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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环保优秀人物故事
裴志浩,杨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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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布吉与毕斯诺依教
詹布吉1451年出生在印度一个偏僻的小村庄。他从小非常内向，是个独生子。7岁时开始学放羊。到了34岁，詹布吉创立了毕斯诺依教。此后，他就开始了传教活动。
当时，詹布吉就已经意识到人类活动会对地球造成的危害，于是就把环保和素食融入到他的教理中，以此希望他的教徒和后人能够保护环境，促进地球永续发展。随着信仰毕斯诺依教的人越来越多，后来，毕斯诺依教教徒逐渐成为了毕斯诺依族。
詹布吉要求他的弟子们要吃素。他认为：第一，吃素可以保护大量的动物，从而让它们有一个很好的生存环境；第二，吃肉是降低人类灵性等级的事，因此吃素不但保护动物也保护了人类自己；第三，如果从科学的角度看，素食更适合人类的牙齿、颌骨构造。在印度农村，很多用于耕地的牛是要被阉割的。詹布吉认为这种行为非常残酷，他禁止他的弟子们有这样的行为，强调牛是毕斯诺依人的儿女，必须受到爱护。
毕斯诺依教的教理是以诗歌的形式被记载和传承下来的，流传下来的共有120条。到了后来，毕斯诺依教的教徒发展了詹布吉所创立的教理中的29条教规。
在这29条教规中，有8条是宣扬保护生物和善待动物的，有10条是关于做好个人卫生并保持身体健康的，有7条是指导人们进行健康的社会活动的，另外4条是告诉人们如何每天与上帝沟通并敬拜上帝的。比如，教规的第18条——对所有生命都要有抱有同情心；教规的第19条——不得砍伐树木；教规的第28条——不吃肉或非素食的菜肴；教规的第20条——不要阉割牛。
詹布吉的教规对印度人乃至世人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印度拉贾斯坦省的塔尔沙漠，住着一群毕斯诺依教的信徒。这里虽然是一个不毛之地，但是他们却终生奉行不杀生的素食理念，不仅保护和尊重动物，而且还保护和善待树木以及各种生物。
毕斯诺依教的人只会在树木死亡或因为被风雨折倒才会加以利用。1730年，一位名叫丽达的毕斯诺依妇女在印度国王派人去砍伐树木时，为了守护他们的林木而丢了生命。尽管如此，仍有众多的村民们不畏牺牲，誓死保卫树木。他们的勇敢感动了国王，终于使国王取消了砍伐树木的计划。
孙中山的环保精神
孙中山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革命家，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付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尽管他事务繁忙，但一生都在倡导素食，还尽其全力向全民推广素食。而在我们今天来说，少吃肉食，多吃素食，就是环保的一种表现。
孙中山一直以素食为主，并向全民宣扬他的素食理念。他认为：“中国素食者必食豆腐，夫豆腐者，实植物中之肉料也。此物有肉料之功，而无肉料之毒，故中国全国皆素食，已习惯为常，而不待学者提倡矣。”
“中国人所常饮者为清茶，所食者为淡饭，而加以菜蔬豆腐，此等食料，为今日卫生家所考得最有益于养生者也；故中国穷乡僻坏之人，饮食不及酒肉者，常多上寿。”
“夫素食为延年益寿之妙术，已为今日科学家、卫生家、生理学家、医学家所共认矣，而中国人之素食，尤为适宜。”
“西人之倡素食者，本于科学卫生之知识，以求延年益寿之功夫；然其素食之品，无中国之美备，其调味之方，无中国之精巧。”
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他非常重视植树造林。不久，他就设立了农林部，下设山林司，从而主管全国林业行政事务。1914年11月，颁布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森林法》。
1915年7月，在孙中山先生的倡议下，当时的北洋政府正式下令，规定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逝世。1928年，为纪念孙中山逝世三周年，当时的国民政府举行了植树仪式。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发出了“绿化祖国”的号召。1979年，为了纪念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在邓小平的提议下，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把每年的3月12日作为我国植树节的这个决定。
奥巴马和他的素食政策
要知道，美国的养殖业产生了大量的温室气体，加剧了温室效应。美国不仅是一个工业大国，也是一个肉食消费大国。对此，一些环保人士和素食主义者非常关心奥巴马当上总统后究竟会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曾有记者向奥巴马提问：“美国社会实际上在反复申诉工厂化养殖对温室效应的影响远大于交通对其的影响。有将近100亿的养殖动物在消耗着我们宝贵的水资源和农作物，这是非常惊人的，而我们所有农作物的70%就可以免除世界上的饥饿。所以我认为，作为地球这个整体的一份子，我们必须一步一步走向非工厂化养殖化的农业。因为素食更加与生态相和谐以及更加的持久，并且可以维持我们的水资源和我们的农作物。作为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惊讶的国家的下一任领袖，我们该怎样在更加营养和以素食为主的饮食树立一个榜样呢？”
奥巴马回答道：“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问题。我喜欢烧烤，我不打算撒谎。现在我将以有趣的方式揭发我以前确实喜欢吃牛排。我只是实话实说。但是这位年轻的女士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那就是当今世界的饮食系统正处在极大的压力下。”
“我们并不完全知道气候变迁的影响在哪些方面。这是由于全球气候的变化，我们正经历着气候的变迁。举个例子，由于世界上一些国家如中国、印度变得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富裕，他们的饮食结构正发生着变化，他们开始吃越来越多的肉食，而生产一磅的牛肉需要消耗大量的谷物；再有，澳大利亚的大干旱造成了大面积的农作物损失。谷物生产大大减少，造成供应紧张。你们将在海地，以及世界上的其他贫穷国家看到由于食物供应紧张而造成的暴动。这就造成了食物供应的一个巨大压力。”
“美国实际上将从饮食结构的改变中获得利益，比如减少工厂化养殖，向非工厂化养殖和素食转变等。举个例子，我们将减少肥胖人口的比例，我们将节省大量的医疗开资，我们将减少心脏病的发作率。我不认为我们有必要为此立法，但我们有必要将此做为我们的健康系统的重要部分。我们应该进行大力提倡。”
“我们非常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的饮食政策，我们应该更多地鼓励好的行为而不是不好的行为。但现实是，我们还在给予一些工厂化养殖津贴补助，反而没有津贴补助种植农作物的农夫。事实上我们也没能在保证校园饮食健康上做的更多。例如，保证校园的午餐里有更多的水果和蔬菜，这将对我们孩子的饮食习惯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这将让他们在漫长的一个学期内更加健康，这将减少我们的健康开资，而且这有可能将有助于世界上其他地方那些正处于亚健康的人们。所有这些都是讲不通的。”
更加可贵的是，奥巴马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后不久，他的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就在白宫里开辟出一块菜园，开始种植各种水果和蔬菜。至今，这个菜园给奥巴马一家提供了许多新鲜水果和蔬菜，甚至还供给白宫的一些宴会活动和华盛顿的一个食物救济站享用。在有时间的情况下，总统夫人还会带上当地的学生们在白宫的菜园里一起种菜，享受劳动带来的快乐。
旺加里·马塔伊的绿带运动
在2004年，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将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肯尼亚环境和自然资源部副部长旺加里·马塔伊，以表彰她在“可持续发展、民主与和平”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这是诺贝尔和平奖诞生以来第一次颁发给环保领域的人士。
旺加里·马塔伊也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非洲女性。同时，马塔伊还获得了挪威的索菲奖，这个奖项主要是奖励环保主义者的。
挪威舆论认为，今年的和平奖颁发给了为消灭贫穷和环保斗争的人，“具有新意”，对非洲妇女来说意义尤其重大。诺贝尔奖评委会说，马塔伊不仅保护了现有的环境，她的环保战略还是对生态可持续发展真正的基础进行保护和加固。
1940年4月1日，旺加里·马塔伊出生在肯尼亚的涅里。早年在肯尼亚当地接受教育，后来只身前往美国堪萨斯州的一所大学学习生物学，并在1964年获得生物学学士学位。
1966年，她又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马塔伊回到祖国后，在首都内罗毕大学从事兽医学的研究，并在1971年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东非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
从1976年开始，马塔伊积极投身于肯尼亚全国妇女委员会的工作，并开始宣传植树造林的理念。同年，由于工作业绩突出，她成为内罗毕大学和兽医学系的首位女系主任。
1977年，她创建和启动了“绿带运动”，致力于保护环境并向人们提供一些就业机会。
在30多年的时间里，她动员贫穷的非洲妇女先后种植了近3000万棵树，不仅对解决肯尼亚因砍伐森林所引起的严重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还为上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1981~1987年，马塔伊担任肯尼亚全国妇女委员会的主席。到了2002年12月，马塔伊当选为肯尼亚国会议员。2003年，马塔伊被总统齐贝吉任命为肯尼亚环境和自然资源部的副部长。马塔伊的“绿带运动”先后得到了肯尼亚和一些国际组织的肯定和赞扬，马塔伊也因此获得到了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在内的多种奖项。
相关链接：旺加里·马塔伊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发表的演说词。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如今，站在你们和世界的面前来接受2004年诺贝尔和平奖这个为世人尊敬的奖项，我感到十分荣幸。
我知道这种荣誉也会带给我们所有的女性一种自豪感，包括对年长的和年轻的。作为一名母亲，我体会到它一定可以勉励他们继续追求他们的梦想。
很荣幸作为获得此奖项的第一个非洲女性，我代表肯尼亚、非洲乃至全世界的人民接受它。我非常关注妇女和女孩子。我希望这个奖项能鼓励她们发出更大的呼声，获得更多的领导权。通过这些，他们种下和平的种子。他们今天同样感到自豪。对于所有获得此荣誉的代表，我觉得是它激励我们推进自己的任务，达成更高的目标。
这个奖项对我来说，意味着无数像我们这样工作的人和组织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他们默默地工作，通常是不计酬劳地促进民主，捍卫人权并且保证男女平等。
我感激肯尼亚的人们，为实现民主所做出的努力以及对环境持续的管理。正是有着这种支持，才有我今天在这里接受这项伟大荣誉。
这个荣誉同样属于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搭档乃至全世界所有支持我的人。他们全力支持我的工作，让我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有所造诣。
我想所有的非洲人都会受到这条新闻的鼓励。我的非洲伙伴们，我们拥抱这次表彰，让我们增强对人们的承诺，减少冲突和贫困，提高他们的生活的质量；让我们拥抱民主统治，保护人权并且保护我们的环境。
我确信我们可以应付紧急局面，我一直认为我们的问题必须靠我们自己来解决。
在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中，挪威的诺贝尔奖委员会把环境问题放在和民主、和平同等重要的地位。
对于他们富有远见的认识，我表示万分感谢。应该认识到，可持续发展与民主和平不可分割的时代已经来临。我们过去30年的工作一直与此相关。
继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和戴克拉克，迪斯蒙·图图主教，领袖艾伯特·卢图利，安瓦尔·萨达特总统和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之后，我十分有幸能成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非洲人。
我的部分灵感曾经来自于童年时在肯尼亚农村的经验和观察，甚至对我在肯尼亚、美国和德国接受正式的教育时都产生影响。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目睹了森林被砍伐或者被更换成商业种植园，这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和森林节水的能力。
阁下，女士们和先生们：
在1977年，当我们开始绿带运动时，我只能得到那些因缺乏柴、清洁的饮用水、营养均衡的饮食、庇护和收入的部分乡村妇女的认可。
在整个非洲中，妇女是家庭的主要照顾者，负有重要的责任。因此，当资源不充足并威胁到她们家庭时，往往是她们最先意识到。
植树成为一些想满足基础需要的妇女的一种自然选择。而且，植树是比较简单的，能比较快速地见到效益。这也支持着她们的兴趣和承诺。
我们的妇女和过去所描述的不同。无法满足她们基本的需求，这是因为环境的退化和农业商业化，逐渐取代了越来越多的家庭粮食作物。但是，国际贸易又控制着这些小农户的出口价格，他们连合理、公正的收入都得不到保障。
我能理解，当环境被破坏，资源被掠夺或管理不善，我们就会破坏我们与未来世代的生活质量。
所以，我们在一起已经种植了超过3000万棵的树，这些可以为她们提供燃料、食物、庇护和收入，支持她们的孩子的教育，满足家庭需要。
通过参与，她们获得了更多的权利，提高了在家庭和社会的地位。所以，这项工作还将继续下去。此项活动改善了土壤质量和水域，同时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
最初的工作是很困难的，虽然她们被说服，但是她们却很贫穷，既缺乏资本又缺乏知识和相关的技术。不过她们相信解决问题必须向外学习。为了帮助社区理解这些关联，我们制订了一个公民教育计划，让她们认识到问题、原因和可行的解决方案。
此外，妇女能否实现和满足她们的需要取决于她们的健康状况和对环境的管理。她们还没有意识到环境的恶化将导致资源的稀缺，进而导致贫困和冲突。然后，她们制定他们在环境中和社会中的个人的行动方案。他们也不知道国际经济安排有着不公正性。
她们知道我们的世界正面临一系列的困境：腐化、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家庭的破坏和崩溃、解体的文化和社区。尤其在年轻人中间，他们更认识到药物和化学物质的滥用，这里常常有流行病等严重的疾病发生。特别令人关注的是艾滋病毒/艾滋病、疟疾和营养不良导致的相关疾病。
在此过程中，参与者发现他们必须解决其中的一部分问题。她们意识到自己的潜能，并有权采取行动克服惯性。她们开始认识到她们是环境的主要保护者和受益者。
在环境方面，她们接触过许多破坏环境和社会的人类活动。包括广泛的生态系统的破坏，尤其是为了想解决贫困砍伐森林导致的气候不稳定，土壤和水域的污染。
重要的是，她们作为自己的领导人的重要价值，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即是正义、诚信和信任。整个社区也开始认识到，政府要对她们负责。
尽管最初的绿带运动并没有解决民主和和平的问题，但是它很快变得清楚，治理环境没有民主空间是不可能的。
在内罗毕的独立花园，在自由角，以及国家的重要地方，和平植树运动要求释放有良心的囚犯，开始向民主、和平过渡。因此，树木成为肯尼亚民主斗争的一个符号。公民们被动员起来向权利滥用、腐化、环境管理不当发起挑战。
通过绿带运动，授权给那些成千上万的普通市民，动员他们采取行动，使他们克服了无助感和恐惧感，开始捍卫自己的民主权利。
那时，树也成为和平解决冲突的一个象征，许多非洲国家都有这些传统。尤其是在肯尼亚的种族冲突中，绿带运动采用和平植树调解社区争论。使用树作为和平的一个符号与普遍的非洲传统相一致。在肯尼亚的宪法被不断改写中，类似和平植树的运动成为促进和平的一种文化。比如，当两族发生冲突时，吉库尤人的长老就把树放在他们中间，以示寻求和解从而阻止了冲突。
这样的做法是一种丰富的文化遗产，既有利于保护栖息地，又有利于保护和平。一方面这些文化遭破坏，一方面新的价值观被引入，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不再被评价和保护，因此，在迅速地减少和消失。当我们逐步理解了环境退化的原因，我们也看见了环境治理的需要。事实上，国家任何地方的环境状态都能反映出政府部门的管理情况，没有良好的治理就没有和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绿带运动探索了生物多样性的文化概念，尤其关于注土的种子和药用植物。
只有糟糕的政府管理系统的国家，常常会有冲突和无视环境保护的法律。
2002年，具有勇气、能力、耐力的绿带运动的成员和其他民间社会组织走在一起，并且最终为肯尼亚建立民主政府和稳定的社会奠定了基础。
各位来宾，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
在历史的进程中，人类必须在一个时刻达到新的认识水平，达到新的道德标准。自从我们开展这项工作到现在已经有30年了。破坏环境和社会和谐的活动继续有增无减。
今天我们面临的更大的挑战是我们的思想，因为它能有效组织对生命支持系统的威胁。这时，我们必须战胜恐怖，把希望留给对方，而那个时间就是现在。
我们在医治地球的创伤，在这个过程中，保护生物的多样性、美丽和奇迹，事实上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共享了我们的进化工程，那么我们就会找回大家庭的归属感。
想法的转变标志着新时代的来临。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开始挑战世界对和平的理解：没有合理的发展就不会有和平；同时，没有可持续的环境管理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和和平的空间。我们这些有幸接受过教育，拥有技能和经验的人，应该成为下一代领导的楷模。我呼吁那些尤其是非洲的领导人，要扩大民主空间，营造公平公正的社会，让公民的活力和创造力得到蓬勃发展。在这一点上，我还想呼吁我的伙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姬为了缅甸和世界人民的民主和平继续努力。
文化是随着时间动态发展的，有意识地抛弃落后的传统，就像抛弃切割女性生殖器的传统一样，拥护好的、积极的方面。文化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核心作用。而文化很可能是非洲发展中的一个缺失环节。
特别是非洲人，应该重视发现他们的文化的那些积极的方面。在接受它们时，他们就会找回归属感、身份与自信心。
女士们和先生们：
此外，工业和全球机构必须认识到，保证经济公正、公平和生态的完整性比不惜任何代价赚取利润具有更大的价值。极端全球不公平和流行的消费模式是以牺牲环境的和平共处为代价的，这会导致全球的极端不公平。
我们同样需要动员民间力量和基层运动来促进变化。我呼吁政府承认这些在民主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角色，他们能够维持社会的稳定。
对他们而言，发展民间社会不仅是他们的权利，更是他们的责任。选择在于我们自己。
整体发展是目标。绿带运动可以被复制和推广到非洲及其他国家。正因为这样，我已经建立了旺加里·马塔伊基金，以确保继续和扩大这些活动。尽管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但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想呼吁年轻人把他们的长期梦想转化为有贡献的活动。他们有精力，创造一种可持续的未来。
对于年轻人，我想说，你是你的国家乃至世界的礼物，你是我们的希望和未来。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在我童年的时候，我到我们家旁边的一条河流去为我妈妈取水。我可以直接从河中取水喝。我总是徒劳地拾起搁浅的青蛙卵，后来，我看到了成千上万的蝌蚪，黑色的，充满活力地蠕动着，还以为那是小水珠。我喜欢用我的小手指放在它们下面将它们打破。清澈的河水变成了褐色的大地。这是我从我的父母手中继承的世界。
但是今天，50年过去后，河流干涸了。妇女为了取水需要走很远的路，而且并不干净。现在的孩子根本不知道他们已经失去的是无法代替的。
现在的挑战就是恢复蝌蚪的家，还我们的孩子一个美丽和奇妙的世界。
非常谢谢你们。
副总统戈尔的环保情结
在1977~1985年，戈尔开始出任美国国会众议员。1985~1993年，他担任美国国会田纳西州参议员。1992年参加美国总统竞选，输给了克林顿，但是成为了副总统。2000年再次参加竞选，以微弱劣势输给了小布什。尽管几次竞选，他都没能当上总统，但是，他依然坚持他的环保理念。
戈尔是一位非常坚定的环保主义者，而且有些近乎偏执。他一直履行着吃素这种环保行为。因为环保，他甚至反对科技进步。他抵制激进的文明进步，认为人类应该维持比较原始自然的状态，反对经济高速发展对环境造成的破坏。
就如，他认为砍伐一棵树去做别的事情就是在倒退，消耗很多资源去医治一个人的生命也是一种浪费等。戈尔在哈佛大学就读期间，对全球变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入美国国会后，他成为第一位关注全球变暖问题的议员。为了让国会议员们能更清楚地了解气候变暖，并且让他们信服，戈尔还专门请了一些气候学家到国会给他们讲解。他认为只要国会议员们听到了这些具有说服力的证据，他们将会立刻展开讨论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但是遗憾的是，那时的美国议员还没有像戈尔这样认识到气候变暖的严重危机。
1992年，戈尔写出了《濒危的地球》一书。在书中，他探讨了各种环境问题。这本书面世后不久，就登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
在担任副总统期间，为了促进减少使用化石燃料和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戈尔推动征收碳税，并在1993年进行部分实施。他还积极推动克林顿签署《京都议定书》。但是因为参议院的反对，最终这份协议在美国并没有被接受。这期间，他还帮助建造了一颗用于提升环境问题的预防与警戒，并且首次直接测量地球反射太阳光的程度的名为“崔雅娜”的人造卫星。2000年，戈尔竞选总统失败后，他并没有放弃继续关注全球变暖问题。他编辑并调整了数年前完成的一段幻灯片，开始加入关于全球变暖的多媒体简报内容。
2004年，一部反映自然灾害的影片《后天》在全球上映，让世人感受到了很大的震动。电影首映后，制作人劳瑞·大卫和劳伦斯·班德偶然看到了戈尔的简报。简报让两个制片人产生了很多的灵感，因此还特地找来导演戴维斯·古根海姆讨论将简报改编为电影的可能性。古根海姆看完戈尔的简报后感到极为震撼，并在自己脑中开始构思如何以全球变暖为主题拍摄一部新的影片。
到了2006年，戈尔参与制作和演出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以及同名书籍一面世，就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其中，影片《难以忽视的真相》以记录片的手法揭示了全球的气候变化，特别是全球变暖现象。
在影片中，戈尔一改过去略显木讷的个性和刻板的政治外表，以地球村普通公民的身份向人们展示全球变暖的危害：长此以往，冰川将融化，洪水将泛滥，人类的家园将遭遇毁灭性破坏。电影中大量穿插了戈尔的个人活动。透过巡回全球的简报发表，戈尔指出全球变暖的科学证据、讨论全球变暖经济和政治的层面，并阐述他相信人类制造的温室气体若继续增加，在不久后全球气候将会发生重大变化。而且，戈尔还探讨了格陵兰或南极洲冰床溶解的风险，可能使全球海平面升高近600厘米，沿海地区将会被彻底淹没，也会让约1亿人因此成为难民。格陵兰冰雪融化后的水盐分含量较低，可能会中断湾流，从而造成北欧地区气温骤降。为了解释全球变暖现象，电影引用了对南极洲冰层中心样本在过去60万年间的温度和二氧化碳含量数值的检测。飓风卡特里娜也被用来说明对沿岸地区造成的破坏。影片出乎意料地获得高票房和好评，而且还获得了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片奖。
戈尔的同名书籍《难以忽视的真相》在2006年7月2日和8月13日成为《纽约时报》的销售排行榜第一名，并且在数个月后再次登上冠军之位。
2007年10月12日，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在挪威首都奥斯陆正式宣布，将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和联合国的政府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以表彰他们为改善全球环境与气候状况所做的不懈努力。
到了2009年，美国政府终于宣布政策将管制温室气体排放。对此，戈尔评论说：“这不是政治议题，而是道德议题”。2009年12月7日，戈尔出席了哥本哈根的全球气候大会。
离开政坛后的戈尔开始周游世界宣传环保，并且成为国际上著名的环境学家。除了在全球暖化问题方面做出巨大贡献外，戈尔还成为美国电视台公司主席、世代投资管理合伙公司主席、苹果公司董事会成员、Google高级管理层非官方顾问及美国气候保护联盟创始人兼主席。此外，他加入了风险投资行列，负责有关公司的气候变化解决工作。
法国环境部长和“无车日”
工业和城市的迅速发展，使许多欧洲城市都出现了由于汽车造成的空气和噪声污染的严重问题。为了平日被汽车充斥的城市获得片刻的清净，1998年9月，法国的一些年轻人提出“在城市里没有我的车”的口号。口号很快得到许多城市居民的支持。
当时，法国绿党领导人、时任法国国土整治和环境部长的多米尼克·瓦内倡议开展一项“今天我在城里不开车”的活动，得到法国巴黎和其他34个外省城市的响应和支持。9月22日，法国35个城市的居民自愿放弃使用私家车，有些城镇开始限制汽车进入，只允许公共交通、无污染交通工具、自行车和行人进城。就是这一天，成为法国的“无车日”。“无车日”不胫而走，很快席卷了整个欧洲。
1999年9月22日，93个意大利城市和66个法国城市一同参加这一届的“无车日”活动。2000年2月，法国的“无车日”开始被纳入欧盟的环保政策框架内。在短短的几个月后，欧盟的14个成员国和其他12个欧洲国家先后决定加入欧洲无车日运动。2003年，全欧洲就有超过860个城市参加了“无车日”的活动。
“无车日”不但在欧洲全面流行起来，而且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和美洲国家的城市也开始大力推广起来。2001年，成都成为中国第一个举办“无车日”活动的城市。2002年，中国台北也把“无车日”活动定在了9月22日。而且，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也开始了“无车日”的宣传活动。
“无车日”的活动宗旨在倡导城市居民放弃依靠汽车出行的生活方式，鼓励保护日益遭受破坏的大气环境和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参加活动的城市会划出禁止私家车通行的地区，从而鼓励市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是骑自行车、滑旱冰、步行。
爱丁堡公爵保护奖的获得者
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媒体经常会出现这个词——“环境保护”，所以今天的你一定不会感到很陌生。但是，在20世纪70年，翻遍当时所有的字词典，都找不到“环境保护”这个词。将这个“环境”和“保护”连在一起的人，就是爱丁堡公爵保护奖的获得者——曲格平。
1972年，周恩来总理派出一支代表团，去参加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首次人类环境会议。这其中就有时任化学工业部部长的曲格平。
那一年，中国正处于十年动乱的旋涡中，当时整个国家几乎都处于一个无政府状态，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们对于环境问题更是一无所知。即使是在学术界，中国对环境问题也没有什么科学的定义。那时，中国人还把环境问题当作是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认为和中国的关系并不大。
正是在这次人类环境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在当时对环境问题的内涵和外延都很不清楚的情况下就与别国展开了辩论。特别是和美国的斗争，对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造成的一系列环境破坏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而对国际社会面临的诸多环境问题却了解甚少。中国代表团几乎把这次会议当成是一场与美国的政治斗争会议。
在对会议情况进行总结时，中国代表们震惊地发现：当时中国所理解的环境问题和世界所谈论的环境问题有非常大的差别，中国认为的环境问题就是工业生产所产生的那些废水、废气、废渣的污染，而世界谈论更多的则是一些生物圈、水圈、大气圈、森林生态系统等“大环境”“大问题”。
这次环境会议召开了总共十天，终于落下了帷幕。经过数年的精心筹备，大会起草了《人类环境宣言》，出版了赫赫有名的专著《只有一个地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出了这样的呼吁：保护环境、拯救地球！
中国代表们回国后，把大会列举的环境问题与中国的现实一一对照，吃惊地发现在很多方面中国环境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并不亚于资本主义国家。森林、天空、海洋、湖泊……原来认为只是局部和某个部门的问题，现在成为了全国性的；很多原来被认为没有问题的领域，却在一夜之间成了大问题，必须从发展战略和全局上采取措施才能解决问题。
此时的曲格平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他觉得他必须为中国的环境问题做出预防和治理方案。可是，那时还没有一个词来表述预防和治理环境问题。人们最熟悉的就是“环境卫生”“环卫工人”这类的词。最后，曲格平在充分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建设照那些英文直译过来，就叫“环境保护”。从此，中国的词典里就开始有了“环境保护”，“环境保护”也渐渐被人们所熟知。
1973年8月5日，在周恩来总理的大力支持下，中国首次以国务院名义召开了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环境保护是关系到能否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关系到巩固工农联盟、关系到保护人民健康的大事，应该马上引起各级领导部门的充分重视。
周恩来总理十分重视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根据他的指示，在第一次环保会议期间，还在人民大会堂专门召开过一个关于环境保护的万人大会，全国各部门的负责人都到会听取有关专家的介绍。这次大会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认识到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从此，环境保护被列入议事日程。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开始起航了。
1976年，曲格平开始作为中国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首任代表来到环境规划署位于内罗毕的总部工作。正是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查阅发达国家保护环境的资料，开始思考中国的环保之路究竟如何走。
工业发达国家基本上走的都是“先污染、再治理”的道路。那泰晤士河一度被称为“臭水沟”；莱茵河曾被称为“欧洲下水道”，但后来它们都相继变清；有“公害列岛”之称的日本，许多河流和城市的环境状况也都有明显改善，就连曾经烟雾弥漫的雾都伦敦，20世纪70年代后再没有发生过烟雾事件……这条道路是以巨额资金和人民健康为代价的。那么，中国也要走这一条道路吗？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薄弱，很显然是行不通的。曲格平认为必须制定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之路。
到了1983年，全国第二次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召开。在这次大会上，“环境保护”被正式列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走有中国特色的环保之路”的思想以会议文件的形式被确定下来，环保工作的重要性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同时，会议还总结了10年来中国的环境保护经验，制订了一些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指导方针，明确提出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污染、谁治理及强化环境管理”等三大政策体系，使“有中国特色的环保之路”这一精辟的思想有了一些具体的行动指南。这次环境会议最大的意义就是解决了环境保护究竟“怎么做”的问题，是“环境保护”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从1987年开始，到1993年，曲格平开始担任国家环境保护局的首任局长。在这期间，他为我国的环保事业做出了大量重要而且突出的贡献，也和许多国际同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87年，他获得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的金质奖章。
1989年，曲格平是当时第一位应邀出访的部级干部，前往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保护臭氧层部分环境部长会议。这时整个会场顿时安静了下来。曲格平最后一个走进会议大厅，缓缓走向自己的坐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大会主持人同时也是曲格平的好朋友托尔巴博士来到曲格平身边，热情地拥抱了他并爽朗地向大家介绍说：“曲先生，相信大家一定很熟悉，他就是拥有12亿人口的世界上最大国家的环境部长。我刚刚访问过中国，而曲先生是领导环保的重要人物，我们对他的贡献表示敬意。这个国家的环境管理给世界提供了一个好榜样，在很多方面都值得别国学习。”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久久地回荡在会议大厅里。在那次大会上，曲格平还被推选为大会副主席，他发言的许多观点，被直接列入会议最后通过的文件中。曲格平的眼睛不由得湿润了。
到了1993年，曲格平被调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主任。此时，他开始着手实施酝酿已久的一个想法，这就是后来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开展实施的“中华环保世纪行”。“中华环保世纪行”的想法一出台，立即得到中央领导的支持和各新闻媒体的响应。活动的主旨就是通过新闻媒介，用舆论工具向破坏环境、破坏生态、浪费资源的行为宣战，让环境意识深入到各级领导和全体人民的心中。第一年的主题是“向环境污染宣战”。活动一开始就一炮打响，抓了很多典型，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称赞，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有很多外国使馆都来询问有关情况，对中国如此声势浩大的环保举措表示钦佩，也为中国在国际上树立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形象。
1999年，曲格平荣获得了由日本旭硝子财团设立的“蓝色星球奖”，以此表彰他长期从事环保工作，通过各种方式宣传“制定环境法是保护国土环境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最有效办法”，对建立、健全适合中国国情的环保法规及有关方针政策的进行付出了不懈努力，为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做出的伟大贡献。
2001年9月11日，在西班牙塞维利亚举行的纪念全世界自然基金会成立40周年的盛大仪式上，曲格平被授予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最高奖项——爱丁堡公爵保护奖。爱丁堡公爵殿下亲自给曲格平授奖，以表彰他对中国环境保护所做的巨大贡献。
该奖项是世界自然基金会2001年度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奖项。
可可西里的守护者
1996年，青海省和玉树州准备成立“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时年44岁的才嘎主动请缨担任局长。
可可西里，在藏语中意为“美丽的少女”。正是因为她的美丽，曾招惹来许多不法分子，他们几乎都是冲着藏羚羊来的。藏羚羊的数量从1990年的百万只锐减到1995年的不足10万只。藏羚羊的保护工作十分严峻。藏羚羊是中国的特有物种，被列为一级保护动物。但由于它的价值极高，曾遭到不法分子的疯狂盗取和捕杀。在管理局成立的头3年，由于种种原因，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还是多头管理的混乱局面。一些人开始利用各种关系，盗运藏羚羊皮。才嘎对此感到非常的愤慨，他严令管理局的那些人员：“不管谁开的条子，只要经过管理局的关卡，一律依法查处。”仅这一年时间，管理局就抓获了8个特大盗猎团伙。有一回，一次性就收缴了941张藏羚羊皮。
为了让藏羚羊有一个安全优越的生存环境，才嘎不仅打击盗猎团伙，还要带人进山巡查，封堵采矿、淘金等破坏保护区生态环境的活动。于是管理局成了铁打的关卡，断了许多人的“财路”。这样一来，才嘎自然就得罪了一些人。因为得罪了人，才嘎的车多次被砸，还经常接到恐吓电话。家人总是为他担惊受怕，但才嘎依然照章办事。他说：“藏羚羊是国宝，守不好它，我才嘎就愧对国家，愧对子孙后代。我们这些人存在的价值，就是让可可西里不再有罪恶的枪声。”
在1999年的夏天，管理局又查获了一起盗猎案，一举抓获4名盗猎分子，缴获藏羚羊皮88张。他们的同伙知道后，持刀闯进才嘎的办公室，围住他开始吼叫：“要么放人，要么我们让你脑袋搬家！”
才嘎见状，不但毫不畏惧，反而一拍桌子，叫来一名队员：“你马上打电话给公安局，叫他们来抓人！”那几个人反而被才嘎的气势所吓倒，连推带搡地跑了。
一天，才嘎接到举报，有一个盗猎团伙携带大量武器正在千里之外的阿尔金山集结，准备潜入可可西里猎杀藏羚羊。这时可可西里的最低气温已降至零下20多摄氏度，冰封雪盖，才嘎毫不犹豫立即和9名队员分乘4辆吉普车日夜兼程地赶去。一路上才嘎和队员们人歇车不歇，饿了，啃几口干粮，渴了就吃几口雪。但是，过了整整一个星期，也没有发现什么犯罪分子。有些队员的身体已经快支持不住了。
正当他们打起精神准备重新上路时，突然一名队员在沙窝里发现了两条车辙和一个数字。才嘎马上走过去仔细观察后说：“数字是89，我判断是前面的车在给后面的车指路，他们可能就在前方89千米处。追！”一声令下，所有队员马上兴奋起来。
当夜11时多，队员发现远处的原野上有几点光亮在隐约闪烁。才嘎立即示意拉响警笛，并立刻向犯罪分子合围而去。犯罪分子突遇神兵，马上惊慌失措，纷纷逃窜。才嘎和队员们将盗猎者一举抓获，共缴获吉普车4辆，自动步枪3支，子弹1万多发。幸好这个团伙被成功抓获，否则不知又有多少藏羚羊被杀。经审讯获悉，这个团伙长期在可可西里从事盗猎藏羚羊的活动，这一次打算在可可西里设伏一个月。
进入到21世纪以后，才嘎越来越感到可可西里的保护仅靠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是远远不够的。通过多年的经验积累，他认为：“可可西里是青海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我们应该让可可西里走出去，让全社会都来了解这里的藏羚羊遭到怎样疯狂的猎杀！从而唤起全社会都来关注可可西里，携起手来反盗猎。”
2002年3月，才嘎把在可可西里所拍摄的600多张照片都打印了出来，并且做了130个展板，装了满满两车，然后从格尔木一直拉到北京，在“新世界广场”当众进行展示，受到了广大人们的关注，反应十分强烈。接着，才嘎又在网上发布公告，招募志愿者，希望加盟可可西里保护区。公告一经贴出，立即得到全国网民的热烈回应，很多人都报名参加。在这些志愿者中，有年轻的人，也有年老的人。由他们组成的一支志愿保护大军来到了可可西里，面对高原的恶劣气候，他们克服生理极限，与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并肩战斗。有的志愿者高原反应强烈，却不肯下山；有的志愿者终身落下了病根；还有的志愿者永远长眠在这片高原。
美丽的少女，不应该越来越老，而应该让她永远年轻漂亮。这是才嘎以及所有保护环境的人的愿望。
在才嘎的不懈努力和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可可西里的盗猎活动终于得到了彻底遏制。从2004年至今，没有发生一起盗猎事件。可可西里的植被正在逐渐恢复，藏羚羊种群数量已由1998年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现在的5万只。
大人物的手帕
那些许多已故和健在的大人物其实都是习惯用手帕的。如果从环保的角度说，这就是以身作则的环保行为。但是，今天很多人已经习惯了使用餐巾纸。你有没有想过大量使用餐巾纸会给环境造成很多负担？
在已故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的故居里，陈列着宋庆龄生前用过的三块手绢，手绢的角上，都绣着一个字母“S”。其中一块较新的手绢，是宋庆龄在公众场合用的；另外两块是她平时用的，显得很薄旧。虽然如此，宋庆龄还是不舍得扔掉，一直用到最后。在俄中友协纪念宋庆龄诞辰110周年茶话会上，当时年过八旬的柳德米拉女士说，宋庆龄是一位最值得敬佩的中国女性，她代表了中国女性最美好的形象。并向朋友们出示了宋庆龄送给她的珍贵礼物：三块由宋庆龄亲手绘制的手绢，上面还有宋庆龄的亲笔签名。
周恩来总理外交上的一件趣事，也可以看出那时的人们都是习惯于使用手帕的。1954年4月，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日内瓦出席日内瓦会议。会上，一个美国记者主动和周恩来握手，周总理出于礼节没有拒绝。可是当他们握完后，这个美国记者突然大声说：“我怎么能跟中国的好战者握手呢？真不该！真不该！”说着掏出自己的手帕不停地擦自己刚才和周恩来握过的那只手，然后把手帕塞进自己的裤兜。这明显是一种挑衅行为。很多人在围观，看周总理如何处理。周总理的随从更是为他捏着一把汗。只见周恩来略略皱了一下眉头，从容地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一块手帕，把手擦了擦，然后走到一处拐角，把这个手帕随手扔进了痰盂，并且说道：“这个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周总理的意思非常明显：那个美国记者用手帕擦完手又装到裤兜里，说明手帕还是可以用的；而周总理的手帕因沾染了这个无耻小人的细菌反而再也洗不干净了，所以只好把它扔到痰盂里去。那位美国记者也感到无地自容。在场的人无不敬佩周总理的聪明机智。
在浙江赴京出席2008年两会的列车聚会上，53岁的全国人大代表陈飞从裤兜里掏出一块手帕告诉省委书记赵洪祝，这趟列车上，可能只有他一个人用手帕。而不料赵书记立刻笑呵呵地掏出了一块手帕说：“我一直随身带着手帕的。”陈飞先是一愣，然后他和大家一起，为“环保书记”鼓起了掌。这次，陈飞带了两件特殊“行李”：一新一旧两个菜篮子、一条手帕，还托运了56只竹篮和3000条手帕到两会现场，他说：“一包餐巾纸只能用一天，一块手帕至少能用一年。我要把这些竹篮与手帕带到大会上，送给与会代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大声呼吁全社会都来关注环保！”
“少用餐巾纸，小事有深意！”这是2008年两会期间，台州市委书记张鸿铭将事先准备好的二十条手帕分发给与会者，并解释说的话。
曾被《华盛顿邮报》誉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一位思想家”的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在学术界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他认为美好生活的标准是，让人感觉满足、幸福而安全。自从1974年创办从事全球环境问题分析的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以来，他就远离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他用一种对自己近乎“苛刻”的生活方式诠释着一个简单而执着的追求，那就是不想因为一次性的纸巾把森林毁灭，不想因自己的奢侈和浪费额外加重地球的负担。所以30多年来，这个富有的美国老人一直只用手帕，从不用纸巾；也从来不开汽车；家里每个月的电费还不到两位数。
曾经有媒体半开玩笑地说“谁当美国总统无所谓，只要格林斯潘当美联储主席就成”。担任过5届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有一次，一位记者捕捉到他擦鼻涕的镜头，并在报纸上登了出来。但细心的人发现，这位美国重要的人物用的恰恰也是一块布质的手帕。
2008年11月3日，星期一，早上奥巴马在和米歇尔·克林顿通话中，得知他的祖母去世的消息。就在下午，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的25万名民众面前发表演讲时，奥巴马提到自己的祖母。动情时，不禁潸然泪下。奥巴马很快从衣兜里掏出手帕擦拭泪水。而这一天是公布美国总统竞选结果的前一天。幸运的是，他成功地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的第44任总统。
一名记者问已经卸任的第43任总统布什：“作为总统，你裤袋里有什么？”布什随即把手插进裤袋里找，结果只拿出一块白色的手帕。为表示手帕就是自己裤兜里的全部，布什还幽默地将两个裤袋全部翻出来——里面确实什么也没有了。而且他还连连说：“你都看到了。没有钱没有钱包。”
竞选法国总统的筹码
法国一直走在世界环境保护的前列。2005年，法国议会通过了《环境宪章》。由此，法国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宪法保护公民环境权利的国家。
在2007年法国总统选举中，主要候选人都要签署一份绿色宪章，约定在竞选中把环保作为首要问题。环境保护成了法国总统竞选的最大筹码。
尼古拉·于洛，是一位独立的环保主义者，一名潜在的总统候选人，也是绿色宪章的起草人。他发出警告，如果参加总统竞选的候选人不签署这份绿色宪章，他就会宣布参加竞选，挑战其他对手。于是，包括社会党候选人塞戈莱·罗亚尔及执政的人民运动联盟候选人尼古拉·萨科齐在内的10名主要总统候选人出席了这份绿色宪章的签字仪式，承诺会优先考虑环保问题。
候选人塞戈莱·罗亚尔在发表竞选演说时对人民群众庄严地说：“我郑重重申我的决心，要让法国成为环境出众的国家。”当时担任内政部长的萨科齐强调说：“现任政府在环保问题上做得还不够，我们必须从摧毁的时代前进到保护的时代。”
萨科齐成功当选总统后，组建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部，果断推行环保绿色革命，将海洋、城市规划、能源、交通、房屋建筑等产业部门与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等机构进行合并，很好地集合了涉及环境问题的各方利益主体，从而使相关部门对环境问题能进行及时的沟通、讨论和协商。而在地方行政部门中，就由省长或市、镇长统一部署全省或市、镇的环境治理工作。这样有效地减少了环境治理中各利益部门的冲突。
伦敦大主教的保证书
2008年10月，伦敦大主教理查德·恰特被《星期日独立报》评选为英国“绿色清单”百名环保人士中的一员。
恰特期望按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建议，到2050年将所有教会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少40%。于是在2006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这天，他发起了英国教会“减少足迹”的活动，为挑战、鼓励和支持所有的英国教会进行能源审计，讨论与能源有关的问题。
2006年7月，恰特又强调：在节假日乘飞机度假和驾驶大排量汽车是一种自私的行为，同时也是一种罪过；特别是廉价航班的出现，更会导致严重的环境问题。廉价航空公司作为鼓励人们出行、减少人们旅游费用的一大功臣，一直以来受到英国环保主义者的强烈反对。飞机发动机排放的诸如二氧化碳、氮硫氧化物、碳氢化合物以及其他一些微小颗粒等有害物质，会对气候造成恶劣影响。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频率很高，消耗的能源也多，很多人甚至将皮肤癌的增多和北极熊的减少都归罪于廉价航空公司。据预测，到2050年，航空飞行导致气候变化的比重将达到6%~10%。
恰特主教是英国教会的主要环境问题发言人之一，为了证实他的观点并以身作则，恰特大主教承诺一年内不乘飞机，并签署了一份不坐飞机的保证书。他去教区工作时乘坐的汽车也是更利于环保的混合动力汽车。去德国和罗马尼亚参加会议也都是乘坐汽车或火车。他表示不会乘飞机去参加会议也不会在假期乘飞机回家探亲。他说道：“这不是在游行的车上向人招手做秀，这是我确实应该做的事情。我对我的足迹密切关注，而且我们要更有责任感地生活，我可以想象到我将来会更多地出现在一些火车站台。”主教的这一举动迫使他的手下不得不重新为他安排一个旅行计划。
查尔斯王子重视环保
2007年，查尔斯被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卫生与全球环境中心授予“全球环保公民”奖。在领奖时，查尔斯说：“美国和国外许多城市里的人都是从电视屏幕上看到大自然的雄壮，他们自己很少切身感受大自然，使得大自然在他们眼里变成简单而空洞的体验，认为可以随意地开与关。许多人已经丧失了天人合一的感觉。而我所做的，就是找回这种感觉。因为只有这样，人类整体才不会遭到报应。”
查尔斯以前会定期去瑞士滑雪。为了环保，他决定取消定期的瑞士滑雪之旅，以减少飞行的次数，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他的美洲虎和兰德·路华汽车也被翻新，采用100%的生物柴油发动机。
他表示，只要在可能的情况下，就要乘火车而不是汽车，即使要乘飞机也要乘商业航班，不乘包租的私人飞机。
查尔斯还在实行一个最雄心勃勃的计划——给产品标注上它们的二氧化碳排放值。为了启动这项计划，查尔斯在伦敦圣詹姆士召集了200位名声显赫的人物进行商讨。查尔斯从自我做起，开始计算自己的公爵原生公司的环保代价。公爵原生公司出产约200种产品，年销售额9000万美元，其中净赢利230万美元。这家公司是查尔斯在1990年开办的，主要生产和出售饼干。不过，生产饼干的原料都是来自家庭农场所生产的有机小麦和燕麦。查尔斯把这些利润都用于捐助慈善事业，形成一个“美善循环”。
海格罗夫庄园是查尔斯的私人庄园。他把这座建造于18世纪的庄园改造成为“环保电源”，利用可持续的能源发电。庄园里有太阳能电池提供暖气和热水，有烧木柴加热的锅炉，有双层隔热的窗户和生态绝缘装置。庄园里有带围墙的菜园，通过自我循环可终年供给水果和蔬菜。里面还有一个用芦苇制作的排污系统处理废物，固体物质回收再利用作肥料，液体污水被重新净化为清洁的饮用水。
一直以来，英国的查尔斯王子都在呼吁更明智地对待环境，并身体力行树立榜样。
美国市长爬树宣传环保意识
在美国，有一项对市长们在环保方面所做努力程度非常有趣的评比，其中就有快速爬树挑战。达拉斯市的女市长罗拉·米勒这次当之无愧地获得了第一名。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植树节即将到来之际，米勒为了鼓励更多人参与到植树和环境保护活动中，在达拉斯的公园里种下了一棵橡树。值得引人注目的是，米勒市长居然身穿攀岩装备，用6分58秒，爬上了一棵高10米的大树，并在树上骄傲地挥舞着彩带。
支持举办这次市长爬树活动的是达拉斯市的都市森林委员会。都市森林委员会的主席史蒂夫·豪斯曾对于城市树林保护和建设提出了很多质疑，还批评城市的管理者并没有下决心真正努力完善城市的绿化。它是在2005年成立的，主要负责给予市议会有关市内树木养护的建议。
米勒市长一直以改善达拉斯市的居住环境为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务。她认为在美国其他城市居民的眼里，达拉斯市里全是汽车，她想让达拉斯变得更有亲和力，更加适宜居住。于是，她号召全市人民积极投入到环保活动中。
米勒市长爬树的举动，终于吸引了大量的市民参与到环保中。达拉斯市的绿化工作越来越有成效。现在，站在达拉斯市里任何一座高楼上，向任何一个方向望去，都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天际。所见之处，都是树木和草坪，很难看到裸露的地皮，还有隐隐约约闪现在树木丛中那些各式各样的房屋。
各国首领的环保故事
史蒂芬·哈珀在担任加拿大的总理后深感自己及家人作为节能表率的责任重大，觉得应该从自身做起并且教育自己的孩子必须要有环保意识。
比如，他禁止司机在国会外等候时为保持车内温度使车辆处于启动状态。他所乘坐的交通工具也必须使用节能灯泡。总理办公楼也用比较环保的保暖设备来代替传统的暖气系统。
美国前总统布什在得克萨斯州有一个农场。农场里安装有一套先进的水循环装置。
首先，农场的用水全部来自于地下。经过使用后的水，会进入两套系统分别进行再处理。其中，农场住所的洗澡水、水池废水会流入地下的净化水池，同雨水一起被当作“轻污染水”被净化后重新利用。而厨房和厕所的废水则被当作“重污染水”存入另一个蓄水池，经过不同程度的净化后，再去灌溉植物。
德国现任女总理默克尔坦言，她对环保并没有什么新奇的节能高招，只是和普通民众一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例如，她从不开着电视干别的事，而且使用环保节能供暖设备。默克尔拥有一辆排量较小的汽车，在私人出行时，她通常会选择这辆环保车。
为节约能源，英国前首相布莱尔长期把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的空调温度调低1℃，以达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目的。首相府使用的电源来自一家可再生能源供应商，所有电器设备均力求低耗能，楼内全部使用节能灯泡。
此外，府内还配备了各种可循环纸张、盒罐、玻璃制品以及墨盒等。
意大利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早在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时不但是一个自行车运动爱好者，还是使用自行车作为绿色交通工具的倡导者。正式工作日，普罗迪会乘坐由司机驾驶的专车；而平时出行时，他更加喜欢骑自行车。如果路途遥远，他会选择乘火车而不是开私家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