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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画卷中走来的银川
宁夏这一块热土，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中华大地古人类最早活动的地区之一。穿过旷远的时空，我们能够追寻到水洞沟人的篝火，能够感悟到秦汉时期移民屯边、开疆拓土的波澜壮阔，能够看到大夏国问鼎宋代中央政权的烽火硝烟，能够听到中原文化与边塞文化的对话。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同胞与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在这块土地上和睦相处，共存共荣，开拓耕耘，自强不息，书写了中华民族崛起的新篇章。银川市五十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雄辩地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少数民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得到这个大家庭的温暖、关爱、支持和帮助，才能摆脱贫困，告别落后，加快发展，创造自己幸福美满的新生活。
第一节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化
能够标志银川市悠久历史的文化遗存当属水洞沟文化遗址。水洞沟文化遗址位于灵武市临河乡水洞沟村，是我国最早进行系统发掘和研究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之一。1988年2月，水洞沟遗址被国务院批准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0年，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裴文中教授和宁夏考古工作者在贺兰县暖泉村南约3公里的贺兰山洪积扇坡地东缘，发现了一处有多座房屋居室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室内文化层堆积甚薄和缺少大型农业工具的情况表明，当时的居民虽已开始有了固定居处，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定居，其基本经济形态仍然是半农半牧的游牧生活。
据考证，兴建于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前后的廉县城，是银川地区最早兴起的城镇。《汉书·地理志》载：“廉（县），卑移山（今贺兰山北段）在西北。”是西汉北地郡19县之一。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曾将“廉县”改名“西河亭”，东汉时恢复原名，为北地郡6县之一。当时廉县辖境包括今银川、贺兰县及平罗县，是两汉时期银川地区管理屯田殖谷、移民实边的县级政治、经济中心，也是贺兰山东麓的边防要塞。廉县的设置，距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它先后存在了300多年，是银川地区时间最长的县级建置之一。
考古发现，银川古城的前身是北典农城。北典农城，其故址在今银川市兴庆区掌政乡洼路村一带。北地郡主持屯田殖谷的上河农都尉冯参于汉成帝阳朔年间（前24年前后），兴建了管理银川平原屯田事业的北典农城，距今约2020年。在唐《元和郡县图志》上，北典农城又称“饮汗城”。北典农城的兴起，为银川漫长的建城史揭开了第一页。三百多年后，东晋十六国之一的大夏国国王赫连勃勃将北典农城（饮汗城）更名为“丽子园”。
北魏时期，民户增多，遂在原汉代北典农城的基础上置怀远县，隶灵州管辖，银川市设县级建置肇始于此。西魏废怀远县。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年），迁二万户于此，又复置怀远县，并增设怀远郡治此。
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年），在历史上存在了100多年的旧怀远县城因黄河河道西移而遭“泛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第二年，于故城以西十五里唐徕渠东“更筑新城”（《元和郡县图志》），称怀远新城，即银川老城所在地，距今1330年。唐代兴建的怀远县城，在宋开宝年间改置为怀远镇。时灵州辖昌化镇（今中卫）、保安镇（今中宁县石空乡）、保静镇（今永宁县南）。临河镇、怀远镇、定远镇（今平罗县姚伏乡）等河外六镇（《太平寰宇记》）。怀远镇为当时灵州“河外六镇”之首镇，是多民族聚居地，管蕃部六族，后增至七族。宋咸平五年（1002年），怀远镇被西北党项族首领李继迁占领。宋天禧元年（1017年）夏六月，李继迁之子李德明在贺兰山游猎，李德明以怀远镇“西北有贺兰山之固，黄河绕其东西，西平为障蔽，形势利便”（《西夏书事》），将都城从灵州迁到怀远镇，改称兴州以居。
宋明道二年（1033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为准备称帝，升兴州为兴庆府。宋宝元元年（1038年），李元昊在兴庆府南“筑坛受册，即皇帝位”，正式建立了“东据河，西至玉门，南临萧关，北控大漠，延袤万里”的大夏国。兴庆府以其国都的地位，进入了与北宋的东京、辽国的上京鼎足而立的历史时期。至迟在西夏崇宗（乾顺）即位时（1086年），兴庆府改称中兴府，终西夏之世。1227年，在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大军的进攻下，兴庆府沦陷，结束了长达189年的国都历史。
兴庆府作为西夏都城，是西夏王国得以生存发展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完成了李德明、李元昊党项羌族部落建邦立国的伟业。使一座在我国宋代以前的蕞尔小镇发展成为立国190年的西夏国都，从而奠定了今天银川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基础。
蒙古灭西夏后，中兴府城（即兴庆府）一度空废。元中统二年（1261年），设西夏中兴等路行中书省及中兴府路，治所均在中兴府城。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中兴府路改为宁夏府路，中兴府城遂改称宁夏府城。
明洪武三年（1370年）设宁夏府，明洪武九年（1376年），朝廷命长信侯耿炳文弟耿忠为指挥，置宁夏卫，明永乐元年（1403年）后又增设宁夏前卫、左屯卫、右屯卫、中屯卫，五卫治所均设在宁夏镇城。
明代的宁夏镇城在清代称为宁夏府城。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巡抚黄图安对府城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修缮。清代末年，府城出现由山西人创办的敬义泰、天成西、隆泰裕、合盛恒、百川汇、广发隆、福新店、永盛福等八大商号。都市繁荣盛况，由此可见一斑。
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清廷首次派八旗兵驻防宁夏，雍正元年（1723年），为使旗兵在宁夏永久驻防，清廷拨银于宁夏城外东北二里处筑城，以资屯守。史称“宁夏满城”，亦称“宁夏满营”，其址在今银川市兴庆区东郊红花乡满春村境内。
1928年10月17日，经国民政府批准，以旧甘肃省朔方道属之八县及民国初宁夏护军使所辖西套蒙古阿拉善额普特旗和额济纳土尔扈特旗属地合并建为宁夏省。1929年1月1日省政府正式成立，朔方道郡城改称宁夏省城，为宁夏省会。1940年，宁夏县因与省名雷同，改称贺兰县，县署从省城迁到谢岗堡（今习岗）。同年，划原宁夏县、宁朔县部分地区成立永宁县，县治设杨和堡。
1946年1月，经宁夏省政府呈准国民政府行政院，将宁夏省城建置为银川市。是年10月，在西府井街（今新华东街步行街口至民族南街口）报恩寺成立银川行政筹备处。负责筹建银川市诸事宜。1947年4月18日，银川市正式成立，李振国任市长。
银川建市之初，行政区划仅限省城的范围，并按原宁夏省城旧区建置为第一、二、三、四区，成立区公署，行使相当于现街道办事处的职权。直至1950年，才将银川近郊属永宁县的第四区、第六区10个乡和贺兰县2个乡划归银川市，成立银川市第五、第六区公署，形成了城市包括四邻郊乡的区划格局。
银川建市，正值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酝酿和平解放宁夏之际，刚建市不久的银川城百业凋敝，民不聊生，一幅破败景象。所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银川市地名并不为人熟知，仍习惯称“宁夏省城”“宁夏城”。
第二节欢庆银川解放人民政权建立
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银川
1949年9月23日深夜11点钟，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抵达银川。首先迅速占领四个城门、钟鼓楼、玉皇阁等制高点，在全城各交通路口、要害部门布岗设哨。同时，占领了马鸿逵的公馆——将军第，控制了敌人的武器弹药库，接收了敌人的炮兵阵地。
9月24日上午10时许，解放军六十四军军部率一九一师进驻银川。部队入城后，立即组织若干个工作组和文工队，在大街小巷继续清理收缴马鸿逵部残余军队丢弃的武器弹药和各种物资，广泛开展政治宣传。他们在街头张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法八章》《告回民同胞书》《进入回民区注意事项》等文告，向群众逐字逐句讲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各项政策、纪律。
9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大部队陆续进城，银川街道两旁贴出了：“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银川！”等标语，工人、学生、市民自发组织起来，上街游行庆祝，口号声、欢呼声伴随着锣鼓军号声此起彼伏，全城人民沉浸在幸福、欢乐之中。
9月26日，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耿飚、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潘自力等首长随同部队进驻银川。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部队从南门进城，各族各界群众2万余人，手持各色小旗，聚集街道两旁，敲起锣鼓，载歌载舞，欢庆塞上古城银川解放。
10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银部队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指战员与银川市各族各界群众两万多人集会庆祝，向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发出致敬电。
二、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银川市后，为了迅速安定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恢复生产，建设人民政权，经中央军委、第一野战军领导机关批准立即成立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9月26日，以杨得志兼主任和马鸿宾、朱敏、曹又参为副主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下设军事、政务、财经、文教、公安、联络等六个处，分管各项工作。军管会办公地址设于银川中山公园怀远楼。军管会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统治在银川的结束，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从此建立。以此为起点，银川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了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新时代，银川的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
军管会成立后发出第一号布告。布告声明：“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迅速确立革命秩序，以利今后建设，着令暂时实行军事管制，成立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军管期间为银川市最高权力机关。凡入城部队、党政军民机关，均须受军管委员会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凡银川市人民均须遵守军管会的命令，服从其管制。”并宣布了阐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新解放区方针政策的9条规定。
军管会的布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明确了当时许多实际问题的处理原则，对原宁夏军政人员的要求和政策是宽大的，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很多溃散的马鸿逵部官兵纷纷携带枪支和其他物资，到银川军管会或当地人民解放军驻地投诚报到，由人民解放军发给他们和平解放证。
军管会严格遵照党中央制定的城市政策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总部颁发的约法八章，安定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维护民族团结，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深得回、蒙、汉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
三、人民政权建立
1949年9月28日，遵照中共宁夏工委《对接管宁夏工作的初步意见》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的《关于县级人民政府组织通则》以及宁夏省人民政府编制委员会《关于县级市机构设置方案》的规定，银川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县级市），孙璞任市长，下设秘书科（杜学义任政务秘书，袁生芳任事务秘书）、民政科（贾怀周任科长）、财经科（刘儒信任科长）和文教科（陆文治任科长）。10月~11月对其机构进行补充调整，增设了税务局（田伟杰任局长）、公安局（张广珍任局长）和人民法院（高满禄任院长）。银川市下辖4个行政区，第一区由王子清任区长，第二区由马明如任副区长（区长暂缺），第三区由李芳任区长，第四区由李浩岳任区长。
9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银川市警备司令部成立，阮平任司令员，杨银生任政治委员。10月10日，中共银川市委员会成立，李坤润任书记（11月后马俊杰任书记），市委常委由孙璞、牛祥（组织部长）、张广珍、高满禄等人组成。下设“一室两部”：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下辖4个区委，第一区委由白世贤任书记，第二区委由冯国栋任书记，第三区委由云志敏任书记，第四区委由王志林任书记。
12月1日，银川市人民政府在宁夏省人民政府礼堂召开了银川市各界代表会议，十九兵团司令员兼军管会主任杨得志作了题为《关于过去两个月来接管工作及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两个月来，基本完成了接管工作的各项任务，没收了原国民党官僚资本，接管了原国民党宁夏政府的金融、税务、公安、机关、学校及各级各类管理机构，初步确立了人民币为本位货币制度，有效地打击了各类军事、政治、经济犯罪，清除了各种损害人民利益的不法行为，制止了市场物价波动，保证了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基本稳定了社会秩序。报告最后指出：建设新银川的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金融，发展正当的工商业，实行城乡、省内外流通，使农副产品和工商品畅销，稳定市场物价，保护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生产和经营，利用银川的现有条件，发展生产，为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银川而努力奋斗。
第三节社会主义改造清扫旧基地土地改革日月换新天
一、稳定社会秩序，人民开始正常生活
刚刚获得解放的宁夏，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为了彻底摧毁旧政权，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接管工作首先提上了议事日程。为了不使国家财产遭受损失、社会秩序发生混乱，银川市军管会成立后，很快对国民党宁夏省军政机关及其所属110多个单位进行军事接管，并有组织、有步骤地向私营工厂、银行、学校、医院等单位派驻接管代表，开展接管工作并进行秩序整顿，使其尽快复工、复课、复业，以安定社会秩序。同时，派出工作组摧毁国民党在宁夏的各级政权及其在基层的保甲组织。
鉴于当时银川社会秩序混乱的局面，军管会及时公布了户口管理暂行办法，清查户口，以监控不法分子和特务分子的破坏活动；举办公安人员训练班，培训公安人员，迅速建立人民自己的公安队伍；建立健全各种群众性的治安组织。在短时间内，军管会破获600余起刑事案件，处理不法分子1400余人，迅速扭转了社会秩序混乱的局面。
根据银川市军管会布告精神，在银川市广大群众的积极协助下，先后共登记马鸿逵政府逃散官兵32932人（其中各级军官2918人），收缴散藏的火炮7门（具）、轻重机枪88挺、各种长短枪5989支及枪炮弹303870发等，接收仓库粮食245169市石以及一批牲畜、车辆、金银等物资。同时，对国民党政府原有公务人员，根据不同情况分别进行了处理。通过这些工作，银川市及宁夏全省各地社会秩序很快得以安定，广大群众开始了和平安宁的新生活。初步在工厂、学校、市民、机关中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和各级党委组织制度，加强了党的领导。并且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起各级群众组织机构，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为大规模经济、文化建设创设了前提。
经过短时间的军事管制，银川市面出现了物价稳定、买卖公平、市场复苏的景象。
二、集中力量清剿土匪武装
宁夏解放初期，土匪特务到处骚扰，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威胁，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和新生政权的巩固，清匪肃特作为最紧迫的中心任务之一被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宁夏解放初期，被称为“贺兰王”的匪首郭栓子（郭永胜）为害一方。1950年春夏期间，郭匪气焰十分嚣张，连续多次袭击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守部队和几个县的区乡政府，杀害多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抢劫国家大批粮食和物资。同年夏秋，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部队在贺兰山一带围剿搜捕，在公安机关、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于10月6日凌晨将藏匿于贺兰山中的郭匪一伙活捉，并于11月19日在银川市东教场召开公判大会，处决了郭栓子等5名匪首，至11月底基本铲除了宁夏的匪患。
1951年5月，银川市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人民群众在这次运动中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热情和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形成了全市性的检举、声讨反革命的声势。“镇反运动”到1953年初基本结束，共打击土匪、特务、反革命党团骨干分子273人，其中处以死刑38人，并取缔了“一贯道”等各种反动会道门，有力地镇压了反革命活动，巩固和加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三、进行土地改革，完成“三反五反”
宁夏解放后，尽快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并因势利导推进社会改革运动，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条件，是摆在新生人民政权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宁夏全省上下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大张旗鼓地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在“镇反”运动胜利的基础上，市委根据中央关于“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改政策，于1951年8月，着手全市的土地改革工作，银川市于1951年8月开始土改试点，10月，土改运动全面展开。具体工作过程划分为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建立农会，划分阶级成分，斗争恶霸地主，没收其土地和生产资料，分配胜利果实给贫苦农民几个大的工作步骤。到1952年2月，银川郊区12个乡土改运动胜利结束。土改运动摧毁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消灭了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制度，生产资料转归农民所有，从而促进了农村生产力发展。到1952年全市粮食总产量达3146万斤，较1949年增长1.4倍，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1952年元月，市委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领导全市人民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运动主要在机关进行，先后经过首长动员，学习文件、坦白交代问题“、打老虎”斗争、追赃定案、思想建设等阶段，至1952年6月结束。这次运动有力地打击了贪污浪费，揭露批判了机关中的官僚主义，教育了广大干部群众，转变了工作作风，整顿了干部队伍，但也出现了打击面过宽现象。
与“三反”运动同时，全市还进行了“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五反”运动主要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进行。党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私营工商业者，揭发批判资产阶级的“五毒”行为。经过6个月的斗争，查出一大批偷税漏税，行贿腐蚀，偷工减料，倒卖黄金、银元、大烟等违法案件。根据“严查宽处”的原则，最后定为严重违法户11户，占工商户总数的0.4%；完全违法户4户，占工商户总数的0.15%。通过“五反”运动，打退了资本主义的猖狂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团结教育了绝大多数工商界人士，为实现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完成“三大改造”，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从1953年开始的。首先在原有的农业互助组的基础上，大量发展了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到1954年底，初级合作社已发展到33个，其中回汉合组的19个，纯回民社1个，参加农户858户；互助组发展到354个，参加农户2886户。互助合作的农户占总农户的68.17%。1955年，根据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精神，银川市从秋季开始，大力发展、建立了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集体化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到1956年2月底，办起高级社26个，入社农户达6202户，占总农户的96.5%。至此，银川郊区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早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就已开始。党和政府通过对个体手工业的银行贷款，委托加工订货方式，帮助解决资金不足，原材料困难，销路不畅等问题，从而促进了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到1956年手工业总产值已比1949年增加1倍以上。对3个手工业行业的1615人根据不同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形式，共组建34个手工业合作社，有99%的从业人员加入了合作社，实现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从1953年开始的。先是采取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方法，把私营工商业改造成为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然后以公私合营方式，使之转变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时，银川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各行各业的业主纷纷请求实现公私合营。到2月底，先后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和合作经营。全市私营商业、饮食、服务等行业共1511家，其中参加公私合营的162家；参加合作商店的648家；参加合作小组的730家；占总户数的95%，至此，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目标基本实现。
党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是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增添了新鲜的经验。它巩固并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整个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根据中央关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银川市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中注意对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的合理整合，促使各种经济成分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在解决劳资关系方面，银川市推广了皮毛等行业通过订立劳资两利集体合同解决劳资纠纷的经验，鼓励私营工商业中的职工积极劳动，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改善生活。各级政府还采取了对职工耐心宣传教育及其他一系列调整劳资关系的积极措施，从而使各地程度不同出现的劳资关系不协调的现象较快得到扭转，提高了劳资双方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建设的顺利进展。
第四节国民经济全面恢复银川发展从此起跑
解放前，银川经济非常落后，处于封闭式的自然经济状态，工业几乎是一张白纸，与省会城市地位极不相称。工商企业主要是马鸿逵直接操纵的富宁企业公司和10多个厂矿企业等。到1949年建国前夕，银川仅有小型磨面厂、碾米厂、卷烟厂、修械所等二十几家小作坊式工厂。大多属官办，设备简陋，主要产品是简易农具、手工编织品和简单机械修理等。1949年工业总产值仅285万元。农业尽管有较好的自然条件，但是由于反动官僚横征暴敛，派夫抓兵，使农牧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渠道阻塞，水利失修，土地荒芜，民不聊生。1949年，粮食总产量只有4841万公斤，人均257公斤，农业总产值1591万元。商业贸易被官僚资本把持和垄断，造成市场混乱，商品稀少，物价飞涨，处于极度萧条状况。1949年社会商品零售额仅有728万元。新中国成立时，银川市城市人口3万余人，城市面积不足3平方公里。城市街道狭窄，没有公共交通，城市照明路灯仅有25盏。房屋建筑破旧低矮，基本没有楼房。交通运输主要是公路运输和少量河流漕运，宁夏地面没有一寸铁路。公路大部分是土路，坎坷不平，行驶艰难。
宁夏解放后，银川市军管会根据事前发布的关于接收官僚资本的办法和范围的布告，立即接管了国民党政府开办和控制的各金融机构，并在接管富宁企业公司等企业及其所属工厂官僚资本的同时，向私人股东宣布其经核实账目后的股权，准予他们待工厂生产转入正规、资金周转困难缓解后陆续退股，受到了大多数私人股东的理解和支持。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经过紧张的筹备，在1949年10月至1950年上半年期间，中国人民银行宁夏省分行、宁夏省贸易公司、宁夏省企业公司等首批国营企业和集体所有制的供销合作社的前身——宁夏省合作事业管理局陆续成立，加上接管的原富宁企业公司所属工厂恢复生产，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宁夏实行接管后转交地方的制革厂、皮毛厂、被服厂、机修厂等，成为宁夏最早的地方国营工业。从此开始，由人民政府领导的国营经济初步建立起来，开始掌握国民经济命脉。
在工业方面，通过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国营工业主导地位逐步凸显，银川工业初步得到发展。到1952年银川地区工业企业增至147家，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7个，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140个。1952年，银川地区工业产值达637万元，其中银川市属工业产值537万元。按可比价计算，分别比1949年增长1.3倍和1.2倍。
在农业方面，全区投入较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新建和整修水利工程。1950年5月，关系银川平原125万亩农田灌溉命运的唐徕渠等主干渠道正闸渠口春修工程竣工放水。此后，每年都有一些大型水利工程新建或整修完工。1952年4月至10月，唐徕渠裁湾工程等一系列水利新建和整修工程完工，1954年3月，银川平原引黄灌区138万多亩农田灌溉的西河口埽坝工程完工。同时，每年都要组织动员广大农民参加水利春修和新建工程，最少的10多万人次，最多达240多万人次。通过改善宁夏引黄灌区水利工程面貌，极大地促进银川地区农业发展，对粮食丰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起，市委提出了以农牧业为主、争取做好工业建设的方针，强调以恢复和发展农牧业生产为中心，大力开展农业生产建设。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深入农村，集中主要精力抓好农业生产。到1952年，全市粮食总产达8035万公斤，比1949年增长65.9%，农业总产值1952年为2491万元，按可比价计算，比1949年增长52.8%。
在商业方面，银川市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促进商业发展。市政府设立工商科，直接负责管理商业事宜。1950年3月，银川市成立了国营宁夏贸易公司，下设两个门市部，组织货源，掌握主要物资吞吐，搞好市场调剂供应，平抑物价。同年5月，成立银川市工商业联合会，实行“工商企业登记暂行办法”，取缔不法投机商，建立国合商业机构和网点，成立了供销合作社。1951年下半年商业系统的百货、花纱布、盐业、土产、畜产、燃料等专业公司陆续成立，大力组织商品购销，促进城乡物资交流，使国营商业的主渠道作用开始发挥。同时积极扶持私营商业的发展，随着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网点的延伸和业务的开展，全市市场物价稳定，购销两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有了较快增长。1952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877万元，比1949年增长1.6倍。通过调整工商业，恢复生产，大力发展农业，逐步改善保障商品供应，平抑市场物价，活跃繁荣市场，全市国民经济得以较快恢复和发展。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的1952年，全市总人口为21.87万人，全社会从业人员为8.8万人，1952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2846万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33元，较1949年分别增长60.7%和41.5%。
在旧中国，宁夏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长期停滞落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少数民族广大群众的愿望，采取不同的步骤和方式，先后在宁夏民族地区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了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压迫、阶级剥削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各民族人民实现了根本利益的一致，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使民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把诚心诚意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作为一项基本方针，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措施，促进了宁夏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
（撰稿人：丁银芝）
1958年，林伯渠同志代表党中央祝贺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