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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世·近代文学与《三国演义》
2.1日本近世文学与《三国演义》
（一）翻译：湖南文山《通俗三国志》
《三国演义》的第一个日译本始刊于1689年，《演义》嘉靖本问世167年、清太宗皇太极下令大学士达海译《演义》、《孟子》等为满文50年、《演义》满文译本问世39年之后。按日本年号计，为江户时代元禄二年，《太平记》作者发现《演义》近三个半世纪后。在这近三个半世纪的日本文学中，除在后期军记物语《义经记》中人物辨庆身上还依稀能看到一点《全相三国志平话》中张飞的影子外，全不见有《演义》的踪迹。究其原因，或与当时日本战乱连连，社会动荡有关。
如前所述，《太平记》所记为日本南北朝内乱，而以“太平”名之，是要表达民众对和平的期盼。但当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南北朝分裂终于1392年结束后，日本民众却并未迎来真正的和平。战乱是少了，但仍不断：1399年应永之乱发，1416年上杉禅秀之乱起，1428年京畿贫民暴动（史称：正长暴动），翌年播磨·丹波农民暴动。1438年永享之乱起，足利持氏父子兵败自杀；1441年嘉吉之变发，六代将军足利义教被刺身亡。此后战乱更加频发，社会更加动荡，到1467年应仁之乱爆发，战乱更由京畿向地方蔓延，并将整个日本拖入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战国时代。直至十六世纪七十年代织田信长扫荡群雄，推翻了室町幕府，八十年代丰臣秀吉继承信长事业，统一了日本，1603年德川家康打败丰臣势力，就任征夷大将军，建立了江户幕府，之后日本才迎来了真正的和平。
战乱能促进人员的流动，从而促进物质文化于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之间相互交流，但精神文化的传播与普及却经常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因为在战乱年代里人们不能不更重视现实。或也因此，《演义》于此期间未能在日本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只有当和平真正到来后，日本社会才出现了有利《演义》传播的变化，其一是汉学潮的迅速兴起。
日本的室町时代与战国时代是下克上的时代，是权威被否定，秩序被破坏的时代。因而当德川家康创立了江户幕府君临了日本后，为使自己不被下所克，就必须树立起新的权威，建立起新的秩序。为此他找到了中国的儒家思想尤其是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为其理论依据。1607年，他召日本近世儒学之祖藤原惺窝弟子林罗山为宾师，命他随侍身边，随时为自己讲授朱子理学。上行下效，幕府各部门、各藩国于是也争相延请林罗山及其同窗乃至门人为幕宾，为自己讲授朱子理学或提供咨询，担任政治顾问。譬如尾张藩主德川义直请了藤原惺窝门人堀杏庵、纪伊藩主德川赖宣请了惺窝门人那波活所与罗山门人永田善斋、水户藩主德川赖房请了惺窝门人辻端亭与罗山门人人见卜幽轩，德川三大家全都有聘。
对中国儒家思想的关心带动了汉学潮的兴起，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对中国文化的更大兴趣。据井本农一等编《日本文学的历史7·人间开眼》统计，在由宽永初年至元禄初年（1624~1688）的半个多世纪中，日本出版物中数量最大的是四书五经与《二程全书》、《朱子语录》、《朱子全书》等儒学方面书籍，其次就是上至《史记》、《前·后汉书》原作，下至《列女传》、《列仙传》、《蒙求》日译等史书、小说、随笔与启蒙书等（p46）。相对于多少带点“官办”味道的儒学书籍而言，史书、小说等的印刷出版完全是“民办”的，而这完全产生于民众的兴趣需求，就为《演义》日译本的问世准备好了消费市场。
但有需求还得有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将永远只能是愿望。或是巧合，1644年我国发生了朝代更迭，明朝灭亡，清朝建立。明亡后，不愿事清的明朝遗臣与文化人大量避居日本，“对日本的文化·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仅受聘德川三大家的有名者就有尾张的陈元赟、纪伊的吴任显与水户的朱之瑜（号：舜水）等”（同上p48），这批人的移居日本，无疑为《演义》日译本的问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明朝遗民的日本移居，可以给日本带去更多的中国文化，可以促进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但中国文学作品要被译成日文，则还要有印刷出版业的支持。因为现代日语与汉语虽完全不同，但于古代却颇多相似，以至于上世纪初梁启超还能于《论学日本文之益》中如是断言道：“学日本语者一年可成，作日本文者半年可成，学日本文者数日小成，数月大成”，而当时《日语一月通》之类的日语课本确也曾广泛流行。与此相仿，一如早稻田大学创立者大隈重信所言，“明治维新以前，汉文行乎日本”，日本古代读书人也大都读得懂汉文，无需依赖翻译。日本古典文学作品中多有对《史记》的借鉴，但至今未见有《史记》的古日语译本存世便是一个证明。
但据上引《日本文学的历史》对近世初期日本出版状况所作的概述可知，主要以读书人为对象的《史记》等印刷出版的是原文；而主要以受教育程度较低者为对象的《列女传》与《蒙求》等印刷出版的却是日译本。这说明：在接受中国的文字文化时，知识分子与上层武士可以不依赖翻译，而下层武士与农·工·商等庶民阶层却需要翻译，很大程度上却必须依赖翻译。但近世以后逐渐成为了日本文化产品主要消费者的这一群体不是有闲阶级，他们的经济状况与受教育程度决定了他们既无能力也无时间通过抄写来获得满足自己精神消遣需求的书籍。他们需要有人来抄写并以他们可以接受的价格为他们提供书籍。如此批量抄写只能是印刷出版，但此前日本的印刷出版业并不发达，书籍的流传主要靠手抄。与古代典籍一样，《太平记》等中世文学作品也多有众多不同的抄本传世就是一个证明。
无意中促进了日本印刷业发展的，是1592年的日本对朝侵略。在朝鲜军民的顽强抵抗与明朝援军的及时增援下，两次侵朝都惨遭失败，并最终以丰臣秀吉之死而告终。但在第一次亦即1593年8月由朝鲜撤兵时，丰臣秀吉从朝鲜带回了铜版活字与印刷机具，并将之献给了当时的后阳成天皇。天皇随即下令以之印刷了《日本书纪》神代卷、《古文孝经》与《四书》（1599年）、《五妃曲》（1603年）等一批日汉古籍。这批日汉古籍主要印成于1597~1603年间，而当时的日本年号为“庆长”，故此统称“庆长御版”。庆长御版书的印制开创了日本活字印刷的历史，促进了日本印刷出版业的发展。到十七世纪中叶，日本“印刷出版业的发展，已使各种古典的原文及其注释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同上，p51）。因此而得广泛流传的古典文本，于日本版本学上称“流布本”，有御选《八代集抄》与《源氏物语湖月抄》、《徒然草文段抄》、《荣华物语》的古活字本与明历二年（1656年）刊本等。
印刷出版业的发展降低了书籍的价格，使之能为庶民消费者所接受。于是在对中国文化兴趣的增强、明朝遗民的亡日以及日本国内印刷业的发展等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面向庶民的中国文学作品日译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689年，明亡之后40余年，《演义》的第一个日译本——《通俗三国志》终于开始刊行了。（本章内容较多，囿于篇幅，以下只参考杂喉润《三国志与日本人》作一简介，引文除另有注明者外，均引自是书第3、4、6章。）
《通俗三国志》的译者是京都天龙寺僧人义彻、月堂兄弟；所用底本，据小川环树《中国小说史研究》考，为李卓吾本。两人从1689年开始费时三年共同译成，并署名“湖南文山”于1689年同时开始制版刊行。译本初时主要在僧侣等知识人中流行，后渐流传。到1836年由池田东篱亭校订、葛饰戴斗绘图的《绘本通俗三国志》开始问世后迅速普及，几为家喻户晓（p80）。
《通俗三国志》是《演义》继满文之后的第二种其他语言译本，由此也可见日本民众对中国文化的热情。但清太宗下令译《演义》是在“未入关之先”，目的是要以之“为兵略”（王嵩儒《掌故零拾》卷一“译书”），而湖南文山译《演义》是在太平盛世的元禄年代，目的只在于满足人们的求知欲望与文化消遣，且主要是后者，因而不是忠实于原文的逐字翻译，而是对原作中意犹未尽处作了补充的编译。譬如《世说新语·假谲第二十七》有曹操征张绣时的“望梅止渴”故事，但《演义》在第十八回的曹操征张绣中未曾提及，只在第二十一回的“曹操煮酒论英雄”中以曹操向刘备说明请客缘由的方式将之带出。或是出于对细节真实的追求，或是出于对故事趣味性的追求，湖南文山于曹操征张绣中详细插入了《世说新语》中的“望梅止渴”故事，而在卷四第八章“煮酒论英雄”中又由曹操简单重复了一遍。
湖南文山对《演义》的“编译”，还表现在他对原作形式的改变上：他以罗贯中《演义》为基础，参考陈寿《三国志》进行取舍后，按自己对内容的理解与把握将120回改编成了50卷。同时，他又删去了几乎每回末尾必有的“且听下回分解”套语，抹去了原作中的说唱痕迹，将作品由以听为接受方式的说唱故事完全改变成了以读为接受方式的阅读小说，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由说唱故事到读本的转换。
譬如于《演义》第33回“郭嘉遗计定辽东”末尾，曹操与荀攸仰观天文，忽见一道金光从地而起。荀攸曰：“此必有宝于地下。”曹操因遣人随光掘之。于此作者唱罢一声“正是：星文方向南中指，金宝旋从北地生”，即以套语“不知所得何物，且听下回分解”结束了本回，只留下一个悬念，引听（读）者继续往下听（读）。此种方法于1960年代后期之前的日本连环画剧中也经常可见，但湖南文山删去了套语，于“一道金光从地而起”处不打住，接着讲曹操命人于金光起处掘出铜雀，以为吉祥，大喜，遂命人筑铜雀台于漳河之上，又祭过亡于北征的郭嘉后，于准备南征处结束一章。于是《演义》中的第33回于湖南文山译本中就成了第13卷，而120回也就成了50卷。
湖南文山的《通俗三国志》对其后日本的影响巨大，以至“江户时代为数众多的战争题材作品都或多或少地接受有《三国志演义》的影响”，“今日所见加藤清正像也颇似关羽。收于《国史肖像大成》中的京都劝持院加藤清正像留的是一小撮山羊胡子，但画本中的加藤清正却都是‘美髯公’，而且都如关羽提青龙刀般提着钩镰枪”（桑原武夫“为了《三国志》”）。但正如日本同益出版社于该译本问世220年后的1912年还曾出版了一套全文带假名标注的50卷本《通俗三国志》一事所说明，湖南文山的《通俗三国志》对日本的影响虽然广泛而且久远，但受众更主要还是中小学生等受教育程度较低者。
（二）借鉴：泷泽马琴的《椿说弓张月》与《南总里见八犬传》
⑴《椿说弓张月》
当《通俗三国志》于1689年开始刊行时，日本江户前期净留璃·歌舞伎狂言作者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已36岁，显然不太可能与之有缘。或即因此，他成了江户时代著名作家中受《演义》影响最少者。受影响最多者是泷泽马琴，他生于1767年，《通俗三国志》刊行约80年后；卒于1848年，《绘本通俗三国志》刊行并迅速流传12年后，亦即他在世期间正是《演义》于日本逐渐流传并最终家喻户晓时期，更何况他“读书破万卷”，“尝阅罗氏三国志及十二朝、武王、楚汉、隋史遗文、玄宗、五代史、岳飞、元明、国姓爷等诸演义，深叹其内容变化之奇，文字流畅之妙，虚实相间之功”（后藤丹治校注《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0·椿说弓张月》上p411。其中，罗氏三国志当指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而十二朝或指《开辟演义》，武王或指《东周列国志》，楚汉或指《两汉演义》，《隋史遗文》为明代袁韫玉撰，凡十二卷、六十回，玄宗所指不详，五代史或指罗贯中（？）《残唐五代史演义》，岳飞所指不详，或为《说岳全传》，元明或指明徐渭撰《云合奇踪》，国姓爷所指不详），因而于创作中对《演义》多有借鉴。
泷泽马琴又名曲亭马琴，江户时代读本作者。据谷山茂等编《日本文学史辞典》介绍，他“一生有著350余部，主要为宣扬儒教伦理与劝善惩恶的读本作品。其中又以讲史类读本作品最为擅长，结构之宏大，构思之巧妙，文章之华美，无不堪称一流。日本演义体小说即因马琴而确立，并于明治初年广为流行”（p146）。他对《演义》的借鉴集中体现于两部作品，其一为《椿说弓张月》，另一为《南总里见八犬传》。《椿说弓张月》为马琴讲史类读本代表作，又名“镇西八郎为朝外传”。作品以史实为依据，又广泛吸收各种笔记杂录乃至街谈巷议，虚虚实实地讲述了历史人物源为朝的一生。以《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0~61·椿说弓张月》中的头注为线索“按图索骥”，可知作品对《演义》的借鉴主要有以下11处：
①作品第4回：忠国听了，先看其人（源为朝）：年约十六七，筋骨强壮，面白鼻高，眉绿有如青山，唇红仿若春花，双耳肥厚，双目灼人，身长七尺，相貌非常。
《演义》第1回：玄德看其人（关羽）：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
②作品第5回：为朝妻白缝姬如男儿般好舞枪弄棒，演兵布阵。新婚之夜，为朝刚进洞房，就有两女子手持樱花棒劈头盖脸打将下来，继而又有十余名女子围上来大战为朝，其间描写颇似《演义》第54~55回中孙夫人侍婢，不同唯一动一静而已。
③作品第6回：琉球王代代相传双珠“有如中华传国玉玺”说法源于《演义》第3回、第6回提到的汉传国玉玺。或也因此，吉川《三国志》卷二第8章与卷七第29章同名“珠”，但前者指“传国玉玺”，后者指“阿斗”（详见第3章第1节第2小节）。
④作品第7回：昔时汉土三分，吴国诸葛恪一日方欲出门，却被家犬衔住衣服不放，示有大祸将临。
《演义》第108回：（诸葛恪）方欲出府，有黄犬衔住衣服，嘤嘤作声，如哭之状。
⑤作品第14回：此（伊豆）岛代官三郎大夫忠重生性奸回，常冤百姓，我等恨不能生啖其肉久矣。
《演义》第2回：耽曰：“天下人民，欲食十常侍之肉……”
⑥作品第47回：为朝心想此河非过不可，于是飞奔至桥上断开处，“呀——”地大叫一声，纵身一跳飞过南岸。
《演义》第67回：孙权收回马来有三丈余远，然后纵辔加鞭，那马一跳飞过桥南。
（本回还有部分表现与诸葛亮《出师表》相近。）
⑦作品第49回：利勇问松寿：“军师可有计策？”松寿笑曰：“就敌设谋，此事易也，但恐大臣不用。”
湖南文山《通俗三国志》卷八：吕布问计于陈宫，陈宫答曰“但恐将军不用某计。”
⑧作品第51回：虞舜不辞娥皇女英，而曹孟德一世英雄，也恨不能置二乔于铜雀台上。
《演义》第48回：（曹操）顾谓诸将曰：“……如得江南，当娶二乔，置之台上，以娱晚年，吾愿足矣！”
⑨作品第54回：细察和汉古例，则我朝有藤原镰足诛入鹿，汉土有司徒王允杀董卓。
见《演义》第8~9回。
⑩作品第55回：为朝军为朦云国师妖术所苦，后以兽血人粪一泼，便破了其妖术情节借鉴自《演义》第2回的朱隽·刘备大破张宝故事。
⑪作品第56回：为朝于岛袋遭朦云国师火攻，侥幸逃脱情节借鉴自《演义》第103回“上方谷司马受困”。
综上所述，马琴于《椿说弓张月》中或直接、或间接经由湖南文山《通俗三国志》地大量借鉴了《演义》，其中既有词句的引用，也有情节的化用，如此巧妙利用《演义》的构思与表现塑造了他的不世英雄源为朝。
⑵《南总里见八犬传》
读本《南总里见八犬传》为马琴演义体小说代表作，凡98卷，刊于1814~1842年，延续长达28年。作品以里见家史记载中相对较略的1439~1500年，亦即室町末期战国初期为时代背景，以日本关东地方为主要舞台，讲述了八犬士复兴里见家的传奇故事：八犬士为安房领主里见义实女伏姬感妖犬八房精所生八颗玉珠（每珠各有“仁义礼智忠信孝悌”中一字）各自投胎出生的八个义士；八犬士分别长大成人后相聚一处，大破以关东管领为首联军，复兴了里见家后入富士山成仙。八犬士的成功与皆得善终表现了作者基于儒教伦理的劝善惩恶思想，但一如坪内逍遥于《小说神髓》中所指出，八犬士既分别代表仁义礼智忠信孝悌八德，成了一种道德的代表，其人物造型就是“非人类的”，因而作品是“反近代文学的”。
“作品成功的秘诀之一是对中国最著名传奇小说《水浒传》的广泛借鉴与模仿”（伊藤整等编《新潮日本文学小辞典》p336），但对《演义》也多有借鉴。整体构思上，八勇士相聚一处，共同中兴里见家的构思与《演义》中刘关张桃园结义、共扶汉室的设计相仿佛；局部描写上，最明显的借鉴是作品末尾关东大决战对《演义》赤壁大战的模仿。只要将中国地图向右旋转九十度，将长江看作江户湾，则关东大决战形势便可一目了然：与江北曹军对应的是江右公方、管领联军，与江南孙刘联军对应的是江左里见军；江右势众但不习水战，江左势弱但惯于水战；时值隆冬，而结果是江左里见军大获全胜。
不仅如此，军师犬坂毛野胤智英俊潇洒，恍若周瑜再世；犬村大角礼仪假扮卜卦者赤岩百中混入武藏国，为两管领定计火攻里见军，又仿佛庞士元巧授连环计。当然，他已预知火攻当日风向将要逆转，江右水军将因此全军覆没（第154回）。火烧赤壁还得有黄盖行苦肉计，过江放火，于是作品就有了让被俘者千代丸丰俊诈为江右内应，“用他重蹈吴国黄盖故辙”之计的实施（第155~156回）。
江右联军分兵两路来打行德与国府台。在行德，犬田小文吾悌顺与犬川庄助义任奋力抵抗，大败江右军，斩敌上水和四郎束三与赤熊如牛太猛势二上将，其“战斗之英勇激烈，有如唐土三国初分时冀州刺史袁绍帐下有万夫不当之勇的颜良、文丑大战关云长般，其实无法细表”（第161~164回）。
犬田小文吾悌顺与犬川庄助义任有如颜良、文丑，于国府台迎敌的犬饲现八信道则完全就是日本张飞。请看作品：江右马车队势不可挡，里见守军束手无策，犬塚信乃戍孝与犬饲现八信道率军绕到敌后，大破马车队，活捉了马车队长斋藤盛实。
但不久江右马车队即重整队形，追了上来，当时犬饲现八正返回到距茂林道十七八町（一町约合109米）远处。“当地有一宽约二丈小河，因近长坂村而名长坂川。原是引猴股河水灌溉用的，因而不长。河上架有一桥，即长坂桥”（第165回）。犬饲现八命部队将斋藤盛实解回大本营，只留下二三十人如此这般埋伏好后，单枪匹马立于桥上迎敌。
所谓长坂川、长坂桥纯属虚构，派大部队解送一名俘虏，拒大敌却只留下二三十人，这也多少有悖常理，但如此却更容易让读者联想到《演义》中的张翼德大闹长坂桥。情节的发展果然如《演义》第42回所写：追兵疑有埋伏，不敢近前；犬饲现八见敌军疑惑不定，突然一声令下，二三十名伏兵举枪齐射；敌军原本心虚，怎闻霹雳之声，于是丢盔弃甲，抱头鼠窜；现八又乘势掩杀了一阵后，回兵拆断长坂桥，引兵去会犬塚信乃戍孝；信乃赞他“实吾邦张飞”，同时怪他不该拆断长坂桥。
果然，敌军毕竟有四万之众，缓过神来后重又追来。还是犬塚信乃使火猪阵，将野猪獠牙扎上火把赶入敌阵，火烧敌马车，这才转败为胜。又得犬江亲兵卫仁率军来援，终于生擒敌大将足利成氏，大获全胜。与此同时，江右水军也在安房冲用火攻遭逆风，全军覆灭，关东大决战于是以江左大捷而告结束，一如《演义》中的赤壁大战。
于“八犬传谈余”中，小说家·评论家内田鲁庵（1868~1929）曾如是评论这关东大决战道：“一如最糟的战斗描写般仅只罗列了十八般兵器而不见有人在动。譬如葛西金町一带战斗描写，只见敌我双方五六员大将你来我往，打得好不热闹，却不见上杉·长尾·千叶·古和等部数千大军有何动静，甚至连呐喊助威也听不见一声”；“水战的运筹帷幄部分完全照搬了《演义》”，铺垫是很充分，但到关键时刻，那火烧数千战船本该十分宏大的场面却被写得“只让人感觉如同儿戏般”。这一评论显然是立于日本战争叙事传统上的发言（参见第一章第4节第3小节），对关东大决战描写基本持否定态度，但也指出了作品对《演义》的借鉴，而且说是“完全照搬”，可见马琴对《演义》的热情之高。
作品中还有不少情节明显借鉴自《演义》。譬如第153回，关东大决战开始前江左方面君臣商议如何退敌，君臣乃各自写计策纸上，然后出而观之，道节、现八、小文吾俱只写一火字，而里见义成与信乃、大角、庄助四人却是风火二字。
这无疑是《演义》第46回周瑜与孔明各写计策于手心，而后“各出掌中之字，互相观看，皆大笑”的翻版。但紧接其后，里见义成不是“大笑”，而是如下补充道：
“想那赤壁大战时周瑜得火烧敌船，大败曹军，全因曹操疏于防范，以为冬月少有东南风缘故。然罗贯中《演义》中有孔明祭风一说，而陈寿《三国志》中并无此说，也许那东南风确非孔明祭得，而乃偶然刮起的。”
马琴似乎颇好考证，譬如第161回，作者先借犬川·犬田心腹登桐山八良于之口提出质疑说，他以为遍立草人船上，行船近敌诱其射箭，以此得箭数万故事出于《演义》，但犬川大人却说是唐代张巡所为，究竟孰是孰非。接着就让犬川庄助义任顺水推舟来一番考证：
我查晋陈寿《三国志》及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均不见有孔明草船借箭记载，因又索于《唐书》，方知原系唐代张巡故事，后被罗贯中用于《演义》中。张巡为唐朝忠臣，安史之乱时独守孤城不肯投降，箭射尽后扎草人近千个，罩以黑衣，乘夜坠下城墙；敌兵隐约见了争相射之，让张巡轻松得了十万箭。此事见于《新唐书》卷192“忠义列传”。日本（镰仓末年）有楠木正成于守卫千早城时效仿张巡用过此计（楠木正成以草人诱敌故事载《太平记》卷七）。”
如此这般，犹觉不够过瘾，便又顺带考证了空城计的主人：
“另《演义》有孔明临敌大开城门，用空城计吓退魏军，化险为夷说，然设此计者并非孔明，而乃赵云，是赵云用于汉中的。”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第五》中确无空城计相关记述，而《蜀书·关张马黄赵传第六》所附“云别传”中确有相关记载曰：“（曹）公军追至围，此时沔阳长张翼在云围内，翼欲闭门拒守，而云入营，更大开门，偃旗息鼓。公军疑云有伏兵，引去。云雷鼓震天，惟以戎弩於后射公军，公军惊骇，自相蹂践，坠汉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来至云营围视昨战处，曰：‘子龙一身都是胆也’”，看来泷泽马琴并非信口雌黄，而是确实下了一番功夫的。据考，在日本于泷泽马琴之前未曾有人指出过“草船借箭”故事典出《唐书》张巡事，由此也可见泷泽马琴对《演义》考证所下的功夫之深，同时也说明了他对《演义》的借鉴并非盲目照搬，还是有所批判的。但综观泷泽马琴对《演义》的考证与批判不难发现，他的考证与批判多只停留于对细节或事实真伪的探究上，并不牵涉到事件叙述、人物塑造、主题表现等于小说创作中相对更为深层更为本质方面的内容。因而可以说，这些考证与批判只是日本文学追求细节真实传统在泷泽马琴《八犬传》对《演义》借鉴中的一个并非自觉的表现，具体请参见第3章第2节。
于作品第一回，里见义实一行于三浦半岛遭遇雷雨时，义实向从者详细讲述了龙的种种变化。如果里见义实的讲述是以《演义》第21回“曹操煮酒论英雄”中、曹操对“龙之变化”的叙述敷衍而成的，那么，作品开头对“龙之变化”的借鉴与作品结尾关东大决战对赤壁大战的借鉴就十分形象地表明了泷泽马琴对《演义》近乎崇拜的努力模仿。
2.2日本近代文学与《三国演义》
（一）考证：内藤湖南《诸葛武侯》
内藤湖南生于1867年，几与明治时代同龄。年轻时就职于大阪朝日新闻社，30岁前后任台湾日报主笔，后入京都帝国大学任教授，为京大东洋史学奠基人。能作汉诗，能以汉诗文自由表达自己的情感与思想。30岁时发表的长篇随笔《诸葛武侯》，与土井晚翠的诗歌《星落秋风五丈原》一同在文艺界掀起了最初的孔明热。
内藤湖南的《诸葛武侯》原计划分上、下两卷，共14章，系统论述孔明其人及其时代，后因故只出了上卷7章，下卷7章未写，仅留有标题。各章标题具体如下：
一、武侯出生地及其先祖
二、武侯的出生、少年及躬耕南阳时
三、受三顾之恩、定三分之策
四、赤壁之战
五、收取益州
六、平定汉中、荆州失陷及武侯前半生小结
七、昭烈正号
（以下7章无文）
八、秭归败师、托孤顾命
九、平定南中
十、六出伐魏、诸星陨落
十一、武侯之治国、用人
十二、武侯之治军、逸事
十三、武侯品性总论及其兄弟子女
十四、武侯评价的演变及武侯遗迹
《诸葛武侯》是随笔，观点颇新鲜，态度极严谨，立场十分鲜明。所用史料众多，且都是正史，有《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后汉书》、《二十二史记》等，可谓言必有据，据必翔实，决不虚构，因而是“反演义”的。但言孔明必称“武侯”，说刘备必记“昭烈”，而对曹操、孙权等则直呼其名，不用敬称，则又与《演义》相一致。若考虑到内藤湖南于序言中还以明治前后之日本与三国时代之中国相比较，以三国时代的三大时期来对应把握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则《演义》对当时日本知识界的影响就更不可忽视了。
但于《诸葛武侯》中，内藤湖南也提出了一些“反演义”的观点，譬如对鲁肃的肯定等。于《演义》中，作者虽也通过周瑜之口赞他“胸怀韬略，腹隐机谋”，慷慨乐助（第29回），德才兼备，也通过他的力主联刘抗曹展现了他的远见卓识，但在具体叙述中却经常让他或被孔明所玩弄，或为周瑜所责骂，仿佛一老实无能者。尤其在“关云长单刀赴会”中，作者更“颠倒黑白”，将鲁肃赴会改成了关羽赴会，又虚构了暗伏刀斧手欲加害关羽细节，将之写成为见关羽“不敢仰视”，“魂不附体，被云长扯至江边”，“如痴似呆”地任由关羽离去的无能小人（第69回）。对此内藤湖南反驳道：“决胜之才、果敢之气或不如周瑜，然通时局，明大体，深谋远虑，却有过于周瑜，更非吕蒙等庸中佼佼之辈可以相比”。纵与孔明较也未必逊色，因为于“刘表新亡，刘备新败”时，“孔明劝玄德结孙权为援，鲁肃亦劝孙权结玄德为援，所见略同”（毛宗岗“三国志演义回评”第42回）；而与曹操较则更胜出一筹，因为于当阳一战曹操已大败刘备，而鲁肃却劝孙权连刘拒曹，由此可见“肃识曹而曹不识肃。呜呼！不待赤壁一战而南北之胜败于此已半定矣”。
不过，内藤湖南毕竟是个学者，他对《演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考证。譬如他以《汉书·地理志》与《后汉书·郡国志》等为史料，查明了当时各州人口变化的详细情况及其原因，证明了孔明“跨有荆、益，保其岩阻”，与曹操、孙权鼎足而立，以待天下之变的三分之计“绝非书生空谈，而乃切合社会实际，非常现实的外交政策”。此类考证或视角独特，却非文学的研究。但若结合今川了俊于《难太平记》中对《太平记》的批评，结合泷泽马琴于《南总里见八犬传》中对《演义》的考证，结合吉川英治于《三国志》中对《演义》细节真实性的增改（详见第3章第2节）等等，则又不难发现内藤湖南的考证以及他“反演义”、不虚构的写作态度，其实都是日本文学追求真实传统的一个体现。
与此相类，泷泽马琴《八犬传》对《演义》的借鉴主要是赤壁大战，内藤湖南于《诸葛武侯》中的论说也以赤壁大战为重点，在这一点上他保持了与泷泽马琴的一致，但在论及参战各方主要人物时，他的关注却与泷泽马琴明显不同：他特别强调了人物的年龄及其于年龄上的差异，他认为社会变革的原动力在于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的力量消长，在于少壮与老朽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
这一看法或者不错。因为一般地说，年轻人是受压者，老年人是压迫者；年轻人一无所有，老年人既得利益；因而年轻人要求变革，是革命的，而老年人反对变革，是保守的。但内藤湖南不从人们所处的社会阶层去分析去把握社会变化的原因，而特别从人们的年龄等非社会性因素方面去分析去把握社会变化的原因，则又不能不使人联想到日本文学的非社会传统。但无论如何，内藤湖南的《诸葛武侯》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因为它是日本人以日本人的视角撰成的第一部论说型长篇随笔。而正如书名为“诸葛武侯”所表明，这部长篇随笔是以孔明为中心来谈三国的。谈三国而以孔明为焦点，这表明内藤湖南对三国故事或三国历史的兴趣点与日本民族是一致的。因为无论是在他之前抑或他之后，也无论是散文抑或韵文，中心人物基本都是孔明。究其原因，或是因日本文学尤其日本古典文学中缺乏为主公出谋划策的谋士——知识分子形象之故。《太平记》中是有个可与孔明相当的智慧人物楠木正成，可他是武士而非谋士，不是知识分子。
（二）诗咏：土井晚翠《星落秋风五丈原》
内藤湖南以理性的随笔论述了孔明的伟大一生，而土井晚翠以感性的诗歌歌唱了孔明的悲剧命运，这诗就是“星落秋风五丈原”。
土井晚翠（1871~1952）小内藤湖南5岁，与岛崎藤村同为日本明治时代代表性诗人。原名林吉，“晚翠”为笔名，取自宋范质诗句“迟迟涧畔松，郁郁含晚翠”，始用于1893年，23岁时。据其回忆，“从小学开始就经常听父亲讲说八犬传、水浒传与三国故事，因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了对孔明的崇拜。如此想来，大学毕业后的《星落秋风五丈原》创作当也与父亲的启蒙密切相关。”
土井晚翠于1897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英文专业，时年27，是刚创刊的《帝国文学》第二届编委之一。因此缘故，其“星落秋风五丈原”最初即于1898年11月发表于《帝国文学》，后于1899年4月收入处女诗集《天地有情》，成为诗集中最重要的一首诗，同时也是其代表性诗作之一。
《星落秋风五丈原》是首叙事长诗，以倒叙的形式歌唱了孔明的一生。全诗共7部44段，第一部写孔明病倒后蜀军的哀愁与孔明的忧思；第二部以孔明的回忆形式，写他的隆中隐居与刘备三顾茅庐；第三部写其出山后的定三分与受托孤；第四部写其六出岐山，北伐中原；第五部写孔明病卧五丈原；于第六、七两部，诗人倾注全部热情歌唱了孔明之死，之后以一句咏叹“至高至尊世无双，君以悲运谢苍天”结束了全诗。全诗的压卷为第5部的“魏军营中声亦绝，夜深人寂五丈原。双腿无力难立起，丹心犹念报国家。强扶病体出帐篷，夜半天青无云朵”……“成败任由人评说，唯尽一死表心诚。仰望银河影清清，星斗无数光冽冽。方照英雄兮苦心孤忠胸坦荡，感其壮烈兮鬼神欲哭秋风禁”部分。
全诗7部，其中4部唱的是“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出师未捷身先死”（杜甫《蜀相》），是孔明的“星落秋风五丈原”。无论是歌题抑或结构乃至诗句，都清楚表明其主题是对孔明“想要实现而未能实现的‘悲运’”——悲剧命运的歌唱，是对他无法报恩之恨、想报刘备知遇之恩而不能报的遗憾与悲伤的歌唱。
中国人也热爱孔明，我们虽也叹息他的“出师未捷身先死”，但更敬佩他的忠诚，更佩服他的智慧；而日本人至此为止对孔明的崇仰与热爱，用土井晚翠的话说是：俱非为了其所成就的事业，而乃为了其想实现而未能实现的悲剧命运。亦即：日本人所以在众多三国人物中尤其选择了孔明，是因了他们对悲中之美的追求与歌唱，而对悲美的追求与歌唱，正是日本文学的三大传统之一（详见第3章第4节）。
2.3日本现代文学与《三国演义》
（吉川英治《三国志》之后）
（一）诠释：柴田炼三郎《柴炼三国志》与陈舜臣《秘本三国志》
⑴柴炼三国志
长篇小说。正式名《英雄在此》，1966~1968.12以连载方式发表于《周刊现代》。作品在人物设定上仿吉川英治《三国志》，以关羽为私塾先生，增补白芙蓉为刘备恋人；但在结构上砍头去尾：于开头删去桃园结义一节，于结尾删去《演义》第91回以后的近四分之一部份，于《演义》第91回“伐中原武侯上表”处搁笔，其后故事在最后一章“余章补笔”中蜻蜓点水般一笔带过。“死诸葛走生仲达”历来是三国故事中最受日本人欢迎的一个情节，作品为何不收呢？对此柴田于“余章补笔”中如是答道：
于“伐中原武侯上表”处搁笔看似作者的任意。
但我在准备写《三国志》时，其实就已经决定了要在此搁笔。
夸张些甚至可以说，我就是为了写孔明上表、出征伐魏场面才提笔创作《三国志》的。
与《演义》较，吉川《三国志》对三国历史的讲述也不完整，但毕竟完整讲述了孔明的一生，完整讲述了蜀汉集团的兴起与衰亡。他对社会变动的讲述不完整，但是对一个集团、一个人的历史的讲述却是完整的。与之相较，《柴炼三国志》甚至对集团、对个人的历史的讲述也缺乏完整性，且如其所言，这一完整性的缺乏不是无意形成而乃有意造成的。那么，作者之“意”何在？于孔明的上表与出师伐魏中吸引了柴田炼三郎的是什么呢？
柴田炼三郎出生于1917年，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中国文学专业。在他的“文学中，可以感觉出源于中国文学的造形感觉与法国式的现代主义”。至于《柴炼三国志》，日本文艺评论家尾崎秀树如是继续道：
比起《三国志》中刘备与曹操的“窃国”规模来，丰臣秀吉与德川家康的“窃国”真是小巫见大巫，根本不值一提。
孔明的神机妙算是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军师都无法望其肩项的。仅就其谋略而言，就很值得后人研究。
刘备死后，后主刘禅即位。孔明明知他平庸无能，却仍呈上出师表，怀着必死的决心出师北伐。这是《演义》中最富戏剧性的一个情节，而仅此已足够让作者为之感慨，为之喷涌出旺盛的创作激情了。
亦即在柴田炼三郎看来，孔明于上表、出师时就已经清醒认识到了必败的结局，他是知其不可为而勉强为之。他甚至不是为胜利的获得而奋斗，而是为完成一个形式，一个命中注定的过程而努力。这是孔明的悲剧，但孔明的这一悲剧不同于此前其他作品中的孔明悲剧。他人的孔明悲剧是“出师未捷身先死”，是在为一个可能的结果而奋斗过程中的不幸夭折，而柴田炼三郎笔下的孔明悲剧是为一个明知不可能的结果进行徒劳的努力，是与命运作无谓的抗争，甚至可能还不能叫作“抗争”。但柴田炼三郎对三国故事的这一重构显然有悖于日本民族的审美传统。因为如第一章所述，《太平记》中的楠木正成形象极有可能借鉴了《演义》中的孔明形象，而除了楠木正成外，于日本文学尤其古典文学中可能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如《史记·伍子胥列传第六》中的伍子胥般死而不已，临死还要“告其舍人曰：‘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临死还要尽其所能与命运作最后一次抗争的文学形象。中日两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所必须面对的自然灾害也不同。中国人所面对的最主要是洪水，而日本人所面对的最主要是台风与地震。洪水可以战胜，禹就因治水成功而成了王，而这或许就培养了中国人对自然对命运敢于抗争到底的传统；与之不同，台风与地震不可战胜，只可躲避与忍耐，而这或许就培养了日本人对自然对命运的顺应传统。表现于文学中，就是日本文学对社会的疏远（即：非社会性）与对自然的亲近（如和歌中必不可少的季语等），就是日本军记物语中更多优雅的自杀描写而绝少伍子胥式人物形象（长谷川端编《太平记的时代》p121~137）。或即因此，《柴田三国志》没能拥有众多的读者，没能获得大众的理解与支持。
⑵《秘本三国志》
陈舜臣祖籍中国福建，1924年出生于日本神户市。大阪外国语大学印度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45年8月辞职回家帮助父亲做生意。1961年以推理小说《枯草之根》获第7届江户川乱步奖，从此开始创作生活。1968年以《青玉狮香炉》获第60届直木奖，确立了其作家地位。1970年以《再见，玉岭》（1967年。后改名：玉岭第三峰）与《孔雀之路》（1968年）获1970年度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成为日本文学奖“三冠王”。有巨著《鸦片战争》（1967年），长达3000页。《秘本三国志》于1974年1月至1977年3月连载于《大众读物》，其于形式上的一个有趣特点是各章末尾都有以“作者曰”开头的作者点评。
陈舜臣擅长的是推理小说与历史题材小说，因而其《秘本三国志》之“秘”就非“秘密珍藏”之意，而乃“被掩盖的秘密”之意，作者因而要做的就是揭开表象，显示秘密。为此他为作品增设了一个重要人物——五斗米道首领张鲁之母少容。少容年过三十，但相貌年轻，为求得能使天下太平的英雄，她四处奔波着。
五斗米道因能治病而深得信赖。道首又故弄玄虚，百姓于是由信赖、感觉神秘而崇仰、追随，五斗米道因而人气大旺，势力大发展。
少容收养了陈潜，并以之为耳目。又与白马寺僧及族中美女（此处借鉴了吉川英治《三国志》）等共同努力，终于在诸豪杰中发现了曹操、刘备、孙坚等三个英雄。经比较，少容选择了曹操，于是为他游说黄巾残部，使青州兵二三十万人降了曹操，曹操因而一跃而成了诸豪杰中实力最强者。
为消灭众豪杰，曹操与刘备合谋：由刘备混入敌方，与曹操里应外合，逐一灭尽天下豪杰后两人再决雌雄。于是刘备假作反曹姿态，骗得众大臣信任，与之签了义状；待离京混入袁绍军中后，刘备公开献帝密诏，使许都反曹势力被一网打尽，为曹操消除了内患。袁曹战于白马时，又骗颜良说关羽必来投降，使颜良不加防备，被关羽手起一刀，刺于马下，袁军因此大败。
削弱了袁绍势力后，刘备巧妙脱出袁军，佯败奔荆州投靠刘表，设法拖住刘表不打许都，使曹操得以无后顾之忧地专心平定北方。
不久刘表得病将死，刘备以三顾之礼请得孔明出山为军师，而曹操正准备挥兵南下攻打荆州。于是孔明劝刘备不要再与曹操合谋，“狡兔死走狗烹，曹操不会放过我们的”。刘备同意，鼎足之势遂成。
曹操、刘备相继去世后，孔明挥师南下，七擒孟获，平定了后方，继而上表北伐。于是五斗米道首张鲁又以司马懿密使身份来见孔明，与孔明密谋约定：两军彼此进进退退，互有小胜，但不可真打。因为若魏军大胜，魏朝廷内反对派就将设法烹了司马懿这一走狗；反之若蜀兵大胜，则攻打长安、洛阳也将耗去蜀国大量财力，最终导致国力疲惫，国家倾覆。
蜀魏两军于是在边境上进进退退，互有胜负，既避免了太多无谓的牺牲，又使蜀国得以生存，而司马懿也免遭罢职。如此虚虚实实，不久孔明病倒五丈原，司马仲达弟司马惠达，一矮个男人秘密到访。孔明对惠达谈了自己死后局势的发展，预言了魏国势力的东扩与司马家族的发达；惠达则向孔明保证于其死后蜀军后撤时，司马懿将不会追击，于是才有了后来的“死诸葛走生仲达”。
这样，陈舜臣的《秘本三国志》就主要揭示了三国历史上的两大秘密：曹操与刘备、孔明与司马懿的两大密谋，并对三国历史中的一些偶然事件或不解事件（如董承等密谋反曹大臣被一网打尽，为何仅刘备一人幸免，颜良连斩曹操两员大将，为何却被关羽一刀刺死于自己阵中等）作了自己的诠释。作者擅长推理，能以自己的假设对历史事件作出能自圆其说的诠释，使作品既迎合了当时日本大众文学的推理小说潮流，又以广阔而深厚的社会性与历史性区别于其他的推理小说，为自己在日本文学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但由《演义》在日本这一视点看，作品可说是日本文学以其追求真实传统对《演义》进行再诠释的一个有趣尝试。而如果说翻译、研究乃至模仿、借鉴都还只是对外国文学的了解、理解，都还只是消化、吸收的话，那么《秘本三国志》就与《柴田三国志》一道象征了日本人对中国《演义》进行自主再创造时代的开始。
（二）普及：野村爱正《三国志故事》与横山光辉连环画《三国志》
⑴野村爱正《三国志故事》
野村爱正（1891~1974）为小说家，鸟取县人。鸟取中学（现为鸟取第四高中）毕业后入鸟取新报社，1914年晋京后结识有岛武郎，得其推荐于《新潮》与《中央公论》上发表了不少作品。1917年11月以小说《通往光明之路》获大阪朝日新闻小说（长篇）有奖比赛一等奖后开始专业创作，有作品50余部。《三国志故事》于1940年5月由讲谈社出版，是受讲谈社创始人野间清治建议，为《世界名作故事》丛书而写的。
当时《演义》于日本极普及，仅面向少年的普及读物就有三四种，本书为其中最受欢迎者。文艺评论家谷泽永一在回答“儿时所读作品中最感兴趣者为何”提问时，曾脱口而出道：“《三国志故事》，野村爱正的。”1946年11月，本书经作者作了全面修改后收入《小国民名作文库》，后于1993年10月由日本KURESUTO社再版发行。
但二战后讲谈社将丛书《世界名作故事》改为《世界名作全集》时，曾再次推出了未经修改的1940年版野村爱正《三国志故事》，使该书修改前后两个版本于同一时期（战后）一同流传。这一现象与作品的一再重版共同说明了作品的受欢迎范围之广与时间之长，说明了《演义》在日本影响的不断扩大与深入，因为作品为日本少年打开了通往三国世界的大门，并将他们进而引入吉川英治《三国志》，引入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亦即：《演义》在日本的影响已由成人扩大到了少年，并渐渐渗透、深入到了民族文化心理的层面。
⑵横山光辉连环画《三国志》
象征了《演义》在日本影响进一步深入的，是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促使日本三国热一路升温的横山光辉连环画《三国志》。横山光辉出生于神户，毕业于市立须磨高中。高中在学期间即开始SF（科幻）作品创作，就业于银行与电影公司宣传部时仍业余创作漫画。1954年以《无声之剑》进入东光堂，从事面向少年的动画片专业创作。
横山光辉与《演义》的相识得益于吉川英治《三国志》，开始于中学时代，而其《演义》连环画创作开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当时他见弟弟高考在即却还沉迷于吉川《三国志》，因想现代少年难得通读吉川《三国志》原文，但若编成连环画按月出版或能慢慢读完，于是以吉川《三国志》为底本开始创作。单行本第一卷于1974年4月由潮出版社出版，大受欢迎，遂逐渐出齐了全部60卷。而到2002年止，这60卷已分别重印了70~75次。1997年11月，为方便携带被缩编为文库本30卷，到2002年文库本30卷也已重印11~12次，可见其人气之旺。
战前吉川《三国志》让日本成年人了解了《演义》。战后随着《吉川英治全集》的刊行（讲谈社，1966年）与新文库本吉川《三国志》的问世，三国热在成人世界再次掀起。而几乎同时，横山光辉的连环画《三国志》也在少年世界里点燃了三国热的星星之火，并迅速燃成了燎原之势。
战前最受日本少年欢迎的中国读物是《西游记》，主要是孙悟空大闹天宫部分。譬如1936年始刊的少年读物丛书《讲谈社画本》中收有《孙悟空》及其续编《西游记》，却未收《演义》与《水浒传》。因而可以说，横山光辉的连环画《三国志》以乱世英雄取代了中小学乃至高中学生心目中的超级动物，将三国故事进一步普及到了儿童。
野村爱正的《三国志故事》与横山光辉的连环画《三国志》大大促进了《演义》在日本的普及，而此后《演义》在日本就逐渐由“阅读”的时代步入了“体验”的时代。
（三）参与：光荣社的三国游戏
1982年，偶人剧《三国志》在NHK电视节目中播出。相较平面艺术连环画而言，川本喜八郎的偶人剧更加逼真，因而更能吸引少年观众。与此同时，NHK电台也开始连续播放桥爪功的吉川《三国志》朗读。这些诉诸视听觉的《演义》故事不仅吸引了大批男性受众，而且吸引了众多女性受众，尤其是女中学生对三国故事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她们于三国人物中更喜欢的似乎是荀彧、赵云等相对比较柔美者。
但让受众参与到三国故事中并以之为三国潮推波助澜的是仿真游戏。到八十年代初，可用于游戏的电脑已开始普及到一般家庭，于是在1985年，历史仿真游戏《三国志》由光荣社首家推出并迅速风靡了学生乃至年轻的工薪阶层。
此时出版界的三国热仍经久不衰，但与现代商业运营相关的过于实用的三国书陷入了滞销。显然对于现代年轻人来说，为用而学远不如为玩为体验而加入更让人着迷。现代年轻人不能满足于“阅读、观看”等被动的接受，他们需要加入其间，亲身体验。由于年龄等其他原因，他们既不能改变现实世界，便自然渴望着能在虚拟世界中得到补偿，渴望着至少能在虚拟世界中享受到按自己的想法与方式来改变历史、创造未来的乐趣。历史不允许假设，但游戏可以假设，而且可以任意假设。这是游戏的迷人之处，而三国故事也就借助这迷人的游戏“润物细无声”地融进了青少年心中，融进了日本的文化中。
电脑游戏三国热逐渐降温后，光荣社等软盘制造商又或改旧版软件为廉价CD盘、或推出新设计的大输赢游戏软件，以此又吸引了不少顾客，客观上扩大了《演义》的影响。另一方面，受众也非只购买软盘与机器作个人对抗，而是同时也加入互联网进行群体游戏，而随着电脑与互联网的更加普及与发展，这一能让受众随意加入的虚拟三国热今后必将更加发展。
（四）研究与翻译：渡边精一《三国志人物事典》与井波律子《三国志演义》
与电脑游戏不同的另一种可参与接受方式于1995年1月由新人物往来社推出。新人物往来社由1979年开始在月刊《历史读本》上出三国特集，掀起了广义上的日本三国热。1995年1月又以增刊形式出了《三国英雄资料编》，分统率能力、决断能力等八项对169个三国英雄进行满分十分的评判；每项又有评论，评分以八角图示，让读者对该人物能力可一目了然。同时，参照此书又可自行对三国人物打分评判，并以此方式加入到三国故事的再创造中，因此深受欢迎。翌年12月，三笠书房将之收入《智慧生活文库》出版刊行。2000年6月，新人物往来社将评价英雄增至173人，改名《三国英雄173人计分资料编》后以单行本形式再次出版。
与多少带点游戏性质（或完全游戏性）的现代可参与接受方式不断发展的同时，翻译、研究等传统的理智型接受也仍在继续。1989年，讲谈社出版了渡边精一的《三国志人物事典》，标志了日本三国研究的进一步深入。1990年3月，学习研究社以《历史群像丛书》之一形式出版了图鉴《三国志》上、下两册，上册附录中有现代中国行政区划与三国时代城市位置、州郡边界的叠印地图，让读者能一目了然地大致了解三国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地理状况。《演义》中的地理错误较多，因此长令后世读者尤其后世外国读者对作品叙事中的地理状况不甚了然。因此本书在考证基础上大致复元出当时的地理位置一点上意义不小。正文图鉴中收有大量交战形势图与战场地形图，略似首都师范大学周文业先生编绘的《三国演义地图集》（2003.9，征求意见稿），对理解《演义》叙事帮助不小，因而颇受欢迎，再版不断。
1992年11月，游戏公司光荣社出版了《曹孟德——改变时代的谋略》，为该社《英雄范式丛书》之一。在主要为孔明热的日本三国热中，能着眼于曹操，详细评述曹操的屯田政策等战略措施是本书的一大特点。与此同时，游戏公司出的文字书籍也是本书一个特点。
在《演义》的日译方面，继真正意义上的久保天随首译《演义三国志》（底本为毛宗岗本。东京至诚堂，上卷：1912.6、下卷：同年10月）以及其后的小川环树·金田纯一郎译《三国志》（1953~1973）、立间祥介译《三国志演义》（《中国古典文学全集》卷八、九，平凡社，卷八：1958.8，卷九：1959.3）之后，1998年又有安能务译《三国演义》、2002年10月又有井波律子译《三国志演义》问世。安能务是个翻译家，此前译过《封神演义》与《春秋战国志》等；井波律子是金泽大学教授，《演义》研究者，著有《通读三国志》（筑摩书房）与《三国志演义》（岩波书店）等，并曾参译了陈寿《三国志》。两人的不同经历决定了他们的翻译各有特点，但同一部书在不足百年的时间里竟先后有5种译本问世，由此也可见《演义》于日本影响的广泛与持久了。
（五）假说：渡边精一译《反三国志》与伴野朗《孔明未死》
《反三国志》为我国民初湖南读书人周大荒原著，故事由故纸堆中发现《三国旧志》这一虚构开始，到刘蜀灭了曹魏、曹植北遁边地咏歌悲叹处结束。渡边精一将之译成日语，于1991年由讲谈社出版刊行。因颇受欢迎，1994年由讲谈社改为文库本再次出版。
《孔明未死》为伴野朗著，1992年由光荣社出版，1996年收入集英文库。作品以失街亭后孔明未斩马谡与五丈原孔明未死这两个假设为前提，讲述孔明病卧五丈原，得众人精心照料而康复后，与暗中协助自己的马谡合作大破司马懿，挺进长安、洛阳的故事。如此作品与《反三国志》日译本的问世与再版或能说明：尽管中国人是出于言志的需要，日本人是出于对弱者的同情，二者的出发点不同，但对三国故事的价值判断却相同，都同情刘蜀而摈弃曹魏。与之不同，市川猿之助的大型歌舞伎《新三国志》却表现了一种显然不同于中国的日本传统审美情趣。
市川猿之助的大型歌舞伎《新三国志》上演于1999年4月，反应热烈，后于东京、名古屋、大阪、福冈等地巡演时也场场爆满。观众中年长者占压倒性多数，这与歌舞伎为日本传统剧种或有关。该剧演出时大量吸收了中国京剧的特技动作，以此也吸引了不少年轻者。该剧对三国故事的最大修改是将刘备设定为女性，并让他与关羽谈恋爱，这一点与吉川《三国志》为刘备增补了恋人白芙蓉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为原本只有阴谋算计、刀光剑影的男性世界引进了爱情，添加了柔情，增加了一些纯个人的情感纠葛。人非草木，岂能无情，人类因此不可能没有情感，爱情因此可以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但以改性乃至无中生有的方法来为历史人物“拉郎配”，以这样一种方式来重构来接受三国故事，则不能不说是“日本式”的了。就此我们将在下一章继续探讨，于此只引述一个年长者的希望来结束本章，因为他的希望同样也是十分“日本式”的。他说：“今后若能将以甄后与曹植为主人公的《洛神赋》以及《胡笳十八拍》中表现的蔡文姬悲剧等也搬上舞台，将一定十分有趣。”
日本的三国热起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半期，盛于八十年代，至今已延续半个多世纪。如今随着多种媒体的介入，它已由从前那种单纯的出版热向包括电视、电台、戏剧、电脑游戏等等在内的多种领域辐射扩散，今后势必还将继续扩大与深入。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1）井本农一·西山松之助编《日本文学的历史》卷七《人间开眼》：（日）角川书店，1967.11
（2）杂喉润《三国志与日本人》：（日）讲谈社，2002.12。
（3）《桑原武夫全集3》：（日）朝日新闻社，1968年
（4）后藤丹治校注《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0·椿说弓张月》上：（日）岩波书店，1958.8
（5）谷山茂等编《日本文学史辞典》：（日）京都书房，1982.9
（6）伊藤整等编《新潮日本文学小辞典》：（日）新潮社，1968.1
（7）长谷川端编《太平记的时代》：（日）新典社，2004.4
（8）朱一玄·刘毓枕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6
（9）《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
（10）《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