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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走出去”的光辉历程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指出，梦之于人，是与生俱来、相伴终身的现象。受到全世界一代又一代读者喜爱的《红楼梦》，也许正是从文学的角度，不断诠释着弗洛伊德的理论。尽管旧版《红楼梦》电视剧已经淡出广大观众的视野，但随着新版《红楼梦》电视剧的开始热播，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中国国内家喻户晓、被奉为文学瑰宝的《红楼梦》，在国外到底知名度有多高、影响力有多大，一批文学爱好者就这一问题在一些国家进行了实地调查，比较清晰地梳理出了《红楼梦》“走出去”的历史脉络。
18世纪就向外“走”
《源氏物语》被誉为日本的《红楼梦》，而《红楼梦》“走出去”到达的第一个国家就是日本。在两百多年前，具体地说是1793年的11月—12月，有一艘名为“寅贰”号的货船驶出浙江乍浦，来到日本长崎，日方验货时发现船上有中国的《红楼梦》，共9部18套，这是《红楼梦》走出国门的最早记录。
此后《红楼梦》在日本受到极大的关注，一度成为学生学习汉语的必备教材。近代诗人黄遵宪1878年曾记录了日本学者与他谈论《红楼梦》的感受，他在《笔话》一书中指出：“《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者。恨邦人不通中语，不能尽其妙也。”
1916年日本出现了《红楼梦》前三十九回译本——岸春风楼翻译的《新译红楼梦》。1951年日本著名红学家松枝茂夫翻译的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出版，成为第一个日文全译本，此后，有伊藤漱平教授和日本翻译家饭冢朗的不同译本相继出版。
日本在国外红学研究中一直占有领先地位。到现在为止，日本仍有一批《红楼梦》爱好者，通过博客等交流对《红楼梦》的理解和参观大观园的感受等，如平山孝的个人主页“《红楼梦》的杂谈部屋”等。2003年韩国电视剧《冬季恋歌》在日本播放，当年在日本的收视率高达20.6%，有的人看了之后，认为剧中的主人公因交通事故失去以前的记忆等情节设置与《红楼梦》的木石前盟有异曲同工之妙。
“红”遍全世界
当全世界都在关注《红楼梦》的时候，《红楼梦》最先出现的译文是1799年的朝鲜语译文，而欧洲大陆最早的译文是德语译文。
1932年，《红楼梦》的首个德语译本便已诞生，译者是德国最多产的翻译家弗朗茨·库恩。库恩的译本不仅让《红楼梦》在德国的知名度迅速攀升，也拉开了西方人翻译《红楼梦》的序幕。另有七种语言的《红楼梦》译本是基于库恩译本翻译完成的，该译本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不过，库恩译本是缩译，大约只翻译了原著的三分之一。由史华慈和吴漠汀合译的《红楼梦》（又名《石头记》）是首个德语全译本，该书在2009年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一经推出，便引起了很大关注。
吴漠汀教授告诉采访者，《红楼梦》是德国最知名的中国小说。德国人对中国文学的了解或许并不多，但几乎人人都听说过唐诗宋词。而提起中国小说，首先想到的大概就是《红楼梦》了。据吴漠汀介绍，在库恩译本出版后的50年里，该书在德国不断再版，大约总共售出了17.6万册（套）。
从最初的摘译、节译到全译，全球已经出现几十种《红楼梦》译本。可以说，时至今日，《红楼梦》已与全世界的读者结了缘。
《红楼梦》似“中国梦”？
英国大英图书馆中国部主管弗朗西斯·伍德和书籍打了一辈子交道，提起《红楼梦》来，这位睿智的女士还是很兴奋：“我当然看过了，很有趣的一本书，它帮我了解了中国。”作为一名中国研究者，伍德把《红楼梦》当成一本百科全书来读。她告诉采访者，“通过《红楼梦》，我知道了中国古代的家族生活是什么样的，尤其是那些贵族的生活是多么纸醉金迷，家族成员间又有那么多的钩心斗角。”
美国亚马逊网站上对《红楼梦》的简介称它是中国文学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在此网站上查询中国人所著图书排名就可以发现，《红楼梦》的销售排名非常靠前，仅次于《孙子兵法》等为数不多的几本书。而且《红楼梦》在亚洲历史题材的小说中销售排名位居第9位。众多读者在网站上对这本书进行了评价。有人写道：“这是一本西方应该更多了解的中国古典小说。”“这是有史以来最让人愉快、最让人满足的‘大部头’之一。”“喜欢维多利亚时代或者俄罗斯小说等经典小说的读者在阅读《红楼梦》时将会获得长时间的享受。”
外国人“补天”
有意思的是，《红楼梦》在海外还被搬上舞台，由当地艺术家来表演，颇有一番意味。1957年，《红楼梦》被改编成戏剧，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里播放。这部改编的戏剧取名为“补天”。作曲家克劳斯雷为了显示出东方音乐的特点，在为它配音乐时采用了中国的五音阶，并且使它在表演时可以听到中国的木制管乐器和打击乐器的声音。
《红楼梦》与朝鲜人民有着深厚的渊源。早在1961年，朝鲜已故国家主席金日成在访问中国时观看了越剧《红楼梦》，当年秋天，上海越剧团又带着越剧《红楼梦》访问了朝鲜。20世纪60年代，朝鲜曾以民俗戏剧“唱剧”的形式改编并演出《红楼梦》，从而使朝鲜民众非常熟悉《红楼梦》的故事和人物。时隔将近50年后，《红楼梦》于2009年再次被搬上朝鲜的舞台，这次则是被改编为歌剧。剧本、歌词和歌曲基本上使用的是“唱剧”《红楼梦》的版本。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指定由朝鲜著名的血海歌剧团担负这次重排任务。2010年，这出高水平的朝鲜版歌剧《红楼梦》在中国进行了巡回演出。
此外，中国摄制的1987版《红楼梦》电视连续剧也在德国的几家电视台播出过。1990年6月，这一版《红楼梦》被改编为26集、每集30分钟，在德国电视一台首次播出，随后，德国黑森州电视台和北德电视台也陆续播出了该版本的《红楼梦》。时隔12年后，一位60多岁的德国观众在电视剧评论网站上写道：“我看过几集当时播放的《红楼梦》，非常好看。我还读过这部书。可惜，直到今天这部电视剧也没有德语配音或字幕。不过，当时电视剧中的德语旁白评论还是非常精彩的。这部剧还会重播吗？这是我的一个愿望。”
继续深入“走出去”
虽然拥有众多爱好者，但《红楼梦》在海外还谈不上家喻户晓，在文化相近的日本和韩国远没有《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知名度高。究其原因是因为《红楼梦》不是靠情节取胜，而是靠语言的魅力，经过翻译之后，失去原汁原味，逊色不少，特别是其中诗词的韵味更难体现。比如日文翻译的《葬花吟》，几乎成了大白话，读起来味同嚼蜡。另外，《红楼梦》复杂的人物关系更是让日本人眼花缭乱。大多数日本人都只是听说过《红楼梦》的名字，从没看过小说。
《红楼梦》对于大多数韩国人来说，可以套用中国的一句俗语：“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但他们大多是在中学的《世界文学史》课本上得悉这一作品的名字，知道它作为中国“四大小说”的一部分、在中国文学史上举足轻重，但对于《红楼梦》中的登场人物和故事情节，则不太了解，读过《红楼梦》译本的更是凤毛麟角。
《红楼梦》是最受英国读者欢迎的中国小说，每年在英国可以卖几千册，但比起“哈利·波特”系列丛书8位数的销量，《红楼梦》寥寥几千册的数字在阅读市场上并不起眼。客观地说，现在《红楼梦》在英国的读者群依然很小，读者多是对中国文化有特殊情感和机缘的特定人群，尚未完全被英国普通读者接受和喜爱。但是同样可以看到，这本书在英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大，正在由精英阅读走向大众阅读。比如2009年英国《每日电讯报》列出的英国人一生应该读的100本图书中，《红楼梦》就赫然在列。
（梅三友编译）
《水浒传》风风火火“走出去”
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从成书的那一天起，注定就不“安分守己”。《水浒传》一边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闹九州，一边觉得“九州”太小，抓住机会，该出“国”时就出“国”，风风火火闹“地球”。
近来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新水浒传》，再次掀起一股热潮。作为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长篇章回小说。几百年来，围绕《水浒传》的“走出去”，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很多知名或无名的翻译工作者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也留下了不少趣闻轶事。有关专家指出，这完全可以另外写一本《〈水浒传〉“走出去”的故事》了。
先“闹”亚洲
《水浒传》诞生于600年前的元末明初时期，作为一部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据记载，由于《水浒传》揭示的主题是“官逼民反”，汉文化造诣很深的乾隆皇帝出于维护统治秩序的需要，曾下旨严禁《水浒传》的满文译本。然而，奉旨万里西迁守卫新疆的锡伯族勇士们，却在牛车中装着汉文本的《水浒传》。他们在茫茫草原戈壁的新家园里，将《水浒传》翻译为满文的手抄本。在清代，《水浒传》还多次被蒙古族文人翻译成蒙文，以手抄本和说唱文的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蒙古族文人在翻译时，按照本民族的理解和喜好，对原著中的人物性格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动。例如，鲁智深的形象在蒙文译本中就很像一位蒙古好汉。青海藏区的说唱艺人，几百年来也一直在用藏文说唱《水浒传》。
由于东亚国家与中国文化相近，《水浒传》首先在这里得到广泛传播。17世纪初，《水浒传》就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最早对《水浒传》进行翻译的是日本江户时代著名学者冈岛冠山（1675—1728），但他生前只刊出十回。直到1759年，他的百回全译本《通俗忠义水浒传》才正式刊行，成为《水浒传》的第一部外文全译本。江户中后期，随着日本商业经济的发展，《水浒传》特别受到日本庶民阶层的欢迎，据说当时日本百姓争相以水浒人物的绰号自称，如“九纹龙”、“豹子头”、“花和尚”等。此后，截至20世纪80年代，《水浒传》各种版本的日文译本和编译本约有20种之多，并出版了多套适合青少年阅读的连环漫画。
1960年，越南河内出版了名为《水浒演义》的越南文译本。译者罗辰在序言中盛赞《水浒传》“歌颂了正直人的自强自力……它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也是亚洲人民的骄傲”。同年，曼谷出版了泰国美术家、作家披军·通内编译的《水浒传》，编译本取名《宋江》。韩国在1956年和1972年也出版了两个译本。
再“闹”欧洲
对于国内少数民族和汉文化圈的国家来说，理解《水浒传》不难，但欧洲人翻译《水浒传》时却要跨过明显的文化鸿沟。
1850年，法国汉学家巴赞在巴黎《亚洲杂志》上刊出《水浒传摘译》，内容为鲁智深和武松的故事。这是最早在西方刊物上发表的《水浒传》片段译文，据说曾引起欧洲轰动。1933年，巴黎德拉格洛夫书局出版了徐仲年编译的《中国诗文选》一书，收有他翻译的两节摘译本，分别为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和武松打虎的故事。但早期在欧洲影响较大的却是德译本《水浒传》。意大利等国的译本，都转译自德译本。
第一个将《水浒传》摘译成德文的是德国汉学家鲁德尔斯贝尔格。他的两篇译文收入1924年德国出版的《小说》一书，摘译的都是《水浒传》中有关婚外出轨的片段。一篇题作《圣洁的寺院》，讲述的是潘巧云不忠于丈夫杨雄的故事；一篇题作《卖炊饼武大的不忠实妇人的故事》，讲武松与潘金莲的故事。1927年，柏林出版了第一个西方文字的七十回全译本，取名《强盗与士兵》。1934年，一百二十回译本《水浒传》出版，名为《梁山泊的强盗》。有趣的是，德文《水浒传》译名可能还受到了冷战影响，1955年，东德出版的版本则名为《鲁达加入起义军的故事》。
尽管法国最早翻译了《水浒传》，但直到1978年，第一部法文全译本《水浒传》才宣告出版。该版本是法国汉学家雅克·达尔斯花费10年时间完成的，译文严肃认真，附有多幅17世纪中国画，深受读者欢迎。该译著的出版被法国文学界视为该年度法国最重大的文学事件，雅克·达尔斯因此荣获法兰西文学大奖。1978年后该书多次再版，1997年的版本有将近2000页，其中注释就占了全书的近10%，乍一看就是一本大部头学术著作。
雅克·达尔斯充分为本国读者着想，把“八仙”、“没遮拦”这些在中国读者看来不用解释的地方，不仅做了注释，还以小传的形式详细介绍。更妙的是他对原著中“藏头诗”的处理，比如梁山军师吴用为了拉卢俊义入伙，在其家中题写了藏头反诗“卢俊义反”。译者先把全诗翻译为法文，然后把“卢俊义”三个字的中文发音用法文词汇镶嵌到诗中每一句的开头，让法国读者直观地体验中国诗歌中的“藏头”之妙。不过，这部法文译本在一些名词的处理上也采取了直译，例如将“天子”译为“天之子”，而不是“皇帝”，将“天师”译为“天之师”，而不是“道教法师”等。
“赛本”和“沙本”最“闹”
作为最通用的国际语言，英文《水浒传》也有很多版本，其中最著名的当数1933年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作品。赛珍珠在中国生活，曾以描写中国的小说《大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耗时5年，翻译完成了七十回本的《水浒传》。
就书名而言，赛珍珠尝试过《侠盗》、《义侠》等，她认为如果将《水浒传》直译，即“水的边缘”，英美读者肯定不知所云。直到出版前不久，她突然想到《论语》中的名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于是定名为“All Men Are Brothers”（人人皆兄弟）。赛珍珠选择的这一译名，与欧洲基督教思想暗合，能够引起欧美读者共鸣。不过，鲁迅曾批评这一译名不符合原意，说“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另外，赛珍珠在翻译原著内容时采用了大量直译，有时甚至望文生义，比如将“花和尚”译为“花牧师”，将“母夜叉”译为“夜间的怪物”，将“江湖好汉”译作“河流和湖泊中的好人”。
赛珍珠认为，这样更有利于英美读者理解中国人的表达习惯和文化背景。她在译序中写道：“（我）并不试图从学术上做什么探讨，不在解释和引经据典上过多下工夫。在翻译这部小说时，我根本没有任何学术上的兴趣，只是因为它非常出色地讲述了美妙的民间传说，令人赏心悦目。我尽量以艺术的手笔把它翻译出来。”
对于赛珍珠的译本，中国学者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从赛珍珠是否准确理解了《水浒传》中的古白话，到是否牵扯到“后殖民话语”等学术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赛珍珠的译本是最受西方人欢迎和认可的一个，也是影响力最大的一个。
还有一个英译本《水浒传》值得一提，那就是1980年出版的《水泊好汉》（Outlaws of the Marsh），译者沙博理是一位加入中国国籍的美国人，他受中国政府委托翻译这本名著，这本译著也被认为是最忠于原著的英译本。
（王燕编译）
《赵氏孤儿》“走出去”
随着《赵氏孤儿》被重新拍成电影，国内外有关《赵氏孤儿》的话题再次被炒热——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历史中，《赵氏孤儿》应是捷足先登者之一。“孤身一人”的《赵氏孤儿》，似曾让希腊悲剧为之“感动”，也使意大利歌剧为之“咏叹”，甚至还引得莎士比亚戏剧为之“侧目”。
1755年8月20日，在法国巴黎法兰西剧院，一场名为《中国孤儿》的戏剧正式公演，剧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启蒙主义大师伏尔泰。令人惊奇的是，这部改编自中国古典悲剧《赵氏孤儿》的剧目接连16场座无虚席，随后连续上演190多场，可谓盛况空前。
作为深受西方人欢迎的中国戏剧，《赵氏孤儿》曾在欧洲引起怎样的轰动呢？作为中国戏剧文学出版“走出去”的“前辈”，《赵氏孤儿》在世界出版史上占有怎样的地位呢？
老马识“货”
从今天往回看，在17世纪到18世纪的欧洲，曾出现过一股“中国热”。在这股热潮中，中国的物质文明、政治制度乃至文化艺术都引起欧洲人由衷的赞叹，中国的戏剧故事也由此进入他们的视野。
1698年，一个名叫马若瑟的传教士受法国国王委托，来到中国。在华期间，马若瑟对中国戏剧产生了浓厚兴趣。1725年，马若瑟意外结识了法国权威的汉学家、皇家文学院院士傅尔蒙，此后便把自己大量的研究成果寄给对方。为了让欧洲学者了解中国古代经典的价值，马若瑟还从上百种元代戏剧中挑选出《赵氏孤儿》进行翻译。他之所以选中《赵氏孤儿》，是因为该剧无论是主题还是情节，都非常符合当时法国文学界对悲剧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剧中人物高贵的英雄气概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尤其适合表达耶稣会的神学观点。
1731年底，马若瑟完成翻译工作后，委托一艘欧洲货船将其寄出。几个月后，送信人先将包裹交给了同为耶稣会传教士的杜赫德，后者当时正在编辑《中国通志》。杜赫德看到这部译文后，如获至宝。不知何故，当杜赫德按照马若瑟的吩咐将译文转交给傅尔蒙后，这位学者竟将其束之高阁。
1734年2月，巴黎一家名为《水星》的杂志率先发表了几节译成法文的《赵氏孤儿》。次年，杜赫德编辑的《中国通志》出版，其中就有《赵氏孤儿》的法文全译本。遗憾的是，由于对中国戏剧艺术和诗词缺乏研究，加之担心欧洲读者难以理解剧中的唱词，马若瑟在翻译时将占全剧一半篇幅的诗歌唱段全部删去，仅以“他唱”二字代替。尽管如此，《赵氏孤儿》一经发表，很快引起欧洲戏剧界的关注。据说英国有两位出版家在看到《中国通志》后，立即花重金雇译员进行抢译。
伏尔泰热捧
《赵氏孤儿》传入欧洲以后，众多批评家和剧作家将该剧视为东方文化的精华，纷纷着手对其改编。1741年，英国剧作家威廉·哈切特改编完成了英文版《中国孤儿》，不过由于作者在剧中对英国时政进行了强烈抨击，因而未能正式公演。1748年，意大利剧作家梅达斯塔苏以法文版《赵氏孤儿》为蓝本创作了歌剧《中国英雄》，该剧于1752年在维也纳皇宫正式演出并大获成功。
1753年，法国大文豪伏尔泰偶然间在《法兰西信使报》上看到《赵氏孤儿》的简介，稍后读到了马若瑟的译本。起初，伏尔泰对该译本并无太高评价，认为其不能跟法国名剧相提并论，甚至戏称只有“海峡那边”（指英国）和“比利牛斯山脉以外”（指西班牙）的人才会欣赏。不过，在得知《赵氏孤儿》是中国14世纪的作品后，他意识到这是一部具有历史性及感染力的好剧。伏尔泰评论说：“《赵氏孤儿》是了解中国精神的里程碑式作品，是过去和将来任何一部有关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的游记都无法比拟的。”
1755年，伏尔泰以马若瑟的译本为蓝本，创作出了《中国孤儿》。剧本最初只有三幕，后来在朋友的建议下扩充为五幕，并特地在剧本上题写了“根据孔子的教导编成的五幕剧”字样。有意思的是，《中国孤儿》里还别具匠心地添加了一段成吉思汗和一位汉族姑娘的爱情故事。
《中国孤儿》先是在伏尔泰位于日内瓦附近的寓所中排演，但由于演员水平拙劣，观众反应平淡。据说当时在场观看的孟德斯鸠居然当场打起了瞌睡，生气的伏尔泰向他扔去帽子说：“他还以为是在法庭呢！”后来，经过一番精心准备，《中国孤儿》于1755年8月正式公演，结果大获成功，在法兰西剧院连续演出16场，场场爆满。得知这一消息后，连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也邀请该剧组前往宫廷演出。之后，在社会各界的强烈要求下，该剧竟连续上演了190多场。一时间，整个欧洲的社会名流云集巴黎，争相一睹《中国孤儿》的风采。
关于《中国孤儿》当时在法国引起轰动的盛况，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一番话可谓最形象的描述。或许是与伏尔泰不和的缘故，卢梭在1755年9月讽刺道：“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的傻瓜，剧场里挤得满满的，咖啡间里回响着他们的警句，塞纳河畔的书摊上放满了人们的小册子，人们对《中国孤儿》是一片欢迎之词。可我却要说几句批评的话，这样一个蹩脚的作家，很容易就能看到其中的缺陷，也几乎感觉不到其中的美。”
红遍欧美
虽然英国剧作家威廉·哈切特1741年就创作了英文版《中国孤儿》，但其影响相当有限。相比之下，另一位剧作家墨菲改编的版本更为英国民众所熟知。
1756年4月，墨菲在读了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后，觉得它与自己的期望还有差距。于是，他给伏尔泰写了一封公开信，表示不赞成剧中的恋爱故事。为了使该剧更适合英国国情，墨菲决定对其重新改编。经过两年努力，几经修改，他最终完成了《中国孤儿》的改编本。1759年4月，该剧在伦敦德鲁瑞兰剧院上演，同样大获成功，场场爆满。据说，当时为了增强演出效果，剧院还特别制作了名贵的中国布景和服装，结果舞台上的中国色彩令观众目不暇接。
由于当时正值英法战争，为了迎合国内的政治潮流与民众心理，墨菲在剧中特别突出了民族矛盾，他本人也由此红极一时，被尊为爱国主义大师。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墨菲的《中国孤儿》久演不衰，甚至横渡大西洋，在北美的费城、纽约等地上演，以至于到了18世纪末期，许多人以为墨菲就是《中国孤儿》的原创者。
无独有偶，《赵氏孤儿》在德国也引起了关注。1774年，一位德国作家匿名发表了据《赵氏孤儿》改编的《中国人或公正的命运》，意在展现古老中国的特点和习俗。1781年，大诗人歌德着手将《赵氏孤儿》改编成悲剧《哀兰伯诺》，但因为种种原因只写了两幕。
可以说，在整个18世纪，西方对《赵氏孤儿》的兴趣从未减退，前后共出版了7种主要译本和5种改编本。《赵氏孤儿》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为中国戏剧文学出版与世界戏剧文学出版的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金点子编译）
诸多因素制约中国图书迈大步“走出去”
相比较而言，一般外国人对中国图书还是陌生感多于熟悉感，对于这种状态，中国人不能总是用“有眼不识泰山”来解释。合乎情理的办法，应当是寻找原因，借鉴成功案例，逐步解决阻碍中国图书出版“走出去”的诸多问题。
例如，在欧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年瑞典男人，没有出版过任何小说，死后却成为不折不扣的超级畅销书作家，他就是斯蒂格·拉森。其唯一留世的“千禧年”三部曲（《龙文身的女孩》、《玩火的女孩》和《直捣蜂窝的女孩》）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全球热销4400万册，甚至超过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拉森现象”打破了全球畅销书由美国和英国独霸的格局。《纽约时报》甚至说道：“查尔斯·狄更斯之后，除了‘哈利·波特’，美国人从来没有这样期待某一本书的引进。”
2010年，“千禧年”三部曲有了简体中文版。九久读书人董事长黄育海对采访者说：“对中国读者而言，拉森是很陌生的作家，但《龙文身的女孩》首印的5万册很快就卖光了。在内地书市，这个数量算是很畅销的了。”近年来，欧美畅销书每每在中国书市创造销售奇迹，然而令人尴尬的是，全球畅销书榜上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图书的身影，即便是被业界认为目前最成功的国际营销案例《狼图腾》，海外销量也比较惨淡。企鹅出版社（集团）中国总经理周海伦坦言，“中国小说在国际书市上是出了名的难卖。”人们不禁要问，中国何时才能诞生一本全球风行的作品？
故事
熟悉外国图书的中国读者大有人在。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严锋自言是欧美畅销书发烧友，他是第一个在中国国内推荐《达·芬奇密码》的作家。他对采访者说：“欧美畅销书是通俗文学，表现为非常浓郁的亲民性，作家个人是讲故事的高手。丹·布朗的小说把惊心动魄的情节和谋杀、侦探、解谜、悬疑、追捕等常规畅销要素融合在一起，为大众讲了一个非常好看的故事。拉森同样是讲故事的大师。‘千禧年’三部曲其实是一套犯罪小说，悬疑、惊悚、推理等题材向来就是畅销书的首选。中国畅销书作家的稀缺，说明了中国文学与世界差距最大之处不在纯文学，而在通俗文学上。”
九久读书人董事长黄育海告诉采访者：“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以纯文学自居，失去了对故事的尊重，失去了对读者的尊重。无论是拉森、丹·布朗还是J.K·罗琳，都说自己就是写通俗小说的，而我们的作家往往把身段端得太高太重，他们觉得通俗文学上不了高雅之堂，总是说我是做纯文学的，是为人类灵魂负责，而不是为读者写作。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好故事和善讲故事的大师，像《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都是故事性非常强的小说，民国时期张恨水编的故事也很漂亮，20世纪50年代也还有一批尊重故事的作家。但这个传统没有延续下来，很多当代作家更注重个人感受，而不愿意去讲一个好看的故事，不愿意去写一本读者喜欢的小说，甚至不愿意做一名畅销书作家。”
在中国国内图书界，畅销书往往与庸俗、浅薄、商业化等价值判断画上等号，被归于不入流的行列中。事实上，好的畅销书并不意味着文化贫瘠，也不缺乏深刻性。严锋说：“《达·芬奇密码》让我们反思基督教对女性的压抑问题，他对达·芬奇名画所作的一系列新的阐释都带给我们新的思考。不过总的来说，美国的畅销书基本是一种好莱坞式的标准化写作，即英雄+美女+浪漫梦想，人物刻画平淡，社会的复杂性被过滤掉了。读完人们记得的只是故事情节而不是人物性格。‘千禧年’三部曲是非主流的畅销书，充满了黑暗、暴力和性变态，揭露了一个警察腐败、暴徒横行、政府行政能力低下的瑞典，完全不会给你带来甜蜜的阅读体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拉森更像是知识分子在小说中进行着‘我控诉’，让通俗小说承担了文学的批判和思考的职能。”
翻译
上海韬奋西文书局是一家专门销售外文图书的书店，记者以读者身份逛了一圈，发现了一些中国作家的英译本、法译本和德译本图书。总经理陈卫业对记者说：“老外对中国原创小说很感兴趣，但中国的优秀作品在向海外进军的过程中，翻译一直是一道难关。”
从《红楼梦》、《西游记》再到《狼图腾》，企鹅出版社先后把许多中国图书推广到了海外。据企鹅出版社中国总经理周海伦介绍，英国还没有一部真正的中译本畅销小说，目前最受欢迎的依然是英文版《红楼梦》，每年可以卖几千册。在她看来，翻译质量是中国图书能否在海外市场畅销的保证。全球最权威的三大畅销书排名是由《纽约时报》周末版书评、《出版人周刊》和美国书商协会发布的，欧美以外的图书也经常上榜，而中国图书很难出现在上面。
过去像巴金、鲁迅本身就是外语行家，既能翻译自己的作品，还能把国外的作家、作品介绍给读者，而现在这样的当代作家太少了。周海伦不无遗憾地表示，中国顶尖的作家都不会说英文。在英国，像文学主题庆典这样的宣传良机，也更青睐英语流利的作家。而《狼图腾》作者姜戎（吕嘉民）既不会英语，也不喜欢外出宣传。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作家与业已成功进入主流英美文学圈的印度作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营销
陈卫业告诉采访者：“欧美畅销书在中国热销与其成熟的营销手段是分不开的，那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制造着影响力。比如‘哈利·波特’和《达·芬奇密码》，都是由专业的代理公司整体运作，在中国首先是电影火热上映营造声势，同名图书的热卖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美国书商最常做的一件事是对普通读者进行调查和分析，比如其价值取向、阅读偏好和收入情况等等，为出版社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持，减少发行的风险。而在中国，畅销书这个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版产业化之后才出现的，畅销书出版还不成体系，也没有规范，哪本书一旦畅销，后面就会出一堆跟风书。同时，在中国，更多的是靠作家自身的知名度和热门题材的吸引力，图书的营销手段还处于“手工作坊”阶段。
（未名湖编译）
中国漫画出版“走出去”纵横谈
在第37届法国昂古莱姆国际漫画节上，来自中国的漫画《包拯传奇》创造了图书销售奇迹——4天售出630本，而这一数字在历届展会上都没有出现过。法国《昂古莱姆报》甚至用《中国漫画的觉醒》作为标题，介绍这部漫画的创作缘起和产生过程。《法国消息报》则称《昂古莱姆2010，漫画“在别处”》，认为2010年昂古莱姆国际漫画节最引人入胜的就是那些来自异国他乡的参展作品，比如来自东方中国的《包拯传奇》。《世界报》、《费加罗报》等法国主流媒体，也用很大篇幅介绍了这部漫画的产生过程。那么，中国漫画真的觉醒了吗？其“走出去”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在中国漫画国际化的道路上，能否一帆风顺？
中国出口漫画多以传统文化为素材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传承源远流长，在漫长的文化积淀中，珍藏了许多宝贵的民间文化遗产，它们一直通过不同的方式，为艺术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因此，中国出口漫画也多以传统文化为题材。
“儒家构建和谐社会的智慧、道家崇尚自然与自由的智慧、兵家提倡不战而胜的智慧……”这些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概括性写照，也都体现在广泛出口海外的中国台湾蔡志忠系列漫画作品中。蔡志忠被称为亚洲最成功、最受欢迎的漫画作家之一，他的部分作品甚至被日本公立学校作为教材在使用。以中英文双语形式设计的蔡志忠漫画，本身就是为出口国际市场而量身打造的，其包括10个品种：《老子说》（1、2）、《庄子说》（1、2）、《孔子说》、《孟子说》、《孙子说》、《六祖坛经》、《论语》、《禅说》。其发行范围涵盖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同时，新加坡大众书局的海外100家连锁店、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在全球销售网络及十几家现代书店海外连锁店还携手将蔡志忠漫画广泛销售到了大洋洲、北美洲和欧洲。可以说，蔡志忠把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灿烂文化漫画化之后又进一步英语化，不仅为中国人和海外华人学习英语提供了一件极好的工具，而且还将成为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思维方式和聪明智慧的重要桥梁。
与之相似的例子还有版权出口到日本等地的原创漫画《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由时代出版传媒旗下的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漫画创作水准，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发现了这套书的海外市场潜力，积极策划版权输出，大力推动项目进展，利用自身的渠道优势，与日本独家窗口单位金桥公司密切合作、共同努力，精心选择日方合作对象，最终确定了日本最大的教育出版社之一——学习研究社为日方出版单位，成功地将中国原创漫画《三国演义》版权输出日本，并为漫画后期的市场运作和推广奠定了良好基础。而如开篇所提及的《包拯传奇》也是如此。《包拯传奇》由法国仙女出版社与北京天视全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策划、出版，该系列漫画用中国传统的连环漫画创作技巧进行创作，以体现“包青天”故事的中国特色。
此外，将传统演艺形态与动漫等表现方式相嫁接，不仅使传统演出艺术获得了更为广泛的传播渠道，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的消费喜好。例如由福丰达公司创作的《逗你玩——马氏相声专辑》以别具特色的津味文化为其“走出去”创造了很好的基础。《逗你玩——马氏相声专辑》目前已经登陆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手机电视和全球最大的海外华语数字电视台。随着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持续升温，以新兴媒介为载体的演艺产业也将获得更大的发展。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吸引力，中国传统题材漫画还吸引了海外战略投资者的目光，不仅让中国漫画“走出去”的步伐迈得更远，而且也让中国传统文化以崭新的形式走向世界。
中国漫画输出地发展中国家占较大比重
就目前中国出口漫画的结构特点来看，出口覆盖的国家和地区进一步扩大，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的百余个国家和地区都成为我国动漫产品的输出地，而中东国家、非洲大陆正逐渐成为我国动漫出口的主要输出地。形成这一特征的原因除了中国漫画国际竞争力不足之外，欧美国家以版权保护为由对中国制造的行业壁垒也非常严重。在强势文化产业竞争力地区，我国的动漫产品和服务进入的门槛比较高，而对弱势文化产业竞争力地区而言，我国动漫引入价格相对低廉，产品与服务形态相对丰富，则在中东、非洲以及东南亚的华语文化圈获得了市场。此外，一些民营动漫企业如湖南山猫卡通、宁波水木动画设计、江通动画等逐渐成为中国动漫文化产品出口的重要力量。
在文化产品的生产上，有许多优秀的动画音像制品出口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苏州汉文动画公司的《灵觉小和尚》远销新加坡及东南亚国家；南京卡秀公司的《开心艺苑》已与泰国中文电视台签订播出合同；江苏电视台生产的《哈皮父子》与中东地区国家草签了购片协议；黑龙江新洋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探索地球村》在中东地区电视台播出，覆盖埃及、科威特、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等26个国家；湖南宏梦卡通制作的《虹猫蓝兔七侠传》进入泰国、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三辰卡通集团的《蓝猫淘气三千问》系列节目，已分别输出到中东、东南亚等36个国家和地区；郑州小樱桃卡通公司的漫画形象广销东南亚地区。此外，在漫画衍生产品环节，深圳华强文化科技集团提出将动漫、电影、游戏、文化产业衍生品等与文化主题公园实施捆绑的发展战略，其麾下的“方特欢乐世界”主题公园吸引了意大利、韩国、乌克兰、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印度等国的投资商。
中国漫画衍生产品出口已覆盖全球市场
承接外包服务是许多国家进入世界动画市场最初的入口和起点。譬如20世纪50年代，日本在动画产品的国际贸易分工中，主要是进口美国的动画产品和为美国进行外包加工。而到了70年代，日本又将劳动密集型的中期制作转移到劳动力更加便宜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并向上述国家和地区出口动画整片，而韩国则延续了日本动画贸易的形式。20世纪70年代韩国动画为美国和日本等国家进行加工服务，此后这一产业也发生转移，开始瞄准劳动力更加密集、人力资源成本更加廉价的发展中国家。
因此，漫画衍生品的加工生产是我国许多动漫企业的起点。中国漫画衍生产品以较低的成本在全球市场上获得了广泛的市场份额。当今天行走在东京、纽约抑或首尔的街头，随处可见动漫形象和动漫消费的盛行，也随处可以见到“中国制造”的动漫衍生产品，如那些栩栩如生的毛绒玩具，做工精致的电子玩偶或者印有令人再熟悉不过的卡通形象的文具、服装。可以说，在产业链下游环节的动漫产品生产中，中国动漫已经在海外市场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其外向加工依存度过高的全“订单”式生产模式，也使其难免受到外部环境和产业需求的制约。
因此，中国的文化产业中仍存在着与传统制造业类似的“纽扣现象”——由于缺乏有影响力的原创作品和自主品牌，只能为外国做贴牌加工，出口类似纽扣的文化“零件”或者“素材”，导致产品附加值低，企业收益率低。不过，在订单加工之外，中国动漫出口的形式也在开始寻求提升文化附加值之路。奥飞动漫公司以玩具起家，通过引进版权确立自有玩具品牌，完成原始积累，进而向产业链上游进军，制作原创动漫影视片，并购卡通电视台，再以动漫影视片拉动玩具销售，同时开发相关衍生品，获得卡通形象授权收入。奥飞动漫为了推广“悠悠球”这一儿童玩具，创意设计了具有自主著作权的动漫作品《火力少年王I》，该作品以悠悠球作为主要道具，讲述一群孩子组成不同的团队，比赛玩悠悠球的技巧的故事。在2007年，《火力少年王II》紧接着播出。同期奥飞又举办了“悠悠球高手巡回表演”、明星见面会以及“亚洲悠悠球高手邀请赛”。《火力少年王》系列影片还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印度、韩国和菲律宾等国家播出，并取得较高的收视率，推动了相关产品在海外的销售。在创作《火力少年王》之前，悠悠球的毛利率为24%；在《火力少年王》播出后，系列产品毛利率提高到50%。由此也可看到动漫衍生产品的文化附加值之高。
中国漫画出口的政策支持力度将加大
中国《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提出，“积极拓展国际文化市场，扩大文化的服务和贸易进出口。要进一步完善促进文化产品进出口和文化服务出口的资金补助、出口奖励、税收减免等政策，鼓励中国的文化企业在境外兴办实体，推动海外文化阵地的本土化。”随着文化产业的生产、消费和流通成为注意力经济时代重要的商业支点之一，文化产品的国际贸易额也在不断攀升，宏观调控政策的指向性为中国漫画“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事实上，从1980年到1998年，文化商品的年度贸易额从953.4亿美元增长到3879.27亿美元，增长幅度大于3倍，在此背景下，“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及其内涵被进一步强化，并变成一种国家行为。在支持动漫产品和服务的国际贸易方面，中国《关于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在建立健全动漫产业海外服务支撑体系方面，支持我国动漫企业开拓海外市场，适当补助动漫产品出口译制经费；通过“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渠道，积极鼓励和支持优秀国产动漫作品和产品到海外参展；通过中国进出口银行为动漫企业出口动漫产品提供出口信贷支持；积极利用国家出口信用保险促进动漫产品海外市场营销。同时，《关于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还强调了对动漫企业的扶持政策，指出企业出口动漫产品享受国家统一规定的出口退（免）税政策；企业出口动漫版权可适当予以奖励；对动漫企业在境外提供劳务获得的境外收入不征营业税，境外已缴纳的所得税款可按规定予以抵扣。
这一系列政策有效地推动了中国动漫面向海外的经营，然而，从全球文化产业市场格局来看，动漫流通的贸易正逐步走向纵深，各种形式的版权贸易已经成为国家间竞争的筹码，在这一严峻的竞争格局下，动漫贸易的未来还需考虑“增强作品在全球市场适应能力的同时，在创作作品之初即应当由相应的全球化市场策略，为作品的推广宣传及海外市场上映创作条件。”而随着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在未来政策的着力点方面，支持本土漫画走出去的相关政策也会更加完善，并且更具针对性。
中国漫画“走出去”将更加注重版权合作
以跨国间企业的版权合作为主要形式，中国漫画在国际化的道路上不断进行尝试和探索。例如，2010年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签下3D动画电影《麋鹿王》全球（北美地区除外）图书版权，并迅速推出了同名动漫图书；央视辉煌动画公司与日本多美公司签署《三国演义》版权贸易协议；大连火狐动漫公司与日本动画工房签订《大话孔子》联合制作协议；类似的例子还有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湖南天闻动漫有限公司与日本角川集团的合作等。这些出版社或公司均以版权贸易为主体，通过形象授权开发，以漫画图书出版为契入点展开更加务实的版权合作。
除了出版产品的授权开发之外，取得形象代理权进行衍生产品的生产也是中国动漫企业的重要生存路径。例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早在2002年就与日本OAKS株式会社等企业联合组建了上海世纪华创文化形象管理有限公司，新公司全权总代理《迪迦奥特曼》等著名动漫品牌，目前已授权开发的玩具、文具、服装、食品饮料等衍生产品共2000余种。从严格意义上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所进行的版权尝试，并不属于中国漫画“走出去”的范畴，但是其方式和路径却为“走出去”提供了基本思路，即本土企业通过自主漫画形象的开发，将原创漫画形象以“授权”的方式进行出口，从而取得自主知识产权，以动漫产业“核心层”的内容生产为主体进行全球化传播。当然，这对于今天的中国漫画而言，仍旧任重道远，它也进一步呼唤业界涌现出更多具有广泛而持久的品牌影响力的漫画形象。
中国漫画“走出去”将进入数字化协同创新的时代
与2008年相比，2009年日本书籍的销售额下降至9138亿日元（约合720亿元人民币），降幅为4.2%；杂志的销售额则下降至1.1272万亿日元（约合890亿元人民币），降幅为3.9%。二者相加达到2.41万亿日元（约合1610亿元人民币）。在过去的五年时间内，减少了差不多15%。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唯一的亮点是电子图书——仅2009年的销量就达到了2.65万部，销售额突破500亿日元（约合40亿元人民币）。三年时间增长了5倍，这其中的大部分来自手机漫画的下载。由此可见，手机漫画等新媒体渠道的传播，将成为未来漫画发展的生力军，也是中国漫画走出去瞄准的重要目标。
在手机漫画的自主开发上，中国方正国际软件有限公司率先进行了“走出去”的尝试。方正国际成功与日本大型书店丸善达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将互相提供专业书和漫画等各种电子书内容。方正国际软件有限公司宣布正式进军手机漫画领域，联合漫友文化、湖北联通共同推出手机动漫网站“漫逸”（www.fiscity.cn）。通过“漫逸”平台和联通3G手机，用户能便捷地阅读到高品质、内容丰富的国内外漫画。“漫逸”软件不仅在人性化、兼容性和防盗版等方面更加专业，其最大的竞争力在于对漫画内容的整合。方正的初步成功主要得益于对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掌控。作为方正集团IT事业群的核心企业，方正国际研发的手机漫画客户端“漫逸”软件，可支持多种手机平台，并且根据漫画情节会产生振动、放大等特殊渲染效果，为手机移动终端用户提供以“漫画+客户端阅读器+DRM”为核心应用，基于Windows Mobile、Android、Symbian、Kjava等操作系统的客户端漫画下载业务。
与方正国际相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其商业模式和发展趋向都进一步表明，中国漫画企业开始更加注重版权的价值应用，而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和数字出版产业的迅速成长，中国漫画也更加侧重于在新兴业态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内容创意。在“科技”与“创意”的双轮驱动下，中国动漫“走出去”的步伐一定会越来越快，精品力作也一定会精彩纷呈。
（齐骥撰写）
中国漫画走向日本
日本动漫产业的基本框架是：漫画原创作品→漫画杂志→漫画图书→动画→游戏→玩具→主题公园→出口海外。中国发展动漫产业，理应也是在走这样的路子。中国漫画现在不仅在国内红火，而且也陆续走向国外。
2011年2月26日，日本发行的青年漫画杂志《月刊！SPIRITS》（创刊号），刊登了一位中国漫画家的历史幻想题材作品，该作品的名称为《麒麟儿》（KILLIN—GI），作者是在《多啦A梦》、《龙珠》等日本漫画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年青一代。这意味着如日中天的日本漫画也迎来了“逆进口”。早已成为世界性语言的“MANGA”（漫画）如今不仅是读者，连作者也开始走向国际化。
这位中国漫画家的笔名是L.DART，25岁，现居上海。他从小就热衷于日本漫画，上大学后开始自己创作。读者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他在中国漫画杂志《龙漫少年星期天》上发表的连载作品的受欢迎程度，甚至超过了该杂志翻译刊登的日本人气漫画《名侦探柯南》。
这引起了日本出版社小学馆的高度关注。小学馆驻上海的工作人员向总部编辑部选送了“10名最有希望的中国漫画家”名单，其中L.DART得到了发表作品的机会。编辑早川贵士通过电子邮件向其指导日本漫画的技巧，整个制作过程耗时1年多。
早川贵士坦言：“他对日本漫画的理解，深刻得令人吃惊。相比有中国特色的作者，我们更想将深谙日式‘法则’的中国漫画家介绍给日本读者。未来我们还想继续从中国年轻人中发掘新的人才。”
此次刊登的作品是约60页的单幅漫画。故事以三国英雄孙策为主人公，作品融入了幻想要素。L.DART在接受采访时笑着表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机遇。如果在中国创作三国题材的作品的话，首先会被要求遵循史实，但在日本则可以自由畅想。希望日本读者能够喜欢这部作品。”
熟悉日本动漫和游戏等日本亚文化的明治大学副教授森川嘉一郎称，“日本人在影视剧方面会看很多国外的作品，但在漫画方面非常偏重国内作者的作品。引进海外人才不仅有助于交流，也有望为日本漫画注入新的活力。”
（万肇一编译）
喜看牛津韦氏词典又更新
先是春华，后是秋实。岁岁年年，今朝又是。每年秋季，《牛津简明英文词典》都会公布一份单词表，其中的单词将添加进下一版词典中。
2011年是《牛津简明英文词典》出版100周年，这使得其年度更新词汇比平常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为了庆祝百年，它迎接了400个新词成员加入词典。简单列举几例：
男性比基尼（Mankini）：男性一件式泳装。
牛仔材质的打底裤（Jeggings）：女性有弹力的紧身裤，样式类似牛仔裤。
不愿接受真相的人（Denialist）：因为感到不快或有意识地忽略，不接受真相的人。
呜（Woot）：表达兴奋、极大的兴趣或胜利。
日常使用更多的是最近出现在手机短信和社会媒体中的、比较简洁的单词和缩略语：LOL（大声笑），FYI（供您参考），OMG（表示惊讶）。
数十年来，新词成为某种反映英语世界的关注焦点及趋势的年表。比如说，20世纪50年代增加了诸如“抗生素”和“克隆”等词。60年代，增加了“体内酒精测试器”、“宇航员”和“超市”。1976年出版的第6版词典收入了“接通”等短语。
令人惊讶的是，直到1982年才增加了“比萨”，到1990年才增加了“烤干酪辣味玉米片”。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加入了“风力发电厂”和“重复性劳损”。2001年加入了“肉毒杆菌”，2006年加入“民事伴侣关系”和“核选项”，2008年加入“电子书阅读器”和“次贷”。
与此同时，韦氏出版公司宣布在其2011年版的《韦氏大学词典》中增加了150个新词，例如“众包”、“兄弟情”、“美洲豹”等。
“众包”指“从一大群在网上提供信息的人那里获得信息的做法”，“兄弟情”指“男人间亲密但非同性恋的友谊关系”，“美洲豹”的新意思则是追求比自己年轻的男性的中年女性。
韦氏词典编辑彼得·索科洛夫斯基说：“从突发事件‘阿拉伯之春’到让国会议员安东尼·韦纳下台的丑闻，微博一直是其中的一个关键词。”
“如今，我们感觉这些词语的意思已经足够稳定，可以将其添加进词典中。”
体育迷们如今可以查找到专业词汇了，比如“越野骑跑两项”等。该词指，由三部分组成的长途比赛，竞赛者跑步、骑车然后再跑步。
最新版的字典将反映正在改变的亲子关系。“直升机父母”指过度干涉孩子生活的父母，而“归巢族”则指回去和父母同住的孩子，尤其因为财力原因。
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来让“顶拳”手势非常出名，尽管他可能对做出这种手势的场合没有太多感觉，但如今他可以在韦氏词典中找到官方解释。
一个单词如何能进入销售得最好的美国字典——韦氏词典中呢？据韦氏出版公司说：“答案很简单：使用。”
韦氏出版公司网站说，编辑们每日用数小时来搜集人们使用得最多的单词，以及人们在图书、报纸、杂志及电子刊物中是如何使用它们的。
（雪莲编译）
一本字典连着你我他
众所周知，在中国，每当新版《新华字典》问世，人们都会奔走相告。因为《新华字典》与每一个中国人息息相关。中国的《新华字典》自1953年出版以来，一直不断修订，至今累计发行4.5亿多册。2011年7月份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和商务印书馆经过7年多的努力，完成了第11版的修订和出版工作。《新华字典》第11版增加了一些新的字音，如“拜拜”的“拜”，原来只有bai一个读音，这次增加了bai的读音；还增加了近年来出现的新义项，如“晒”，增加了“展示”这个新义项，多指在网络上公开透露（自己的信息），如“晒工资”。若想了解国外字典的编纂如何保证规范性、严谨性和时代性，请看以下的介绍——
法国：“罗伯特”与“拉鲁斯”较劲
法国字典市场上，主角永远只有两个：罗伯特和拉鲁斯。第一个推出现代意义上的法语字典的，是百科全书派学者皮埃尔·拉鲁斯。在拉鲁斯看来，字典就是百科全书，百科全书就是字典。1863年，《19世纪法国通用大字典》（后被俗称为“大拉鲁斯”）面世。这套字典共15册，每册200页，彩色印刷，被雨果誉为“法兰西文化的经典”。这种新式字典开辟了现代法语字典的一大流派：“百科全书派”，特点是图文并茂，不但解释词义、词源，更像百科全书一样介绍背景知识。
然而，“大拉鲁斯”实在太大了：大8开，全部胶印，4000张以上的彩照，一本分册就有好几公斤重，12册加起来几乎相当于一个小孩的体重。1905年，另一部划时代的字典——《小拉鲁斯彩图字典》面世。这种字典等于是“小拉鲁斯”的篇幅、“大拉鲁斯”的形式。历经再版，这部“小拉鲁斯”至今仍是法国两大主流常用字典之一。
战后，罗伯特字典横空出世。罗伯特字典的创始人保罗·罗伯特深感拉鲁斯字典“百科全书式”的不便：有时只查一下这个字词的本意、引申义，而不需要知道诸多的背景、掌故，但拉鲁斯字典却一概罗列。不但如此，“大拉鲁斯”一旦某一册遗失或被人随手借阅，整套字典也就形同废物。
1951年，罗伯特的第一本字典《法语语言字典》面世，但反应平平。1953年，改进后的字典面世，这套新字典由于删除了百科全书式的内容和彩图，全书只有一册，比“大拉鲁斯”轻便得多，很快引起市场轰动，并被称为“大罗伯特”。1967年，《小罗伯特法语字典》面世。自此，法国字典市场进入“双雄会”时代。法国人对这两种字典的感情是复杂的：他们更喜欢拉鲁斯的风格和趣味，但多数人认为罗伯特更严谨。一位法国教师在被问及“喜欢哪种字典”时曾坦言，拥有一套“大拉鲁斯”是每个孩子的儿时梦想，但他们的手边总会放着“小罗伯特”。
“双雄会”时代的法国字典业精彩纷呈。在罗伯特加入战团前，拉鲁斯字典一般十年更新一次，但“双雄会”开始后，两家出版社不断缩短更新周期，小罗伯特如今几乎每年都推出新版字典，拉鲁斯也做到了两年一版。两家还各自向多元化发展，罗伯特走深入、专业的道路，出版了一系列专业词典，而拉鲁斯则旋风般推出了法英、法德、法意、法汉等一系列语言版本的大、小拉鲁斯，还编纂了深受人们欢迎的《拉鲁斯法国名厨字典》等日常实用字典。
英国：《牛津英语词典》最牛
中国编词典往往是集全国之力，既有政府的参与，也有一流学者的参与。对于《牛津英语词典》来说，规范化、权威性同样至关重要。《牛津英语词典》当时由英国语文学会特设的一个委员会负责编纂，在1884年编成第1分册。1928年牛津大学出版了最后的第10分册。1933年，该词典又被重印成12册，外加补遗1册，共13册。全书收词41万，引例近200万条。这部书是迄今篇幅最大的语言词典。
翻找一个词要搬来13本大词典，实在太不方便。193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压缩编成《牛津词典节本》两卷本。另外，出版社方面又安排了学者编成较便于普通人使用的《牛津插图英语词典》和《简明牛津词典》。《简明牛津词典》被认为定义准确简明，因此该书篇幅虽不大，但长期成为英语词典的权威和典范。
对于词典，英国人普遍认同这是文化传承的最好方式。说起英语语言，就不能不提塞缪尔·约翰逊。他在250多年前编纂的《英语字典》至今仍是很多家庭书架上的“常客”。约翰逊最伟大的壮举就是凭借一人之力，花费9年时间，在1755年编纂出《英语字典》。
让这本字典闻名天下的不仅是约翰逊超人的效率，还有其丰富的内容。约翰逊收录了4万多个单词，并举出单词使用的实例，比如，仅“吃”这个词，约翰逊就列举出133种意思，援引了363个例句。约翰逊的字典成为意大利和西班牙字典的榜样，对美国英语产生的影响更是深远。
伴随人类走进网络时代，《牛津英语词典》也毫不介意纳入更多现代词汇。在2011年3月，《牛津英语词典》编委会宣布编纂人员已经开始收录各种网络用语缩写，包括缩写“LOL”意指大笑，“IMHU”则指个人浅见，“BFF”意为永远的朋友，就连惊叹用词“噢，我的神”的缩写“OMG”也成为《牛津英语词典》的新词。
不仅如此，《牛津英语词典》编委会还首创先例，将心形符号编为最新单词。心形符号最知名用法就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纽约的宣传图样“INY”，意指“我爱纽约”。现在牛津词典的网络修订版已可查到这个符号，而且这个符号还被编在英文单词的“心”的旁边，词性是动词，意思就是“爱”。
日本：《广辞苑》脱颖而出
日本是一个工具书出版大国。据统计，日本市面上目前可以看到的《国语词典》有30多种，这里面有比较权威的，但没有绝对权威的。
日本的《国语词典》大多以出版社的名义编纂。比如《角川国语词典》、《岩波国语词典》、《三省堂国语词典》、《新潮国语词典》、《学研现代国语词典》、《旺文社国语词典》、《讲谈社国语词典》等。此外，日本的《国语词典》修订频繁。每次推出后不久，出版社便开始积极接收市场和读者的反馈，着手对词条内容进行修订和增订，在较短时期内继而又推出改订版（修订版）、新装版——或是在对原有条目进行大幅度增删、调整的基础上推出新版（第2版、第3版），或干脆另起炉灶，在媒体的介入和帮助下推出新的词典品种。
这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在日本有“国民的词典”之誉的《广辞苑》。这部词典是1955年出版的一部中型词典，收词20余万，是岩波书店的镇店之宝。该书1969年发行第2版，2008年发行第6版，此时已经收录词条24万条。为了适应不同的读者，《广辞苑》发行了各种版本，有一般版、袖珍版、精装版、光碟版、电子书版、手机版、逆向索引版等。
面对网络时代，日本的出版社也纷纷出台应对措施。比如出版《明镜国语词典》的大修馆书店，就曾在日本382所学校里面，针对日本初高中生进行了一项词语募集活动。该活动从大奖中选出了“神”（极其出色）、“土星本能”（有意将话题夸张化）、“半瞬”（比一瞬更短的时间，形容速度超快）、“贫格”（品格差）等10组最优秀作品。
阿拉伯国家：《蒙吉德》、《毛利德》和《沃西德》
大体上，每个阿拉伯国家都有本国学者编纂、出版的阿拉伯字典。不过，在阿拉伯国家联盟的22个成员国中，普遍流行和被认可、肯定甚至赞赏的字典，大致有三部：《蒙吉德》、《毛利德》和《沃西德》。这三部可谓“跨国字典”，以其水平高、印制精、流行广和影响大而著称。
《蒙吉德》和《毛利德》由黎巴嫩语言学家编著，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出版。《蒙吉德》第1版早在1908年出版发行，迄今已经修订、更新、出版发行了41版，平均不到3年就修订、再版一次，而且都是比较大的变动。
不过，《蒙吉德》和《毛利德》基本属于家族文化传袭式的编纂、修订和制作方式，虽然颇受读者青睐，但由于修订得太频繁，难免让人多少对它产生不够精益求精的议论。而在埃及出版的《沃西德》，则堪称一部精雕细刻的字典。
《沃西德》由位于埃及首都开罗的阿拉伯语言学会负责编纂。开罗阿拉伯语言学会始建于1932年，它是阿拉伯语的最高权威机构。其宗旨之一就是维持和普及阿拉伯语的纯洁性和规范性，为此，这一学会在成立不久就酝酿出版一部能够反映阿拉伯语最高水平、最标准、最具权威性的字典。为了完成这一使命，开罗阿拉伯语言学会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字典编纂委员会。
1960年，第1版《沃西德》问世，2004年《沃西德》推出第4版，成为独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阿拉伯语字典。现在，《沃西德》已成为开罗阿拉伯语言学会的“拳头产品”。这一字典的修订和再版，对阿拉伯语言得到标准化和规范化的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
（商若男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