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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勇敢”一样，“忠义”也是由建立在武士效忠、主人赏赐这一交换基础上的主从关系，在依血缘或地缘关系形成的结合及残酷的战争现实中，对武士提出的一种行为规范，是要求他们对君王、主人应尽忠诚的义务。它缘于中国儒学，又别于中国儒学。譬如《论语》认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强调“孝慈则忠”（为政）；而日本儒者林罗山却认为“孝亦道也，忠亦道也，非他，只一新而已。若夫战阵无勇，则虽苟免而偷生，然此心之义既亡，与行尸走肉无以异也，奈何无羞恶哉。若无羞恶，则不义也，不孝也，不忠也。曰‘竭其力’，曰‘致其身’，曰‘为臣死忠，为子死孝’，然二者不可得而兼也，舍轻而取重可也”（《罗山文集》卷三十二），强调了“忠”的意义，认为无忠则无孝。正如1870年应福井藩邀请赴日任教的美国教师GriffisWillianElliof于其《日本宗教》中所指出，中国儒家以对父母的顺从为人的第一义务，而日本武士则以对君主的忠诚为人生第一要义，并将之绝对化了。但在镰仓时代初期的《平家物语》中，还有“欲忠则不能尽孝，欲孝则不能尽忠”（赖山阳《日本外史》），因忠孝不能两全而痛苦的描写；而到了近两百年后的《太平记》中，这一平重盛式人物就被数十成百义无反顾地追随主公于地下的武士所取代了。这意味着：日本武士道对忠诚的要求，是随着日本武士作为一个阶级逐渐成长而不断被强化，并基本完成于《太平记》时代的。当然，对武士道的系统理论阐述还得再过近300年，才最终完成于江户时代。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太平记》时代的日本人更看中了孔明的忠诚，并以之为原型塑造了自己的理想人物楠木正成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楠木正成与诸葛亮的相似
《太平记》中的楠木正成登场于卷三，自杀于卷十六，只活跃于作品的前半部，具体如下：
元弘元年（1331）八月，后醍醐天皇倒幕失败，上了笠置山，但兵微将寡，难以自保，天皇因此十分烦恼。一日小憩时，天皇梦见二仙童导引自己至一大树下面南而坐，大树枝繁叶茂，树下有三公九卿依序而坐。醒后依梦中神示，遣人找到了时“住河内金刚山西麓”的楠多闻兵卫正成（木+南＝楠）。楠正成系30代敏达天皇（572~585年间在位）四世孙（实际为敏达六世孙）井手左大臣橘诸兄（684~757年）后胤，降为人臣年月已久。其母年轻时曾百日参拜志贵山寺（即：信贵山寺，正式名“欢喜院朝护孙子寺”，在今奈良县生驹郡）毗沙门天（即多闻天）神，夜梦于锦帐内产下一玉，不久即怀孕生下正成，故以‘多闻’名之”。正成奉诏而至，天皇问他“一战而定四海”之策。正成于是分析了天下大势，指出“幕府近来倒行逆施，必遭天惩；皇上乘其衰微兴兵讨伐，替天行道，有何难哉”；继而又为天皇制订了以智倒幕战略，因为“集天下六十余州武士或可抗衡武藏·相模两国幕府军，却难以胜之；但若以智胜，则东夷武士有勇无谋，何足惧哉”，如此这般之后，正成回乡，起兵勤王。
于赤坂城揭竿而起后，正成屡以奇谋大败幕府军，二十万幕府军于小小赤坂城下束手无策，尸积成山，最后只好停止攻城，层层围困以待其变。被围二十余日后城内粮尽，援兵不至，正成只好诈死弃城。赖神灵保佑，终于得平安突围。（以上卷三）
翌年四月，楠木正成东山再起：先诈开城门，夺回赤坂城；继而扫平和泉、河内，于五月十七日挺进至住吉、天王寺一线，同月二十一日以两千余人大破幕府七千大军于渡边桥畔（在今天满桥与天神桥间，大阪城附近）。幕府接报大惊。
正成屡败来剿幕府军，对百姓却秋毫无犯。八月，他参拜天王寺，拜读了秘藏寺中的圣德太子《未来记》，得知后醍醐天皇将东山再起，而镰仓幕府必将灭亡。
十一月后，幕府大举增兵，全国五畿七道大军云集千草城下，企图一举剿灭正成军；而城中守军只有楠木正成及其所部近三百人。（以上卷六）
冬去春来，1333年元月底，幕府军相继攻陷吉野、赤坂后，百万大军齐集千草城下，准备攻取后醍醐军的最后一个主要据点，正成屡设奇谋大破之。幕府军进退维谷，欲罢不能，开小差者络绎不绝，百万大军“如今只剩了十余万人”。（卷七）
同（1333）年五月，镰仓幕府灭亡。六月，后醍醐天皇排驾还都，正成引军七千头前开路。（卷十一）
但不久，1335年十月，足利尊氏反叛，烽烟再起。楠木正成为后醍醐天皇屡建大功（卷十四~十五）。
建武三年（1336），后醍醐军战多不利，情势危急。五月，正成怀必死决心，奉旨驰援新田义贞。
五月二十五日，凑川边最后一战。楠木兄弟率亲兵七百余骑奋勇冲杀，敌五十万大军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六个小时冲杀了十六次，所部七百余骑只剩了七十余，尽管仍可突围，但正成兄弟还是坚持战斗到最后，与所部七十余人一起剖腹自杀于凑川畔一民宅中。临死前正成兄弟约定：再转世七次也要效忠天皇，为朝廷剿灭叛敌。（卷十六）
与作品卷二十中的三国故事相较，在人物形象上楠木正成与孔明有如下相似处：
1）布衣出身但声名远扬。楠木正成“虽系敏达天皇四世孙井手左大臣橘诸兄后裔，但降为人臣年月已久”（卷3），如今只是居住“河内金刚山西麓”的一介“兵卫”。兵卫是兵卫府士卒。兵卫府是古时承担皇宫警备与天皇出行保卫的部门，首长曰“督”，督下依次有佐、大尉、少尉、大志、少志各一名、番长4名，番长之下才是兵卫400名，可见其地位之低，与“避世隐居于蜀国南阳”的孔明一样都是布衣，但又都是在野贤人，声名远扬。只不同的是：诸葛亮闻名的是“智谋”，而楠木正成知名的是“弓马之术”——武艺。
2）受荐出山。诸葛亮是刘备在“蜀国谋臣闻歌知其贤，因上奏天子，请召来”为官后，三顾茅庐请出来的。与之相同，楠木正成也是后醍醐天皇依照神示遣使请来的。二人都非毛遂自荐，而乃受人（神）推荐后被请出来的。
3）尽忠尽仁，匡扶正义。两人所事主公都代表着正统：刘备“原系帝胄，降为人臣时日未久，又重义轻利，天下忠臣、孝子因而无不争先慕名而来”；后醍醐天皇更实际上是镰仓幕府和足利尊氏的君主，作者的写作态度也明显“偏袒天皇一方”（长谷川端《太平记研究》）。对这样的主公，楠木正成和诸葛亮都一样地竭尽忠诚，鞠躬尽瘁。与此同时，对部从、百姓也都一样地仁爱、厚待，同甘共苦。正如作者借樵夫之口所赞：“蜀帅孔明体恤士卒，优礼相向，从不随意喝斥。纵杯酒瓢食亦与众军士共分享。士卒未炊则大将不食，三军淋雨则大将帷幄不张。后三军之乐而乐，先万人之忧而忧。夜则亲自巡营查哨而废寝，昼则温和接待将士而忘食，从未见有须臾怠慢”，两人都是对上尽忠，对下尽仁的好统帅。
4）都具神力。圣德太子（574~622）主政期间对外遣使隋朝，寻求对等邦交，引进先进文化；对内立宪法十七条，定冠位十二阶；又兴隆佛教，编修国史，为依儒教与佛教理念建立以天皇为最高统治者的律令制国家奠定了基础，因此深受后人推崇，并在相当程度上被神化了。譬如成于720年的《日本书纪》卷二十二就有记载称圣德太子“生而能言，有圣智。及壮，一闻十人诉，以勿失能辨。兼知未然”（p173）。又说太子一日出行遇饥者，因赠以衣食；不日饥者亡，太子命人“葬埋于当处，墓固封也。数日之后，皇太子召近习者谓之曰：‘先日卧于道饥者，其非凡人，必真人也。’遣使令视”，回报曰“‘封埋勿动。乃开以见，尸骨既空，唯衣服叠置棺上’。于是皇太子复返使者，令取其衣，如常且服矣。时人大异之曰：‘圣之知圣，其实哉’”（p199~201）。而据直木孝次郎于《日本历史2·古代国家的成立》中介绍，到奈良末期更有传说圣德太子是天台宗第二祖南岳禅师慧思的转世再生（p64）。由这样的人物留下的、关于日本未来的预言——《未来记》无疑只能是“天书”，而实际上它也确实是被秘藏于供佛的寺院中，凡人无由得见，只有楠木正成得以拜读。这样的一种安排明白地赋予了楠木正成以异于常人的神力，而于作品中他也确实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是其母参佛时梦玉而生的，因为他是作品中唯一的“智将”，唯一能以奇谋大败数十倍、数百倍于己的敌军的人。
与之相仿，作品中的孔明也非常人。作者虽未具体描写他的“特异功能”，但一句“天下人闻说，皆畏孔明有卧龙之势”就足以使他异于常人了，而紧接其后的一句话——“于是刘备扬德天下，渐为众望之所归”，无疑更加深了这一印象。纵令他不是神，也与楠木正成一样，是个具有常人所不具有的神力者。
5）都“出师未捷身先死”，都是让人叹惜的悲剧英雄。同时，主公也都因其去世而丧失了政权。作品卷二十中，“蜀兵闻孔明既死，纷纷降于仲达，由是蜀国先灭”，孔明一死，蜀兵便降，蜀国便灭亡，刘备便失了政权。与之相同，楠木正成自杀后不久后醍醐天皇也被迫撤离京都。虽在吉野山中又创立了吉野南朝，继续与京都北朝相对抗，但没几年就含恨死去，从而结束了作品的上半部。
……如果不是与作品卷二十的三国故事相比，而是与《演义》相较，则楠木正成与孔明还有以下4点相似：
1）都在主公危难时应邀出山，都助弱抗强。
2）与主公初见面，都为之精辟分析了天下大势，制订了今后的战略方针。
3）都善于智胜。
4）都为主公鞠躬尽瘁，死而不已。《太平记》中的楠木正成临死还与兄弟约定：“再转世七次也要效忠天皇，为朝廷剿灭叛敌”；而《演义》中的诸葛亮临死也为后主安排了自己死后的“可任大事者”，为全军将士设定了安全撤军的计策，为平定魏延叛乱预伏了锦囊妙计……两人临死前之所作都是为了国家，为了主公，他们对主公的效忠并未因自己生命的终结而终止，可谓死而不已。
……
历史人物楠木正成究竟是何等样人，目前尚不清楚，但有关的最早一份可信资料是落款日期为正庆元年（即元弘二年，公元1332年）6月的日本临川寺文献《故大宰帅亲王（后醍醐天皇子世良亲王）家御遗迹临川寺领等目录》，文献中记的是“恶党（日文。意：暴徒）楠兵卫尉”。历史记载与作品人物间的距离之大，说明了作品人物楠木正成是由作者塑造出的文学人物，而非由他记载下的历史人物。他与《太平记》三国故事乃至《演义》中孔明形象上的种种相似，尤其他在作品中的出场与他的智慧说明，这一文学形象的产生与《演义》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演义》中，作者“状诸葛亮之多智而近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使之成了三绝之一的智绝。但尽管如此，孔明却不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在历史上还有张良等，在文学作品中还有吴用等，就是在《演义》中也还有郭嘉等众多出色的谋士，在我国的文学作品中从来就不缺乏以智慧参加斗争的知识分子形象。但在日本不一样。在日本中世的所有军记物语中都未见有谋士，都未见有以智慧参加斗争的知识分子形象。或也因此，军记物语中的斗智描写极其罕见（详见本章第4节），而尤擅以智取胜的楠木正成因而也就成了其中独一无二的“另类”。这一另类的出现，或许并不一定缘于《演义》中的孔明，因为还有张良等频频出现于《太平记》的斗智描写中，但张良等不似楠木正成或孔明般曾隐居待时、受荐出山，也未曾初次见面便为主公分析天下大势、至死都对主公忠诚不二，更没有异乎常人的非凡神力，亦即张良等与楠木正成的相似只在智慧一点上。因此，由于日本中世军记物语中的智慧型另类只可见于《太平记》，这一另类又与《演义》中的孔明形象颇多相似；日本中世军记物语中大量借鉴了三国故事的只有《太平记》，其所借鉴又在内容上近于《演义》而远于《三国志》，故而《太平记》中楠木正成形象的原型很可能是《演义》中的孔明，而《太平记》中三国故事应也借鉴的是《演义》。而如果《太平记》三国故事与作品人物楠木正成的塑造都借鉴了《演义》，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演义》就必须早《太平记》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问世，至少要早三五十年吧。
（三）《太平记》时代的中日交通
如前所述，谈及《太平记》及其作者的最早且最可靠的一份史料是《洞院公定日次记》。该日记以汉语写成，于公定34岁时的应安七年（1374）5月3日条有如下一段记载：传闻前月二十八九日间小岛法师圆寂。小岛法师是近日风行天下太平记作者。虽卑贱之器，有名匠之闻，可谓遗憾。这说明：在1374年5月之前，《太平记》已在日本广为流传。由于作品所叙述的最后一个历史事件发生于1367年11月，故此《太平记》必须成书于1368~1374年间；如果《太平记》确实借鉴了《演义》，则《演义》就必须成书于更早时候。明初不可能，至晚也应是元末较早时期。
元末中日间的民间来往十分频繁。据木宫泰彦于《日中文化交流史》中统计，自1305年至元朝灭亡的60余年间，往返元、日间的民间商船“几乎每年不断。元末六、七十年间，恐怕是日本各个时代中商船开往中国最盛的时代”（p394）。由日本搭船渡元的，除商人外还有众多僧侣，“尤其元末人数最多”（p421），仅“名传至今的，实达二百二十余人之多，至于无名的入元僧更不知几百人了”（p394），以至当时日本“此方庸缁，燥然例入元土”（《海藏和尚纪年录》），入元甚至成了一种时尚。这些入元的僧侣，“比起上一代的入宋僧来，已缺乏传播禅宗的热情”，这是可悲的；“但从一般文化的移入来讲，毋宁说是幸运。由他们带回日本的元朝文化，从诗文学、儒学、史学、书法、绘画、印刷、茶道等直到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等事，极为广泛”（p463~465）。而正由于他们对元朝文化的热心输入与学习，当时的日本汉文学“比起平安朝时代贵族玩弄的汉文学以及江户时代儒者所作的汉文学来，远为优秀，完全摆脱了日本腔调，几乎和纯粹的宋元诗文学无异”（p492），有些甚至令人叹曰：“虽吾中州之士老与文学者，不是过也。且无日东语言气习”（p493）。
元末中日间频繁的民间交往与蜂拥而至中国的日本僧侣对中国文化的高度热情，也许能缩短《演义》由诞生至传入日本并产生影响的时间。但当时日本印刷业并不发达，国内又正处于南北朝分裂的空前动荡时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一部书由在中国问世至传入日本并发生影响，至少也须三五十年吧。若此，则由于《太平记》成于1370年前后，故而《演义》应成书于约早半个世纪的十四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推断正好与杜贵晨先生于“《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载《中华文化论坛》1999.2）中的成书于1323~1329年间说法不谋而合。
1.4《太平记》与《三国演义》中的战争描写
（一）两作品的相似
如上所述，《演义》与《太平记》是中日古典文学中的历史战争题材代表作，二者间明显有着影响与借鉴的痕迹，后者不仅借用了前者中的“孔明出山”与“死诸葛走生仲达”两个故事，而且以孔明为主要人物讲述了三国的历史，以孔明为模特儿塑造了自己的理想人物——楠木正成。可是，为什么《太平记》作者们会对《演义》作这样的理解与取舍？其深层原因是什么？而且一如杂喉润于《三国志与日本人》中所指出，后世“日本的三国热，说到底就是孔明热”（p126），因而《太平记》对《演义》的发现与接受还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日本民族对《演义》的理解与取舍，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民族的价值取向与审美情趣，从而使我们对《太平记》如此借鉴《演义》的深层原因的探讨具有了重要的意义。
对《太平记》的《三国演义》接受特点产生原因的探讨，可以在历史与现实、亦即文学传统与作品叙事这两个层面上进行。对文学传统的梳理，拟在第三章一并进行，以下只在作品的叙事层面上作一探讨，方法是对比，因为这两部作品太多相似，又太不相似。
说相似，是因为这两作品成书时间既相近，都在十四世纪，相去仅约五十年，其成书过程、作品题材、传播情况等也多相似。《演义》成于《三分事略》与《三国志平话》等基础之上，而今本《太平记》也“非一气呵成”，同样也是在1350年前问世的初本基础上“经多次增改，渐次形成”（后藤丹治等校注《日本古典文学大系34·太平记一》p7）的；《演义》以汉末近百年的战乱为题材，《太平记》也写的是日本镰仓末期至南北朝间长达五十余年的动乱；在中国，有人“以《三国演义》中战案，为帐内唯一之秘本”（黄人《小说小话》），在日本，也有人著书褒贬《太平记》中各人战略战术的优劣，如《太平记评判秘传理尽钞》等，两部作品都曾被用作为军事教科书。因此，若以《演义》为“我国古代战争的形象的百科全书”（叶维四等《三国演义创作论》p169），则《太平记》就是日本古代战例的集大成，并且问世以来六百余年一直广受欢迎。在日本，直至明治末年各地都十分盛行《太平记》说书；而在中国，三国故事的讲说更早在作品形成之前“在宋已甚盛”（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至上世纪仍颇盛，以至于不仅在收音机里讲播，而且被改编成了电视剧一播再播。与此相同，在日本，《太平记》也于1990年被改编成电视剧，在每个周末晚八时开始的黄金时段里播了整整一年……
但在诸多方面如此相似的两部作品中，作者对战争这一相同题材的叙事角度与叙事方法却大相径庭。叙事角度与叙事方法通常取决于叙事者对事物的认识与叙事的目的，因而其不同经常也就表现了叙事者对事物的不同认识与追求。尤其因为《演义》与《太平记》都非个人的而乃集体的创作，都是作者与受众的互动结晶，因而更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日两个民族不同的价值取向与审美情趣。为此以下选取两作品中作者着力描写的著名战例（《太平记》中为京都之战与镰仓之战；《演义》中为赤壁之战）为对象进行对比，以发现其中折射出的中日两个民族不同的价值取向与审美情趣，以揭示《演义》在日本的接受特点及其原因。
（二）战争与政治
镰仓时代又称镰仓幕府时代，因当时的政治中心——幕府设在镰仓而得名。镰仓幕府是日本武士阶级打败贵族阶级后建立的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建立后，天皇虽仍然被尊为君主，实际上却丧失了所有的政治、经济大权乃至皇太子人选决定权，只保留了权威与（不论愿意与否都得完成的）任命幕府大将军，确认武士政权合法性的权利。不甘就此退出历史舞台的贵族阶级苦苦挨了一百三十余年，直至元军犯境后幕府根基动摇，这才得到了复辟的良机。1324年（正中元年），后醍醐天皇发动正中之变倒幕失败；1331年（元弘元年），后醍醐再次发动元弘之变倒幕失败后被废黜并被流放隐岐岛；1333年闰2月，后醍醐成功逃出隐岐岛，驾幸船上山；5月，后醍醐军攻占京都，继而攻陷镰仓，幕府最高统帅北条高时自杀，镰仓幕府灭亡；6月，后醍醐还驾京都，临朝听政，夺回了政权。翌年，效汉光武帝吉例改元“建武”，但不久即因赏罚不均，厚贵族而薄武士，引起武士不满，从而导致了南北朝分裂，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全国大动乱。
这其中，后醍醐军转败为胜、攻陷京都与镰仓的两大战役，于作品中被安排在卷九与卷十，卷下分节，每节有标题如下：
卷九（京都之战）
①足利军驰援京都；⑥官军进攻六波罗；
②攻山崎尾张守中箭；⑦天皇仓皇出京都；
③闻兵败足利军倒戈；⑧越后守率众自尽；
④足利军安营篠村；⑨两天皇被囚；
⑤（足利）高氏许愿八幡宫；⑩千早城解围。
卷十（镰仓之战）
①高氏次子逃遁；⑨信忍自杀；
②新田义贞反叛；⑩盐田父子自杀；
③三浦义胜献良策；⑪盐饱入道自杀；
④幕府退兵守镰仓；⑫安东入道自杀；
⑤相摸守自尽；⑬四郎叔侄隐遁；
⑥稻村崎潮退；⑭长崎高重拼死厮杀；
⑦长崎父子奋勇杀敌；⑮北条一族自尽灭亡。
⑧贞直·贞将战死军中；
赤壁之战于《演义》中大致由第43回开始，至第50回结束，共八回，标题如下：
第43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
第44回孔明用智激周瑜孙权决计破曹操
第45回三江口曹操折兵群英会蒋干中计
第46回用奇谋孔明借箭献密计黄盖受刑
第47回阚泽密献诈降书庞统巧授连环计
第48回宴长江曹操赋诗锁战船北军用武
第49回七星坛诸葛祭风三江口周瑜纵火
第50回诸葛亮智算华容关云长义释曹操
两相比较不难发现，两作品对战争的叙述重点明显不同：《太平记》更重战场厮杀，《演义》更重帷幄运筹，于前者中几乎没有写帷幄运筹的独立章节，而在后者中具体写战场厮杀的仅两回，仅占整个战役描写的四分之一；因此前者注重战将，后者突出主帅，于前者中找不到中心人物，而于后者中却明显有个诸葛亮，战役的整个发展过程都处于其掌控之中；前者重斗勇，标题中不乏对“奋勇”“拚死”的强调，后者重斗智，回目中的“智激”“智算”“中计”“诈降”字样随处可见。后者于事件过程中表现人物，因而其叙事是纵向的，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一环紧扣一环地全都交代得一清二楚；前者集众人行动以再现事件全貌，因而其叙事相较而言是横向的，作者虽也记录了战役的全过程，但战役的进展、其间的因果交代得不甚了然，却不时会在某个时间点上横向展开，仿佛难以取舍般一一记录下每个人物的表现。因此如果说《演义》叙事者是全知的，是立于高山之颠俯瞰下方，因而所见所述更主要是事件的发展演变、是凸显于事件发展过程中的尤其耀眼闪光点的话，则《太平记》叙事者就仿佛是杂于人群中的近距离看热闹者，他所处的观察位置决定了他对事件的来龙去脉无法全面了解，但对眼前厮杀者的一举一动却看得清清楚楚（这一点于卷十的镰仓之战叙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或即因此，后者的叙事相对比较概括，重点突出，是远景概括的；而前者的叙事则相对比较具体，重点不突出（严格地说应是另有重点。后详），是细部特写的……但二者在战争叙事上的最大不同，或许应是后者将战争与政治相联系，而前者则将战争与政治相隔绝。
战争是一种手段，是用以解决各个集团“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因而战争是人为发动的，其中必定含有发动者或参加者的某种目的。两作品中，作者对参战者参战目的的介绍显示了他们对战争与政治关系的不同看法。
于《太平记》的京都之战与镰仓之战中，幕府军是被动的，天皇军是主动的。主动一方除后醍醐天皇外，主要还有足利高氏与新田义贞等，两人都原是幕府军重要将领。新田义贞所以反叛，是因幕府催要粮草太紧，他一怒之下杀了催粮使者，因此遭幕府军围剿缘故。亦即他是为了自己的活命。足利高氏是北条氏姻亲，他所以反叛，是因北条氏不顾自己病未痊愈，连连催促出征缘故，是完全“出于个人的私愤”（长谷川端《太平记研究》）的。主要参战人物中只有后醍醐天皇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即因不能按自己意愿决定皇位继承人而反北条的。立太子从来就是封建国家的最大“公”事，因为能否按自己意愿立太子，直接关系到自己死后本派政治势力能否继续掌权、既定政治路线能否继续得到执行的大问题。因此围绕着太子的位置，历史上曾无数次地发生过政治派别间你死我活的血腥斗争。但在《太平记》作者的笔下，这一血腥斗争却被写成了纯属个人的私事：后醍醐天皇要将皇位传给第三太子，是因为喜欢他；而所以喜欢，则只因他“自幼聪明伶俐”（卷一），从而使本该是政治斗争焦点所在的一大“公”事，变成了父母偏爱某一孩子般简单的、纯属个人情感的私事。这与《演义》作者让刘·关·张于桃园结义时盟誓要“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让孔明非得等刘备说出“先生不出，如苍生何”后才答应出山的写法相较，对比不可不谓强烈。
亦即，《演义》作者把战争看作是政治斗争的继续，因而他更主要从社会、从政治方面寻找参战者的动机；但在《太平记》作者眼中，战争与政治绝缘，参战者只是为达到其个人而非集团的目的而参战，其参战纯属个人私事，因而作品只从个人情感或利益的角度来交代参战者的参战目的。或即因此，《太平记》人物对战争参加与否、参加何方等全都可以不予考虑，全都可以不受约束地自由决定，随意改变，即使朝秦暮楚亦不为耻。而这在《演义》中尤其在作者的理想人物身上是不能容许的。因此尽管《三国志·蜀书六》中有“曹公禽羽以归”的明确记载，《演义》作者还是要煞费苦心地为之矫饰，不仅写了关羽降曹后如何一心恋蜀，一旦得知刘备消息立即挂印封金，过五关斩六将，冲破重重阻挠千里来相投，而且在降曹前还得来一番“降汉不降曹”的约法三章。刘·关·张本来就是为了上报国家——汉王朝而从戎的，这不降曹的降汉又何降之有？但同样在这个问题上，《太平记》作者却毫不在意，十分坦率。如上所述，足利高氏原是北条氏姻亲，幕府军大将，身受重托来援京都，却因私愤背叛北条氏，降了后醍醐；两年后（1335.10）又背叛了后醍醐。对此，《太平记》作者不仅未作任何掩饰，而且还如下这般描写道：
正面战场上早已烟尘滚滚，杀声震天，但桂川两岸的足利高氏阵地却依然按兵不动，军士们仍在酒酣耳热地饮酒作乐。直至探子来报，说正面战场上北条军大将已经阵亡，全军已经溃散，足利将军这才下令扯起叛旗，投向天皇。（卷九）
这里的足利高氏，全然一副投机家的卑鄙嘴脸：深受信任，却要背叛亲人；出于私愤早想谋反，却还要坐山观虎斗，以便坐收渔翁之利。直至一方确实败了，这才投向胜方。怪不得后来与之争权的新田义贞要非难他“忍乘鹬蚌之弊，快为狼狈之行”（卷十四）。
如前所述，今本《太平记》共四十卷，前三十卷成于足利高氏在世时，曾经其弟足利直义过目并下令作过大规模修改，严令“于修改完毕之前不得外传”（今川了俊《难太平记》：见山崎正和译《白话日本古典15·太平记》p348）。但就在这样一部由对足利高氏“怀有极大敬意”（长谷川端《太平记研究》）的作者写成，又经其弟过目并令人作了大规模修改的作品中，仍保留有于《演义》作者看来绝不能容许的描写，这说明：《太平记》作者对政治并不关心，对作品人物的气节、立场等并不重视，在他们看来，为谁而战纯属个人私事，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来自由决定。
（三）斗智与斗勇
《演义》作者把个人的参战与国家、政治相联系，而《太平记》作者将两者相隔离。因此于战争叙事中，前者重视对战前政治斗争的描写，后者则不重视甚至无视。一如上文相关部分小标题的对比所显示，在《演义》中，赤壁之战热热闹闹写了八回，其中的四分之一、整整两回却只写了孙·刘联盟的建立；与之相较，《太平记》中描写京都之战的卷九一开始就是“话说先帝后醍醐既已上了船上山，便派出大军来打京都。六波罗感觉吃紧，连连派快马飞报关东。相摸入道闻报大惊，急召众人商议，最后决定拜名越尾张守为大将，率外族大名二十名，统军驰援京都，同时分兵一路攻打船上山”，接着就写足利高氏如何病未痊愈却被征召，因此气愤等等，只字未写幕府为讨伐叛逆（后醍醐被流放后，幕府另立有新天皇）而进行的舆论准备等。卷十镰仓之战也一样。军事斗争本来应是政治斗争的延续，但在《太平记》中军事斗争却取代政治斗争，成了两个政治集团斗争的全部。
战场上的厮杀靠战士，战场外的政治斗争则通常在上层，在将帅的层面上进行。因此，对政治斗争的不重视就决定了作者在战斗叙事中不可能突出将帅。在《太平记》中，作者虽也着力描写将帅的英勇，但绝不无视普通士兵。如在京都之战中，作者于第六节“官军进攻六波罗”中就几乎用了一整段的篇幅来描写“宇野、柏原、佐用、真岛等地三百壮士”的英勇奋战和所向披靡。这三百壮士连名字都没有，是名副其实的“无名小卒”，但作者却不惜笔墨地详加描写，因为他们作战英勇，表现出众。在作品中，无论将帅抑或士兵，只要你表现出众，不同一般，作者就会一视同仁地予以关注，详加描写。但在《演义》中却基本不见有对无名小卒的具体描写。《演义》中的战斗叙事基本都是一个模式：两军对阵，大将拍马出战；见分晓后，胜者追击，败者溃逃。作者描写的只是战将，对一般士卒则视而不见。赤壁之战是数万孙·刘联军与数十万曹魏大军的大会战，但在作品又能见有几个士卒在厮杀？或有远景式的概括，却无近景式的特写，大将一个个有声有色，士卒却无一个略有头脸，以至于你只能感觉到他们的存在，却不能真正目睹他们的活动，耳闻他们的叫喊。
同样是对大将的描写，两作品的着重点也不一样。《太平记》作者重写的是动作而非智慧，是斗勇而非斗智，譬如京都·镰仓两大战役描写中就几乎全无斗智的情节。卷十的镰仓战役中倒是有“三浦义胜献良策”（第三节），但那“良策”其实只是对形势的分析，而并非对战略战术的建议。如：
（新田义贞反叛后遭幕府讨伐，大败而退。无计可施时，三浦义胜带了六千生力军来投。义贞大喜，因向他征求作战意见，义胜答曰：）“方今天下一分为二，各自都为生存而战，胜负一时难定。但最终的胜负须赖天意，将军为天下太平而战，又何愁不胜。义胜今与将军合兵一处，可得十万余众。敌军虽然势大，但乌合之众不堪一击，我等又为何不与之决一雌雄呢？”
义贞以“敌军新胜，士气正旺，而我军新败，将士疲劳，恐难以为敌”表示了自己的担心，对此义胜引项梁例子开导道：
“义胜相信今日之战必胜。将军请想，当初秦楚大战时，楚将武信君曾以区区八万兵大败秦将李由八十万大军，斩首四十余万。但此后便日渐骄傲，怠于军备，以为秦兵不足惧。楚军副将宋义为此曾谏曰：‘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今将军如此，楚国必败无疑。’后果如其言，武信君为秦左将军章邯所败，楚国遂亡。义胜已暗中使人侦察敌营，见敌将骄傲有如武信君，故知当日宋义之言必再应验，将军可请无忧。”
这就是三浦义胜对新田义贞所献良策的全文，其中或有分析或有激励，却没有计划没有谋算。但《演义》正相反，作品更重视的是智慧而非动作，是斗智而非斗勇，就连那以蛮勇著称的猛张飞，也不时会施些小计（如第41回的长坂桥畔疑兵计与第63回的巴郡城外诱敌出战等）。至于神机妙算的诸葛亮，那更是作者刻意塑造的智绝人物。一场赤壁大战仅八回，战前的斗智却写了整三回，较战场上的厮杀描写还多一回。如果考虑到孙刘联盟的建立既是政治斗争更是智谋斗争的结果的话，则赤壁之战中的斗智描写就更是斗勇描写的两倍有多。而且有设计的有中计的，有用苦肉计的有用连环计的，真真假假，好不热闹，而战役的胜败就这样被决定在了蒋干、阚泽等幕宾、参谋的江上来往之间，决定在了众武将的开始厮杀之前。与《太平记》相较，明显可见《演义》作者对斗智描写的重视，但仔细阅读作品，却不难发现于赤壁之战中，操纵全局的实际只有孔明一人：孙刘联盟由他力排众议才得建立并维持；赤壁大火由他请来东南风才得烧过长江。诡计多端的曹操屡遭周瑜算计，但足智多谋的周瑜却翻不出诸葛亮的掌心。被打败的曹操在逃命中还自以为是，每每笑话孔明，却没有一次笑到了最后，因为他的一切都未出乎孔明的预料，就如孙悟空怎么也没能翻出如来佛的手掌一样。甚至关云长因感旧恩而于华容道上私放曹操，为吴·蜀两国留下了一大后患之举，也被写成是孔明“夜观乾象，操贼未合身亡。留这人情，教云长做了，亦是美事”（第49回）。
作者“状诸葛亮之多智而近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视之为全书的重要人物乃至中心人物。全书一百二十回，写了近百年的事，其中有七十回写的是孔明自207年出山至234年病死军中的27年之间事情。人未出场就大肆渲染，让人“如雷贯耳”；归天之后还要让活仲达见死诸葛而丧胆。赤壁之战削弱了曹魏势力，导致了三国鼎立，而这只不过是诸葛亮徐图中原战略构想的初步实现……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只有孔明才是作品中熠熠生辉的真正主角。
作者如此突出孔明，原因或不止一个，但为强化“尊刘反曹”主题或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如上所论，《演义》或成于元朝末年，而元末正是以恢复汉族的赵宋政权为号召的起义斗争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时代。自南宋以来即强烈表现于诗文中的“我虽有酒，不祀曹魏”（王十朋《谒昭烈庙》）、“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陆游《闻虏乱诗》）的“尊汉抑曹”思想感情，当时早已成了广大汉族人的共同愿望。因此“生活在红巾起义环境中，甚至参加过农民起义事业的罗贯中”，自然要“根据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来否定曹操”（刘知渐《三国演义新论》），肯定刘备，并如此赞美、突出为刘汉王朝的复兴而鞠躬尽瘁的孔明了。
现在的流行本是清初毛宗岗的修改本。“嘉靖本固然已体现了拥刘反曹的主题和倾向”，但毛宗岗“为了深化拥刘反曹的主题，凡是不利于刘蜀英雄形象的言行描述，尽皆删削或加以改写、详注”（叶维四等《三国演义创作论》），因而其拥刘反曹的立场更加鲜明。
清初和元末一样，民族矛盾也十分尖锐，江南各地甚至还在继续着抗清的活动。考虑到这一历史背景，很自然地，“毛氏的拥刘反曹、帝蜀仇魏不能不和这种自觉的民族意识有关”，而“借历史事实隐喻现实，借文学抒发胸臆，这也是常有的事”（同上）。
换言之，即作者重写将帅谋略，重要原因之一是为突出孔明；而对孔明的赞美，则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志向。因而作品不仅突出了孔明的神机妙算，而且强调了他“成大业，兴汉室”的政治抱负，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他在白帝城接受托孤后为复兴汉室而鞠躬尽瘁的忠诚与执着。不仅如此。就是那些饱受战争之苦的老百姓，作者也没忘记让他们表示了自己“宁死随使君”（第41回）的愿望。
与之相反，《太平记》中的老百姓则见利忘义，朝秦暮楚，毫无立场可言。原本归顺后醍醐、支持大塔宫（后醍醐皇子）的村民们，一听说北条幕府悬赏重金要买大塔宫人头立刻就变了心（卷五）；宗教中心叡山的和尚们更是有奶便是娘，收了后醍醐的庄园便支持天皇军，得了北条氏的土地便转而支持幕府军（卷八）……而且丝毫不以为耻。村民和尚如此，如上所述，将军武士也如此；作品人物如此，作者也如此，丝毫未曾想到要为之虚饰、隐恶，因为他们不以之为恶。显然，《太平记》作者的政治立场并不鲜明，他们并不想在作品中表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那么，他们要表现的是什么呢？
（四）战争与抒情
一场战役之后通常总有胜负。在相互攻伐相互吞并的动乱时代，胜者必须继续战斗，否则仍可能被吞并；而败者则或重整旗鼓，以求东山再起，或就此绝望，一死了事。两相比较，于败者描写中《演义》更强调的是前者。譬如赤壁大败后曹操死里逃生到了南郡，第二天就唤曹仁来说：“吾今暂回许都，收拾军马，必来报仇”，让曹仁好生守住南郡。如此惨败却还要“必来报仇”，可谓“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者不仅曹操，袁绍、刘备，三国中人物几乎个个都如此。
但《太平记》中人物多不如此，作者更重视的是败者的自杀描写。由上文所列卷九、卷十各节标题即不难发现：无论是在京都之战抑或镰仓之战的描写中，作者都不惜动用一个又一个完整的章节来详细描写败者的自杀，如“越后守仲时及其部从自杀”（卷九·8）、“赤桥相摸守及本间自杀”（卷十·5）、“高时及其一族于东胜寺自杀”（卷十·15）、“信忍自杀”（卷十·9）、“盐田父子自杀”（卷十·10）、“盐饱入道自杀”（卷十·11）、“安东入道自杀”（卷十·12）等。
为什么《太平记》作者如此重视败者的自杀描写呢？其实，不仅是败者的自杀，就是非失败者的自杀性行为，作者也兴趣浓厚，描写详细。譬如作品卷六，幕府军攻陷了天皇军的赤坂城，大获全胜。但在幕府军兵临城下开始攻城之前，幕府军中却有武士人见四郎与本间九郎两人为留名后世而抢先一步来到城下，通报了姓名后英勇战死。本间九郎子资忠得知父亲战死，也不顾一切地单枪匹马赶到城下殷殷苦求，终于感动了守军，让他入城来到父亲尸体旁战死。在这里，三人的目的或不相同，但以死为手段却是相同的。三人之死都不是被动的、迫不得已的，而是主动的，是战斗者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主动采取的一种手段。这种战斗者之死于《演义》中很难见到，但在《太平记》中却频频可见。为什么《太平记》作者对此也如此重视，津津乐道呢？
死是肉体的消灭，但又不仅是肉体的消灭。死是一种别离，但又不仅是死者与阳光、与人世的别离，而同时更是死者与亲人的永别。在作品中，作者不仅对死，而且对一切令人心碎的别离都十分重视，津津乐道。京都之战于作品中写了整整一卷（卷九），但真正的战斗场面描写只有一节（第6节），而别离（包括自杀。下同）描写却有四节。镰仓之战也是一整卷（卷十），战斗描写也只是别离描写的一半不到。
在这些别离描写中，相别者总是泪流满面，难分难舍，十分凄惨而缠绵。尽管多是身经百战的武士，此时也多表现得悲悲戚戚，儿女情长，如卷九的京都警备司令北条仲时等。与《演义》中因羞惭而自杀的徐母（第37回）、“极善卜易”、机智为夫报仇的“东吴女丈夫”徐氏（第38回）、“极其刚勇，侍婢数百，居常带刀”的孙权之妹（第54回）等众女子相较，这些武士显得过于柔情，柔得胜过了弱女子。但正是这些女性化了的男性让我们强烈感受到了痛苦相别者的悲哀，而在徐母等《演义》女性身上，我们更多感受到的是崇敬，是赞叹，是惊异，而绝非悲伤与同情。
《太平记》于别离描写、尤其于武士的别离描写中经常引用的是白居易《李夫人》中的“人非木石皆有情”，如“人非木石，岂能无情”（卷九等）。或许，正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与抒发这一人人皆有之“情”，以便吸引更多的读者或听众，《太平记》作者们才更注重个人情感的描写与抒发，因为政治斗争是不能“感情用事”的；才轻智谋而重动作，因为动作直接诉诸视觉感官，更容易激起人们的情感共鸣；才在作品中描写了那么多的死，那么多的别，而且写得十分详细，十分动情，十分悲凄，十分感人。于京都之战与镰仓之战中，最为典型者当属北条仲时与妻小的生别或信忍父子的死离。前者描写在卷九，笔者已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与《太平记》吴越传说”（日·《中京国文学》第七号，1988.3）中做过说明，以下因以卷十中的“信忍自杀”为例加以说明。
信忍是北条仲时父，北条仲时是镰仓幕府派往京都的警备司令。京都保卫战失败后，北条仲时率残部保护天皇东撤镰仓，因前方路阻，中途与部从四百余人一同自杀于番场（地名）。消息传到镰仓时幕府军也已战败，信忍正准备自杀。他闻讯悲伤不已，沾血在柱子上写下了一首和歌后自杀。歌曰：
等等我吧，孩子！别将我拉下了！等等我吧，孩子！让我们一道越过死亡之山吧！
与项羽自刎乌江前夜所咏歌“力拔山兮气盖世……”相较，这首和歌显得十分凄凉，但在《太平记》作者们看来临死前的这般咏唱却极其风雅。他们对之十分欣赏，不仅详细描写了信忍的作歌过程，记录了歌词全文，对信忍之死作了诗化描写，而且最后还意犹未尽地添上了一句评论，表达了自己的欣赏：此歌至今广为流传，备受称颂，闻者无不为此歌、为此歌咏者之死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前文提及的主动赴死者人见四郎与本间资忠也都留有相似的绝命歌，作者也同样都作了详细而感人的描述，抒发了同样的感慨，表达了同样的欣赏。
于《太平记》中，令人伤心之死竟显得如此风雅，如此感人，并自作品问世六百余年来一直牵动着千百万日本人的心，使之然者是什么呢？
早《太平记》问世六百余年，日本于奈良时代编成了第一部官修史书《日本书纪》。该书卷二十五孝德天皇大化五年项下有如是一个记载：中大兄皇子因误杀苏我山田大臣，痛失爱妃造媛（苏我山田女）而伤心不已，川原史满于是唱歌跳舞为他解忧，中大兄皇子深为歌舞所动，不禁脱口赞道：美矣！悲矣！一曲歌舞，同时让人感到了悲与美。显然，日本人很早就在悲中发现了美，很早就将这两者联系了起来，而当时距日本民族文字——假名的诞生还有差不多二百年。
悲中有美，美寓悲中。古代日本人审美情趣的这一无意识流露，经后世日本人的不断醇化、凝练，终于发展成了日本民族的一大审美特点和根深蒂固的文学理念。这一特点的最终形成是在平安后期、《源氏物语》问世前后的十世纪末~十一世纪初，但在平安前期的《古今和歌集》时代（十世纪初），它虽然还未形成为一种理念，却已经成了日本人的一种有意识的审美表现。《古今和歌集》编成于905年，是日本的第一部敕选和歌集，也是其后各和歌集的典范。它共20卷，其中专收离别、羁旅等伤别离和歌者有3卷；恋歌有5卷，所歌唱的却几乎都是不成功的悲哀之恋、不为对方所知的单相思或专程前往幽会却未能得见的痛苦和焦虑（《白话日本古典9·古今和歌集》：日·小学馆）；四季歌共6卷（春歌二、夏歌一、秋歌二、冬歌一），但即使是最该充满喜悦的咏春和歌两卷，所收和歌也多是对留春不住的叹息与感伤，而非对春天到来的企盼与喜悦……其中最典型者或是对樱花的歌唱。在烂漫的春天百花园中，千余年来最令日本人感动的是樱花，但集中所歌唱的不是含苞欲放的花蕾，不是吐芯绽放的鲜花，而是未及绽放便随早春三月的微风倏然飘落的风情，是对之不由生出的微微叹息与淡淡伤感。对美丽者、高贵者的“英年早逝”，对不得不与美丽者、高贵者分别的的叹惜与感伤或是人之常情，但古今集歌人们却将之发展成了一种有意识的审美表现，尽管他们暂时还未能将之理论化。
《太平记》作者对《古今和歌集》主要编者纪贯之为和歌集所作序言极为赞赏，不仅在作品中有直接引用，而且明确表示了自己的赞同（卷二）。或许，正是由于这一传统审美观念的巨大影响，作者才那么津津乐道于败者的悲惨结局，才使得本该充满腥风血雨、刀光剑影的这部历史战争题材作品带上了那么多的柔情和眼泪，赢得了那么多女性受众的喜爱（《鉴赏日本古典文学21·太平记曾我物语义经记》：日·角川书店）。而以上所述或许也能为我们做出说明：为什么《太平记》中三国故事必须以孔明为主要人物，为什么《太平记》作者是以“智·仁·勇”三德而非“天时·地利·人和”三条件的占有来把握曹操·刘备·孙权，来说明魏·蜀·吴的三国鼎立：因为孔明是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性人物，因为“智·仁·勇”是个人的品德素质，而“天时·地利·人和”是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它是社会的而非个人的，是与日本文学的非社会传统不相容的。而既然《太平记》对《演义》的这些接受特点是具民族传统性的，那就不可能终于《太平记》，而必然要反映到后世日本人对《演义》的接受上。或即因此才有了后世“日本的三国热，说到底就是孔明热”（杂喉润《三国志与日本人》p126）现象的产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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