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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希特勒参加了一个现成的党
1919年9月的某一天，希特勒下士突然接到陆军政治部的一项命令，要他调查一下慕尼黑一个自称“德国工人党”的小小政治团体。
当时的德国秘密结社的风气很盛，各种政治倾向、团体都纷纷出现，主张宽容和人道，反对战争。与此相反，图勒协会的宗旨则是“为反对国际主义和犹太人而斗争”。它的成员主要是上流社会的人士，包括亲王、伯爵、男爵、工厂主、教授和大学生。
军方对工人的团体一直很疑忌，因为它们常常受到社会党或共产党的控制。但他们听说“德国工人党”这个小团体有些特别，所以想调查一下。
希特勒奉命去参加该党集会。
这次集会一共有二十五人参加，地点设在施端纳克勃劳啤酒馆的一间阴暗的房间里。
希特勒从一开始坐到散场。
党内会议沉闷而平常，他感觉不到这个组织的新奇之处。这个时代任何人都对现状不满，都觉得有必要组织一个新党，真正成气候的却不怎么多，一般都过不了多久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希特勒认为这个党也会是这样的。
散会后，希特勒起身回去，这时，有一个人从后面追上来，把一本小册子塞到了他的手里。这本小册子倒引起了他的兴趣。
小册子的作者正是把书塞进希特勒手中的人，他叫安东·德莱克斯勒，锁匠出身。这个人1918年3月7日组织了一个“独立工人委员会”，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工会。但他所拉到的会员从来都在四十人以下。
1919年1月，这个委员会与一个叫做“政治工人集团”性质的团体合并，改名为“德国工人党”，成员将近一百人。
原“政治工人集团”的领导人，一个名叫卡尔·哈勒的报社记者荣任了新组织的第一任主席，德莱克斯勒荣任副主席。今天的会议就是他们组织的。
第二天早上，清晨五点希特勒就醒了。按他的习惯，躺在第二步兵团营房里的床铺上，看着耗子啃着他总是在前一天晚上撒在地上的面包屑。他曾为此种行为作过解释，说自己一生尝够了贫困的滋味，所以很能够想象小动物们的饥饿和快乐。突然他记起昨天带回的小册子，就取出来随便翻翻。
小册子的题目是《我的政治觉悟》。
希特勒看着看着，出乎意料地惊异起来：这里反映的不正是自己这几年来所确立起来的思想吗？因而更认真地读下去。
德莱克斯勒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要以工人阶级群众为基础，但又与社会民工党不同的保持强烈民族主义的政党，他和希特勒一样，瞧不起资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完全不关心工人家庭和他们的社会问题。他也和希特勒一样，仇视犹太人领导的共和国，希望恢复德意志帝国。
那一天，还有一件事令希特勒感到惊异。
他收到了一张明信片，通知他，他已被接受参加了德国工人党。
“我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他后来回忆到这件事情时说，“我从未表示过我要参加一个现成的党！我要自己组织一个！他们未免太自作主张了，我根本不能答应。”
希特勒正准备写信作复，一股强烈的好奇感涌上心头。他决定先去参加他们邀请他出席的委员会会议，到会上再亲自说明他不参加的原因。
委员会会议在一家下等酒店进行。在一盏昏暗的煤气灯下，围着桌子坐着四个年轻人，其中就有小册子的作者。他一见到希特勒进去就马上非常高兴地与之打招呼，欢迎这位新党员。
这次会议同样没有给希特勒留下好印象，但是他没有像当初打算的那样表示他不想参加这个党，他也没有说同意参加。他在不满的同时，发现了在这些小人物身上有着什么东西吸引他。也许这就是他们“渴望组织一个不仅仅是通常意义的政党的新的运动”。
那天晚上，希特勒回到营房，慎重考虑自己“一生中最难回答的问题”：是否应该参加这个党。
理智让希特勒推辞。但是，感觉又提醒他，正因为这个组织无足轻重，一个有精力和思想的青年就有机会进行真正个人的活动。经过了两天伤透脑筋的思考之后，希特勒终于决定放弃原来的主意。
这是希特勒一生中“最有决定意义”的一个决定，阿道夫·希特勒成了德国工人党的第七名委员。
正如他后来所说：“跨出了这一步之后，就再也没有退路，也不可能有退路了。”
2.国家社会主义：纳粹
希特勒有了政治活动的舞台。自从在维也纳挨饿的日子以来，在他心中沸腾的各种各样的思想现在都找到了一个发泄的渠道。他的性格上的一直看不出来的内在精力，现在终于开始迸发出来了。希特勒开始大干了。
首先希特勒敦促原来一直缩手缩脚的委员会组织较大规模的集会。
委员们热情不高，希特勒就亲手打字、发请帖。他根本不畏惧失败。有一次他发出了八十多张请帖，最后主席宣布按时开会，出席会议的仍然只是他们自己的七个人。但后来他发了更多的请帖，终于成功地举行了有一百多人参加的激动人心的集会。
这次集会上，他还在主席不赞同的情况下（主要是担心希特勒的演讲才能），发表了十分钟的演说。他的滔滔雄辞使听众像触电一样感动，令主席、也令他自己感到惊异。
此后，他接管了党的宣传工作。
1920年2月24日，希特勒组织了这个小得可怜的党做梦也想不到的最大规模的集会。会场设在一个可容纳两千人的宴会厅。座无虚席。
委员会中的同伴们事先都认为他疯了。为表示抗议，哈勒辞去主席职务。德莱克斯勒继任主席后，虽答应允许希特勒进行准备，但内心同样表示怀疑。
但希特勒愿意冒险，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党摆脱小俱乐部的狭隘束缚，对社会舆论产生真正的影响。
会议终于如期举行。先由一个预定发言人作了一个反应冷淡的讲演，接着，希特勒开始演讲。
希特勒演讲的主要内容是宣读《二十五点纲领》和对这些纲领进行阐述。
《二十五点纲领》是由希特勒、德莱克斯勒和弗德尔共同起草的。纲领包括三部分内容：
一是大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立国方针。要求废除凡尔赛和圣日尔曼和约，由所有的德意志人结合成一个大德意志国，并使之拥有殖民地。
二是建立民族国家的设想。在这个国家里只有具有德意志血统的人才能成为“民族同志”。只有民族同志才能成为国民。犹太人和其他非德意志人既不是民族同志，又不能做国民。应该阻止非德意志人继续迁入德国，强迫自1914年8月2日起迁入德国的全部非德意志人立即离开德国，在无法养活国家的全体公民的情况下，必须驱逐异民族的非国民。民族国家将用“德意志公共法”代替“罗马法”，建立“民族军队”和“强大的国家的中央集权”，它对地方政府拥有绝对权威，还控制新闻出版，取消犹太人和外国人的舆论自由。在民族国家内部，实行公益先于私益的原则，各阶级都要服从民族利益。德国必须重新崛起，再图霸权。
三是社会改革要求。要取消不工作和不出力而得的收入，粉碎利息奴役制度，对一切已经社会化的托拉斯企业实行国有化，分享大企业利润，兴建养老设施，造就一个健全的中等阶级，把大百货公司收归地方政府管理并以低价租给小业主经营，实行适应民族需要的土地改革，取消地租，禁止任何土地投机，处罚高利货者、黑市商人等。
《二十五点纲领》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具体化，因而这次集会成了国家社会主义的一次大曝光。
当希特勒宣读纲领时，大厅里一片哗然。有喊叫声，撞击声，拥护者和反对者的打骂声，也有经久不息的掌声。
尽管他们的纲领并没有得到听众的广泛认同，但是，希特勒相信，当大会散去，大厅渐空的时候，他们运动的原则已经跟着德意志人民一起走了出来，不可能再被忽视和遗忘了。
为了更明确地提醒人们记住国家社会主义纲领，希特勒决定在党的名称前面加上一个修饰语。
1920年4月1日，德国工人党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缩写为N.S.D.A.P，简称纳粹党。这就是大家现在所熟知的名称。
3.“卐”：一种象征
希特勒没有成为一个成功的画家，却不愧为一个天才的宣传家。
1920年夏天，他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主意。
他看到纳粹党缺少一个能够表达自己主张和打动群众心灵的徽记，一面旗帜，一种象征。希特勒认为群众必须要有一面鲜明的旗帜引领着他们前进。
他经多方考虑和试验，想出了这么一面旗帜：红底白圆心，中间嵌进“卐”字。
“卐”字可能是从东方文化叫的字得到的灵感，历史差不多同人类一样悠久。在特洛伊的废墟中，在古代的埃及、中国、印度都可以见到它。把字翻过来写作“卐”究竟是为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据后来人们考证，这样翻过来写并不是希特勒的发明，据说在近代爱沙尼亚和芬兰这样一些波罗的海国家的国徽中出现过这个图案。
德国人在1918年—1919年卡普政变期间开进柏林时，曾把它漆在钢盔上，埃尔哈特旅到慕尼黑的时候希特勒正在那里，可能看见过。至于颜色，希特勒对红白黑三种颜色情有独钟。这三种颜色不仅是前帝国国旗的颜色，而且是他曾经为之战斗的德国军旗的颜色。所以，他决定采用这些颜色。
希特勒对他的创作表现了极大的兴奋。
“这是一个真正的象征！”后来他写《我的奋斗》时，得意洋洋地指出了他创作的意义。他说：“红色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卐’字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的斗争的使命。”
这就是纳粹的党旗。
不久，希特勒又给冲锋队员和党员的制服设计了“卐”字臂章。
两年后，希特勒又设计了纳粹的锦旗，供在群众游行时使用和在群众集会的主席台上装饰。这种锦旗模仿古代罗马的图样，上面是个黑色的金属“卐”字，一只鹰踩在一个银色的花环上，下面是长方形金属框，刻有纳粹党的缩写字母，挂着有流苏的绳子。整个锦旗就是一个方形的“卐”字旗，上面写着“觉醒吧，德意志！”
从此，纳粹党有了一个其他任何党所不能比拟的标志，带钩的十字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吸引着在战后初期混乱的年代中一直无依无靠生活无着的人们，他们开始在这个旗帜下聚集起来。
4.“领袖原则”的确立
1921年，由于希特勒惊人的演讲才能和宣传组织才能，党的领导权无可争辩地落到他的手中，虽然他还没有立即取得主席的职务。他旁若无人、独断专行的习惯从这时就形成了。为了保持这种习惯，他还经常使用一些冷酷无情、机智狡猾的手段，让委员会的同伴们尝够了苦头。
夏初，希特勒到了柏林。他准备与北德民族主义分子建立联系，并到他们的大本营国民俱乐部去演讲。这一举动的目的是想掂量一下把他的运动扩大到全德国的可能性。
希特勒在柏林待了六个星期。
这对那些受够了希特勒的气的委员们来说，简直是一个难逢的机会，他们想借机推翻希特勒的权威。
委员们的办法是，让纳粹党与南德有同样思想的团体结盟。他们看中了“德国社会党”。这个党是希特勒的死敌和竞争者、一个著名的反犹主义者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在纽伦堡组织的。如果合并成功，希特勒的地位自然就下降了。
希特勒又一次表现出了他的精明。他刚一发现自己地位受到威胁，就立刻回到了慕尼黑。
他准备赶回来收拾这帮“愚蠢的疯子”。
他当然不能直截了当地惩治跟自己作对的人，但他可以以退党相威胁。他知道自己对党的重要性，一旦他走了，襁褓中的纳粹党肯定要夭折。
果然，委员会没有同意让他离开。这下子好了，希特勒可以顺理成章地提出苛刻的条件——他要求：让他当党的唯一领袖，拥有独裁权力；取消委员会，停止同其他团体的勾勾搭搭。
在党内两次特别会议上，希特勒强迫对方接受了自己的和解条件，修改了党章，撤销了委员会，当上了拥有绝对权力的党主席。
德莱克斯勒由于参与了与他作对的行动，宣布退位，不久就销声匿迹了。
就在此时此地，希特勒的“领袖原则”建立起来了，这个原则始终成为纳粹党的党纪，继而成了第三帝国的国法。
5.纠集在领袖身旁的党徒
希特勒日后最亲信的干将大多是这一个时期入党的。鲁道夫·赫斯于1920年入党。他是一个居住在埃及的德国批发商的儿子。十四岁以后回国上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与希特勒在一个部队服役，但彼此不认识。
战后在慕尼黑大学读书，赫斯学的是经济学专业。但看来他并没有把心思主要用在书本上。人们经常看见他不是在散发反犹太人的小册子，就是在斗殴。在1920年的某一个晚上，赫斯听到了希特勒的演讲，对希特勒的口才深为佩服，就决定参加这位偶像的党。他与希特勒一见如故，成了好朋友。接着他做了领袖的私人秘书。
希特勒看重而且喜欢这个年轻人，尤其是当他看到赫斯的一篇题为《领导德国恢复早日光荣地位的人应当是怎样一个人》时，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赏识。
赫斯的这篇文章说：
在一切权威荡然无存的时候，只有一个来自人民的人才能确立权威……独裁者在广大群众中间扎根越深，他就越能了解在心理上应该怎样对待他们……他在最活跃的人民阶层中间也就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但他本人同群众并无共同之处……必要时他不会怕流血而退缩……为了达到他的目标……他可以用他的军靴踩着人民前进……
赫斯所描绘的领袖，也许不是希特勒当时的肖像，但的确是希特勒所想要实现的肖像。
在赫斯之后，戈林也入党了。
赫尔曼·戈林入党时间是1921年。
与赫斯一样，戈林战后也到慕尼黑大学学经济学，而且用心同样不在书本上。
戈林也当过兵，战斗中表现出色，曾获得德国战时最高功勋奖章。战争结束后，回到平民中生活的他倍感单调和无聊，由于难以适应，后在瑞典做了一段时间的运输机驾驶员。有一次他驾驶飞机到罗森伯爵家去作客，认识了伯爵的妹妹卡林，她是一个大美人，二人陷入爱河，接着他们结了婚，来到了慕尼黑，依靠夫人的财产过上奢华的生活。为打发时光，戈林进了大学。
1921年戈林结识了希特勒，很快拜倒在希特勒个人魅力之下。他要求加入纳粹党，为此慷慨解囊，向党捐助了一笔经费。
1922年，戈林被任命为冲锋队队长。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这个常常被称为纳粹党“思想领袖”、“哲学家”的庸人——入党的时间比赫斯、戈林等人稍早。他是一个鞋匠的儿子，1918年底来到慕尼黑，1919年底参加了纳粹党。1923年被任命为党的机关报《观察家报》的主编。
这些人后来都对希特勒的“事业”帮了大忙。
前后这一时期凑涌到希特勒周围的还有一批名气不太大的恶棍，例如马克斯·阿曼、乌里希·格拉夫、海因里希·霍夫曼、赫尔曼·埃塞、尤利乌斯·施特莱彻等。希特勒明知道这些人的名声不佳，但仍然乐意吸收和使用他们，因为这些人对他有用。
希特勒曾经在公开场合说道：
“我知道埃塞是个无赖，但是只要他对我有一天的用处，我就会留他一天。”希特勒对他的所有亲信都是这个态度。
6.天赐良机：德国人吵起来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德国人先打起来，后来失败的也是德国人。
在战争结束初期，虽然国内各阶级斗争激烈，动乱不已，但德国人民对于他们战败的后果似乎很少考虑。他们似乎忘记了在不久前，即1918年3月3日，当时还处在胜利中的德国统帅部曾经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强迫战败的俄国接受一个在现代历史上没有先例的耻辱的和约。这个和约剥夺了俄国几乎所有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加起来一般大的领土，32%的居民，1/3的铁路线，73%的铁矿，89%的煤产量，以及五千多个工厂，此外还有六十亿马克的战争赔款。
1919年晚春时节，德国人受报应的日子到来了。
5月7日，协约国在柏林发表了未经与德国协商而片面制定的凡尔赛和约。对于一个在最后一秒钟还沉溺在幻想中的国家的人民而言，这是一个惊人的打击。
德国民众难以承受这一打击，全国纷纷举行群众游行，对和约表示愤怒的抗议，要求政府拒绝签字。
德国政府态度也很强硬，临时政府谢德曼总理就高声叫道：
“谁在这个和约上签字，就让谁的手烂掉吧！”
临时总统埃伯特公开声称：
“和约的条款是不能实现和不能负担的。”
和约让德国政府和民众感到愤怒的是它的未免“欺人太甚”的条款，这些条款包括：
把阿尔萨斯——洛林归还给法国；
归还一块领土给比利时；
归还丹麦在俾斯麦时代被迫割让的土地给它的旧主；
归还夺去的波兰领土；
把德皇威廉二世和其他八百名战犯交给协约国处置；
担负战争赔偿，具体数目另定，但1921年之前必须先付值五十亿美元的金马克，无现款则以实物——如煤、船只、木材、牛羊等支付；
禁止设立军队参谋总部，陆军人数不得超过十万名，不得拥有飞机、坦克、潜水艇，舰只不得超过万吨以上；
……
这些规定对原本的德国自然并没有伤筋动骨（这比德国对付俄国要仁慈得多），但是，一向骄傲的充满信心的德国人仍然认为它严重地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所以，从人民到政府都是一派坚决反对接受和约之声。
6月16日，协约国向德国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必须在24日以前接受和约，否则停战协定即告失效，协约国将“采取它们认为为实现他们的条件所必须的步骤”。
这就意味着把战争继续下去。
如果拒绝和约，德军能够抵抗协约国不可避免要从西方发动的进攻吗？总统向德军最高统帅部提出了这个问题。埃伯特说：“如果最高统帅部认为军事上抵抗有些许成功的可能，我就设法使议会拒绝接受和约。”
兴登堡元帅对埃伯特作出了这样的答复：“一时战端重起，我们能够重克波兹南省，守住东部边境。但是在西部，很难指望我们能够抵抗敌军的强大攻势，因为协约国在人力上占优势，而且他们有能力在两翼包抄我们。因此，总的来说，军事行动是否能成功，是颇可怀疑的，但是作为一个军人，我不能不感到，与其接受耻辱的和平，不如光荣地战死沙场。”
军队表示武装抵抗不会有结果，而且有造成陆军珍贵的军官团的消灭，甚至造成德国本身灭亡的可能。
既然军队领导人承担了责任，国民议会终于以绝大多数通过签订和约。当这个决定通知给协约国驻柏林代表克里孟梭时，距协约国最后通牒期限只差十九分钟。四天以后和约签字完成。
从这时候起，德国成了一个不和睦的家庭。
德国人吵起来了。
批准和约的共和国（临时政权）成了众矢之的，虽然最后的决定是由军方作出的，但德国人很快忘记了这一点。
保守派利用他们掌握的经济实权来资助各个政党和政治派别与共和国作对，败坏它的名誉。
共产党也在猛烈地谴责共和国。
军队开始躲避和约的限制，对全国政权保持独立地位，成为国中之国。
只有温和的社会党人在民主分子的协助下独立地支撑这个诞生以后就摇摇欲坠的共和国。他们受到反对者的痛恨、咒骂，甚至是子弹的袭击。民族主义的、反民主和反共和的浪潮兴起了。
希特勒看到了这股浪潮，并开始驾驭这一浪潮。
他抓住了这一天赐良机，从1919年11月到1920年11月，纳粹党共举行四十八次集会，希特勒出场三十一次，他充分发挥他的讲演才能，讲了许多题目，诸如——
《高利贷者和黑市商人》
《国际交易所资本和靠小额利息为生者》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凡尔赛》
《拆帝国墙脚的家伙和法国佬》
《作为工人领袖的犹太人》
《为什么我们是反犹主义者》
《德国之崩溃和重新崛起》
……
希特勒把共和国说成是犹太人的代理人，他越来越热衷于说“犹太人的国际阴谋”。他说，犹太人就是国际交易所资本，他们用金钱操纵英法政府，使之犹太化，来打德国，使德意志民族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他说犹太人是红色革命的煽动者，11月革命就是他们干的；他说整个德国都被犹太人统治着，犹太人坐在政府里，搞幕后交易，而德意志用脑和用手的劳动者竟然受到犹太人的煽动，这都是耻辱。他说德国人一定要进行斗争，直到把最后一个犹太人赶出德国。
他还仿效马克思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提出了另一个口号——
“全世界反犹者联合起来！”
7.纳粹准备进军柏林
1921年1月底，协约国在巴黎和会上向德国索取2260亿金马克的赔款，这是最终确定的赔款数字。法国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最坚决，它想以此使德国变成“经济病夫”，再不能在欧洲逞强争霸。这样一来，德国国内又一次兴起了民族主义浪潮。
2月6日，慕尼黑的联合祖国协会、民团、纳粹党等组织在奥的翁广场集合抗议。因为大会主持人未让希特勒演讲，因此盛怒之下希特勒决定次日晚在王冠马戏场由纳粹党单独召开大会。这个区区小党出人意料地吸引了六千五百多人参加集会，希特勒作了一个轰动性的讲演《未来还是沉沦》，被报纸头版报道。巴伐利亚邦政府总理冯·卡尔在接见各党领袖时也邀请了希特勒，表明政府对纳粹党的承认。
正当纳粹党和希特勒锋芒初露之时，时局的发展又帮了大忙。
由于协约国对德国的经济扼杀，德国马克1921年开始贬值，跌到与美元比价75∶1，次年又继续跌至400∶1，1923年初为7000∶l，7月1日更猛跌至160000∶1，马克成了毫无价值的废纸，工薪的购买力等于零，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一生的积蓄荡然无存，人民对社会经济失去信心。
德国人在痛苦和绝望之余，把共和国当作这一切罪过的替罪羊。
希特勒认为美好的时辰来到了，纳粹党应该抓住这次机会，带领人民向共和国开战。
“政府镇定沉着地继续印发这些废纸，因为停止印发的话，政府就完蛋了，”他极力向人民鼓噪，“因为一旦印刷机停止转动——而这是稳定马克的先决条件——骗局马上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国家本来已经成了最大的骗子恶棍，这是个强盗的国家！……我们不能再听命于一个建筑在骗人的多数决定的玩意儿上面的国家了，我们需要独裁！”
然而，就在希特勒越来越相信1923年的混乱局面已经造成了一个不可再来的推翻共和国的机会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党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那就是纳粹党虽然人数日增，但还远远不是巴伐利亚最重要的党，在巴伐利亚以外，它更是默默无闻。这么一个小党，怎么能够推翻共和国呢？
希特勒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他想起了墨索里尼向罗马的进军。墨索里尼轻易的胜利触发了他的灵感，他也可以这样做。他可以把巴伐利亚所有的反共和的民族主义势力团结在他的领导之下，然后在一直倾向于保守的巴伐利亚邦政府、武装团体和驻军的支援之下，由他指挥人民进行一次向柏林的大进军。
想到这些，他的计划很快开始实施。
1923年2月间，经过罗姆的努力，巴伐利亚有四个武装的“爱国团体”同纳粹党组成了一个“祖国战斗团体工作联盟”，以希特勒为政治领导。
9月2日，巴伐利亚在纽伦堡举行群众大会，以庆祝1870年在色当战败法国五十三周年，南德大部分民族主义团体参加，希特勒在会上发表了一篇激烈反对中央政府的演说，得到全场起立欢呼。会后，纳粹党联合其他团体成立了另一个强有力的联合组织“德国人战斗联盟”，这个联盟公开声明自己的宗旨是“推翻共和国，撕毁凡尔赛和约”。
这次集会在检阅示威群众游行时，希特勒在检阅台上站在了战时英雄鲁登道夫将军的旁边，他开始在内心里琢磨日后要利用这位将军。
这时，共和国中央政府与巴伐利亚邦之间已经发生了危机。9月下旬，中央政府宣布结束鲁尔对法国人的消极抵抗，恢复支付赔款，使危机达到了顶点。
由于通货膨胀的压力，前一年（1922年）秋天，德国政府要求协约国暂缓偿还赔款，遭法国断然拒绝。当德国不能交付木材时，法国政府命令军队占领了鲁尔。德政府指示鲁尔居民进行消极抵抗。
鲁尔放弃抵抗和恢复赔款的决定，引起了极右民族主义分子和极左的共产党人的严厉谴责，为了避免反叛、保住共和国——更确切地说是为了保住这个危难中的民族，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根据紧急状态法，德国的实际权力由国防部长和陆军司令行使。冯·西克特将军和他的陆军成了全国的实际独裁者。
但巴伐利亚不准备接受这样的解决办法。巴伐利亚内阁在本邦宣布了紧急状态，任命右翼保皇派前邦总理卡尔为拥有独裁权力的长官。卡尔和驻巴伐利亚的国防军司令洛索夫将军及邦警察局长赛塞尔上校成为巴伐利亚邦三巨头，拒绝执行柏林方面的任何命令。
中央政府要求取缔纳粹党的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因为它恶毒攻击共和国；又命令逮捕巴伐利亚一些武装团体的首脑，因为他们胡作非为，臭名远扬。卡尔对此都置若罔闻，不予理睬。
这既是对共和国的公然挑战，也是对中央政府的藐视。
西克特将军不能容忍这种反叛，他向巴伐利亚三巨头，向希特勒和武装团体发出了明白的警告：他们方面的任何反叛都将要受到武力的对付。
警告对三巨头或许产生一定效果，但对希特勒这位纳粹领袖来说，已经太晚了。他的激进的党徒都要求开始行动，希特勒本人也认识到如果中央政府赢得了时间，恢复了国内的平静，自己的机会也将丧失，因此他要求三巨头赶在柏林方面动手之前就向柏林进军。
“时候到了！”希特勒耐心而又急切地对他们说。
8.啤酒馆政变
三巨头果然被西克特的警告吓住了。他们不打算为了作出无益的姿态而自毁前途。他们告诉战斗联盟，不能采取轻率行动。但同时，他们也不反对进军柏林的必要性，只是表示要希特勒自己拿主意。
希特勒清楚，如果要单独举行政变，还没有足够的后盾，他必须得到巴伐利亚邦政府、军队和警察的支持，才能开始自己的行动。
他决定劫持三巨头，强迫他们按照他的要求行使他们的权力。
正当希特勒一连策划两个劫持计划都告失败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消息：应慕尼黑企业团体之请，卡尔等人将在慕尼黑东南郊一家名叫贝格勃劳凯勒的大啤酒馆举行的一次集会上讲话，日期是11月8日晚上。
这是一个把三巨头一网打尽、用枪口逼迫他们同纳粹党一起进行“革命”的好机会，希特勒决定带着党的冲锋队立即开始行动。
1923年11月8日晚上八时四十五分，卡尔对三千名市民刚刚讲了半小时的话，冲锋队包围了啤酒馆。希特勒排开人群走进了大厅。他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跳上一张桌子对着天花板开了一枪，这时机关枪已经在会场门口架好了。正在主席台上的卡尔吓得面如土色、手足无措，希特勒把他赶下了台，自己对听众们叫喊开了。
“安静，安静！”希特勒嚷道，“全国革命已经开始了，这个地方已经由六百名武装人员占领，任何人不许离开大厅。巴伐利亚政府和全国政府已经被推翻，临时全国政府已经成立。我们对大家没有恶意，你们喝你们的啤酒吧。”
接着，他用枪口命令卡尔、洛索夫、赛塞尔跟他到后台一间私室里去，三巨头服从了。
希特勒在那里胁迫他们组织“新政府”。
在小房间里，希特勒向三巨头发表宏论。他说，你们三个人必须宣布革命，参加新政府；必须接受革命需要你们担任的职务，否则就别想活。他派给卡尔的职位是巴伐利亚执政者，洛索夫当国防军部长，赛塞尔当国家警察局长。可是，三个人竟然不搭理他。
高官显爵和枪口都没有能使三巨头答应跟他走，这出乎他的意料。
希特勒气愤之余，忽然心血来潮，他一言未发就冲到外面大厅里去，走上讲台，对着吵吵嚷嚷的人们宣布，三巨头已经同他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全国政府，“由我接管全国政府的政策指导工作，鲁登道夫将军将担任国防军的领导工作”，全国临时政府的任务是“组织对罪恶的渊薮柏林的进军以拯救德国人民”。
不明真相的人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开始激动地欢呼，欢呼声甚至打动了仍旧被关在隔壁小间的三个人。
这时，鲁登道夫将军，那个曾让希特勒在他身边检阅过游行队伍的战时英雄，被希特勒的手下接到了这里。将军对发生的事情事先一无所知，他发现自己被希特勒利用了，很生气。但仍然还是接受了希特勒要他用自己的声望去说服三巨头合作的恳求。结果，三巨头终于屈从了这个“重大的民族的事业”。
希特勒得救了。
大家都回到主席台，讲了几句简短的话，并宣誓效忠于新政权。
希特勒最后宣布：
“我现在要履行我五年前在军事医院里一时成了瞎子时所立下的誓言：要不倦不休地努力奋斗，直到十一月罪人被推翻，直到在今天德国的悲惨废墟上建立起一个强大的自由的光荣的德国！”
9.希望终成泡影
希特勒圆满地宣告散会。
但巴伐利亚政府要员被冲锋队扣留，希特勒自己监视着三巨头。
这时传来一个消息，高地联盟的打手们与正规军工兵营发生了冲突，希特勒不得不亲自前往解决争端。他把啤酒馆的事交由鲁登道夫将军处理。
鲁登道夫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他让三巨头一个个设法溜掉了。
希特勒兴高采烈地回到这里时，发现鸟儿已飞出了笼子，他满以为部长们已经拟出了进军计划，而事实上他们什么也没有作。除了罗姆带领“德国战旗”冲锋队占领了陆军部的一个办公处以外，任何战略要地都没有占领。
政变的消息从电报局传到柏林，西克特将军紧急命令巴伐利亚军队实行镇压。
形势顿时发生了转变。
洛索夫一溜回部队就发出了命令，要郊外的驻军赶到城里来增援。清晨时分，罗姆占据的陆军部被包围。
赛塞尔下令警察局逮捕效忠于希特勒的前慕尼黑警察局长波纳和他带去的一批冲锋队员。
卡尔指示，在慕尼黑到处张贴告示，宣布他们三人“在枪口威胁之下被迫发表的声明一概无效”，“勒令解散”纳粹党和高地联盟、德国战旗两个武装团体，然后为安全起见把政府迁到了累根斯堡。
希特勒看来垂手可得的胜利，入夜以后迅速成为泡影。他一直希望军队、警察和执政政治集团支持自己的革命，现在已经没有希望了。
9日上午接近十一点钟，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率领大约三千人的冲锋队员，从啤酒馆向市中心前进，试图占领市中心。同他们并肩走在前面的是纳粹党的几个骨干和战斗联盟的领袖。一幅“卐”字旗和高地联盟的旗帜在队伍前面随风招展，后面跟着一辆架着机关枪的卡车。冲锋队员肩上都挂着马枪，有的还上了刺刀。
途中与荷枪实弹的警察发生了战斗，战斗短暂到只有六十秒钟就结束了，十六名纳粹党人和三名警察毙命，戈林等人受了重伤。游行队伍先是卧倒躲避子弹，接着在希特勒带头下，纷纷溃逃。只有鲁登道夫例外，他以一个军人的传统继续前进，被当场逮捕。
几天内，所有的反叛领袖都被捕入狱，纳粹党的政变以失败收场。
纳粹党被解散，领袖希特勒过起了监狱生活。
10.《我的奋斗》出笼
1924年4月1日，法官以叛国罪宣判希特勒在兰德斯堡前炮台监狱服刑五年。
在右派掌握的监狱里，希特勒得到的是贵宾式的待遇。他独处一室，窗外景色宜人。在这里，他一天也没有闲着，一章一章地口授一本由信徒赫斯笔录的书，题目叫《我的奋斗》。
看来，希特勒丝毫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承认纳粹事业的失败，他著这本书旨在更清晰地向社会表白纳粹思想，以图日后更进一步地发展他们的运动。
《我的奋斗》力图表达这样一种精神：不仅要使战败的混乱不堪的德国在太阳底下占有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伟大的地位，而且要建立一个新式的国家。这个国家要以人种为基础，要包括所有在当时住于境外的日耳曼人。在这个国家里，元首有着绝对的独裁权力。
因此，他首先谈到的是未来德国如何称霸世界的问题。他说必须同“德国人民的不共戴天的死敌”法国算账，要“对法国来一次最后的总算账……一场最后的决战……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结束我们自己同法国的永无休止的、基本上没有任何结果的斗争；当然首先要假定，德国实际上不过是把灭亡法国当作一种手段而已，其目的是在将来能够为我国人民在其他地方进行扩张”。
其他地方主要是指哪里呢？他直言不讳：德国必须在东方进行扩张——主要牺牲俄国。“只有在东方才有可能……如果要在欧洲取得领土，只有在主要是牺牲俄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就是说，新帝国必须再一次沿着古代条顿所走的道路向前进军，用德国的剑作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
希特勒对资产阶级一直要求恢复1914年德国疆界感到可笑，因为当时的疆界并没有把所有日耳曼人居住地区都包括在内，所以它尽管比现在的版图要大些，仍然很不合理。“必须恢复东进”，他说，“我们纳粹党人要继承我们在六百年前中断了的事业。我们要终止日耳曼人不断向南和向西的移动，而要把我们的目光转向东方的土地。今天我们来谈论欧洲的土地，我们指的首先只能是俄国和它的附属国”。
他很高兴俄国现在由布尔什维克主义统治。因为这意味着犹太人掌握这个国家，向它进攻完全符合纳粹党的反犹太精神。“这个东方大帝国崩溃在即，犹太人在俄国的统治的结束，也是俄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末日”。
接着，希特勒谈到了为什么党要用社会主义这个词，他再一次表达了1922年曾表达的意思，任何人只要准备以民族事业为己任，就再没有高出于民族福利之上的理想；只有了解德国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的含义是德国至上——这样的人就是社会主义者。
希特勒对未来的纳粹国家体制表明了态度，他说新帝国不会允许有民主政治那种无聊玩意儿，贯穿第三帝国的统治原则是领袖原则，元首实行绝对独裁，元首身边的那些人是一批承上启下的较为次要的领袖。
他继而强调，政治权力至关重要，没有必要去过多地关注经济问题，“只有靠思想力量，而不是物质因素，才能有可能组成一个国家，只有在思想力量的保护下，经济生活才能繁荣”。这一点，上一年他也说过，在慕尼黑讲演时他讲到“没有剑，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没有权力，就不可能有工业化”。
既然权力如此关键，就决不能被多数人去玩弄，“决不能实行多数决定的制度，只能由负责的人作决定……当然每个人身边都要有顾问，但必须由一个人单独来作出决定……只有他才有权威，才有指挥权力……要取消议会是不大可能的，但是议会中的议员届时基本上将只提供建议……无论上院下院，都不进行表决”。他把领袖原则看成是绝对责任和绝对权威的无条件结合。
《我的奋斗》还以很大篇幅大谈哲学，谈希特勒和纳粹党人的人生观和历史观。
然而，希特勒最基本最核心的观点是种族优越论。
他说：“人类在永恒的斗争中壮大，而在永恒的和平中它只会灭亡……强者必须统治弱者，不能与弱者混杂，从而影响了自己的伟大，只有天生的弱种才会认为这是残酷的。”“凡是想生存的，必须奋斗，不想奋斗的，就不配生存在这个永恒斗争的世界里，即使残酷，却是现实！”
他说，现今一切人类文化，一切艺术、科学和技术的果实，几乎完全是雅利安人的创造性产物，所以看来“只有雅利安人是一切高级人类的创造者，是我们所谓的‘人’这个名称的典型代表”。最初的文化产生于雅利安人在遇到低级民族后征服低级民族并且迫使他们服从自己意志的地方，后来被征服民族使用了征服者的语言提高了自己，主奴之间壁垒倒塌了，雅利安人放弃血统的纯洁性，人种水平下降，文化就开始衰亡。“人类并不会由于战争失败而灭亡，却会由于抵抗力的丧失而灭亡，而这种抵抗力只有在纯粹血统中才能继续保持”。
希特勒认为德国民族，即日耳曼人，就是现代的雅利安人，就是“地球上最高级的人种”，其他民族都是劣等人种，尤其是犹太人，斯拉夫人更是糟粕。所以必须使日耳曼人成为地球的主宰，日耳曼人要称霸世界。为此，日耳曼人一定要关心自己血统的纯洁性：
一个人民的国家必须一开始就把婚配的水平提高，使它脱离原来那种不断损害种族纯洁性的水平，而使它具有一种制度的神圣性，必须复制上帝的形象而不是复制人和猿之间的怪物。
11.重建纳粹
希特勒在领导发动啤酒馆暴动后被捕坐牢。然而，他却是个特殊的犯人，受到了别的犯人难以享有的礼遇。这完全是因为民族主义的同情者遍布各地，甚至监狱也不例外的缘故。
事实上，当法院不得不宣布希特勒必须服刑五年时，陪审法官就当即提出判得过重。主审法官当然同样有这种想法，所以他向被告表示，在服刑六个月后可以申请假释。
果然，希特勒做了九个月的特殊犯人就真的出狱了。
这时，纳粹党和党的报纸已经停止活动，被政府取缔了。而共和国却克服了通货膨胀带来的危机，前途逐渐光明起来。
形势对于希特勒看来并不怎么乐观。
但是，激情和不可抑制的使命感又使希特勒无法安静，他无论如何不愿停止他的事业。
1924年年底，出狱后刚刚两个星期，希特勒就迫不及待地去找巴伐利亚总理海因里希·赫尔德博士。希特勒显得十分诚恳，他向总理表示他已接受了教训，以后一定循规蹈矩，绝不会再有过激行为。总理很高兴，心想，经过了这么几个月，这头桀傲不驯的野兽终于被制服了。
总理答应撤销对纳粹党的《人民观察家报》的取缔，只是又嘱咐了一句：“以后千万小心。”
1925年2月26日，《人民观察家报》复刊，希特勒为复刊号写了长篇社论，用了一个人们都能想象到的标题——《新的开端》刊出。
第二天，纳粹党在上次发动政变的贝格勃劳凯勒酒馆举行复活后的第一次集会，希特勒在会上发表讲演。
就像希特勒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又一次肩负起纳粹运动所发生一切事情的全部责任。他将继续单独领导运动。
“新的开端”怎么开始呢？从党的新建开始。这个“新”字即代表党将采取新的合法斗争的方针。还在坐牢的时候，他就认识到国内混乱时期业已结束，难以继续混水摸鱼了，需要改变策略，不再坚持用武力进军的方式取得政权，而是要把鼻子伸进国会去惹恼那些天主教党和马克思主义的议员们。
在得票上超过他们，与把他们通通枪毙相比，所需的时间虽然更长，但宪法终将保证这种成功。再说，他也向政府作出了尊重国家权威的保证，表示了今后一定走合法道路。但采取新方针并不是改变党的宗旨，党的宗旨仍然是反对犹太人，要建立独裁的大帝国。
“新”还有一个意思是要重建党的组织，愿加入组织的一律重新登记，登记后就得无条件地服从领袖。
希特勒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建设上。他在那次有四千人参加的集会上，没有很好地遵守对政府的诺言，又一次激动地喊起了推翻政府的口号。因此，政府禁止他再公开演讲。他很不情愿地放弃了他最乐意为之的宣传鼓动工作。
政府以为禁止演讲就足以让希特勒发挥不了作用，没有料到他还有天才的组织才能。
要把纳粹党建设成为一个德国从未有过的党，希特勒相信自己能够做得很好。
第一步工作是极力吸收党员，当年年底党员登记册上就达到二万七千名，以后逐年有增。
与此同时，他着重把注意力放在建立党的机构上，力图使党像一个国中之国。在全国的每一个地区都设立党部，任命区领袖；在区之下又有分区，任命分区领袖；以下还有分部、支部、小组等各级党组织。
希特勒还把政治组织分为两个部，第一部负责对付政府，第二部负责各项政策。两部分别下设许多工作部门，如外交、工会、新闻、农业、司法、内政、劳工等局，此外还单独设立了宣传部。
武装团体的建设也在希特勒工作范围之内。冲锋队设立了办公机构，叫国防政治处，下设五个部，分别负责国内外防御政策、国防部队、民防后备力量等工作。
希特勒致函冲锋队领袖，要求不要按军事观点而要按合乎党的目的的观念去训练冲锋队。与此同时，原来的领袖卫队改建成党卫军，其任务是集会时维护会场秩序，为党报征求订户和拉广告，替党发展党员。冲锋队穿褐衫，党卫军穿黑色制服，分别被称作“褐衫队”和“黑衫队”。
此外，纳粹党还开办演讲员学校，专门训练纳粹蛊惑者。
在建构了一套错综复杂的党内机构之后，希特勒为高居金字塔顶端的元首取了一个神气的头衔：“党和冲锋队的最高领袖，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主席”，元首的办公室叫全国指导处。
1926年5月22日，纳粹党召开了第一次党员大会，希特勒自然是第一主席，宣布《二十五点纲领》仍为党纲不变。两月后又在魏玛召开了二大，通过的工作方针规定大会只讨论最高领袖的提案，限制发言时间，取消表决。不让党的会议成议会式的争论俱乐部。
会后，希特勒乘敞篷汽车检阅，五千名纳粹党徒第一次向他行意大利法西斯党的举手礼。纳粹党重新崛起，希特勒重新取得了独裁地位。
到1928年，希特勒出狱后“新建”的党已经拥有了十万八千党员。这时，政府取消了对希特勒的演讲禁令，贴在他嘴巴上的封条完全撕去了。他开始在柏林体育馆公开演说，纳粹党的活动中心从慕尼黑移到首都。纳粹党内部已经形成了森严的等级制，他按照希特勒的设想带着他自己的完整国家结构建成了一个国中之国。他的政治路线已经确定，要用专政代替民主，强化作为民族共同体的军事国家，准备打仗，同法国算账，向东方挺进，占领苏联，独霸欧洲。
他正野心勃勃地等待着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