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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分之一的犹太人
希特勒一生都在屠杀犹太人，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史学家却证明了他是犹太人的后代。
维也纳银行家罗特席尔德男爵是一个精明而富有的犹太人。他们家的少爷有足够的资本去追逐维也纳城中那些漂亮而有教养的贵族小姐。但贵族小姐们总是忸怩做作的。不耐烦的少爷便把饥不择食的眼光投向了家中的女佣。
这个乡下来的姑娘毫无选择地顺从了，恐惧中亦有几分憧憬，以为因此能沾上这豪门富户的好运。然而这个不切实际的美梦很快就像肥皂泡一般破灭了。可怜的姑娘腆着羞而不得不见人的大肚子回到乡下的破屋子里，生下了一个引人非议的孩子。
这个孩子就是后来将人类世界搅得天翻地覆的纳粹魔王希特勒的父亲。
这并不是一个美丽而忧伤的传说或居心叵测的虚构，而是真实的希特勒家族秘史。其简单的推论是让世人包括史学家都目瞪口呆的——希特勒，这个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的刽子手，体内竟然流着四分之一的犹太血液，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犹太后裔！
关于希特勒的祖父是犹太人的说法，是从1921年起在慕尼黑开始流传的。当年7月，希特勒争当纳粹党第一主席，遭到党内一部分人的反对。纳粹党员恩斯特、埃仳施佩格散发传单，指责希特勒“替犹太人及其帮手办事”，还说他是“真正的犹太作风”。这以后，慕尼黑经常出现希特勒是犹太后裔的传说。这里诚然有政敌造谣惑众、攻击希特勒的可能，但无风不起浪花，正因真有其事才被政敌查找出来作为把柄。
1933年10月14日，英国《每日镜报》刊登了一张照片和一篇文章，说布加勒斯特犹太公墓里有一个墓，死者名叫阿道夫·希特勒，是刚上任的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的祖父。美国和波兰的犹太人报刊先后转载了这一消息。虽然后来的考证表明，该死者生于1832年，比希特勒的父亲大五岁，根本不可能是希特勒的祖父，但这并不能解除人们心中的疑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纳粹战犯都被关在纽伦堡。
希特勒的私人法律顾问、后任第三帝国波兰总督的汉斯·弗兰克在单身牢房交给美国随军神甫、方济各派教士西克图期·奥康诺一份材料，披露了一个秘密事件：
约1930年底，弗兰克突然被希特勒紧急约见。当弗兰克匆匆赶到希特勒处时，只见他神情忧郁，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脸上还隐有怒气。弗兰克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竟会使得这位纳粹党的领袖如此不安。
希特勒说，他收到了侄子帕特里克的一封勒索信，信中要挟说：“联系到某些报刊消息，应注意不要把我家家史的某些情况张扬出去。”所谓“某些情况”，就是当时报刊上所登的“希特勒的血管里有犹太人的血，因而没有资格反犹”之类的话。犹太人当时普遍受到排斥，反犹成为希特勒获取政治声望和扩张势力的手段之一。
如果他本人是犹太人后裔的话，那么不仅没有反犹资格，连自己也要被反了。弗兰克深知其中厉害，在希特勒委托下积极进行秘密调查，以澄清家史污点。
在调查过程中，弗兰克听到一种传说，称希特勒的祖母曾在格拉茨一个姓弗肯贝格尔的犹太人家里当厨师，同这家一个大约十九岁的少爷发生了关系，生下了希特勒的父亲。
可是弗兰克没能找到确凿证据。
但费兰克仍在材料中写道：“不能完全排除希特勒的父亲是个半犹太人”，也就是说，“希特勒可能是四分之一的犹太人”。
这份材料曾引起极大的混乱，尤其在全世界的犹太人中间，震惊，争论，否认，诅咒。饱受苦难、几乎遭到灭种危险的犹太人，当听说他们所遭受的不堪回首、惨不忍睹的无以复加的灾难，竟然是犹太人自己造的孽时，他们如何能直面现实？
在第三帝国期间，竟然有六百多万犹太人被无辜虐杀，如果罪魁祸首希特勒本人就是一个犹太子孙，犹太子孙还能对谁诅咒而又向谁祈祷呢？
1956年，天主教会修士弗立茨·耶青格发表了《希特勒的青年时代：幻想谎言以及事实》一书，其中说，希特勒的侄子帕特里克，那个试图敲诈叔叔的人，在1939年8月5日的《晚巴黎》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提到希特勒的祖父是格拉茨的一个名叫弗肯贝格尔的犹太人。
作为希特勒家族的人，他的话无疑具有较大的权威性。但由于他的话也是别人间接叙述的，所以可靠性又少了几分。
后来人们查到了1939年8月5日的那份《晚巴黎》，上面确有帕特里克的文章，详述了到1938年为止他同希特勒的关系，但并没有耶青格的书中述及的那些话，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到希特勒的祖母。这样，犹太血缘的谜案又一次陷入了死胡同。
希特勒虽是犹太人的后裔，但他对犹太人的屠杀也不难解释。且不说当时社会上的普遍排犹思潮，单是在希特勒的身世中，犹太血统也是他心灵上的阴影和身体上的污点。
他的祖父不过是强暴了一名下贱的女佣，这才有了希特勒的父亲。希特勒对他的祖父没有理由不产生厌恶感，而他的“二分之一犹太人”的父亲，也是他和他亲爱的母亲及兄弟姐妹们的暴君。再加上他试图通过屠杀犹太人来洗刷污点和争取政治权力，他就不可避免地成了犹太人的刽子手。
推测毕竟是推测，传说也只能是传说。希特勒是否犹太人的后裔，还需要有更充分的证据，至今人们仍在猜测和考证。但假如这考证永远没有结果的话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一切都不可能改变已经发生过的历史惨剧，不可能再去影响那个疯狂的魔王。
2.不安分的家族
希特勒根本不是德国人，这个将德国民众的情绪煽起到顶峰，然后又把他们的命运抛掷向深谷的国家元首，不过是与德国毗邻的小国奥地利的一名农家子弟。
虽然历史上德奥曾经一体，可现在它们已经是界线分明了。当德国人一想到他们国家命运曾经被一名奥地利人随意把玩时，他们定会感到恶心吧？
这个与众不同的奥地利农家子弟，没有光荣的家族史，也没有辉煌的地方志。
希特勒的父系祖先和母系祖先都是祖祖辈辈住在瓦尔德维尔特尔的，这是位于多瑙河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边界之间下奥地利的一个县，距奥地利只有五十英里左右。这里是一片穷乡僻壤的景象，特产是私生子。
生活像死水那样无趣，偷情和野合成了不可多得的快乐和刺激。如果希特勒的祖母不是从维也纳城中带来一个大肚子的话，人们还可以进行各种合理的推测。
比方这样一个传说就有很高的可信度：一个漂亮的寡妇，不时有男人光顾，但这些人都是只求一时之欢，并不想承担什么责任。寡妇自恃年轻，也不着急找一个老实可靠的人，乐得自由快活。
她接待情人之多之频，夸张一点说是门庭若市。不过她绝不是明妓或暗娼。她仅仅是想给枯燥的生活增添一些必要的及额外的乐趣。假如有的情人顺便带些东西来的话，她也没有必要拒绝，虽然她也缺乏这些，但她本心却从无这种要求。
后来她怀孕了，生了一个孩子。情人们闻风而逃，没有一个人肯承认他对这个孩子负有责任。可怜而无奈的女人只好自个养着这个私生子。正当她觉得难以撑持时，一个外乡农民打工来到她家，和她发生了关系并愿意娶她。她当然也愿意嫁他。二人一拍即合，她卷起家当抱上孩子就跟他走了。
后来孩子长大了，追问他的母亲自己真正的父亲是谁。他母亲叹口气道：“那时我太标致了，上门的人那么多，谁知道是谁呢？”从此他就只好认定了他的养父。而她的儿子希特勒，也就不知道他的祖父究竟是谁了。
还有一些关于希特勒祖母偷情野合而产下他的私生子父亲的传说，情节大同小异。这些传闻也许都是为了攻击、咒骂希特勒而编造的。可并不耸人听闻，因为在瓦尔德维尔特尔，这类事并不是什么秘闻、要闻和奇闻。
在这个贫穷的小县城，随处可以碰到一个私生子，或是一对偷情的男女。假如希特勒一生就生活在这儿的话，他对此也会习以为常的，而不会像后来那样，在人们谈及他的家史时惶恐不安。
瓦尔德维尔特尔的另一个特产是近亲通婚。这是贫穷和愚昧的产物，也是一种无形的不稳定的传统。这个闭塞的地方，人们的交往较少，亲戚间的接触较多，容易产生感情。或者说当内心产生冲动时，自然就把异性亲戚当作了幻想中的对象。再加之亲上加亲的观念，近亲通婚就更普遍了。希特勒后来与外甥女吉莉的畸形恋情，在此可找到地域根源和家族根源。
希特勒母系祖先方面的情况比较稳定。他母亲克拉拉·波尔兹尔一家四代都在希皮塔耳村庄第三十七号那块农田上务农为生。
希特勒父系祖先方面的情况却颇为不同，这一家的姓氏经常变化，有时是希德勒（Hiedler），有时是休特勒（Huetler，Huet—tier），有时是希特勒（Hitler）。居处也经常变化，这一家人有一种不能安定下来的气质，总是要想从这个村庄搬到另一个村庄，以这个行业改做另外一个行业，不愿有紧密的亲属关系。而在同女人的关系上喜欢过一种波希米亚式的生活。
希特勒本人也是如此，到处流浪、闯荡，又想当艺术家，又想当建筑家。后来终于做了政治家，陪伴过他的女人也有好几个，有的甚至为他而自杀或殉葬。
希特勒的出生地是在德奥边境。这一点后来证明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希特勒早在青年的时候就怀有这样的想法：这两个德语民族不应该有边界隔开，他们应属于同一个国家。
希特勒的这种感觉非常强烈而且经久不衰，到他三十五岁蹲在德国一所监牢里口授那本日后要成为第三帝国的蓝图的著作时，他的头几句话就同他的出生地的象征意义有关。
《我的奋斗》是以这几句活开始的：
今天在我看来，命运竟然选择莱茵河畔的勃劳瑙作为我的出生地，似乎是一种天意。因为这个小小的城镇座落在两个日耳曼国家的边境上，而我们年轻一代的人至少已把竭尽全力统一两国作为我们毕生的工作……在我看来，这个边境上的小城市成了一项伟大使命的象征。
这是一番自命不凡和自吹自擂的话。但是，他能由一名小镇上的农家子弟流浪到维也纳，而后再闯荡慕尼黑，直至在柏林大展宏图，除了祖先血液中的不安分、好闯荡的因素，眼观两国视野胸襟因之开阔的地域因素也是一个方面。只是具有这种祖传和地域造就的秉赋的人，最后却成了个恶魔，这就不能简单归因于家族遗传和地理环境，而更需从他的后天经历和时代环境找缘由了。
3.有过两个姓氏的私生子
希特勒父亲的生父是谁虽无定案，但他是一个私生子却是毋庸置疑的。他的养父约翰·格奥尔·希德勒是个到处打短工的磨坊工人，在下奥地利的各个村子串来串去，除了打零工挣零钱，爱情上也零零碎碎吃些“白食”，碰上谁家姑子嫂子有意，便成就一时鱼水之欢。
1824年，约翰·希德勒结了婚，五个月后就有了孩子。这可能是他娶了一个怀有他人孩子的弃妇，但亦有可能是他自己做事自己当，在游戏之中使对方怀了孕又不得不娶了她。他本来也许从此会好好过日子，可妻儿在产后就都死了。于是，他又开始了游逛的生活。十八年后，他娶了一个四十七岁的农妇，名叫玛丽亚·安娜·施克尔格鲁勃，她是施特罗尼斯村子的人。早在结婚前五年，1837年6月7日，玛丽亚就生过一个私生子，名叫阿洛伊斯，也就是希特勒的父亲。
人们推测，阿洛伊斯本就是约翰·希德勒和玛丽亚私通的产物，也就是说阿洛伊斯的继父或养父本就是他的生身父亲。约翰·希德勒是在游荡得厌倦了之后才想要一个家，并承担起了一个父亲的责任。尽管这个推测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缺乏确凿的证据。
约翰娶玛丽亚·安娜·施克尔格鲁勃之前，阿洛伊斯随母姓施克尔格鲁勃。既然阿洛伊斯成了约翰的儿子，按通常习惯他就该随新父亲而叫阿洛伊斯·希德勒了。但不知为什么，约翰竟没有想到在结婚后将这个儿子正式登记，所以这孩子一直到长大都叫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
安娜在1847年去世，失去约束的约翰难以按捺好闯荡的天性，又过起了闲云野鹤般的生活，从此杳无踪迹，不知云游到了何方。从他不对阿洛伊斯负责任来看，他不大可能是这个私生子的生父，否则他从创造这个孩子到遗弃他都是造孽。他不过是这个有二分之一犹太血统的孩子的养父而已。缺少父爱母爱也缺乏管教的阿洛伊斯因此养成了不安分的心性和恶劣的脾气，后来成了希特勒最痛恨的人。
约翰·希德勒直到八十四岁那年才重新出现在瓦尔德维尔特尔的威腊镇，这时他已改姓为希特勒。他当着三个旁证的面向一位公证人宣誓，说他就是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的父亲，然而这并不能够证明他就是希特勒的真正祖先。
有一种解释是：约翰的弟弟、阿洛伊斯的叔叔有一笔遗产，由于约翰不是阿洛伊斯的生父，他弟弟也就不是阿洛伊斯的亲叔叔，阿洛伊斯也就没有资格继承这笔遗产。约翰的迟到得太久的认子，不过就是出于这个原因。不管怎样，既然经过了宣誓公正，阿洛伊斯的姓氏就可以由母姓改为父姓了，他的非凡的儿子也就得以“希特勒”闻名于世、遗臭于史。
在阿道夫·希特勒古怪的一生中，有过许多次命运的奇怪转折，然而却没有比他出生前十三年的那一次更加奇怪的了。假如这个八十四岁的流浪汉没有在他妻子死后三十年突然归来，承认自己是他年已三十九岁的儿子的亲生父亲的话，阿道夫·希特勒的姓名就成了阿道夫·施克尔格鲁勃。有许多德国人这样猜测：要是希特勒以施克尔格鲁勃闻名于世的话，他是不是还会成为德国的统治者呢？
这个姓氏念起来是拗口而好笑的，要是狂热的德国群众高呼“施克尔格鲁勃万岁”以及在互相打招呼时不是简短地喊“希特勒”而是冗长的“施克尔格鲁勃”，那真是难于想象。希特勒年轻时曾对他的密友奥古斯特·库比席克说，没有比他父亲改姓更让他高兴的了，施克尔格鲁勃这个姓氏非常粗鄙俗气，且不说累赘拗口了。
“希德勒”也不好，太软；只有“希特勒”最让他满意，好听也好记。阿洛伊斯是由他的叔父养大的。他起初在希皮塔耳村学做鞋匠，但是他像他父亲一样毫无定性，不久就到维也纳去谋发展了。
十八岁的时候，他在萨尔斯堡附近，当上了奥地利海关的边境警察，九年后提升为海关税吏。他当警察不久就娶了一个海关官员的过继女儿安娜·格拉斯尔为妻，她给他带来了一小份嫁妆和社会地位。
但是这次婚姻并不美满。她的年龄比他大十四岁。身体又虚弱，一直没有生育。十几年后两人就分居了，再隔三年，她就去世了。
在分居以前，阿洛伊斯就与一个年轻的旅馆厨娘弗朗席斯卡·马茨尔伯格同居，她在1882年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名叫阿洛伊斯。在他发妻去世后一个月，他就同厨娘正式结婚。三个月后，生了一个女儿，名叫安吉拉。第二次婚姻历时也不久。
弗朗席斯卡在一年之内因患肺结核去世。两度丧妻不仅是阿洛伊斯的不幸，后来证明也是全人类的灾难，因为假如没有阿洛伊斯的第三次婚姻，也就不会有希特勒这个魔王出生了。当然，这样的假设是没有意义的，阿洛伊斯一波三折的婚姻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偶然，人类历史的一波三折则是一种必然。阿洛伊斯怎么知道他的第三次畸形婚姻会产生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呢？他只是需要一个妻子，需要占有—个他早就想得到的女人——他的外甥女、养女克拉拉·波尔兹尔。
4.近亲乱伦者之家
四十八岁的阿洛伊斯的新嫁娘克拉拉·波尔兹尔比她的堂舅、新郎整整小了二十三岁，他们已经相识很久了。克拉拉老家也是希特勒这一族的老家希皮塔耳。她的外祖父约翰·马·奈波穆克·休特勒，就是把侄子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或希特勒）抚养长大的人。
阿洛伊斯和他的祖先一样在同女人的关系上酷爱自由和浪漫。当他的第一任妻子尚在世时，他就以膝下空虚为由，将克拉拉领养过来做继女，而他的真实用心则是为自己培养一个候补妻子。克拉拉在勃劳瑙同施克尔格鲁勃夫妇一起生活了好几年，阿洛伊斯亲眼看到了这朵鲜花由含苞待放到盛开的全过程。他内心时时涌动着占有她的欲望，可是碍于名分，最主要碍于妻子他不敢轻举妄动。但他心中对那大他十几岁的妻子是厌烦的，而娇嫩的外甥女正好弥补了他爱情和生理上的需求。
在他的发妻病倒后，他打算等她一死就和克拉拉成亲。到这个姑娘满十六岁可以合法结婚的年龄时，就发生了他正式改姓和继承叔父遗产的事。他的妻子在分居后还拖着没有死，而他这时又和旅馆厨娘弗朗席斯卡好上了，对于娶克拉拉一事暂时不怎么上心，所以年已二十的克拉拉就离开了他家到维也纳去当女佣了。
在阿洛伊斯第二个妻子去世前，克拉拉又回到了他家，帮助照料病人。弗朗席斯卡去世后，家务都由克拉拉一手操持。阿洛伊斯和克拉拉这时事实上已经成了夫妻。
1885年1月7日，阿洛伊斯终于如愿以偿地娶了他的小爱人。因为他们的亲缘关系，结婚必须申请教会批准，罗马教廷恩准了他们。婚后四个多月，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古斯塔夫出世了，不幸的是这个过早的结晶没能活多久就夭折在襁褓中。1886年出生的第二个孩子也是如此，似乎是对他们近亲乱伦、放纵情欲的惩罚。第三个孩子能够顺利出生和成长，显见其强大的生命力，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1894年出生的第四个孩子埃德蒙活到六岁，终没能逃过命运的追索。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保拉生于1896年，寿命比她出名的哥哥还长。这样，加上阿道夫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小阿洛伊斯和姐姐安吉拉，阿洛伊斯家共有两男两女四个孩子。
克拉拉是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她精力充沛，勤劳善良，并信宗教。无论在她做佣人还是在做主妇时，这个家总被她管理得井井有条。对于这个家，她操劳了一生。为她长久治病的布卢克医生说她是一个和蔼安详、柔情依依的女人。她的全部精力都花在了孩子们尤其是阿道夫身上。对比她大二十三岁的丈夫，她也关怀备至，体贴入微，逆来顺受。
阿洛伊斯于1895年在林茨海关总局任职时，购买了霍菲尔德村的一幢房子连同三万八千平方米的地产，全家迁入此间。当年6月，他提前退休。他在家中是一个暴君，经常打骂孩子。有一次他把大儿子打得不省人事，另一次又几乎把阿道夫打死。他还经常在酒馆喝得酩酊大醉，由孩子们将他搀扶回家。到了家中，他就开始大发酒疯。退休后他靠领取退休金过活，更是经常酗酒，变得焦躁不安、易于激动，他要求家庭必须保持一种绝对的服从，这就导致了同日益长大成人的小阿洛伊斯的冲突。这种状况后来糟得令人难以忍受，以致小阿洛伊斯在十四岁那年离家出走。阿道夫则从此成了父亲的出气筒，尽管阿道夫是母亲的娇子，可柔顺的母亲也保护不了他。
阿洛伊斯的出走，据他儿子亦即阿道夫的侄子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后来说，主要是因为继母一直虐待他，并在他们父子间挑拨是非。父亲原准备送他到一所技术学校深造，希望他成为一名工程师。在第三次婚姻前，阿洛伊斯是十分疼爱大儿子的，并对他寄予厚望。克拉拉的挑拨使阿洛伊斯不再关心大儿子，并开始为阿道夫的教育积攒钱款。继母的计划终于如愿以偿了，而阿洛伊斯只得离家当了名小侍者，在一家饭店跑堂。这份职业当然不会让他满意。
阿洛伊斯一生中有好多时间在吃官司。1900年，他因偷窃被判了五个月的徒刑，1902年又因重犯前科而坐了八个月的牢。出狱后，他到伦敦当了名侍者。1909年他同爱尔兰姑娘布丽奇特·道林结婚。1911年生下威廉。1913年他抛家别子，独自到了德国。他的婚姻很不美满，仅在四年间，家庭就破裂了好几回。他的血液中有祖传的不安定成分，他们一家人都注定了要惹事生非。据说他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回家后大发酒疯，不仅打妻子，甚至还想打襁褓中的婴儿。夫妻曾分居了一阵，后来他就去了维也纳。
1924年，小阿洛伊斯因犯重婚罪被传上汉堡法庭，本来要判六个月的刑，但由于原妻未起诉，才免于“三进宫”。他同那不合法的德国妻子生了一个私生子。在这期间，他从没有给原来的妻子和孩子寄过钱。
小阿洛伊斯后来从事过很多行当。1934年，他在柏林开了家饭馆，以后，这家饭馆便成了冲锋队员们的聚合场所。据他儿子威廉说，阿洛伊斯在孩提时代就十分憎恨阿道夫，他抱怨母亲惯坏了弟弟，以至自己经常被迫做阿道夫分内的家务。
阿道夫也经常搞些恶作剧，使哥哥备受克拉拉的责骂，乃至父亲的处罚。阿洛伊斯常对人讲，他小时候经常拧阿道夫的脖子。阿道夫对同父异母的哥哥非常讨厌，在《我的奋斗》中他提都不提哥哥，也不许别人在他面前提到这个人。阿道夫态度倨傲，对所有亲属都要加以干涉、制约。
希特勒掌权后，兄弟俩仍无来往。据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阿洛伊斯在柏林郊区开了一家啤酒店，战争爆发后就搬到首都繁华的西区维登堡广场，从此顾客盈门，买卖兴隆。
阿道夫的异母姐姐安吉拉是个漂亮的姑娘，也许是这个家族中最正常的人。人们一致认为她既勤劳又善良，而且非常正直。小时候，尽管她十分埋怨母亲对阿道夫的宠溺，但还是非常喜欢这个弟弟。
1907年克拉拉去世时，留给了孩子们一小笔遗产。由于两个女孩最需要照顾，兄弟俩便把自己的—份送给了她们，阿道夫给了安吉拉，阿洛伊斯给了妹妹宝拉。后来，安吉拉嫁给了税务官拉包尔。
但很不幸，婚后不久，安吉拉的丈夫就死了，她又返回维也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她在一所犹太学校当食堂经理，在一次学生骚乱中，她曾想方设法保护犹太学生，使他们免遭袭击。
安吉拉对弟弟怀有深厚的感情。当阿道夫被囚于兰兹贝格时，安吉拉千里迢迢从维也纳赶来探望。1924年，她带着女儿吉莉迁居慕尼黑，并为希特勒管家，后来她又在伯希特斯加登为其管家。
此后一个时期，在纳粹党人圈子里就常听到他们谈起安吉拉为希特勒做的他非常爱吃的维也纳点心和甜食。她于1936年离开希特勒，嫁给德累斯顿的一位建筑学教授。
希特勒当时已是总理兼独裁者，对他的姐姐也有一种病态的占有心理，所以她的离去和结婚使他很不高兴，连结婚礼物也不肯送。也有人说，安吉拉的离去是因为和戈林密商在伯希特斯加登毗邻他的宅第处购置田产，这使希特勒老羞成怒，责令她离开。
安吉拉是阿道夫一家人中唯一一个在他后半生仍然密切来往的人。如果说有例外的话，那就是她的女儿吉莉·拉包尔，一个美丽的金发女人，希特勒一生中只有同她发生过真正的爱情。
这种爱情是希特勒对他姐姐的依恋的畸形转嫁，而从舅舅和外甥女近亲乱伦方面看，则完全是阿道夫父母的翻版。
比阿道夫小七岁的妹妹宝拉在孩提时代就同阿道夫难以相处，他们互相嫉妒和争吵，特别是当阿洛伊斯帮助宝拉时，他俩的关系就会僵。母亲克拉拉死后，宝拉的行踪一直是个谜。
直到很久以后，人们才发现宝拉穷困潦倒地栖身于维也纳的一个阁楼里。当时，她的职业是为一家保险公司抄写信封地址，人们都称她为沃尔夫太太。有一次，布卢克医生前去拜访她，希望她能代他向希特勒求情，允许他流放出国时携带一些钱财。医生敲了好几下门，不见回音。
后来，沃尔夫太太的邻居出来告诉医生，沃尔夫太太脾气很古怪，从不见任何人，并答应替医生转交信。于是，医生在信上详细谈了自己的困难。第二天，他抱着能同她面谈的希望，又来到那里，然而邻居只对他说宝拉愿意尽力帮助他。事情就此结束。
据说，从母亲克拉拉去世到1933年希特勒当上总理这段时间里，宝拉和希特勒形同路人。希特勒从未在任何场合提到过宝拉，只是每月给她一小笔生活津贴，使其免遭贫困，避开舆论的关注。
1939年，威廉在拜罗伊特的庆典大会上遇到宝拉，那时她以沃尔夫太太的称呼出席庆典。希特勒也从未向任何人说她是自己的妹妹，只说她有些弱智，不爱讲话。
希特勒就是诞生和成长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并在这个家庭中受到熏陶和影响。
5.对父亲的反抗
在希特勒父亲退休的那年，年满六岁的小阿道夫被送进林茨西南不远的菲许拉姆村的公立学校读书。由于他父亲按捺不下心来靠养老金安安静静过活，因此在林茨附近的许多村子里搬来搬去，希特勒也不断更换学校。
到阿道夫十五岁时，他已搬过七次家，换了五个学校。有研究表明，小时候改变居住环境对人的智能大有好处，希特勒也许由此受益了吧。
但这对阿道夫的人际关系和秉性却没有好处。因为不断地变换同学，使他不能和他们建立友谊，更多的是由陌生而引起的戒备和敌意。当同学欺负而使他受到委屈时，他仇恨世界的种子也许就悄悄埋下了。
阿道夫·希特勒一生只有一个密友，这与他小时候人际关系不和谐是有关的。他没能好好和人接触、亲近，没能感受到友爱，也不会对别人表示友爱。加之在家庭中与父亲、兄妹的冲突，更造成了他孤僻、冷酷的心性。1896年9月，七岁的希特勒被送进兰巴赫县老本笃派修道院的教会学校上二年级。他被吸收为修道院唱诗班成员。这是他日后津津乐道的童年经历。
在神圣宁静的教堂中，有清脆的童声在回荡，小阿道夫的心灵受到了净化。家庭和学校中的烦恼不快全部融化在上帝的声音中。那时，他对院长哈根的纹徽发生了兴趣。那是一个“卐”字，象征捕狼的陷井。谁知道若干年后这个纹徽会成了纳粹党的党徽，成为屠杀羔羊的屠宰场的标记。
教会节庆是希特勒最快活的日子，那富丽堂皇的场面令他陶醉。他置身其间，仿佛置身于绚丽迷人、无忧无虑的天国。他唱着赞歌，从心底里感到了上帝的无处不在，并愿意为他献身，想要和他合而为一。那一刹那，他产生了想当神职人员的念头，过一种宁静的、内心充满了虔敬信仰的生活。
但当他走出教堂，他的心境便改变了。除了母亲让他稍感安慰，他对酒鬼父亲和乱哄哄的家庭生活充满了厌恶之情。他不爱接近同学，同学也不来接近他。他孤僻，内心狂躁。他倒是真需要上帝，可是上帝不需要他，他还得朝他的魔鬼生涯走去。
1900年8月，阿道夫小学毕业，成绩令人满意。他被送到林茨去上中学。这需要他父亲破费一点钱财，也说明他希望阿道夫继承自己的衣钵——当一个公务员。因此才不让儿子上文科中学，而硬要他上普通中学。然而，这却是儿子的最不想做的事。
从现存的两张他小学时和初中时的全班合影来看，小学生希特勒站在最高一排正中央，两手交叉在胸前，神气活现；另一张林茨中学时的全班照上的希特勒站在后排边上，一脸不满相，毫无自信心。他从内心里不愿当“国家公务员”。
希特勒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才十一岁，就不得不第一次违抗我父亲的意愿……我不想当公务员。”
他在《我的奋斗》中以诚恳的态度详尽而如实地记载的传记性事实并不多，他在十岁刚出头时顽强地同他冷酷刚愎的父亲的坚决斗争则是其一。下面是他的自述：
我不要当公务员，不，不。我父亲为了要使我热爱这个职业，对我讲了些他自己一生经历中的故事，但是这一切努力的结果适得其反。我……一想到坐在一间办公室里，被剥夺了自由，不能再自由支配我的时间，不得不把我的一生花在填写各种各样的表格上面，心中就感到作呕……有一天，我终于决定要做个画家，做个艺术家……
我的父亲听了吃了一惊，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什么，画家？艺术家？”他疑心我发疯了，也很可能他以为听错了或者理解错了我的话。但是一等到他弄清楚了以后，特别是他意识到我不是开玩笑以后，他极其坚决地反对这个打算……“艺术家？不行！只要我还剩一口气，我决不答应！”……我父亲决不改变他的“决不”，而我却加强了我的“决心”。
这场父子冲突第一次表现了希特勒的坚强不屈的个人意志，这种意志日后终于使他克服了别人看来是无法克服的重重障碍和困难而达到了他那样的成就，而且使反对他的人目瞪口呆的是这种意志使得德国和欧洲盖上了一个无法抹去的烙印。
希特勒后来说，这次冲突的一个结果是，他在学校里就不再好好学习了。“我想，我父亲发现我在中学里成绩不好以后，就会让我实现我的梦想，不管他是否愿意。”他说，学校的功课“使我喜欢的我就学，我觉得没意思的或者对我没有吸引力的，我就罢学”。
三十四年后希特勒说的这些话，未必都是实情，可能有一半是为他在中学的不光彩历史作辩解。他小学时成绩良好，中学时却一塌糊涂，以至在林茨中学没有得到应有的证书，不得不转学到距林茨相当远的希太尔州立中学，他在那里也没能呆多久，未毕业就离开了。
6.“我最讨厌的中学老师”
希特勒与父亲的冲突使得他讨厌学习，上了普通中学后成绩一团糟。志愿受挫也许只是他学习失败的一个方面。他的一位老师——爱德华·休麦，曾经指出了他成绩不好的个性因素：
希特勒肯定是有天资的，虽然只是在某些学科方面，但是他缺乏自制力，说得客气一些，他好强辩，刚愎自用，脾气暴躁，不能遵守学校纪律。他也不用功，否则有他这样的天赋，他就会有好得多的成绩。
希特勒却因自己的不光彩历史而迁怒于他的老师们。他对他们没能给他好成绩而耿耿于怀，反过来嘲笑他们的学位、文凭和学究气。这种情绪甚至在他临死前三四年还依然强烈。
当希特勒在最高统帅部里忙于军事战略、战术和指挥上的安排的时候，他也常常抽出一个晚上，同他党内的老伙伴回忆他年轻时候碰到的教员怎样愚蠢。这个疯狂的天才这时已是亲自指挥部署在伏尔加河到英吉利海峡的大军的最高统帅了。
希特勒的这种聊天内容还保留下一部分，就在《希特勒秘密谈话录》里：
想到提任过我的教师的那些人，我就觉得他们大多数都是有点疯癫。提任好教师的人是例外。这种人居然有权阻挡一个青年的道路，使人觉得真是可悲。
——1942年3月3日
我只要回想起教过我书的教师来就很不愉快。他们的外表极其不洁；衣领不整……他们是没有个人独立思想、无知之至的无产阶级的产物，非常合适充当一种腐朽的政府制度的支柱。这种制度，谢谢上帝，现在已经成为过去的事了。
——1942年4月12日
我一想到我上学时的教师，我就觉得他们之中有一些人是不正常的……我们旧奥地利的学生受到要尊敬老人、妇女的教育。但是对于我们的教师，我们毫不客气！他们是我们天生的敌人。他们大多数都有点神经错乱，不少人后来真的发了疯！……我同教师的关系特别不好。我对外文一点也没有天赋——也许可能有，要不是那个教员是个天生白痴的话。我一看见他就感到憎恶。
——1942年8月29日
我们的教师都是专制魔王。他们一点也不同情年轻人；他们的唯一目的是要填塞我们的脑袋，把我们变成像他们那样的博学人猿。如果有学生显出一丝一毫独创性，他们就要无情地折磨他，我所认识的一些模范学生后来在社会上全失败了。
——1942年9月7日
很明显，希特勒直到临死的时候，还忘不了也不能原谅他的教师给了他极差的分数。但是，他却能把实际情况歪曲到可笑的程度。
他的教师在他成了世界名人以后回忆起当时对他的印象，也有简短的记载。希特勒似乎还喜欢的少数教员中，有一个是教过他科学的西奥多·吉辛格老师。
吉辛格后来回忆说：“就我来说，希特勒在林茨中学既没有留下好印象，也没有留下坏印象。他在班里肯定不是出类拔萃的。他身材细长挺直，面孔苍白瘦削，几乎像是一个生肺病的人。他的眼睛常常睁得大大的，闪闪发光。”
希特勒的成绩虽然极差，可对绘画和历史极感兴趣，成绩尚过得去。林茨中学有—位历史教员，名叫利奥波德·波伊契，是一个泛德意志主义者。他的家乡在南部同南斯拉夫地区接壤的德语边疆地区，他在那里遇到的种族纠纷的经历使他成了一个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他利用讲授历史的机会向学生讲授德意志民族历史故事，这些故事深深打动了希特勒尚未成熟的心，对希特勒的思想产生了极大影响，使他很快就成为哈布斯堡多民族帝国的反对派，也成了一个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
虽然这位历史老师给希特勒的历史分数不过是“中”，他却是在《我的奋斗》中受到热烈赞扬的唯一教员。希特勒非常愿意承认受到这个人的教益。希特勒说：
我有幸得到了一位懂得很少人懂得的……去芜取精的原则的历史教员。这对我后来的生涯也许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林茨中学我的教师利奥波德·波伊契博士的身上，这个条件得到了真正理想的满足。他是个温和但严格的长者，不仅能以其滔滔不绝的口才吸引我们的注意，而且也能够使我们听得出神。即使到今天，我还怀着真正的感情怀念这位头发斑白的人，他的激烈言辞有时能使我们忘记现在，好像变魔术一样把我们带到了过去的时代，穿过重重的时间之雾，使枯燥的历史事实变成生动的现实生活。
我坐在台下，心中常常燃烧着热情，有时甚至感动得落泪……他利用我们萌芽状态的民族热情作为教育我们的手段，常常唤醒我们的民族荣誉感。
这些教员使历史成了我最喜爱的科目。
事实的确是这样，虽然他并无此意，我却正是在这个时候变成了一个年轻的革命者。
大约三十五年以后，即1938年，希特勒总理在强迫奥地利并入第三帝国后到奥地利各地进行胜利的巡视，他特地在克拉根福停下来探视当时已经退休的老教师。他很高兴地发现，这位老先生是在奥地利独立时期被取缔的地下纳粹党冲锋队的队员。他同这位老先生单独谈了一小时的话，后来告诉党内同志说：“你们想象不出我得益于这位老人有多么大。”
7.成绩单作了手纸
1903年，希特勒的家庭发生了重要的变故。1月3日，他的父亲阿洛伊斯·希特勒因肺出血溘然去世。他的病是早晨散步时发作的，几分种以后就在附近一家客栈里死在一个邻居的怀中。
当他的十三岁的儿子看到他父亲的尸体时，不禁痛哭失声。他的母亲当时四十二岁，搬到林茨郊外马尔法尔一所简陋的公寓去住，靠不多的积蓄和养老金抚养两个遗孤——阿道夫和宝拉。
正如希特勒在他的《我的奋斗》中所说，她觉得有义务按照丈夫的厚望继续让她儿子上学——“换句话说，要我学做公务员的行业”。不过，虽然年轻的寡妇很溺爱她的儿子，而且他似乎也很爱她，他却“比以前更加坚定地下定决心不愿干这个行业”。因此，尽管母子间感情很深，却还是存在着矛盾，阿道夫继续荒废他的学业。
1904年秋，十五岁的希特勒在母亲的督劝下，经过补考，终于初中毕业，转到施太尔的州立中学上高中，独自借居在格林广场十九号。次年6月，克拉拉以一万克朗之价卖掉莱昂亭的房产，实得7480克朗，带着宝拉迁到林茨洪堡街31号居住。高中一年级上学期结束，阿道夫的成绩单上写着：德语、数学、法语、速记四门不及格。由于苦闷和恼火，他和几个同学一起到一家农村酒店去喝酒，越喝越起劲，淋漓尽致地发泄了一通，结果喝得酩酊大醉。他喝酒后上了趟厕所，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把成绩单当了手纸。
回家的路上，他走不动了，瘫倒在路边。一直睡到第二天清晨。一个早起的挤奶姑娘发现了他。将他扶了回家，房东太太问他要成绩单，他一摸口袋才想起已丢进粪坑了。他只好回到学校补领，被校长狠狠训了一顿，他发誓这一辈子再不喝酒了。虽然他后来在许多国内国际大事上言而无信，可这个誓言倒是终生恪守的，他以后不仅不喝酒吸烟，而且还素食。
将成绩单当手纸的事，有人记叙说是在他高一下学期结束后的事。这件件事是1942年1月8—9日晚上他在最高统帅部里回忆过去时讲出来的，他本人也可能记不准时间了。
希特勒高一下学期的成绩单也只配作手纸。那上面记着——品行：满意；勤奋：尚可；德语、数学、物理、化学：及格；几何绘图和画法几何：补考后及格；宗教课和唱歌：满意；体育和自由绘画：优秀。他完全学不下去了，可他的母亲仍然对他寄予厚望，要他完成学业。
母子间为此争执不休，彼此痛苦。这时候，“一场疾病突然帮了我的忙。在几个星期内决定了我的前途，结束了永无休止的家庭争吵”。他在快满十六岁时得了严重的肺病，至少不得不停学一年。他被送到希皮塔耳故乡，在他姨母家休养了一个时期。
农村的新鲜空气以及摆脱了烦人的学业后的愉快心情，使他恢复得很快。病好后，他暂时回到学校。医生告诉他的母亲，像他这种身体将来不能当职员。于是克拉拉只好同意他退学，把成绩单当手纸的阿道夫从此就离开了他恨之入骨的普通中学。
8.退学以后更快活
退学后的两三年是希特勒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如《我的奋斗》中所言：“好像梦幻一般。”虽然他的母亲劝他，他的亲戚也催促他去做工，学一个行业，他却陶醉在将来做艺术家的美梦里，在多瑙河畔逍遥闲荡。他永远忘不了十六岁到十九岁这一段年月里“懒洋洋的日子”，做“妈妈的心肝宝贝”，享受“空虚的舒服生活”。虽然体弱多病的母亲靠微薄收入很难维持生计，年轻的阿道夫却不愿出外谋生来帮助母亲。用任何正当职业来维持哪怕是他个人的生活，对他来说都是想也不愿想的，而且毕生如此。他天生有着不安分的血液，注定要过一种非凡的生活。
希特勒之所以觉得快成年的这几年这么快活，其原因显然是因为可以不必工作，这就使他有时间去沉思梦想。他白昼在城市街头或乡间田野闲荡，向同伴畅谈社会流弊和纠正办法；夜晚埋头读书，或者在林茨，或者在维也纳歌剧院的后排座位后，站立着出神地谛听理查德·瓦格纳的神秘的异教音乐。
这时的希特勒是一个面容苍白、沉默寡言的人，但是在听到不同意见时，也会突然发出神经质的怒言。
这几年最大的快乐，应该是他对一个漂亮女孩的自以为是的深深的爱情。这位迷人的金发少女名叫斯蒂芬妮，是希特勒的近邻。
希特勒在林茨的兰街大街上和母亲—起散步时，经常碰见他的心上人。他常常悄悄地久久地凝视她，在心中幻想她也注意到了他，并且敬仰他、爱慕他，用她的轻柔的小手来爱抚他。他仿佛看见她冲他微笑，朝他走来，像一个有翼的小天使，带着他一起在艺术的天空飞翔。
然而他的这种单相思情感一点也不曾为她所察觉。她像一片彩云在他的世界里飘来飘去，却从不曾为他驻足和回眸。而希特勒也似乎满足于这种单相思，满足于自己的白日梦，他从来没有作丝毫努力来同她结识，而像许多其他东西一般，宁愿把她保留在他的幻想驰骋的心灵世界里。
他后来成为独裁者后所追求的不也是这么一种不确定的空幻的东西吗？支配他种种不可思议之行为的不也是一种狂想的白日梦吗？
每个恋爱中的少年都是诗人，希特勒也不例外。他本来就有艺术气质甚至是天赋，在爱情的激发下，他的诗情迸发了。
他给她写了许多爱情诗，用各种各样的美丽词句来赞美她，尽情地表达自己的种种微妙感受和甜蜜心情。
只是这些诗从不曾寄给她一首。“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这小诗人之意似乎也不在得到爱人的实体，而只有在想象中、在精神上占有她就满足了。
他需要有人分享他的快乐，来听他的情诗朗诵，尽管这听众本该是斯芬蒂妮，可腼腆的他却只敢念给亲密的好友库比席克听。他的《献给心爱的人的赞歌》连库比席克都为之感动。
在这些爱情诗里，斯蒂芬妮成了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少妇，她身穿一件随风飘扬的深蓝色天鹅绒长袍，骑着一匹白马，驰骋在百花盛开的草地上。
在世人心目中，希特勒只是个冷酷的魔王，是个刻板的变态的政治家。但事实并非如此。库比席克在《我所认识的少年希特勒》一书中，对他这个同伴去维也纳过流浪生活前四年的情况作了一番很有趣味的叙述。这番描绘不仅填补了德国元首一生传记的空白，也纠正了此前人们对希特勒早年性格的错误印象。
希特勒也曾有一颗丰富、活泼、有灵气、有情味的心，只是在后来的政治生活中才被折磨得冷酷，况且那外表的冷酷仍潜藏了一股温情，只是一般情况下难得表现出来。希特勒虽然下定决心要做艺术家，最好是做画家，否则至少也要做个建筑家，但是他在十六岁时，已对政治表现出非凡的兴趣了。当时他对哈布斯王朝已经有了强烈的憎恨，对于凡是日耳曼的一切，都有着同样强烈的热爱。
十六岁的时候，希特勒已经成了一个至死不改的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只是这种思想在他艺术家的梦想破灭前尚未引起他自己的惊觉，但要不了几年，它就会推动他去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尽管过了这么久的闲荡生活，他似乎很少有一般少年所有的无忧无虑的心情。世界大事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的快活的日子渐渐失去了魅力。
希特勒的注意力渐渐转移了，转移到他一生中应该注意的方面，那是天命所在。库比席克后来回忆说：“他处处只看到障碍和敌意……他总是碰到什么东西同他作对，总是同世界闹别扭……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把什么事情看得很开的。他是自己给自己找别扭。譬如斯蒂芬妮，并非她给了他挫折，而是由于他胆怯、消极、耽于幻想，不敢付诸行动、大胆追求，所以他的挫折感是自己的个性造成的，他用阴暗的心理看世界，世界就更让他不满意。他再也感觉不到快活了，他开始感到别扭，也开始给这个世界带来别扭。”
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厌恶学校的青年人忽然喜欢起读书来，参加了林茨成年教育图书馆和博物馆学会，大批大批借阅图书。据他的少年友人回忆，希特勒总是埋首在书堆里，其中最喜欢阅读的是关于德国历史和德国神话的著作。
林茨只是一个外省城市，满足不了这个不安分的少年的心。金碧辉煌的巴洛克式的帝国首都维也纳在向这个雄心勃勃、幻想驰骋的青年招手了。他告别了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要去寻找苦难和制造苦难。
9.不及格的艺术考试
希特勒的艺术家之梦在认识库比席克后更加狂热。因为库比席克正是一名维也纳音乐学院的学生，后来成为作曲家和指挥家。希特勒在他影响下学习了四个月钢琴，在当地歌剧院观看了瓦格纳的全部歌剧，同时还自学了绘画，绘制剧院桥梁、城市、公路和建筑草图。他开始想入非非，带着母亲和亲戚们凑的一些盘缠，到维也纳去混了两个月。
一切都使他目眩心迷。他成天在街头闲逛，兴奋地瞻仰环城路附近的宏伟建筑、歌剧院；剧场中所看到的景象，更使他眼花缭乱，如醉如狂。他打听了维也纳美术学院的入学手续后才回家，心里也构思好了下一次的出征。这时，他母亲因患小乳肌恶性肿瘤在林茨医院开刀。手术后，克拉拉自知不久于人世，便佯作好转之状。10月间，希特勒动身去维也纳报考美术学院。
这个充满幻想和信心的青年挟着他自己创作的一大包画登程了，他“坚信能够儿戏般轻易地通过考试”。维也纳美术学院坐落在席勒广场上。这回的考生总共一百一十三人。头两天为“考场创作”，每场两个小时，考生从以下四组题目中任选两题当场完成。
第一场的考题是：
（1）逐出伊甸，狩猎，春，建筑工，死亡，雨。
（2）浪子回头，出逃，夏，伐木工，悲哀，火。
（3）该隐杀死亚伯，回乡，秋，车夫，欢乐，月夜。
（4）亚当和夏娃找到亚伯的尸体，告别，冬，牧人，舞蹈和暴风雨。
第二场的考题是：
（1）大洪水轶事，圈套，清晨，农夫，音乐，祈祷。
（2）三圣王，逃亡：（追捕），正午，乞丐，占卜女，遇难。
（3）乐善好施的撒马利亚人，朝圣者，余暇，渔夫，讲童话的女人，掘宝者。
（4）参孙被缚，散步，黑夜，奴隶，和平，导师。
三十三名考生被淘汰，希特勒进入第二轮“评议习作”，即评议考生平日的画作。希特勒交出他那“一大包画”，“焦急万分但又骄傲自信地期待着揭晓”。但是，从维也纳美术学院的甄别名单上的记载可以看到，他挨了当头一棒：
下列诸生考试成绩不良，不予录取
……
阿道夫·希特勒
籍贯：莱茵河畔的勃劳瑙
生日：1898年4月20日
民族：日耳曼
宗教：天主教
父亲职业：公务员
学历：中学四年
考题：人头像
评语：试画成绩不够满意
最终，一百一十三名中仅有二十八人被录取。希特勒于心不甘也不服气，跑去找院长论理。院长告诉他，他带来的画“无可争辩地”表明他“不适合当画家”，说他的能力“显然在建筑领域上”。希特勒想报考建筑学院，这需要高中文凭，他却拿不出来，只好悻悻地离开了席勒广场上哈森设计的堂皇建筑。
真是祸不单行，又一个噩耗向他袭来。犹太医生爱德华·勃洛赫告诉希特勒，他母亲又患了致命的乳腺癌，于是，他回到林茨。
1908年12月21日，林茨开始披上圣诞节的盛装时，阿道夫·希特勒的母亲闭上了双眼。两天后，她被葬在利昂丁丈夫的墓边。母亲的死去，对于这个没有职业的青年来说，无疑是个可怕的打击。
希特勒说：“我敬畏父亲，却爱母亲，她的去世使我的宏愿突然不能实现。贫困和残酷的现实迫使我作出一个迅速的决定：我面临着想办法谋生的问题。”安葬时，希特勒大哭了一场，后来他在自己的住处只挂母亲的遗像，同人交谈时也很少提及父亲，这大概是老阿洛伊斯没有尊重他的志愿的缘故。
父母的去世，使十八岁的希特勒和十一岁的宝拉成了孤儿。当监护人、莱昂亭县长约瑟夫·迈尔霍弗料理遗孤养育费和遗产继承事宜时，希特勒早年的倔强劲又上来了，他“要当建筑师”，“不要遗产，自谋出路”。
他并无一技之长，又一向轻视体力劳动，从来没有想靠自己的力量赚一分钱。但是，他并不担心。他向亲戚告别，发誓他“若不得志，决不回乡”。房东太太的母亲住在维也纳，并且认识宫廷歌剧院舞台美术设计主任兼工艺美术学院教师阿尔弗雷德·罗勒教授。房东太太出于同情心，请她母亲替希特勒写一封介绍信给罗勒教授。就这样，希特勒只身一人前往维也纳，追逐他的目标去了。他后来回忆这次壮行时写道：
我手中提着一只装替换衣衫的衣箱，心中怀着坚定的意志，动身到维也纳去，我也希望从命运手中夺取我父亲在五十年以前取得的东西；我也希望“有所成就”——但是决不做公务员。
10.“我一生最悲哀的时期”
1908年2月中旬，希特勒来到维也纳。他同库比席克合租了一间房。经罗勒教授介绍，他跟雕刻家潘霍尔策上艺术课，平日到宫廷图书馆读书。他仍希望成为一名艺术家。1908年9月中旬，他再次报考“国家艺术学院”。第一天考试的内容是画一张“逐出天堂”。希特勒认为，是命运选择了这个题目和他个人的处境巧合。第二天，当他发现考试的作业是画一幅“巨大洪水的一个插曲”的图画时，他一定感到命运在捉弄他了。在当时的场合下，这些特殊的题目一定激起了他强烈的情感反应。
因此，他无法全力以赴。艺术评论家认为，即使他的成绩不大好，他也具有某种艺术才华。然而考官的评论却是：“才气太少了。”希特勒做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的美梦再一次破灭了。
希特勒依靠父母的遗产和遗孤养育费过了一段惬意的日子。他中午起床后身穿燕尾服，头戴大礼帽，白手套中握着文明棍，上街散步，逛公园，进博物馆，到咖啡馆吃甜点心、看报，晚上去歌剧院。他的钱渐渐用光了，不得不搬出租住的房子，住到只有铺位的鸡毛店里，后来又搬到一幢同样简陋的单身宿舍栖身。他不想学什么手艺行业，或者从事任何正常的职业。
相反，他宁愿干些杂七杂八的零活，扫雪，拍打地毯，在铁路西站外面扛行李，有时候干几天工地小工的零活。在一家建筑公司当临时小工时，他虽然潦倒不堪，却矜持而不甘示弱，认为自己的“衣服还是整齐的”，不愿加入工会与无产阶级为伍，因而和工人们相处极不融洽，并因信仰问题和他们争吵，以至被工人们赶走。
在没有工作实在无法生活下去时，他只得在施粥站排队领取一点救济食物充饥，甚至沿街乞讨。因为没钱交房租，他一度成了一个流浪汉，经常夜宿在公园中的长椅上，或随便哪家的大门洞里，而白天则在小酒店和候车室中以廉价的食品充饥。
直到1909年圣诞节的前夕，他终于把自己的最后一点冬服典当一空，失魂落魄地进入麦德林的一个流浪者收容所。后来，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把维也纳的生活称作“一生中最悲哀的时期”，“贫困与不幸的五年”。他这样写道：
对许多人来说，维也纳是个尽情享乐的天堂、寻欢作乐的场所，但是对我说来，他却是我一生中最悲哀的时期。即使在今天，这个城市在我心中也只能引起不愉快的想法。对我说来，这个逍遥自在的城市的名字，所代表的就是五年艰苦贫困的生活。在这五年中，我被迫为生计奔波，开始当小工，后来当小画家。收入之微薄，不足以填充我每日辘辘的饥肠。
他说到那些日子，总不免要提到饥饿：
当时饥饿是我的忠实伴侣，他同我形影不离……我的生活就是同这个无情的友人进行的一场长期搏斗。
尽管希特勒生活困苦，但在收容所里仍要显示自己与众不同。他向他的伙伴吹嘘自己是位油画家，一位读过很多书的艺术家。这些流浪汉白天出外做零星杂活，晚上谈论国家政治。他们经常在一起辩论，希特勒总是歇斯底里地同他人发生争吵。兴浓之余，他们高唱“守卫在莱茵河畔”之歌。当他们唱到“我们德国人只怕天上的上帝，其余地上的东西没有使我们可怕的”的时候，那滑稽的场面真是令人捧腹不止。
在收容所里，希特勒结识了学版画的流浪汉莱因霍德·哈尼施，两人成了朋友。哈尼施后来写了一本回忆录，书中写道：“我从未见过如此一个被绝望淹没了的生命，除了低头叹息之外，他也不会做别的事情。有一次我问他‘你究竟在等待什么？’他的回答是‘我自己也不知道’。”
后来在哈尼施的鼓励下，希特勒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两人约定合作，希特勒作画，哈尼施拿去兜售，收入平分。圣诞节前，这对难兄难弟搬进了专供年收入不到一千五百克朗的人居住的梅德曼街上的简易公寓。希特勒后来说：“1909年至1910年之交，我的处境略有改善，我已经独立工作，当小画师和水彩画家。”哈尼施也认为，“订货蛮不错，凑合能生活”。希特勒照风景明信片或旧铜版画仿作，也画风景与人物，还有化妆品、皮鞋、女用内衣等的广告，月收入一百克朗左右。
1910年8月初，希特勒到警察局告哈尼施卖出他的两幅画，少给了他二十八克朗，哈尼施为此蹲了一周班房。两人从此分手。希特勒先托匈牙利犹太人诺伊曼帮他卖画，后又自己兜售。他的买主多是犹太商人和小贩。
维也纳的环城街上有歌剧院、艺术史博物馆、自然史博物馆、实用艺术博物馆、议会大厦、市政厅、园艺厅、大学、城堡剧院等，均系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建筑，以其浮华的装饰使这座奥国京城获得“繁荣”与“安全”的外观。希特勒偏爱这种风格的建筑，它们成了他百画不厌的题材。希特勒对艺术的看法，受叔本华的影响最深。叔本华认为，艺术作品应被理解为对人生的启示，应使人们像趋近君王似的谦卑地去趋近它们。正因如此，希特勒后来大兴土木，营造“纪念碑”式的建筑，用以象征“千年帝国”和“世界统治”。
此外，希特勒还推崇浪漫主义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瓦格纳早年丧父，性情粗野，读书不成，怨天尤人；走上社会后，放荡不羁，孤芳自赏，憎恶犹太，一心想出人头地。希特勒读瓦格纳的自传，仿佛看到了自身，他在自传中自诩从青年时代起在政治上和艺术上都是一个“革命者”，其实他只是一个满腹牢骚的失意者。
希特勒指责学校“扼杀天才”，只给“鼠辈”开放绿灯，“连俾斯麦和瓦格纳”也都得到了错误的评价。他埋怨“这个浅薄的世界”只注意他手里有没有文凭，却不晓得他比数以十万计的知识分子学得更多。
希特勒没有瓦格纳的才华，却梦想着成为德国第一流的建筑师，用他的艺术“为后世指点道路”。
希特勒虽然落魄维也纳，却鄙视同样的沦落者，自以为鹤立鸡群，引颈望着上流社会的文艺沙龙。当哈尼施初见他问他有何职业本领，希特勒自吹自己是“画师”（Maler）。
但是Maler也可作油漆匠解释，而他显然更像个油漆匠。所以哈尼施说：“油漆匠这行当可以挣大钱呀！”希特勒明白过来后，感到受了侮辱，怒气冲冲地说，他不是那类Maler，而是“文化人和艺术家”。
希特勒要用这种怒气来掩饰心底深处的恐惧感，他怕从原来资产阶级的立场跌到社会底层去。
这件轶闻笑料后来被希特勒的政敌用来攻击他，嘲笑他不过是一个房屋油漆匠。
经过四年最悲哀的岁月，希特勒终于没能成为艺术家。这是他的暂时的不幸，却将给人类带来更大的不幸，因为维也纳的流浪生活使他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他自己所言：“在这个时期，我形成了一种世界观，一种人生哲学，日后成了我一切行动的巩固基础。”
这是一种极度扩张自我和反人道、违天理的哲学，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带有变态和疯狂的空想主义的世界观。在此支配下，希特勒随着时势的潮流，一步一步地展开了他的魔王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