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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是我国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光辉范例。自治区成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全区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回汉儿女同心同德，奋发图强，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都取得了可歌可泣的成就，初步昭示了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伟大胜利。
第一节自治区宣告成立首府地位初步确立
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项基本政策，开创了世界各国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成功范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宁夏是中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中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一个。回顾五十年前激动人心的岁月，银川人有无尽的感慨：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唯有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才能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
一、积极做好自治区筹备工作
为了加快自治区筹备工作的步伐，1957年6月7日，国务院举行第五十一次全体会议，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乌兰夫副总理所作的《关于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报告》后，通过了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决议。决定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提请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批准。国务院举行第五十一次全体会议，在听取和讨论决定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行政区划，包括银川专区、吴忠回族自治州、固原回族自治州及平凉专区的隆德县、泾源回族自治县，共辖2市17县，面积6.64万平方公里。中共中央于1957年11月初决定成立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作委员会，由刘格平等11名委员组成，开始进行各项筹备工作。1958年6月，国务院决定成立由15名委员组成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任命刘格平（回族）为主任，马玉槐（回族）、吴生秀为副主任。在6月中旬召开的自治区筹委会成立会议上，讨论通过了自治区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财政预算报告等5个重要文件的决议，通过了关于撤销吴忠回族自治州、固原回族自治州、银川专署和设立固原专署及改泾源回族自治县为泾源县的方案（此方案经同年9月5日国务院第七十九次全体会议批准生效）。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后，随即全面担负起了自治区的行政领导工作，先后召开了4次全体委员会议，通过了15项议案，在领导全区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确定自治区机关的机构设置、研究起草《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加强对基层普选工作领导及选举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自治区筹备过程中，在中央和兄弟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大力支援下，重点加大了工业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及文化教育建设投资力度，突出抓了首府银川市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工作，为自治区的成立和起步创造了重要条件。从自治区首府银川市在宁夏省建制撤销后未再安排省会城市建设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把改变银川市城市建设极端落后面貌作为重要任务，着重抓了基本建设的设计施工和建设投入运行，以解决生产、办公用房和职工住宅的急需，动员干部、群众突击新建10万平方米的简易平房应急。1958年5月，动员银川地区广大干部参加义务劳动，突击修建了简易大型体育场；1958年7月19日，开通了银川市两路公共汽车，宁夏境内首次有了市内公共汽车运营；1958年8月1日，纵贯宁夏中北部的包兰铁路在银川接轨通车，结束了宁夏不通火车的历史；1958年9月15日，坐落在银川市的宁夏师范学院、宁夏农学院、宁夏医学院等3所高等院校建成招生，结束了宁夏没有正规高等院校的历史；1958年10月20日，在银川起降的北京至兰州航空线正式通航，结束了宁夏没有民航航班的历史。
同时，为了支援和发展宁夏的文化艺术事业，自治区成立前夕，在中央有关方面的支持和协调下，在首府银川市，由中国京剧院四团划归宁夏组建宁夏京剧团，上海华艺、光艺、红花越剧团选拔部分演员组建宁夏越剧团，并在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舞团、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话剧团、全国总工会工人文工团和话剧团、中国杂技团等文艺团体部分演员来宁支持下，分别组建宁夏歌舞团、宁夏话剧团、银川杂技团，使专业文艺表演团体从无到有，初步活跃繁荣了群众文化事业。
1958年夏，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听取了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委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委会关于筹备工作情况的汇报。邓小平、李富春对自治区筹备工作的进展给予肯定，并对宁夏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希望宁夏各级领导带领回汉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搞好宁夏的社会主义建设。
二、自治区宣告成立，首府地位初步确立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58年10月24日至30日隆重召开。10月25日，会议选举产生了由35名委员组成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刘格平（回族）当选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马玉槐（回族）、吴生秀、王金璋、王志强（回族）、马腾霭（回族）、郝玉山、黄执中当选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正式宣告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银川市被定为自治区首府。
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的社论，银川市各族各界群众2万多人隆重集会，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伯渠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以及北京、新疆、甘肃、青海等全国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代表团专程前来祝贺并出席成立大会。在庆祝大会上，林伯渠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各民族的共同愿望，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把钥匙，在回族中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个政策的巨大优越性。他指出，在民族关系大发展时期成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承担着光荣的责任，今后的任务是：“要团结自治区内各民族人民，贯彻实现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在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巩固人民公社制度的同时，积极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加速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大跃进，争取在最短期间内彻底改变自治区的面貌，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并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贡献出最大的力量。”林伯渠的讲话指出各民族间的大团结、大协作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保证，是宁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性指针。
会议期间，全国人大、国务院和国家民委、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等部委及部分省、直辖市发来贺电表示祝贺。从此，宁夏历史翻开新的一页，首府银川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开始全面起步。1958年，银川市人口为32.63万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7461万元，占自治区的22.8%；全部工业总产值3023万元，占自治区的32.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2145万元，占自治区的2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645万元，占自治区的33.6%。首府地位初步显现。
第二节“大跃进”如火如荼公社化风起云涌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的伟大胜利，从中央到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对社会主义建设急于求成，最高决策层对国情判断发生了严重失误，夸大了主管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
一、以全民大炼钢铁为中心，掀起“大跃进”热潮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全国很快形成了“大跃进”的高潮，自治区成立前后的宁夏，在全区各地迅速掀起了以全民大炼钢铁为中心，全面大办地方工业、农业的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高指标、高征购和全民大办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高潮。1958年9月，自治区决定，动员10万大军，苦战百天，建炉千座，掀起大炼钢铁高潮。各市、县也将工作重心转向抓钢铁生产。银川市也盲目地推动全民办工业，掀起以钢为“纲”的热潮。1958年11月，银川市组成34人的“炼钢师”，前往石炭井推行以“小土群”为中心的土法大炼钢铁群众运动，并且从人力、财力、物力上全力予以保证。
在“大跃进”的气氛推动下，银川市提出了“苦战三年，彻底改变银川市面貌，变消费城市为工业城市”的口号；永宁县表示要向“千厂县”目标奋斗，3年内实现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特别是1958年5月，自治区工委召开地方工业会议后，各市、县大办地方工业的步伐大大加快。到1958年，银川市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已发展到180多个，绝大多数都是小型企业。1958年，银川工业总产值为3023万元，按可比价计算，较上年猛增51.6%，1959年工业总产值达10338万元，较上年增长1.1倍，但水分较大，很多产品质次价高甚至毫无使用价值，经济效益十分低下。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农业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也十分严重。1958年4月，中共银川市委发出《关于当前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指示》，提出“当年过黄河，两年跨长江，三年实现千市斤”的口号。1958年全市农业总产值为3419万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17.7%，其中市属产值增长19.6%。特别是粮食产量方面的高指标和浮夸风尤为严重，曾经一度成为农业生产“跃进”的标志。1958年，农业生产获得丰收，全市粮食总产量达12254万公斤，较上年增幅高达22.8%，是农业合作化后的第二个丰收年，其中小麦、水稻产量都创造了历史新记录。然而，盲目而不切实际追求高指标和大搞浮夸风，严重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不仅造成了粮食的大量浪费和损失，还助长了粮食的高征购，加大了农民负担。在随后的三年中，粮食明显减产，农副产品产量也不同幅度下降，市场副食品和日用品供应极为紧张，人民生活水平徒然下降，从1959年到1961年三年间，银川粮食产量（市属）分别比上年下降3.2%、30.2%和8.6%。
同时，文化教育方面的“跃进”也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升温。贺兰县苦战15天，实现了“文化县”。在全民大办教育中，出现了严重的形式主义，除了1958年7月正式开学的银川夜大学校较为正规外，其余多数是徒有虚名。
纵观“大跃进”的全过程，目的虽然是为了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使国家尽快富裕强大起来，但在当时“左”的指导思想支配下，却事与愿违，大跃进演变成大倒退。大炼钢铁运动等“大干”“、大办”浪潮中，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盛行，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损失，经验教训十分深刻。
二、全区第一个人民公社建立，公社化运动全面展开
1958年8月，党中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发出了人民公社化号召。宁夏同全国各地一样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9月7日，银川市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贺兰县前锋人民公社成立，这也是宁夏成立的第一个人民公社。9月21日，中共宁夏工委发出《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指示》后，银川市迅速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1958年国庆节前后，郊区将原26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立“东风”（后改称“红花”）“、战斗”（后改称“新城”）两个人民公社，贺兰县和永宁县分别合并成立了4个人民公社，全市农村共成立了10个人民公社。接着银川市又于11月成立了第一个城市人民公社——中山南街人民公社，错误地把“公社化”当作社会主义的一大标志，在城市也搞起了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与高级社相比，规模大，公有制化程度高，体现“一大二公”，即人民公社在社会结构上实行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经济上实行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管理体制上实行“政社合一”，既是基层政权组织，又是集体经济组织，土地等生产资料实行集体所有制。
人民公社化初期，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强调“一大二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统负盈亏；实行了劳动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行动纪律化，生活食堂化。取消了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使生产力受到严重束缚，滋长了平均主义，群众生产积极性下降，生产发展缓慢。由于大搞高指标、高征购和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盛行，给社员家庭生活造成极大困难，生产难以持续进行。之后，银川市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改草案》，开始纠正瞎指挥和高征购、高指标做法，纠正“共产风”和“一平二调”，对全市人民公社的规模进行了必要调整。通过调整，缩小了生产规模，实行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采取按劳分配加照顾的分配原则，平均主义有所克服，取消了公共食堂，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允许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很快扭转了农村社员生活困难的局面，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发展。
“文化大革命”时期至1978年，农村人民公社由于受”极左”路线影响，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农村经济面貌没有大的改变。银川市人民公社制度自1958年到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共历经了21个春秋，1983年，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政策，人民公社体制废止。
第三节国民经济全面调整发展道路曲折坎坷
1958年后，在全国“大跃进”和“左”的错误影响下，银川市与全国一样，由于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制定了过高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导致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加之三年自然灾害，致使农业严重减产，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极度困难，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影响。自1961年起，市委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总方针，全面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发展工农业生产，全市经济建设开始走出困境，取得一定成效。
一、全面调整国民经济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市委、政府突出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重点做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加强工业生产和保障城乡市场供应以及精工简政、压缩城市人口等工作。一是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关、停、并了一些设备不配套、技术不过关、原材料无保证的工业企业，相应地加强了轻工业战线，恢复和发展了手工业，同时有重点地试行了工业“七十条”和手工业“三十五条”，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降低了企业成本，增加了企业利润。全市基本建设投资额从1960年的6152万元压缩到1961年的2281万元，再压缩到1962年的626万元，基本建设重点是支援农业和交通运输业。1961年底，银川市停办了铁厂、水泥厂、车辆厂等8个工厂，合并、调整了部分企业、车间，加速发展原料充足、为市场急需的皮革制品、毛织品、土纸和小农具、小商品的生产；重视建材和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亚麻生产，经过调整，市属工业企业由1960年的175个调减为1962年的142个，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趋于协调。1962年全市工业产值5355万元，按可比价计算，比1961年下降13.5%，比1960年下降41.1%，但依然比1958年增长66.5%。二是加强了农业生产，调整了人民公社内部的体制规模，按照“六十条”和农业“八字”宪法，加大农业投入，改善经营管理，改进按劳分配制度，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经济发展。1961年和1962年两年共动员组织了2000多名职工参加农业生产，支援和供应农村牲畜1500余头，大胶车250辆，化肥、农药1280吨。国家投资210余万元进行水利建设，发放长期无息农业贷款130余万元。三是精简职工和压缩城市人口。城市各行各业面向农村，支援农业第一线。1962年底、全市总人口34.06万人，其中城市人口17.86万人，非农业人口12.21万人，比1960年分别减少4.62万人和3.46万人；全市职工减少3.79万人（1962年比1960年），精兵简政、压缩城市人口，节省了财政支出，改善了城市供应状况，仅1962年节约工资基金1000万元，少销商品粮2.75万公斤。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城乡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国民经济调整初见成效。1962年，市属工业总产值完成全年计划的117%，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比上年提高23%，60种主要产品中，有52种达到质量标准，一些产品被评为自治区优质产品。农村经济趋于好转，全市粮食总产量1962年比1961年增长13.6%，1963年比1962年增长33.2%，超过了1958年的水平。主要农副产品1963年与1961年相比，油料增长54%，生猪存栏增长49.4%，鲜蛋、羊只存栏数等指标都有不同幅度增长。城乡市场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粮食供应得到切实保证，副食品供应品种多、质量好、价格便宜。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全市新建居民住房4800余间，翻建900余间，维修2万余间；新打深井2眼，铺设供水管道6460米，设立供水站25个，解决了部分居民的饮水问题；整修和维护了38万平方米的城市道路，增加了公共汽车，新辟了运营线路，整修和增加了街巷路灯，整顿了市容。同时，文化教育等社会事业也有了新的发展。新建小学4所，扩建4所，兴办民办小学12所。
二、继续调整国民经济，休养生息藏富于民
1963年9月，中央决定再用3年时间对国民经济继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银川市根据当时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具体情况，认真全面地对国民经济继续进行调整，从1963年下半年开始，银川市经济建设及各项事业有了较快发展，总体经济形势一步步趋好，工农业总产值和粮食产量逐年增长，财政收入稳步增加，城乡市场供应充裕，重大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趋于协调。到1965年，全市总人口达39.92万人，较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的1962年增长17.2%；1965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1.18亿元，年均增长在15%以上；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达1.17亿元，年均增长18.4%；全市粮食产量达15327万公斤，年均增长18.4%；地方财政收入为1470万元，年均增长17.1%；一、二、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由1962年的29.2∶31.5∶39.3调整为1965年的33.2∶34.5∶32.3。总之，从1961年到1965年，经过国民经济的调整、继续调整，尽管期间发展道路曲折坎坷，但从总体上看，银川市经济和社会发展逐步走上了正规。
第四节“四清”运动全面展开“左”倾思潮开始萌生
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和自治区党委的要求，1963年后，全市还广泛开展了以反浪费为中心环节的增产节约运动、“五反”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
1963年4月15日，市委书记冯茂同志作了关于开展机关“五反”运动的动员报告，要求市级机关“五反”运动从1963年4月下旬开始，到1964年4月结束，分三个阶段进行；企事业“五反”从1963年8月开始到1964年7月结束，分四个阶段进行；中等学校“五反”于1964年3月开始到1965年3月结束。“五反”运动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五反”运动首先是反对官僚主义、分散主义、铺张浪费、特殊化，要求领导干部“洗澡下楼”。这次运动揭发出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问题的干部41人，占机关干部总数的3.3%。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早在60年代初就已开始在一些地方试点，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教运动进入高潮。1963年8月5日，市委召开了五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着重讨论和部署了在农村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1964年11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银川市社教工作团成立，直接领导银川市的社教运动。银川市面上的社教运动从1964年12月开始，到1965年7月基本结束。这次运动主要是依靠贫下中农，进村开展“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参与工作的干部都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大力宣传以阶级斗争为纲，充分发动群众，有步骤、有领导地开展群众运动，全市有3145名干部参加了面上社教（其中城市2402人），占面上干部总数的80%；点上的社教运动到“文化大革命”被迫停止。
在全面开展农村“四清”运动的同时，从1965年夏开始，还先后在城市进行了两期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参加银川地区第一期城市“四清”运动的205个市直机关、厂矿企业和17个自治区直属机关，运动中被清除出干部队伍、工人队伍的分别有332人和103人，新查出定为“专政对象”的360人。参加第二期城市“四清”运动的单位，银川地区有251个银川市机关、厂矿企业和43个自治区直属机关，后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而自行结束。
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用极“左”的观点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问题，严重混淆了是非界限和敌我界限，致使不少基层干部、党员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抓“四不清”的结果完全转变成了整大批基层干部的“经济问题”，后来又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给党的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造成极大混乱。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也展开了错误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
总的看来，农村和城市“四清”运动的开展，虽然对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改进干部作风，以及加强农村社队和厂矿企业的经营管理、促进生产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场在“左”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下开展的政治运动，把城乡存在的不同性质的问题都统统归结为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共产党内的反映，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在重点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主张下，相当多的一批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错误处理，造成了严重后果。
1958年自治区成立之后，银川首府地位得以确立，全市人民在党的民族政策感召下，意气风发、众志成城，齐心合力建设美好家园，曾一度出现短暂的繁荣。接着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群众运动失去了政策分寸，出现了“高指标”的“共产风”，自治区成立初期的大好局面丧失已尽。其后的“四清”运动则是极“左”路线的始作俑者，无端地打击了一大批干部群众，酝酿了其后“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共和国步入了极为艰难的发展阶段，银川市也不得不随着政治浪潮浮沉。回首这一段历史，深感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探索之无比艰辛。
（撰稿人：黄静）
1962年银川旧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