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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在日本
邱岭,吴芳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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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记》与《三国演义》
1.1《太平记》简介
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演义》）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写的是我国东汉末年群雄逐鹿与魏·蜀·吴三国争霸历史，即由公元二世纪末至三世纪末之间的近百年历史。对此近百年间故事，国人极感兴趣，晋时既已有陈寿《三国志》与习凿齿《汉晋春秋》问世，其后也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并经由唐时的闲谈话题与宋时的三分说书，于元时形成了三国故事的最早写定本《全相三国志平话》。但在相隔仅一衣带水且自古往来频繁、三国时还曾遣使魏国的东瀛日本，三国故事却长期未受关注，纵有对陈寿《三国志》词句的借鉴，也是极其个别的。直至元末明初、亦即日本南北朝时代（1332~1392），才有《太平记》虽然简单但有始有终地以孔明为主人公叙述了三国的分合历史。
《太平记》是日本中世（约13~15世纪）战争题材小说（日语称：军记物语）之集大成，篇幅最为浩大，长达四十卷。其有关情况如下：
（一）作者与成书年代
作者不详。据日本南北朝时博学家、官至左大臣的公定日记《洞院公定日次记》1374年5月3日载，近江国人“小岛法师……是近日风行天下《太平记》作者也，虽卑贱之器，有名匠闻”，但据考小岛法师不是原作者，而是增补本编者与弹唱者。又据武士·歌人今川了俊撰于1403年的《难太平记》称，后醍醐天皇（1318~1339年在位）时的国师惠镇（珍）上人与当时著名儒学者玄惠（慧）法印二人参与了作品的创作：初由惠镇上人在法胜寺众人协助下撰成，因谬误太多而被禁外传；后经玄惠法印修改、增补后，成了与今日所见相近的形态。如此日本历史上有名可查的作者就至少有三人。而《太平记评判秘传理尽钞》中所列作者名单有玄慧、来贤、护正院、善智坊法印、南岸坊僧正贤信、新田义贞、儿岛高德、寿荣、教円、行意、证意、莲秀、义用、义可、天界坊能邻等，多达十余人，但除新田义贞与儿岛高德为武士外，余皆僧侣。同时，正如《难太平记》的写作动机是为显扬今川家族的军功一样，作品传播过程中受众的情感与愿望也对今日所见《太平记》的形成产生有巨大的影响。凡此等等都说明：这不是一部个人的作品，而是一部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日本人乃至日本民族思想·情感的集体作品，一如我国《演义》般。
因而作品非一次成书，而乃于数十年的较长时期内经多次修改、增补而成。据《难太平记》称，惠镇上人原作有三十余卷，撰成后曾于1340年前后送呈足利直义（1306~1352。足利尊氏弟，室町幕府副统帅）审读，而足利直义曾令玄惠法印为他朗读。但“今本《太平记》分别于卷二十七与卷三十记述了玄惠与直义之死，以故惠镇原作必迥异于今本”（岩波书店《日本古典文学大系34·太平记一》p11），内容或为后醍醐天皇去世（岩波大系本卷二十一）或新田氏基本停止反足利氏军事行动（岩波大系本卷二十四）之前的镰仓末期~南北朝初期历史。又如上所述，惠镇原作撰成于1340年前后，经玄惠修改、增补后始得外传，但玄惠死于1350年3月2日，因此玄惠改本应成于1350年之前；“若以一条兼良校本为祖本的《太平记》跋文所说为可信”，则玄惠只是岩波大系本“卷十八之前作者”（岩波书店《日本古典文学大辞典》），而惠镇原作当更少于此。由于玄惠之后作品“在1367年就任管领的细川赖之强有力领导下完成了”（长谷川端编《军记文学研究丛书8·太平记的成立》p56）首次大规模修订，初步形成了今日所见的四十卷本形态；同时据考作品的最古抄本永和本抄成于1375年，现存虽只有相当于岩波大系本卷三十三的一小部分，但经比较与岩波大系本相应部分几无差异；又因作品所记年代最晚的历史事件——桃井直常与足利义将之战发生于1371年，因此今日所见四十卷本应最初形成并迅速流传于1371~1375年间。此后虽然又有多次修改、增补，但都只是小范围的，并不影响全书。
（二）书名与内容
作品名“太平记”，而所记为“南北朝五十年的动乱历史”（长谷川端《太平记研究》p3），含义因此令人费解。江户时人汤浅常山认为“记述南北朝分裂之战乱历史却冠名‘太平记’，诚可笑也”，近代学者荻野由之也以为“记乱世历史而名之曰‘太平记’，是为祝福太平还是为讽刺乱世，令人费解”（岩波书店《日本古典文学大系34·太平记一》p7）。但据成于江户初期的《太平记评判秘传理尽钞》载，作品原名“安危来由记”，后改“国家治乱记”，又改“国家太平记”、“天下太平记”，最后定名“太平记”，前两名说明了作品内容是“战乱历史”，后两名表达了作者对天下复归太平的企盼与祝福，如此书名或是民众不堪动乱、渴望太平心声的反映。
按所记述历史的发展进程，作品可如下分作三部：
（一）镰仓幕府灭亡（卷一~十一）：作品由后醍醐天皇为恢复天皇亲政、再现延喜·天历之治而密谋倒幕开始，先后记述了正中之变、元弘之变、楠木正成神秘登场、各地武士起兵勤王、新田义贞举兵、足利尊氏倒戈、众叛亲离中镰仓幕府瓦解与北条家族灭亡等。
（二）建武中兴与南北朝分裂（卷十二~二十一）：建武中兴后，后醍醐天皇封赏不公，厚贵族而薄武士，引发了众武士不满。足利尊氏乘统兵镇压北条余党叛乱之机反叛朝廷，新田义贞奉旨讨伐，双方激战互有胜负。尊氏败走九州后卷土重来，大败官军于兵库，楠木正成战死凑川。后醍醐天皇潜往吉野另立朝廷，南北朝分裂。
（三）足利政权内讧（卷二十二~四十）：南朝势力日衰，北朝内乱纷起。足利直义与尊氏执事高师直对立，引发了观应之乱，师直兄弟被斩杀，足利直义被毒死。南朝反攻，占了京都；北朝失利，败走近江。众武士朝秦暮楚，京都城数易其手。尊氏背痈发作，不治身亡；义诠袭任将军，大败南军，却不料后院起火，烽烟又起……1367年12月，义诠英年早逝，而义满年方十岁，眼见得足利政权后继无人，天下大乱迟迟难平，幸有西日本细川赖之治国有方，受拥戴出为幕府执事，辅佐幼主足利义满，“于是天下太平，可喜可贺”。
（三）结构与主题
但作品不是史书，明显带有虚构，譬如作品末尾将义诠生前的人事安排（于1367年6月召细川赖之进京任管领；11月26日交政权与义满，命赖之辅之；12月7日没）改作其死后与其意志无关的他人行为，又将桃井直常与足利义将之战由1371年改为1367年，前置于卷三十九，同时略去1368年的义满就任大将军事，从而造成了足利氏被细川氏取而代之的假象。作品对故事结局的这一虚构以及其于叙事过程中表现出的对哀美情趣的追求说明了作品原为两部构思：
（一）后醍醐之死（卷一~二十一）；
（二）足利氏之亡（卷二十二~四十）。
由所属阶级看，后醍醐是贵族代表，足利氏是武士代表，因而两部所记述的分别是贵族与武士的灭亡，所表现的共同是“落日的悲美”这一与平安文学相通的文学情趣。因此两部又可再细分作四部：
（一）北条氏之亡（卷一~十一）、（二）后醍醐之死（卷十二~二十一）；
（三）师直兄弟之死（卷二十二~三十）、（四）足利氏之亡（卷三十一~四十）。
由人物关系看，北条氏是臣，后醍醐是君；师直兄弟是从，足利氏是主，但相对后醍醐又是臣。如此两大部对应齐整，主题相同，都表现了君臣（主从）的灭亡，独立于卷首的序文因此只分析了君臣所以灭亡的原因，卷六的“正成拜读未来记于天王寺”与卷二十七的“云景未来记”因而也分别预告了灭亡的结局，再三确认了灭亡的主题，从而将作品与平安文学、与此前的日本传统文学紧密相联。
（四）影响与借鉴
或即因此，作品一经问世便广泛流传，并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论是《秋长夜物语》、《义经记》、《明德记》等物语作品，抑或《中书王物语》、《李娃物语》、《南总里见八犬传》等中·近世小说、《假名手本忠臣藏》、《太平记菊水之卷》等净瑠璃作品，都明显接受有作品的影响，以致书名“太平记”成了一普通名词，被广泛使用于记述治乱历史的作品中，如《碁盘太平记》《庆安太平记》等。
作品对后人的影响巨大，对前人的借鉴也十分明显。它对《源氏物语》《伊势物语》等平安作品既多有借鉴，对《平家物语》更处处模仿，甚至被贬为“平家物语翻版”。但作品自有其创新与特点，绝非只是“翻版”而已。譬如与《平家物语》相较，平家浪漫而作品现实，平家感叹而作品批判，而对现实的思考与批判就赋予了作品以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与价值。此外，作品还大量借鉴了《史记》与《白氏文集》等中国典籍，并将项羽由《平家物语》中的多情败将还原成了“力拔山”的无敌勇士，而这一“还原”就表现了作品借鉴中国典籍时的“忠实原典”态度。但作品在借鉴中国典籍时的最重要“创新”，或许应是它对三国故事的发现。引述于作品卷二十的三国故事，是迨今为止可见于日本文学作品中的第一个三国故事。为便了解与比较，现将之翻译如下，以飨同志者。翻译所据底本为岩波书店《日本古典文学大系35·太平记二》（p314~317）。所以选岩波大系本为底本，是因作品版本颇多，三国故事虽于各本中都有，但多少有些差异，而岩波大系本是各本中相对比较详尽者缘故。但为尽可能真实反映作品对三国故事的借鉴情况，又据相对比较简略的小学馆新全集本（长谷川端校注译《新编日本古典文学全集55·太平记②》p548~552）进行了比对，并以（）将被略两处标示于译文中，以供参考。
昔时异国有吴孙权与蜀刘备、魏曹操三人三分中国四百州而各据其一，彼此都要灭他两国而独霸天下。三人中曹操尤善谋算，能运筹帷幄之中，御敌国土之外；孙权行事张弛有致，又能广施恩惠，爱抚民众，因也聚集了一伙窃国掠郡之徒，时以武力犯人州郡；刘备原系帝胄，降为人臣时日未久，又重义轻利，天下忠臣、孝子因而争相慕名而来，与刘备共同习文讲武，保家卫国。如此三人各以智、仁、勇三德三分天下而据其一，魏、蜀、吴三国因得鼎足而立，彼此不能吞并。时有贤人名诸葛孔明者，避世隐居于蜀国南阳，（时或独钓于河畔，躬耕于田亩，时或抱膝而长吟，作歌以自娱，歌曰：
步出齐东门，往到荡阴里。里中有三坟，垒垒皆相似。
借问谁家冢，田疆古治子。气能排南山，智方绝地理。
一朝见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将齐晏子。
蜀国谋臣闻歌而知其贤，因上奏天子，请召来朝中任以高官，委以重任，共同治理国家。）刘备闻奏大喜，即备下重金厚礼前往召请。不料孔明竟不奉诏，只乐涧饮岩栖，终老一生。刘备三往草庵拜谒，殷殷说曰：“朕以不肖之身求天下泰平，非为安一己之身，遂一己之欲，而只为挽道义于涂炭，救百姓于沟壑。公若能展良佐之才，辅朕实现胸中愿望，则胜残去杀，何须百年？夫枕石漱泉乐于幽栖者，只为一身；而治国利民以致大化者，方为万人也。愿公三思，出山相助。”孔明感其意诚，又见他所言句句在理，不能推托，遂出而为蜀国丞相。刘备对他十分敬重，常语人曰：“朕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因封以公侯之位，号曰武侯。天下人闻说，皆畏孔明有卧龙之势。于是刘备扬德天下，渐为众望之所归。
曹操闻报大惊，担心刘备势力坐大不能对付，即遣大将司马懿统兵七十万击蜀。刘备接报，遣孔明率兵三十万拒敌于蜀、魏边界五丈原。两军隔河对峙五十余日，而魏将仲达坚守不战，由是魏军渐渐马疲粮尽，炊灶日减，众将士纷纷请战，但仲达只是不准。一日仲达捕得蜀国樵夫几个，询之以孔明军情，樵夫答曰：“蜀帅孔明体恤士卒，优礼相向，从不随意喝斥。纵杯酒瓢食亦与众军士共分享。士卒未炊则大将不食，三军淋雨则大将帷幄不张。后三军之乐而乐，先万人之忧而忧。夜则亲自巡营查哨而废寝，昼则温和接待将士而忘食，从未见有须臾怠慢。由是所部三十万人个个奋勇，人人争先，生死与共，万众一心，击鼓则进，鸣金则退，从未见有违抗将令者。我等所知就是这些。其他事非我等所能知晓。”仲达听完不由叹道：“我军虽有七十万之众，然万众万心，各怀异志；彼军虽仅三十万之寡，然万众一心有如一人。是以我等每战必败，不能取胜。唯有待孔明患病时乘虚击之，方可获胜。而如今时值盛夏，天气炎热，孔明如此日夜操劳，暑气入侵，又焉能不病。”于是不顾众人讥笑，只管后移营寨，再也不战，如此无所作为地又过了数月。（众将士见仲达如此惧怕孔明，又听他如是解说，皆抚掌嘲曰：“纵为良医，又焉能远隔四十里之遥而暗中察知敌将脉象？此不过是畏惧孔明卧龙之势，借此欺瞒我等罢了。诚可笑也。”）忽一夜，两军阵间有客星流坠，色赤，煌煌似火。仲达见了大喜，曰：“此主七日之内失天下一豪杰，必是孔明无疑。不日魏必吞蜀。”果然，翌日孔明即卧病不起，七日后死于军中。蜀军副将恐魏兵得势，乘虚来攻，因匿丧不发，传令众将仍打孔明旗号，大举进攻魏营。仲达原无克蜀自信，未及交锋便回马加鞭，纵马奔走五十里方为险阻。后世人因此谚曰：“死孔明走生仲达”。
战后蜀兵闻孔明既死，纷纷投降仲达，于是蜀国先灭不久吴国也亡，曹操因一统天下而有之。
（注：原文未分段）
1.2《太平记》中的三国故事
（一）典出《晋书·宣帝纪》说
日本中世军记物语于借鉴中国典籍时大致有一模式：褒扬明君，必引唐太宗、尧舜为例，赞曰“犹如唐太宗文皇帝剪须烧药赐功臣，含血吮疮抚战士”，或“世返淳素，君奉尧舜”（岩波书店《日本古典文学大系31·保元物语平治物语》p189、p190）；贬斥佞臣，必引杨国忠、安禄山为例，斥曰“即如杨国忠违背圣意、安禄山紊乱朝纲，亦不过如此”（《曾我物语》卷二“源赖朝谋反”）。欲言其勇，必称“丝毫不输樊哙、张良”（岩波书店《日本古典文学大系37·义经记》p163）；欲写其美，必赞“尝闻异国有李夫人、杨贵妃……其美亦不过如此”（岩波书店《日本古典文学大系31·保元物语平治物语》p286）。男女相爱，总发誓要“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讲谈社《平家物语》上p360）；男子受辱，则必定要“雪会稽之耻”（同上，p81）……
由此可见日本中世军记物语经常借鉴的中国典籍，书则《史记》，诗则《长恨歌》，《太平记》自然也不例外。据日本学者考，作品借鉴的“中国故事中，具体引述了故事内容的”总共有62例，“其中典出《史记》者30例，几近一半”（增田欣《太平记的比较文学研究》p112~116）。而作品对中国典籍近万字的长篇借鉴共两处，一是卷四的越王勾践故事，约8500字；一是卷二十八的楚霸王项羽故事，约9000字，二者或基本或完全都借鉴自《史记》。至于“《太平记》作者描写上流贵妇时经常借鉴的总是《长恨歌》以及《琵琶行》、新乐府《上阳白发人》、《李夫人》等白氏诗句”（同上，第二章）一点，则已如增田欣所指出，于此不须赘言。但与其他军记物语不同的是，作品对中国人物的把握极具个性，对中国典籍的选择独具慧眼。譬如项羽于《平治物语》人物心目中是“虽有铁骑百万，然时运不济，终为汉高祖所败”者（岩波书店《日本古典文学大系31·保元物语平治物语》p270），于《平家物语》中也只能“垂泪不已”，“彻夜悲叹”着与虞姬的别离（讲谈社《平家物语》下p214）……于作品之先项羽是“时运不济令人悲叹的失败者”，但在作品中却被改造（严格地说应是：还原）成了“信奉武力的无敌英雄”（长谷川端编《军记文学研究丛书8·太平记的成立》p253）。对项羽的定位如此，对三国故事的借鉴也一样。《三国志》问世于四世纪初，但在作品问世前的千余年间却一直鲜为日本人所知，至少在《保元物语》、《平治物语》、《平家物语》与《承久记》等先于作品问世的所有军记物语中均未见有任何影响痕迹。在《曾我物语》、《义经记》等后于作品问世的军记物语中也未见有任何借鉴，“于《平治物语》卷中的‘六波罗之战’中倒是有‘死孔明走生仲达’一句引用，但此句引用不见于古本《平治物语》”，而只见于古活字版《平治物语》。古活字版《平治物语》是十六世纪末时人对当时传世的《平治物语》各种抄本进行了大规模的增补修订后刊行于1599年的，此时距作品的“风行天下”已有两个多世纪，因而其于《平治物语》中的出现“显然是受《太平记》影响的结果”（岩波书店《日本古典文学大系34·太平记一》p441）。
如此于日本中世军记物语中唯有作品对三国故事情有独钟，随处可见有对三国故事的借鉴，譬如卷二十“义贞传檄山门及山门之答复”中有“昔范蠡斗黄地，破吴三万之旅；周郎挑赤壁，虏魏十万之军”、卷十五“建武二年正月十六日战斗”中有“将军扎营松尾、叶室间，以解望梅之渴”等，俯拾皆是，不胜枚举。而如上所述，于卷二十“义贞梦蛇及诸葛孔明事”中作者更以几乎一整节的篇幅，以孔明为主人公大致讲述了三国的历史。为什么只有作品如此钟情于三国故事？其作者于三国故事中发现了什么？其所借鉴又典出何处？所有这些问题无疑都值得深入探讨，可惜迨今为止论及者寥寥无几，只主要有日本学者对作品中三国故事的出处作了一些探讨，譬如增田欣的“论太平记与三国志——诸葛孔明出山”（载日本和汉比较文学丛书第十五卷《军记与汉文学》）与“新田义贞与诸葛孔明——论太平记与三国志”（载日本《广岛女大国文》第九号）等。
于论文“新田义贞与诸葛孔明”中，增田氏先分析了作品中三国故事的后半部分，亦即孔明病死五丈原部分，指出其主要情节有三，即：
①司马懿询蒭蕘以孔明寝食政事，预知其将病；
②司马懿见客星坠落，知孔明既殁；
③蜀军匿丧而走，司马懿引军追赶；蜀军回旗返鼓，司马懿回马奔逃，世人讥曰“死诸葛走生仲达”。
又考胡曾《五丈原》诗各注后认为：“诸注中俱不含有上述三情节，以故不能断定《太平记》中孔明病没军中故事典出胡曾诗诸注”；继而又分析了《晋书·宣帝纪》中相关记述，认为“文章记述虽然简洁，但包含了上述三情节”，以故“可断定《太平记》中孔明病没军中故事主要借鉴自《晋书·宣帝纪》”。但查《晋书·宣帝纪》原文，却发现其与作品差异颇大。为方便论述，现将《晋书·宣帝纪》中相关部分摘引如下，括号中部分为增田氏论文略而未引用者。
会有长星坠亮之塁，帝知其必败，（Ⓐ遣奇兵掎亮之后，斩五百余级，获生口千余，降者六百余人……与之对塁百余日，会亮病卒，Ⓓ诸将焼営遁走，Ⓑ百姓奔告，Ⓔ帝出兵追之。亮长史杨仪反旗鸣鼓，若将距帝者。Ⓕ帝以穷寇不之逼，于是杨仪结阵而去。経日，乃行其営塁，観其遗事，Ⓒ获其図书、粮谷甚众。帝审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为尚未可知。帝曰：「军家所重，军书密计、兵马粮谷，今皆弃之，岂有人捐其五臓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关中多蒺藜，帝使军士二千人着软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着屐，）然后马歩俱进。追到赤岸，乃知亮死审问。时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帝闻而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先是，亮使至，帝问曰：「诸葛公起居如何，食可几米？」对曰：「三四升。」次问政事，曰：「二十罚已上皆自省覧。」帝既而告人曰：「诸葛孔明其能久乎！」竟如其言……
细读原文不难发现，首先，司马懿见客星坠落而预知的不是孔明“将殁”，而是孔明“必败”，所以他“遣奇兵掎亮之后”并大获全胜（方框A）。司马懿得知孔明既殁，一是因了“百姓奔告”（方框B），二是因了蜀军撤退时遗弃图书、粮谷甚众，而图书粮谷为“军家所重……今皆弃之，岂有人捐其五臓而可以生乎”（方框C）。这说明：原文中司马懿并未见客星坠落而预知孔明将殁，它因而不含有主要情节②。
其次，原文对主要情节③的具体描述是“诸将焼営遁走”（方框D），它与下文蜀军撤退时遗弃“图书粮谷甚众”等描述相呼应，共同表现了蜀军撤退时的仓皇与慌忙。它说明当时蜀军的撤退是无计划的败退，而非如作品所描写，是先进后退、有组织有计划的撤退。作为司马懿（宣帝）的传记，《晋书》作者或也只能这么描述。
因而于原文中，蜀军既未如作品所描写般先进后退、有计划撤退，司马懿也未如作品所描写般狼狈逃窜。相反，他得“百姓奔告”后倒是立即“出兵追之”（方框E）的；遇“杨仪反旗鸣鼓，若将距帝者”，也只“以穷寇不之逼”（方框F）而不追，既未害怕，也未逃窜。更何况他所以“不之逼”，是因对方为“穷寇”缘故，而当时“困兽犹斗，蜂虿有毒，况大众乎”的道理既早已为人们所明白，“穷寇勿追，归众勿迫”（《后汉书》p2305）的原则也早已成为兵法之一，并至迟于汉末黄巾作乱时已被董卓用于实战。因而正如《演义》第三十三回，郭嘉临死前遗书曹操曰“今闻袁熙、袁尚往投辽东，明公切不可加兵。公孙康久畏袁氏吞并，二袁往投必疑。若以兵击之，必并力迎敌，急不可下；若缓之，公孙康、袁氏必自相图，其势然也”，后来事情发展果如“奉孝所料”，“众皆踊跃称善”一样（p297），司马懿“以穷寇不之逼”而让“杨仪结阵而去”的决定不能说明他对孔明的畏惧，却能表现他的足智多谋与冷静沉着。原文的这一记述与作品对司马懿畏惧孔明，一见蜀军“回旗鸣鼓”便“回马加鞭，纵马奔走五十里方为险阻”的描写因而不是相同而是迥异，因为二者对司马懿的评价不是相同而是相反。
这样，原文中蜀军既未匿丧不发，司马懿也未纵马奔逃，《晋书·宣帝纪》中含有的《太平记》三国故事主要情节于是就只剩了一个，即上述主要情节①，据此显然不能断定作品中的三国故事借鉴自《晋书·宣帝纪》。但作品中既引述有三国故事，则必有出处；出处既不可能是《晋书·宣帝纪》，则只能是其他讲述了三国故事、并且含有上述三个主要情节的某一部作品。那么，它应是哪一部呢？
（二）与《三国演义》无缘说
如上所述，增田氏探讨《太平记》三国故事出处的论文有两篇，一为“论太平记与三国志——诸葛孔明出山”，另一为“新田义贞与诸葛孔明——论太平记与三国志”，由此可见他是将作品中的三国故事分成互不相关的两个部分来探讨的。但作品中的三国故事既由三国鼎立始、至三国归魏终，则尽管太过简略且错误百出，仍至少在形式上以孔明为主要人物完整讲述了三国由分而合的历史，因而更应当被视为一个统一体，而非为孔明出山与孔明病殁两个互不相关的部分。而若将之视为一统一体，则自然会让人联想到《演义》，因为后者同样也以孔明为主要人物、同样也至少在形式上完整讲述了三国由分而合的历史。
如所周知，三国的历史由公元184年始，至公元280年终，持续了近一百年；而孔明207年出山，234年病逝，活跃于三国舞台的时间仅27年，仅为三国历史的四分之一略强。但《演义》作者为这27年花费的篇幅却多达67回，占作品百二十回的二分之一强。与之相较，孔明死后三国历史还延续了46年，但在作品中，这46年的故事却只写了16回，仅占作品百二十回的八分之一略强，由此不难看出《演义》作者对孔明的重视。《演义》作者对孔明故事的详写与对后孔明故事的略写，说明了其作品同样也以孔明为主要人物，而既然《演义》与《太平记》中三国故事同样都以孔明为主要人物，都至少在形式上完整讲述了三国由分而合的历史，则在探讨《太平记》中三国故事的出处时就不能将《演义》排除在外。
但遗憾的是，迨今尚少有人将之收入研究视野。究其原因，在国内或主要是由于对《太平记》不甚了解。《太平记》于国内尚未有译本，因而读者少，研究者更少，其中还有人只视之为史书，只将之作史籍利用，就如日本江户时代水户藩主德川光①为编《大日本史》而下令收集作品的各种版本以供比对参考一样。
但在日本的情况不同。《太平记》在日本流传极广，影响极大。问世之初既已“风行天下”，六百多年后仍“热赏”于日本：1990年被改编成电视剧，在每个周末晚八时的黄金时段里热播了整一年；1996年被收入小学馆《新编·日本古典文学全集》，而该全集是有原文有注释有现代日语译文、面向中高层读者与研究者的……作品的受关注度如此之高，其与《演义》的关系却未受到足够重视，重要原因之一或是中日两国纪年习惯的不同。
如所周知，《演义》是在《三分事略》与《三国志平话》等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事略》与《平话》于国内失传已久，仅存孤本于日本的天理图书馆（《事略》）与内阁文库（《平话》）。为让世人了解《事略》，天理图书馆将之收入《天理图书馆善本丛书》汉籍部第十卷影印出版。书前附有“解说”，对日本研究者影响颇大。“解说”称：“原书虽标明是‘甲午新刊’，但因元代至元年间没有甲午年，故此该《事略》只能刊行于至元之后的甲午年，即元至正十四年（1354）。”但查元史，无论明宋濂等撰《元史》抑或清末民初柯邵②撰《新元史》，都明确标明至元三十一年（1294）为甲午年。只是“至元”为元世祖忽必烈朝年号，而忽必烈死于1294年正月；当年4月，忽必烈孙铁穆耳即位为元成宗，仍用“至元”年号，至当年11月方“诏改明年为元贞元年”（《新元史》卷十三）。但按日本习惯，国不可一日无主，因而原天皇一去世新天皇便即位，新天皇一即位便改元，故此常有一年两号现象。譬如938年为承平八年，同时又是天庆元年；1989年为昭和六十四年，同时又是平成元年。昭和之前是大正，大正天皇死于1926年12月25日，当日昭和天皇即位，次日改元“昭和”，以故昭和元年只有6天。照此道理，至元三十一年就应只有短短十余日，又恰逢新年，倒真可以略去不计。但至元若无三十一年，也就无甲午年；既无甲午年，《事略》也就得迟至1354年问世，而以之为基础的《演义》自然也就得更迟于元末明初乃至明初才能问世了。这就难怪虽有日本学者考证出了《太平记》与《演义》间确有诸多共同点，譬如田中尚子于其“试论《太平记》与《三国志演义》中的智将形象——以楠正成与诸葛孔明为例”（早稻田大学比较文学研究室编《比较文学年志》第37号）中就指出“在塑造智谋型将领形象时，二者都借鉴了《史记》中的张良，从而表现了二者对智谋型人物的相同理解”，但仍断言二者间“不可能有影响关系”，因为“原始《太平记》成于庆应元年（1338）至观应元年（1350）年间”，问世早于《演义》。
但如上一章所介绍，“成于庆应元年（1338）至观应元年（1350）年间”的“原始《太平记》”内容较少，只当于今本《太平记》卷十八之前部分，而三国故事引述于作品卷二十，显然是后来增补的。原始《太平记》写成后几经修改，“在1367年就任管领的细川赖之强有力领导下完成了”（长谷川端编《军记文学研究丛书8·太平记的成立》p56）首次大规模修订，这才初步形成了今日所见的四十卷本形态。而一如《古本小说集成·三分事略三国志平话》前言所指出，《事略》既“明白题作‘至元新刊’，而非‘至正’，前至元确有甲午，当可断为前至元三十一年（1294）刊”，则《演义》就有可能成于元末乃至元末较早时期，抑或如杜贵晨于其“《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中华文化论坛》，1999.2）中所考，成于1323~1329年间，早《太平记》近半个世纪。因此从时间上看，《演义》有可能对《太平记》产生影响，剩下的问题是二者在内容上是否存在有足够的相似，当时的历史条件是否为影响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三）与《三国志》之相异
如上所述，《太平记》中三国故事以孔明为主要人物，而以孔明为主要人物讲述了三国历史故事的，除《演义》外还有《事略》、《平话》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等3种，因此4种都应成为考察对象。但考虑到《太平记》借鉴中国典籍的“忠实原典”（增田欣《太平记的比较文学研究》）态度，以及4种中《三国志》成书时间最早，于时间上最有可能为作品所借鉴等原因，以下先就《太平记》中三国故事与《三国志·蜀书》中的“诸葛亮传第五”进行比较。
又如上所述，《太平记》版本颇多，版本不同，所讲三国故事也略有不同，但除个别引述于卷二十二外，余大都引述于卷二十，内容也都可如下分作两部分：
Ⓐ孔明出山（三顾茅庐）
Ⓑ孔明去世（死诸葛走生仲达）
其中，孔明出山部分可再细分为：ⓐ众人推荐、ⓑ刘备三顾、ⓒ孔明说三分、ⓓ刘备求出山、ⓔ孔明婉拒、ⓕ刘备说以为天下、ⓖ孔明始允出山等7个主要情节。对《太平记》与《蜀书·诸葛亮传第五》中的这7个主要情节进行比较，可知其异同情况如下：
a.
推荐b.
三顾c.说
三分d.求
出山e.
婉拒f.说以
为天下g.
始允
太平记○○×○○○○
三国志○○○×××
（○表示：有此情节且相同；×表示：无此情节；表示：有此情节但不同。下同）
具体而言即：于《太平记》中，作者删去了主要情节ⓒ，增补了主要情节ⓓ（备下重金厚礼前往召请）、ⓔ（孔明竟不奉诏，只乐涧饮岩栖，终老一生）、ⓕ（公若能展良佐之才，辅朕实现胸中此愿，则胜残去杀，何须百年？……治国利民，以致大化，方为万人），又将《三国志》中的主要情节ⓖ“于是与亮情好日密”改作“不能推托，遂出而为蜀国丞相”，使两作品都有且相同的主要情节只剩了ⓐ与ⓑ两个。相同的情况也可见于Ⓑ孔明去世部分。
与Ⓐ孔明出山部分一样，Ⓑ孔明去世部分也可再细分为：ⓐ两军相持而魏军不战、ⓑ司马懿问孔明饮食起居后预言其将病、ⓒ观天象而知孔明将亡、ⓓ蜀军匿丧不发、ⓔ蜀军退兵魏军追击、ⓕ蜀军反旗鸣鼓、ⓖ司马懿纵马奔逃等7个主要情节，其于两作品中的异同情况如下：
a相持
而魏不战b问起居
而知将病c观天象
而知将亡D
匿丧e蜀退
魏追f反旗
鸣鼓g
奔逃
太平记○○○○×○○
三国志○×○○
（《三国志》中的注释也可能对作品产生影响，故也归做比较对象）
二者之相异具体如下：
太平记三国志
a隔河对峙五十余日、而魏将仲达坚守不战相持百余日
c两军阵间有客星流坠，色赤，煌煌似火。有星赤而芒角，自东北西南流，投
仲达见了大喜，曰：“此主七日之内必失于亮营，三投而还，往大还小。俄：天下一豪杰，必是孔明无疑。……”而亮卒。
d蜀军副将……匿丧不发……大举进攻魏（杨仪等）整军而出，百姓奔告宣营。王e×宣王追焉g仲达……未及交锋便回马加鞭，纵马奔走乃退，不敢逼五十里方为险阻。
亦即：《太平记》作者于主要情节ⓐ中增补了“仲达坚守不战”一句，强调了司马懿对孔明的畏惧，于ⓒ中增补了司马懿见流星坠落而预知孔明必死细节，于ⓓ中略去了“百姓奔告”，明言了蜀军匿丧（《诸葛亮传第五》中只说“蜀人入谷发丧”），又改蜀军退兵为蜀军进攻，同时略去了情节ⓔ（宣王追焉），于主要情节ⓖ中将镜头由魏军聚焦到司马懿身上，改“乃退，不敢逼”为“奔走”，并以奔走之慌（纵马）与距离之遥（五十里）凸显了司马懿对孔明的畏惧，从而使两作品共有且相同的主要情节只剩了ⓑ（问起居而知将病）与ⓕ（蜀军反旗鸣鼓）两个，相异明显多于相同。既然两作品于Ⓐ、Ⓑ两部分的叙述都是异多同少，且相异明显多于相同，则自然不宜断定《太平记》中三国故事典出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第五》。即使另有证据证明确实典出于《蜀书·诸葛亮传》，也还有问题需要解决，譬如《太平记》中三国故事对《蜀书·诸葛亮传》所作的以上这些增删修改是缘于作者自身的创意抑或另有所本，若是另有所本，则其所本又是哪一部等。
（四）与《三国演义》之相似
《太平记》中三国故事的来源既不可能是记录了三国历史的《三国志》，则是否有可能是讲述了三国故事的三国故事写定本呢？三国故事的写定本不少，至今可见的至少有《三分事略》（1294年）、《新全相三国志平话》（1321~1323年）与《三国志演义》诸版本。《事略》与《平话》“无论情节、文字、形式、图象，都几乎是完全一致，仅缺少八页，图像较拙朴，文字有少量不同。两者是同一部书的两家刻本”（《古本小说集成·三分事略三国志平话》前言）。而《演义》版本虽多，仅明嘉靖壬午年（1522年）之后的明代刻本，至今发现的就有10种之多，但据郑振铎《〈三国演义〉的演化》考，明代“许多刻本必定是都出于一个来源，都是以嘉靖本为底本的”。如此则可能为《太平记》所借鉴的，就只有嘉靖本所据原本（以下也简称《演义》）或《平话》（《事略》）。那么，孰是孰非呢？
同样按上述方法将《平话》与《演义》中的“三顾茅庐”与“死诸葛走生仲达”两个故事分别再细分为7个主要情节，并与《太平记》中三国故事进行比较后可知：《太平记》中的叙述与《演义》基本一致，而与《平话》相去甚远。譬如：
太平记：朕以不肖之身求天下泰平，非为安一己之身，遂一己之欲，而只为挽道义于涂炭，救百姓于沟壑。
演义：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
备虽名微德薄，愿先生同往新野，兴仁义之兵，拯救天下百姓。
平话：天下不久各霸者为主。刘备故来请先生出庵伐曹，但得一郡安身处可矣。
刘备于前两部作品中都先自谦，而后说明志在为天下百姓；而于《平话》中却不自谦，且称兴兵伐曹“但得一郡安身处可矣”，是为自己打算，不是为天下百姓着想。又如：
太平记：夫枕石漱泉乐于幽栖者，只为一身；而治国利民以致大化者，方为万人也。
演义：夫大贤学成文武之业，可立身行道于当时，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为孝也。救民于水火之中，致君于尧舜之道，此乃忠也。先生抱经世之奇才，而甘老于林泉之下，恐非忠孝之道。
刘备于前两部作品中都以大义说孔明，但于《平话》中无此举。同样的例子还有：
①前两部作品都有刘备求出山而孔明婉拒情节，且婉拒理由都为“久乐耕锄”（演义）或“只乐涧饮岩栖……”（太平记），都以不好功名富贵，只乐山野闲居为由，甚至连句式也相近，都是“乐于~”。
②前两部作品都将孔明的应允出山，安排在刘备晓以大义或“苦泣曰：‘先生不肯匡扶生灵，汉天下休矣’”之后，强调孔明出山是为天下百姓；而《平话》却让“诸葛自言‘我乃何人，使太守几回来谒。我觑皇叔是帝王之像，两耳垂肩，手垂过膝，又看西墙上写诗有志之辈’”，给人以孔明出山是受三顾之恩感动、不乏个人打算的印象。前两部作品中的孔明出山是为公，《平话》中的孔明出山是为私，前两者与《平话》迥异。
③于“死诸葛走生仲达”部分，前两部作品都有蜀魏两军对峙而司马懿不战情节，但《平话》中无此情节。
④尽管被问者一为樵夫，一为使者，但前两部作品中都有司马懿问蜀人以孔明饮食起居并据此断定孔明“焉能不病”（太平记）“岂能久”（演义）情节，但《平话》中无此情节。
⑤前两部作品中的司马懿都是夜观天文，“见将星失位”而知“孔明必然有病，不久便死”（演义）的；但《平话》中的司马懿却是在孔明身死，蜀军发丧，“军中一发哭起来，哀声动地，百姓奔告司马益，言武侯身死”后才得知孔明既死的。
⑥孔明死后，前两部作品都有蜀军匿丧不发情节，而《平话》中无。
⑦魏军击蜀反为蜀军所败后，前两部作品都具体说明“司马懿纵马奔走五十馀里”方止，而《平话》只称“司马当不住，回走”，“司马大败，军折大半还寨，更不敢出长安”，既未写他“纵马”奔逃的狼狈，也未具体说明奔逃的里数。
……
将上述比较结果如前一般列成表格，则如下所示：
Ⓐ三顾茅庐
abcdefg太平记○智臣○×○○只乐涧○○不能推托，遂出而为蜀国饮岩棲丞相。
平话○徐庶○×××遂拜诸葛为军师。
演义○徐庶○○○○久乐耕鋤○○若不相弃、愿效犬马之劳三国志○徐庶○○×××于是与亮情好日密Ⓑ死诸葛走生仲达abcdefg太平记○仲达坚○○○×○○纵马奔走守不战蒭蕘五十里……平话××××百姓奔告司马领军○当不住，回益，言武侯身死来劫武走……还寨，更侯尸不敢出长安演义○令人搦战○○○○○○纵马奔走魏兵不出使者五十余里……
三国志○×整军而出，百○○乃退，不相持使者姓奔告宣王敢逼。由此不难看出：在孔明出山与死后走仲达这两个故事的几乎所有细节上，《太平记》的叙述都与《平话》（《事略》）以及《三国志》相去甚远而与《演义》基本一致。由于史籍中的相关记载（如《晋书》卷一“宣帝纪”中的魏、蜀“对垒百馀日，会亮病卒，诸将烧营遁走，百姓奔告，帝出兵追之。亮长史杨仪反旗鸣鼓，若将距帝者。帝以穷寇不之逼，于是杨仪结阵而去”等）也相对地更近于《平话》而远于《演义》，尤其由于《平话》《晋书》《蜀志》及所引《汉晋春秋》诸书都未具体说明司马懿奔逃“五十馀”里方止，唯有《演义》与《太平记》具体说明了里数，且都为“五十馀”，因此可以认为：从内容上看，《太平记》中的三国故事与《演义》最为接近，因而《演义》最有可能成为《太平记》中三国故事的来源。当然，究竟如何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两书在理想人物楠木正成与诸葛亮形象塑造上的相似当能为之添一证据。
1.3楠木正成与诸葛亮
（一）日本人心目中的诸葛亮
楠木正成在历史文献中，初时只是个暴徒；但在日本民众心目中，却从来就是个英雄。他的智慧，他的忠诚，还有他“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故事，至今仍让人为之“不堪感泪多”。但在世代日本人心目中的这一理想人物，却总是被与三国孔明联系在一起，就如下边这首汉诗所咏唱的那样。
三吊忠魂泣凑河，定军山下又滂沱。人生勿作读书子，到处不堪感泪多。
这是明治时代汉学家·汉诗人竹添井井（1842~1917）的一首汉诗，可见于王福祥编《日本汉诗与中国历史人物典故》p416（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9）。在诗中，他将《演义》中的理想人物诸葛亮与《太平记》中的理想人物楠木正成相提并论（“凑河”是楠木正成战败自杀处，故知），表达了当时日本人极其普遍的一种认知和情感。据已故作家司马辽太郎介绍，明治初年大阪城内颇多说书场，长年演说《太平记》与《三国演义》等。由于故事太长，听众往往虎头蛇尾，逐渐走失。但只要门口一贴出“正成（或孔明）今起登场”的纸条，听众便又骤然增加（山崎正和译《白话日本古典15·太平记》p7）。
日本民众对诸葛亮与楠木正成的崇仰，形成于六百多年前的《太平记》。因为正是在这部作品中，作者第一次以孔明为主人公讲述了三国的历史；又以孔明为原型塑造出了日本民众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使楠木正成由暴徒转变为英雄，成了作品中唯一的“未受谴责也未受嘲弄者”（永积安明《军事小说的世界》p119），唯一的未受非议而备受赞颂的英雄人物。
《太平记》卷二十的三国故事已全文译于本章第一节，大致可如下分作4段：
（A）三国鼎立，诸葛亮隐居南阳：曹操、刘备、孙权各以智、仁、勇雄踞一方，三足鼎立。诸葛亮隐居南阳，以贤闻名。
（B）三顾茅庐，刘玄德如鱼得水：刘备闻其贤，三顾茅庐，以诚相邀，终得孔明为相。刘备敬重孔明，常谓：“朕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
（C）蜀魏对阵，诸葛亮鞠躬尽瘁：曹操恐刘备势力坐大，遣司马懿引军七十万击蜀；刘备遣诸葛亮率兵三十万拒敌。诸葛亮与士卒同甘共苦，蜀军万众一心，司马懿惧而不敢交战。两军对峙五丈原，历五十余日。
（D）巨星陨落，死诸葛走生仲达：将星陨落，七日后孔明病死军中。蜀军副将匿丧不发，大举攻魏。司马懿大惧，纵马奔逃五十余里。后人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战后，蜀兵闻武侯已死，纷纷投降司马懿，于是蜀国灭亡，而后三分归魏。
由此简介不难看出，《太平记》作者对三国历史的认识相当模糊，以致有曹操命司马懿击蜀、刘备遣诸葛亮拒魏五丈原以及三分归魏等明显错误。考虑到作品于借鉴《史记》等其他中国典籍时的“忠实原典”态度，应可断定作者未曾读过《三国志》，上一节的比较结果也可证明这一点。但尽管《太平记》之前的日本中世文学作品中未发现有《三国志》乃至三国故事的影响痕迹，于作品诞生并“风行天下”的十四世纪七十年代之前，三国故事却应已在日本广泛流传。因为作品于问世之初以及其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里的传播形式都主要是说唱（日语称：太平記読み），受众主要是识字不多甚至不识字的武士与庶民，他们的教养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如平安贵族一样对外来中国故事产生浓厚的兴趣。如果不是三国故事已在日本广为流传并已为人们所熟悉，能够唤起人们的共鸣，日本受众是无法接受这长达1800多字、且与主要情节没有必然联系的外国故事的。
于作品卷二十，三国故事是作为圆梦依据插入的：后醍醐天皇军大将新田义贞于死前最后一战前夜，梦见自己于两军阵前化作30余丈长的一条大蛇卧于地上，大败足利军大将高经，自以为大吉；但部将斋藤道猷却以为大凶。因为卧地大蛇即卧龙，即卧龙先生孔明，即长胜不败，所以大吉，这本不错；但时届7月，阳去阴来，蛇将入洞冬眠，因主梦者将入土安眠，所以不吉。从前后文看，此处没有如此大段插入三国故事的必要。显然，作者是别有所图的。
插入的三国故事以孔明为主人公，从前后文看这顺理成章。但若考虑到作品中其他三国人物的出场次数都只有2~3次，唯有孔明多达22次（大隅和雄《事典日本史》p93），则不难看出作者的醉翁之意其实正在孔明身上。不过《太平记》作者心目中的孔明与中国民众心目中的孔明不太一样：一如“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事后诸葛亮”等俗语所显示，我们相较更欣赏孔明的智慧，而《太平记》时代日本人更看中的似乎是他的忠诚与仁义。因为于作品中，曹操是智（“尤善谋算，能运筹帷幄之中，御敌国土之外”）、刘备是仁（“重义轻利，令天下忠臣、孝子争相慕名而来”）、孙权是勇（“聚集了一伙窃国掠郡之徒，时以武力犯人州郡”）的代表，而三国历史就是“各以智、仁、勇三德三分天下而据其一”的三人的历史；因为作者强调了孔明对主公令旨的“须臾”不曾“怠慢”，强调了他的“体恤士卒”与“后三军之乐而乐，先万人之忧而忧”，而对他的智慧却丝毫没有触及。
十四世纪后半叶的《太平记》时代，是日本历史上最为动荡的一段时期。唯一的一次南北朝分裂导致了社会的多极化分裂。连年不断的战争，变化无常的时局，历史第一次给所有日本人提供了自主选择的机会，并迫使他们在道义和利益之间作出自己的抉择。残酷的现实使个人只能附属于某个集团，而集团也必须借助于个人的力量。相互的依存要求彼此间建立起强固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如果仅靠共同的利益来维系，显然经受不住残酷现实的考验。于是，日本的武士道就应运而生了，就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了，其核心就是忠义和勇敢。这就难怪在作品中，“力拔山”的项羽第一次在出场次数上超过刘邦，与孔明共同成了《史记》与三国故事中最受当时日本人欢迎的人物，成了作者塑造理想人物——楠木正成形象时的模特儿。
《太平记》作者在塑造楠木正成形象时对《史记·项羽本纪第七》的借鉴，可由两作品对项羽、楠木正成最后一战的描写中窥见一斑。
《史记·项羽本纪第七》：项羽兵败，仅剩了二十八骑。他“自度不得脱”，但仍豪言“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随即“分其骑以为四队”，果然杀得“汉军皆披靡”；又拒绝了乌江亭长好意，不渡乌江，直至身“被十余创”后才“自刎而死”。
《太平记》卷十六“楠正成兄弟及所部自杀凑江畔事”：楠木正成所部腹背受敌，自知“天命如此，今日不能生还”，但仍要“先杀退正面来敌，再与背面敌人决一死战”；随即分所部七百余人为前后两队，与弟正季各率一队奋勇冲杀，杀得敌“五十万骑”人仰马翻，几将溃散，若非有援兵赶到，则已被正成反败为胜。又激战了六个多小时，正成身边逐渐只剩了七十余骑，“尽管如此，要突围也仍可能。但他出征时既已下定决心要战死沙场，便一步也不退让，直杀得精疲力竭”，“身被十一创”后，这才率部驰入凑川北岸一民宅，自杀身亡。
由以上简介不难看出，作品对楠木正成最后一战的描写至少在明知必败、仍以寡斗众、分兵数路、大败敌军、能突围而不走、直战至“身被十一（或：十余）创”、才自杀身亡等7点上与《史记》相同，而两作品如此描写所要凸显的都是人物的勇，都是人物的不可战胜一点，则更是毋庸赘言的。就此笔者已有专文论及（见长谷川端编《军记文学研究丛书8·太平记的成立》p238~260），于此不必重复，但《太平记》时代对“忠义”的强化却必须详加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