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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兵器的冶制技术
人类在早期的部落战争中使用的兵器是石制的。人类在制造石兵器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兵器劈、砍、刺、锤、砸、抛、射等功能及其基本结构和制作方法，这就为日后的金属兵器的制造积累了经验。大约在奴隶社会早期，开始出现金属兵器。金属兵器以材料而言，可以分为青铜兵器、铁兵器、钢兵器；以形制而言，可以分为刀、枪、剑、戟、棍、棒、槊、镗、斧、铲、钯、鞭、锏、锤、叉、戈、矛、匕首等各种类型。
最早出现的金属兵器是青铜兵器。青铜是铜、锡、铅等元素的合金。它与石器相比，具有坚固、耐用、容易成形的优点；它与纯铜相比，熔点较低，硬度较高，具有较好的铸造性能和机械性能。用青铜铸造的兵器坚硬、锋利，所以一经出现，便获得了迅速发展。中国在夏代（约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就已经有了少量的青铜兵器。商周（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771年）时期，奴隶主已拥有一支用青铜兵器武装起来的军队，青铜兵器包括戈、矛、铖、剑等。西周初期，出现了扁茎有背的柳叶形青铜剑，到春秋早期已发展成圆柱体的茎向前处伸而形成凸脊剑身。春秋战国（公元前771年—公元前256年）时期，青铜兵器的制造十分发达，特别是青铜剑的炼制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制造出如干将、莫邪、巨阙、纯钧等被后人赞不绝口的名剑。青铜冶铸是从石器加工和制陶中产生、发展起来的。人们在寻找和加工石料的过程中，逐步识别了自然铜和铜矿石。烧制陶器的丰富经验，又为青铜的冶铸提供了必要的高温、耐火材料和造型技术等条件。人们在长期青铜冶铸的实践中，特别是在商、周时期冶铸的基础上，逐渐认识了合金成分、性能和用途之间的关系，并能人工地控制铜、锡、铅的配比，从而冶铸出性能各异、适于不同用途的青铜兵器。《考工记》详细记载冶铸青铜的“六齐”（“齐”为剂之假借）规律：“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燧之齐”。这说明了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掌握了冶炼硬度较高或有一定韧性的兵器的合金配方。《考工记》还记载了如何以火焰来判定冶炼青铜的进程：“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然后可铸也”。这说明当时冶炼青铜兵器的工艺已经相当成熟了。
中国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使用铁兵器，到了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兵器实现了铁器化。中国古代用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代（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商代已经有了铁刃铜，其原料采用陨铁，其制造程序是先将陨铁锻成薄刃，再将其嵌入器身铸范，然后以铜浇铸器身。春秋战国时代，在冶铁技术上出现了3项发明。一是春秋时期出现了生铁冶铸技术，变块炼法为熔炼法，生铁的冶炼在冶金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它提高了铁的质量，同时也使铸造器形比较复杂的兵器成为可能；二是春秋末期已能冶铸中碳钢，这一新技术的出现给人们提供了比铁更为锐利、坚韧的原料，它对于兵器质量的提高有深远的影响；三是铸铁柔化技术，人们在不断的实践中，懂得通过一定热处理可以改善白口铁性脆、易断裂等弱点，逐渐掌握了较完善的热处理脱碳技术，从而增强了铁兵器的强度和韧性。铸铁的出现，在冶金史上又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其时，淬火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铁范的制作也有相当高的水平。在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4年）中期以后，随着炒钢技术的发明，锻铁工具的增多，铁兵器逐步占了主要的地位。到东汉（公元25年—220年）时期，主要兵器已全部为钢铁所制，从而完成了兵器的铁器化进程。在西汉中期以后，钢铁生产在质和量两个方面都有了重大发展，这同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国防的需要以及冶铁技术的进步有密切联系。汉武帝于公元前119年采取的由国家经营冶铁业的政策，对钢铁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此时所设49处铁官，分布在今陕西、江苏、湖南、四川河北、辽宁、甘肃等地，成为钢铁生产基地。到汉元帝时，“诸铁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十万人以上。”（《汉书·贡周传》）。
炒钢技术的发明与百炼钢工艺的日益成熟，是秦汉（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时期钢铁技术得到重大发展的标志。到西汉中、晚期出现了利用生铁“炒”熟铁或不同含碳量的炒钢新技术，即将生铁加热成半液体、半固体状态，再进行搅伴，利用空气或铁矿中的氧，进行脱碳，以获得熟铁或钢的新技术。这项新技术的发明，在炼钢史上是一项重大的技术突破，它使冶铁业能向社会提供大量价廉质优的熟铁或钢材，满足了战事的需要。在一定条件下，有控制地把生铁“炒”到所需要的含碳量，然后加热锻打成质量较好的钢件，大大促进了百炼钢的发展，并制造出高质量的钢铁兵器。1974年在山东苍山县出土了汉安帝永初六年（公元112年）“三十炼”环首钢刀，1978年在徐州一座小型汉代砖室墓中发现了一把汉章帝建初二年（公元77年）的“五十”钢剑，都是以炒钢为原料，经多次反复加热折叠锻打而成的，这说明东汉前期炒钢以及以此为原料的百炼钢工艺已经相当普遍地被使用了。欧洲用炒钢法冶炼熟铁的技术在18世纪中叶才开始出现，比中国要晚约1900多年。
在汉代炒钢和百炼钢的基础上，南北朝（公元420年—589年）时期出现了用生铁和熟铁合炼成钢（即“灌钢”）的成熟工艺。这是制钢技术新的突破。东汉王粲《刀铭》中记载：“灌辟以数”，晋张协《七命》中记载：“乃炼乃烁，万辟千灌”，表明灌钢工艺在汉末、晋代已经出现。北齐（公元550年—577年）用灌钢法造宿铁刀，“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钢。以柔铁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扎”。其中，“生”指的是生铁，“柔”指的是熟铁。冶炼的方法是：先把含碳高的生铁溶化，浇灌到熟铁上，使碳渗入熟铁，增加熟铁的含碳量，然后分别用牲尿和牲脂淬火成钢。牲畜的尿中含有盐分，用它作淬火冷却介质，冷却速度比水快，淬火后的钢比用水淬火的钢硬；用牲畜的脂肪冷却淬火，冷却速度比水慢，淬火后的钢比用水淬火的钢韧。用灌钢法冶炼的刀、剑等兵器各部位的硬韧度不同，更适用于作战。灌钢法在坩埚炼钢法发明之前，是一种先进的炼钢技术，对后世有重大影响。冶铸中的鼓风技术，在这时期也有了重大进步。三国（公元220年—280年）时魏国的韩暨在官营冶铁工场中推广的水排鼓风，此时已经普遍采用。到了宋元（公元960年—1368年）时期，木风扇（后来发展为木风箱）的发明和化铁炉的改进，使钢铁冷兵器的冶制技术更为成熟。
弹射武器的制造技术
弓弩是古代作战中常用的冷兵器。弓能发射弹丸或箭，以射伤或击溃敌人。弩是有臂的弓。《释名》中描述：“弩，有势；怒也。其柄曰臂，似人臂也，钩弦曰牙，似齿牙也。牙外曰郭，为牙之规郭也，下曰悬刀，其形然也。合名之曰机。言如机之巧也；亦言如门户枢机。开合有节也。”弩与弓的区别是在弓的后部装有弩机。一般弩机四周有“郭”，“郭”中有牙，可钩住弓弦。“郭”上有“望山”作为瞄准器，“牙”下有“悬刀”作为扳机。发射时，扳“悬刀”，“牙”缩下，“牙”所钩住的弦弹出，弦向前运动弹击箭杆使箭激射而出。因此，弩比弓的射程更远，威力更大。弓弩在火器发明以前一直是人们使用的重要武器之一。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弓箭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页）。
中国早在渔猎时代就有了弓箭。“伏羲氏弦木为弓，刻木为矢”，说明了弓箭产生年代的久远。“弩生于弓，弓生于弹”，说明了弹射武器由弹弓到弓箭再到弩的发展轨迹。在旧石器时代，中国的先民已经创造了弹弓。它用弹射击，弹有石制、泥制和陶制之分。大约在2800年前，弹弓进一步发展为弓矢，用箭射击。中国山西朔县峙峪的旧石器晚期遗址中就已发现有石镞。镞的一端具有锋利的尖头，与尖端相对的底端两侧经过加工，稍窄一些，形成镞座，以便与箭杆捆在一起。进入新石器时代，箭镞的制作更精细进步了，石镞、骨镞都是磨制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有的尾部带铤（凸出可安杆的部分），有的具有双翼和倒钩。这时的弓箭已有较远的射程和较大的杀伤力了。
原始社会后期，弓箭作为兵器用于战场的射杀，其制作工艺有了很快的发展。箭镞由石制、骨制和角制发展到青铜镞、铁镞，箭杆有竹杆、木杆，箭杆末端装置了箭羽，以增大射程。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工记》详细考究了弓箭的制作工艺，对制造程序有十分细致的技术规定。当时的制弓特别注重材料的选择，如弓干的制作，就指出了7种材料的优劣：“柘为上，檍次之，厭木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为下”。“弓人篇”还对如何增加弓干的弹力以射远、如何增加射速、如何加固和保护弓体等问题作了探索。“矢人篇”则对箭的制作进行了探究，对不同用途的箭矢，其镞的长短、大小，铤的长短，铁管的设置有详细规定。对于箭矢在飞行中起平衡和定向作用的羽毛的设置，则利用各个箭干在水中的浮沉程度进行检验，再酌情处理，即“水之，以辨其阴阳，以设其比，夹其比，以设其羽”，让箭矢重心位置适当而利于飞行，使其“虽有疾风，亦弗之能惮（扰乱）矣”。它还进一步研究了箭矢在空中飞行时因重心和羽毛设置不当引起的各种不正常情况，指出：“前弱则亻免（往下冲），后弱则翔（往上翘起），中弱则纡（绕弯），中强则扬（扬起），羽丰则迟（速度变慢），羽杀（少）则趮（不稳定）”。《考工记》的记载反映了中国公元前1世纪时期弓箭兵器制作的很高水平。
由于弓箭在古代战争中有重要作用，为了提高其射程和射击精度，发明了弩。中国于春秋（公元前841年—公元前476年）时已有弩，始于楚琴氏。陈音曰：“楚琴氏以弓矢之势不足以威天下，乃横弓著臂，施机设枢，加之以力，然后诸候可服。”到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时期，弩已经比较精致，强弩可射600步。《战国策·韩策》称：“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皆身六百步之外。”到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弩机已普遍使用，趋向标准化，有一石（约合31千克）至十石等8种，通常为六石弩。弩机上设有“望山”（相当于近代步枪上的标尺）以射准，而且不仅有手开弩，还有脚开弩。汉魏之际，出现了连弩。关于连弩，《汉书》、《后汉书》都有记载。如《后汉书·艺文志》记有“兵技巧家，有望远连弩射法”。三国（公元220年—280年）时，诸葛亮对连弩加以改进，“以铁为矢”，“一弩十矢俱发”（《三国志·诸葛亮传注》）。马均就是在这种连弩的基础上加以改进，提高发射效率的。两晋（公元281年—420年）时，弩机在汉代的基础上趋向大型化，晋《舆服志》称：“中朝驾卤簿，以神弩二十张夹道……刘裕击卢循，军中多万钧神弩，所至莫不摧折”，可见巨大弩机已大量使用。晋代还出现了腰开弩，用双脚开弩。《晋书》称，晋泰始年间（公元265年—274年）“马隆请募勇士，限腰引弩三十六钧（一钧是30斤）、弓四钧，立标简试”。到唐代（公元618年—907年）或稍前，出现了用绞车开的弩。唐杜佑撰的《通典》中说，马弩射200步，臂张弩射300步；绞车弩射700步（约合1080米，唐代一步约合1.56米）。到北宋（公元960年—1126年），绞车弩继续发展，能射1千步（约1556米，宋代一步约合1.54米）。1044年曾公亮所著的《武经总要》中记载的许多弓弩和三弓弩都是绞车弩。与此同时，臂开弩、脚开弩也有了改进。宋元祜年间（公元1086年—1093年）制造出强弩凤凰弓，能破坚于300步外。宋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韩世忠就凤凰弓加以改造，取名克敌弓。不久，宫廷作坊又对克敌弓加以改进，其结果是：“遂增二石之力，而减数斤之重”，既减轻了弓弩本身的质量，又增强了发射力量。
卫体武器的制作技术
与古代的进攻性武器相对应的单兵防御性武器主要是卫体武器。卫体武器包括盾、铠甲、胄等。在中国古代，有“五兵五盾”之说，说明古人对卫体装备的重视。
盾，是一种手持的用来挡御刀箭的防护装备，又称为“干”，还被称为“牌”。盾的形体大多为长方形、梯形或圆形，背后有握持的把手。《周礼·正义》中称：“狭而长者曰滇盾，步兵所持与刀配者也。狭而短者曰孑盾，车上所持者也。”“橹，大盾也，大平者曰吴魁，本出于吴，为魁帅者所持也。隆者曰滇盾，本生于蜀，蜀滇所持也。”说明由于产地或用途的不同，盾的形体也有所不同。原始形态的盾制作比较简陋，多用木、竹制成，或在木片上蒙上皮革。中国的西南地区有些少数民族往往使用藤牌、藤甲。藤制品在湿度较大的地区比较坚韧，但不适宜在北方使用，因为北方气候干燥，藤制品干脆易断。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盾仍然用藤木及皮革制造，但已嵌有青铜铸造的盾饰。已发现的商朝盾牌，呈上窄下宽的梯形，盾面为皮质，绘有虎纹等图案。而西周时期的盾牌，则在原有形制的基础上，将青铜铸造的狰狞兽面、人面、圆铜泡饰以盾面，以加强皮盾的防护效能。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漆木盾，顶部为双重弧状，盾面施有彩绘。秦汉时期，出现了铁盾。但在中国使用铁盾并不普遍，而在欧洲进入青铜、铁器时代以后，青铜盾与铁盾较为常见。盾的形制延用了很长时间，直到宋朝编撰的《武经总要》中所描述的两种盾（“旁牌”）：大而长的步兵用盾和小而圆的骑兵用盾，其形制也无大的变化。近代火器出现以后，盾牌的防护作用逐渐丧失而成为历史陈迹。
铠甲是古代将士穿在身上的防护装具。中国先秦时多用皮革制造，称作“甲”；战国后期，开始用铁制造，改称为“铠”，皮质的仍称为“甲”。唐宋以后，不分质料，或称“甲”，或称“铠”，或“铠甲”连称。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有甲，早期的甲完全是用藤、木、皮革等制成，形制也很简单，只能保护胸、背。后出现了整片皮制成的甲。商周以后，按照防护体位的不同，把皮革裁制成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片，并把两层或多层皮革片合在一起，表面涂漆，然后在片上穿孔，用绳编联成甲。随着青铜冶铸技术的发展，到西周时期在皮甲上缀有青铜护甲和青铜甲泡。《考工记》的“函人为甲”中记载了当时有关选材、制甲的全套工艺。战国后期，锋利的钢铁兵器逐渐用于实战，促使防护装具发生变革，铁铠开始出现。到汉代，铁铠完全取代了皮甲。西汉时期，铁铠的制作由粗到精，从大甲片制成的“札甲”发展为小甲片编成的“鱼鳞甲”。札甲约用600甲片，而鱼鳞甲则有3000左右甲片。防护的范围也由仅保护胸背，发展到加有保护肩臂的“披膊”和保护腰胯的“垂缘”。西汉以后，铁铠的硬度和韧度提高，类型也日益繁多。三国时期出现了一些新型铠甲，有黑光铠、明光铠、两当铠、环锁铠和马铠等。北魏（公元385年—534年）以后，明光铠日益盛行，到唐代已有13种甲制。北宋初年，铠甲的制作技术更为精良。《武经总要》中绘有5套甲胄和1套马甲的图像。图中的铠甲包括护体的“甲身”、护肩的“披膊”、护腿的“吊腿”、护头颈的“兜鍪顿项”，这是对中国古代铠甲的总结。宋代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述了当时中国西部地区所锻造的冷锻瘊子甲，以质地精良著称，有较高的硬度，50步外强弩射之不能人，同时表面光洁可鉴毛发，这说明了中国古代制作铠甲技术已经具有很高的水平。随着近代火器的出现，铠甲也就失去了它的防护作用而走向衰落。
胄是古代将士防护头部的装具，又称兜鍪、头鍪、盔等，常与护体的铠甲配套使用，统称为甲胄。在新石器时代，胄比较粗糙，多用藤条或兽皮缝制。青铜器时代，开始使用青铜铸造的胄。商代的青铜胄，不仅坚固，而且胄面铸有虎纹、牛纹或其它图案，胄顶还铸有装缨的铜管，非常壮观。战国时开始使用铁胄。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的战国晚期的铁胄，由89片铁甲编缀而成。由于外型像鍪（即锅），所以开始称为“兜鍪”。秦汉以后，普遍装备铁兜鍪。唐朝以后，兜鍪后部护颈的部分（“顿项”）常用轻软牢固的环锁铠制成，到了宋代则以铜质的网状顿项取代。胄的使用年代比盾和铠甲要长，直到近代出现枪炮以后，仍然有防护头部的装具，只是形制和材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钢盔取而代之。
攻城器械制造技术
古代攻城器械种类很多，但是其主要器械是攀登器、发射器和撞击器，以云梯、投石机械、破城锤、玫城吊车以及木炮和石弩等最为常用。西方古代的攻城器械中破城锤是最普遍使用的破城武器，攻城吊车可以把几名战士吊到城墙上攻打敌人、占领城墙。最有效的攻城机械是巨大的活动塔（攻城塔）。在公元前305年围攻罗德斯岛上的罗德斯城时，建筑起一座9层攻城塔，高达50米。在上面装有许多投射机械，能够平射或俯射攻打守城的敌人，还可以利用其一面的活动木板搭到敌城上，战士们可从塔上冲向城关杀敌。塔底有轮，可随时移动。同时具有杀伤与破坏作用的是发射类器械，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的木炮和石弩就是攻城时用来投射石块、石核或铅核的重投机械。石核重的达70千克，射程有300米~500米。更广泛使用的石核，质量在3.5千克左右。
中国的攻城器械的制作技术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已经产生。三国时期战争频繁，展开了一系列的攻防战，由于战争的需要，攻城掠地战略战术以及攻防器械和兵器制造，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在攻城器具方面，有火车、发石车、钩车、虾蟆车等。梁代的候景在攻城器械设计与制造方面有许多创造。他曾“设百尺楼车”，“并高数丈，一车至二十轮”（《梁书，候景传》），又造飞楼、撞车、登城车、阶道车、火车等。攻城器械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如曹操与袁绍在官渡之战中，先是曹军失利，设营防守，袁绍军“为高橹，起土山，身营中”，使曹军“大惧”，曹操便令制造发石车，摧毁了袁军的楼车，这种发石车被袁军称作“霹雳车”，显示了巨大威力（《三国志·袁绍传》）。
中国的攻城器械中最突出的要数云梯。据《墨子·公输》中记载，云梯的最早发明者是春秋时期鲁国巧匠公输般。战国时期的云梯由3部分组成：底部装有车轮，可以移动；梯身靠人力扛抬，可以上下仰俯；梯顶有钩，用于钩攀城缘。唐代的云梯有很大的改进，设有主梯、副梯。主梯为固定式装置，底部“以大木为床，下置六轮”，梯身以一定的角度固定在底盘上。副梯是一具活动的“上城梯”，顶端有一对辘轳，登城时可以沿城壁上下滑动，称为“飞云梯”。由于主梯是固定的，可以缩短架梯的时间，增设副梯，可以降低云梯的高度，避免过早地与城缘接触而遭到破坏。攻城时，只要将主梯停靠的城墙下，再在主梯上架设“上城梯”，便可“枕城而上”。宋代的云梯有了更大的改进。据《武经总要·攻城法》记载：“云梯以大木为床，下施六轮，上立二梯，各长丈余，中施转轴，四面以生牛皮为屏蔽，以内人推进，及城则起飞梯于云梯之上”。说明宋时的云梯已经采取了以转轴为连接的折叠式结构，并在梯底增加了防护设施。此外，宋时云梯的“上城梯”有了多种样式，有“飞梯，长二三丈，首贯双轮，欲蚁附则以轮著城推进”；有“竹飞梯，用独竿大竹，两旁施脚涩以登”；有“蹑头飞梯……为两层，中施转轴以起梯，竿首贯双轮，取其附城易起”。明代以后，随着火药的发明，这种笨大的竹木结构的器械在战场上遂逐渐消失。
古代战车与战船制造技术
中国是最早制造出陆路交通工具——车的民族。中国的先民在运输生产产品以及木、石等建筑材料过程中，逐步制造出滚木、轮子、轮轴，最后出现了车。最原始的车轮是没有轮辐的一块圆木，称作“辁”。《左传》中说奚仲善于造车，曾做过夏王朝的“车正”，他“桡曲为轮，因直为辕”，创造了有辐条的车轮。正式使用战车的记载见于《尚书·甘誓》，司马迁收入《史记·夏本纪》。根据先秦文献、卜辞记载，早期战车的形制为：方形车厢，独辕，两个车轮，车轮直径较大，约130厘米~140厘米。每轮有18根~24根辐条。车毂较长，突出于轮外。车辕前横置一条车衡，衡上缚两轭，用以驾车。车厢门开在后方，车体全用优质木料制造。车前架四匹马，中间两匹辕马，称“服”；左右侧拉旁套两匹马叫“两骖”；一套驾车的马合称为“驷”。根据有关资料，古埃及在其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7世纪）也有了战车，木制，有一个辕杆，由两匹马驾驶，乘两人。可见，中国古代使用战车的时间显然要比世界其它国家早，制造技术也比较先进。
到了商周时期，用来作战的车的形制已比较精巧。商代的车由车辕、车舆和轮、轭等部分构成。各部分再细分，加上马具和辔饰，其名目有几十种之多。春秋末年齐国人的著作《考工记》记述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车工艺及规范。它首先对车的关键部件轮子提出了一系列技术要求和进行检验的手段：（1）“规之以视其圜”，即用规测量轮子，视其外形是否正圆；（2）“萭之以眂视其匡也”，就是说轮子平面必须平正，检验时将轮子平放在同轮子等大的平整的圆盘上，视其是否彼此密合；（3）“县之以眂视辐之直也”，即用悬线察看相对应的辐条是否笔直；（4）“水之以眂视其平沉之均也”，即将轮子放在水中，看其浮沉是否一致，以确定轮子的各部分是否均衡；（5）一辆车的两个轮子的尺寸大小和轮重都要相等，其方法是“量其薮以，以眂视其同也；权之以眂视其轻重之侔也”；（6）轮子的整体结构必须坚固，即所谓“欲其朴属”；（7）毂的粗细、长短要适宜，“行泽者欲长毂，短毂则利，长毂则安”，也就是依据利转和稳定的原则，对不同用途的车辆，选用毂的不同尺寸；（8）“轮已崇，则人不能登也，轮已庳，则于马终古登阝也也”，即要求轮子的直径要适中，如果太大，人上下不方便；太小则马拉起来吃力；（9）对轴要求材料好，坚固耐久，转动灵便，这就是所谓“轴有三理：一者为微也。二者以为久，三者以为利也”；（10）必须选用坚实的木材，即所谓“斩三材必以其时”。
由此可见，技术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其考虑十分周全细密，而且又是十分符合科学道理的。《考工记》还对车舆材料的选择及连接方法，车辕、车架的制作，对不同用途的车辆的要求等问题分别予以叙述，这些都反映了当时制作战车技术的很高水平。
春秋战国之际，是战车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每个诸侯国都拥有大量战车。一次战争行动，常常出动战车1000辆以上。“千乘之国”、“万乘之君”，成为显示国家兵力和国势强大的重要标志。秦汉以后，仍然有人利用车战破敌。如西汉“夏候婴破李由军于雍丘，以兵车趣战，疾破之”（《汉书·夏候婴传》）。汉武帝时，令大将军卫青出塞抗击匈奴，卫青“以武刚车，自环为营”。晋马隆击树机能时，造偏厢车，“地广则为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转战千里，杀伤甚众，逐平凉州”（《晋书·马隆传》）。但是，这些兵车多用于运输和设营，“以车载米粮、器械，止则环以为营耳。所谓甲士三人，左执弓，右执矛，中执绥之法。已不复存矣”（马端临《文献通考》）。后世兵车主要用来装载辎重，特别是当出塞远征时，必须随行大量兵车以资军用。公元458年，魏文帝拓跋征矛然时，一次出动兵车15万乘，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兵车参战的最高记录。
宋代，北方少数民族崛起，女真、辽、西夏诸部都擅长骑射，每当发生战争，长驱直入，宋军难以抵挡，于是有人主张重建车兵，用来抵挡骑兵。北宋大将李纲称：“步不足以胜骑，而骑不足以胜车”。他在金军侵汴之时，采用统制官张行中发明的战车，绘图颁发给京东、京西两路军队练习使用。这种战车“双轮两竿，上载弓弩，又设皮篱，以捍矢石；下设铁裙，以卫人足”。每车用卒25人，“四人推竿动车，一人登车以发矢，余则持军器夹车之两旁”，宿营时，用铁索横联，充当防御工事（《宋史·李纲传》）。火药发明以后，出现了许多种装载火器、盾牌的战车。明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朱冕创议用“火车备战”。以后直到明末，许多戍边将领纷纷倡议建设车营，“藏火于车”，将火器、战车与盾结合，出塞御敌，以对付北方民族的骑兵。明代九边先后装备过正厢车、偏厢车、扇厢车、双轮战车、单轮战车、雷火车、全胜车、鹰扬车、屏风车、冲虏藏轮车、火柜攻敌车、塞门车、火车、霹雳驻车等。但这些战车都是活动的战斗堡垒，当年“车毂错兮短兵接”的时代却一去不复返了。
大约在7000年前，中国的先民已经开始了水上活动，至周朝，舟船已成常用交通工具，《易·系辞》曰：“刳木为舟，剡木为辑，舟辑之利，以济不通致远”。史籍中也有了水战的记录。春秋时期，各诸候乘船作战已很频繁，据《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年）“楚子为舟师以伐吴……无功而返”。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吴伐楚战于长岸（今安徽当涂西南），起先楚军胜缴获吴王乘舟“余皇”，然后吴师反击又夺回了“余皇”。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徐承帅舟师将自海人齐”，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中国舟师第一次海上军事行动。春秋战国时期，战船的种类和形制已相当齐备，主要用的是桨船。据《越绝书》记载，吴国就有5种船型，“大翼者当陵军（陆军）之重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船者当陵军之行楼车，桥船者当陵军之轻足骠骑也”。当时比较大的战船称“大翼”，长约24米，宽约3.2米，可容战士20余人，桨手50人。
中国第一个封建大帝国秦王朝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船舶制造技术的发展。到了汉代，已有比较完整的水军体制，战船更趋完备。据史书记载，汉武帝刘彻曾在公元120年下令在长安城西挖建了方圆40里的昆明池，在池中大造楼船（当时的战船），建立一支“楼船”水师部队。《后汉书》中说，汉王趄一次能出动楼船2000艘，而大型楼船的舱室高达4层，这是当时的重型战船，名为“舰”，另外还有冲锋船“蒙冲”和“走舸”等多种类型的战船。楼船，是中国古代的巨型战船。船上起重楼，“列女墙、战格、树幡”。装备战炮、拍竿；甲板上可以奔车驰马，海船可装载士卒数干余人。艨艟，也叫蒙冲，是一种航速较快的轻型战船。因为舰背上蒙上生牛皮，所以称做蒙冲。这种战船，“外狭而长”利于冲波破浪，前后左右都有弩窗、矛穴，可以四面发射弓弩，或以白刃刺击敌船兵士。走舸，是一种轻便的快船。“船舷上立女樯，棹夫多，战卒少，皆选勇力精锐者充。往返如飞鸥，乘人之所不及。金鼓，旌旗列之于上”。汉代船舶技术的进步还表现在橹、舵和布帆的发明和应用上。东汉刘熙《释名》中说：“在旁曰橹，橹，膂也。用膂力然后舟行也”。橹是比桨效率高的推进工具，桨只有向后拨水时才作实功，而橹在整个运动中都作实功，俗话说“一橹三桨”就是这个道理。船尾舵的出现大概在两汉之交，它使人们能够轻便灵活地掌握特定的方向。它的出现是船舶技术的重大进步。此外，据《释名》说，“随风张幔曰帆，帆，泛也，使舟疾泛泛然也”。这说明东汉已经使用了布帆，它是利用风力解决船舶动力问题的重大发明。至此，中国古代战船制造技术已经达到比较成熟的阶段。
三国时期，战船制造的规模扩大，技术更加成熟，使用也很熟练。孙吴建都不久，就拥有船舰5000余艘，并不断派出较大规模的船队北航辽东，南通南海。其中大船上下5层，可载3000人。赤壁之战中，曹吴双方水师都使用大量艨艟。《三国志·吴志》称：“操得荆中水军蒙冲战舰，浮以沉江”。而吴军火烧曹军水师，则出动“蒙冲、斗舰数十艘”（《三国志·吴志·周瑜传》）。黄盖诈降，以蒙冲、斗舰载纵火物，“又预备走舸。各系大船后”（《资治通鉴》卷六十五），火发后，舰上吴军士卒乘走舸走脱。三国后期，晋在作灭吴准备时，发明将许多小船拼装成一艘大船的造船方法。这种大船叫“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晋书·王睿传》）。在此之后，中国古代的战船形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在制作技术上不断提高。如南北时期，船尾已采用升降舵，帆的面积逐渐增大，大帆用布120幅，高9丈（约18米），并注意到帆的方位，以提高风帆的效率。值得一提的是，在唐代出现了车船，这种新型战舰“挟二轮蹈之，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这种以轮为桨的战船或许对以后出现的明轮战舰有启发作用。到宋朝，战船技术进入了又一个兴盛时期。明朝时期则发展了海上作战的战舰，并配备了火炮。
大约在5000多年前。古代埃及就有了木帆船。在西方，古代希腊的舰船技术比较发达。公元前5世纪是雅典海军的鼎盛时期，雅典海军奠基者米斯托克利，在公元前480年动用雅典劳昂银矿的收入建造一支舰队，共有舰船200艘以上。军舰头角包以黄铜，以备冲撞之用。3列桨舰船有170名划桨手，上层62人，中层和下层各54人。除此之外，还有操纵帆水手和重装步兵战士，所以一般3列桨舰船的船员可达200人。古代其它国家和地区舰船技术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抛投火器和管形火器制造技术
公元10世纪，中国已将火药用于军事，制造出火毯、火箭、火蒺藜等火器。据《宋史·兵志》记载：宋太祖开宝三年（公元970年）“兵部令史冯继升等进火箭法，命试验，且赐衣物束帛”。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宋灭南唐时，曾用火炮（注：火毽）、火箭。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神卫水军队长唐福献所制火箭、火毽、火蒺黎”。“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知宁化军刘锡制火炮（注：火毽）以献，诏沿边造之以充用”。
火毽，即装有火药的燃烧性球形火器。一般以硝、硫、炭及其它药材的混合物为球心，用多层纸、布等裱糊为壳体，壳外涂敷沥青、松脂、黄蜡等可燃性防潮剂，大者如斗，小则如蛋。使用时先点燃（初以烧红的铁锥烙透发火，后改为以引信发火），再用人力抛至敌方，球体爆破并形成烈焰。主要用来焚烧敌方城垒车船，杀伤和惊扰敌军。
火箭，是一种依靠自身向后喷射火药燃气的反作用力飞向目标的兵器。“火箭”一词，最早见于《三国志·魏明帝纪》。不过那时的“火箭”只是在箭头下绑缚一些易燃物，点燃后用弓弩发射出去而已。火药发明以后，才出现了真正的火箭。北宋后期民间流行利用火药的反作用力能升空的“流星”（后来称作“起火”），用以玩赏。南宋时期，这一技术开始用于军事，出现了军用火箭。其制作方法是：用多层油纸、麻布等做成筒状，筒内装有火药，前端封死，后端留有小孔。然后将火药筒绑在箭杆上，箭尾有翎和配重铁块以稳定飞行姿态。发射时点燃火药，火药燃气从尾部喷出，产生反作用力，推动火箭前进。到了明朝初年，军用火箭已相当完善并广泛用于战场，被称为“军中利器”。明代初期兵书《火龙神器阵法》（公元1412年）和明代晚期兵书《武备志》（公元1621年）以及其它有关中外文献，均详细记载了中国古代火箭的形制和使用情况。仅《武备志》便记载了20多种火药火箭，其中的“火龙出水”已是二级火箭的雏型。火箭的制作工艺也比较考究，对于装药的方法、火药筒后孔的方向、深浅、大小都有规定。明代军事家戚继光在其《练兵实纪·杂集》中有所记述。火箭由于射程较远，箭头上涂有毒药，还可燃烧、发烟，在古代战争中是一种威力很大的兵器。
12世纪以前的各种火药兵器，如火毽、火箭、“火炮”、“霹雳火炮”、蒺藜火球、毒药烟球、火药包等利用的都是火药的引燃和爆炸性能。其中的“火炮”是用礮发射的火毬；“霹雳火炮”是火箭的一种。而利用火药的发射性能是在12世纪之后。12世纪30年代，宋代出现了以巨竹为筒的管形火器。宋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宋将陈规守德安时发明了“火枪”，它是将火药装在竹管内，引爆燃烧后用以烧伤敌人。宋宝枯五年（公元1257年）前后，出现了火筒。它是用粗短的竹筒制成，内装火药和石子，点燃后能将石子射出，这是真正的射击性管形火器的先驱。同一时期，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安徽寿春罕创制“突火枪”。“突火枪”是用粗竹筒制成，内装火药与“子窠”。火药点燃后产生强大的压力将“子窠”射出，“子窠”也就是日后的子弹。《宋史》有明确记载：“以巨竹为筒，内安子窠，如烧放，焰绝后子窠发出，如炮声，远闻百五十余步”。到13世纪中叶前，开始出现金属管形射击武器火铳。火铳之名最早见于《元史·达礼麻识理传》，书中说公元1364年已经有“火铳什伍相联”的部队，说明火铳在此以前就已创制成功。火铳由铜或铁铸成，前膛呈圆筒形，内放弹丸，有石弹、铅弹和铁弹。药室呈球形隆起，室壁有火门，可安放引线。尾銎中空，可安放木柄或木棍。手铳（相当于后来的枪）的铳身细长，可用尾銎上的木柄操持；大碗口铳和盏口铳（相当于后来的炮）形体短粗，置于木架上使用。火锍自发明以后，其制造技术发展很快，在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明朝建立以后，大量制造火铳，并于永乐年间组建了专用火器的“神机营”。期间，出现了各式轻型和重型手铳、较大口径的碗口铳，其制造工艺也日益精细，铳身白药室至铳口壁厚逐渐递减，形成一定锥度；火门铸有长方形槽，便于装药；火门上装有活动的盖；手铳还配有装药匙。嘉靖年间还出现了三眼铳。火铳的发明使火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它为近代枪炮制造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古代的地雷和水雷
中国在明朝初年（公元15世纪初）已经使用地雷。据《明史纪事本末·燕王起兵》记载，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白沟河之战时曾“藏火器地中，人马遇之，辄烂”。早期地雷的制作方法是：将整石凿成空腹，内装火药，插人引信，加以密封。使用时，将其埋人地下，施以伪装。当敌接近地雷时，引信发火，引爆地雷。明朝中期后，使用地雷比较广泛，雷壳多为铁壳，引信也得到了改进。据史载，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戚继光镇守蓟州时，曾发明了一种钢轮火石引爆装置“钢轮发火”。他在地雷的上面安放一机匣，机匣内有一套传动机构。当敌人踏动机索时，匣中的坠石下落，使钢轮转动，与火石摩擦生火，从而引爆地雷。到了明朝末年（公元17世纪），地雷的设计思想开阔，制备工艺日臻精细，种类也更多。据《筹海图编》、《练兵实纪·杂集》、《武备志》等记载，明军所用的地雷有10多种。以引爆方式计，有燃发雷、拉发雷、绊发雷、机发雷等。以布设方法分，有单发雷，有利用一条引信控制爆炸的群发雷，也有一个母雷爆炸引爆若干子雷的“子母雷”。还有一些地雷可由车或动物运载进行冲阵。
中国在明朝也广泛使用了水雷。明嘉靖28年（公元1549年），唐顺之所辑的《武编》中曾详细地记述了“水底雷”：将内置铁壳雷的大木箱沉入水中，用3条铁锚把木箱定位，有一条绳索一头连接水雷的发火装置，一头引到岸边由伏兵控制。当敌船接近水雷时，伏兵拉火引爆。这实际上是一种拉发锚雷。16世纪末，王呜鹤撰写的《火攻问答》中记述了另外一种水雷“水底呜雷”。这种水雷是把铁壳雷置于密封的大缸中，沉入水底。在水面下一、二寸处横一绳索并与水雷的发火装置相连。当敌船绊动绳索时，发火爆炸。这实际上是一种触发沉底水雷。成书于公元1621年的《武备志》中记载了几种水雷，其中有一种称为“水底龙王炮”的水雷是定时爆炸漂雷。这种雷外壳用熟铁打造，重46斤，内装火药，外裹牛脬密封。水雷上缚信香以引火，香的长度视时间而定。用处理过的羊肠套住信香并引出水面通气，上用鹅翎作浮，不致熄灭火种。然后将水雷缚于木排，坠入水中，顺流而漂，“香到火发，炮从水底击起，船底粉碎”。公元1637年宋应星所撰的《天工开物》中也记载了一种水雷，叫“混江龙”。这种水雷的基本构造与“水底龙王炮”相似，只是改由火石火镰摩擦发火。水雷在中国古代水战中起到很大作用。中国古代的水雷、地雷制造技术与构思为近代地雷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经验。
刀
刀是古代一种单刃的砍杀兵器。它由刀身和刀柄构成，刀身较长，脊厚刃薄，适于劈砍。
若论年龄，刀可算是剑的老大哥。早在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用石头、蚌壳、兽骨打制成各种形状的刀。他们选用的石头多半是石英石、砂岩，也有燧石和水晶石。用这些石料打制成的石刀质坚棱利，是很好的砍劈工具。其次是用蚌壳和兽骨磨制的蚌刀、骨刀，这类刀轻便锋利，适于砍削器物。同样古人不仅用刀作为劳动工具，还随身携带作为防身自卫的武器。早在黄帝时代就有一种用玉石制成的刀，刀身十分精致，并刻有花纹图案，专门用作仪仗饰物。最早的铜刀脱胎于石刀，形状很小。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兵器便是铜刀，它的有4000多年的历史，可谓青铜兵器的始祖。商代的青铜刀，刀形较宽，刃端多向上翘。当时的刀主要用来砍削器物，宰牛羊，或防身自卫，还未正式用于战争。西周时期，出现了青铜大刀，柄短刀长，有厚实的刀脊和锋利的刀刃，刀柄首端呈扁圆环形，所以又叫“环柄刀”。曾在北京昌平县白浮西周木椁墓中出土两把青铜刀，一把刀身长41厘米，刀背微弓；另一把长24厘米，类似冰刀形。那时的青铜刀质地较脆，缺少韧性，劈砍时容易折断。与同时代的铜剑相比，刀的做工粗糙，形体笨拙，远不如铜剑精巧锋利。因而刀迟迟没有投身战场。秦汉时期，钢铁问世以后，刀的制作工艺得到改善，形制上刀身加长，并且已有专门的战刀和佩刀之分。佩刀讲究式样别致，镶饰美观；战刀则注重质地坚韧，作工精良。在当时诸国战争中，兵车已渐渐退出战场，取而代之的骑兵队成为作战主力，驰骋千里疆场。因此单纯的刺兵器不足以发挥效力，擅长劈砍挥杀的钢刀的制作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三国时刘备令工匠造刀5000把；孙权则命造刀1000f把；司马炎也曾一次遣人造刀8000把。这些刀显然是用来装备军队的，那时刀已当之无愧地成为主要兵器之一。最通用的刀要算“环首刀”，这种刀直背直刃，刀背较厚，刀柄呈扁圆环状，长度一米左右，便于在骑战中抽杀劈砍是一种实战性较强的短兵器，在战场上的厮杀格斗中，许多将领往往长矛短刀并用，远刺近劈，威力无比。西汉时大将李广之子李敢便是“左持长槊，右执短刀，跃马陷战”，大显身手。三国时南蛮首领孟获的妻子祝融夫人善使飞刀，百发百中。她曾手提八尺长标，背插五口飞刀，重伤张嶷，活捉马忠。
钢刀不仅在战场上名声显赫，而且在官场上同样地位尊贵。汉朝时，自天子至百官无不佩刀。佩刀表示达官贵族的身份等级。东汉时，对天子百官的佩刀形制及装饰都有极严格的明文规定，谁也不准许逾越。这种佩带用刀，从外形上要求精致美观，刀身通体雕错花纹，刀环铸成各种形态的鸟兽图案。例如东汉中山穆王刘畅生前的佩刀，全长105厘米，刀身饰有线条流畅的错金涡纹和流云图案。工艺之精细，装饰之华丽，令人叹为观止。两汉三国时，诸国君臣莫不看重佩刀，有的几近嗜好，不惜花费重金，延请名师，耗用几年甚至十几年功夫，炼制宝刀。那时有名的制刀匠有阮师，据说他造刀“受法于宝青之虚……以水火之齐，五精之陶，用阴阳之候，取刚柔之和”。所制的阮家刀“截轻微无丝发之际，斫坚刚无变动之异”，堪称稀世宝刀。还有蜀国的蒲元，他运用当时的先进淬火技术造刀，具有独到之处。曾受诸葛亮之命，在斜谷造钢刀3000把，锋利无比，被称为“神刀”。在这些高师名匠手下确实出现过一批堪称稀世珍品的宝刀，如曹操有五把百辟宝刀，刀身分别镌刻龙、虎、熊、马、雀型花纹图案作为标志，曹操自己留用两把，其余三把分别赠给曹丕、曹植和饶阳侯。曹植为此作《宝刀赋》，形容这宝刀，陆斩犀革，水断龙舟，轻击浮截，刃不纤三把，取名曰“百炼”、“青犊”、“漏景”，从这富有诗意韵味的名字中，足以看出孙权何等珍爱这三把宝刀！平时，他总是随身佩带宝刀，常常爱不释手，并供朋友们观赏。
隋唐时采用更为先进的“灌钢法”代替了百炼法，炼出的刀更加坚韧锋利。唐代的刀有仪刀、鄣刀、横刀三种。仪刀是皇朝禁卫军使用的武器；鄣刀是一般官吏佩带用刀；横刀是专门装备军队的战刀。唐代制刀不仅注意保持汉民族传统的制作技艺，而且随着各国及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还吸收了不少外来的制刀技艺，促使战刀的制作更趋于实用。明代军队使用最多的是“腰刀”。腰刀的刀体狭长，刀身弯曲，刃部延长，吸收了倭刀的长处，使劈砍杀伤的威力增大。明朝著名将领、抗倭英雄戚继光非常重视腰刀的制作，在其军事著作《练兵实纪》中对腰刀制作方法有着详细的研究与记载。清代，刀的种类更为繁杂，有腰刀、滚背双刀、脾刀、双手带刀、背刀、窝刀、鸳鸯刀、船尾刀、割刀、缭风刀等等。其中被广泛应用于作战的是腰刀和双手带刀。腰刀上部较直，下部微曲，刃部略窄。刀身长三尺二寸，柄长三寸，重一斤十两（古时1斤＝16两），一般用于骑兵作战。双手带刀，柄长一尺五寸，可容双手把握，刀刃长且特别宽大厚重，上部呈平线形。步兵在近身交战时，一刀砍去，可断敌首级或四肢。短刀在明清时代仍然是军队的主要兵器之一。据《清史演义》上记载，清朝皇太极登基后，第一次出师的阵容是，由满、蒙、汉组成的六军：马队步队、长枪队、短刀队、强弩队、藤牌队……那时短刀队所使用的战刀接近于我们后来所见过的“马刀”。这种刀还有那种称作“大刀片”的军刀，一直延用到抗日战争以后。
剑
剑是我们十分熟悉的一种古代兵器。但今人与它相识，更多的是与武术有缘。在现代武术中，剑术是深受人们喜爱的项目之一。每当观看剑术表演者挥舞着带长穗，着红缨的双剑、花剑、短剑时，那柔中带刚，浑然一体的英姿，部会留下妙不可言的美的感受。然而回味之余，谁人曾联想到它那遥远的由来和跌宕的经历呢？
剑是一种可刺可砍的两用短兵器。剑体修长，两面有刃，向前聚成锐利的锋，后端有短柄，用以把握。刃和锋是剑推、刺、挥、劈的有效部位。剑使用方便灵活且构造简单。平时携带在身是自卫良器，战场上又是近身格斗搏杀的利器。所以剑问世以后，很快成为古代军队近战的重要兵器。
剑没有经过石器时代。它是青铜时代的产物，由矛头直接演变而来。或许是因为剑身过于苗条俊俏，粗糙的石头不足以承受贵体，由青铜当仁不让地承接下来。据推测，青铜剑大约创制于殷末周初之际，距今约有3000多年的历史。然而迄今为止，我们所发现的第一把铜剑是西周青铜短剑。这把剑全长27厘米，形状像一条细长的柳叶，两刃上端平直，下端稍宽，呈外凸的弧线。装柄部分略瘦，上有两个纵列的孔，用来固定木柄。类似这种柳叶形青铜剑，在北京琉璃河、陕西宝鸡等地也出土过。由于这种剑的有效使用部分—一锋刃长度不过17~18厘米，和匕首的长短差不多，所以主要用于防身自卫。西周时期，车战是主要的作战形式，两军对阵，先发弓箭；待到战车交错时，使用长柄的戈、矛、戟格斗；只有当双方近身搏斗时这种短剑才能显示威力。由此看来短剑在战场上还处于辅助位置。
从春秋到战国是诸侯争霸、战事连年不断的岁月。随着战争区域的变更，古老的作战形式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南方是吴国和越国崛起，争相称霸；北部楚霸王企图吞并江南，争得霸主地位。于是，战火自我国北部平原蔓延到江南水乡。这里河渠密布，水网纵横。曾在北方平原奔驰扬威的战车，顿显笨拙庞大，无法施展身手。于是，步战、水战逐步取代了车战，占据了沙场的中心位置。短兵相接的战斗日渐频繁，剑作为近身作战的得利兵器，越来越受器重。剑的形制有了新变化，由柳叶形变为脊柱形。这种剑，剑茎呈圆柱形，并一直向前延伸，到剑身部分形成剑脊，茎和脊之间没有明显分界线，浑然聚成一体。由于增加了脊柱，大大延长了剑身，剑的平均长度已增至50厘米左右，从而大大提高了剑的杀伤威力。这时的剑已成为军队近战格斗的一种常规武器。
说起造剑，不能不推崇吴、越两国。在这堪称为“宝剑之乡”的江南帮国里，围绕着“剑”曾流传着许多美妙的神话般的故事。吴、越两国长期战争，几经沉浮，总是把铸剑作为重要的兵工产业，因此，许多能工巧匠云集在吴越之地，发挥了他们的才智和技艺。所以吴越铸的名剑技术远远超过了中原列国。那时候著名的铸剑大师有：欧冶子、干将、莫邪、风胡子等，他们铸剑留传于世，被后人视为瑰宝。在《吴越春秋》、《越绝书》中有这样一个传奇故事：越王勾践请来名师欧冶子铸剑。欧冶子竭尽精力为他铸造了五把名剑，分别取名叫：湛卢、纯、胜邪、鱼肠、巨阙，这些剑削铁如泥，堪为稀世珍品。后来越国被吴国战败，勾践便忍痛割爱，将其中的三把宝剑献给吴王求和。但吴国国王暴虐无度，其中叫“湛卢”的宝剑愤然离他自行而去，来到楚国。楚王一觉从梦中醒来，看到身旁多了一把宝剑，十分惊奇，便请名师风胡子鉴别。风胡子认出了这口宝剑正是越王送给吴王的那口“湛卢”剑。并说：“造此剑时，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邪之溪涸而出铜；雨师扫洒，雷公击橐（拉风箱），蛟龙捧炉，天帝装炭”，经过千锤百炼，才造出这把神剑。铸成后，有人想买这口剑，一开口就出了这样的价钱：‘有市之乡三十，骏马千匹，万户之都二’。可是名剑师薛烛听了后却直摇头说：‘要买这口剑，虽倾城量金，珠玉盈河，犹不能得此，这几个钱顶什么用！’”楚王听后大喜，把湛卢剑作为珍宝一样，从不离身。吴王得知此剑落入楚王之手，遂派兵攻打楚国，想夺回此剑。这虽是一个传奇故事，但也可以从中看出，在那时宝剑对各国君臣来说是何等尊贵。
虽然剑具有刺和砍的两种功能，但青铜时期，剑的主要作用是直刺而不是劈砍。因为青铜制成的剑，剑身薄，质地脆，易折断，只适于刺杀，不适于劈砍。因此当时人们又把剑称为“直兵”。从商周到战国，剑一直作为刺兵器使用。1966年在湖北江陵的一座古墓中出土了一把越王剑。这把剑出土时完好如初，制工精美，锋刃锐利。剑身长55.7厘米，上面刻着菱形的暗纹，衬托出八个错金的鸟缘体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鸠浅”就是那位卧薪尝胆，最后达到灭吴复越的勾践。这把剑集中体现了春秋晚期以来青铜剑的共同特点：剑的刃部不再平直，而是中段内收，前端较宽，由宽处再次向外凸并前聚成锋，呈一种弧曲的形状。这说明，那时剑的使用注重直刺功能，而不是砍斫。勾践的剑之所以历时2000多年，仍然锋利无比，那是因为剑身是由锡、铜、铅、镍合金铸成，并且那灰黑色的花纹和黑色剑柄、剑格中还含有硫元素。
战国前期青铜剑仍是各国军队中必备的兵器之一，只是这时的青铜剑已发展为含锡的复合铜剑。这种剑在脊部、刃部含有一定比例的锡，呈红色，质坚且韧，经得起砍斫而不易折断。有的剑刃口锋利，可洞穿坚甲而不变屈。
战国时期，铁器的使用是兵器史上的一大转折。剑已有了钢铁的身躯，剑体更加坚硬柔韧，长度也大大增加。从这一时期出土的铁剑看来，其长度已接近1米，有的甚至达1.4米，是过去一般铜剑的三倍长。在古代著名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中，荆轲藏在地图卷中的匕首长不盈尺，秦王赢政身佩的卫身宝剑长3尺。荆轲的杀机暴露时，秦王的宝剑因剑身长，一时拔不出鞘，只好绕柱规避，最后殿下臣子暗抛囊袋击中了荆轲，秦王才得手拔出长剑，击伤对手。可见古时的短剑长剑各有各的用场。战国时的钢铁剑的使用并不普遍，军队中仍大量使用青铜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秦朝末年。秦始皇陵的陶俑坑中曾发掘出的大量兵器几乎都是青铜制品。钢铁剑与青铜剑相比，剑身加长，弧曲的刃部伸成平直，并且更加锋利，由此剑的功能也由直行向前推刺转为用刃部劈砍挥杀。当时楚国的钢剑锋是最有名的，由于冶铁炼钢的技艺高强，铸出的钢剑利无比，楚军中最先装备了这样先进的钢剑，致使他国不敢轻易进犯。
汉代是冷器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这种变革表现在一方面是钢铁兵器取代了青铜兵器；另一方面是主要兵器的种类发生了新旧更替。首先是由于钢剑的质量明显优于青铜剑，优胜劣汰，自然就淘汰了青铜兵器，钢剑成为军趴中普遍装备的兵器。曾经在河北满城出土了汉武帝时中山靖王刘胜的铜剑。这剑用块炼铁反复在木炭中加热渗碳，折叠锻打而成，刃部经淬火而坚硬锋快，脊部仍保持韧性。这样的剑刚柔相济，坚固锋利。三国时，蜀主刘备很重视造剑，曾令工匠“采金牛山玄铁”铸成八口宝剑，自己留用一口，其余分赠给身边重臣。《三国演义》中描述刘玄德以剑砍石，预测吉凶。“庭下有一块石，玄德拔从者所佩之剑，仰天祝日：‘若刘备能勾回荆州，成霸王之业，一剑挥石为两段。如死于此地，剑剁石不开。’只见他手起剑落，火光迸溅，石开两段。孙权见后，也问天买卦，若破得曹贼，亦断此石，心里却祝：‘若再取荆州，兴旺东吴，砍石为两半。’剑落石开。”据说，那块巨石自此留下了深深的十字纹，后人称它“恨石”。曹操有宝剑两口，一名“倚天”，一名“青（gang）”。倚天剑自佩之，青剑令夏侯恩佩之。两剑都砍铁如泥，犀利无比。曹操的儿子曹丕也酷爱宝剑，他曾请名师锻造了三把“百辟宝剑”，分别称“飞景”、“流采虹”、“华铤”。剑首“饰以文玉，表以通犀”，剑身用清漳河水淬火，淬后复炼，炼后复淬，或冷却后重炼，汰尽杂质，如此反复百次，使剑钢质纯正，刀刃锐利柔韧。所以称“百辟”。
汉朝有一时期剑也与刀并重，成为文武百官及天子无不佩带的卫器，有的则是左佩剑，右佩刀。但作为战场上的作战兵器，剑已逐渐由刀代替。这是因为当时战场上骑兵已成为作战的主力。马上作战不适宜使用长剑直刺，更多地靠挥劈砍杀。这样一来，尖长剑锋的作用明显减弱，虽然钢铁制作的剑已经具有较好的劈砍功能，但由于剑的剑脊太薄，吃重很小，在实战中往往容易弯曲、折损。另外，在骑马飞跑的同时劈砍敌人，剑身两侧的刃实际只能使用一侧，另一侧发挥不了作用，况且制做这种两侧出刃的剑，工序技艺十分复杂，不宜于大量生产装备军队。所以此后短刀逐渐代替长剑，成为军队中大量装备的短兵器。刀剑的更替可以从历史上两次“鸿门宴”中看出这一明显变化：公元前206年，项羽率领40万大军扎营新丰鸿门，刘邦迫于形势，不得不到这里来见他，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鸿门宴”。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用生动的文笔记叙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宴会开始，宾主入座：“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决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人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日：‘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由此而得成语“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用来比喻说话或行动虽然表面上另有名目，其真实意图却在于对某人某事进行威胁或攻击。无独有偶，400年之后，大约在公元215年，又出现一场“鸿门宴”。当时，三国东吴将领凌统与有杀父之仇的甘宁在东吴名将吕蒙的家宴上相遇。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凌统复仇心切，急切中又恐碍于吕蒙的面子，于是便想用“项庄舞剑”的办法刺杀甘宁。“酒酣，（凌）统乃以刀舞”。可是甘宁早有防备，“宁起曰：‘宁能双戟舞’。”于是酒宴上刀戟交并，杀气腾腾。东道主吕蒙急中生智，曰：“宁虽能，未若蒙之巧也”，随之一手操刀一手持盾，以自身分开两位仇者的刀戟。这一事件中，东吴的三位将领或持刀或持戟，唯独没有剑的影子。从项庄舞剑到凌统舞刀，生动地反映了汉代400年间，军队装备的主要短兵器由剑转变为刀的历史事实。
西晋以后，重刀轻剑。剑成为朝仪上的饰兵器，并且不再用钢铁铸造，而是用木头刻制，再用玉石、金银、玳瑁等物加以装饰，式样十分精致美观，但仅仅是象形之剑。当然许多名贵的钢剑依然流传民间，有些文人士大夫，武将重臣仍把宝剑作为珍爱之物随身佩带，既防身自卫又标志身份。另外剑在道教中，曾经是一种具有神秘色彩的法器。《水浒》第53回中描写宋江按所谓“天书”作法时，“左手捏诀，右手提剑”。这时的剑诀不是用来作战的，而是一种法器。
综上所述，剑的历史虽然久远，但真正用于作战的历史较刀、矛相比，却是短暂的，这是因为剑份量轻、形体薄、斩杀力弱，容易摧折，不适宜骑战，特别是铁制铠甲问世以后，剑更显得单薄纤弱。与大刀、长矛相比，剑更适合于佩带、装饰、武艺表演。因而东汉末年剑退出了战争舞台，结束了700多年麈战沙场的辉煌历史。
匕首
匕首是一种比剑更短小的刺砍两用兵器。其外形与剑相似。由于它短小易藏，多是作为近身格斗，贴身防卫或暗杀的适宜兵器。
据史记载，早在原始社会就有石匕首。商周以后出现青铜匕首，后来又有钢铁匕首。有的匕首为了增加刺杀效能，还在匕首尖端部用毒药粹之，刺中人身即可致死。《史记》中记载的曹沫执匕首劫持齐桓公，《战国策·燕策三》中记载的“图穷匕首见”的故事，都说明了匕首的独特优势。
汉代匕首常常与长剑并用。军队中除装备常规兵器外，有的也配有匕首以备急用。一般官吏除了佩剑还带有匕首，防身自卫，以防不测。到晋代，由于受少数民族刀剑形制的影响，匕首的形制有所变化。其首为环形呈纱帽状，腊向下分，刃的近腊处忽窄。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侠客行》说：“少年学剑术，匕首插吴鸿，由来百夫勇，挟此生雄风。”可见匕首与剑往往并提，匕首长久以来以其独特的功能普遍为兵家武士、行者侠客所用，作为一种辅助兵器而流传至今。
短柄钩
短柄钩是一种用于近战的钩杀兵器。其构造简单，使用方便，样子很像草原牧民砍草用的弯镰刀，刃部向内稍稍弯曲。
短柄钩是由刀剑演化而来，顶部向内弯曲，便于钩杀敌人。多用于城防战和坑道战，适于从城墙上勾杀攀城的敌人，或从地道口勾敌。
除此之外，我国古代还有许多杂形短兵器，如手斧、手戟、铁蒺藜骨朵、九节鞭等。宋代以后，还出现了系兵器，即用铁索或绳索在一端或两端系上兵器，抛掷出去打击或钩取敌人。例如，宋代的飞钩，形如铁锚，钩锋长而尖利。明代的飞挝、飞锤。飞挝形如鹰爪，五指是活动的，系上长绳，抛到敌人身上，急收绳索，敌人被紧紧抓住，难以逃脱。飞锤又叫流星锤，用来甩打敌人。《三国演义》中说，三国时曹真步将王双除善使60斤大刀，还随身暗藏三个流星锤，百发百中，有万夫不当之勇。宋代还有铁蒺藜骨朵，顾名思义这种兵器前端类似剑，花样出在木柄上，安装一个蒜头骨或蒺藜形的重铁器，凭藉重力槌击敌人。唐宋以后，各种杂形兵器日渐增多，据说宋代岳家军使用的兵器就五花八门。历史上所说的“十八般兵器”或“十八般武艺”中这些杂牌兵器几乎占据一半。可见，虽然它们不曾成为军队的主要兵器，但各有各的绝招，各显各的武艺，在现代中国武术中仍能看到像三节棍、九节鞭一类的传统器械。
在我国古代兵器中，短兵器堪称为名手济济的“大家族”。在长期的古代战争中，它与长兵器各显神通，相映生辉，以赫赫战绩永载史册。
矛
矛在我国古代兵器史上使用期最久。从原始社会的石矛一直到大革命时期的梭镖、红缨枪，经历了漫长的战争风雨，可谓功勋卓著，历久不衰。矛是一种直刺、扎挑的长柄武器。由于矛头锋利，刺杀效果优于戈、戟，所以在冷兵器时代，一直是军队装备的主要兵器之一。
矛是一种纯粹的刺杀兵器。其构造简单，只有矛头、矛柄两部分。矛头分为“身”和“骱”两部分。矛身中部为“脊”，脊左右两边展开成带刃的矛叶，并向前聚集成锐利的尖锋。有的脊两侧带凹槽，称“饮血”，为矛头刺入人体时出血进气，以减少阻力。“骸”是用来连接脊的直筒，下粗上细便于装柄。为防止拔矛时矛头脱落，有的矛两边铸有环状钮，可用绳穿过把矛头牢牢绑缚在柄上。矛柄有木柄和积竹柄两种。“积竹柄”是用细竹做柄，打通竹节，竹芯内填充木条，然后用绳裹扎起来涂上漆。积竹柄坚韧而富有弹性，不易折断，性能优于木柄。
在原始社会，人们把长木棒的尖端削磨成尖锐的“锋”，用来扎刺鱼、兽，这大概就是矛的前身。后来，人们开始用石头打制成石矛头，用兽骨磨制成骨矛头，绑缚在长木柄上，这就大大提高了矛的刺杀效果。早在商代已出现了青铜矛头，并且大量地用于战争。曾在殷墟侯家庄出土了一层成捆的青铜矛，每捆10支，共700余支，可见那时青铜矛的制造量已经很大了。殷王的禁卫兵多装备这种铜矛。商代的青铜矛不仅量多而且制作工艺已有相当水平，形体宽大，双面有刃，且雕镂精致，式样美观，不仅是实战的兵器，也堪称艺术珍品。周代的矛，刃部加长，锋部更为厚实，銎部减短，两侧的环取消，形式更加简化，实战性增强。那时兵车上使用的兵器最长的便是长矛，足有两丈四尺（周尺），称为夷矛。步兵使用的矛长两丈，叫尊矛。若论长度，矛可列“五兵”（古代“五兵”泛指五种兵器，步卒“五兵”有：戈、殳、戟、酋矛、弓矢）之首。
战国时期出现了铁矛。铁矛头比铜矛头体长，而且十分锋利。据《荀子·议兵篇》记载，那时南阳一带出产的铁矛，质地优良，刺在人身上，就像黄蜂一样凶，蝎子一般狠。此后铁矛头竟长达84厘米。西汉时骑兵是军队的主要兵种之一，专供骑兵使用的长矛，全长一丈八尺，称为“矟”。这种长矛一直到唐代仍被看作重要兵器，不许民间持有。
长矛是人们所熟悉的一种古代冷兵器。随着古代战争方式由车战到骑战再到步战的演变推进，矛可说是三代元老。前汉时，秦国大将章邯挺刀拦截楚军，迎面碰上楚将项羽，那项羽威风凛凛，横槊跃马应战。霎时间，刀槊相交，寒光凛凛，不到数合，杀得章邯浑身是汗，只得抛刀败走。项羽所持的就是一种长矛。三国时张飞用的“丈八蛇矛”，曹操步将程普持的“铁脊蛇矛”正说明在冷兵器时代，矛堪称为武将们得心应手的一种利兵器，自然也是军队长期装备的主要兵器。但是长矛也有短处，它的刃部较长，刺杀不够灵便，所以唐代以后逐渐被枪所取代。此后，矛虽然不再是军队的常规兵器，但仍用于作战，后来的历次农民暴动，及大革命时期的工农武装，仍主要以大刀长矛为武器。
枪
枪与我们现代所指的步枪、手枪、冲锋枪、机关枪截然不同。古代兵器中的枪，是一种类似于矛的刺杀兵器。二者的区别在于，枪头比矛头的刃部短而锐尖，所以刺杀时枪比矛更为轻便锋利，由此枪取代了矛成为后来的主要兵器。
据说枪最早出现于黄帝时代，直到汉代前期枪仍是竹竿或木杆削制成的。后汉时，诸葛亮遣人制造的枪加了铁枪头，长两丈到两丈五，样子还未脱离矛的形式。到晋代，枪的形制趋于短而尖，其性能及刺杀效果均优于矛，因此更加广泛地应用于作战。自唐代以后枪取代了矛。据《太白阴经》记载“唐制，每军12500人，枪占‘十分’”。就是说，兵士们人手一支枪，共12500支。两军对阵时，用枪刺杀敌手；安营扎寨时，立起枪杆可筑营墙；渡河涉江时，扎缚枪杆作木筏。可见那时枪在实战中用途极广。唐代的枪分为漆枪、木枪、白干枪、扑枪四种，其形制目前尚无图可考。《武经总要》中记载18种形制各异的宋代枪：双钩枪、单钩枪、捣马突枪、环子枪、素木枪、鸦项枪等。宋朝军队作战以枪为主，平时操练以枪法为基本项目。著名的“杨家将”家传的练枪法称“杨家枪”，杨业父子都善使枪，为保大宋江山，杨家诸将曾驰骋疆场，立下了不朽功勋。据说元末农民起义的首领朱元璋起兵时，身带双枪作战。一支用于步战，枪长一丈六尺，枪杆一握粗。另一支用于骑战，枪长一丈二，上悬黑缨、黑旗。每次激战，都拿着它勇猛地杀向敌阵。将士们见到朱元璋的黑旗黑缨枪，个个奋勇争战，所向披靡，锐不可挡。在那征战沙场的峥嵘岁月里，朱元璋曾身历矢石，枪柄上留下三处刀痕，黑旗上挂有五处箭射穿的洞。这成为他日后炫耀武功的历史见证。
到明清时代，虽以火器为主，枪仍是近战的常规武器之一。这时的枪主要有四角枪、箭形枪、龙刀枪、镞（zu音族）形枪、笔形枪、钩形枪等。清末以后，枪逐渐退役，其形制渐趋单一。一直延用到大革命时期的枪，便是我们所知晓的红缨枪，或叫梭镖。
戟
除了“戈”之外，戟又是一种我国独有的古代兵器。实际上戟是戈和矛的合成体，它既有直刃又有横刃，呈“十”字或“卜”字形，因此戟具有钩、啄、刺、割等多种用途，其杀伤能力胜过戈和矛。戟在古代不仅是军队中的主要兵器，而且常常作为武器的泛称，比如“持戟之士”，就像我们今天所指的“战士”一样，包括所有拿枪操炮的兵士。另外戟往往还以它的装备数量来象征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比如《战国策·赵策》中记载，毛遂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劝楚怀王联赵抗秦，他说：“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资也。”所谓“持戟百万”说明楚国当时有强大的军队，足以联合他国与秦国抗衡。
戟是在戈和矛的基础上演进而成的。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戟出现于商代。在河北藁城台西的商代遗址出土的铜兵器中，有一件戈和矛联装在一个木柄上的长兵器，这便是戟的雏型。由于戟比戈和矛更为先进，它很快成为将士们作战的格杀利器。西周时期出现了整体铸造的戟。一种是以矛为主，旁生横刃，柲装插在矛体的銎部。这种戟突出了矛的优势，刺杀有力，但勾啄易掉头。另一种以戈为主，前有援，尾有内，上有刺，下有胡，呈“十”字形。这种戟形体单薄，易脆易折，不适于实战，多属仪仗用的饰兵器。春秋战国时，战斗中使用的戟，仍将分制的戈和矛联装在木柄或积竹柄上。这种青铜戟直刺有力，横钩不易脱落，有的戟还在长柄上端自上而下联装两件或三件戈头。例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兵器中有保存完整的长柄三戈戟。这就大大提高了戟的杀伤能力。
战国末年，冶铁技术的发展摧生了钢铁铸造的戟。那时，钢铁质地较坚韧，铸成的戟刺尖锐修长。戟的形体也有所改进，戟下侧垂直伸出的援，由宽钝变为窄尖；与援对应的内取消，只造较长的胡来缚柲。由此，戟由“十”字形进化为“卜”字形，故称“卜字铁戟”。西汉以后，戟的“援”由平直变为弧曲上翘，进一步增强了前刺的杀伤力。戟在当时是军队中的常备兵器。据《三国演义》描述，袁术派兵攻打刘备，刘备当时据守小小沛县，身单力孤，自知不是袁术的对手，便向吕布求救。吕布不想得罪双方，便在营中设宴请来双方，酒过几巡后，命令军侯把戟立在营门外，吕布说：“大家看我吕布用弓箭射戟的小枝，如果射中，两家休兵，如不中，双方各自回营安排明日的厮杀吧！”只见吕布在距戟150步处，张弓搭箭，一箭射去，飞中小枝，众人齐声喝彩。这种带小枝的戟，大概就是当时盛行的新式戟。此后，戟的演进主要在小枝的改进上。
三国时期，戟的种类增多，有长戟、手戟、双戟等。手戟柄短体轻，可刺可掷，是性能优良的防身自卫兵器。长戟、双戟则柄长体重，杀伤威力大。据说曹操手下有一员猛将名叫典韦，手挺大号双戟足有80斤，他还善使手戟。一次曹操被围，无法解脱，“大叫：‘谁人救我！’”骑兵队伍里，踊出一员大将，便是典韦。他“手挺双铁戟，大叫：‘主公勿忧！’飞身下马，插上双戟，取短戟十数枝，夹在手中……韦乃飞戟刺之，一戟一人坠马，并无虚发，立杀十数人。众皆奔走。韦复飞身上马，挺一双大铁戟，冲杀人去。”典韦曾靠他的一双大铁戟和非凡的勇猛气质，几次救曹操于危难之中。三国时，以戟为兵器的武将很多，有太史慈、甘宁，还有魏将张辽等。戟在古代战场上可谓名声显赫、战功卓著。
戟自问世以来深得兵家赏识，几经变迁，几番征尘，作为军队中的主要兵器，留下了血刃敌寇的战绩。唐代著名诗人杜牧曾写下这样的名句：“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后来，“折戟沉沙”一词被用来比喻失败惨重。还有“剑戟森森”一词，原来是形容剑戟遍布，戒备严密，后引申为人的内心险恶且深藏不露。戟，在古人眼里深受器重，因而铸造上颇为讲究，不亚于战国时名剑的制作。两晋以后，由于盔甲的制作日趋精良坚固，钩啄兵器的效用降低。《后汉演义》有这样一段描述：吕布与太师董卓结仇，欲刺杀董卓，便与李肃择机行刺。这一日，“这位恶贯满盈的董太师，内穿铁甲，外罩朝服，大摇大摆，缓步出来，登车按辔，驱马进行，两旁兵士，夹道如墙。……蓦见李肃突出门旁觑准卓胸，持戟直搠，谁料卓裹甲在身，格不相入；肃连忙移刺卓项，卓用臂一遮，腕上受伤，坠倒车上，大呼吕布何在？布在后厉声道：‘有诏讨贼！’卓怒骂道：‘庸狗也敢出此么？’道言未绝，布戟已刺入咽喉，李肃又复抢前一刀，枭取首级。”可见在银盔铁甲面前，戟的杀伤力大为减弱，而枪、矛等刺兵器仍能大显身手，于是枪渐渐取代了戟。到唐代，戟退出了军用兵器的行列，成为一种表示身份等级的礼兵器，叫“戟”。那时，戟是朝廷文武官员表示身份的仪仗物，门前列戟以示身份高低；皇帝派重臣巡视或统兵出征，赐“戟以代斧铖”，表示授于权柄。唐代典章对树戟有详细的条文规定，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一种实物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