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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以通信和计算机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革命把整个世界前所未有地联系在一起，软件和网络平台使社会结构逐步“扁平化”[1]，麦克卢汉所言的“地球村”已经成为现实，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奇·贝克预见的“风险社会”[2]的来临。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局势愈发动荡不安。2001年“9·11”事件使人们重新“发现”了美国学者亨廷顿。他在《文明的冲突》中指出，根源于文化和宗教差异的国际冲突会日益增多，世界秩序的重建将举步维艰。西方普世价值观的破灭，让一些对全球化曾持有乐观主义态度的学者的研究开始转向，国际危机和冲突成为各国政府和研究者关注的热点。
清晰而明确的概念是理论探讨和学术研究的起点。本书第一章首先对危机事件及其研究历史做了简要的梳理，在综合借鉴各种学术观点的基础上，把危机事件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宏观政治性与经济性危机等五种不同的类型。
第二章在探讨危机传播研究及其理论范式的基础上，界定了国际危机传播的基本内涵。基于传播学理论和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两个视角，作者从“信息本身就是国际危机事件的传播”和“地区性危机事件的国际化传播”两个层面来定义和理解国际危机传播。
在国际资本流动和世界范围内社会分工的影响下，国与国之间利益掣肘、矛盾交错，冲突不断。传染病的全球流行、国际金融风暴、美韩黄海军演、南海争端和中美贸易摩擦等危机的当事方就是两个或多个国家。跨国企业的活动和传播技术的发展，则使地区性的危机随时可能转化为一场国际危机。2009年“7·5”事件的国际传播更是提醒我们，中国经济虽早已融入世界，但国际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差异和文化冲突仍未消弭，把中国问题国际化、把中国某些内部问题国际化传播，仍是某些国际势力阻碍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手段。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进入危机高发期。据统计，2006年各地爆发的群体性事件就已经超过了9万起。[3]在快速城市化和社会转型时期，利益阶层的形成、分化与竞争给社会带来了诸多不安定因素。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过后，国际危机正逐步呈现出扩大化和常态化的趋势。应对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影响范围广的国际危机成为政府工作日程的重要部分。
第三章在阐明了危机传播的国际化趋势之后，论述了国际危机传播研究的深远意义。国际危机事关国家利益和主权，处理不好还会影响民族形象，制约国家软实力的发展。当然，危机也并非总是坏事，祸福相依是一条古老的哲理，打破事物发展常态的危机往往是推动事物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国际危机传播中，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变“危险”为“契机”，是危机传播研究的重点。
在明确了概念与研究意义后，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对国际危机传播的主体进行了探讨。第四章是有关传媒组织及其生产机制的讨论。在国际危机传播中，传媒组织的外延广泛，既包括传统的大众传媒和新兴的网络传媒，也包括政府部门、跨国企业、非政府组织与社会团体等多个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可以统称为机构（institution）。机构的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决定其组织形式和生产机制。其中，新闻专业主义对传媒组织能动性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另外，机构的传播活动有时也会产生“媒介化危机”。本章通过案例分析，重点研究了国际危机的传媒生产观念、生产过程以及生产机制中的“危机再生产”问题。
随着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日益密切，传媒的社会功能发生了演变。第五章在介绍经典功能理论的同时，指出了传统的“三功能说”、“四功能说”或“五功能说”等已经难以涵盖新的情况，过去某些重要的功能在弱化，新的功能在凸显，如传媒的外交功能、构建国家软实力功能等已成为全球化时代国际传播中的传媒新功能，在国际危机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六章的观点是，大众传媒是国际危机的信息传播者、舆论建构者和问题解决者，有时传媒本身还是一些危机的始作俑者。毫无疑问，对危机传播主体——大众传媒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探讨国际危机传播中的媒介角色、价值判断及其报道策略。在国际危机传播中，传媒兼具信息供应商与社会公器的双重身份。角色决定立场和价值选择，价值选择影响方法与策略。因此大众传媒既要尊重信息传播规律，又要保护文化主权，维护国家利益。如何在二者之间平衡，主要取决于传媒的报道策略。认清危机的性质和传媒的报道空间，分阶段、分层次展开报道，才能在国际危机传播中准确传达事实信息，深入探究危机的因果关系。
国际危机传播中，文本意义的建构能力直接取决于信息的生产组织——媒介及其生产机制，文本意义的建构方法则来源于修辞学和阐释学等理论。价值判断是大众传媒制定国际危机传播策略的依据；对文本的修辞（rhetoric）则是传媒建构意义的具体手段。第七章重点探讨了国际危机传播中的修辞维度与运作实务。起源于古希腊城邦时代演说与辩论技巧的修辞学，其实早已被运用在大众传播方法中。修辞可以看做是对文本框架结构的处理，选择和凸显是两种最基本的方法。文字、语言和视听元素都是修辞的主要对象。运用修辞时要考虑语境和文化，真实性、目的性和全局性是三项基本原则。在国际危机传播中，要根据传播对象的不同确定不同的修辞原则，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修辞的实务运作。综合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可以在传递信息的同时表明传播者的态度和立场，从而实现意义的建构。
传播者把经过修辞的文本传递给受众，并不意味着受众会做出既定意义的解读。意义传递涉及作者的意义解释和读者的意义理解两个阶段。因此，第八章借用阐释学理论，探讨了国际危机传播中作者、文本和读者的意义图式。从阐释学角度出发，国际危机传播中的文本在报道层面具有客观性，在阐释层面具有互文性，在叙事层面具有主体性。文本报道层面的客观性毋庸讳言。文本在叙事层面的主体性，表明了传播者在进行内容生产时对文本拥有的权力。文本在阐释层面的互文性，可以和框架（frame）理论结合起来理解。框架理论认为，语言的意义和文化内涵存在于认知框架内，语言形式只是激活框架的符号。对任何一个概念的理解必然会激发一整套相关经验概念，包括它的隐含意义和社会文化意义。[4]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修辞的维度来理解框架理论。[5]国际危机传播中，准确的报道和适当的阐释可以把信息和意义共同传递给受众；不准确的报道与过度阐释则会引发次生危机。在已有大多数危机研究中，报道或不报道、怎么报道成为研究的重点，而过度阐释引发次生危机的情况却被忽略了。
传媒的生产机制、社会功能和传播策略一方面由其性质决定，另一方面也受公共政策环境影响。第九章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对国际危机传播进行了剖析。公共政策是社会的基础性政策，它具有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利益调节等多方面的功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制定公共政策的指导原则。当前国内的很多公共政策已经处于非合理或非良性状态，[6]这是一些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危机爆发的制度根源。在国际危机传播中，由于公共政策引起的社会问题会优先进入政府的工作议程，从而加快对公共政策的改革与完善。
文化和宗教既影响传媒的传播策略，又对受众的信息接受和理解发挥作用，还是国际危机传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环境。第十章对国际危机传播中的文化和宗教作用进行了全面的解析。英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在研究了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过程后指出：对同一文本，不同文化和情境下的受众会作出主导性（dominant code or strategy）、协商性（negotiated strategy）与对抗性（oppositional code）的不同解读。[7]文化和宗教，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潜移默化地影响大众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是塑造我们价值观的主要力量。在国际危机传播中，要充分考虑不同文化与宗教背景下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习俗的不同，因地制宜地制定传播策略，尤其要重视符号在不同文化体系下的认知差异。
本书的宗旨就是在定义和理解国际危机传播的基础上，研究国际危机传播现象，总结危机传播规律，为政府、企业制定传播政策、实施传播策略和解决国际危机提供参考。
[1]〔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
[2]〔英〕芭芭拉·亚当、乌尔里希·贝克等：《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学理论的关键议题》，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
[3]吴尚：《群体性事件：对执法智慧的最大考验》，《现代世界警察》2009年第8期。
[4]姚琴：《框架理论与等值翻译——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翻译》，《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5期。
[5]Jim A.Kuypers，“Framing Analysis from a Rhetorical Perspective”，P.D.Angelo and J.A.Kuypers，eds.，Doing News Framing Analysis，Routledge，2010.
[6]陈潭：《公共政策变迁的理论命题及其阐释》，《中国软科学》2004年第12期。
[7]Hall，Stuart.1974.“The Television Discourse—Encoding and Decoding”，Ann Gray and Jim McGuigan，ed.Studies in Culture：An Introductory Reader，London：Arnold，1997，pp.2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