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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在确立、生长、扩张与绵延的过程中，会不断遭遇传播问题：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是否合理流动分配、文化价值是否被大多数社会成员共享共信，是这一文明能否实现内部整合的基础；而在外部扩张上，文明对自然的开发是否超过自然所能忍受并自我修复的限度，文明是否能合理对待他种文明中的社区与人群，更成为文明生死存亡的关键。文明在传播过程中时常出现的“偏向”与失衡，往往致文明以死命。文明传播的悖论在于：文明在物质、技术以及媒介层面的进步，常常打乱了固有的文明传播秩序，尤其是文化信息的骤然增加与分歧杂乱，使原本共享共信的文明价值被怀疑并否弃，最终使文明成为传播的牺牲品，文明由于传播的偏向而堕入战乱、崩溃等非文明的野蛮状态。
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1894—1952）就是这一文明传播机制的伟大传播哲学家。作为加拿大著名的经济史学家，他开创了加拿大传播学派，他的理论代表作《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是西方传播学的经典之作，同时也包涵着深刻的历史哲学与文明传播思想。
另一位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EricMcluhan，1911—1980）宣称“伊尼斯展示的是文明兴衰的运行机制”，并且谦称自己的成名作《谷登堡星汉璀璨》“是伊尼斯观点的注脚。”2000年《澳大利亚国际传媒》春季特刊号“重温麦克卢汉”中有文章指出：“要认识麦克卢汉，有一个问题至关重要，那就是要了解走在他前面的伊尼斯。伊尼斯确定了媒介的属性：媒介在时间和空间上对社会组织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51]
伊尼斯在《帝国与传播》的“作者前言”中称许玛格丽特·米德（M·Mead）、卡尔·马克思（K·Marx）、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O·Spengler）、阿诺德·汤因比（A·J·Toynbee）等人“就传播对现代文明的意义做出了贡献”，并且特别指出：“20世纪令人注目的一个特点，就是持久不衰的文明研究著作。”（[52]）显然，伊尼斯将自己的研究列入了“文明研究”或历史哲学的学术序列，他试图揭示的，是文明兴衰的传播机制。
《帝国与传播》（1950）和《传播的偏向》（1951）不仅分析了媒介在各种文明（从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中世纪直到近代）兴衰中的决定性作用，更重要和更有价值的，是伊尼斯通过对传播史的研究，展现了他深沉的历史哲学思索，展现了他对当代文明现状与危机的深刻洞察。
一、传播的偏向与文明的结构性失衡
与流俗之见不同，伊尼斯发现，媒介的变革与传播的进步，并不必然带来文明的进展与兴盛，恰恰相反，在很多情况下，传播技术的进步，由于固有的“传播的偏向”，往往造成了文明内在生命活力、团结与健康等诸多元素的退化乃至瓦解，最终使文明一蹶不振。他在《帝国与传播》的“作者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断言：“我认为，一切文字的著作，包括鄙人这一本，都对口头传统的活力和文明的健康，构成威胁。如果它们挫伤了人们对文化的兴趣……，其危害会更加严重。”[53]
伊尼斯区分人类的文明活动和传播行为因倚重的媒介的不同，而出现“时间的偏向”和“空间的偏向”，前者如象形文字、汉字、羊皮纸、书籍等，笨重而耐久，倚重视觉和口头传统的结合，有利于宗教的传承和帝国的持久稳定，后者如拼音文字、机械印刷的拼音文字、莎草纸、电报、广播等，轻便但难以保存，倚重听觉和书面传统的结合，有利于帝国的扩张，但常常难以持久稳定。他主张：“我们考虑大规模的政治组织，比如帝国，必须立足在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我们要克服媒介的偏向，既不过分倚重时间，也不过分倚重空间。”[54]
他赞美古希腊文明早期口语媒介传统时空调和，使“力量表现在艺术进展中，也表现在政治演变中……（最终）城邦和宗教结成一体。”而中晚期“文字的广泛传播加深了城邦之间的鸿沟，加快了希腊文明的瓦解”[55]。麦克卢汉评述说：“伊尼斯展示的是文明兴衰的运行机制。他指出，帝国自然而然禁不住诱惑，要用文字、纸张和官僚体制，来寻求空间上的扩张。……希腊人最终使自己的文字传统地位上升，压倒口头传统，把自己的贵族政治转变成摊子很大的东方官僚体制”。[56]
由此，“伊尼斯发现了自希腊人以来西方文化一个严重的不足……这个发现是：希腊的物理学或自然观念是一个分类系统，而不是对经验动态模式的认证。”[57]而正是这种知识分类系统，使希腊原本活泼而深刻的文化逐步僵化，丧失生机与活力。在《传播的偏向》中，伊尼斯指出：“万事勿过，是希腊人的至理名言，其涵义是不信赖专门化的技艺，在一切文化生活领域都是如此。到公元5世纪后半叶，由于文字和个人主义的发展，希腊文化被毁了。”[58]
伊尼斯从历史经验出发，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当代“西方文明的危机”：“专注于当下的执著，已经严重扰乱了时间和空间的平衡，并且给西方文明造成严重的后果。西方对时间的延续问题缺乏兴趣。……国家感兴趣的始终是领土的扩张，是将文化同一性强加于人民。失去对时间的把握之后，国家情愿诉诸战争，以实现自己眼前的目标。”[59]他在《传播的偏向》“作者前言”中明言自己苦心孤诣背后深沉的忧患意识：“最乐观地说，我这些文章也只能提高我们的灾难意识。如果太相信显而易见的东西，灾难就可能接踵而至。”[60]
伊尼斯揭示的，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在传播扩散的过程中普遍遭遇的结构性问题：当一种文明由于自身物质—技术力量的骤然强大乃至过剩，往往忽略文明结构中至关重要的政治、经济、人文与生态之间的诸多平衡，而遵循文明传播的固有偏向一味进行空间扩张，往往导致文明内外一系列严重的社会人文危机和自然生态危机。就现代社会来说，在政治经济层面上，贫富分化引起阶级冲突和社会冲突，19—20世纪的劳资冲突和工人革命、两大阵营的冲突和分裂引起各国内战、冷战和核军备竞赛；而西方强势文明的传播与扩张，也往往导致极其残酷的宗教、种族冲突与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局部战争、种族清洗、屠杀和灭绝、恐怖主义的泛滥，使美丽而宁静的地球沦为人间地狱；在文化层面，各文明固有的道德传统和人文传统的衰微、崩溃，使个人与社会严重对立，每个人“头脑中的战争”与头脑外的战争（生存竞争）燃成烧焦一切的欲火；而在自然生态层面，地球万物再也无法忍受整个人类特别是“发达人类”的破坏、污染和摧残，正面临灭绝之灾……
伊尼斯的媒介研究、文明分析与历史哲学，是对西方基督教文明以来、尤其是被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不断加强的所谓“直线前进”的时间观、历史观以及这种观念的制造物——发展主义、进步主义乌托邦的当头棒喝：“有些读者会莫名其妙，伊尼斯竟然把传播的改进看成是有弊病的东西，甚至是灾难。……我不敢肯定，他是否在哪儿探讨过这样一个普遍的观点：一切创新变化，源于冥冥之中某种普世而仁慈的上帝的意愿。……他的所有著作都证明，他反对这种普遍的假设。”[61]
伊尼斯“用先知的眼光进入20世纪”，深刻指出了现代媒介的“双刃剑”功能：现代经济与现代政治由于高度倚赖现代媒介而变得异常敏感和脆弱：比如电视、报纸、广播等大众媒介，既可以快速提供经济资讯，也可以快速传播经济恐慌，从而对大规模的经济萧条，起推波助澜的作用。伊尼斯断言：“在纳粹党人当选这件事情上，广播喇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德语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回应了广播中邀请它们加入一个大德意志帝国的号召。”[62]希特勒及其宣传部长戈培尔利用广播等大众传媒鼓动不明真相的德国公众的种族主义情绪就是传播史上的著名悲剧。德、日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正印证了伊尼斯媒介哲学中最富有启发性的洞见：“传播的突飞猛进，（由于文明结构以及传播结构的失衡）常常导致野蛮行径的突然爆发”。[63]
对西方文明以及媒介观念内在局限性的深刻认识，是伊尼斯历史哲学和传播学思考的独到过人之处：“西方文明根深蒂固的唯我主义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西方文明）用印刷品进行的自我吹嘘，我们实在是听得太多了……民主、教育、进步、个人主义等美妙的词语，描绘出我们这个崭新的天堂。这里，缓流变成了急流，我们处境危险，可能会被自己描绘的景象卷进急流险滩。……新闻自由始终被认为是我们文明的坚强堡垒，但如果它变成了新闻垄断的堡垒，那更危险。任何文明都有其牺牲品，中世纪烧死离经叛道者，现代世界用原子弹威胁离经叛道的人。”[64]
伊尼斯锐利的批判锋芒直指西方工业文明的最深处：“现代文明以机器工业占主导地位，它关注的是专门化，而专门化总是‘过’（份）的。由亚当·斯密开创的经济学和其他所有的社会科学都痴迷于专门化和工业主义……对专门化和‘过’的关注，使我们无法理解那些关心平衡与比例的文明……技术不断的变化，尤其是传播技术的不断变化（比如广播电视的开发），使我们……求得时间和空间的平衡更加困难。”丧失平衡的文明结构与传播结构，造成政客投机与大众盲动的危险局面：“普选预示了议会政府的末日。越是磨平差别的民主国家，越是无力抵抗暴政”；单一强势文明在全球的传播造成各民族丰富文化传统的衰落瓦解：“欧洲人进入北美，使美洲文明遭到灭顶之灾”；在自然生态上，“伴随机器的发明和大工业的兴起，英美的城镇日益丑陋，自然美景随即消失”[65]并引起席卷全球的环境灾难。
伊尼斯富于哲学意味地总结说：“（人类）早期某些文明所具有的稳定性特征，并不是我们这个文明追求的目标。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杀的方法。”[66]文明传播的本意是传承并播撒文明的果实，但由于文明结构以及传播结构的偏向，文明传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为扼杀文明生命的利器。这就是伊尼斯提出的历史哲学与传播哲学的巨大“悖论”。
二、当代媒介文化的深刻危机
文明在传播的过程中由于过分倚重空间扩张，出现忽视内部整合与自然限度的过分偏向，常常导致文明的内外失衡，从而使以互惠性、反馈性为特质的传播，被扭曲为单向度的、强势阶层对弱势阶层、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过分的文明需求对自然生态的奴役、掠夺、摧残以及思想和体制上的僵化，这种奴役、掠夺、摧残和僵化，不仅构成各种生态危机与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更成为各种文明停滞、动荡和衰落的主要原因。远古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诸城邦之间因扩张引起的战争、古希腊诸城邦之间的战争、古埃及帝国与古罗马帝国的对外战争，正是这种文明传播的偏向最终葬送文明的例证。
西方文明以及这种文明主导下的全球一体化文明，正遭遇着史无前例的、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态与人文诸领域中全局性、本质性、结构性的失衡与危险，正遭遇着一味空间扩张但严重缺乏时间持久性和稳定性的所谓“可大而难久”的传播危机与文明危机，或称“可持续性”危机。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纽约等地的恐怖主义袭击、全球蔓延的恐怖主义灾难以及2002年11月在中国广东爆发并迅速波及许多国家和地区、肆虐半年以上、目前尚无法根治的“非典”危机以及“禽流感”、“疯牛症”、“爱滋病”等生态—社会危机，正是全球各种文明在政治、经济、能源、生态、文化、道德等各个领域陷入全面“可持续性”危机的突出表现。在《传播的偏向》第七章“美国的技术与公共舆论”中，伊尼斯富于预见性地指出：“在处理连续性和帝国的问题上，西方缺乏经验。缺乏经验是一种危险，西方世界正面对着不确定因素和战争。”[67]而这些“不确定因素”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确定”、推诿塞责、彼此猜疑，终于酿成全球政治动荡、经济停滞、自然生态与社会人文的严重危机。
文明危机的深层根源在于文明的核心价值的重大偏失。伊尼斯从文化、教育、科技、传媒的角度探索全球危机的广度、深度以及内在原因。究根寻源，伊尼斯认为：“机械化……应当为知识领域的垄断负责。……思想自由的条件正处在危险之中，它可能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摧毁。处在同样危险中的，还有（整个）西方文明。”[68]
伊尼斯痛感机械化和专门化造成的“知识的分割，显然已经到了不可能指望寻求一个共同观点的程度，各学科根本不可能共享同样的观点。”[69]他将美国著名教育家和政治学家格雷汉姆·华莱斯（GrahamWalls，1858—1932）引为同调：“他认为，原创性思想要靠口头传统，随着知识的日益机械化，有利于创造性思想的条件，正在慢慢化为乌有。”[70]他慨叹战后教育的普及、学生人数的增多，迫使教师倚赖粗浅的教科书、直观花哨的教具和粗暴虚浮的行政管理。扼杀灵性的考试变成教育的目的和学习的主宰。他概括此一现象为“义务教育使读书认字的人数增加，但并没有使人的见识增长。”[71]在《传播的偏向》第三章“时间的诉求”中，他引用英国作家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的话说：“一大把半吊子读书人，是我们时代的特征和危险。”（[72]）而正是这些受了“半吊子”教育、无深厚修养和独立判断力的大众，却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危机由此产生。
伊尼斯看到“科学对文化的冲击”的直接后果之一，是仅受过粗浅教育的大众，对“进步教义”的迷信：“人们觉得，他们生活的时代‘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要优越得多。这个时代不用背包袱，既不怕衰落，也不怕灾难。他们相信科学资源无穷无尽，几乎肯定自己可以不听凭命运的摆布’。……那些科学的卫道士——更公平地说他们是科学的伪僧侣——用很高的效率开发出了各种疯狂的东西，他们特别强调的当然就是原子弹了。……迷信科学已经给科学本身的地位，带来严重影响。据信，科学头脑比文学头脑更容易适应暴政，因为‘艺术是个性化的东西，科学谋求的却是个人屈从于绝对的规律。……盎格鲁·撒克逊的国家观念总是有利于压制和扭曲文化，尤其是通过国家对科学的影响来完成这种压制。……通过国家这个工具，机械化知识屈从于权力的要求。”[73]
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伊尼斯对“现代大学”的分析：“大学和技术学校不同，它传授的是生命力之花，即思想。此外没有其他功能。……（如今）大学变成一堆贪婪的系科，醉心于搞经费，借以证明其肤浅或功用，仿佛只有这样的系科才是成功的。……结果，对统一的兴趣受到扭曲，产生了奇怪的、毫无艺术性的、你争我夺的系科的大杂烩，名之曰现代大学。……为了争取经费而玩弄的谎言和花招，困扰着大学。自我原谅的托词是，大学之所以有价值，那是因为它们有助于农业和工业，有助于国防。当然，大学起不了这样的作用。……文化与这些问题风马牛不相及。文化是用来训练人的，让每一个人决定他需要多少信息，以便使自己获得平衡和协调的感觉，不受狂人的干扰。”[74]正如伊尼斯所揭示的，实用主义的教育观使大学降格为技术学校，一个民族的原创活力因此被窒息。
高等教育的悲剧与“现代文化的悲剧”紧密相连：“‘我们的精神生活混乱，因为外部环境过分的组织化导致了我们缺乏思想的组织化。’”信息的爆炸，知识总量的暴涨，对科学的迷信与贪求，“总体上只能使人类退化”。[75]而现代西方世界观的根深蒂固的功利主义，更助长了道德操守、艺术品味与价值观念的退化。伊尼斯与尼采一样，是现代“文明病”的英勇解剖师：“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问题，功利和其他一切东西一样，只不过是我们幻想力的虚构。它很可能是我们致命的愚蠢，这样的错误总有一天会使我们走向灭亡。”[76]
伊尼斯深刻地洞察出技术进步与传播媒介的变化对文化的冲击：“机械化对印刷业产生的影响，表现在寿命短暂的东西日益重要。为了满足更多的需求，肤浅之物势必成为必需之物，并且变成了艺术。广播使短暂肤浅之物增加了重要性。寻找娱乐成为电影和广播必不可少的追求。‘广播……异乎寻常地降低了我们的思想标准。’对新媒介的要求被强加到旧媒介的头上，强加到报纸和书籍的头上。”[77]更深刻的变化在于：“机械工业用于传播，使西方社会裂变为原子性的个体……印刷术和摄影术是视觉本位的传播。这种传播产生的垄断，对西方文明构成毁灭性威胁……这种垄断强调个人主义，随后又突出非稳定性，并且造成了民主、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等标语口号的幻觉。……传播手段的现代发展，造就了更加逼真的效果，同时也造就了更大的虚幻。……‘物质主义成为每一种暴政的辅助教义，无论它是一个人的暴政还是多数人的暴政。’”[78]
伊尼斯在1950年代对当代媒介环境与人文环境的论断，不仅被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当代媒介的思想家、观察家们所证实，更成为当今全球十分紧迫的文化课题：只知道卡通片、电视节目和电脑游戏而不知道此前5000年文明传统的一代一代年轻人，将把世界引向何处呢？
伊尼斯可谓西方近代以来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传播哲学方面的代表人物。每逢社会剧烈动荡变迁之际，必有政治或文化的保守主义思潮出现，强调文明传播中“传承”的一面，呼吁人们从不可抗拒的历史变革中葆守住人类固有文明的伟大精神，同时对文明结构进行改革调整，以便在历史新局中浴火重生，继续在文明传播的新形式中“播散”其生生不息的永恒意义与活力。
就中国文明而言，剧烈的动荡变迁凡四：晚周、汉末、唐末、清末。晚周孔子采温和而开放的保守主义立场，老、庄则采激进的保守主义立场，两家遂成中国此下2000余年思想之不可倾摇的主流与支流，共同抚育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此下汉末佛教的输入、唐末新儒家的复兴，亦重演故事。唯清末西学输入，国人图强心切，遂尽弃温和而开放的保守主义立场，一味“除旧布新”、“超英赶美”，企图在全面依托西方近代价值观的基础上打造一个全新的“中国文化”。无奈西方近代世界观以及文明传播结构本来就有重大缺憾，积压至当代，全球危机日益深重，国人于是猛醒，回归中国世界观，不仅是有识之士的宿愿，更与全球化时代本土化思潮暗合。以此观之，不仅孔子“仁爱和平”之教诲是全球文明“保合太和”之洋洋大道，老子、庄子“清净无为”的思想，亦为今日一味殉人欲而灭自然的工业文明与大众传媒自我修正之圣经。
美国传播学家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1902—1978）在1948年发表的论文《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概括人类传播活动的三大功能为：1，监视环境；2，社会协调；3，传承文化遗产。中文“传播”一词兼具“传承”和“播散”的双重涵义，其传播学意义在于：传播活动首要和根本的价值和功能，在于传承文明价值与文化遗产，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协调”与“环境监视”，则文明传播的结构功能可谓健全。当今全球社会的文明传播活动，一味强调“监视环境”以便让受众随时适应、满足、追随社会环境向个体提出的各种要求与压力；在“社会协调”功能上，则常常以实用主义的目标或虚幻的意识形态目标作为社会整体协调一致的唯一杠杆，忽略一个社会或一种文明真实可信的价值目标或道德目标的有效传播，引起个体与社会的脱离乃至对抗；在“传承文化遗产”功能上，当代社会与大众传媒更是严重缺失，大学等教育学术机构被片面要求为实用主义目标服务，社会因此丧失了培育精神原创力的能力，文化遗产被大众传媒固定在“古董”、“雅癖”、“行将消逝的奇景”的位置上，整个社会唯“新”是举，浮躁莫名，完全丧失了“传”的天职。
当代全球社会必须彻底进行观念变革、结构变革与文化变革，以使久经错位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传播结构、生态结构恢复平衡与和谐。政府、企业、学界、个人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伊尼斯在1950年代的深处，向21世纪的全球人类发出悲观的疑问：“也许，我们陷入了瘫痪的状态，而且对持久性已经提不起兴趣。……”[79]笔者却认为，文明结构的失衡、文明传播的偏向，若尽早纠正，则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自然史和文明史还给我们留下多少时间和空间呢？麦克卢汉在1970年代媒介帝国的多彩泡沫中，向我们引用了莎士比亚意味深长的神秘诗句：“什麽事情都逃不过神的冷眼：神秘莫测的海底也可以度量，隐藏心中的思想，也可以发现。”[80]
三、媒介与信息：从和谐到分离到崩解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003）是美国当代杰出的媒介学家，生前一直任教于纽约大学，是文化传播系的系主任，在他领导下，纽约大学创办了媒体生态学专业。他出版了20余部著作，代表作《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他2003年10月去世时，美国各大媒体发表多篇评论，高度评价他对后现代工业社会尤其是大众传媒的深刻预见和批评。《娱乐至死》中文版的问世，立即引起中国知识界的广泛注意和热烈讨论。
诚如评论所言，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是对当今时代电子媒介文化一针见血的批评和无可辩驳的分析。他从麦克卢汉的著名警句“媒介即信息”入手，分析《圣经》“十诫”中的第二诫“不可雕刻偶像，亦不可制作任何形象，仿佛天上地下或水中的万物”的传播学意义：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上帝禁止人们用符号表现他们的经历，因为一旦人们习惯于用图画、雕塑或其他媒介表达一种崇拜对象，人们就会执着于这些媒介符号而无法想象、接近并崇拜那抽象的神灵。波兹曼由此推导出一个普遍性的理论命题：“媒介对于文化的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81]
媒介决定了物质信息与精神信息的内容、形式、到达受众的速度、影响、受众的价值观。技术本质上不是可操控的工具，而是重新塑造人类世界观的决定性力量。自培根发表《新工具》并提出鼓舞人心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正确译法应当是“知识就是权力”）以来，近代启蒙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坚持认为：建筑在知识基础上的科学技术，作为促进人类进步的工具，其本身是中性的，是人类可以掌控的一种资源。1914—2004年间的人类史和自然生态史，彻底粉碎了这种技术乐观主义，核子武器技术、生化武器技术等军事科技对人类自相残杀的影响、化肥农药技术对食品、土壤、水源的污染、汽车技术对大气的污染、医药技术引起的细菌病毒的反扑（“非典”、西尼罗河病毒、埃博拉热、爱滋病等均为表现形式之一）等等，使现代技术的两重性（双刃剑）日益凸显，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技术绝非一种中性的工具，而是“世界框架”（一译“座架”），是近代世界的根本构造，“在座架占统治地位之处，便有最高意义上的危险。”[82]
同样，媒介也绝非运载信息的单纯工具，而“是一种隐喻，（它）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不管我们是通过言语还是印刷的文字或是电视摄象机来感受这个世界，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就对这个世界进行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83]波兹曼据此提出了“媒介即隐喻”的核心观点：“隐喻是一种通过把某一事物和其他事物作比较来揭示该事物实质的方法。……为了理解这些隐喻的功能，我们应该考虑到信息的象征方式、来源、数量、传播速度以及信息所处的语境。……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创造的每一种工具都蕴涵着超越其自身的意义，那麽理解这些隐喻就会容易多了。”[84]
换言之，媒介凭借其隐喻功能，对事物（信息）进行“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即主观诠释世界、加工世界，主观判定事物的真伪、善恶、美丑，使信息获得主观意义并变形；凭借人脑的联想、想象、接受暗示等功能，将本不属于事物的特性散播出来，进而笼罩了事物（信息）本身。
波兹曼由此提出了一种媒介认识论哲学：“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文化的内容。”他引用卡西尔《人论》中的杰出论断，证明了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对“拟态环境”的论述：“随着人们象征性活动的进展，物质现实似乎成比例地缩小。人们没有直面周遭的事物，而是不断地和自己对话。他们把自己完全包裹在语言形式、艺术形象、神话象征或宗教仪式中，以至于不借助人工媒介就无法看见或了解任何东西。”[85]
波兹曼意味深长地缅怀古典媒介环境之“天人合一”：“在人类历史中的大多数时期，大自然的语言是神话和宗教仪式的语言。这些形式具有让人类和大自然相安无事的优点，并使人们相信：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们绝不能随时准备炸掉地球，然后大肆赞扬自己找到了谈论自然的真正途径。”[86]
波兹曼不愧为具有理论深度和批判能力的媒介思想家，他在这段话中表达了对当代霸权主义意识形态“随时准备炸掉地球”行径的强烈义愤；表达了对麻木不仁地“大肆赞扬自己找到了谈论自然的真正途径”的启蒙主义主流话语的强烈讥讽：已然61岁的启蒙主义哲学家康德，在1785年写道：“理性使人类得以完全超出于动物社会的第四步和最后一步就是：……他第一次向羊说：你蒙的皮大自然把它赐给你，并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我，并且把它揭下来穿在自己的身上时，他就具备了使他的本性可以超出一切动物之上的一种特权……”[87]这段话没有一丝怜悯和仁慈，正是这种企图统治宰割一切的、冷酷无情的“理性”（实用理性或工具理性）使当今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包括人类自身，横遭杀戮和摧残。[88]
依据中国文化对人类—媒介（文化、传统）—环境（天道、自然）之间关系的把握，将人类与天道结合、使天地人（三才）和谐融洽的纽带、核心，是以人的自我克制为道德教化主要内容的文化传统与媒介传统，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之“仁”，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与文化媒介，不仅推行于人类中间，也推行于天地万物：“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89]比较康德认为人凭理性就天然地拥有剥去羊皮的冷酷主张，其高下自见。
根据波兹曼的观点，人类的媒介史可描述为：从媒介与信息相和谐的口语媒介，转变为媒介与信息相分离的印刷媒介，再转变为当代社会媒介主宰信息的电子媒介这样三个大的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注重诗性感悟能力和记忆力、人与自然的和谐、人性的完整，第二阶段注重抽象推理能力、读写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以及个性的独立：“印刷术树立了个体的现代意识，却毁灭了中世纪的集体感和统一感；印刷术创造了散文，却把诗歌变成了一种奇异的表达方式；印刷术使现代科学成为可能，却把宗教变成了迷信；印刷术帮助了国家民族的成长，却把爱国主义变成了一种近乎致命的狭隘情感。”[90]
第三阶段是当今的电子媒介阶段：“我相信，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在此情况下，电子媒介决定性地、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符号环境的性质。在我们的文化里，信息、思想和认识论是由电视、而不是铅字决定的。……铅字只是一种残余的认识论，它凭借电脑、报纸和被设计得酷似电视屏幕的杂志还能幸存下去……”[91]
波兹曼的结论清醒而严峻：“印刷文化的认识论在日益衰退，电视文化的认识论在同步壮大，这些都会在大众生活中产生严重后果，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将变得越来越可笑……以电视为中心的认识论污染了大众交流和相关活动……我的观点是：400年来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印刷术利大于弊。……随着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缘以及电视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公众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危险的退步……”[92]
波兹曼旗帜鲜明地反对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对“电子媒介”热情讴歌的理论评价和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指出了电子媒介作为当今文化中心对人类数千年宝贵文化传统的摧毁和污染，他的媒介批判与伊尼斯的“传播偏向论”一道，成为当今日益势利浅薄、“人欲熏天”的媒介环境的清醒预言和严峻警告。
追怀历史，波兹曼发现“先后出现在欧洲和美国的理性时代和印刷文化并存，并非巧合”，其传播学意义在于：“在阅读的时候，读者的反应是孤立的，他只能依靠自己的智力……阅读过程能促进理性思维，铅字那种有序排列、具有逻辑命题的特点，能培养翁格所谓的‘对于知识的分析、管理能力’，阅读文字意味着要跟随一条思路，这需要读者具有相当强的分类、推理和判断能力。读者要能够发现谎言、明察作者笔头流露的迷惑、分清过于笼统的概括、找出滥用逻辑和常识的地方……”[93]
一言蔽之，读者在阅读时以及生活中都必须有独立的判断力。波兹曼认为：“到1858年，照片和电报的发明结束了理性王国的时代”[94]，他援引法兰克·普瑞斯布利在《广告的历史和发展》中的观点，认为在此前后，直至1890年代，广告原本用严肃的文字传播信息、发表主张的语境被彻底摧毁，插图、照片以及广告口号的滥用表明广告商们已不再期待顾客的理性选择，而代之以狂轰滥炸的媒介的蛊惑和煽情。
对于电子媒介时代来临起决定作用的，是1840年代塞缪尔·莫尔斯发明了全美电报系统，从而消灭了地域界线，同时也重新定义了信息交流的涵义。伟大的先知梭罗在《瓦尔登湖》中问道：相距遥远、分属不同地域和社区的缅因州的人和得克萨斯州的人，有什麽重要的或深刻的东西，需要通过电报来交流呢？除了谈论与己无关的浅显话题外，他们又能交流并改变什麽呢？
波兹曼认为，电报对于印刷术统治下的公众话语进行了三路进攻：首先，电报使脱离语境的信息合法化，信息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在社会和政治对策和行动中所起的作用，而取决于它是否新奇有趣，无聊散乱、耸人听闻的新闻成为媒介的主要内容，当地新闻和没有时效性的新闻立即退出了报纸的中心位置，新闻作为商品，勿论其质量、用途和意义，只要它距离新闻使用地遥远或获取的速度快（新闻媒体所谓“第一时间，抢先发出”），就被采纳或购买：“从此，来路不明、读者对象不定的新闻开始横扫整个国家。”[95]
其次，正如梭罗所言，电报使相关的东西变得无关，大量与受众无直接关系的信息被大批生产并传播开来，这些过剩的信息只能充当陌生人的谈资，却不能促成任何有益的行动，它完全改变了信息传播在于促成某种行动的本来涵义，改变了“信息—行动比”，使人们逐渐丧失从事改善现状的社会活动的冲动和能力。信息的过剩和散乱，使凭借这些信息彼此肤浅了解、间接接触的人群结成奇怪的社区——对现状无可奈何的“大众”阶层，个人独立的判断和意见被淹没在排山倒海般的信息垃圾中，人人陷入“沉默的螺旋”和无能为力的怪圈，难以自拔。在电报的信息世界里，事关每个人，又与每个人无关，因为它无法促成任何行动。比如通过电子媒介，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如同发生在我们面前，但我们又能做什麽呢？
再次，经电子媒介描绘过的世界变得支离破碎、无法解释，更无法控制。人们变积极地参与、改变世界为消极地认识、肤浅地了解这个世界。被割裂的注意力随时被媒介扯走，不需要也不容你稍加思索。久而久之，人们对一切意义不再置疑、思考、鉴别和判断，而是在信息和流俗意见的汪洋大海中随波逐流。
另一个决定性的媒介是照相术（摄影）：凭借镜头的选择和光学处理，自然被人为改造。摄影是只表现具象、只表达特例的语言，作为虚拟的“客观”片断，它不需要任何语境，不诠释任何意义，用苏珊·桑塔格《论摄影》的话来说，就是“一切都可以和其他东西分离、割裂”，丹尼尔·布尔斯廷在《图象》中称之为“图象革命”，即驱逐文字和意义，用图片虚构一个经过剪裁和伪装的“真实”。“图象革命”的产物就是“伪事件”，即蓄意安排被用于报道的事件，如记者招待会、明星丑闻等等。波兹曼称之为“伪语境”，其作用是让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一种肤浅的功能：提供娱乐。“伪语境是丧失了活力的文化的最后避难所。”[96]
电视将电报的瞬间信息和照相术的图象技术结合发挥到了极致，是没有历史、没有语境、没有思想、没有品味、没有个性、没有意义的“新认识论的指挥中心”，是新一代受众不容置疑的“神话”（罗兰·巴特）和“元媒介”，人们完全接受了电视作为“文化”中心对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无聊的东西在我们眼里充满了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电视只有一个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电视正把我们的文化转变成娱乐业的广阔舞台”[97]，笛卡尔的名言被改造为当今全球最流行的话语：“我做秀，故我存在！”
电子媒介提出了一种消灭语境和历史的认识论：“因为有了电视，我们便纵身跃入了一个与过去毫无关联的现时世界。”[98]资本主义汽车大王、强有力地促进了地球污染和变暖的亨利·福特曾说：“历史是一派胡言！”而所有电源插头的随声附和是：“历史根本就不存在！”波兹曼提示普遍缺乏历史感的现代人说：“赫胥黎告诉我们：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比如电视主持人[99]……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麽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了。”[100]
四、娱乐致死的物种与电视媒介的叙事学
波兹曼本着人文学者的良知和批判精神，强调一切真正的理解源于“我们不接受这个世界表面所表现出来的东西”[101]，而语言、阅读、思考、乃至一切文化本身，都是用来质疑、讨论、批评、改变表面事物（现实）的媒介。不幸的是，电视媒介与其他文化媒介的本性相反，它是对一切表面之物（现实）的迷恋和顺从。据说萧伯纳第一次看见百老汇和第42大街上的霓虹灯时，发表评论说：“如果你不识字，这些灯光无疑是美丽的。”[102]萧翁在世，一定对此困惑：占领伊拉克的美国大兵与被占领国的伊拉克青年，崇拜的偶像是同一个电视明星——施瓦辛格！
电视媒介是全球超级意识形态。美国电视节目的出口量大约10万到20万小时，覆盖全球[103]。尽管各种危机和动荡也同时正在席卷全球，但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却永远保持着一成不变的笑脸。波兹曼专门探讨了主持人的口头语“好……现在”这种独特的“电视语法”：不管一则新闻揭露了多麽严重的事态，一声“好……现在”的连接词之后，一切立刻从电视屏幕和我们的脑海中消失，紧接而来的是一则广告或娱乐新闻，它强烈地暗示你——“对前一个新闻的关注时间已经够长了（大约45秒），不必一直念念不忘……”[104]每个电视镜头的平均时间是3秒半，几乎每8分钟就构成一个独立的节目单元，观众根本来不及思考和品味，就被引入下一个单元，久而久之，电子媒介为受众建构了一个没有连贯、秩序和意义的世界，一个无须严肃对待的世界。
电视文化的叙事学或世界观是：“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105]，年轻观众看着电视长大，他们更愿意相信：所有关于残暴行为或非正常死亡的报道都是夸大其词的，不必认真或做出理智的反应——毕竟，他们还没来得及生活，生活世界就被他们的父辈——成年人给糟踏了。作为后来者，他们宁肯对这些令人沮丧的真相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著名电视编辑、主持人罗伯特·麦克尼尔总结电视节目的成功诀窍是：“越短越好；避免复杂；无须精妙含义；以视觉刺激代替思想；准确的文字已经过时落伍。”[106]当电视新闻也被包装成一种娱乐时，它实际是以虚假信息剥夺了人们的知情权和鉴别真伪的能力。波兹曼引用1983年2月15日《纽约时报》的一则消息“里根误述，无人关注”评论道：“报道白宫动态的记者们很愿意也能够发现谎言，他们的报道足以让公众了解真相并激起义愤，但现在的问题是：很明显，公众拒绝表示兴趣。……这里的意思是‘不好笑的东西不值得他们关注’……”[107]波兹曼为此大为激赏奥尔德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的预言：公众已经适应了没有连贯性的世界，并且被现代科技提供的各种娱乐消遣弄得筋疲力尽和麻木不仁了。与乔治·奥威尔在《1984》和《动物庄园》中的预言不同，赫胥黎发现：西方民主社会将醉生梦死地消亡。报纸、杂志、广播电台都拼命模仿电视媒介的浅薄夸诞，一则广播广告宣称：“给我们22分钟，我们将给你整个世界！”波兹曼痛心地评论说：“历史从来没有证明过，一个自认为可以在22分钟内评价整个世界的文化，还会有生存下去的能力。”[108]
在考察了电视传教对宗教精神的扭曲之后，波兹曼重点分析了电视广告与政治话语之间的本质联系与价值同构。一个40岁的美国人已经观看了超过100万条电视广告。电视广告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构成自《资本论》发表以来最严重的解构和颠覆。亚当·斯密相信：市场竞争中的买卖双方具有足够的理性以便从事互惠的交易。“如果贪欲是资本主义机车的燃料，那麽理性就是机车的司机。”[109]引申推理下来，如果电子媒介使资本主义机车司机的理性受到侵蚀和毁灭，那麽资本主义机车仅仅受控于贪欲和盲目，只会出轨翻车。电视广告不仅使理性判断受损，且扩张到政治领域，使选举政治变成了电视形象秀。查尔斯·赖克在1970年提出“公司国家”的理论概念：“电视是……一种新的国家宗教，它为所有民众开设统一的课程”，它提供的信息没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语境，成为各种各样专制者手中最强有力的宣传工具[110]。
电子媒介还渗透到学校教育中，各种“可视化”的电视、电脑教具将真正的教育精神从大中小学中驱除出去，使学生丧失起码的思辩能力、坚持个性和独立判断的能力：“西塞罗说过，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极力做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111]电视的教育哲学有三条戒律：（1）你的节目不能有前提条件和知识背景，越浅越好；（2）不能令人困惑或难受，最重要的是让学生满意，而不是让他们成长；（3）躲避阐述，尽量讲故事或用动感图象来说明。如此一来，电视教学变成了娱乐，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被纵容去追求享乐、厌恶深奥和崇高。
电视、电脑网络等电子媒介彻底改变了当代社会与当代文化。对它们的评价尽可以见仁见智。要紧的是：不能仅仅听从技术乐观主义的一面之词，而应慎重估量哪些是值得肯定的变化，哪些是应当尽力避免的危险。作为媒介思想家和预言家，波兹曼指出的电子媒介的缺陷以及对文化的潜在影响，确实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深思与纠正。全球媒介一体化进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确实日益凸显，值得警惕和深入探讨。中国古人云“居安思危”，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日益动荡和急剧变化的时代，往圣先贤的良苦忠告提示着历史转折关头一切人尤其是媒介业人士的社会责任与道德良知，恰如我随手抄录的一首元代——一个较早“全球化”的时代，蒙古人的足迹一度横扫欧亚大陆——长期旅居中国、成为精通中国文化的“回儒”、嘉兴儒学教授、诗人买间的诗歌：“朔风吹破屋，曙雪下缤纷。六合浑清气，千山尽白云。老蛟深闭蜇，独雁远呼群。想象西湖路，梅花瘦几分？”当诗意的古典文化和理性的近代印刷文化在电子媒介的攻击下日益消退的文化严冬时刻，波兹曼犹如一支孤独的大雁，呼唤着有识之士（雁群）去密切观察：象征文化与宇宙回春之精魂的梅花，又在严冬的风雪中瘦却了几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