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自然破碎处，万物不复存！

日益逼近的生态灾难，揭示了西方近代世界观的内在弊病。伟大的历史哲学家汤因比在他的伟大遗嘱《人类与大地母亲》（1976年）中，将我们时代的最高命题——“生物圈”作为他的最后一个鸿篇巨制的核心主题。在该书第二章中，汤因比首先概括了“生物圈”的规模：“生物圈的规模极为有限，因此它所包含的资源也很有限，而所有物种都依赖这些资源以维持生存……生物圈的厚度，与地球半径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就像是蒙在地球表面的一层纤细的皮肤。”[10]

他进一步指出生物圈的根本特性：“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物质之间不断进行相互转换或‘再循环’……生物圈的各种成分是互相依赖的，人类也一样，依赖于他与生物圈其他部分的关系……如果生物圈不再能够作为生命的栖身之地，人类就会遭到种属灭绝的命运……”汤因比断然否定了移民其他星球的任何可能性：“这样的幻想不过是个乌托邦……迄今一直是我们惟一栖身之地的生物圈，也将永远是我们惟一的栖身之地。这种认识告诫我们，把我们的思想和努力集中在这个生物圈上，考察它的历史，预测它的未来，尽一切努力保证这惟一的生物圈永远作为人类栖身之地……”[11]

未来如果还有历史的话，将这样记载：“阿波罗”号载人登月之行，使人类自我夸耀的病态心理登峰造极。人类在污染了地球之后，正在以“太空垃圾”的方式污染着太阳系和银河系。人们举头望天，在糟蹋了地球之后，又在把“肮脏的手”伸向太空，移民其他星球作为一个现代性的神话，在人们企图逃脱自己的生态罪责时提供了自我欺骗的借口。散文家E·B·怀特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全美观众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电视里转播的一次“月全蚀”，没有人愿意眺望一眼窗外夜空中那真实月亮的真实变化。波兰导演奇斯洛夫斯基的电影《十诫》中的第一个片断，描写一个大学教授在计算机上计算了屋外湖面冰层的厚度，认为可以滑冰，结果自己可爱的小儿子因冰破溺水而死。影片结尾是这个可怜的父亲用一块冰贴着自己滚烫的额头：体验一下这近在咫尺却常受忽略的、随时变化的、惨痛而令人清醒的真实吧！

一、汤因比：生物圈与人文圈的传播平衡是时代的核心课题

历史的此时此刻，全人类已如履薄冰，冰面正从四面八方裂开：“现在，人类物质力量的增长，已足以使生物圈变成一个难以栖身的地方。如果人类仍不能一致采取有力行动，紧急制止贪婪短视的行为对生物圈造成的污染和掠夺，就会在不远的将来造成这种自杀性的后果。”[12]汤因比写道：“直到当代，人们才恍然认识到，人类的出现对生物圈内包括人类本身所有生命的栖身带来了威胁……因此，我们处在生物圈的历史，以及它的造物和居民之一——人类的一个短促的历史转折点上。人类征服了生命的母亲……如果生物圈被搞得不再适于栖身，人与其他一切物种都将遭到灭绝。”[13]

汤因比寄望于人类良知的自我觉醒：“人类是大地母亲的最强有力和最不可思议的孩子。其不可思议之处就在于，在生物圈的所有居民中，只有人类同时又是另一个王国——非物质的、无形的精神王国的居民。在生物圈中，人类是一种身心合一的生物，活动于有限的物质世界。在人类活动的这一方面，人类获得意识以来的目的就一直是使自己成为环境的主人。在我们这个时代，他的这种努力已经成功在望，自身的毁灭可能也已遥遥在望了。但人类的另一个家园，即人类的精神世界也是全部客观实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生物圈的区别，在于它是非物质的和无限的。在精神世界的生活中，人类发现他的使命不是谋求在物质上掌握环境，而是在精神上掌握自身。”[14]

没有比这段论述更经典、更简洁也更深刻地描绘出“人在宇宙中的恰当地位”以及人生的本质：在物质上，人是有限的，是身心合一、交互为用的生物，尽管屡屡遭受挫败，他总是企图成为环境的主人；在精神上，人是无限的，人能够通过无限的精神潜能掌握自身，从而获得无限的精神自由，即：成为自己的主人，从而超越了环境的一切束缚与局限。

从物质有限性向精神无限性的升华，是古典世界观的基础。希腊人的箴言是：“认识你自己！”与之表面相反的箴言——基督教的教诲是：“舍弃你自己！”佛陀的教诲是：“消灭你自己！”无论是理性认识的世俗行动，还是舍弃自身的宗教作为，其核心都是：意识到个体物质存在的有限性，进而在精神上超越它。超越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心灵的平静与自由。

孔子以人生的不同阶段象征人类成长的历史：“十有五而志于学”，这是在好奇心引领下热情探索一切并最终确立人生伟大志向的“希腊阶段”，孔子称之为“兴于诗”；随着对物质世界有限性的认识不断深化，人的道德自我开始挺立起来，以应对物质世界的各种有限性问题，尤其是人类社会性交往中产生的问题，此即“三十而立”，《礼记·学记》所谓“强立而不反”，孔子又称之为“立于礼”，“礼”就是自我约束，以应对一切有限性问题：生死、善恶、得失、荣辱、一切社会生活中必然出现的是是非非、一切文明的盛衰起落，孔子一概以“礼”作为协调的准则，一切对立矛盾的因素，因彼此自我约束而化解、而和谐，人生因此立于“不惑”之境。这大致相当于克服有限性的“宗教阶段”，但中国人认为：无限性不是上帝，而是真正“无限定”的“道”，因此一切宗教都被哲学化和伦理化了；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一次次从物质有限性中自我振拔出来，进入音乐般和谐美妙的精神自由之中，孔子称之为“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又可谓“成于乐”。

天命是中国文化中具有最高强度的词语。天命指向每一个人的人生。《大戴礼记·本命》云：“分于道者谓之命，分，制也。”人之天命意味着：人受制于天，人受制于道，人知天命，即知道自己的局限，进而在物质局限之内寻求精神解放之途。行文至此，笔者突然领悟孔子将“心、欲、矩”三词连用以形容人生最高境界的深刻意味：心之所欲无穷，但宇宙有一定之规，只有认识到物质世界以及依附其上的人类文明社会的种种局限（“矩”），人的精神才获得自由。行文至此，笔者心生感动、寄慨遥深：古今中外，“伟人”多多，但以5000年的人类历史衡量，大多不过沧海一粟，有的更是昙花一现，只有孔子的思想，才真正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是变幻不息的思想潮流之下的真正大海。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云：“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陈致平《中华通史》称孔子为“人类的巨星”，实乃千古的评。孔子的思想确实灿若明星，照耀着人类历史，尤其照耀着今日世界的浓浓黑暗。

笔者幼年颇不喜“规矩”二字而好“反抗”之谈，读《论语》时，对“不逾矩”、“克己复礼”之说深不以为然；待阅历增长，始知自然与社会均有局限，无限自由只能靠社会层面上人的自我约束、彼此协调和在精神层面上人的自我控制与自我升华来实现，此时反观《论语》，方如梦初醒：心之欲也无涯，物之生也有涯，以有涯逐无涯，必殆。从有涯之生中悟道之无涯，心之所欲方可入广大和谐之境，发而为翱翔不尽的美妙音乐。

贝多芬在钢琴奏鸣曲《悲怆》的第一乐章中，以强烈的叹息与火热的旋律象征现实和理想的冲突，而深情柔美的第二乐章则如同剧烈冲突之后的休养生息、更深沉的思考、矛盾的和解与协调。第三乐章作为终曲，以轻快活泼的节奏开始，仿佛青春重新焕发了活力，阴郁的调子、无可奈何的叹息被欢乐的浪潮所淹没，音乐在一派阳光与明朗中涌向终点。威廉·肯普夫的演奏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一点：音符犹如清流，欢蹦乱跳地从长满青苔的岩石之间泻下，直沁人的心田。80年代初从录音机中录下这段音乐时，播音员，一个深沉的男声，以优雅的节奏和语气，诉说着“贝多芬那个时代德国进步知识阶层丰富的内心世界”，尽管这篇解说词错误地认为第三乐章的“斗争性不强”，把杰作误认成“败笔”，但整个节目的气氛令人陶醉。2001年，中央电视台开播科学教育频道，一个靠写小说出名的女人，在电视上一边不停地挥动胳膊比画着，一边以“现代音乐”的不屑，形容贝多芬的音乐是“过了时的大浪漫”。

站在这个无知女人背后的，是同样无知的近代世界观。与古典世界观对物质有限性和精神无限性的深刻认识不同，近代世界观认为物质是无限的，人类认识、控制物质世界的理性能力也是无限的，惟一有限的，是人类的精神生活，它受制于物质生活，是物质生活的反映。受近代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短促而虚假的“繁荣”鼓舞，近代世界观在物质无限观、理性无限观之外，发展出一种线性时间观，认为时间也像空间一样有起点和终点，并且直线前进，同时时间又是可逆的，人可以借助某种方法回到过去。在此基础上，现代人形成了所谓“进步”的历史观，他们一口咬定自己是历史发展的最高峰，此前的一切都是“落后的”、“过时的”。

这才是真正无知的“大浪漫”，自我吹嘘与炫耀这一人性弱点的大暴露。现代历史因为这种无知正遭遇惨败。汤因比以亲身经历宣告了这种不可持续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破产：“一位出生于1889年的英国中产者认为，从他开始认识周围世界时起到1914年8月这段时间，人间的天堂即将来临……对于一个像本文作者这样，生活于1897年前后的英国中产阶级的孩子来说，那一年，正是英国举国欢庆维多利亚女王统治60周年的日子，仿佛他所诞生的那个世界已超乎于历史之外，因为历史所意味的‘开化’民族已将不公正、暴力和苦难都留在身后，它们将不复重演。人们就是如此天真地看待这一切的。西方文明才是‘文明’。它是惟一的文明，它的兴起及在全世界的统治是必然的，它的功德也是值得大加赞扬的。‘文明’已经扎下了根，而这正是历史如今已经陈腐了的原因。”[15]

陈腐的近代世界观一再宣扬自身的伟大，尚不知道自身已步入崩溃的边缘。汤因比写道：“成为乐观主义者根据的那些（现代）成就，确乎是令人难忘的。但这些成就中的每一个都不是尽善尽美的，自身就孕育着产生未来灾难的种子。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瑕疵已是洞若观火了……”[16]他指出，灾难的种子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已经种下：“18世纪中后期开始于英国的技术和经济革命，转移到了农业、畜牧业和工业。1871年，这一革命超出了英国，席卷欧洲大陆，并且叩响了北美和日本的大门。时至20世纪70年代，这一革命仍有方兴未艾之势。尽管这场革命似乎仍未完结，但是当我们今天回首往事时却可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工业革命使人与生物圈的关系发生了颠倒……迄今为止，像生物圈中的其他芸芸众生一样，人类仍无法超越生物圈为他提供的生存空间的限制……事实上，连同人类在内的一切物种，迄今为止都生活在生物圈的恩惠之下。而工业革命却使生物圈遭受了由人类所带来的灭顶之灾。人类植根于生物圈并且无法离开它而生存，因此，当人类获得的力量足以使生物圈不适于人类生存时，人类的生存便受到了人类自身的威胁。”[17]

工业革命不仅破坏了生物圈使人类面临自我灭绝，它的另一个直接的社会后果是贫富分化、贪欲膨胀和道德堕落：“生活和劳动条件以及收入和财产分配方面的这些变化，以不公正和痛苦为代价而使国民生产总值得到增长……这些就是物质财富生产的增长给人类带来的自相矛盾的和不幸的结果。造成这种社会弊端的原因在于那些掀起工业革命的企业家们的动机。他们的动机是贪欲，而贪欲则使人们摆脱了传统的法律、习惯和意识形态的束缚。”[18]

汤因比在论述1763~1973年这200多年的世界历史时，非常鲜明地把标题和主题确定为“生物圈”（《人类与大地母亲》第八十、第八十一章），这意味着，作为对人类事务具有超人的敏锐与深刻洞察的历史哲学大师，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已经看穿了自己所处时代最紧迫的课题以及自己身后的世界命运。他总结自己的祖国——英国——“在这一时期的最大业绩是开创了工业革命。在这一革命的进程中，为了博取人类的欢心，英国打破了生物圈与人类之间的力量平衡，而这最终将使生物圈在人类力量的作用下，变得不适于所有生命物种的生存，其中也将毫无例外地包括人类本身。”[19]

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的分水岭。此前是人与万物的和谐被偶然的政治动荡打乱的历史，而在今天，一切和谐都被打破了。人类“内心深处的交战”与外在世界的战火燃成一片，硝烟污染了大气层。“1914~1973年成为全人类自相残杀的苦难时代。”迄今这一残杀仍在全球各地继续着。人类在自相残杀之余还把屠刀对准养育自己的母亲：“在大规模地把非生命的自然物理能用于机器之前，人类还不具有把生物圈破坏和剥夺到山穷水尽、不可救药地步的力量……在今天的生物圈内，除了人类自身之外，不存在能置人类于死地的敌人。科学在技术方面的应用，已经使人类变得越来越可怕。”[20]

现代化机械大生产使人类付出了高昂的精神代价：“随着每一个技术方面的进步，机械性的工作越来越使人在精神上遭受痛苦。传送带和装配线的发明，增加了生产，降低了成本，却付出了精神上的代价，它把男人们和女人们变成了‘被科学地管理’着的机器上的齿轮。”[21]齿轮是没有思想和感情的，人的“齿轮化”造成现代社会普遍的精神委靡与文化堕落，恶俗淹没了一切。机械化使生产劳动更为物质化、单调化，并以减少人对精神需要的满足作为代价，这造成工作乐趣与质量标准的下降。假冒伪劣充斥了社会各个角落，厚颜无耻代代风行，人们的口头禅是：“我是流氓我怕谁！”

汤因比深入分析了当代政治体制：“自15世纪由于中国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掌握了航海技术而使人类文明世界连为一个整体以来，民族国家的政治理想一直是某种经济上的时代错误……人类已经变得依赖于经济上的全球一体化，但仍不愿在政治范围内放弃民族分立。尽管从1914年以来，它已经导致了战争浩劫，但这种不相适应的状况仍在继续。接踵而来的是，人类事务已混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致使整个人类社会陷于瘫痪。”[22]

当代世界高度依赖民族国家或地区性主权国家的政治决策和政治领导，偏偏这种决策和领导是不值得信赖的：“我们已经论及了人类文明世界在政治上分化为地区性主权国家和它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全球一体化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人类当今困境的症结所在。人们需要某种形式的全球政府来保持地区性的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和平，来重建人类与生物圈其余部分之间的平衡，因为这种平衡已被作为工业革命结果的人类物质力量的空前增长所打破。然而，这项全球规模的事业的艰巨性和非个人所为性令人望而却步……进一步的分化正在导致商业的难于管理和信息的难于理解。规避的行为并没有消除这种过剩现象，相反，人们仍允许这种现象继续扩大并可能使它最终为人类所无法控制。”[23]

在《人类与大地母亲》的最后一章（第八十二章）“抚今追昔，以史为鉴”中，汤因比进一步指出：“地区性主权国家是一种难于掌握的机构。它们是两头落空。”一方面，高高在上的国家机器经常无力唤起人们进行自愿合作；另一方面，这些国家有足够的力量挑起战争，却不能缔造和平。“当今世界上的地区性主权国家，都没有维持和平的能力，也不具备把生物圈从人为的污染中拯救出来，或保护生物圈的非替代性自然资源的能力。政治方面的这种全球性的无政府状态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因为人类文明世界在技术和经济方面已经成为一个整体。”[24]

目前日益加剧的生态灭绝已不容许任何形式的拖延：“在这些使人迷惑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判断是确定的。人类，这个大地母亲的孩子，如果继续他的弑母之罪的话，他将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他所面临的惩罚将是人类的自我毁灭。”[25]

汤因比呼吁全人类的道德觉醒与精神变革：“这最近200年间的进步，极大地增加了人类的财富和力量，人类作恶的物质力量与对付这种力量的精神能力之间的‘道德鸿沟’，像神话中敞开着的地狱之门那样不断扩大着裂痕。”[26]生态灾难呼唤着人类精神的新生：“在这200年中，人类已使他的物质力量增大到足以威胁生物圈生存的地步；但是他精神方面的潜能却未能随之增长。结果是两者之间的鸿沟在不断地扩大。这种不断扩大的裂隙使人忧心忡忡。因为人类精神潜能的提高，是目前能够挽救生物圈的生物圈构成要素中惟一可以信赖的变化。”[27]

汤因比预感到：“似乎可能的是，这种（政治）统一将推迟到人类自身酿成更大的灾难之时。”[28]波澜壮阔的巨著《人类与大地母亲》以这样的警句结束：“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29]

目前的人类仍然处于浑浑噩噩之中，全球政治领导人、企业领导人、媒体尤其是广大民众的生态觉悟，是地球和人类自身起死回生的关键之所在。当此生死存亡之秋，当许多国家仍在公开或秘密地进行核实验、核扩军、核讹诈的时候；当各国政府、企业和媒体仍在推诿塞责目前迫在眉睫的生态环境责任之时；当全球化的风险日益加重之时；当富翁们竞相花钱搭乘宇宙飞船遨游太空，把他们麻木不仁的德性撒播到全宇宙之时；全世界人民必须紧急行动起来，焕发因上述情况而屡屡受损的人类良知，为了自己和子孙的未来，进行伟大的“环境抵抗运动”，为一切人、一切生命而战，这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行动：如果胜利了，历史将继续；如果失败了，无人能够幸存。在这全球规模的绿色行动中，将回荡着中国古老智慧的壮丽音乐：“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阴阳不测之谓神。”（《易传·系辞》）“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老子：《道德经》）

二、海德格尔：现代技术的全面统治是时代的最高危险

现代文明正在构成对自然生命、历史生命和人类生命的严重威胁。威胁的主要表现是现代科技力量及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对自然、历史、人类本性的肆意破坏。现代科技力量并非如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可以置于人类理性的控制之下；恰恰相反，它的威力反过来控制了人。把对现代科技的思考推向前所未有的深度与水平的，是20世纪伟大的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

海德格尔深刻地意识到：现代机械化大生产使得“在人与自然、与世界的关系方面，发生了一个彻底的变化”，因此，现代科技绝非如人们一厢情愿地预想的那样，是单纯的手段，而是以极大的威力建立一个适应自己的“新现实”，因此是对现时代具有根本意义的“世界构造”：“我们在多种多样的形态中都时时处处地看到那种在今天决定着世界现实的东西。这就是现代技术，它现在已经以同样的形式统治着地球，甚至统治着地球以外的太空领域。”[30]

这就是“现代技术的全面统治”，它彻底改变了人与自然、与历史、与生命的固有关系：北美印第安人在春天耕作的时候，会从马身上摘下马掌，以免伤害怀孕的大地。他们拒绝使用钢犁，因为它会伤害大地母亲的胸脯。这是人与自然之间多麽深情的关系！（行文至此，作者心中涌起感动的波涛，并对印第安人这个古老的民族油然而生敬意。）古罗马的卡托在《论农业》中认为：农民在收获之前应当向神灵献祭，或以某种方式为田野涤罪。这是向天地万物的创造和恩赐表示感恩。让—弗朗索瓦·米勒（1814—1875）画笔下的农民，在田野上将他们辛勤的劳作中断片刻，以便进行感恩的晚祷：无边的暮色，伴随柔和的晚钟，轻悄地洒落大地，也洗涤着这些纯朴而高贵的灵魂……而今，机械化的现代农业，不惜把大量人工化肥、农药、激素、人造光洒向庄稼和家禽，不仅大地被污染，人类也食不甘味、怪病缠身了。

1557年，乔治·阿格里柯拉在《论金属》一书中写道：“矿工能问心无愧地献身于采矿……上帝不仅显示自己在他神圣的话语里，也显示在天地万物中……正象一个人从田野的百合花中认出上帝的完善和财富一样，一个虔诚和勤奋的矿工……兴致勃勃和满心欢喜地在矿石丰富的地段也看到了上帝的力量和奇迹……”[31]矿藏是往昔的生命、自然本身的历史。而在现代人眼里，矿藏仅仅是资源，是供自己疯狂奔忙的能源，是贪婪地挖空大地、强暴大地的借口。黑暗而危险的矿坑是现代文明的“活写真”：当大地还没有被挖空的时候，它是暗无天日的地牢；当大地被彻底掏空以后，它就是荒无一物的废井、自我开掘的坟墓。没有任何东西能填补替代现代文明所造成的自然、历史和人性的废墟，除非现代人自我猛醒、悬崖勒马。

海德格尔指出：现代技术过程展现为以下八个环节：

第一，物质化。在《诗人何为？》（1946）一文中，海德格尔写道：“由于这个技术的意志，一切东西事先事后都不可阻挡地变成贯彻生产意图的物质。地球及其环境变成原料，人变成人力物质，被用于预先规定的目的。”[32]一切都成了物质，物质被置于“第一性”的位置而实际上遭受人的生产意图与实用目的的操纵。海德格尔在1936—1946年间写作的《克服形而上学》中富有预见力地指出：“由于人是最重要的原料，因此可以估计到，根据今天化学的研究，总有一天要建立许多工厂来人工生产人力物质……即有计划地按照需要来操纵生产出男人和女人。”[33]今天，海德格尔的预言，随着“克隆技术”等基因技术的进步，马上就要变成现实：“人们没有考虑到，在这里伴随着技术的手段，对人的生命和本质的进攻，已在准备之中……”[34]人变为物质，丧失了任何形式的独立性、个性和尊严，人类世界将因物质化而彻底变成一个非人的世界。

第二，齐一化。“威胁人的本质的东西是这样一个意见：技术生产使世界井然有序。而正是这种秩序使任何等级都化为生产的千篇一律性……”；“在这原子时代中，个人的特殊性、个别化、价值都因为完全的齐一性而以很快的速度消失了。”千篇一律的世界是乏味的、金钱统治的世界：“在现代技术的贯彻生产的意图中，事物的特性溶化为被谋算的市场价值……”，事物不再是事物，人不再是人，世界只剩下一堆散发铜臭的钞票：“作为一个经常性的货币交易者和经纪人，人就是‘商人’。他经常在称分量和权衡，但并不认识事物自身的份量。”[35]人们坐在电视机前，被花样雷同、千篇一律的电视节目弄成没有任何深刻感悟力和判断力的白痴。万物丧失了内在的份量。世界和人一起消失了。

第三，功能化。现代技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自然、历史、人性，限定并强求万物向自己纳贡：“从前……耕种又称养育和照顾。农民并不强求耕地。在播种谷物时，农民把种子交托给生长力，并看护着它的生长发育。……现在，耕作是机械化的食品工业。它限定空气，使之交付氮；逼使土地交付矿石；逼使矿石交付铀；逼使铀交付原子能……”海德格尔以绝妙之笔刻画出现代技术逼迫万物丧失本性、转化为功能的残暴过程：“水电厂被置于莱茵河的水流之中。它把莱茵河的水流限定在水压上。……水电厂不象几百年来联接两岸的旧木桥那样，被建造于莱茵河的水流中。毋宁说，水流被误建到发电厂中。……”[36]如此，现代事物通常具有的本末倒置与颠倒错乱又一次出现：在把河水仅仅看作水压提供者的现代技术眼里，养育了欧洲民族的莱茵河仅仅是误流入水电厂的技术装置中，同样，在古埃及法老的眼里，尼罗河仅仅是建造金字塔的原材料，等金字塔一一建成，自然和民众的力量也被耗尽，灿烂一时的古埃及文明就此进入了自掘的巨大坟墓中，从此在历史上消失。而今，亚马逊河误流入巴西热带雨林中，淘金者、伐木者和开荒者将全人类的肺一点点挖掉，全球因此呼吸困难。

河流是万物生命的源泉，也是人类文明的根基。如今，她被残暴地限定为水压的来源，她在被污染之前，其美丽的品质就已随风而逝，她清澈的音乐，永久沉沦于水电厂的隆隆机器声中，陪伴着她的，是恒河水面献祭的花朵、黄河岸边朴素的民谣、闪烁于琉森湖上和贝多芬心头的月光、在舒伯特的旋律中游动的鳟鱼、斯美塔那的伏尔塔瓦河上缭绕不尽的清气……一切美丽的宗教、哲学、神话、音乐、美术与诗歌，也陪伴着她，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四，主客两极化。现代技术表面上赋予人极高的主体地位，实际上则把人贬斥为受其摆布的客体，一种“人化物质”，一种没有灵魂和个性的行尸走肉：“在技术上组织起来的人的星球的帝国主义中，人的主体论达到了它最高的顶点；它从这顶点下降到有组织的千篇一律性的等级上，并在那里安排自身。这种千篇一律性成为对地球的完全的技术统治的最可靠工具。新时代的主体性的自由完全在与它相对应的客体性中上升起来。”[37]主客两极化使原本浑然一体的世界分裂为两半：主体被规定为支配性和操纵性的，客体被规定为被支配和被操纵的，结果主体和客体都受制于这种关系，都被这种关系支配、操纵和吸收，一切都成了关系、媒介、符号，都丧失了自身性和独立性，人们自以为是控制局面的主人，实际上早已是技术狂风中无可奈何的枯叶、客尘。自家豪华的客厅里布置着灯红酒绿的“吧台”，人们做客于自己家中，不知“今宵酒醒何处”……

第五，谋算。生命的奥秘和美，就在于她的不可预测性、不可重复性、不可操纵性，然而，现代技术使“自然的可预测性被冒充为世界秘密的唯一钥匙……可预测的自然被认作是真的世界而夺取了人的全部努力，并把人的想象僵化为单纯估价的思想。”[38]谋划估算的世界是一个处心积虑的世界，一个老谋深算的世界，一个自以为聪明的世界，一个不能产生任何深刻而持久的活力的世界，因为一切奇妙的东西都属天成而不假人工，一如童真和青春，一如成熟之美、智慧之美、精神之美、道德之美，多少化妆品也难以复制。

第六，贯彻和统治。“贯彻的意图已经把世界设置为可生产的对象的整体。这种意志规定了新时代的人的本质……”[39]人以命令者、权威解释者自居，肆无忌惮地强暴事物。“真理已成为确信……通过这种垄断，人作为主体被建立在全体存在者的中心……”[40]事物不再被允许以超出支配的复杂形式存在。万物因此隐退。世界空无一物。

第七，生产和加工。全球化的生产和消费使地球成了一个巨大的加工厂和垃圾站：“蓄意的自身贯彻开辟了危险的领域：人失身于无条件的生产。”[41]

第八，耗尽和替代。现代商品以短寿刺激生产和消费，替代性的满足成为基本形式，一切存在都被掏空，丧失了独特的本质，成为微不足道、无足挂齿的东西。事物横遭统治、加工和耗尽，燃烧成烟和灰。人类被暴露在无保护的空洞性中，生命变得不堪忍受。

海德格尔指出：本真意义上的“事物”的涵义是“会集”，事物会集着天、地、人、神这四重性，正如同一个罐子会集着天上的雨露、大地的流水、人的止渴与滋养、作为礼物向神的献祭，它远远多于一个实用的器具，而是天地人神的紧密结合，完美而神圣的“会集”（事物）。现代技术作为一种世界观，总是贫乏地看待事物，强迫事物降格、缩减为物质、功能，变成无生命的、僵死的东西。现代科技的野蛮性，表现在它对一切“生长着的事物”的剥夺，这种剥夺挖空了万物的本质——万物自身的复杂变化、未定状态与混沌状态、指向自身之外、与他物发生联系、指向无限的可能，它要求万物“立即到位”，以便接受它的指挥和支配。天、地、人、神，和谐共舞的事物与时代，一去不返。人在大地上成为异乡人，连同大地一同沉沦。

现代技术的本质被称为“框架”，原义为“骨架”“装置”，此处的涵义是：“集合起来的强求的名称叫做框架。”[42]它是一种“世界构造”，使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人与自我的关系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在这种框架中，万物被强求、被摆布、被耗尽。[43]

现代技术作为现代世界观的核心因素，“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历史中。”它的源头在古希腊：“在古希腊早期所想和所写的东西在今天依然存在，即对它自身还关闭着的本质到处都迎面等待着我们，并向我们走来……现代技术是古代完全陌生的，但仍然在古代具有其本质来源。”[44]技术是“完成了的形而上学”，它的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思想中。柏拉图的哲学使“前苏格拉底哲学”对“存在”之既隐蔽又敞开的直观，转变为“存在”在一切存在物（外观、现象）中的固定显现，希腊哲学变成“到处寻求原因和根据，以便通过对它们的认识而获得对存在物的支配力量。”在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中，人不再是存在之自我解蔽、自我敞开又自我闭合之神秘生命过程的“看护者”，而是靠理性突出自己，以便“到达存在物的中心”。这也就是“人类中心论”的开始，万物被认为是次于人类的、为人类服务的存在。从此，事物不再是天、地、人、神的会集，而是孤立的、固定的存在物，在此过程中，赋予一切存在物以随机涌现的生命与诗意的“存在”被遗忘了。“这样，在西方的历史中，事物还从来未能够显示在它的本质中。”[45]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中。万物的价值和尊严不是来自自身，而是由超绝万物的上帝赋予的。这样，随着基督教信仰的衰落，人便取上帝而代之，自身成为万物的主宰，用强行贯彻的意志统治万物，自称已经掌握了宇宙终极的“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然后将一些乱七八糟、难以自圆其说的意识形态，硬塞进这些似是而非的“规律”中，“在这指向中，了解要适合于应该被看见的东西。……认识与实际相符合……真理变成了理解和陈述的正确性。”[46]这样，一切都变成了宣传、广告、白日梦：“永恒极乐的彼岸目标转变成大多数人的尘世幸福；创造文化或扩展文明的热忱取代了宗教事务；创造原来是上帝的特权，现在成为了人的行动的标志；人的创造最终转变成商务活动。”[47]神圣的理念和救主，如今就是金光闪闪的铜钱。上帝的福音如今就是机器的轰鸣。历史的必然无处不在。消费者在购买以前确实就是上帝。

现代技术对于自然、历史和人性来说，正在变成“最高的危险”：“在它的领域——对象化的领域中强有力的科学知识，早在原子弹爆炸之前就已经毁灭了事物本身，原子弹爆炸只是长久以来已经发生的毁灭事物的一切严重证明中最严重的证明。”现代技术的危险性，因为人们宁愿生活在太平生活的假象中也不愿改变这一生活而凸显。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叫原子时代的历史过程刹车或加以引导。没有一种人的组织能够占有对时代的统治。”以唤醒人们的道德责任来控制科技弊病也注定难以奏效，因为技术是时代的框架，所有政治、经济、文化的努力只是这一框架和统治的奴仆。“毁灭之所以如此可怕，是因为它具有双重的迷惑性，即形成这样一种意见：科学优先于一切其余的了解而说中了现实中的现实物；又具有这样的印象：似乎尽管科学研究了现实的事物之后，事物还仍然能够成为事物……”[48]因为经过科学的“研究”，事物本身的意义让位给它的实用意义，以便接受支配，以便被生产和耗尽。

对现代技术的克服，首先要转换现代世界观，爱护另一种思想，即“沉思的思想”，即不把事物看作可操纵的物质和功能，而看作是具有独立生命的东西。“作为合理意识的最高形式的技术，和无沉思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它们是同一个东西。”海德格尔引用歌德的诗句阐明这种沉思：“你坚持因为，并不问为什麽。”他解释道：“什麽叫因为？它拒绝探求为什麽，因此拒绝论证和寻根究底。因为‘因为’是没有为什麽的，它没有理由，它本身就是理由。”正如同玫瑰不为任何理由而开放，人也应当如此：“在自己的本质的最隐蔽的根基中的人，当他以他的方式象玫瑰一样存在着，即没有为什麽时，他才是真正的。”这是自然、历史和人性恢复自主与尊严之第一步。如此，科学世界观转变为一种本真的世界观：“我们只在似乎科学未防备的时刻承认我们当然面对一棵开花的树……如果我们深思熟虑一下，一棵开花的树置身于我们之前，以至于我们能与之相对，这到底是什麽含义，那麽，首先和最终的，就不该弄倒这棵开花的树，而是让它在它所站立的地方站立着。”[49]

在我所居住的一个城市，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坐落于市中心地带的一座法国人在“租界”时代兴建的美丽花园，花园门口曾赫然写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内”。1949年以后，它成为对一切公民开放的公园。每到春天，娇嫩的海棠满树盛开，灿若彤云，环抱着那座法国风格的白色凉亭，衬以如今早已消失不见的蔚蓝晴空，成为城市心头一处幽雅娴静的风景。衰败出现于80年代：公园绿地被开辟为游乐场所，以便赚钱供养那些公园管理人员。小贩们在公园四周向游人兜售商品。因为管理不善，花园开始衰败。

然而，真正的厄运伴随一种可疑的技术降临：有些城市设计出一种名为“音乐喷泉”的建筑工程，这种工程附庸风雅地企图模仿欧洲皇家园林的风格——凡尔塞宫（又是法国！）茂密森林的中央空地上，有一座美丽的喷泉，喷泉中央是精美的塑像。“音乐喷泉”工程用“现代技术”将凡尔赛宫的喷泉“创新”为一座播放音乐的喷泉。该市某级政府为了炫耀其政绩，决定引进这一技术，于是一声令下，将这座花园彻底拆除，曾经盛开了整整100多个春天的海棠，连同所有树木花草都被砍伐净尽！光秃秃的地面被设计、承包、再造成一个空荡荡的广场，上面稀稀拉拉种植着一些速生的低矮植物，环绕着一个粗制滥造的所谓“音乐喷泉”，喷泉和音乐常常因技术故障而停止喷水和播放。广场四旁树立着不堪入目的粗制滥造的世界音乐家的塑像，把这个光秃的广场装点得无比庸俗丑陋。类似的“政绩”还在各地层出不穷。无数棵“开花的树”被人为地毁灭了。如今，狠毒的阳光穿过大气层中的臭氧空洞直射向地面，风沙肆虐着，美妙的音乐此刻作为不尽的挽歌，为茂盛了100年的花园送葬……

同样的故事在5000年的中国历史中一再上演。中国“地大物博”的自然条件受到“人口众多”的限制，生态上是极其脆弱的：每个王朝在初期总是致力于“休养生息”，即让人、财、物从战乱的破坏和消耗中恢复过来。随着财富的增长，社会上下开始骄奢淫逸、好大喜功。伴随生态紧张而来的，是贫富的两极分化。内部动乱的种子已经种下。与此同时，在外部关系上，由于中原人口增长的巨大压力，王朝统治者必须组织开垦荒地，而这样势必侵犯周边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于是战争不可避免。外乱内乱接踵而来，王朝因此寿终正寝。因此王朝更迭的深层原因，并非表面的政治经济变化，而是人为因素导致的生态极限的越过。所以中国历代圣贤谆谆告诫：“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孔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奈何人欲弥天，作雾自迷，亡国败家，遗恨无穷。历史的教训、圣贤的教诲足够深刻了，但人们充耳不闻、装聋做哑。

“可疑的东西在此期间已上升到无法预测和不可看透的地步，并拖拉着我们的时代。我们不知道去往何处。”海德格尔之言绝非哲学玄想，而是我们身边的危险现实：“我们越是接近于危险，通向拯救者的道路就开始越加明亮……”从技术时代的荒芜中，人们为一种新世界观的到来“进行准备”，人们需要“沉思：在技术化的千篇一律的全球文明的时代中，是否和如何还能有家园。”[50]

家是人性最深的渴望。大地是我们的家，自然是我们的家。只有在大地的环抱中，我们才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只有在自然的怀抱中，我们短暂的人生才获得了深刻的意义。我们是生之循环的种子，通过我们，大地盛开如鲜花。我们与大地唇齿相依。大地沉沦，我们也随之沉沦。诗人斯蒂芬·格奥尔格（1868—1933）曾有诗道：“词语破碎处，万物不复存。”万物不依赖人的词语而存在，万物的生命超越了人的词语所能表达的，那是伟大而神秘的“道”。人的词语和行动往往是对“道”的胡言乱语和胡作非为。以广告和媒体为标志的现代人的词语确实是“破碎”的、颠倒错乱的。破碎的词语表现着破碎的万物。破碎的万物表现着破碎的文明。因此诗人的名句应改为：“自然破碎处，万物不复存！”

生之破碎渴望着生之完整。那种灭绝一切、最终自我灭绝的世界观，堵塞着一切新生的道路。人在这压制一切的黑暗中，探索着拯救的微光。这微光注定要从一种完全不同于现代世界观及其源头——西方世界观中诞生出来。受尽折磨的自然、历史和人性，呼唤着一种全然不同的世界与智慧。那微光持续闪现，依循着“存在的天命”，本身已经呼之欲出了。 4xMyxeVO795NI6e9AbHMm1eqUE4AW3qJgam4TwRu/Cao3T8RICasmqDB/SxjKR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