美国新闻传播教育方法对思维思想训练的重视，其中最重要的几种方法是：
1.课堂讨论。课堂讨论是具有悠久传统的教学模式，以课前充分准备为前提，以鼓励学生之间和师生之间充分的思想碰撞为教学目标，对学生的思维拓展和完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当学生构成具有充分的多样性时，这种训练的意义就更大。
2.重视传播理论的学习。这成为培养超越入门水平的更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重要途径。密苏里大学传播系比尔·贝诺特教授这样分析密苏里新闻学院保持传统魅力的秘诀：“密苏里新闻学院这么多年来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他们比以前更加注重理论研究方面的课程。其次，他们在全球新闻和网络新闻研究方面有很多前沿性课题。想要保持老牌学院的荣耀，就必须一直关注前沿理论的研究，做学科的带头人，并且敢于尝试新的研究领域。”而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迪恩·米尔斯教授在被问及注重实践的新闻学和注重理论的传播学是否应该分开设立时，他非常坚定地表示：“我认为这纯属胡言。在传播领域根本不可能设纯粹的理论专业方向……没有大众传播学知识和理论作为基础就不可能有高质量的新闻学专业。”需要指出的是，理论学习并不等同于理论研究，传播理论研究主要是教授和博士生的任务，而本科生和绝大部分硕士生主要是分享传播理论研究的成果并努力将其应用于新闻传播实践，使其新闻传播实践可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3.重视调查研究方法的学习。本科生要学习的研究方法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概论性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这有助于本科生作为研究成果消费者的时候能更正确和理性地辨别他们将来可能用于报道的研究成果的质量；另一部分是新闻记者所必备的调查研究方法。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沃尔特·克朗凯特新闻传播学院，所有本科生必选的四门专业核心课程是新闻写作、大众传播学概论、传媒研究方法、大众传播法律。加拿大的洛根院长介绍说：“我们学院有一门必修课叫新闻记者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s for Journalists）。这门课很重要，因为优秀记者和平庸记者的区别就在于优秀记者能够自己搜集资料，而不是被动接受官方和公关部提供的资料。这门课教学生如何通过图书馆、因特网、法院、政府部门和企业搜集资料以及怎样判断信息的可靠性。”这类课程适合于本科生教育和偏重实务的研究生教育。
4.重视国际思维的培养。国际思维、国际视野的培养在全球化的今天显得日益重要。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学生交流，同时走出国门亲身体验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并与各地同行交流，这成为很多新闻传播院校培养学生国际视野和国际思维的两条必要途径。很多院长介绍说，他们把招收国际学生作为重要工作，而同期保有几十名、几百名国际学生成为大多数学院的目标之一。霍华德大学约翰·约翰逊传播学院院长詹尼特·戴特教授说：“我们学校有来自118个国家的学生。就本科生、研究生、教师和普通工作人员方面来说，这个学校是全国最为国际化的学校。课堂上，我们的学生和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学生坐在一起谈话、交流。这样的交流对我们的学生了解别人是极其可贵的，也使我们的学生受益良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很多院长都像戴特教授一样在意识里把国际学生作为重要的教育资源加以利用，而没有因为国际学生的语言不如本国学生而将其边缘化最终导致其声音在教室里变得微弱甚至消失。
综上，培养记者编辑、广告公关等新闻与传播实务工作者仍然是新闻传播本科教育的核心目标，但当今的媒介生态和社会生态对实务工作者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毕业生在离开校园前做好更充分的准备，而各校为了让自己的学生在就业市场上更有竞争力也通过多种途径让学生准备得更充分。
硕士教育：两个目标与两个重点
硕士教育是本科教育的继续，是博士教育的准备，因此，硕士教育通常有实务导向和研究导向两个目标。这是国外对硕士教育的基本共识，对中国国内也不是新闻，但国外院校服务两个目标的清晰思路和保障措施是值得中国借鉴的。这个清晰思路就是让新生自主选择实务取向或研究取向，然后分别进入两个不同的课程体系学习，并最终分别以实务性作品和研究性论文毕业。这个教育思路需要的主要保障措施是研究和设置两个不同的课程体系和教学管理体系，给学生自主选择的权力。
北卡大学的赵心树教授认为：“新闻实践人才和新闻研究人才的知识结构要求很不一样。如果学生说将来想从事实务，课程体系就是围绕实务的，毕业时提交的就可以是实务作品而不是学术论文。如果学生想从事研究，课程体系就更偏重研究方法和基础理论，毕业时提交的就是学术论文。”这种两个目标两套体系的双轨制教育模式在学习时间相对比本科和博士阶段短得多的硕士教育阶段是非常有必要的。
依阿华大学的波伦鲍姆教授这样评价这种双轨制教育模式：“研究型硕士要做学术论文，而专业型硕士往往是那些来自新闻报道一线又想在毕业后回到一线的学生，我们不要求这些学生做学术论文，他们的毕业项目可以是长篇的新闻报道。……专业型硕士的作品往往以发表或者展览的形式向公众公开，而不是藏于图书馆的书架上。我很喜欢我们学院专业型硕士的培养模式，就是特别针对学生的情况进行个性化教学。”
除了上述两个导向的培养体系外，国外硕士教育的两大趋势值得关注：一个是更强调人才的复合性，另一个是更强调人才的专业性，也就是硕士教育重在培养复合型的专门人才。这种趋势突出表现在实务导向硕士项目里。在笔者看来，这两个趋势也是当今硕士培养的两个重点，是新闻传播教育培养更高层次人才的途径。
“复合”的重要内涵是知识结构和技能结构的横向拓展。为了保证异质知识结构，避免同质知识结构，一些学校在招生的时候就鼓励学生跨专业跨校报考研究生。赵心树教授阐释了北卡的招生主张：“因为硕士培养的目标很明确，学了新闻传播本科的学生，至少本校的学生一般不会再考本校或者本专业。我们不主张学生本科毕业后立即考硕士，不主张考本专业，更不主张在本校读本专业的硕士。”一般来说，国外院校主要招收两类学生攻读硕士学位：一类是有新闻传播从业经验但没有系统学习过新闻传播的学生；另一类是想今后从事新闻传播工作的非新闻专业的学生。这两类学生进校后集中精力学习系统的新闻传播相关知识并接受比本科复杂程度更高难度更大的实务强化训练。
在复合人才的培养模式方面，充分借助综合性院校的多学科优势进行跨学科联合培养是国外很多院校的做法。跨学科联合培养新闻传播人才通常仍然由新闻传播学院对学生进行教学管理，而要求学生到参与联合培养的学院选课。不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与本校相关学院合作，在2005年推出的四个专业方向（商业和经济新闻、科学和医学新闻、艺术和文化新闻、政治和国际事务新闻）则采取了将专业教授请进来有针对性地为新闻专业学生授课的新模式。该院副院长大卫·克拉特尔教授解释说：“如果让学生去其他的学院选修课程是有问题的，全世界都一样的问题。首先，他们不一定被允许修想学的课程，因为其他系首要考虑的是自己的学生，而不是我们的。其次，我们的学生不一定上过一些选该课前要求上的必修课程，例如，一个商学院的全职学生在上一门专业课之前已经修了很多别的课做铺垫，而我们的学生却没有的基础。因此，我们这个项目不是把自己的学生送出去，而是请进来一些教授。他们专门给我们的学生上课，即使课堂上只有6~7个学生。但是我们感到把教授带到我们自己的教室比把学生送出去更有效。我们将使用案例研究的方法来教授这些专业知识，这对新闻学院来说是过去不常见的。”这个新项目的学生将来做硕士论文时将有两名导师，一名来自于新闻学院教授新闻的老师，一名来自于他们所选修专业方向的老师。
这个项目的申请人需要在哥伦比亚大学或者相同档次的学院获得过新闻学硕士学位，或者取得了足够的专业成就，并且有相关记录可以证明。这种高起点的复合教育是为了新闻记者能够在某个专业领域作出更精深的报道，这是专业化的一种体现。
硕士教育专业化发展趋势的另一种表现是硕士专业方向比本科专业更细分了。例如，南加州大学安伦伯格传播学院传播系的硕士项目有五个方向，包括娱乐管理、市场传播、战略与公司传播管理、法律与政策以及信息与传播技术。在本科阶段完成基础教育，到硕士阶段专攻某个方向，这是硕士教育培养专门人才的模式。
博士教育：一个目标与两个重点
被称为“议程设置”理论之父的唐纳德·肖教授说：“所有的博士生都做理论研究，没有例外。”这是教育界对博士教育目标的共识。博士生毕业后主要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博士教育的两个培养重点就是：深厚的理论素养，丰富的研究实践与教学实践能力。因此，一名博士生往往需要5~6年时间才能毕业，博士学位也成为最难获得的学位。
高质量的教学与研究是学院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因此也成为学院的追求。南加州大学安伦伯格传播学院新闻系主任迈克·帕克斯教授介绍说：“美国的四年制大学中大约有420个新闻专业，大约125个专业已经获得新闻与大众传播认证委员会认证。在这125个中，90%的专业注重专业研究。”
从学生意愿看，有兴趣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数也在增加。时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沃尔特·克朗凯特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的乔·福特教授介绍说：“我们的硕士生教育致力于提供高级职业训练，主要面向有志从事新闻工作的人。不过，希望从事学术研究的学生数量日益增加，我们鼓励他们的选择。”一部分硕士生致力于学术研究，并在硕士毕业后申请攻读博士学位。密苏里新闻学院布莱恩·布鲁克斯副院长介绍说：“大约有75%的学生会选择做专业项目，因为他们不会去读博士学位，而是到新闻媒体工作，他们希望能更好地练习自己的技能，并把目标放在一些专业领域，如深度报道、科技新闻、健康新闻等方向。大约25%的学生会写论文，其中有些学生会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写论文对申请读博士学位来说是必须的。”选拔博士生也是三个学历层次中最严格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每年从大约100多名申请人中仅仅挑选出4~5名。
博士研究方向比本科和硕士都要宏观得多、理论得多。例如，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传播与信息科学学院提供三个博士研究方向：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信息科学（information studies）和文化、批判与修辞研究（cultural，critical and rhetorical studies）。该院院长卡尔佩柏·克拉克教授解释说：“这样设置研究方向代表了学院的主要学术方向——新闻与大众传播、图书馆与信息科学以及传播研究。”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博士生项目主要有五个专业方向：大众传播理论，历史、政治传播，法律和伦理，媒体和社会。正如北卡大学的理查德·科尔院长所言，硕士博士专业方向的设置主要是突出本院的强势。博士生仍然有不少必修课，其中最重要的课程是各种研究方法课，有的学院除了自己给学生开设研究方法课以外还要求学生到其他学院修研究方法、数据统计等课程。对博士生来说，修三四门研究方法课是很正常的事情。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博士生通常要读五年时间，修课不少于72学分，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答辩，才能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博士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应用所学的研究方法独立地或者与导师或其他教授一道做研究项目。他们通常“必须掌握问卷调查和内容分析这两种研究方法中的一种”（唐纳德·肖）。博士生的论文入选重要学术期刊或被重要学术会议录用也是学院学术水准的重要衡量标准，因此，各学院都非常鼓励学生向学术期刊或学术会议投稿，并提供不同程度的经费支持学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
关于博士生应该做的和可以少做的，赵心树教授认为：“博士阶段的研究就应该很专、很深、很细。我觉得北卡博士学习的三年期限有点短，延长到四年或五年更好，博士生可以做得更深更细一些。此外，北卡博士生的必修课太多太散，法律方面有必修课，历史学方面有必修课，量化方法有必修课。实际上，绝大多数人在毕业后的5~10年里只能用一种方法去做一方面的研究，在某个方面有所突破才能成为终身教授。否则，他不可能通过评审。然后，他如果有足够的勇气和毅力，才会跳出原有的研究去拓展新的领域，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如果我来设计博士生的课程，我就会减少一些必修课。”
唐纳德·肖教授则对博士生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我个人的建议，现在的很多年轻博士生，应该去业界工作获得一些实践经验，然后再回到理论研究，这样会比较容易出成果。”
两大保障体系之一：教育目标导向的师资结构和教师评价体系
师资力量无疑是教育机构最核心的资源，而资金是实现教育目标的重要保障。师资力量状况与对教育目标和实现途径的理解、用人制度、评价和晋升体系等诸多因素有关，而教育资金状况与教育经费制度、资金渠道、资金筹措环境、学院的各种努力等因素有关。因此，师资和资金问题实质上涉及两大保障体系。
教育目标导向的师资结构和教师评价体系是我们所调查的大部分学院采用的机制。
以理论研究为主的学院主要聘用的是获得博士学位、以科研见长的研究型教师。例如，密苏里大学传播系比尔·贝诺特教授介绍说：“传播系隶属于文理学院，有10名长期聘用的教师和3名客座教授。我们的教师都有博士学位，而且我们希望我们学院的教师都能做研究和发表论文。我不想说我们不关注实际或者我们不关心现实社会，但是我们学院的重点就是放在研究和理论方面，我们没有从业界聘请教授。”
以新闻传播实务为主的学院主要聘用的是具有丰富实务经验的业界人士。最典型的要算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全职教师只有20多人，但从各大新闻媒体聘请的兼职教授超过120人，许多主干课程也是由兼职教师担任。该院副院长克拉特尔教授说：“在这里教书，我们不需要博士文凭。我就没有。但我们坚持教师应该有高水平的专业经验。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教师能够非常努力地工作，花很多的时间同学生见面交流，阅读而且一行一行地修改他们的作品。除了博士项目的教师外，我们的老师都不需要有博士文凭。”
英国城市大学新闻系主任罗德·艾伦教授特别强调实务经验对于新闻教师的重要性：“实质性的、可量化的新闻实践经验是新闻教师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与学生沟通的能力。其他背景是锦上添花，不是必需的，比如学历，有更好，没有也不影响。我们学校不会因为没有学历限制教师的晋升。……总之，如果做新闻教师，30年的从业经历比一个博士学位有价值得多。”
实际上，像密苏里传播系和哥大新闻学院这样单一导向的新闻传播院系比较少，大部分院系都兼有实务操作和理论研究，因此这些学院的教师也通常由来自业界和来自学术圈的两部分人组成。唐纳德·肖教授这样介绍北卡大学的教师构成：“我们有理论课，也有实践课，我们的师资也由两类人构成——一类是擅长研究、有博士教育背景的，他们主要讲授理论课程，比如传媒历史、法律、理论与研究方法等，不一定涉及具体的操作实务；另一类教师来自业界，占到教师总数的40%，他们具有很丰富的报纸、出版、和广播电视方面的实际经验，他们主要担任写作、编辑等操作课程的教学。第一类教师每周需要上两次课，但科研的要求高一些。第二类教师需要每周上三次课，但科研的任务要少一些。”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体、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萨莉·费德曼教授说：“我们为我们那些大受欢迎、声望很高的实践类课程感到骄傲。针对这些课程，我们需要一些来自相关行业的顶级从业者，他们必须和当前的实践业务保持联系，并且继续在一定程度上介入实践部门的工作。我们同样为我们的理论课程、博士项目和学术声望感到骄傲，所以我们同样需要从事研究的教员。但是，很难找到同时具备研究能力和行业经验的人才，所以，我们同时招聘两种人才。”
对两类教师实行不同的评估标准也是很多学院的做法。一般来说，学院鼓励来自业界的教师继续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或其他实际工作，并认可甚至要求他们多发表创造性作品。哥大的克拉特尔副院长说：“学院对教授没有研究方面的要求，但有很严格的发表作品方面的要求。我们希望他们能定期出书，但是，不是关于理论的书，也不是教科书，而是关于新闻的书籍，深度的、非虚构的、需要作者本人进行大量报道的书籍。同时，在一些媒体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上经常发表作品。这就是我们代替研究让老师从事的事情。”
依阿华大学的朱迪·波伦鲍姆教授介绍说：“每个教师一般要求上两门课，必须出一些成果，这些成果既可以是研究性文章，也可以是非研究性的新闻报道或相关书籍。学校评价的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如果教师不做任何研究也不写新闻报道，他必须要多上一门课。依阿华大学并不一味强调学术，也非常重视创造性成果和实务性成果（Creative and Professional work）。例如，依阿华大学设立了全美第一个‘创造性写作文学硕士’之学位（Master of Fine Arts in Creative Writing）。用以获得这个学位的毕业作品就是创造性的作品，如小说、诗歌，而不是论文。‘创造性写作’课程的教授必须用他的创造性作品如诗歌、小说参与业绩评估，而不是学术论文。在依阿华大学，教艺术的老师要用艺术作品展说话，教舞蹈的老师要用他实际的表演说话。根据不同科目特点设置对教师的不同要求是依阿华大学沿袭了很长时间的传统。其他大学也有类似的做法，但没有依阿华大学的历史悠久。因此，对我们新闻传播学院来说，向学校提出聘请一个资深职业记者而不是有博士学位的研究者并不困难。学校允许并鼓励职业记者继续做他的新闻报道，而不要求他写研究性文章。”
尽管都采取实务与研究不同导向的双轨制业绩评估体系，但在给两类教师的最终待遇上不同学院还是有差别。
在密苏里新闻学院，没有获得博士学位和发表研究成果的实务教师就不能被评为终身教授。布鲁克斯副院长介绍说：“我们有两种教师，传统的学术型的有博士学位的教师，他们教授很多概念性的、研究型的课程。我们也聘请有丰富新闻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士担任教师。我们的81名教师中这两种大概是对半分的。专业实践教师是教授一些技能课的，例如报纸采访、报纸编辑、广播采访、杂志编辑等，他们教授学生在工作中需要的技能。我们努力建立一种不同的轨道，使得专业实践教师也可以得到提拔并增加工资，感到在这里工作很愉快。不同之处是，他们不会有终身教职，不会像其他教师一样享受免于被解雇的保护。这是唯一的区别，因为从内部来说，我们对待他们是完全相同的，都被称为教授或副教授。”
北卡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则为两类教师都创建了终身制轨道。院长理查德·科尔教授说：“我们学院有两个终身制轨道，这是我从许多年以前就开始致力构建的，是我很自豪的一个制度。我们的模式已被全美许多其他学校效仿。我们有传统的学术终身制，同时有职业终身制。两个制度都有成文的具体规范。两个终身制的一个关键是，对于学院，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主次之分，没有一二等之别。两个轨道上的教授们互相尊敬，士气很高。”
不过，不止一位院长表示两类不同背景的教师实际上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和思维模式，要他们真正的相互理解、相互尊敬并精诚合作仍然是一大挑战。南加州大学安伦伯格传播学院院长杰弗里·考恩教授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这两个系有着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在传播系，得到终身教授的人或绝大多数申请终身教授的人都有博士学位，也许为数很少的人有工程或法律方面的高学历，但几乎都是博士毕业。他们在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他们在学术环境中长大。新闻系更多是基于职业成就。拿新闻系主任迈克·帕克斯和传播系主任拉里·格罗斯来说。拉里·格罗斯35年前获得了博士学位，在宾大度过了35年，出版过很多有影响力的图书和文章，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学者。迈克·帕克斯并没有博士学位，但是他很聪明，他是一名世界有名的新闻工作者。迈克·帕克斯一直对学术感兴趣，但是他从来没有教过书，也许从来没有在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如何评价这两人的成就？如何让迈克·帕克斯尊敬拉里·格罗斯，拉里·格罗斯尊敬迈克·帕克斯？我认为这种转变正在发生。这是一个挑战，会一直是一种挑战。但是你一旦能够突破那种挑战，也许你就能创造一些新的东西。”
是否根据教学目标的需要实行双轨制用人制度与评价体系也与不同国家的教育传统有关。基于我们的调查，我们注意到，美国和英国的大学在用人制度上相对比加拿大和韩国更灵活。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唐娜·洛根教授认为过多强调教师的学位是一种错误。她说：“UBC是一所研究型大学，对教师资格最重要的要求是博士学位。即使是以职业培训为主的学院，学校也力图使其增强学术氛围。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错误。为什么学术课程一定要归为纯学术（purely academic）或纯专业（purely professional）两类，还有第三条道路——半专业半学术。这第三条道路目前在学术界还没有得到认可，但我相信它会成为第三类。”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荣誉教授康贤斗博士介绍说：“韩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学和美式教学很相似，但本科教学就大相径庭。韩式教学的实践训练比较薄弱。主要因为：第一，传统韩式教学比较偏重理论；第二，学院即使加强实践训练也不见得会为学生就业带来多少便利；第三，学校也缺乏有丰富从业经验的专家，因为想成为韩国的大学教授就必须拥有博士头衔，而有博士头衔的人很难有时间去从事长期的媒体实践。因而大多数学校在这方面只能依赖媒体人士的客座讲座。但还是有一些变化。韩国的主要新媒体和广播公司了解职业新闻教育的重要性，因此他们更偏向于雇用接受过实践熏陶的学生，而不是单纯的人类和社会科学学生。因此，学生们也渴求实践技能和在工作中会用得上的知识。许多新闻院校都急于寻找具有丰富媒体实践经验的人，但这些人大多没有博士头衔。没有博士头衔但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媒体人是否能得到学界的尊敬还是一个问题。”
两大保障体系之二：多渠道资金来源
新闻传播学科的绝大部分实务性专业都需要实验设备，因此，这个大学科在很多方面具有理工科的性质。有关传媒与社会的大量研究必须通过问卷调查、专家访谈等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资金的研究方法才能实现。“天下文章一大抄”的闭门造车的研究方法从来都被国外学界所鄙夷，而原创性、亲眼观察亲口提问的一手信息的研究被视为真正的研究。鼓励师生做研究，参与学术会议，到海外学习都需要资金做后盾。资金状况也会影响到学院吸引优秀教学与研究人才的能力。资金充足是学科发展的发动机，而资金匮乏即是学科发展的瓶颈。这是国内外的共识。一个国家雄厚的经济实力会惠及作为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教育界，而经济滑坡、社会不稳定也会秧及教育界。
“9·11”的后遗症对美国教育界的最大影响就是政府的教育预算减少而资金渠道受到部分基金会实力下滑的影响也在萎缩。各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们强烈感到资金方面的压力和拓展资金渠道的迫切性。北卡大学的理查德·科尔院长说：“钱在如今也是个大问题，因为州立大学的预算一直在被削减、削减、再削减。这样，您就不得不另辟蹊径找钱，从私人那儿找钱。”密执根州立大学的查尔斯·萨门院长表示：“近年来，州政府减少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这要求各院系更为自力更生，从而形成了新的压力。因此，对于公立大学的大多数管理者来说，以各种资助形式出现的外来研究经费以及各种赞助形式的捐款就变得尤为重要。”丹佛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传播学院院长沃斯教授说：“全职院长最大的任务就是募集足够多的资金。无论院长是谁，都得出去筹钱，否则系主任的预算就会比现在少多了。”密苏里新闻学院迪恩·米尔斯院长认为：“像美国所有公立大学一样，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在政府资助日益减少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为保证高质量的教育而筹款。”
对美国很多大学来说，院长亲自出马筹措资金并不是新鲜事，但现在院长们在这方面投入的工作量大为增加，为学院找资金成为很多院长的第一要务，有的院长感到自己的管理观念和工作重心都在发生转移——从学术管理转向资金募集。南加州大学安伦伯格传播学院考恩教授这样描述自己的日常工作：“一般来说，我通常早上5、6点开始工作，有时工作到晚上11点。作为院长，我的很多工作与募集资金有关。我和一些潜在的捐款人或大学现有的捐款人一起度过很多白天或晚上。”
霍华德大学约翰·约翰逊传播学院院长詹尼特·戴特教授从时代华纳、微软和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等机构筹集到了大笔资金和赞助。她回忆说：“我开始担任院长的时候，我以为我只需要在课程设置、组织学生以及课程管理运作方面领导全体教职员工，而所有这些都属于学术方面的工作。但是，一旦真正深入到这个职位角色的时候，我感到了一种转变。我所在的大学为了维持学校的运转开始把注意力集中于筹措资金方面。所以对于我来说，挑战来自于转变观念，即想办法做学校现在要求我做的事情。我发现我很喜欢筹措资金，因为我觉得我们给予合作伙伴的也不少。我们把这视为双赢的局面，我们的合作伙伴给予学校资金援助，而我们培养了能胜任并做好工作的学生。这是互利互惠的。”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传播学院院长道格拉斯·安德逊教授强调与各种基金会建立良好关系，培养感情对学院发展很重要。他说：“我们已经与那些和新闻与大众传播专业合作的主要的基金会发展了良好的关系：约翰和詹姆斯·奈特基金会（The John S.and James L.Knight Foundation）、自由论坛基金会（the Freedom Forum Foundation）、威廉·鲁道夫·赫斯特基金会（The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Foundation）、詹姆斯·考克斯基金会（The James M.Cox Foundation）、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the Robert Wood Johnson Foundation）。我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克朗凯特学院任职期间，我们从各种基金组织吸引了大量拨款，我现在在宾州州立大学也这么做。大多数基金组织对新闻与大众传播项目的资助重点在新闻传播职业取向的活动上以及学生奖学金。与基金会的行政人员以及委员会在可能的最大范围内建立良好关系也是很重要的。这方面需要持续地关注。好的提案当然是最关键的，但长时间慢慢培养起来的‘感情’也非常重要。”
大钱办大事，小钱办小事。当获得巨额资金的时候，院长们就琢磨做个标志性工程。例如，密苏里新闻学院在2004年左右得到唐纳德·雷诺兹（Donald W.Reynolds）基金会的捐助，数额高达3100万美元，学院就用这笔钱创建了旨在增进世界新闻传播实务界以及学术界交流与学习的唐纳德·雷诺兹新闻研究院（Donald W.Reynolds Journalism Institute），并为之修建了一座大楼。该机构的成立意味着密苏里新闻学院将在与100多个国家已有的合作基础上以更大手笔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米尔斯院长表示成立这个机构是出于战略考虑：“雷诺兹新闻研究院的成立象征着我们的新战略——超越新闻教育与研究本身，拓展与公众和新闻工作者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提升新闻实践水平。”
院长们介绍的捐助个案显示，资助者与受资助者兴趣点的重合是获得资助的重要因素。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向宾夕法尼亚大学安伦伯格传播学院资助了一个在癌症传播研究方面的优秀中心。这个中心意在用最有效的传播方法，为所有需要癌症信息的人最大程度地扩大信息的接触和使用。这个中心的任务是研究围绕着癌症的复杂的公共信息环境以及该环境是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的。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传播学院院长道格拉斯·安德逊教授介绍说：“多数研究中心需要通过外来的基金以及偶尔的馈赠来自筹资金。比如，我们的体育新闻中心，就是从对该领域有兴趣的私人捐赠人那里得到运作基金的。我们打算再增加一个亚瑟·佩吉中心（The Arthur Page Center），它将成为收藏佩吉的作品、大事记以及与今日公关领袖、公关公司有关的磁带和DVD的基地。亚瑟·佩吉是第一个在公共关系的职位上当上大型公司的官员和主管的人（1920年代在AT&T）。我们已经从一位希望佩吉的遗产通过系统的研究得以保存的人那里得到了一个六位数字的捐赠。”
2002年9月19日，南加州大学安伦伯格传播学院庆祝来自安伦伯格家族1亿美元的礼物时，在巧克力棒上印上了安伦伯格大使亲自题写的文字：“为所有人服务是我们学院不变的宗旨。”该院院长杰弗里·考恩教授说，这就是学院的办学方向。以安伦伯格命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安伦伯格传播学院也留下了这个家族服务新闻传播事业的痕迹。实际上，冠名成为很多捐助者服务公益事业的重要记录方式，也是受资助机构给予资助者荣誉性回报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