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斧钺
斧、钺通常被联称，二者的形制相似都是用来劈砍的长兵器。区别在于钺是一种大斧，刃部宽阔，呈半月形，更多地用作礼兵器；斧则是一种用途极广的实用工具。据《六韬》记载，周武王军中有大柄斧，刃宽八寸，重八斤，柄长五尺以上，名曰“天钺”。斧钺在上古代不仅是用于作战的兵器，而且是军权和国家统治权的象征。
钺是由原始社会的劳动工具——石斧演化而来的。石斧的历史大约可追溯到几十万年以前。那时人们用磨制粗糙的石斧，砍斫器物、捕猎禽兽，是不可缺少的劳动工具之一。古汉字中“斤”就是砍木头的斧字，所以后来从斤字旁的汉字多有斩截、折取的意思。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曾发现过一种磨制非常精细的石钺，钺体扁平，刃部宽阔，弧曲度大，两角微微上翘。这种精心制作的石钺显然不适宜砍伐林木或用于农作。据推测很可能是古人专门制造的原始兵器。
商朝出现了用青铜铸造的钺。这时的青铜钺仍保留了石钺的特点：刃部弧曲宽阔，两角略微上翘，但钺身较薄、青铜钺的装柄方式为内安柲。钺身多饰有雷纹，并且花纹非常精致美观。商周时代斧钺类型很多，且质料优良。如《考工记》所载的同代青铜斧内含锡量约20%。周代有一种空头斧，大多是管形銎，上有孔，以安装斧柄。斧头中含有天然铜、铅、铁、锡、金等多种金属，质地坚韧，做工精良。但由于斧钺形体笨重，杀伤力远不如戈、刀、矛，所以渐渐脱离战场，成为一种礼兵器。曾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妇好墓中，出土了两件大型青铜钺。其刃部宽约375~385毫米，重8.5~9公斤，上面铸有铭文：“妇好”。妇好是殷王武丁的妻子，她生前是一位骁勇善战的著名女统帅，曾多次率兵出征。这两件大钺正是她权威的象征。斧钺作为礼兵器在商周时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古代，大将接受斧钺就等于被授予军权帅印。这在历史上称为“假黄钺”。
此外，斧钺还被用作刑具。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攻克商王王宫后，用黄钺斩了纣王的头颅，悬于太白旗上。直到汉代仍以斧钺为斩首的刑具。由于斧钺是一种斩杀罪人的刑器，所以历史上有“斧钺之诛”的说法。
三国时，斧钺的制作受到兵家重视。据说诸葛亮亲自督造战斧100把，质地优良。他还写下一篇《作斧教》告诫诸将，战斧质量好坏，“非小事也，若临敌，败人军事矣！”视斧与刀同等重要。晋代以后，斧钺的形制有了新变化，其刃部加宽，相减短，便于操持，砍杀能力有所提高。依式样不同有长柄斧、凤头斧等。唐宋时期，斧钺流行军中，成千的军士持长斧作战。唐天宝年间，大将李嗣业与安禄山厮战于香积寺，李嗣业率步卒三千持长柄斧、陌刀阻击敌军，打败了安禄山统率的镖悍的北方骑兵。宋朝军队的主要敌手是西夏、契丹、女真的骑兵，而宋军在骑战中常处于劣势，主要靠步战取胜。所以宋兵多持斧钺抗击辽金铁骑的冲击，以临敌制胜。南宋大将王德在一次对兀术的战斗中，兀术以铁骑排成强大阵营，王德说，贼兵右面阵营坚固，我们先打右面，行近敌阵时，一金将横刀跃马而去，王德引弓射箭，一发毙敌。王德乘胜指挥兵马手持长斧排山倒海冲向金兵，金兵大败，从以上战例足以看出长斧在对抗敌骑兵队的战斗中曾显示出巨大威力。在古代战场上，斧作为一种实战工具一直在城市防御战、水战中发挥作用，用它来砍斫敌人的攻城器具，斩截敌舰帆缆等。
长刀
长刀是我国古代一种安有长柄的砍杀兵器。它是由汉代的佩刀发展而来的。（佩刀又叫横刀，是古代军队中常备的一种短柄战刀。）长刀由于直背直刃，柄长刃锋，砍杀有力，很适合用于各种战斗场合，因而历来为兵家武将所推崇。三国时大将关羽使用特制的“青龙偃月刀”，又叫“冷艳锯”，重82斤；曹直步将王双使60斤大刀；孙坚横古锭刀，骑花鬃马；还有典韦、韩当等猛将都曾横刀纵马，血战沙场。长刀的砍杀威力相当大。《前汉演义》中曾有这样一段描写：“秦将章邯袭劫楚营，项梁觅路逃生。章邯金盔铁甲、跃马舞刀，锋刃所及，血肉横飞。项梁身着常服，执一把短剑，仓皇出帐，逃出大营。二人狭路相逢，一个长刀乱劈，火焰逼人，一个短剑难支，心胆已落。”在汉代，冶铁技术已有相当的发展，制刀技艺日渐精湛。那时曾先后炼制出三十炼，五十炼乃至一百炼的钢刀。所谓“炼”即指将刀坯反复折叠锻打的次数，反复次数越多，钢刀的坚韧性越好。这或许就是“百炼成钢”一词的由来。山东苍山县曾出土一把东汉年间制的三十炼环首钢刀，全长111.5厘米，刀身宽3厘米，刀脊厚1厘米，刀身还有错金隶书铭文：“永初六年五月丙午造三十炼大刀吉祥宜子孙。”“永初”是东汉安帝刘祜的年号。
魏晋南北朝时，长刀已成为骑兵的重要装备之一。这时的刀不单制作工艺精细而且装饰非常考究，刀上饰有各种鸟兽形象，并分别因意取名。唐代长刀又叫“阿刀”，这种刀两面有刃，通长一丈，重15斤，是骑兵、步兵的主要兵器，并有专门的陌刀将统领专门组织的陌刀队作战，据说大将李嗣业善使陌刀，他与田珍同被任命为左右陌刀将。每战必为先锋，所向披靡。隋唐以后，新的冶铁技术——“灌钢法”代替了百炼法，刀刃更加锋利。宋代长刀的形制进一步改进，由狭直的长条方刀头，变为前锐后斜的形状。这时步兵使用的长刀叫“朴刀”。《水浒》中的三员步兵头领，刘唐、朱全、雷横，使的就是朴刀。到了明代，在抗倭斗争的同时，一些兵器家吸收了日本刀的优点，改历代长杆短刃为短杆长刃。这种新式长刀，刃部长5尺，柄长1尺5寸，重2斤8两。刀的杀伤效能大为提高。双手握柄，猛力劈砍，可砍断敌长兵器的木柄，甚至拦腰截断敌人身躯。另外，明代还保留了大量旧式长刀。有一种镰刀，刀脊背上突出一个大钩，是一种可勾可砍的两用兵器。清代称长柄短刃的刀为“大刀”，称短柄长刃的刀为“长刀”。最通用的长柄大刀有三种：一是刀背呈大波折形，凸起三个波峰，刀体重三四十斤，这种刀多用于武生练习；二是刀背有四五个小波折，大钩形，刀体轻，刀上端向外曲屈，呈三角式，并有一钩向前伸出，此为军队装备的实战用刀，应用最为普遍；三是平刃大刀，刀体平直，刀背无波折，刀体较轻，是清军装备的制式大刀，适用于山地作战。
明清虽处在火器时代，但长刀仍是近战的有利武器。随着战争形式的演进，长刀形制日趋实用、单一。
弓
弓是抛射兵器中最古老的一种弹射武器。它由富有弹性的弓臂和柔韧的弓弦构成，当把拉弦张弓过程中积聚的力量在瞬间释放时，便可将扣在弓弦上的箭或弹丸射向远处的目标。
弓可分为“直弓”和“弯弓”两大类。“直弓”是将一根笔直的木条或竹片安上弦；“弯弓”是把已经有很大弯曲度的弧型材料再按相反的方向弯曲并装弦，使它更富有弹性。此外根据制作方法，弓又可分为“单体弓”、“强化弓”、“合成弓”三种。“单体弓”是指单纯把一种弓体材料弯曲安弦而制成的弓。“强化弓”则用绳类将弓体缠绕加固，增加弓的弹力。“合成弓”是用动物角、骨或用竹子等合制而成的，这种弓弹力足，威力大，射程远，但制作比较复杂，弓还有大小长短之分，通常使用的大弓与成人身长相等，短弓多为骑兵使用。在我国古代北方和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多用短弓，而东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多用长弓。据说当时中原一带的人们把这些使用大弓的民族称为“夷”，有趣的是分解开“夷”这个字便是“大”和“弓”。
弓箭是人类使用的最古老的抛射兵器。它的发源地尚不能确切断定，因为世界上许多民族在他们的早期阶段都使用过弓箭。中国迄今为止发现得最早的是旧石器时代的一枚石镞，即石头磨制的箭头，距今约28000年。这枚石镞是用燧石加工而成的，长2.8厘米左右，前锋锐利，做工精细。据推测，这还不是我国最古老的箭头，我国祖先使用弓箭应该推回到3万年以前。原始社会早期的弓箭，制作简单，形状粗陋。弓身用竹片木条弯曲，拴上弓弦，即“弦木为弧”。再把木棍或竹竿削尖当作箭，所谓“剡木为矢”，这就制成弓箭。那时用它狩猎已是社会的一大进步，既可以远距离射杀野兽，同时又避免近身捕猎遭受猛兽的威胁和伤害。后来人们又用石片或兽骨磨制成箭镞，安装在箭头上，大大提高了杀伤效果，人们可以比较容易地猎获更多的禽兽。进入青铜器时代以后，不仅箭镞有了更为尖硬锐利的铜镞，而且弓的形制更加富有弹力。商代的弓，其拊部向射手一侧明显凹陷，当拉弦释弓时，弓体向相反方向拘曲，比原始的单体弓更为强劲，可在张弦后保持较强的弹性，大大延伸了射程。
弓箭用于人类战争的确切年代尚不十分清楚。但到春秋时代，弓箭已成为军队中重要的远射兵器。在此之前，据《周礼·夏官》《考工记》记载，周代国家军工部门就有专门掌管弓箭制做、分发的机构。那时的弓分为六种：王弓、弧弓、夹弓、唐弓、庚弓、大弓。其中王弓、弧弓专门用来守城或车战；唐弓、大弓用作练兵习射；夹弓、庚弓用于狩猎。同时对于各种弓的选材、制作都有严格的规程。比如制做上好的弓，需要选用木作弓干，另外还有弓两侧装饰的角，缠绕弓身的丝线和外面粘着的动物筋，以及涂的胶和漆，都需要精心配制选择。古代制弓技艺还十分讲究取材的季节，加工制做的气候等等，所以制造一具良弓往往需要花费工匠几年的功夫。战国时期弓的制作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工序，曾在长沙的一座楚墓中，出土过一些保存较好的战国弓。其中有一件弓全长140厘米，弓体最宽处4.5厘米，厚5厘米，弓两侧装有角质弭。弓身是用竹子制成，中间一段用四根竹片叠成，外面粘有呈胶质薄片状动物筋，并在弓体外缠丝涂漆。这种弓虽然算是普通的弓，但所使用的干、角、筋、胶、丝、漆六材俱全，算是古代一种复合弓。后来弓的变化都是体现在选材和制作上，基本式样没有多大变化。
弓箭作为远射兵器，在春秋战国时期应用相当普遍，被列为兵器之首，贵族将门之子从小就学习射箭。“射”作为一种技艺是公卿大夫必须通晓的“六艺”之一，不仅在国君会盟、宴会上被视为一种礼仪，而且在民间风俗中也以它为礼节。哪家生个男孩，门口便挂一张弓，期待男孩长大后，勇武有力，能弓善射。东周时期有一位名叫“养繇基”的小将，自幼习射，少年便精通射技，百发百中，被人们称为“神箭养叔。”
汉代时，制作弓箭更加利于实战，造出许多用于步战、水战、骑战的各种弓箭。有虎贲弓、雕弓、角端弓、路弓、强弓等。不仅弓力强劲而且装饰有铜箍、玉角，十分精致美观。人们视射技既是一门战术又是一门艺术，有人形容吕布射箭“弓开如秋月行天，箭去似流星落地”。古代典籍里，不少文人重笔泼墨描写了生动逼真的弓箭战斗场面。《前汉演义》中描述，汉文帝时，周亚夫迎战吴楚兵“前驱发出弓弩手，连环迭射，后队发出刀牌手，严密加防”。又有：敌兵“群镞齐飞，争注汉军”；汉高祖“冒矢督战，毫无惧色”。汉代著名的“飞将军”李广，曾以其百步穿杨的射箭绝技威震边关，使匈奴不敢进犯。据说，李广使用的箭名叫“大黄箭”，常有“强弓四射，箭如飞蝗”之说。更令人惊奇的是：有一次，李广巡视山麓，遥见草丛里卧着一只老虎，急忙张弓搭箭射中虎射。可是那虎居然静卧不动，走近一看，原是一块貌似猛虎的大石头。箭透进石中约有数寸，外面只露出箭羽。经此一箭，李广名声更大，众人皆传李广具有神力，故箭能穿石。射箭虽然讲求技巧，但臂力是首要条件。古时弓力以“石”为计算单位（1石＝94斤）。三国时，有名的蜀将黄忠虽年逾花甲，仍不服老。一次，蜀国点将，欲破魏国名将张鄧鄧。军师诸葛亮认为只有张飞能抵过张鄧。黄忠则曰：“某虽老，两臂尚三石之弓，浑身还有千斤之力，岂不足敌张鄧匹夫耶？”说着取下架上大刀，抡动如飞，壁上的硬弓连拽折两张，可谓“老当益壮”。南北朝弓的拉力增大。据《梁书》记载：“羊侃臂力绝人，所用弓至十二石，马上用六石弓。”
唐代弓分为长弓、角弓、稍弓和格弓四种。长弓用作步战，角弓用于骑战，稍弓和格弓是狩猎用弓和皇朝禁卫军用弓。唐宋以后直到明清，弓的形制日趋单一化，大致可分为常用弓和练习弓。前者注重射击的准确度，后者练习张弓的臂力，所以练习用的是“大弓”和“长弓”。明朝特别重视弓的选材与制作，一把弓所用的材料，往往分别来自许多地方。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各代朝臣都十分重视弓的制作和使用。因为在古代战争中，“两军相遇，弓弩在先”。无论是攻守城镇，还是伏击战、阵地战都可以弓箭为利器，“先下手为强”。自火器问世之后，弓箭仍以它轻巧灵便、射中率高之长而继续服役军中，一直延用到清朝末年。时至今日，我们在体育竞技场上，仍能目睹射箭神手的英武风姿。
矢
古代人称箭为“矢”。箭头叫“镞”或“镝”。各种弓弩都使用矢，可以说，矢与弓是同时代的产物。最早的矢很简单，用一根树棍或竹竿，截成一定长度的箭杆，在一端削尖就是箭。而矢的真正起源应是原始社会石器时代，人们把石片、骨或贝壳磨制成尖利的形状，安装在矢杆一端，这就制成了有石镞、骨镞或贝镞的矢了，比起单用木棍竹竿削的箭可算进了一大步。为了较准确地命中目标，必须把握住箭在飞行中的方向，于是人们在箭杆的尾部装上羽毛，使箭的形制趋于完善。
商代遗址中曾出土了带铜镞的箭，全长85厘米，并有皮革制的箭袋。由于箭在战争中如同子弹，有去无回，消耗量大，即使有了铜镞箭也不可能大量应用，仍以石镞和骨镞箭为主。箭虽然只有箭镞、箭杆、箭羽三部分组成，但古人制作时非常讲究各部分的尺寸、形状、比例、选材等。单就箭镞来看，殷墟出土的铜镞有四种：一是薄匕式，类似匕首的锋部，镞中有脊，两侧分叶，外缘带刃，两刃向前聚成锋并向后形成倒刺，中脊向下伸出，形成连接箭杆的铤。二是三棱式，这种镞呈长条形，有三刃棱，上有尖锋，下出铤。三是圆锥式，镞头短而体轻，上锐下圆，形似圆锥。四是平头式，形如圆柱，镞头平而无锋，仅可撞击不能射杀，是专门用做习射时的“志矢”。在实践中证明“三棱式镞”最适用，其优点是：制作简便，镞体坚固，镞锋锐利，穿透力强。还因镞体近似流线型，故箭飞行时阻力小，方向性好，保证了箭射出后的稳定性和准确性，又具有较强的杀伤性能。所以，到战国末年，三棱铜镞以其优势逐步取代了各式铜镞，成为箭镞的主要形制。陕西秦俑坑出土的铜镞数以万计，三棱铜镞占99.85%，足以说明先秦时期已由多种镞型趋于单一形式的三棱镞。
箭杆古代称“梃干”，一般用竹或木两种材料制做。古时候，人们把用竹制做的箭杆称为箭；把木制的称为“矢”。根据古代植物资源的分布，我国东南地区多用竹制箭杆；东北、西北地区多用桦木、杨木、柳木；华北地区则多用萑柳。另外箭羽对于箭的飞行速度及命中率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人对箭羽的选择及用量的多少都有严格的规定。如果羽毛太多，会减慢箭的飞行速度，射程缩短；羽毛过少，飞行时箭身不平衡，影响准确度，因此必须有恰当的比例。《考工记》中论述了一种检测方法：将箭杆投入水中，根据其沉浮部分的长短，以求出装尾羽的比例。箭羽以翢翎最好，其次是角鹰羽、鸱枭，最差是雁鹅羽，遇风易斜窜。但由于上好的箭羽来源少，宋代人发明了风羽箭，即在箭尾安羽处剔空两边，利用凹进空槽的气流保持箭在飞行中的稳定性，这种设想非常科学。另外还有用硬纸做的纸羽箭，或短小的无翎箭。大弩上使用的长箭则是铁片制成的铁羽箭。
中国现存最早的最完整的箭，是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制的。此箭全长67厘米，有三棱铜镞、竹杆，带三根尾羽。镞和羽都经缠丝涂漆与箭杆相固定。为增大箭的杀伤效力，后汉时耿恭发明了“毒箭”。三国时，关羽攻打樊城，遭到曹仁500名弓弩手的乱箭阻击，右臂中一弩箭，箭头有毒，毒已入骨，右臂青肿，不能运动，遂请华伦医治。神医华伦曰：“此乃弩箭所伤，其中有乌头之药，直透入骨，若不早治，此臂无用矣。”乌头是一种药用植物，中草药名叫“附子”，其茎、叶、根均有毒。那时少数民族习用的弓弩箭头多带剧毒，中箭者，皮肉烂，烂到五脏而死。可见毒箭的致残、致死率是很高的。随着金铠铁甲的出现，要求箭更具穿透力。晋代多用钢铁箭镞。唐代箭分为竹箭、木箭、兵箭、弩箭四种，前两种用于狩猎，后两种用于战斗。用于战斗的箭镞用钢制成，刃部较长，能穿透坚甲。
明清时代，出现了一种飞行中带响的箭叫“鸣镝”。据《前汉演义》描述，这种箭出自匈奴国太子冒顿之手。冒顿为争王位，欲收服民心，以便为所欲为，便发明了一种骨箭，上面穿孔，发射时有声，称为“鸣镝”，由他专用。遂传令部众：“汝等看我鸣镝所射，便当一齐射箭，不得有违，违者立斩！”此后，冒顿常率部众外出狩猎，只要他鸣镝一发，部众万矢齐攒，稍有延迟，立毙刀下。众人甚是畏惧，不敢怠慢。一日，冒顿牵出自己心爱的好马，用鸣镝射马，部下亦争相竞射，冒顿见状喜笑颜开，遍加奖赏。然而冒顿并不因此而满意，又先后用鸣镝射杀自己的爱妻，射杀了国王头曼的好马，部众闻声急射，稍有迟疑者，立即丧命。从此，只要呜镝一响，众箭飞至，无一敢违。冒顿认为时机已成熟，这一日，请国王一同出猎，自己随在马后，用鸣镝对准头曼射去，部众随声同射，匈奴国王头曼毙于乱箭之下，冒顿弑父自立为王。明清时的“鸣镝”是在箭镞上加了一个用骨或兽角制成的小哨。箭的发展，是随弓弩的不断改进而发展的，强弓大弩的出现，要求箭具有良好的贯穿力，所以对箭镞的要求也不断提高。
抛石机
当世界上第一门火炮在中国诞生之前，我们的祖先使用的重型武器之一就是这种抛掷石弹的石砲——抛石机。所以古代的“砲”字偏旁是“石”而不是“火”。又叫抛车、发石车等，总之是用来攻守城堡，以石头当炮弹的远程抛射武器。
据唐代的一部兵书《神机制敌太白阴经》记载，抛石机通身用木料制成，砲架上方横置一个可以转动的轴，固定在轴上的长杆称为“梢”，起杠杆作用。只有一根木杆的称为“单梢”，设多根木杆的叫“多梢”，梢越多，可以抛射的石弹就越重、越远。古代砲梢最多可达13梢。梢所选用的木料需要经过特殊加工，使之既坚固又富有弹性。另外由于抛石机是运用杠杆原理制造的，所以砲梢的长度及力臂和阻力臂的比例都要精心测算，一般砲梢长约2.5~2.8丈。梢的一端系有“皮窝”，内装石弹，另一端系砲索，长约数丈，小型砲的砲索在1~10条不等，大型砲多达百条以上，每根砲由1~2人拉拽。抛掷石弹时，先由一人瞄准定放，拉索人同时猛拽砲索，当砲梢系索一端猛落的同时，另一端的皮窝迅速甩起。石弹借惯性猛地抛出，射程可达数百步。
相传抛石机发明于周代，叫“抛车”。据《范蠡兵法》记载，“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三百步”。石弹出现更早，也就是先有“弹”后有“机”。新石器时代出土文物中，有一些经过打制加工过的石块，就是原始人使用的“石弹”，不过那时只用于抛掷。“砲”问世以后，成为战争中的重型武器。三国时，各国君臣都十分重视抛车的制造和使用。著名的官渡之战中，曹军运用一种可以自由移动的抛车，击毁袁军的橹楼及战车，这种威力强大的抛车被称为“霹雳车”。当时的抛车多数是将砲架固定在地面上或底座埋在地下施放，机动性差，安装费时费力。后来为了便于移动，在砲架下面安装了车轮。又因为砲架笨重，要随时变换抛射方向，仍是十分麻烦的事情。为此，人们发明了“旋风抛车”。这种抛车的砲栓能够水平移动和旋转，可向各个方向抛掷石弹，又称为“旋风砲”。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将砲安装在车上的“拍车”，或将砲安装在船上的“拍船”，可以随军机动作用，成为当时的重武器。隋朝末年，魏公李密命令护军将军监造抛车，一次制造了300架，称为“将军砲”。
唐宋以后，抛车的品种日渐增多，抛车的形制比过去加大，使用更为普遍，成为“军中之利器”。757年，史思明围攻太原，李光弼就是用抛车击退史军的。那时，抛车可分为轻型、中型、重型三种：轻型抛车，由两人施放，石弹重半斤，用于迎敌作战；中型抛车在单梢、双梢、旋风、虎蹲等，用40~100人拉砲索，可发射25斤重的石弹，射程达80步；重型抛车有五梢、七梢砲，要150~250人拉砲索，发70~100斤重的石弹，射程可达50步。这种重型砲十分笨重，使用时须固定砲架，多用于攻守城池。1126年，金兵攻汴京（今河南开封）时，“一夜安砲五千余座”，迫使守城兵士退居城下，几乎无法抵挡这砲林石雨，据说，元兵攻京师龙德宫时，利用宋宫中太湖石假山岩当石弹，每城角设100多门大至十三梢的巨砲，昼夜轰击，抛出的石弹几乎把城镇平。那时蒙古人很注重发展抛石机，专门成立了“砲军”，在攻城时集中使用，其作用相当于近代的炮兵，在攻城战斗中具有无坚不摧的威力。1273年（元世祖至元十年），元军攻打襄阳，使用一种巨型抛石机，可发射150斤重的石弹。据说这种抛石机是一名叫“亦思马音”的西域人制造的，所以人们称它“回回砲”，或叫“襄阳砲”、“西域砲”。据《元史》描述，这种砲“机发时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毁，入地七尺”。另外，这种砲不用人拉砲索，而是在梢端绑一块巨大的石块，在砲架上安装铁钩，钩住砲杆，放砲时，只要把钩拉开，石块立即下坠，将砲梢压下，同时百十斤重的石弹猛然抛出。这种构想，节省人力，使用方便，威力巨大，不能不说是抛石机的一项重大改革。
抛石机长久使用的是石头制做的砲弹，后来出现过一些带毒烟、毒药的化学弹、烟幕弹，以及燃烧弹，这类砲弹不必像石弹那样靠重力去击毁敌人，而是利用毒气、毒药、烟火的作用熏杀敌人，可以说这是古代化学战的一种形式。还有一种“爆炸性”的砲弹是“泥弹”，用泥团制成弹丸，装入小型砲的弹袋里，弹射出去立即“炸”个粉碎，即可以击杀敌人，又不至于像石弹那样落入敌手再反射回来。
在抛石机长期的实践经历中，砲的射击瞄准方法到宋代发生了转折性的变革，由直接瞄准法变为间接瞄准法。宋代以前，砲手们操作抛石机时，都是先将砲座对准目标，由“定砲人”目测距离，判定方位决定方位角和砲梢的高低。需要向高处仰射时，就将砲的前脚垫高；如向低处俯射时，便将砲后脚垫高。待瞄准定位完毕，把石弹放入砲杆后面的弹窠内。然后，根据目标远近确定拽砲索人数，远则人多，近则人少。每个拽砲人都握住砲索，依照统一口令，同时猛拽砲索，后面弹窠内的石弹腾空飞起，射向目标。这时“定砲人”观察弹着点，修正偏向，再次瞄准射击，直至击中目标，这种与敌人面对面的瞄准射击方法在古代算是方便易行的了，但有两大缺点：一是容易暴露自己的砲位，被敌砲反击；二是在守城战斗中，狭小的城墙上摆不开许多砲，况且一门砲要用数十人乃至上百人拽放，占地很大，同时又妨碍其他兵士作战。为改变这种状况，1126年，我国古代著名的砲兵专家陈规在德安守备战中，首创了战砲间接瞄准法，即把砲架在城墙内，使城外敌人无法看到。各砲的“定砲人”站在城上，用口令指挥城下各砲施放。这种间接瞄准法是世界砲兵史上一项伟大的创举。西方人直到近代才懂使用砲的间接瞄准方法，而我们的祖先早在800多年前就成功地创造并使用了这种方法。
明代以后，火炮成为主要的攻守武器，抛车逐渐退出了战场，至清代已完全被火器淘汰。
除了弓箭、抛石机以外，我国古代还有一些杂形的抛射兵器。这些兵器多用于防身自卫，其发射距离近，杀伤力有限，一般不用来大量装备军队。
弓箭、抛石机统属古代的抛射兵器。它们是人类最早懂得运用机械能和释放能发明创造的冷兵器，以达到远距离杀伤敌人的目的。中国古老的神话传说中的“羿射九日”、“纪昌学射”，传奇般地表达了人们赋于弓箭的神力，以及人类利用弓箭与大自然作斗争的向往和信念。恩格斯曾经把弓箭的发明看作人类进入蒙昧时代高级阶段的重要标志。他指出：“弓、弦、箭已经是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较发达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时熟悉其他许多发明。”他还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抛射兵器在冷兵器时代是较先进的一种兵器。它能在较远的距离发射并击中目标，具有其他冷兵器无法比拟的杀伤威力，因而在火器未问世之前，尤为历代兵家所重视。
盾
盾是一种手持的防护兵器。古代将士在作战时，通常左手持盾以掩蔽身体，防卫敌人刃矢石的杀伤，右手持刀或其他兵器击杀敌人，二者配合使用。
盾，古人称“干”，与戈同为古代战争用具，故有“干戈相见”等词。后后来还称作“牌”、“彭排”等。传说我国最早的盾，远在黄帝时代就有了。《山海经》中有关于“刑天”这位英雄人物的神话，描写他一手操干，一手持斧，挥舞不停的雄姿。陶渊明为此写诗赞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盾作为一种“主卫而不主刺”的卫体武器，早在商代就已经存在。到唐代时，盾改称“彭排”。宋代时正式称“牌”。明清两代沿袭宋习，称牌而不再称盾。
古代的盾种类很多，形体各异。从形体上分有长方形、梯形、圆形、燕尾形，背后都装有握持的把手。手持的盾牌一般不超过三尺长。春秋战国时，战车上专门有人执盾，以遮挡矢石。城头上多设盾橹，作为守城护具。骑兵和步兵所用的盾牌渐渐趋于小型灵便、坚固耐用，而“鸿门宴”上，壮士樊哙使用铁盾将交戟门前的卫士撞倒在地，这种铁盾则是一种重盾。
盾牌按制作材料的不同又可分为木牌、竹牌、藤牌、革牌、铜牌、铁牌等。其中用木和革制作盾牌的历史最长，应用也最普遍。商周时期，盾多用于车战和步战，用木、革制做或者用藤条编制的盾是军队中的重要防卫武器。这时的盾，形状近似长方形，前面镶嵌青铜盾饰，有虎头、狮面等，个个面目狰狞，令人望而生畏，借以恐吓敌人，增强盾牌的防护效能。有一种木盾特别流行，顶上有双重弧花纹，呈长方形，表面涂漆，并绘有精美的图案。藤牌也是军队中常用的一种盾牌。最早出产于福建，明代中叶传人内地。藤牌是采集山上老粗藤制作的，一般编制成圆盘状，中心凸出，周檐高起，圆径约三尺，重不过九斤，牌内用藤条编成上下两环以容手臂执持。这种藤牌，编制简单，使用轻便，加上藤本身质坚而富有伸缩性，圆滑坚韧，不易兵器砍射破入，所以藤牌传入内地之后，很快便成为步兵的主要装备之一。
明代大将戚继光十分重视盾牌的使用。他非常善于量才用兵，选拔“少壮便捷”的士兵担任藤牌手，“健大雄伟”的壮士则当长牌手。步战时，他指挥队伍，前面“二牌并列，狼筅（xian音显）各跟一牌，以防拿牌人身后。”（狼筅是一种简易的长兵器，多刃多层，具有刺、砍、钩叉等多种功能。）戚继光还命令伍长，手持挨牌在前，其余士兵按鸳鸯阵紧随在牌后（挨牌是一种近似倒梯形的长牌，上下两缘呈弧形弯曲，高约5尺，宽约1尺多，用轻而坚硬的木头做成）。这种鸳鸯阵法，既科学又严密，曾经在抗倭战斗中屡建奇功，大显神威。
明代还发明过能与火器并用的多种盾牌。这种盾牌不同于以往的是既能防御又能攻击，且威力很大。可以说它是古代的“坦克”。这类新式武器，有许多响亮的称呼：神行破敌猛火刀牌、虎头火牌、虎头木牌、无敌神牌等。这种牌是用生牛皮制成，内藏火器。战斗时，牌手持牌掩护士兵前进，先向敌人喷火，火焰喷射二三丈远，足可抵挡强兵十余人。“虎头牌”内藏猛箭一二十枚，临敌时，突然发射，以杀伤敌兵。明代最大的一个牌后面可以遮蔽25人。作战时，可施放火焰，阻止敌骑兵的冲击，又能掩护士兵免受箭枪射杀，还能数面神牌相连，迅速布成城墙，阻挡敌兵进攻。这些与火器并用的盾牌是明代所特有的。
铜盾和铁盾在我国古代曾经作为仪仗物使用过，尽管它们防护力强，但持在手里，若面积小则降低防护效力，若面积大则份量加重，所以一直未能用于作战。
甲
甲是古代将士穿着在身上的防护装具。它可以保护身体的重要部位免受冷兵器的伤害。甲又叫“介”或“函”，古人称制甲的人为“函人”。先秦时期人们把用皮革、藤等物做的叫作“甲”，后来有了铜片、铁片制的甲便改称“铠”，唐代以后一律铠甲统称，不再区分质料。
甲的历史十分悠久。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为了生存的需要，借助野兽的皮、林中的藤、木等物，制成简单的护饰，穿戴在身，以抵挡木、石兵器的伤害。据说可以称为“甲”的防护装具是夏朝的第六代国君“抒”发明的。主要是用皮革制做，披戴在前胸后背、腰腹等部位，既不影响四肢的格斗活动，又能防御身体主要部位免受兵器的损害。那时的甲，只是整块皮革做成了甲片。殷墟中的土层表面曾发现皮甲遗留的痕迹，有黑、红、白、黄四种颜色涂成的斑斓纹理，残迹最大径约40厘米。这种皮甲距今已3000多年了。整片皮革制做的甲坚硬发板，兵士着装在身，持枪操刀搏杀时，十分不便。后来改为用小片的皮革联缀。可按护体部位的不同、将皮革切成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革片，每片穿小孔，用细绳联缀起来。为了增强甲片的牢固性，还用双层或多层皮革缝制，表面涂漆，既美观又实用。自青铜器出现以后，人们用青铜片铸成兽面护饰装在甲衣胸背部。在西周时的古墓中曾发现过钉缀在甲衣上的各式青铜甲片。这种带青铜片的甲衣，其防护效能又增进一步。
进入春秋战国时代，战事连年不断。“兵戈乱浮云”，攻击性兵器不断改进，促使防卫装具进一步坚固、完善。甲的制作工艺相当完备，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制度。皮甲的防护功能和卫体面积都较前增大，成为战斗中的主要防护装备。在湖北曾出土了战国早期的12领比较完整的皮甲：全甲由甲身、甲裙和甲袖三个部分组成。身甲又有胸甲、背甲、肩甲、肋甲等共计20片甲片编成。甲片尺寸较大，最长的达26.5厘米。甲袖左右对称，各由13列、52片甲片编成，编联成下面不封口的环形，成为上下大小可以伸缩的袖筒。甲裙由上下四列甲片编成，每列14片甲片，自左向右叠压，固定编缀，然后再上下纵联，整个甲裙上窄下宽，便于下肢活动。身甲和甲裙均在一侧开口，便于穿着，穿好后再用丝带结扣系合。古人把这种用丝绳缀联起来的甲叫作“组练”。这些皮甲在古代的车战中与盾配合使用，能够有效地防御青铜兵器的攻击，所以那时各国军队都装备皮甲。
关于皮甲的制造，《考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制甲首先得选择原料，最好的皮料是犀牛皮和兕皮，兕是一种独角野牛，样子很像犀牛。据说用兕皮制做的甲可用200年，犀牛甲可用100年；这两种兽皮合起来缝制的甲能用300年。其次是鲛革，即鲨鱼皮制做的甲，也很坚固耐用。那时，吴国多用“水犀之甲”，楚国多用“鲛革、犀兕以为甲。”有了上好的皮革，工匠还得量体裁衣，根据穿着者的高矮胖瘦，画出样式，量好尺寸，经过良工的精心缝制，才能做出得体合身，坐、起、跪、拜皆便的甲衣北方的燕国曾以制造精甲而闻名列国。据说那时燕国几乎人人都会制做铠甲，所以没有专门制做铠甲的“函人”。
在车战中甲是主要的防护装具，几乎每名武士都配套铠甲，所以军中兵员实力又往往以铠甲数目表示，如“披练三千”、“带甲十万”等。当铁甲出现以后，皮甲、藤甲仍是少数民族军队的主要防护用具。比如《三国演义》中描述的，曾经被诸葛亮七擒七纵的南蛮首领孟获，在作战时，“身穿犀牛甲，头顶朱红盔，左手挽牌，右手执刀，骑一头赤毛牛……”还有一段关于藤甲的故事，说的是蜀国东南700里，有个乌戈国，国主名叫“兀突骨”，身高一丈二，不食五谷，以生蛇恶兽为食；身有鳞甲，刀箭不能侵。他手下的军士都穿藤甲：那藤生长在山涧里，盘缘在石壁上，那里的人们采集这些野藤，浸在油中半年，然后取出来晒，晒干了再泡，这样反复十多遍，才能用来编成铠甲。这种藤甲穿着在身，渡江不沉，经水不湿，刀箭不人，称为“藤甲军”。但是兀突骨率领他的藤甲军与蜀军作战时，却遭到惨败。那油藤甲不浸于水，却抵不住火。所以，诸葛亮把他们引入峡谷，先用火烧，再用石炮击，3万藤甲兵如陷火海，全部丧生，场面惨不忍睹，诸葛亮本人也不禁垂泪叹曰：“吾虽有功于社稷，心损寿矣！”演义毕竟有所夸张，不足为据。但在我国古代战争中，各类皮甲确实是军队中长久使用的防护器具。特别是犀牛皮、兕皮、水牛皮、鲨鱼皮坚硬厚重，又有韧性，青铜兵器和一般的轻型铁兵器难以刺穿，防护力相当强。那时的军队兵马均披甲，以蔽刀箭。青铜由于脆硬，一直用来锻打成片，钉缀在甲衣的胸部背部，起到盾的某种作用，保护身体重要部位。所以青铜制品一直作为皮甲的附属物，而终未取代皮甲。这样直到精锐的钢铁兵器问世以前，皮甲作为防护战具在军中经历了千余年的历史。宋朝、元朝军队中皮甲作为一种轻便防护装具仍与铁甲一起使用。而许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直到全国解放前夕仍使用皮甲皮盔。
从战国晚期到东汉，随着铁制兵器的发展，铁铠逐渐代替皮甲成为主要的防护装备。铁铠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际，《战国策·韩策》中称之为“铁幕”。那时的铁甲用于防护手臂部分。“铠”字原意就指：厚重、坚实。西汉时，人们称铁甲为“玄”即黑色的意思。汉武帝时，有位著名的骠骑将军叫霍去病，他生前曾先后6次西征匈奴，屡建功勋，却年仅24岁就因病去世。为悼念这位早逝的英雄，汉武帝“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其送葬。当时，用玄甲军送葬是十分隆重的葬礼。这种场面虽然我们已无法看到，但模拟送葬军阵的陶俑群，却在2000多年后被人们发现了。1965年在陕西咸阳杨家湾，一座相传是汉丞相周勃的墓地附近10个土坑中，出土了彩绘陶俑2500件以上，其中40%的陶俑身上披着铠甲，虽式样不同，但都涂成黑色，上面再用红色或白色区划出片的细部。这组陶俑正是象征身着披玄甲的军队，它形象逼真地向我们展示了古代金盔铁甲武装起来的军容。
我国考古工作者曾在多处汉代遗址上发掘出许多铁甲片。经专家考证，那个时代的铁甲正逐步由粗陋到精致，经历着一个更新变革的过程。原来是用较大的长条甲片编制成“札甲”，虽编制简便，但活动不便，后改用小片甲片编制成“鱼鳞甲”，作工更加细致。从保护部位上，由仅保护胸背的形式增加有保护肩臂的“披膊”及保护腰胯的“垂缘”。出土于呼和浩特的一领西汉铠甲就是带有“披膊”和“垂缘”的札甲，全甲共有600多片甲片编成，重11.1公斤，而出土于河北满城西汉刘胜墓的一领铠甲则是带有“垂缘”的“披膊”和“鱼鳞甲”，全甲共由3008片甲片编成，总重20.2公斤，其制工异常精美。
西汉以后，甲片的基本形制和编组方法基本固定，变化不大，通常是选用搓得比较精细的三股麻绳编缀。其编缀方法大致是先横编后纵联，横编时由中心一片向左右编缀，纵联时由上而下，所以编成的铠甲一般是上排压下排，前片压后片。在需要活动的肩、腰胯等部位，则采用左右横向固定，上下纵向活动编缀，就是将编组的绳索留有可供上下活动的长度。这种活动编缀的甲片，编时则需要下排压上排，整个铠甲的编缀方法简单而有规律，便于及时修复。
汉代铁甲不仅在编制工艺上日益精湛，而且铁甲的锻造技术也不断提高。据专家测定，西汉铁甲片表面为铁素体的退火组织，中心部位的碳含量很高。所用材料是块炼铁，锻打成铁甲片后，再退火，表面脱碳，使炼就的甲片不仅坚硬而且富有韧性。不仅如此，汉代铁甲的生产量也很大，能够达到军队兵员一人一领的程度。据《东观汉记》载，刘盆子率20万人马向刘秀投降时，在宜阳城西堆积的铠甲，就像熊耳山一样高。三国时期，上好的铠甲都是用“百炼钢法”锻造的。诸葛亮曾下令制造“五折钢铠”。这种“五折钢铠”是选用反复选打五次的钢片锻造而成的。据说诸葛亮还监造过一种名叫“筒袖铠”的铁甲，选料精良，制作考究，流传几百年。这种铠甲不仅能抵御一般的锋矢，甚至连“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人”。可见其防护功能之强。
南北朝时期，随着重甲骑兵的崛起，适用于骑兵装备的“两当铠”极为盛行，逐渐成为铠甲中的重要类型。所谓“两当铠”是由一片胸甲和一片背甲组成，因为它的形制和服饰中的“衤两裆”形状相似而得名，两裆古代指背心。这种铠直到隋唐仍很盛行，唐代还盛行“明光铠”。据《唐六典》记载，唐朝的甲制共有13种，其中明光铠、光要铠、细麟铠、山文铠、乌锤铠和锁子甲都是铁制的。“明光铠”的前胸和后背各有一面像镜子一样的金属圆护心，太阳照射时即闪闪发光，因此得名。锁子甲是一种用铁链衔接，互相密扣，缀合而成衣形的铠甲。这种甲穿起来柔和便利，比大型坚甲轻松。为适应步兵野战的需要，在唐代供步兵使用的步兵甲有了很大发展。据《通典》所记，当时每队战士有60%的人装备有铠甲，而汉代军队披铠甲的士兵仅占总数40%。这种步兵甲的基本形制是：身甲前后片在双肩上用带联扣，两肩所覆披膊作兽皮纹，腰带下垂有两片很大的膝裙，上面叠缀着几排方形的甲片。宋代的“步人甲”就是由这种铠甲演变而成的。唐代的甲虽然种类繁多，式样各异，却主要供骑兵穿着，战马一般不披甲，这样在作战时骑兵机动性大，以轻捷快速而取胜。另外，唐代制甲，还讲究外观华美，往往涂上金漆或绘有各种花纹。唐太宗李世民还是年轻将领时，曾身披金甲，陈铁骑1万人，甲士3万人，在太庙前举行凯旋礼。那时仪仗典礼等隆重场合下都有金盔银甲的壮观场面。唐代大诗人杜甫曾写下“金锁甲、绿沉枪”的诗句。宋代大诗人陆游的《出塞曲》也有“三军甲马不知数，但见银山动地来”的名句，形象地描绘了众多兵士身着铠甲，在阳光的照耀下，像银山一样烁烁发光的壮观景象。
宋代铠甲有钢铁锁子甲，黑漆顺水山字甲，明光细网甲，明举甲，步人甲等。还有一种十分坚精的铁甲——瘊子甲，是青堂（今青海省西宁市附近）羌族人民制造的。这种甲柔薄坚韧，甲片呈青黑色，光亮得可以照见毛发。当时有人做过一个试验，在50步以外用强弩射击，结果任何强有力的弩箭射都不透这种甲，其中只有一支箭射入，经检查，原来这支箭是射在穿带子的小孔里，射进的铁箭头竟被甲铁碰得反卷起来，可见其坚硬程度是相当高的。这种铁甲，是用冷锻法加工出来的。当甲片冷锻到原来厚度的三分之一以后，在它们的末端留下像筷子头大小的一块不锻，隐隐约约像皮肤上的瘊子，所以叫“瘊子甲”。铠甲发展到宋代已经非常完善并形成了一定的制度。
在我国古代，铠甲是军队的主要防护装备，所以它的生产一直由国家控制。唐代专门有生产铠甲的“甲坊署”；宋代设有南、北作坊。据《宋史·兵志》记载：一套铠甲总重量为45至50斤，有1825枚甲叶，需要花费120个工作日才能做成。可见那时生产一副铠甲是相当花费工时的，首先要把铁锻打成甲片，此间需要经过打札、粗磨、穿孔、错穴、裁札、错棱、精磨等多道工序，然后再用皮条编缀成整领铠甲。铁甲虽然防护能力很强，但份量很重，兵士穿上全套盔甲，再加上随身携带的必需用品，负重足有百斤以上，再拿着兵器行军作战，其负荷之重，操劳之苦是难以想象的。可以使我们联想到古代边防士兵武装得像钢铁机器人一样，艰难地守卫着边关的情景。除此之外，铁甲还有一个缺陷是帖近身体的一面也十分坚硬，常常会磨伤皮肤。宋朝时，在铁甲内面衬上绸里，后来又在甲衣内穿上絮有棉花的“胖袄”，以防止磨伤皮肤，“胖袄长四尺六寸，装棉花绒二斤，裤装棉花钱半斤”。战士穿上棉袄棉裤，外罩铁甲衣，若是在冬天寒冷的地方，既保暖又保险，可算是享福了；可若是在炎热的夏季骑马作战，真如身陷蒸笼一样，整天浸在汗水里，还常常生虱子，甲士辛苦之极矣！身穿铁甲的将士行动十分不便，上下马都靠别人扶持，在皇帝、要臣面前无法行跪拜礼，只能拱手作揖致礼，所以军礼规定“介胄不拜”。
为了减轻甲的重量，又不降低其防护能力，唐代以后出现一些轻型铠甲。《水浒传》中有一位金枪班教师徐宁，他家中藏有一副价值万金的雁翎甲，后来被鼓上蚤时迁盗走了。这副雁翎甲是用雁翎根联缀而成的，可以抵御轻武器的斫、刺。元世祖忽必烈征讨乃颜时，曾赏赐给洪俊奇一副雁根甲。这种甲份量轻，防护效能又好，但是成本昂贵，只能供极少数将领着用。用来装备部队的轻型甲主要有毡甲、绢甲、绵纸甲，其中又以纸甲使用较多。唐懿宗时，河东节度使徐商发明纸甲，据说坚固异常，猛箭不能射穿。1040年，北宋曾造纸甲3万副，分发给陕西防城弓手使用。明代中叶，戚继光领兵在东南沿海一带抗击倭寇时，令士兵穿着绵纸甲。这种甲份量虽轻，却能有效地防御鸟铳铅子，特别适合在我国南方地区作战使用。
明清两代，军用铁铠不仅制作精良，而且非常注重轻便。皮甲已完全被废弃，多用钢铁制作网甲，也叫锁子甲。比较盛行的有护卫上身及两膀的钢网衣，护卫下体的钢网裙或钢网裤，以及护卫手腕和脚的钢网腕、钢网靴。清代的铠甲分为胸马甲、腰甲、腹甲、腿甲四项，无论从制作工艺，还是从外观装饰上都较前有较大进步。清高宗弘历的御用铠甲至今保存在故宫博物院。这领铠甲异常精美华贵，全甲由八个部分组成：铜盔、护项、护膊、战袍、护胸、铜镜、战裙、战靴。甲衣上内衬钢片、明哈片、玳瑁边，战袍上密缀铜星，式样别致，具有民族特色。那时还十分流行一种战袍，袍外绣各式图案，里面装饰许多半圆体凸形小铜星，排列有序，肩上加置铜条，袍里则联缀甲片，其质坚厚，可抵御矢镞及鸟枪丸弹。这种战袍，柔和贴体，藏而不露，很受将士们欢迎。清代中后期，一方面由于火器的不断更新，铠甲的防护能力相应地下降；另一方面，清政府日益腐败，军备松弛，使得军队中铠甲徒具形式，只在操练、秋阅或仪仗中使用，以示雄武。后来西式操练的推广，铠甲才正式退出战争舞台，结束了它几千年的戎马生涯。
胄
胄是一种用来防护头颈的装具。在我国古代，人们通常把护卫身体其他部位的装具称为甲，而把护卫头部的单独叫作胄，又因甲和胄是配套使用的，所以“甲胄”一词便成了中国古代防护装具的概称。胄是先秦时期的称呼，战国时称为“兜鍪”，北宋时称“头鍪”，宋以后又多称“盔”。
传说在上古时代，原始部落之间的战争中，蚩尤部落最先发明了防护头部的装具，并在顶部装上兽角，既能护头，又可触人，具有双重战斗性能。新石器时代的胄，多是用藤条编制或用兽皮制做的，有些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使用藤胄、皮胄。后来，人们开始使用皮革制胄。曾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战国初年的皮胄，用18片皮甲片编缀而成，中有脊梁，下有垂缘护颈。这种皮胄是殷周时期皮胄最典型的代表。青铜胄在殷代也已开始使用。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青铜胄是河南安阳出土的殷代制品。1934~1955年，梁永恩先生在安阳侯家庄1004号殷墓中，发现了140多顶铜盔。这些铜盔形体近似，都是整体范铸而成，重2~3公斤，高15厘米，底宽18厘米。不少铜胄的正面铸有兽面纹饰，额部中心线是扁圆形的兽鼻，大大的兽目和眉毛在鼻上向左右伸展，与双耳相接，圆鼻下是胄的前沿，在相当于兽嘴的地方，则露出将士的面孔，显得十分的威严。胄的顶部有一向上竖起的铜管，用以安插缨饰。胄的表面打磨光滑，兽面等装饰图全都浮出胄面，大部分铸成虎头状，外观雄武，所以古代称顶盔披甲的将士为“虎卉”之士。胄的内面仍保留着铸造时的糙面，可以推测当时胄内一定还有柔软的织物作衬里。西周时的铜胄也是整块范铸。左右两侧向下延伸形成护耳，有的在胄沿宽带上凸出一排圆泡钉。从出土的周胄来看，造型朴实，不像殷代胄那样装饰华丽怪谲。
战国时期，铁制的护头装具随着铁兵器的发展应运而生，由于它的外形很像当时的饭锅——鍪，所以开始时被称作“兜鍪”。1965年，在河北易县燕下都一座古墓中出土的铁兜鍪，是我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一件。它是用89片铁甲片编制而成，全高26厘米。从顶部开始一层压一层编缀，自上而下共七层。整个头部裹护严实，仅留面孔部分。式样简单，没有特别的装饰。秦汉以后，铁兜鍪成为将士护头的主要装具，在兜鍪的后侧，常常垂有保护脖颈的部分，称“顿项”。唐代以后，“顿项”又常用轻软牢固的环锁铠制成，以便于颈部活动。南北朝的兜鍪，额前伸出冲角，两侧增加护耳，这种形制和结构一直保持到隋末。据说，13世纪蒙古首领铁木真率领骑兵西征时，骠悍的蒙古骑兵，身披铁甲，头戴一种样式奇特的铁盔，面部有一个硕大的船锚形护鼻器，手持明刀快斧，骑着高头大马，那样子十分狰狞可怖。刚入侵印度时，人们以为魔怪降世，惊骇之状不亚于我们现今对外星人的惊奇和恐惧。唐宋以后，兜鍪改称为“盔”，但其形制和结构基本保持了南北朝时期的风格。这种铁制的头盔，作为我国古代军队中普遍装备的护头装具，一直使用到晚清。明代的头盔大体上承袭了宋以前的遗制，有所改进的是御林军使用的锁子盔，铁钵的形制像一顶便帽，下沿内装锁子钢丝网，盔高8寸多，网长1尺左右，网环极为细密，而普通士兵着用的铁盔比较简单，没有什么装饰，铁钵高大，眉庇较宽，整个盔面下宽上窄，呈尖塔形。军官用的铁盔，上面雕刻有龙虎图纹，有的还用金银镶嵌，盔上有管，可插貂缨。随着火器的发展，铁盔的形制渐趋轻体化。到清代末年，西式钢盔传入中国，成为步兵通用的防护器具，但其形制已与古代兜鍪大不相同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步兵作战装束是迷彩服和钢盔，古老的铁甲已列为历史遗迹，胄却以另一种崭新的面貌在现代战争中发挥效用。
马铠
在古代战争中，战马曾是战场上十分重要的一支生力军，所以保护战马的安全，也是防护的一项主要内容。我国古代用于保护战马的专用铠甲称为“马甲”或“马铠”。
早在殷周时期，车战是主要的作战方式，马甲主要用来保护驾车的辕马。秦汉以后，骑兵成为军队中的重要兵种，马甲又用于保护骑兵的乘马。这两个时期的马甲在用料、制作工艺和形制上都不相同。殷周时期用来保护辕马的马甲，主要是皮质的，面上髹漆，并画有精美的图案，整副马甲分为保护马头及躯干两个部分。秦汉以后，用于保护骑兵乘马的马甲，开始时还有皮质的，主要是用皮革制成的“当胸”，三国以后，就出现了全副铁质的马铠了。南北朝时期出现了重甲骑兵——“甲骑具装”，至此马铠的结构日趋完善，并从此称为“具装”。这种“具装”一般由保护马头的“面帘”，保护马颈的“鸡颈”，保护马胸的“当胸”，保护躯干的“马身甲”和保护马臀的“搭后”、“寄生”六个部分组成，使得战马除了耳朵、眼睛、鼻子、嘴以及四肢尾巴暴露以外，全身都受到铠甲的保护。当时这样一领具装铠总重量接近90斤。隋唐以后，重甲骑兵日渐减少，但马铠仍是军队中较多使用的防护装具，一直到明清时期，骑兵的战马才不再披这笨重的马铠。
甲胄虽然是重要的防护装具，但也有它的弱点。从皮甲到铁铠，随着甲胄防护力量的加强，其重量也大大增加。宋代一领铁甲重约50斤，明代的铁甲一领连盔重57斤，再加上兵器和其他装备，一个士兵负重约88.5斤。披戴这样重的盔甲，很不便于行军作战。
北宋是我国古代甲胄制造的顶峰时期，也是它开始走向衰落的起点，导致它衰落乃至废弃的主要因素是火药的发明和使用。当然，火药发明的初期，它的威力还很有限，甲胄仍然具有一定的防护能力。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火药日益显赫的威力逼迫甲胄退出了历史舞台。
飞桥
飞桥，是保障攻城部队通过城外护城河的一种器材，又叫“壕桥”。这种飞桥制做简单，用两根长圆木，上面钉上木板，为搬运方便，下面安上两个木轮。《六韬》中记载：“渡沟堑飞桥一门，广一丈五尺，长二尺以上。”如果壕沟较宽，还可将两个飞桥用转轴连接起来，成折叠式飞桥。搬运时将一节折放在后面的桥床上，使用时将前节放下，搭在河沟对岸，就是一座简易壕桥。
云梯
云梯是一种攀登城墙的工具。相传云梯是春秋时的巧匠鲁班发明的，其实早在夏商周时就有了，当时取名叫“钩援”。春秋时；鲁班加以改进。战国时云梯由车轮、梯身、钩三部分组成。梯身可以上下仰俯，靠人力扛抬倚架到城墙壁上；梯顶端有钩，用来钩援城缘；梯身下装有车轮，可以移动。唐代的云梯比战国时期有了很大改进：云梯底架以木为床，下置六轮，梯身以一定角度固定装置于底盘上，并在主梯之外增设了一具可以活动的“副梯”，顶端装有一对辘轳，登城时，云梯可以沿城墙壁自由地上下移动，不再需人抬肩扛。同时，由于主梯采用了固定式装置，简化了架梯程序，缩短了架梯时间，军队在攻城时，只需将主梯停靠城下，然后再在主梯上架副梯，便可以“枕城而上”，从而减少了敌前架梯的危险和艰难。另外，由于云梯在登城前不过早地与城缘接触，还可以避免守军的破坏。到了宋代，云梯的结构又有了更大改进。据《武经总要》所记，宋代云梯的主梯也分为两段，并采用了折叠式结构，中间以转轴连接。这种形制有点像当时通行的折叠式飞桥。同时，副梯也出现了多种形式，使登城接敌行动更加简便迅速。为保障推梯人的安全，宋代云梯吸取了唐末云梯的改进经验，将云梯底部设计为四面有屏蔽的车型，用生牛皮加固外面，人员在棚内推车接近敌城墙时，可有效地抵御敌矢石的伤害。古代攻城用的梯子种类很多，云梯算是巨大笨重、结构较为复杂的一种。三国时，孙权手下大将甘宁，率兵攻打曹操的皖城，攻城的时候，原打算派兵士运土筑土山，竖云梯，架飞桥，接近敌城墙，但大将吕蒙认为此法费时费力，不如乘军队士气正锐，用弓弩石砲强攻，可速战速胜。果然，最后以强攻取胜。
攻城在古代有多种方法，但多是以迅速登城为决胜前提，架梯必须果敢、迅速、乘虚入城。所以常用的有各种轻便简单的飞梯。汉代时，汉军攻打郅支城，该城外设一道木城墙，内设土城墙，防守相当严密。攻城兵士先用弓弩仰射，击退城上守兵，用火烧毁木城，持弩弓，操长戟冲入木城，然后迅速接近土城，四面架梯，缘梯登城，很快捣破了内城。这种攻城方式便是强攻，尽量缩短双方对峙时间，一鼓作气，迅速攻破城防，所以必须使用轻便飞梯，飞梯结构简单，重量轻，多是木制竹制。宋代飞梯长二三丈，首端装有双轮，便于蚁附登城。另外还有“避檑木飞梯”、“蹑头飞梯”、“竹飞梯”，形制略有差异，但都轻便实用。
巢车
巢车是一种专供观察敌情用的了望车，车底部装有轮子，可以推动，车上用坚木竖起两根长柱，柱子顶端设一辘轳轴（滑车），用绳索系一小板屋于辘轳上，板屋高9尺，方4尺，四面开有12个了望孔，外面蒙有生牛皮，以防敌人矢石破坏。屋内可容纳两人，通过辘轳车升高数丈，攻城时可观察城内敌兵情况。公元前575年鄢陵之战时，楚共王曾在太宰伯州犁的陪同下，亲自登上巢车察看敌情。23年王莽军围攻昆阳时，造高10余丈的大型巢车，用来观察城内守军动态，称为云车。
宋代又出现一种将望楼固定在高竿上的“望楼车”。这种车以坚木为竿，高8丈，顶端置板层，方阔5尺，内容纳一入执白旗了望敌人动静，用简单的旗语同下面的将士通报敌情。将旗卷起表示无敌人，开旗则敌人来；旗竿平伸则敌人近，旗竿垂直则敌到；敌人退却将旗竿慢慢举起，敌人已退走又将旗卷起。望楼车，车底有轮可来回推动；竖杆上有脚踏橛，可供哨兵上下攀登；竖杆旁用粗绳索斜拉固定；望楼本身下装转轴，可四面旋转观察。这种望楼车比巢车高大，观察视野开阔。后来随着观察器材的不断改进，置有固定的了望塔，观察敌情。
愤輼车
愤輼车也是一种古代攻城战的重要的工具，用以掩蔽攻城人员掘城墙、挖地道时免遭敌人矢石、纵火、木檑伤害。愤輼车是一种攻城作业车，车下有四轮，车上设一屋顶形木架，蒙有生牛皮，外涂泥浆，人员在其掩蔽下作业，也可用它运土填沟等。
攻城作业车种类很多，还有一种平顶木牛车，但车顶是平的，石块落下容易破坏车棚，因此南北朝时，改为等边三角形车顶，改名“尖头木驴车”。它是用长1~1.5丈、圆径1.5尺的圆木为脊，用斜柱支撑，下宽上尖，高七八尺，蒙以生牛皮，下安六轮，车厢内没有底，作业人员可在车内着地推车。车内可容6~10人。这种车可以更有效地避免敌人石矢的破坏。
为了掩护攻城人员运土和输送器材，宋代出现了一种组合式攻城作业车，叫“头车”。这种车搭挂绪棚，前面还有挡箭用的屏风牌，是将战车、战棚等组合在一起的攻城作业系列车。头车长宽各7尺，高7~8尺，车顶用两层皮笆中间夹一尺多厚的干草掩盖之，以防敌人炮石破坏；车顶中央有一方孔，供车内人员上下，车顶前面有一天窗，窗前设一屏风笆，笆中央开有箭窗，以供观察和射箭之用；车两则悬挂皮笆，外面涂上泥浆，防止敌人纵火焚烧。“绪棚”接在“头车”后面，其形制与头车略同。在绪棚后方敌人矢石所不能及的地方，设一“找车”，用大绳和“绪棚相连，以备绞动‘头车’和绪棚”。在头车前面，有时设一屏风牌，上面开有箭窗，挡牌两侧有侧板和掩手，外蒙生牛皮。使用头车攻城时，将屏风牌、头车和绪棚连在一起，推至城脚下，然后去掉屏风牌，使头车和城墙密接，人员在头车掩护下挖掘地道。绪棚在头车和找车之间，用绞车绞动使其往返运土。这种将战车、战棚等组合一体的攻城作业车，是宋代军事工程师的一大创举。
临冲吕公车
这是古代一种巨型攻城战车，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战车。车高数丈，长数十丈，车内分上下五层，每层有梯子可供上下，车中可载几百名武士，配有机弩毒矢，枪戟刀矛等兵器和破坏城墙设施的器械。进攻时众人将车推到城脚，车顶可与城墙齐，兵士们通过天桥冲到城上与敌人拼杀，车下面用撞木等工具破坏城墙。这种庞然大物似的兵车在战斗中并不常见，它形体笨重，受地形限制，很难发挥威力，但它的突然出现，往往对守城兵士有一种巨大的威慑力，从而乱其阵脚。1621年，明熹宗派朱燮元守备成都，平息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的叛乱。当时，叛军将成都团团围住，昼夜攻打，用钩梯爬城，在城外垒土山，设工事，居高临下，用强弩射城上守兵。守军用火炮、火箭反击，双方相持不下。这天城外忽然喊声大起，守军发现远处一个庞然大物似的战车用许多牛拉着，向城边接近，车顶上一人披发仗剑，装神弄鬼，车中数百名武士，张强弩待发，车两翼有云楼，可俯瞰城中。战车驱近时，霎时毒矢俱下，城上守兵惊慌失措。朱燮元见状沉着若定，告诉官兵这就是吕公车。立即命令架设巨型石砲，以千钓石弹轰击车体，又用大砲击牛，牛回身奔跑，日公车顿时乱了阵脚，自顾不暇。
这种巨型攻城战车，在先秦时就使用过，那时车体小些。周代军队用的大型战车，每车24人推，用8个车轮，车上竖旗立鼓，载武士数名，装备矛、戟、强弩。车外用坚厚的皮革遮蔽，可用来攻城。763年，泾原兵哗变，唐德宗出奔奉天，朱泚被立为秦帝，率军攻打奉天。他遣人制造了一种长约数十丈，高数丈的大型攻城战车，名叫“云梁”。下设巨轮，上盖濡湿的毡毯的皮革，以防火攻。车内装载兵士数十名。因为车体过于庞大，人力难以驱动，只得凭借风力才能前进。这种车大概是临冲吕公车的前身。
除以上所述的攻城器械以外，还有其他一些用来破坏城墙、城门的器械，如搭车、钩撞车、火车、鹅鹘车等。在古代攻城战役中，大多是各种攻城器械并用，各显其能。比如23年，刘秀起义军与王莽军的昆阳决战。王莽以10万大军把昆阳城围了几十层，安下上百座营垒，架起10多丈高的云车，俯视城中动静。军旗遍野，烟尘弥漫，擂鼓助战声，响彻云霄。攻城士兵有的挖地道，有的用冲车、撞车攻城墙、城门，成排的强弓硬弩连射，箭如雨下，城里的人只得顶着门板出来打水。最后刘秀起义军还是以劣势兵力战胜了王莽军的优势兵力。这次攻势的规模和阵容是古代战争中少有的。
守城器械
守城器械包括防御敌人爬城，防御敌破坏城门、城墙，以及防御敌人挖掘地道等类，其主要器械有：撞车、叉竿、飞钩、夜叉擂、地听、擂石、擂木等。
撞车
撞车是用来撞击云梯的一种工具。在车架上系一根撞杆，杆的前端镶上铁叶，当敌的云梯靠近城墙时，推动撞杆将其撞毁或撞倒。1134年，仙人关之战中，金人用云梯攻击金坪垒壁，宋军杨政用撞杆击毁金人的云梯，迫使敌兵败退。
叉竿
叉竿又叫“抵篙叉竿”，这种工具既可抵御敌人利用飞梯爬城，又可用来击杀爬城之敌。当敌人飞梯靠近城墙时，利用叉竿前端的横刃抵住飞梯并将其推倒，或等敌人爬至半墙腰时，用叉竿向下顺梯用力推剁，竿前的横刃足可断敌手臂。
飞钩
飞钩又叫“铁鸱脚”，其形如锚，有四个尖锐的爪钩，用铁链系之，再续接绳索。待敌兵蚁附在城脚下，准备登梯攀城时，出其不意，猛投敌群中，一次可钩杀2~3人。
夜叉擂
夜叉擂又名“留客住”。这种武器是用直径1尺，长1丈多的湿榆木为滚柱，周围密钉“逆须钉”，钉头露出木面5寸，滚木两端安设直径2尺的轮子，系以铁索，连接绞车上，当敌兵聚集城脚时，投入敌群中，绞动绞车可将敌人碾压致死。
地听
地听是一种听察敌人挖掘地道的侦察工具。最早应用于战国时期的城防战中。《墨子·备穴篇》记载，当守城者发现敌军开掘地道，从地下进攻时，立即在城内墙脚下深井中放置一口特制的薄缸，缸口蒙一层薄牛皮，令听力聪敏的人伏在缸上，监听敌方动静。这种探测方法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因为敌方开凿地道的声响从地下传播的速度快，声波衰减小，容易与缸体产生共振，可据此探沿敌所在方位及距离远近。据说可以在离城500步内听到敌人挖掘地道的声音。古代战争中，城防设施常常把地听的设置作为重要的一项，城内四周每隔一定的距离挖一口深井，一般井深两丈，放一口鼓形新瓮，听者可在井中托瓮听之，所以又叫“瓮听”。看过电影《地道战》的人们也许还记得其中有这样的镜头：日本鬼子为防备抗日军民把地道通向他们的据点下面，就在院子里深置一口大缸，侦听地下的动静。这便是古代地听的用场。
狼牙拍
用榆木做成畚箕形，长5尺，宽4尺5寸，上面钉3200个狼牙铁钉，钉长5寸，重6两，钉尖出木面3寸。拍的四面嵌入带利刃的刀，刀入木1寸半。木拍前后有两个铁环，用绳索系住，吊在城头滑车上，当敌人攻城时，先高高悬掣狼牙拍，再重重落下拍击敌人，拍的四面俱有利刃，使敌兵不得还手。
在古代战争中，城墙上通常备有一些普通的石块、圆木，在敌兵攀登城墙时，抛掷下去击打敌人，这些石块和圆木又被称为“擂石”、“擂木”。
除了以上这些守城器械外。还有木女头、塞门刀车等，用来阻塞被敌人破坏了的城墙和城门。
火箭
火箭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一项伟大的发明创造。火箭经历了近千年的发展史，一直保持到今天，对人类文明与科学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我们从“嫦娥奔月”，“鹊桥相会”的神话传说中，可以想象到古代人们对于太空宇宙、银河星球寄予的美妙幻想和神秘向往。飞离地球，遨翔太空，到达遥远的月空……这一巨大而浩繁的工程，从神话传说变为现实，似在弹指一挥间。虽说古代的火箭，无法与现今的宇宙火箭相比拟，但作为起点，它却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早期的火箭是用纸将火药包裹成筒状或球状，绑缚在靠近镞的箭杆上，使用时先点燃引线，然后用弓弩发射出去。宋、元两代用烧红的烙锥点火，明代改用引信点火。例如弓射火石榴箭，就是将火药用两三层棉纸涂油，引线从前方伸出，发射前点燃引线，这种火箭所引起的燃烧火焰，水浇不火。这类火箭曾被广泛用于战争。后来人们在实践中逐渐发现，火药点燃后产生一股向后喷射的气体，借助这一反向推动力，可以推射出火箭。于是根据这一原理，创制出新式火箭，可以不依靠弓弩的弹射力，借助火药燃烧时的推进力，射向敌人。如火药鞭箭。在975年，宋与南唐作战中，1126年汴京防守战中都使用过这种箭。早期的火箭在古代许多重要战役中曾大显神威。如1083年（宋神宗元丰六年）宋军抗击西夏的兰州战役；1161年（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宋军李宝袭击山东胶州湾陈家岛金水军根据地的战役，都大量使用了火箭。
明朝火箭主要以火药为动力，种类增多，制造技术也有长足进步。火箭与鸟枪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轻兵器，多用于水战、陆战。那时军队中大量装备火箭，据说一个战车营就配备30000支。明军在抗击蒙古骑兵人侵的防御战中，大量使用火箭。据明代茅元仪著的《武备忘》中记载：火箭种类大致分为单级火箭与多级火箭。这两类火箭是现代火箭的雏形。
单级火箭：单级火箭又可分为单发和多发两种。单发火箭每点燃一次引线，发射一支火箭；多发火箭则一次发射几支、十几支甚至上百支火箭。发射方式有架、桶、匣、筒、溜槽等等。
单发火箭依形制不同有火箭、飞刀箭、飞枪箭、飞剑箭、大筒箭、飞空击贼震天雷。火箭前部绑缚一个装满火药的推送药管，药管长约8寸，粗1.2寸，引线伸向后方，点燃后，火药向后喷射气体，推动火箭射出。所谓飞枪箭、飞剑箭、飞刀箭，即是在箭头安装枪头、剑刀头等，箭杆一般长六尺，粗五六分，箭头兵刃锐利，射出去能穿透铠甲，射程可达500步。有的还在箭头上涂毒剂，以提高其杀伤力。
多发火箭是将许多绑缚有火药管的火箭，装在一个竹筒或木筒内，把每支火箭的引线联接在一起，点火后火箭同时发射出去。如“五虎出穴”，一次可发射五支箭，如虎添翼，飞向敌人。“火弩流星箭”：筒长2.5尺，柄长2尺，外用铁箍三道固定竹箭筒，内装10支火箭，每支长2尺。阵前点燃引线，“众矢齐发，势若飞蝗，一弩可抵十兵之用。”（《火龙经》）“一窝蜂”：用一只上宽下窄的木桶，内装两层箭格，可放32支火箭，每支箭杆长4.2尺，火箭上的药管长4寸，将各箭引线伸出火门板孔外，射出距离约300步。这是明朝洪武年间，兵仗局制造的新式火箭，在1399年，朱允炇与朱棣争夺皇位的“靖难之变”中曾用它交火，显示了较大的威力。“五虎齐奔箭”：将100支箭装在一个四方型木匣内，每支箭长1尺6寸，箭首缚药管长3寸，箭翎后带铁硾。一次点燃，百矢齐射，势如群虎狂奔，射杀威力很大，且辐射面广阔。“神火箭牌”：用木板制成发射箱，箱下装两个座墩，中间设有可动转机铁轴，箱内盛火箭百余支。将发射箱预先安置在要冲地带，待敌人进攻时发射，威力无比。此外还有“百矢弧箭”，“火龙箭”，“火蛇破敌箭”，“群豹横奔箭”。关于火箭的发射装置，也几经改进，从弓弩发射到使用箭格、发射架，后来又创造了管、槽形发射器。管形发射器可发射1到9支箭，有“单飞神火箭”、“三只虎钺”、“九矢钻心独火龙炮”等。槽形发射器，又叫“火箭溜子”。形状像短枪，用它的滑槽发射火箭，可按规定的方向，上下飞行，近似于现代火箭的导轨。
多级火箭：多级火箭是在单级火箭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我国古代兵器专家经过多次研究改进，于16世纪末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的多级火箭。起初是二级火箭，既能飞出去，又可自动飞回。在明代海战中曾使用过的“飞空砂筒”就是一种二级火箭。用薄竹片做成箭身，连药筒共长7尺。箭身前端两侧各绑缚一个药筒，方向相反。飞去的药筒筒口向后，这个药筒上面，再连接一个长7寸，直径7寸的药筒，内装燃烧剂和特制的毒细砂，筒顶安装几根薄倒须枪；飞回的药筒筒口向前，三个药筒依次将引信连接好，用火箭溜子发射。水战时，对准敌船，可穿透船篷或船帆，并喷射火焰和毒砂，击伤敌人，同时，通过连接的引信，引燃飞回的药筒，火箭乘胜而归。这种新式火箭初登战场时，使得敌兵惊恐万状，莫明其妙。还有一种多级火箭叫“飞龙出水”，它是水陆两用的火箭。用毛竹五尺，去节刮薄，两头装有木雕的龙头尾，龙口向上，龙腹内装有数支火箭，龙头下面左右各装一个半斤重的火箭筒，龙尾两侧也安装两个火箭筒。看上去就像一身生四翼的飞龙。将4个火箭筒的引信汇总一起，并与龙腹内的火箭引信相连。水战时，可离水面三四尺点燃引信，飞龙便腾空飞去，可在水面上飞行1500米远。当4支火箭燃烧将尽时，通过引信点燃龙腹内的火箭，这时从龙口中喷射出数支火箭，继续向前，直达目标，致使敌船燃火焚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