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自然生态、人类社会与文明传播

时空的溪流中潺潺流动着不尽的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在短暂的生命旅途中，我们必然要问：为什么我们被赋予生命？生命起源于何处？归宿在哪里？意义是什么？放眼四望，首先涌入视野的，是广阔无垠的世界，我们称之为“自然”。自然是先于我们而存在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它的确切起源。它是永恒的“谜”。从这遥不可测的神秘深处，涌现出一种独特的东西：生物。生物覆盖着宇宙中惟一一个幸运的行星——地球。大约45亿年前，地球在广袤的宇宙间凝成。约15亿年后，地球表面开始出现最早的生物。生物的出现与繁衍，依赖地球在宇宙中的独特位置、阳光、空气、水等一系列基本条件，这些条件只有地球具备。地球表面覆盖着陆地、水和空气，这些养育生命的东西构成了“生物圈”。由于生物圈的分布，我们生活的行星地球展现出惟生命才具有的惊人的美丽与活力。自然以生生不息的美，揭示着自身的奥秘、泄露着自己的“谜底”。

一、自然生态是文明传播的道德基础与价值本源

能领悟宇宙之美的，是一种脆弱而奇特的生物——人。人的起源渺茫难知。大约500万年以前，可能由于全球气候变冷引起森林环境的巨大变化，人类的祖先必须从东南非热带草原栖身的树上降落到地面以寻找食物，这些“原人”开始直立行走于大地之上，解放出来的双手能够使用一些原始意义上的工具。大约10万年前，连续4个较短冰期之后，急剧的气候和生态变化极大地促成原始人的大脑发育出新的适应性机能，人类意识的微光开始闪现，直至原始人越来越迫切地渴望，用一种彼此相通的东西，来表达共同的生命感受，这时，语言、思想的诞生同时宣告了人类的诞生。

原始人的文化经历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4至3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人的工具制造、群居生活、原始艺术与宗教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学者们认为这一“文化高涨期”与地球异乎寻常的温暖相一致。旧石器晚期文化由于人口膨胀引起的食物资源破坏而于公元前1万年的时候过早地消失了。据估计，旧石器早期世界人口约为12万人。由于气候温暖，人口膨胀，过度的食物采集与狩猎，破坏了原始人赖以生活的狭小生态环境。约1万年前，世界人口激增至500万人，膨胀了42倍的原始人必须迁出祖居地，向全球其他地方迁徙。冰川的后撤使原始人能够走出东南非的热带草原，进入欧亚大陆，并穿过大陆桥，进入美洲和澳洲。在随之开始的新石器时代，遍布全球的原始人开始尝试植物栽培和动物饲养。原始农业和畜牧业出现的地方，通常是大河之滨，在两河流域、尼罗河、印度河、黄河岸边，最早的人类文明诞生了。5000年前的文字，记录了文明社会赖以建立的技术基础——农业革命。河滨灌溉农业使人类第一次出现了剩余，这些剩余足以支撑少数人从事灌溉系统的管理、剩余作物的管理和向神献祭的活动，人类最早的文明生活开始了。农业生活的根本特点是与自然的亲近与和谐，当自然赐予这些辛勤的农人以丰收时，这些农人——最早的人类对自然感恩戴德；当自然暴怒时，人们则心怀畏惧，于是文明的核心因素——宗教产生了。宗教因自然条件的不同而不同：被沙漠包围的希伯来人的宗教所信奉的上帝是威严的，他要求虔诚；炎热的印度次大陆的宗教是沉思默想的，印度教的神灵指向绝对的静寂；在温和的中国大地，宗教与自然合一，“天”是仁慈的，他养育万物，成就万物，他昭示和谐。

“天”又称“道”。按照中国人的理解，宇宙万物存在、运行、循环的终极真实是“道”，道就是自然，即自我确认、自我肯定、自行决定、本来如此、不受任何外在力量操纵的万物生命。中国人又称之为“天命”。万物依从着天命。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自然决定人而不是人决定自然。因此人生的最高境界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协调。管子曰：“人与天调，则万物之美生。”人是自然的产物，最终复归于自然；自然是人生的根基，也是人生的归宿。宇宙之“道”或隐或显，时明时晦，需要人来发“明”。人与自然生命的和谐，就是文明。

“文”者，宇宙之“道”的显现。孔子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朱熹注曰：“道之著者谓之文”（《四书集注》）；“明”者，将宇宙之“道”显而“明”之，使其焕发光彩、昭若日月，这就是人生的伟大意义。“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天之文刚柔交错，阴阳变化；人之文，礼乐文章，和谐天下。自然生命与人文生命的统一，就是“道”。“道”是生之循环，是自然、人类、文明、宇宙万物的和谐共存。因此，文明的奥秘就蕴藏于“生态”之中。“生态”是一切生命和谐共存的完美状态。正是这种状态，而不是现代世界观所注重的社会表面的政治经济变化，才是文明兴衰的奥秘。

正是这种原初的生命主义的世界观，鼓舞着公元前3000年的原始人类，在汩汩流淌的生命之泉的岸边，建造了人类的初始乐园——“伊甸园”。

“伊甸园”位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冲积而成的新月形状的沃土，苏美尔人首先开发了这一地区，建立了复杂的灌溉网，到公元前3000年时，已经形成了12个独立的城市国家。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使人类开始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当苏美尔人的城市领地被尚未开发的处女地彼此隔开时，各城市国家尚能和睦相处；当开发耕地的能力大为提高、城市之间的处女地被开发净尽之后，苏美尔人陷入历史性的政治灾难中：组织严密、残酷无情的连年征战使参战各国损失惨重，最终被迫臣服于来自阿拉伯沙漠、趁机崛起的闪米特人。留传至今的一首苏美尔人的诗篇，表现了人类亘古如初的“终极焦虑”：“只有人，他的寿命不久长；无论如何作为，都是空虚一场。”这样的情调在一种不安全的、没落的文明环境中随处可见：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两座摩天大厦，被恐怖主义分子劫持的飞机撞毁，数千无辜的平民一瞬间被化为焦土，人们在震惊、哀悼之余不禁心生恐惧：下一个目标会是什么？四千多年前创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文明的人们无法了解文明以后的命运，正如同伟大的艺术家查理·卓别林在他那部描绘现代文明残酷性的电影《凡尔杜先生》中的一段台词所说的：“婴儿如果知道他要遭受如此多的痛苦，他一定不愿意出生！”创立文明的人们，也如母亲腹中的婴儿，对此茫然不知。

自然犹如母亲，文明是她30亿年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孩子，这个5000岁的孩子由于最近200年的突然壮大，竟然不知不觉中正谋害自己的生身之母！时间的残酷性在于它不可倒流。诗人雪莱写道：“我生是创巨痛深，我血流遍体！时间的威权严锁了我，我是太浮、太傲、太和你们一样的不羁……”[2]对于刚刚告别森林和草原、在两河之滨定居下来的美索不达米亚人来说，他们是尚在自然母亲的怀抱之中的、“太浮、太傲、太不羁”的孩子，他们之间的残酷战争，对整个地球环境的影响，犹如几个饥饿的孩子为了争抢母亲的奶水而进行的哭闹和打斗。那时的地球母亲，有足够充足的奶水、源源不断的河流和雨露，足以供养地球上的所有生命。

美索不达米亚新的征服者们，在萨尔贡国王（公元前2371~2316年在位）带领下，在两河流域中部建立了阿卡德帝国。这一帝国也寿命短暂，被古蒂人毁灭。苏美尔帝国在复兴一个世纪后，最终被闪米特人中的另一支——阿莫里特人征服。阿莫里特人在汉穆拉比国王（约公元前1704~1662年）率领下建立了巴比伦帝国。此后，巴比伦被喀西特人、赫梯人、亚述人、加勒底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和突厥人一次次征服。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历史，重演了人类文明的固定模式：开发自然能力的提高既促进了文明的发展，也埋下了文明毁灭的种子——人口的增长最终会超过生产能力的增长，随着地力的耗尽和生态的破坏，文明的惟一出路是向外扩张，而扩张必然遭到受侵犯或受威胁的其他文明的反抗，于是战争不可避免。而战争的惟一后果是使一度繁荣的文明彻底毁灭。

二、“伊甸园”隐喻：文明传播史的真实写照

《圣经·创世纪》记载了“伊甸园”得而复失的历史：想象中的造物主“上帝”在创造天地万物的第六天创造了人，并把人安置在上帝亲手种植的美丽花园——伊甸园中。伊甸园里树木葱郁、果实累累。河水清澈见底，鱼虾成群，水草丰美，“灌溉着”乐园。河流一分为四，其中两条就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乐园中央树立着生命之树和知善恶之树。“上帝”吩咐人类的始祖亚当道：“这园中树上的果实你都可以吃，惟独那棵‘知善恶树’’上的果实不能吃，吃了必死无疑！”上帝又趁亚当熟睡时取亚当的一根肋骨，创造了一个女人，以便作亚当的助手。亚当醒来，看见这个女人，欣然道：“你是我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二人天真烂漫，赤身裸体地在美丽的伊甸园中嬉戏。他们漫步林间、依偎河畔，鸟儿在空中飞翔，昆虫在草丛中鸣唱，清新透明的空气中飘荡着野花的芳香。那时“天空一直是晴朗的，从来不下雨，也没有人耕田，万物滋长靠河流，四季皆有充足的水源。”[3]

一条长有漂亮翅膀的、空中飞舞的蛇，改变了亚当和夏娃的命运。蛇用悦耳的闲谈和可疑的推理首先引诱夏娃，让她吃了上帝禁止人吃的知善恶树上的果子，亚当也随着夏娃吃了一个。顿时，二人心眼明亮，顾盼周身，发现彼此一丝不挂，立刻用无花果树的叶子遮住身体。“上帝”趁晚凉在花园里散步，发现亚当夏娃躲在树后，一问才知是他们偷吃了禁果。“上帝”大怒，先惩罚那条漂亮的飞蛇从此只能在地上爬行；然后惩罚夏娃受怀孕分娩之苦并受丈夫辖制；最后惩罚亚当夏娃终生劳苦、死后归尘。“既然人已经吃了善恶果，那他们就知道了善恶真假，聪明与我相似，倘若再让他们吃生命树上的果子，那他们就长生不老了。”上帝为此将亚当夏娃逐出伊甸园，打发他们去耕种土地、自食其力，又设置一把能四面旋转的火剑和一种带翅膀的动物，永远把守着生命树，以防人类染指。伊甸园从此永久地失去了。

人类以后的作为证明“上帝”确有预见：亚当夏娃的第一个儿子、也是人类自己生产的“第一个人”——该隐竟然犯下了亲手杀害自己同胞兄弟亚伯的滔天大罪！起因是：该隐负责种地，亚伯负责牧羊。该隐用庄稼祭献上帝，上帝没有悦纳；亚伯的供品是绵羊和羊油，上帝欣然接受。愤怒和嫉妒使兄弟二人争吵起来，亚伯尽量回避，但该隐一再挑衅，亚伯忍无可忍，与之厮打起来，结果被该隐杀死。该隐在上帝面前还企图掩盖自己的罪行，后来被迫认罪。上帝罚他永远背井离乡、居无定所。

“该隐杀弟”仅仅是人类自相残杀的序幕。到亚当夏娃的第十世孙诺亚的时代，人类已经恶贯满盈，不可救药，上帝决定发大洪水将全人类彻底淹没。惟独诺亚是个义人，上帝与他立约，要他造大方舟以便洪水来时率领子孙、鸟兽虫鱼等各种生物避难。诺亚整整用了120年的时间建成方舟，同时忍受着一代代不明真相的众人对他预言“水将从天而降”的嘲笑。到诺亚600岁的这一年，大洪水真的从天而降，淹没了整个世界。洪水整整泛滥了150天，世上只剩下诺亚一家和方舟上的各种生物。又过了200多天，诺亚打开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鸽子试探水情。日落时分，鸽子衔回一枝橄榄叶，说明地上的水已退，树木开始重生。在方舟中憋闷了1年零10天的幸存者们终于重回陆地。天空出现了旷古未有的彩虹，象征着上帝与人的立约，劫后重生的人们和生物将开始新的生活。

《圣经》记载的“伊甸园”传说，是中东地区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文明兴衰的真实历史记录。美丽的伊甸园是尚处于果实采集阶段的原始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精神写照。而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从事农业生产象征着人类历史的中间段落：以农业耕作为中心的古典文明。“该隐杀弟”的故事象征着农业文明与周边残存的原始狩猎游牧文明的剧烈冲突，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有时以宗教的名义进行，“上帝”喜欢牧羊人亚伯的供品这一细节，仅仅说明创作《圣经》的犹太人更怀念原始狩猎时代的文化，并不能改变农业文明与周边蛮族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实质。而“该隐”的被流放，则象征着战争使农业文明的基础——土地以及其他生态资源被耗尽，整个民族被迫迁徙。“诺亚方舟”的故事则记录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最后阶段：由于各地资源和生态被逐一耗尽，以大洪水为标志的生态灾难使各民族文明都陷入灭顶之灾。

三、美索不达米亚悲剧：深奥的历史之谜，至此豁然开朗

美索不达米亚的悲剧，在其他文明中心不断上演。辉煌的古埃及文明由于巨大的法老陵墓“金字塔”的修建、穷兵黩武的对外扩张所造成的人力、财力、物力的过分损耗而毁灭；印度河流域作为古印度文明的发祥地因过度开发、生态破坏而夭折，代之而起的恒河文明虽然更加辉煌，但也没能挣脱这一生态与文明之间的往复循环。

中华文明虽然也是典型的农业文明，但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她免遭其他古典文明覆灭的命运而绵延至今：首先，喜马拉雅山、西北沙漠、西伯利亚冰原、蒙古草原以及寒冷的东北形成天然的地理屏障，常常阻止并削弱外来民族的大规模侵扰。其次，古埃及文明与古印度文明以及其他古典文明都具有的宗教狂热、种族冲突、种族—宗教战争以及由此引起的人、财、物力的巨大损耗，在中华文明的大多数时期都十分罕见，中国古代的圣贤们从中华文明的黎明时分就以一种还万物以本来面目的态度来看待万物，既不夸大它们，也不贬低它们，而是谨慎而自然地对待它们。因此，中国人的理想生活，既不是超自然的宗教生活，也不是将自然贬低为物质财富的浅薄的世俗生活，而是依循自然之生命节奏的诗意生活。这种人文主义的世界观与中国在古代的地理安全、种族文化融合、非宗教主义等因素直接相关。再次，持久连续的历史赋予中国人以一种深刻的政治智慧，从正反两方面积累的历史经验告诉中国人：无论对文明内部还是对文明外部，和平总是协调各种关系的最佳途径，暴力往往导致两败俱伤，除非万不得已，不应贸然尝试。最后，中国的圣贤们一再致力于培养所有社会成员的道德情操，使之适应自然生命的运行与社会关系的和谐，避免过分膨胀的人欲将文明的基础损耗净尽。中华文明阅尽繁华而能屹立至今，就依赖于这样一种深刻博大的文明智慧与生命智慧。

尽管如此，像中华文明这样饱含生态智慧的文明，其强大统一的王朝尽量避免穷兵黩武或像西方诸帝国那样炫耀武功，她的和平主义的内外政策，也都承受着巨大的人口—生态压力。中国国土的三分之一是高原荒漠和崇山峻岭，不适宜人类居住与开发；其余三分之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被一一开发净尽。伴随人口膨胀而来的，是耕地紧张、社会动荡。内外战乱使王朝更迭，人口因此锐减，土地获得重新分配和开发，新王朝得以“休养生息”。休养生息使人口再度膨胀，大举开发新的耕地与资源成为必需。而人口的膨胀注定要超过人们的开发能力，因为开发能力越高，生态破坏越剧烈，土地以及其他资源就需要更长时间的“休养”，于是社会动荡必然降临。

以中国的人口与黄河含沙量之间的关系为例：周朝时，黄土高原的森林覆盖率是53%，中华文明的母亲河此时是通体清澈的，公元前1044年，宽广清澈的黄河流经孟津时，一定屏息凝神，静听河边一个英姿勃发的年轻人向汇聚于此的大军发表响彻历史的誓词：那是周武王在讨伐殷纣前设坛昭告天下：“民之所欲，天必从之！”[4]而到晚周，圣人孔子已发出这样的感叹：“圣世出，黄河清！”说明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开发与征战已使黄河首度出现浑浊；到汉朝，公元初年，中国人口已超过6000万，这一高峰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400余年的战乱而急剧下降，到唐天宝年间，中国人口已超过8000万，黄河之水已十分浑浊；到北宋末年的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人口达1亿400万，黄河含沙量已达50%；明朝末年人口达1亿5000万，黄河含沙量达60%；清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猛增至3亿1300万，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人口达到古典中国之最高限4亿3000万，黄河含沙量已高达70%！即使西方侵略者不来，传统中国的生态极限也早已超过，动乱、战争、革命已是一触即发。[5]

在巨大的人口—生态压力下，积贫积弱的中国必须找到一条迅速富强的出路。迫不及待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尽管西方侵略者的所作所为在中国人民感情中激起强烈的义愤，但渴望迅速富强的中国人，还是不得不走上一条模仿西方的发展道路。经过150年的浴血奋战、尝试、挫折、失误和重新认识，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呈现出难得的初步繁荣。

回顾150年的奋斗历程，人们发现，最大的失误在于：对文明传播的内在肌理以及中西两种文明体系的运行模式认识不清、把握不准。一半因为情势所迫、一半因为先入为主，中国人在追求现代文明之初，眩目于西方现代文明的成就，普遍接受了“进化论”的世界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征服自然”的口号流行不衰，实用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一口咬定“弱肉强食”是自然界的基本规律，也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似乎一个社会表面的政治经济变化或“进步”，可以超越文明的生态极限，进而一口咬定中国古典文明是落后过时的，必须全盘抛弃。

这一失误极大阻碍了中国探索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的努力。最直接的后果是：由于错误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致使最近50年中国人口由原来的5亿多猛增为目前13亿多，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更加恶化。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主要交通工具是公共汽车和自行车，全国拥有自行车4亿多辆。为了“现代化”，中国大力发展汽车工业，首先是某些机关部门的首长，上任伊始便大买汽车以供自己、家属及单位享用；然后政府把每个家庭拥有至少一部私人汽车作为全社会追求的目标，全不管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和拥挤的交通根本不能承受西方社会那样的“交通现代化”！高污染的汽车取代自行车，使中国城市的天空烟雾弥漫。

2002年3月4日，国家环保总局负责人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列举道：“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38%，平均每年新增1万平方公里；荒漠化土地高达262万平方公里，每年以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沙尘暴频繁发生；草地退化、沙化、碱化面积占草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并且每年还在以200公顷的速度增加。森林人为破坏严重……人工林占森林多数（人工林保持水土的能力与原始森林不能相比：原始森林因其长期形成的生物多样性而固土防沙能力极强，人工林由于缺乏生物多样性而易形成土壤板结。——笔者）……每年有200万公顷的有林地逆转为无林地、疏林地和灌木林地。”此外，水生态系统严重失衡，农田、农村饮用水污染等问题突出，生物多样性锐减，海洋生态破坏严重（红树林面积从历史上的25万公顷锐减为目前的1.5万公顷），等等。他认为：“生态环境的恶化加剧了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严重制约一些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今后一段时间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既要解决历史遗留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欠账，又要紧跟经济快速增长和对外开放步伐，面临着很大压力。”[6]

很明显，中国目前的“快速发展”正在使“生态欠账”越积越多，直至祖宗基业、民族大业被“生态坏账、呆账、死账”拖垮为止。政府、企业、媒体和公众的生态觉醒与生态拯救的力度，远远赶不上生态破坏的广度和深度。

1972年初春的一个早晨，经历了昏天黑地的狂风之夜，一个世代生活在黄河岸边的山东农家女孩，刚刚起床出门就目睹了恐怖的一幕：流淌了亿万年的黄河，在她眼前消失得无影无踪！浩浩汤汤几万里、被形容为“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回”的母亲河，在最应当波澜壮阔的下游地段，竟然彻底干涸！人们惊讶地发现：再没有水从河床上流过，再没有一滴水！对于一条以入海作为她神圣目标的伟大河流来说，那一时刻，其实意味着的是一次死亡，一次该让所有中国人痛哭的死亡！对黄河的这次可怕断流，历史纪录表现得麻木不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和《黄河志》没有任何记载。1972年的中国，迎来了美国总统尼克松，中国从此开始慢慢回归国际社会，而全然没有顾虑到：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生态母亲，已经无力奔赴大海了。我们真是不肖之子！森林被砍伐，草场被圈占，一座座大坝将黄河水截留，无处宣泄的黄河沙将这些大坝越堵越死，每年排入黄河的污水高达41亿吨，母亲河还没走出青海河源地区就断流长达半年之久！1997年9月3日，黄河首次出现洪汛期断流：黄河母亲连眼泪都哭干了！专家预言，2000年以后，黄河不仅会变成季节河，还会变成内陆河！蓝天下，干涸的黄河河床上，一群群烂漫少年正在兴高采烈地踢足球。什么样悲惨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呢？

四文明传播的法则是自然生态与人类活动的良性平衡

自然生态，并非如时下人们所说的“是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而是一切人类文明存在、发展、传播的最深的物质根基与精神根基，是文明生死存亡的关键。生态变化是深奥的“历史之谜”的谜底：生态存则万物存，生态毁则万物灭，“自然破碎处，万物不复存！”

文明传播的内在肌理和法则是自然生态与人类活动的良性平衡。现代西方文明的发展模式是建立在剥削全球生态资源、造成全球生态灾难的错误基础上的，它从反面提供的生态教训已足够深刻：1962年，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在引起世人震惊的名著《寂静的春天》结尾处写道：“‘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的产物，是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的产物，当时人们设想让大自然为人们的方便有利而存在……这样一门如此原始的科学（指当时的应用昆虫学）却被最现代化、最可怕的化学武器武装起来了；这些武器在被用于对付昆虫之余，转而威胁着我们整个的大地，这真是我们的不幸。”[7]

在《寂静的春天》出版30年后的1992年，全球滥施农药的现象仍然有增无减：仅美国每年为农场生产的农药就高达11亿吨，危险的化学药品的生产增长了400%，致癌物遍布全球地表水和地下水，各种致命的疾病层出不穷。卡森预言：事情在变好以前会变得更糟，因为化肥和农药在促进农业丰收上有利可图，比污染更难清除的是现代社会的另外两大污染：金钱和权力的污染。西方模式的现代化不仅是将巨毒农药洒入农田而污染了大地上的一切，随着西方现代价值观的扩散，这种文明的毒素在将全世界无辜的人民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的同时，还污染和毒化了全人类的心灵：金钱崇拜、权势崇拜席卷全球，世界变得鄙俗不堪。

卡森在《寂静的春天》第十六章中以“崩溃声隆隆”为题，写道：“生命是一个超越了我们理解能力的奇迹，甚至在不得不与之斗争时，我们仍需尊重它……”[8]而现代人的最大难题是：尽管认识到经济发展会促成生态灾难，但人们宁愿牺牲子孙和未来，也不愿放弃眼下经济发展带来的哪怕是一点点的舒适便利。以2002年的中国为例，尽管人们知道汽车制造污染、资源昂贵且面临枯竭、驾驶危险且经常遭受交通堵塞之苦，但“入关”以后的降价引起抢购轿车的狂潮，许多高污染、低价格的轿车被抢购一空。比政府官员用人民血汗享受豪华轿车这种“司空见惯”的腐败痼疾更可怕的，是全社会受到“处于低级幼稚阶段”的西方物质主义世界观的影响，总是企图控制自然、征服自然，总是以外在物质成就衡量一切，结果控制、征服自然的人类行为遭到了自然的反抗与报复：2002年春，肆虐的沙尘暴，从俄罗斯、蒙古出发，一路席卷挟裹着中国西北、华北、东北荒漠上裸露的地表土，长驱直入东南沿海的广大地区，所到之处，飞沙走石、日月无光，大树被连根拔起，沙尘越过海洋，直扑韩国、日本等国，并且越过地球最宽阔的水域——太平洋，直达美国西海岸。这场沙尘暴真是“全球化”的活写真！比沙尘暴更无形也更可怕的，是肆虐在人们心头的对金钱、权势、奢靡、腐败、堕落、新奇刺激、时尚等一切浅薄之物的崇拜风暴。电视屏幕永远是富豪大亨们包买天下、巧取豪夺的地方，是流氓地痞大打出手的地方，是哗众取宠的明星们自我展示丑陋的地方，而无知的少男少女们，却为了这些人而浮想联翩、歇斯底里。

圣雄甘地尝言：“地球足够供养人类，却供养不起人类的贪婪。”圣人孔子则在《论语》中简洁地概括出这一居高难下的社会局面：“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自美索不达米亚以来一再重演的文明悲剧，揭示出这样一个简单的历史真理：比物质力量更难控制的，是人心。现代文明已然行进到这一最后阶段：要么，贪婪的人欲获得控制和升华，文明得以新生；要么，文明毁灭。置身于非洲这人类起源地的满目疮痍的灾荒、贫困、动乱中，怀着对西方富裕国家的麻木不仁的义愤，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阿尔伯特·史怀泽写道：“人类已经丧失了预见和自制的能力，它将随地球的毁灭而完结。”[9]

毁灭的阴影深藏于西方世界观中，深藏于西方人对自然万物所持的致命的“幼稚”与“狂妄”态度中。在现代西方多种族杂居和竞争的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的思想是借重科技创新这种便捷而有力的手段获得商业成功。知识之树始终茁壮成长于西方社会。基督教思想由犹太教变化而来，它将希腊科学知识之树改装为教会神学之树，科学知识是这些航海商业民族对付变化莫测的大海和商业机会的法宝、神明和宠儿。“上帝”之所以受到崇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让红海的海水突然从中间分开，以便摩西率领犹太人逃出埃及。耶稣传教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表演的“奇迹”。这些奇迹是原始巫术的遗迹，又是现代科学的始祖。

公元1500年前后，那条引诱亚当夏娃堕落的漂亮的羽蛇，又一次飞临地中海的上空。这次它向亚当夏娃的后裔——西方民族发出的仍是那古老的诱惑：再尝一次那知识之树上的禁果！西方人像他们的祖先亚当夏娃一样，初尝之下觉得知识之果甘美异常，于是自动走出伊甸园，开始了以科学技术操纵万物、制造万物的历史进程，现代科学家和技术专家被想象为可以神秘地发现并进而操纵事物的自然进程，使事物产生有利于人类变化的新造物主。“上帝”因此被废弃不用，伊甸园也因此任其荒芜。

科学代替上帝成为新的神明，技术代替巫术不断变幻出操纵万物的“魔法”。欧洲近代文化，以文艺复兴时代开始的美术、文学、古典音乐为代表，一度显现出耀眼的辉煌。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使西方文明逐渐取得优势，以机械化大生产、科技进步、人口密集于城市为标志的现代文明，加速度地运转并波及世界，最终把全人类联结为一体。现代科技似乎打破了数千年来人口压力—自然生态—社会稳定之间的固定文明模式，科学技术以及一切西方知识包括其特有的政治观念与制度、经济产品与文化成就使志得意满的西方人横行世界。然而，伴随经济迅速发展和海外殖民空间的饱和，人口膨胀的压力这把宝剑此刻再现寒光：为争夺海外殖民利益与欧洲势力范围，西方列强自相残杀，仅仅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便使850万士兵、1000万平民丧生，直接间接经济损失3300亿美元。经过20年的短暂休战，世界大战再度爆发，1500万士兵、1000万平民丧生，经济损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3倍。西方列强又一次重演了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悲剧，一味扩张的文明胃口最终吞噬了自己。

“该隐杀弟”的下一幕是“诺亚洪水”。现代科技不仅以现代市场和现代国家权力的形式促进贫富分化和社会动荡，它还引起了全球范围疯狂的军备竞赛，上万亿美元的资金不被用于救助不幸者，却被用来制造、储备人类互相残杀和自我灭绝的武器，生物化学武器、核武器等巨大恐怖使人间犹如地狱。像诺亚的警告遭到人们嘲笑一样，马尔萨斯所预言的人口噩梦，也因所谓“改良土壤、品种杂交、普施化肥和农药”的“绿色革命”而被一再怀疑和批判。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类文明对整个地球生物圈的致命威胁日益显露。生物多样性危机、全球气候变暖、臭氧空洞、资源耗竭、大气污染、淡水紧张、人口爆炸、社会动荡……人类文明展现出自我毁灭的可怕前景。频繁发作的自然灾害、沙漠化、气候异常等等，其规模危害远远超过诺亚时代席卷中东世界的洪水，随着地球表面处处人满为患，哪里还有衔来橄榄枝的鸽子、劫后重生的彩虹？现代基因技术图谋砍断“上帝”为保护生命之树而设立的四面旋转的“火剑”，生命伟大的自我循环，将被人为破坏：自然、历史、文明将何以自存？

我至今仍时常缅怀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与黄河在青海源头地区的第一次相遇：黄河以无比的清澈和温柔向我袒露她圣洁的裸体，她无声而迅疾地奔流，两岸的青山肃立着，为她默祷，阳光爱抚着河边洁净的细沙，爱抚着整个大地，蓝天高远无极而又伸手可触，它就环绕在你四周，等待着你的亲吻、拥抱和舞蹈。苍鹰在清风里盘旋，向这广大无人区里的稀客致意。黄河以自己天真无邪的献身，圣化着四周的空气。行文至此，我的胸中再次泛起感动的波涛：我们都曾经是一条怎样的河流啊！怎样污浊和断绝的命运在等待着我们！

黄河啊，你这永生不息的河流，你是从我们的血液、我们的呼吸、我们心的每一阵疼痛和柔情中流出的。你孕育于天命的最深处，然后潺潺而来，穿越了清澈的童年、奔放的青春、一望无际、波澜壮阔的历史，悠悠五千载的岁月。从你的波涛中，升腾起一个个伟大的思想，一代代灿烂的文明。然而，当越来越多的泥沙玷污着你的身体，你开始愤怒，汹涌，咆哮，哭泣。无边的狂沙席卷而来，遮蔽了前方的大海，你看到两岸的谎言越垒越高，自身被贪婪污染成恶臭，你的哭声越来越嘶哑、微弱，终于，你的最后一颗眼泪，被一阵猛烈的沙尘劫持得无影无踪！干枯的河床上堆满了有形无形的垃圾。

哪里啊哪里！哪里是你圣洁之泉的泉眼、你美丽的清波、你清凉甘甜的气息，赐予我们这些沙漠中的迷路者以新生的源头活水！

第一章 自然生态、人类社会与文明传播

第一章自然生态、人类社会与文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