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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社之于大学，正在变成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日本大学出版走到今天，有着必然和偶然的原因。
（一）不能实现产业化
至少在明治时期，日本个别大学就有出版活动。到了当代，从事出版活动的日本大学比比皆是。然而，历史悠久的日本大学出版，却始终不能产业化。原因就是，在日本，干什么都讲究名正言顺，各司其职。比如，日本大学的“正业”，向来被认为是研究学术、培养人才，“副业”都是围绕这个“正业”运转。大学里的“出版业”也属于“副业”，主要作用也只是服从、服务于大学的教学与科研。
不过，日本大学出版从业者一直不甘心，总是希望大学出版“出人头地”，与所属大学平起平坐。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几十所大学的出版部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上述大学出版部协会。从成立之初，成员单位对协会的“事业法人”登记就不满意，认为这样不利于“生产和经营”，不利于大学出版“做大做强”。接着就致力于变更成“企业法人”的登记。不曾想，为了取得“企业法人”资格，竟花费了40多年的时间。而最终变更的登记还不是“企业法人”，只是含义模糊的“中间法人”。其实，有关行政部门的长期拖延和模棱两可，也与来自大学施加的压力有关。对于有关行政部门的质询，各大学不约而同的答复是：大学的办学经费来自学生学费、政府拨款、企业赞助和校友捐赠，大学出版机构贡献不大。大学出版与赚钱、赢利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所设出版机构在大学大多叫“出版部”、“出版会”或“出版局”，而不是“出版社”。大学是出人才、出学术的地方，但不是出书赚钱的地方。出书赚钱是出版行业的事情。就如同出版行业只管出书赚钱和卖书赚钱，但其中的印书赚钱又是印刷加工行业的事情一样。
（二）不能执教科书出版之牛耳
从出版分工来看，出版教科书应当是大学出版社的天然职能。但是在日本，情况要复杂得多。比如，日本每年发行图书约14亿册，其中，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教科书约为1.4亿册，经过多年竞争淘汰，这已基本成为以东京书籍出版社为首的四五十家教科书出版社分食的“蛋糕”，日本大学出版社无法进入。
出版大学教科书，无疑是日本大学出版社的专利。然而，由于日本大学使用的教科书五花八门，让日本大学出版社苦不堪言。日本大学使用教科书一般奉行“拿来主义”，首先使用欧美国家经过反复修订、被教学实践验证的经典教科书；其次使用本国已有的也是经过反复修订、被教学实践验证的优秀教科书；第三是使用教授的讲义或由教授指定的自编教科书。在新学科、新领域、新知识层出不穷的今天，教授的“自编教科书”尤其显得经济和实惠。这里所谓的“自编”，主要是教授收集国内外相同相近的最新教科书、最新学术书、最新学术文章，直接把其中的有关章节抽出来，组合成新的教科书。制作“自编教科书”，既不用“出版”，也不用“印刷”，仅仅“复印”就行了。这种没有书号、没有定价、发给学生最多收点“工本费”的“自编教科书”，品种很多，复印量很少，少则几十本，多也不过上百本而已。有了互联网和电子阅读器之后，把“自编教科书”内容通过扫描制作成电子版，经常连复印都省略了。不仅如此，日本大学向来还对新编大学教科书态度谨慎，基本上不会实施“大学教科书精品战略”，即使每年有“新编大学教科书”出版，品种也非常少，发行时也不会贴上“精品”标签来促销。综上所述，即便是在大学教科书出版领域，日本大学出版社的“用武之地”也非常有限。
（三）不能引领学术书出版之潮流
日本大学教授的个人出书，一般分为三种情况：用英文写作的优秀学术著作，首先争取在欧美国家出版社出版；用日文写作的优秀学术著作，主要在日本大学之外的大型综合出版社或实力强大的学术出版社出版；用日文写作的一般学术著作，才在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大学出版社的出书方式，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大学出版社出钱出书，一种是教授自费出书。大学出版社出钱出书，一般都是赔钱赚吆喝；教授自费出书，看上去顺理成章，但实际上给大学出版社带来了名誉风险。在日本出版行业，自费出版由来已久，因为需求大，日本出现一大批主要从事自费出版的出版社。1997年前后，日本出版行业还设立了鼓励自费出版的奖项，每年都要表彰在自费出版中涌现出来的好书、好社。然而，“好经”也总有被“坏和尚”念“歪”的时候。几年前，新风舍出版社在成为日本最大自费出版社的时候，却因为进行商业欺诈，出版了太多的“垃圾书”，几乎使“自费出版”名誉扫地。由于不少日本大学出版社实际上是依靠自费出版在维持，出版的又多是二三流的学术著作，这样一来，后来破产的“新风舍出版社”的名称，无意间成了日本大学出版社的代名词。有人戏称“大学出版部协会”为“大学新风舍协会”。可能是为了避免沦为“新风舍出版社”，以早稻田大学出版会为代表的一批大学出版社，坚决不肯加盟大学出版部协会；一些原来属于大学出版部协会成员的大学出版社，也宣布退出大学出版部协会。在日本大学出版社“社社”自危的时候，日本大学的教授也有了几分不安全感：担心在大学出版社出了书，被称为“新风舍教授”。
如果说日本出版是以日语为主的出版的话，那么，日本大学出版就是以日语为主的学术出版。二战以后，日本大学出版的发展规模和影响程度，应当是二战之前无法比拟的。可是，当今日本大学的教授以及研究机构的学者、各类大型专业公司的专家，对日本大学出版社越来越视之若无。因为事实不断告诉这些精英分子，要在国际上扬名，必须在国际顶级英文期刊上发表英语论文，或在国内外出版英文专著。比如，近些年来，凡是日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除了在实践中的成就以外，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在国际顶级英文期刊上发表过英语论文，或出版过英文专著，或出版过由日文翻译成英文的论文及专著。就连日本文学家大江健三郎，也是在自己的日文作品翻译成英文出版以后，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客观而论，日本的各大学出版社在日文学术著作出版方面游刃有余，而在不是母语的英文学术著作出版方面，大都显得吃力和勉强。
日本大学出版社既希望像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那样出版全世界一流的英语学术著作，又希望像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那样出版全世界一流的英语教科书、英语词典辞书，从而把自身升格为全世界一流的大学出版业，然而，实际效果相去甚远。日本大学出版的困境也许就在这里：一方面，在近似欧美大学体制的日本大学里，不能吸引足够多的教授自费出书；另一方面，不能出版足够多的优秀日本学术+优秀英文语言的学术著作、优秀外国学术+优秀英文语言的学术著作、优秀的英语教科书、优秀的英语词典辞书以及优秀的日语教科书、日语词典辞书。这样，日本大学出版之于日本大学，正在演变成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四）不能摆脱严峻的出版大环境
尽管日本大学出版似乎游离于日本出版，但说到“大环境”，还必须正视日本出版对日本大学出版正反两方面的影响。1996年，巅峰时期的日本出版，其销售总额为26900亿日元，而日本大学出版的销售总额为40亿日元；2010年，持续下滑的日本出版，其销售总额为18700亿日元，而日本大学出版的销售总额也下滑到25亿日元。从26900亿日元到18700亿日元，约减少了8100亿日元，日本出版还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从40亿日元到25亿日元，减少了15亿日元，日本大学出版似乎已凸显生存危机。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放弃“产业梦”，走好“事业路”，才是振兴之希望所在
实际上，与欧美大学出版相比，二战之后的日本大学出版，可以说从来就没有“风光”过，更没有“巅峰”过。在日本大学体制的框架内，日本大学出版仅仅是教学科研的辅助工具。各大学出版社出版图书，一般都是品种少、数量少，主要通过大学出版部协会，面向（国内外）大学、（国内外）科研机构、都道府县图书馆和相关企业发行销售，很少通过东贩和日贩批发、丸善书店和纪伊国屋书店零售而面向全国读者。2000年以后，通过日本亚马逊网上书店以及日本本土的乐天网上书店等，日本大学出版才开始面向国内外销售。
在比较封闭的编印发自成一体的条件下，日本大学出版在“清贫”的同时，也有“清高”和“清白”的好名声。例如，日本出版从1997年开始出现负增长，日本大学之外的出版社，为了生存，大都卷入“越出得多越卖不动，越卖不动越必须出”的恶性循环之中。那些年，日本各地的出版物仓库里，书刊的退货堆积如山，有“讲谈社之山”、“小学馆之山”、“集英社之山”。在这种大背景下，日本大学出版社虽然不可避免地也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垃圾教科书”和“垃圾学术书”，但毕竟没有出现过“东京大学出版会之山”、“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之山”、“早稻田大学出版会之山”。所以，仅仅从这些方面来考量，把新风舍出版社与日本大学出版单位相提并论，是不客观、不负责任的，甚至是错误的。而且，更让日本大学出版单位骄傲的是，在日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的以前还在大学出版单位出版过“处女作”。
从现象上看，日本大学出版之于日本大学，好像可有可无。比如前述的一些大学出版单位，已经少出版、不出版，或者零出版，对大学的教学科研已经“不作为”，还能抱着“出版”的名称不放，还能以“大学出版部协会成员”的身份自居。对此，日本大学竟然也无动于衷。由此不难知道，日本大学养着日本大学出版单位，进退自如的日本大学出版单位，当然也有“自生自灭”的自由。
如果日本大学出版要“自灭”，那就用不着讨论了。如果日本大学出版要“自生”，还是有探讨空间的。如果问日本大学出版是否还有希望，答案也应当是肯定的。背靠日本大学这棵大树，日本大学出版不但可以生存，而且也可以发展；不但可以生存得很好，而且也可以发展得更好。
（一）对自身重新定位
在日本出版界看来，日本出版业是“产业”，而日本大学出版业则算不上“产业”，最多只是“事业”。如前所述，日本大学出版界一直不甘心以“事业”的身份“服从服务”于大学，一直追求以“产业”的身份不仅“服从服务”于大学，甚至还要和大学“平起平坐”。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大学出版社先是“单打独斗”，后是聚在一起结成大学出版部协会；对“事业法人”不满意，就争取“企业法人”，以期朝着“大学出版联合集团”的方向发展；为了说服大学，各大学出版社不但从欧美大学出版找例子，而且也从邻近的韩国大学出版、中国大学出版找例子。然而，在实践中，日本大学出版想要发展成“产业”的种种努力，都是不成功的。
事实上，除了中国大学出版在进行产业化、韩国大学出版在朝着产业化的方向努力以外，以哈佛大学出版社为代表的美国大学出版、以剑桥大学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为代表的英国大学出版，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大学出版，从来没有进行过产业化。像哈佛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经济效益非常好，但出版的利润主要还是用于扩大出版的再生产。其中的牛津大学出版社，甚至已进入全球出版业50强的行列，赚得盆满钵满，牛津大学也没有因此把牛津大学出版社当成“赚钱的机器”。也就是说，这些大学出版社，是以“出版”为大学服务，不是以“创收”为大学服务，而大学并没有把大学出版社当成“摇钱树”、“钱袋子”。日本大学的体制，与欧美发达国家大学的体制相近，日本大学出版要在日本大学进行产业化，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具备，这是校情使然，从外部看也是国情使然。
其实，日本大学出版应该重新认识“事业”的长处，为自身没有被当做“经济增长点”、“既要养人又要养校”而庆幸，心甘情愿回归“事业”，把出版当“事业”做，在没有“创收赚钱”、“上缴利润”的压力下，可大可小，能进能退，或伸或缩，根据各大学的不同要求，在大学出版上各显其能。
（二）解决出版资金问题
目前，日本大学出版单位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学校拨款、自身积累、作者自费。
从实际运作情况来看，在大学出版社少出书甚至零出书的时候，学校拨款主要用来维持基本运营。
自身积累就是以出版养出版，这原本是大学出版社最理想的可持续发展方式。然而，由于日本大学出版单位多数出版规模小，以出版学术书为主，经济效益普遍较差，即便经过长期积累，也很难有可观的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
接下来就是作者自费。在世界各国，自费出版是一种普遍现象，尤其是学术书的问世，几乎与自费出版有着天然的联系。试想一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最初全世界只有几个人能看懂，阅读难度堪比天书，如果当年以图书的形式出版，爱因斯坦多半是要自费的。不过，自费出版又是一把“双刃剑”，把握不好，往往会成为制造“垃圾书”的罪魁祸首——在大学出版这里，往往会成为制造“垃圾学术书”、“垃圾教科书”的根源之一。
从日本大学的具体情况来看，解决日本大学出版的资金问题，似可另辟蹊径，比如把校友捐赠作为出版资金。众所周知，日本大学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学生学费、政府拨款、企业赞助和校友捐赠。从这些资金的性质分析，学生学费必须用于学生的教育和培养；政府拨款主要用于学校的行政开支；企业赞助往往要求学校得有回报；只有校友捐赠，既没有专款专用性，也没有功利目的性，这对大学而言，就有了使用上的灵活性和广泛性。把校友捐赠用于大学出版，从校友一方来说，不求回报，只是对母校的感恩与报答，是对母校教学与科研的贡献。从大学出版社来说，校友即是自家人，校友捐赠等同于“自有资金”。有了“自有资金”，可以向作为作者的教授支付稿费或版税，即便是不向教授支付稿费或版税，也可以尽量不让教授自费出书。有了“自有资金”，有利于提高大学出版的门槛，提升大学出版的权威性，更好地履行内容选择权和图书出版权，优胜劣汰，择优出版，以确保为大学积累的是学术，而不是“学术垃圾”——把赔钱赚吆喝变成赔钱赚“学术”。
2009年前后，日本亚马逊网上书店为了绕过固定价格销售的束缚，与早稻田大学商定，向该大学的在校师生以及所有校友，长期打折销售图书。早稻田大学以此为契机，以“图书打折卡”作为感情线，把全日本和全世界的校友联系在一起。从那以后，校友对母校的捐款激增，远远超过之前本来就不少的捐款。也许早稻田大学出版会不愿参加“以产业化为目标”的大学出版部协会，与其有充足的“自有资金”作为后盾、把出版当成“事业”来做不无关系吧。
（三）开发拳头产品和常销产品
世界各国大学出版社的产品，大都是学术书、教科书和词典辞书，日本大学出版社的产品与之相似。不过，由于特殊的自身情况，日本大学出版社的产品又以学术书为主，以教科书和词典辞书为辅。所以，振兴日本大学出版，首先要立足于学术书的出版。
一直以来，日本大学强调大学出版社服务于本校的学科建设，各大学出版社的作者，也主要是本校的教授。由此就出现了一个普遍性问题：大学规模大，教授就多，作者就多；大学规模小，教授就少，作者也就少。而且，无论规模大的大学，还是规模小的大学，不少教授尤其是知名教授，尽量把自己的学术成果拿到校外或国外出版，这就使许多大学出版单位经常处在“巧妇难为无‘学术’或无‘好学术’之炊”的困境。其实，日本大学出版“服务于本校的学科建设”的理念本身并没有错，只是应当扩大这一理念的外延，增强这一理念的包容性——为本校的学科建设服务，为本校之外的其他大学相同学科建设服务，为本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大学相同学科建设服务。例如，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英语版“哈佛学术书”，哈佛本校的作者在其中仅占5%，而另外95%的作者，来自哈佛大学之外的其他美国大学，或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大学，以及全世界各种实验室和各类研究机构及其他部门。日本大学出版不妨借鉴美国大学出版社的经验，立足校内，走向校外和国外，广纳作者资源，最终打造出日语版“东京学术书”、“京都学术书”或“早稻田学术书”这样的品牌。
如果说出版日语学术书可以变成日本大学出版的看家本领的话，那么，出版日语教科书、日语词典辞书也可以成为日本大学出版的长项。
前面论述了日本大学出版在出版日语教科书遭遇的种种困境，但日本大学出版也不是无所作为。比如，除了重视出版经过修订的适合本校、本国读者的日语教科书以外，还可以开发适合外校、外国读者的日语教科书。在日本中小学教科书出版中排名第二的光村图书出版社，每年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平均每种发行不到20万册。但是，光村图书出版社与中国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共同编辑出版的系列教科书《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每年平均发行35万册，1988年—2008年，已经累计发行700万册。日本大学出版社可以模仿光村图书出版社的做法，迈大步走出去，与世界上有日语学习需求的国家的出版社、特别是那些国家的大学出版社合作，共同编辑出版适合那些国家大学生或大众读者的“本土化”日语教科书。
尽管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社出版的《广辞苑》是日语词典的“标杆”，被日本人誉为“国民的词典”，日本大学出版在日语词典出版领域仍然可以异军突起。例如，词典出版并非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强项，但哈佛大学出版社还是推出了使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叹为观止的英语词典。由美国方言学会、威斯康星大学等共同编撰的《美国地区英语辞典》，从提出设想到全部完成跨越了3个世纪，实际编写也历时近50年，2010年出齐全部5卷，收录7.5万个条目，成为哈佛大学出版社的标志性出版工程。有专家指出，同《牛津英语词典》是“英式英语”的象征一样，《美国地区英语辞典》正在成为“美式英语”的代表。日语中的敬语之多，恐怕是世界其他语言不能比拟的。日本大学出版可以学习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经验，组织编写、出版发行《日语敬语辞典》，在日语词典出版领域剑走偏锋。
英国有“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德国有“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中国有“中国大百科全书”，而这种层次的百科全书，在日本可以说还是空白。日本大学出版社不妨牵头，编写、出版“日本大百科全书”，甚至在百科全书出版领域独树一帜。
（四）为大学教授搭建个人出版平台
美国亚马逊、德国亚马逊已先后为作者搭建了个人出版平台。作者可凭借这个平台个人做书出书，或者出电子书；或者先出电子书，之后根据市场需求，利用亚马逊的按需印刷系统再出纸介质书，由亚马逊帮助发行销售。销售收入亚马逊分30%，作者个人则分70%。据悉，目前美德作者个人利用这一平台出的书，主要是读者面很窄的学术书。对此，有关行业人士不无乐观地指出，学者专家利用互联网平台个人出书，是迄今为止解决“学术书出版难”、“学术书发行难”和“读者购买学术书难”的最佳途径。
既然日本亚马逊对日本大学很感兴趣，那么，作为日本大学出版单位团体的日本大学出版部协会，不妨借鉴美、德经验，主动与日本亚马逊联手，为日本大学的教授们搭建个人出版平台以及相关的按需印刷平台。从理论上讲，有了这类个人投入非常少的平台，任何教授个人都可能出书，都可以出书，有望让自己的学术成果以电子书的形式，进入出版物市场，接受读者的挑选和市场的检验；电子书的内容一旦有出版纸介质书的需求，就通过按需印刷平台给予支持。教授个人凭借互联网出学术书，在日本还是新课题，还有待不断摸索，积累经验。不过从目前情况看，从一开始就必须解决好利益分配问题——确定日本大学教授、日本大学出版单位、日本大学出版部协会和日本亚马逊对销售收入的合理的分配比例。
毫无疑问，自从美德亚马逊开通了作者个人出书平台以来，尤其在专业书和学术书的出版领域，继“省略传统零售商”、“省略传统发行商”的危机之后，“省略传统出版商”的危机正在悄然降临。假如日本大学出版单位和日本大学出版部协会不主动跟进，积极应对，日本大学的教授们总有一天会个人与日本亚马逊或美德亚马逊合作。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且变成普遍情况，学术书出版——日本大学出版的唯一支柱就可能倒塌，日本大学出版也就“寿终正寝”了。
一流大学应当有一流的大学出版社
毕竟，像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和京都大学都进入了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对日本大学出版来说，日本大学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作者资源和内容资源。
所以，日本大学出版放弃“产业梦”，走好“事业路”，或许前景更加美好——在一流的日本大学，理应诞生一流的日本大学出版社。
日本大学出版部协会简介
日本大学出版部协会成立于1963年。该协会成立的目的在于，“履行大学出版的光荣使命，建立健全各大学出版部，提高学术水平，振兴文化事业，促进社会发展。”
该协会在成立之初，注册为“任意团体”。此后，经过40多年的运作，该协会越来越感到“任意团体”落后于时代，对大学出版的发展产生了阻碍。该协会认为，为了确实肩负起社会历史赋予的重大责任，应当把自身定位为“专门的学术出版团体”。2005年前后，在各加盟大学出版部的支持下，该协会对自身进行改革，并主动与有关方面进行磋商，希望从组织结构上过渡到“有限责任中间法人”。但是，由于各加盟大学并不积极，到2009年，该协会的注册只是由“任意团体”变更为“一般社团法人”。这个“一般社团法人”与“有限责任中间法人”相比，还不是完全的市场主体；但与“任意团体”相比，在出版的选题策划、编辑制作、市场营销方面多了灵活性。
截止到2011年6月，该协会除了有32所“加盟大学”作为正式成员以外，还有44所“协力大学”作为非正式成员。该协会的日常工作由理事会主持。在理事会之下，分别设立了编辑部、营业部、国际部、电子部等4个部会；另外还设立了关西支部。该协会的机关刊物是《大学出版》，此外每年还不定期出版小册子《大学出版部协会》。该协会的网址：http:∥www.ajup—net.com。
（古隆中撰写）
日本出版“走出去”在韩国霸气十足
和往年一样，大韩出版文化协会在规定的时间内公布了2010年1月至12月的最终出版统计。
韩国读者喜欢外来“文学”和“漫画”
最终出版统计显示，韩国2010年出版新书为42191种，与2009年相比减少4.5%。其中，出版的翻译新书为10771种，占全部新书的26.7%，与2009年的27.6%相比有所减少。2009年出版的翻译新书为11681种，2010年与之相比减少910种。2000年—2010年，除了2000年、2001年和2005年，其余7年出版的翻译新书都在10000种以上，翻译新书在7年间全部新书中所占的平均比例在20%—30%。
2010年，韩国出版的翻译书按不同选题领域划分，出版品种数最多的是“文学”，为2323种；其次是“漫画”，为2248种；第三是“儿童”，为2137种。2010年，在全部翻译书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是“哲学”，占51.9%；其次是“漫画”，占47.0%；第三是“纯粹科学”，占39.9%。2010年，从出版品种数和翻译所占比例综合分析，出版翻译书最多的领域，分别是“漫画”、“儿童”和“文学”。
2000年—2010年，韩国本土原创“漫画”的出版品种数年年都在减少。其中，2010年与2003年相比，韩国本土“漫画”在出版上减少了三分之二。从内部原因看，韩国漫画作者的原创力衰退；从外部原因看，互联网的冲击无法抵挡。因此，本土“漫画”作品的锐减，必然带来“漫画”翻译作品的大量涌入。似乎已成为惯例，译自国外的漫画书，还是以日本的漫画书居多。即使是2010年，在全部的翻译漫画书中，日本漫画依然占压倒性的多数——出版品种数为2235种，占全部漫画书的99.4%。
“儿童”翻译书尽管很多，但每年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无论是从翻译书的出版品种数，还是从翻译书所占比例来看，有增加的年份，也有减少的年份。2010年的“儿童”翻译书还是有所减少，这是继2008年以来连续三年的低迷。对历来重视教育的韩国来说，“儿童”翻译书的持续减少不可思议，就连韩国出版行业也觉得是“雾里看花”。2010年，来自日本的“儿童”翻译书，占全部翻译书的17.5%，排在所有进入韩国的外国“儿童”翻译书之首。
“文学”翻译书在2010年的出版品种数为2323种，这是继2009年以来连续两年的减少。相比较而言，2010年又回到2007年的水平。如果把全部翻译书按不同选题领域划分，2010年“文学”翻译书在本领域的占有率为21.6%，这种占有率在过去几年中也还是最高的。
在韩国的“文学”出版领域，近几年日本书的活跃是显而易见的。2010年，在全部翻译的文学书中，日本书为832种，占全部文学书的10.2%；占全部翻译文学书的35.8%。日本书从2001年达到260种以来，之后年年增加。2005年达到423种，2007年达到780种，2009年迅速增加到886种。2010年与2009年相比只是稍微减少。这种快速增加，在其他选题领域是看不到的。
“文学”的翻译书按选题来源国别排位，日本以832种牢牢占据第一位；美国第二，为496种；英国第三，为291种；法国第四，为144种；中国第五，为113种；德国第六，为100种；俄罗斯第七，为91种。
出版“日流”力压娱乐“韩流”
翻阅1990年—2009年的《韩国出版年鉴》，可以看到历年来的《日本小说的出版状况》，而年鉴中关于“日本文学”的“小说”的数据，很有说服力。韩国1990年出版来自日本的翻译小说为31种，1999年为165种，1990年—1999年年均在100种左右。2000年，出版来自日本的翻译小说快速增加到227种，之后连年居高不下：2005年达到301种；2006年达到482种；2007年达到477种；虽然2008年比2007年稍微减少，为467种；但2009年竟然达到693种。
“日本小说”的出版品种数在韩国持续增加，表明韩国各家引进版权的出版社认为，“对日本小说，韩国读者反应良好，而日本小说的销售行情，给出版商的感觉是只升不降，永远有卖点。”韩国出版研究所的专家白源根指出：“实际上，日本的小说，不仅增加了韩国出版市场的发行量，而且更拉动了韩国出版市场的销售量。这与外国小说占韩国小说出版市场约70%的份额有直接关系。2000年前后，韩国小说与外国小说的销售量各占50%的天平被打翻，韩国小说的销售行情直线下滑。特别是小说的销售量，韩国小说占34.6%，日本小说占19.0%，后者超过前者二分之一还要多。”
“韩国文学”有点急
与“日本文学”在韩国翻译出版市场上纵横驰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韩国文学”在日本翻译出版市场上却显得“畏首畏尾”——近些年，每年只有10种左右的“韩国小说”在日本出版——两者呈现出很大的不平衡。站在双边贸易的角度看，一个是“顺差”很大，另一个是“逆差”很大，两者是大大的“不平等”。为此，韩国方面十分着急。2011年上半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首尔文化中心携大韩出版文化协会，共同举办了以“围绕韩国文化交流，制定行之有效的韩国文学翻译方案”为主题的论坛。这个论坛主要探讨了如何促进韩国文学在日本的翻译、出版，如何扩大韩国文学的日本读者群体等问题。
这次论坛取得的共识是，在举世瞩目的“韩流”涌动下，韩国电影、电视剧和K—POPS等，先后在日本大红大紫。唯独“韩国文学”没有搭上“韩流”的顺风车，在日本没有“火”起来。所以，“韩国文学”要在日本风光，还需要有关各方的超常智慧和不懈努力。
（岳月编译）
朝鲜半岛出版瞄准日本
朝鲜和韩国的出版社在日本从事出版活动，可以用“历史悠久”来形容。对于日本出版业而言，朝鲜半岛出版留下了可圈可点的印记。
从1945年起步
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的朝韩出版社，给日本出版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有朝鲜文化社，新兴书房，太平出版社，朝鲜总联下属的朝鲜文化社、朝鲜青年社等。在东京水道桥的高丽书林出版社，当年开展的出版活动也曾兴盛一时。在这些“知名”的出版社之后，还有不胜枚举的每年仅仅出版一两种图书就关门歇业进入“冬眠期”的“不知名”的朝韩出版社。这些“不知名”的出版社的共同特征是，看准某种选题，不管赢利还是亏损，马上编辑制作，迅速出版发行。而这些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往往是在一般日本出版社里看不到的与朝鲜、韩国有关的出版物。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上述朝韩出版社在日本相继消失。从现在看，朝韩出版社重新与日本发生联系或在日本登台亮相，应当是从韩国的book21出版社开始的。2004年，book21出版社与日本的英治出版社合作，成立了“英治21出版社”。在日本，英治出版社因提倡并实践“以图书基金方式开展出版”，为日本出版行业所熟知。英治21出版社在日韩两国同时开展出版业务，出版图书几十种。其中像从日语翻译成韩语的《考具》、《打更先生》等书，在韩国还成为热门话题，受到韩国读者追捧。然而，到了2008年，英治出版社和book21出版社分道扬镳。有专家指出，英治21出版社在运营过程中遇到诸多麻烦，比如因日元兑换韩元的比率下降，出版社没有获得期待中的收益，加上双方经营理念的差别，最后不得不分道扬镳。
2007年，韩国人李起现在日本成立了“现文媒体出版社”，他自任出版社法人代表。该出版社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核心业务是出版儿童图书。截止到2011年6月，现文媒体出版社出版了30多种图书。其中，在日本图书市场产生影响的图书，有《韩国人气童话系列》（全15卷）、《脱北者》、《佛教教子法》和《朴雪利诞生物语》等。2010年，一直肩负着推动韩国文化走向日本重任的韩国文化院，看到《韩国人气童话系列》（全15卷）在日本大卖，就举办了由韩日读者共同参与的“韩国童话读后感大赛”，之后组织编辑了《韩国童话读后感》一书，委托现文媒体出版社出版。现文媒体出版社把日本的理论社作为发行商，具体负责《韩国童话读后感》在日本的发行销售。这在韩日出版界传为佳话。
“空海一体”
与英治21出版社、现文媒体出版社一样在日本出版市场打拼的，还有天空出版社、海洋出版社以及CUON公司。
天空出版社成立于2010年6月，其资金来源于韩国，法人代表是一个名叫大川义之的日本人。由于开业仪式很高调，社名里的“天空”又与海洋出版社社名里的“海洋”形成“对仗”关系，受到日本出版界的关注。
先于天空出版社成立的海洋出版社，其母公司是办公地在韩国首尔的亲会出版社，而亲会出版社的母公司是总部设在韩国京畿道的大型印刷公司。
日本媒体无不调侃地认为，一个从“天空”降临，一个从“海洋”登陆，大有全面“包抄”日本出版业的意味。
截止到2011年6月，尽管天空出版社还处在“试行”的阶段，但海洋出版社已经在英语学习的辅助教材出版上有了突破。海洋出版社出版了《全身反应法》（TPR）、《破冰英语》系列（English Icebreak）等英语辅助教材。《全身反应法》是让读者在“看、听、动”的过程中掌握英语，创意新颖，受到日本读者的欢迎。《破冰英语》系列已出版4种，在日本卖出60万册，平均每种卖出15万册；在韩国卖出40万册，平均每种卖出10万册。
2010年11月，天空出版社还出版了《韩国的思考》，著者为李御宁，他也是《志向萎缩的日本人》一书的作者。李御宁是韩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韩国首任文化部长官，在日本也是大名鼎鼎。天空出版社通过出版这些著名作者的新作，推出独具创意的选题策划，提升了自身的知名度。
一位被朋友们称为“陌生人·金承福”的韩国人，在日本开公司已近20年，其公司名称为CUON。2010年前后，“陌生人·金承福”心血来潮，开始让公司在出版领域拓展。作为“处女出版”，CUON公司高调出版了THE MAN一书。该书是当今“韩流”的45个“弄潮儿”的写真集。由于事先解决了复杂的版权问题，该书问世后不仅没有出现版权纠纷，而且还受到日本粉丝的热烈追捧。
CUON公司出版的第二本书是《奇怪的爸爸》，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不懂事的爸爸和妈妈的特殊育儿记”。全书配有连环漫画插图，文图并茂，读来妙趣横生。这本书面世后，CUON公司图书编辑部收到许多读者寄来的“读后感”。而写“读后感”的，大多是正在养育小宝宝的日本年轻父母。
CUON公司推出的第三本书是《幸福的上班》。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荣获过麦格赛赛奖（Magsaysay，麦格赛赛奖：1957年由菲律宾麦格赛赛财团创立，奖给亚洲地区在医学、报道、国际沟通等领域有贡献的亚洲人——译者注）的僧侣。该作者一生致力于传播佛教教义，同时也关注和平问题、环境问题以及平民百姓的福祉问题。他在《幸福的上班》中，以平易近人的口吻，讲述了“劳动与个人生活的密切关系”，认为给生活带来保障的“上班”是“幸福的”。有媒体评论说，《幸福的上班》教会日本的“上班族”怎样苦中作乐。
力求本土化
上述在日本的韩国出版社都不会满足现状。
比如现文媒体出版社，正在酝酿网罗一批韩国的年轻童话作家，为日本小读者“量身定做”新锐童话。
再如天空出版社，据说正在与日本的头号出版社讲谈社洽谈，准备用韩语与日语对照的形式，重新出版由户田郁子撰写、讲谈社出版的《又爱又恨的朝鲜字母》，以满足日本的韩语学习者的需求。
还有CUON公司，准备面向日本读者推出“韩国小说系列”，其中有韩国人气作家韩江的《菜食主义者》、河成兰的《A》等。另外还打算出版介绍首尔旅游观光景点的《首尔的100个必到之处》等。
（刘智利编译）
印度高举泰戈尔大旗“走出去”
2011年5月7日，是印度文学泰斗泰戈尔诞辰150周年的日子。印度一如既往，以泰戈尔为旗帜，推动自己国家的文化进一步“走出去”。
大师是文化符号
“使生如夏花般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出生在印度西孟邦的泰戈尔曾用诗歌将印度文明传播到全世界。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人，泰戈尔被誉为“站在东西方文化桥梁的巨人”。为纪念泰戈尔，印度总理辛格宣布将设立以泰戈尔名字命名的奖项，借此在国际范围内力推印度文化传播。
泰戈尔生于1861年，逝世于1941年。泰戈尔是印度著名诗人和艺术家，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人，也是印度与孟加拉国国歌的词作者。2011年是泰戈尔诞辰150周年，印度各地纷纷举行活动纪念这位文坛泰斗。5月7日，印度总理辛格与印度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等政要在新德里出席了盛大的纪念活动。辛格在致辞中说：“泰戈尔与世界各国的广泛交往是印度开展对外文化传播的最佳平台。”辛格同时宣布印度政府将向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投入9.5亿卢比（约合1.35亿元人民币）资金，力争将其打造成印度学术界的最高学府之一。此外，印度还将设立以泰戈尔为名的国际奖项，通过世界对泰戈尔的关注，在国际范围推动印度文化的传播。
在纪念活动上，国大党主席索尼娅宣布发行泰戈尔画册的电子版典藏集，印度电信部长西巴尔还宣布发行泰戈尔纪念邮票。孟加拉国规划部长、空军副元帅坎德克也出席了纪念活动。为期一年的印孟联合纪念泰戈尔诞辰150周年系列活动正式启动。以泰戈尔作品为主题的电影节、专题展览，讨论泰戈尔著作的国际研讨会都在2011年年内举办。
《印度时报》等多家媒体评论认为，泰戈尔生前曾多次出访世界各地，他的《吉檀迦利》、《飞鸟集》、《新月集》等著作更是被译成多国文字广为流传。“泰戈尔早已成为印度文化对外交往的一张名片。”有分析家认为，印度政府高调庆祝泰戈尔诞辰，表明其已不满足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发展，还希望通过泰戈尔这个具有某种文化符号意义的人物推动其“软实力”在全球范围的传播。
输出文化就是“软实力”的体现
自从20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提出“软实力”的概念以来，世界许多国家纷纷将提升“软实力”纳入到本国的战略规划当中。作为全球第二大发展中国家，印度近年来也开始重视本国“软实力”的发展和推广，逐渐构建起一套印度式的传播体系。
2004年印度总理辛格访问阿富汗，宣布为500名阿富汗学生提供前往印度学习的奖学金，迄今已有超过3000名阿富汗学生赴印度大学学习。印度对外文化关系委员曾经表示，当外国学生结束在印度的学习回国后，他们将成为印度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友谊大使”。据统计，印度政府已在20多个国家建立泰戈尔文化中心，并计划在2011年年内扩展至40个。很多印度学者建议政府效仿中国的“孔子学院”设立“甘地学院”。第61届联合国决议还规定将每年10月2日，即圣雄甘地的诞辰，定为“国际非暴力日”。
从历史到今天，泰戈尔以及印度文化一直影响着南亚大陆、中东、东南亚及至欧美一些国家。例如，泰戈尔既是诗人、散文家、小说家、戏剧家，又是圣人、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还是画家、歌唱家。他一生创作了2232首歌曲，包括印度和孟加拉国两国国歌；斯里兰卡国歌的作曲者是他的弟子，其国歌因此充满泰戈尔音乐的风味。
再如，宝莱坞是印度通俗文化的典型代表，甚至被看做是印度“软实力”的“撒手锏”。丰富的宝莱坞电影不仅改变了印度旧有的贫穷落后的形象，还向世人展现了一个富有生机和活力的新形象。2004年，阿富汗新政府成立时，当时的印度外长出访阿富汗的专机中装的不是食品、衣物，而是大量的宝莱坞影视光盘和音乐唱片。印度电视连续剧《每个婆婆都当过儿媳》在阿富汗播放时，曾造成万人空巷的场面。
此外，印度还将佛教作为提升“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加强其与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联系。
韩国流行文化走进印度
印度人爱听韩国歌曲？听起来不可思议，但这的确是发生在印度东北部曼尼普尔邦的真实状况。印度流行文化虽然一直以宝莱坞电影为主流，但在偏远的曼尼普尔邦，分离主义者为保护当地文化，十几年前开始严禁印度电影，但却意外地引进了“韩流”。
曼尼普尔是印度东北七姐妹邦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90年代，曼尼普尔的娱乐业主要是靠印度电影业中心宝莱坞供应。到了2000年，当地的武装分离主义组织为了“捍卫”曼尼普尔的特有文化，对印度电影和电视频道下了禁令。这些组织甚至扬言炸毁放映印度片的电影院或有线电视公司。禁令颁布后，成效显著，其恐吓作用至今依然有效。韩国流行文化就在这一背景下，“侵入”了这个内陆小邦。
法新社报道说，在曼尼普尔的首府英帕尔，售卖电影、电视光碟和激光唱片的商店摆满了“韩货”，其中韩国少年乐团的唱片最受欢迎。当地14岁女学生阿莎雅对采访者说：“回到寄宿学校，朋友之间总会说几句韩语，我们的话题往往离不开韩国。在那里的生活似乎充满乐趣，每个人都长得好看，女的漂亮，男的帅气可爱。”
一名19岁学生说，“看韩剧和韩国电影，让我抛开了现实问题。在这里总是要面对水、电、道路等说之不尽的恶劣状况，可是在韩国，一切看来都那么美好，就像童话世界。”
除此之外，有关韩国文化的一切都在曼尼普尔走俏。在当地发廊，人们看到的是韩国男女艺人的大头照被用来招徕生意，吸引许多曼尼普尔的男女青少年上门，打造各式“韩式”发型。
在首府英帕尔的甘比哈尔市场，青少年常在一栋三层楼的商场流连忘返，商场内满是售卖服饰的小商店。韩剧演员穿的紧身牛仔裤等各款服装，都成了热销货。就连韩国人问候或打招呼的用语，也在曼尼普尔成了流行语。在校园里、市场上，只要说声韩语的“你好”、“谢谢”或是“我爱你”，就会觉得大家谈话多了一些乐趣。
印度出版业概况
2010年，印度共有20000家出版社（商），用24种语言共出版80000余种图书。印度的出版社大多属私人所有，而许多大型出版商都是英国、美国以及欧洲出版集团的分支机构，这其中包括兰登书屋、阿歇特、培生、哈珀·柯林斯、牛津大学出版社等，它们主要集中在新德里和孟买两座印度的出版中心城市。印度的一些小型出版社大多专注某一领域的出版。
虽然印度出版社（商）的数量众多，但具有出版能力的仅3000家左右，年出版图书品种在100种以上的大型出版社有20家，年出版图书品种在50种—100种的中型出版社有100余家。印度主要的大型商业出版社有联合出版公司、维卡斯出版公司、红鹿袖珍丛书出版公司等，主要的政府出版机构有国家图书托拉斯、萨希蒂亚科学院、新闻与广播部出版处等。
印度公众对出版物的购买力较低，全国70%的出版物由各种图书馆购买。书刊的发行由20家商业出版社（兼营批发和进口书刊业务）和10家全国性书刊批发公司（兼营进口书刊业务）承担。全国最大的书刊批发与进口公司是UBS出版与发行公司。印度拥有1500余家书店，规模都较小。3家主要的连锁书店分别是牛津、字谜（Crossword）和地标（Landmark）。
众多国际出版集团的进驻对印度图书的分销系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这仅限于英语和印地语图书，其他语种的图书在二线和三线城市的覆盖极少。印度不少边远城市尚无书店，只有流动书摊巡回出售图书。
印度进口书刊以学术类和少儿类图书为主，英国和美国是其主要的进口国。出口书刊则以印度和美国合作出版的教科书为主，东南亚和西亚诸国是其主要出口国。印度的图书出口表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2005年和2006年的出口额分别为42.8亿卢比和61.5亿卢比，主要出口到英国、美国、加拿大、阿联酋、非洲、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印度政府协助和鼓励本国出版物出口，对所有国内出版物与进出口出版物均免税，但进口出版物须向进口管理局申请许可证。
（戈壁沙张笛编译）
法兰克福书展“后主宾国”更加风光
2009年，中国作为第61届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时的“中国红”热潮还历历在目；2010年，中国作为第62届法兰克福书展的“后主宾国”又翩翩而至。握手，谈判，签约，握手——第62届法兰克福书展“中国馆”里，中外出版商们握手言欢，他们是在谈生意，也是在交朋友。2010年10月5日—10月10日展览期间，中国展团版权贸易逾千万美元，版权交易4000余项，版权输出也超出2009年的水平。几天时间里，中国展团更是广交朋友，与汇集于此的上百个国家的出版商们相互走访，相识相知。法兰克福书展展现了中国出版实力，同时也将中国文化弘扬四海，加深了世界对“大中国”的认识。
6号馆最红火
在2010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6号馆供中国展团使用，这样，中国展团与2009年一样，再次集体亮相法兰克福书展。在6号馆这个专门开辟的“中国馆”里，展区总面积超过500平方米，总体设计简洁、现代而又不失庄重大方。在浓郁书香中，上百家中国国内出版单位忙碌地进行着交易谈判、研讨交流、报告酒会，一派繁忙景象。
凭借上届主宾国的东风，中国展团在开展伊始就备受关注，前来洽谈的书商远胜往年。在几天的展览期间中国展团更是收获颇丰，参展的中国21个省、市、自治区的102家重点出版单位共完成版权交易总项目4060项，其中版权输出2685项，版权引进1029项，合作出版346项，总贸易金额合计达到1005万美元。这一成绩，超越了2009年担当主宾国时达到的水平。
几天展览期间中国馆内举行的丰富多彩的活动，更是与紧张的商业谈判相得益彰。重点版权项目推介会、新书发布会和版权输出签约仪式，以及各类研讨会、体验活动、招待酒会和作家作品朗诵活动等接连举行，吸引了大量海内外媒体前来报道。
从统计数据就可以看出，如今中国出版业的对外交流，已经彻底打破了以往主要为版权引进的“单边市”状况，版权输出的数量超过了版权引进，并且合作出版作为全新的合作方式，已经迅速蓬勃发展。中国出版业“走出去”已经呈现百花齐放的景象。说中国出版业已经自立于世界出版之林，应该也不过分。
“汉王”更“盛大”
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出版界看来，如今中国出版业走向世界，不仅限于传统图书的出版，中国快速发展的数字出版更是让世界耳目一新。作为中国出版业“走出去”的“龙头企业”之一，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展出了一系列新业态数字产品，如声动中国（听书）、中国多语种图书数据、中国图片数据库等，数字出版已成为未来之星。
而汉王电纸书、盛大Bamkook电子阅读器等，在数字出版领域更是已经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
作为国内电子阅读器市场领导者之一，汉王在本届书展上重点推荐了包括N618在内的多款阅读器。这些多样化、满足不同层面用户需求的电子阅读器产品，受到了众多观展人士与媒体的青睐。10月6日、7日两天的产品推荐会，汉王展台人满为患，包括德国、加拿大、土耳其、韩国等数十个国家的渠道分销商均对汉王电纸书产品进行深入咨询并表达了合作意向。采访者还留意到，展会现场的很多消费者在体验了汉王电纸书产品后，纷纷表示希望可以当场购买汉王产品。除此之外，汉王科技的资源平台——汉王书城同样是各出版商关注的焦点。
盛大文学首席版权官周洪立更是奔走于各个大型研讨会发表演讲，从原创到网络、再到电子书的独树一帜的网络出版“盛大模式”，让全球业界领袖们备感兴奋，每次研讨会后周洪立都被团团围住，回答各类关于盛大模式细节的问题。
周洪立还提到，中国在传统出版方面可能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在数字出版方面当前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完全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向海外输出中国的成功模式。
老太太也要学中文
有关出版专家指出，2010年法兰克福书展呈现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西方读者阅读的兴趣除了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文学之外，当代中国的变迁也成为西方读者关注的焦点。在2010年的书展上，一大批以中国改革开放为主题的图书受到国际出版商的青睐，显示了西方读者渴望了解当代中国的强烈愿望。
美国圣智学习集团、英国I.B.Tauris等出版商纷纷与人民出版社签约，获得江小娟所著《中国开放30年：增长、结构与体制变迁》和汪金权所著《“中国模式”研究》等著作的海外版权。
西方读者关注当代中国变迁，而法兰克福书展本身，也成为中国变迁的真实写照。在书展期间，德国联邦新闻出版署的史密斯女士参观了中国馆展区。这位已年逾花甲的老太太对陪同者说，过去三十年来她几乎每年都到法兰克福书展，在这里她也亲眼见证了中国的变迁。
她说，在早些年法兰克福书展上见不到来自中国的展商，后来才逐渐有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出版商带来了中文书。她印象中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出版商，但展台的设计、展品等也无法与紧邻的展位相比。然而，在最近五六年的时间里，一切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中国馆甚至成为整个法兰克福书展最为吸引眼球的焦点。
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的巨大变迁，也让史密斯女士对这个从未到过的东方国度充满好奇。如今史密斯女士年届退休，她已经非常认真地在筹划退休后开始学习中文。她专门来到中国馆的目的就是搜寻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图书，见到孔子学院在这里设立的展台，她便详细询问起学习的地点、时间、课程等内容。这位精通德语、英语、西班牙语、法语等多种语言的老太太，看来是已经下定了攻克中文的决心。
电子书成法兰克福书展争论热点
电子图书技术的发展是第62届法兰克福书展的“重中之重”。书展期间，有关电子书、应用服务，互联网平台是否会排斥或者改变印刷图书的辩论也如火如荼。德国联邦信息经济联合会主任罗莱德预计，在未来10年内，电子图书市场将增长20%。在书展现场可以看到，各种新的电子阅读器争相亮相。
不过，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在开幕时表示，他相信，电子图书将不会取代印刷图书，而只是进行补充。据介绍，在德国出版业2009年96亿欧元的收入中，电子图书领域的营业额仅占营业总额的1.8%。传统纸介质图书依然是出版商的主要利润来源。此外，德国四分之三的互联网用户不愿为数字内容付费。
书展主席布斯认为，图书领域未来的增长正在依赖电子产品。本届书展也专门为此提供了各种交流平台。大的趋势是，所有媒体在共同发展。“当电影《阿凡达》成功上映时，人们同时也出版了图书，电脑游戏和音乐也同时上市。也就是说，人们现在（对出版）有不同的想法。”德国书商交易所协会主席霍内菲尔德耶说，“印刷图书和电子图书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
位于6号馆的中国展区，从一开幕就吸引了外国参观者的关注。在开幕首日，人民出版社就和欧美多家出版社签署了图书版权输出协议。而中国台湾则以“活力台湾”为主题，展出了上千种印刷图书和电子图书。
（未名湖编译）
《〈论语〉心得》“走出去”在欧洲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于丹的《〈论语〉心得》在中国出版以后，销售超过400万册，成为“超级畅销书”。《〈论语〉心得》被翻译成英文后，又开始了它在世界的“畅销之旅”。据了解，该书后来的德语版、法语版、意大利语版等都是以英国爱丁堡大学从事中文教学的爱普特女士的英文译文为基础进行翻译的。嫁给中国人的爱普特女士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并有一个中文名字“狄星”。爱普特女士接受采访时表示，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欲速则不达”等思想言论对眼下急于成功的英国年轻人仍有很大帮助。她认为，多给西方老百姓一些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就会减少东西方沟通中的一些障碍。因此，对于西方那些质疑中国在海外推广中华文化的杂音，中国人没有必要担心。
采访者：翻译有关中国《论语》的书肯定有难度。听说，当时中方出版商中华书局对翻译这本书的人选有苛刻的要求。你最后是怎么被选上的？
采访者：翻译有关中国《论语》的书肯定有难度。听说，当时中方出版商中华书局对翻译这本书的人选有苛刻的要求。你最后是怎么被选上的？
爱普特女士：我知道中华书局对于外国人翻译中文著作有着严格的要求，但我能有这个机会真的算是机缘巧合。2008年，因为其他的翻译工作，我同于丹在英国的代理人托比·艾迪有所接触，当时他们正在找人翻译这本《〈论语〉心得》。那时候我觉得翻译这本不算太厚的书应该不会太难，所以就答应了。但进入工作状态后才知道，自己最初的想法是错误的。于丹的这本书对我来说，读起来不难，可是要翻译成英文确实很难。后来，为翻译这本书，我足足忙了半年。
采访者：能列举些翻译中遇到的难题吗？
爱普特女士：比如说，书中提到的“淡定”，要翻译成英文就非常难，中文虽然只有两个字，但我当时要用一段英文才能勉强解释清楚。再比如说，我们熟悉的“君子”，我曾经和于丹交谈过这个词的译法，她也说，如果只翻译成“Gentleman”（绅士）的话感觉还是有些别扭，因为古代的中国人并不像英国人那样穿西服、打领带。
采访者：于丹说，世界文明越趋同，我们使用的物质越相似，我们心灵中的迷惑就越接近。你认为，英国当代社会遇到的问题，能用两千多年前中国哲学家的思想和道理解释清楚，并帮助人们避免这些社会问题吗？
爱普特女士：孔夫子的思想当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因为他是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社会，现代社会的发展不是孔子当年能够想象的。但孔子的很多思想言论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有帮助的。比如说，“欲速则不达”这个说法对于眼下急于成功的英国年轻人来说，就很有用。孔子的这句话在我们西方人的基督教义里是找不到的，但它确实能够帮助治愈很多年轻人的心理疾病。我认为，让西方人读读孔子的书，至少可以从另一个认知角度来看生命的意义。西方人已经接触太多《圣经》的内容，甚至有些腻了，如果换种方式来思考，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采访者：你曾风趣地表示，“理想就是做好一个中国媳妇儿”，你觉得从东西方文化上来说，做到这一点容易吗？《论语》中的内容，对你做好一个中国媳妇有什么帮助？
爱普特女士：如果按照孔子当年的做人标准，我肯定算不上是他的好学生。因为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应当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可是我连做西餐都要看菜谱，更何况是做中餐了。对《论语》的研究让我能有机会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我丈夫的家乡在贵州，我也曾在贵州的一所学校工作过4年。对《论语》和中国文化的研究，让我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人所思所想的理解，知道他们为人处世的原则，可以让我感到与他们在沟通时的愉快心情。
采访者：与你的“中国媳妇儿”背景相比，你觉得普通英国民众在了解中国文化时会不会遇到一些障碍？
爱普特女士：我认为，西方人至少是英国老百姓其实需要的就是机会。如果能够多给英国老百姓一些机会了解中国文化，彼此的交流障碍就会少一些。
采访者：你已经翻译了多少本中国人的作品？
爱普特女士：目前我已经翻译了5本中国人的作品，在英国影响最大的是作家欣然的《中国好女人》。未来一段时间我会投身翻译严歌苓的《小姨多鹤》，我知道它已经被拍成了影视作品，但我还没有看，我想通过阅读更好地感受作家的心境。
采访者：向海外出版图书被认为是某一国软实力的象征之一。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图书出口的步子不大，相比于欧美书籍在中国的畅销，可以说是陷入困境。你认为，制约中国图书走向海外的因素有哪些？最主要的是什么？
爱普特女士：其实不仅是中文图书在英国的市场上受到限制，欧洲近邻，像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外语书籍在英国市场上也都没有被大范围接受。所以，并不是中国出版商不努力，而是英国的部分发行商还有出版商对外文书籍的市场没有足够的热情和信心。中文图书出版商因此要对英国市场有更多了解。不过，我认为制约中文图书走向国际市场的关键还是内容。来自瑞典的《龙文身的女孩》在英国也是一本畅销书，英国人就很爱读它。我想关键还是要找到一些能让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化心理的读者都感同身受的题材。
采访者：据了解，你所在的英国爱丁堡大学也有孔子学院。你怎么看中国这些年在海外推广本国传统文化的努力？
爱普特女士：能够让更多的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是很赞同的。我也知道西方有人对中国倾力向海外推广中华文化的做法有所质疑，但中国人没有必要担心什么。因为我知道在读过中国文化书籍的西方人当中，绝大多数都爱上了它。我个人认为美中不足的是，中国派往海外的中文教师在时间上太短了，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文老师能够在英国停留的时间更长一些，因为他们必须要在英国待得久一些，才能够了解英国文化，知道该如何向英国人传授中国文化。同样，对于英国人来说，想比较透彻地了解中国文化，仅仅听几节课是不够的。
（伊翘首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