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不用相当的独立功夫，不论在哪个严重的问题上都不能找出真理；谁怕用功夫，谁就无法找到真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思想中闪烁异端的火花
1878年，9岁的弗拉基米尔开始上辛比尔斯克中学，他是一个优等生，学习对他并非难事，他还乐意帮助同学做功课。
在学生时代，弗拉基米尔就以能够系统而周密地工作出名。拿他在学校作文的方法为例，其实他早就会了，此时做得更加仔细。
首先，他写一个简明的大纲，包括引言和结论；然后，他拿一张纸一折为二，左面打草稿，有配合写作计划的各种数字和文字。以后的几天里，他在纸的右面写上补充，改正和添加的文字以及从书上得来的东西等。最后，他根据这个草稿写出文章。
这种对一切工作细心准备的作风成了弗拉基米尔终身的工作特征。以后，每写一篇报上的文章或作一次演说，他总是要先写一个简明的大纲。他准备写一本小册子或一本书时，要起草几次，一次比一次详细精确。他同样细心地编辑必要的引文，数字和材料。他刻苦努力，以培养工作所必需的恒心和能力。
弗拉基米尔对时事越来越敏感了。这种敏感源于他不寻常的经历。还在上小学时，他就开始了解俄国工人和农民是受着多么残酷的压迫。他的性格和观点也是在俄国反动的黑暗年代形成的。
在当时，工人为了一点微薄的报酬不得不一天劳动12至14小时。在农村，地主称王称霸，占有绝大多数最肥沃的土地。3万个地主有7000万亩的土地，即等于1050万农户所有的土地。农民被认为是“自由”的，但实际上完全是地主的奴隶而不得不替他们干活。此外，他们还负担着繁重的捐税。沙皇时代的官吏、警察和宪兵横行全国。一切书报必须经严格的检查，禁止报道国内真实情况。
随着学年的增加，弗拉基米尔现在已经17岁了，正在上中学八年级。有一天，校长弗·米·克伦斯，也是他的语文老师在看了他的新作文《人民生活不富裕的原因》以后，没有像以往那样马上做出评论，而是叫他放学之后去他的办公室。
门没关，克伦斯校长一眼望见了门口这个英俊结实的青年。他即将毕业，长得很像他的父亲，即本省国民教育总监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同样有着健壮的体格、宽阔的额头、高高的颧骨、炯炯有神的双眸和略微上翘的眼角。所不同的是，校长在这个年轻人身上看到了蓬勃的朝气和无所畏惧的勇气。
弗·米·克伦斯校长一直很器重弗拉基米尔，不仅因为他和年轻人的父亲是好朋友，而且因为弗拉基米尔天资过人。他认为这个年轻人善于思考，品学兼优，前途无量。
然而，今天的这篇作文，让他看到了弗拉基米尔思想中闪烁的异端的火花，他要尽力地规劝他，帮助他。
“弗拉基米尔，请进，请坐！”校长很客气又带着几分严肃的神情说，“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文章呢？”
“因为看到、听到很多真实的故事启发了我，它们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的身边！”
“你知道你是在批判现在的社会制度吗？这是不允许的。”
“可它确实存在着弊端。”
“别忘了，学生的任务就是学习，至于其余的事情，又与你们有什么相干呢？”
“校长，一个年轻人又怎能不关心国家的事呢！”
“你一个人的关心又有什么用？”
“可是，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的话，那么现状就不会没有丝毫改变的！”弗拉基米尔语气变得很坚定。
“好，我希望你的关心就到这篇文章为止。年轻人，我很器重你，你在学校每一科成绩都是优，希望你和你哥哥一样在毕业时获得金质奖章。我和你父亲一样，希望你成为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不希望你走错路！”
弗·米·克伦斯校长说到这想了一下，继续说，“虽然我不赞成你这篇文章的内容，但你犀利的文笔、雄辩的气势还是打动了我，我要给你最高分，但我希望你永远记住我今天的话。”
弗拉基米尔望着校长那双恳切的眼睛，他没再说什么。他向校长鞠了一躬，离开办公室。
一路上，弗拉基米尔思潮翻涌，他想起了写作这篇文章时那个激动难眠的夜晚。那个晚上，弗拉基米尔和哥哥亚历山大热烈地讨论了那么长时间。
“弗拉基米尔，看到我桌子上放着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赫尔岑的书了吗？”亚历山大走进弗拉基米尔的房间问。
“都在我这儿。”弗拉基米尔从一大堆稿纸间抬起头来说。
“为什么我的书最后都会莫名其妙地跑到你的桌上？”亚历山大奇怪地问。
“哥哥，你读的书我都感兴趣。”
“不过，这些书和你以前从我那拿的文学名著可不一样，它们是宣传民主进步的，你知道吗？”
“知道。我都看过了，我只是想引用其中的几句话而已。”
“引用？”亚历山大奇怪地看着弗拉基米尔，“你要写什么？”
“是这样的，我要写一篇作文，论述为什么工人和农民一年四季辛苦的工作，却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地主和工厂厂主们好逸恶劳，却过着奢侈的日子，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着不平等。”弗拉基米尔说到这，激动地攥起拳头。
亚历山大的目光被点亮了，这也是他这个彼得堡大学的高材生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坐在弟弟的对面问：“弗拉基米尔，你是怎么想到这个题目的呢？”
“哥哥，其实这个问题是很长时间以来、不知不觉留在我心底的。还记得小时候，爸爸教咱们的关于穷人的诗吗？”
“是不是那首《穷人的歌》？”
“对，对，对，‘财主大混蛋，拽着钱柜净失眠，穷人贫如洗，唱唱多欢喜。’那时候，我最喜欢这首诗了！我曾问爸爸，为什么有财主和穷人呢？为什么财主有钱柜而穷人却没有呢？可是爸爸没有回答。后来，有一年夏天，去科库什基诺村的轮船上，我问过你一个关于锅炉工人的问题，还记得吗？”
“嗯。”亚历山大想了想，点点头，“那年夏天，酷热难当。就连静静地坐在那都会流汗，我们在轮船上和爸爸下棋的时候，看到锅炉工人在机器房里挥汗如雨地工作着，于是你就问，为什么锅炉工人的痛苦不能减轻一点，我回答说，谁会关心他们的痛苦呢？轮船老板只想着让工人们卖力工作，轮船能够顺利地到达。锅炉工人痛不痛苦，他们才不关心。”
“对呀，然后我对你说，锅炉工人为何不与老板抗议，这不公平。你告诉我，因为轮船是老板的，不属于工人，他们如果不卖力工作，就会被解雇，可是他们还要养活全家。”
“不只锅炉工人是这样，在城市里，各行各业的工人都是这样，在农村也是这样，佃农租种地主的土地，一年四季辛勤耕耘，可到头来收获的粮食，大多数都要交给地主，全家只能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地主却坐享其成。”
“可是哥哥，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存在着这么多的不公平！”弗拉基米尔愤怒地说。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制度本身就不公平，它让富人压迫穷人，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亚历山大也很激动。
“我明白了，因为沙皇是我们国家的统治者，这个社会是属于沙皇的，不是属于人民的，拥有土地和工厂的人拥有特权，就可以用他们的特权来压迫穷人。”
“对！”亚历山大很赞成弟弟的话。
“应该有人来改变这个不公平的社会。”弗拉基米尔瞪大眼睛望着亚历山大，“我想起来了，前几天上学的路上，我看见一个人在电线杆上贴了一条标语，写着‘杀死沙皇！’看来很多人已经开始行动了。”
这一次亚历山大没有回答，他的心里正燃烧着一团熊熊的火焰。
弗拉基米尔现在还不知道，哥哥亚历山大已经秘密地加入了一个民粹主义组织，这个组织就是想通过暗杀沙皇来达到推翻沙俄统治的目的。要把土地交给农民，把工厂交给工人，让人民获得管理国家的权利。然而是亚历山大一个人的秘密，直到他要牺牲的时候，大家才知道亚历山大为这个不公平的社会做了些什么。
“哥哥，我知道怎么写了！”弗拉基米尔迅速准备好草稿纸，像往常那样，把稿纸折成两半，左边写提纲，右边修改和补充，笔尖在纸上“沙沙沙”不停地写着，像是在倾诉心中所有的不满。萨沙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不时地点着头……
弗拉基米尔的《人民生活不富裕的原因》就这样完成了，同时也受到了校长的警告。
由哥哥之死走上革命道路
一天，一个年轻人拦住了放学刚刚走出校门的弗拉基米尔，对他说：“你是弗拉基米尔吧！我从薇拉·瓦西里耶夫娜那儿来，她叫你马上到她那里去，有急事。”
薇拉·瓦西里耶夫娜是位教师，也是弗拉基米尔全家的好朋友。弗拉基米尔飞快地奔去。
薇拉·瓦西里耶夫娜两眼哭得通红，双唇颤抖，递给弗拉基米尔一封彼得堡的来信。信中写道：
1887年3月1日。一帮大学生企图谋害亚历山大三世，没有成功，学生被捕，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也在其中。
“天啊！是亚历山大，是哥哥！是眉目清秀、高个儿、多才多艺、目光深沉的亚历山大！”弗拉基米尔念完信，久久地不能吐出一个字。他想，怎么办？该如何告诉母亲亚历山大被捕的消息？
就在一年多以前，1886年的1月，55岁的父亲永远地倒在了他的办公室里，全家一下子失去了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撑，母亲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而一年之后的今天，母亲还能承受如此巨大的打击吗？
出乎意料的是，听到儿子被捕的消息，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没有哭，非常的镇静，她只说了一句话：“我要去塞兹兰，我要去看亚历山大！”
母亲出发了，出发前，弗拉基米尔看到母亲已异常消瘦。接着，就是无穷无尽地等待，一天、两天、三天，在这些日子里，弗拉基米尔经常来到老皇冠上，那是伏尔加河边一段陡峭的高岸，那是亚历山大最后一次离家前，兄弟俩分手的地方。
那天，对着高岸上辽阔的天空，弗拉基米尔问亚历山大：“哥，你最喜欢人的什么品质？”
“爱劳动、有知识、诚实。”亚历山大回答，他想了一会儿，补充说，“我认为，我们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人。”
弗拉基米尔想起，在亚历山大大学三年级时，因一篇题为《淡水生物分裂器官构造研究》的论文，被彼得堡大学提前聘为未来的学校教授，并颁发给他一枚金质奖章。暑假回家时，亚历山大高兴地把金灿灿的奖章别在母亲的胸口。
那是1885年的暑假，弗拉基米尔偷偷地阅读亚历山大从大学里带回来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亚历山大发现了，他告诉弟弟：“好好读一读他的书吧！我觉得他将是对全世界有影响的人。”
弗拉基米尔在写《人民生活不富裕的原因》那个夜晚，兄弟俩热烈地讨论，在奋笔疾书的弗拉基米尔身旁，亚历山大一边看一边点头。
亚历山大，我亲爱的哥哥。你现在还好吗？
这是弗拉基米尔中学时代的最后一个春天。伏尔加河融化的冰雪，含苞的树枝，清亮的鸟鸣，春天一切照旧，学习、考试、活动，弗拉基米尔取得了一科又一科出色的成绩。
生活一切照旧，然而在少年弗拉基米尔的心中激荡的是怎样一片波澜起伏的海！
一个午后，弗拉基米尔走在放学的路上，发现在一个路灯杆旁围了许多人。他走上去，看见路灯杆上贴了一张纸，几个邻居在人群里看到他，赶快转开脸。
弗拉基米尔读了布告，眼前一团漆黑。谋杀亚历山大三世沙皇的5名大学生于5月8日被处决。亚历山大被绞死了。哥哥！他们终于对亚历山大下了毒手！
一个星期以后，母亲从彼得堡回来了，弗拉基米尔发现，母亲的头发都白了，她病倒了。
从表姐夫马特维·列昂季耶维奇口中，弗拉基米尔知道了哥哥就义的经过：
亚历山大被捕后，在审讯中不向当局提供任何供词，把罪责都揽在自己身上，他把沙俄审判他的法庭当成揭露沙皇专制制度的讲坛，昂扬的话语激动了人们的心。
母亲三次恳求儿子给沙皇写悔过书，以赦免死刑，但为了掩护其他同志，亚历山大两次拒绝了，最后面对着病体垂危的母亲，他从家庭从母亲的角度写下了一份悔过书，却始终不肯署上“忠实臣民”的字样，保持了忠贞的气节。
申请被驳回，他和他的战友正气凛然地走上了绞刑台，最终用鲜血实践了壮烈的誓言。此时，亚历山大仅仅21岁！
春天的一个黄昏，春天的伏尔加河无拘无束地把满满的河水送往里海。西边天际，晚霞如腾燃的烈焰，把天边染成了火红色。
弗拉基米尔站在河边凝视远方，静静地想着：亚历山大，你与沙皇不共戴天，你想杀死沙皇，你盼望改变生活制度的一天，盼望人民的日子好些。
但在六年前，在1881年，也是3月1日，民粹派革命者杀死了亚历山大二世，人民的生活变好了吗？一点没有！
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坐到亚历山大二世位置上，情况变好了吗？一点也没有！就是说，个人的暗杀行动不可能根本上解决问题，应该用另一种方法斗争！
自从哥哥被捕并处死刑以后，许多以前的亲友都同他家疏远了，因为同一个革命者的家庭维持友好关系是危险的。弗拉基米尔哥哥的死加强了他的革命倾向，但是他探索的是一条和他哥哥不同的、跟专制制度作斗争的道路。
他哥哥的被杀使弗拉基米尔不得不考虑到他终生的事业问题。他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反对的敌人是专制制度、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者。他知道纯粹的文化教育工作不能推翻剥削者和解放人民。但是，他也知道采用恐怖手段也不能取得胜利，而只会造成阻碍。
“民意党”人谋刺亚历山大二世成功了，但是另一个沙皇又取而代之。
沙皇制度依然存在。许多高级的官吏被杀死了，但这并没有摧毁沙皇、地主和厂主的政权。
而最重要的是，这种斗争方法对于组织劳动群众和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毫无帮助。
它反而对工作有害，因为革命党人的全部精力都浪费在恐怖活动上。
它破坏了革命党人同群众的联系，给革命党人和全体人民对于反对专制制度造成极其错误的观念。
弗拉基米尔看过他哥哥手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他向这些著作请教，劳苦大众应该怎样进行革命斗争来谋求解放？他如饥似渴地研究其他国家革命斗争的历史以及各民族过去反对专制制度和地主的斗争经验。
参加集会被逮捕流放
1887年6月10日，弗拉基米尔以优异的成绩结业于辛比尔斯克中学，并获得金质奖章。同年8月25日，他进入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
在这里，一些进步的大学生聚到了一起。弗拉基米尔立即参加了一个革命小组，即萨马拉同乡会。
他们讨论不合理的学校规章制度，应该让大家自由地读书，自由地讨论，自由地集会。很显然，这些要求在当时沙皇统治下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
1887年12月16日，喀山的大学生们纷纷来到喀山大学礼堂参加集会，要求废除1884年大学生章程，废除1887年7月国民教育部长颁布的不合理的规定。
弗拉基米尔和其他几位同学第一批涌入会场，他站在人群的最前列。波塔波夫的怒喝没有把同学们吓倒，校长长篇大论的劝说毫不奏效，同学们交上了他们的请愿书，同时还有他们的学生证。当天，弗拉基米尔被学校开除了学籍。
就在这天深夜，奉喀山省省长的命令，警察当局采取突然行动，逮捕了弗拉基米尔，由警察局长亲自把他押往监狱。
“你还是一个毛孩子，为什么要犯法呢？是受了别人的影响，还是要为哥哥报仇？”
在押解弗拉基米尔的马车上，警察局长望着眼前这个毫无惧色的年轻人问道，“要知道，挡在你面前的是一堵墙，你为什么要往墙上撞呢？”
“是的，”弗拉基米尔毫不犹豫地回答，“是一堵墙，不过是一堵腐朽的墙，只要一推就会倒了！”
年轻人坦然的回答让自认为老练的警察局长无言以对。是的，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一片黑暗，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它像一堵腐朽的墙，只要人们团结起来，就终有一天会把它推倒，年轻的弗拉基米尔坚信这一点。
弗拉基米尔被当局流放到了偏僻的科库什基诺村。
在流放地的一个冬天的清晨，弗拉基米尔提着一杆猎枪，来到科库什基诺村旁白雪皑皑的大森林里。他四下张望着，寻找猎物。
运气不错，不大一会儿，有一只火红的小狐狸转到离他不远的一棵柏树下，左瞧瞧右看看，也在寻觅着自己的早餐。
弗拉基米尔十分喜悦，他小心翼翼地蹲下身，端起猎枪，闭上一只眼睛瞄准。
糟糕，枪该怎么使来着？三天前，克拉辛大叔把这把崭新的猎枪交给他的时候，详细地告诉过他枪的用法，这几天他废寝忘食地读书，满脑子思考着问题，竟然把怎么使枪给忘了。
怎么办呢？他慢慢地回忆，努力地回想着那天克拉辛大叔所说的话。对，想起来了，可是当他高兴地再次举起枪瞄准的时候，发现柏树下已经空空荡荡了，猎物不等人呢！他笑着摇了摇头，站起身继续往前走。
整个上午，弗拉基米尔在林中东奔西走，四处伏击，猎物碰到不少，蹦蹦跳跳的大灰兔，伶俐的小松鼠，还有一只大狍子，可他不是瞄准得太慢贻误了时机，就是射击射偏了，总之一只猎物也没逮到，两手空空地走回家。
弗拉基米尔在流放地的家是科库什基诺村中一座孤零零的小草屋，寒风呼啸地卷过房门，雪堆一直堆到窗口。弗拉基米尔敲了敲屋门，门开了，一个年轻的女孩笑容满面地迎接他。
“弗拉基米尔，你今天该不是又空手而归了吧？”女孩望着身背猎枪，两手空空的弗拉基米尔忍不住笑道。
“瞧你，安娜，就会讥笑别人。”弗拉基米尔卸下身后的猎枪，接着说，“告诉你，我今天差一点儿打到了一只大灰兔，要不是树枝上那只山雀是它的同伙，给它报了信，我们今天的饭桌上就又多了一道美食了。”
“弗拉基米尔，别逞能，这只兔子一定是你追了一个冬天的那只，这一次又让它跑了。”女孩接过弗拉基米尔脱下的外衣抖了几下挂在墙上。
“天啊！安娜，你的嘴比刀子还厉害。”弗拉基米尔摊开手掌，作出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两人都笑了。
这个叫安娜的女孩就是弗拉基米尔的姐姐。弗拉基米尔被捕之后，在1887年12月被流放到偏僻的科库什基诺村，姐姐安娜也受到了哥哥事件的牵连被流放到这里。
在科库什基诺村，姐弟俩成了好伙伴，母亲一有空就到科库什基诺村来探望他们，带来食品和衣物。
安娜坐在自己的床上一边缝纫，一边对坐在窗前读书的弗拉基米尔说：“虽然在科库什基诺村的冬天很单调，可我觉得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充实。”
“是啊！无论生活在哪里，快乐和充实都要靠自己去寻找。”弗拉基米尔放下手里的书，对安娜说。
“首先得感谢姨父在这里留下这么多好书，真是太美妙了。其中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我一连读了五遍，每一遍都有新的收获，那个为人民争取幸福和自由的革命者的形象塑造得太成功了！”弗拉基米尔感叹道。
“瞧你整天埋头苦读，不怕变成书呆子吗！”安娜忍不住又嘲笑弟弟，不过其实她心里知道，弟弟是个最会调节生活的人。
“安娜，难道你自己没在读书吗？何况读累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到上冻的乌什尼亚河上溜冰。你看，隔几天我还到大森林里打猎，能不能打到猎物并不重要，关键是能活动筋骨，锻炼身体，我们的生活难道不丰富吗？”
安娜点点头说：“不过，我们不自由，不能去别的地方，还受到警察的监视。”
“是这样，”弗拉基米尔表示赞同，“虽然行动不自由，可我们在精神上是自由的，有了书籍和丰富多彩的生活，艰苦的环境就打不垮我们。”
在流放的日子里，弗拉基米尔阅读了大量民主进步的书籍，坚定了走上革命道路的决心。
1888年9月，流放结束后，弗拉基米尔回到了喀山，并参加了俄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尼·叶·费多谢耶夫组织的小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弗拉基米尔还开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学了几种外国语，特别是德语，为的是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因为这些著作大部分还没有译成俄文。
同时，弗拉基米尔还仔细阅读了秘密出版的俄国革命书籍，特别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的出版物。这个团体是由普列汉诺夫等人1883年在国外组织的。它在俄国进行了广泛的马克思主义宣传。
全面研究马克思著作
1889年，弗拉基米尔移居萨马拉。他在这里住了四年半，这正是他埋头读书的时候。在萨马拉，夏天弗拉基米尔住在萨马拉附近乡间时，继续致力于研究。
萨马拉在伏尔加河的右岸，是与这条大河并行最长的城市，沿岸长达50公里，仅与河岸平行的伏尔加河大街就长达5公里，连著名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都惊叹：“至美不过伏尔加沿河大街！”萨马拉的意思就是河流和草原。“拉”是希腊语，伏尔加河的旧称。的确，这里与其他城市不同，除坐拥大片森林，郊野还有广袤的草原。
弗拉基米尔在菩提树密林中给自己搭了一个隐蔽的窝棚，里面放着一个凳子、一张桌子。一吃过早饭，他就带着一大堆书到那里去，一直工作到吃午饭的时候。吃完午饭，他又带一些关于社会问题的书仍旧到那个地方去。晚上，弗拉基米尔在散步和游泳以后，又拿一本书坐在走廊里一张放着灯的桌子旁边。
弗拉基米尔懂得怎样工作和怎样休息。除了长途的散步以外，他还做其他运动。在院子里的一角靠近桌子的地方，他立了一个杠子，在两根柱子上搭一根横木，有7英尺高。他按时在这里运动。
他另一个爱好是下棋。他八九岁时就开始同父亲下棋。他下棋很认真，要求严格遵守规则：不准悔棋，下一个子就算数。他对赢棋兴趣不大，他更感兴趣的是斗争的紧张和摆脱困境的能力。他只在晚上或晚饭以后才下棋，上午总是埋头认真读书。
弗拉基米尔是一个勤奋的人，也总是乐意帮助别人。他帮助他的同志们学习，还帮助他妹妹玛丽娅学习语言。
不过弗拉基米尔坚持要她尽可能独立工作，只有在特别困难的场合，才找别人帮助。他帮助妹妹准备功课时，要求她依照一定的计划，认真对待作业，凡是做得草率马虎的都叫她重做。
住在萨马拉的时期，弗拉基米尔对马克思的著作作了全面的研究，为自己参加革命斗争作准备。他开始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后来他能够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并把它运用到新的历史进程中去。
弗拉基米尔继承了马克思的伟大事业。后来，他在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实质时写道：
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向各国无产者指出了无产者的作用、任务和使命，就是首先起来同资本进行革命斗争，并在这个斗争中把一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马克思的著作是弗拉基米尔正准备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进行革命工作的基石。马克思所讲的无产阶级胜利的道路指明了俄国无产阶级必须怎样进行革命斗争。
除了研究马克思著作和革命运动，弗拉基米尔还必须通晓俄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条件。他仔细研究了当时俄国的经济情况，以及俄国和国外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斗争情况。他准备在无产阶级中积极工作，并组织劳动人民去推翻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
在萨马拉，弗拉基米尔在仔细研究统计材料的基础上，写了他的第一篇论述俄国农民生活状况的科学著作。在这篇论文里，他指出资本主义已经侵入俄国农业，农民分成了阶级，而决不是像民粹派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整体”了。
弗拉基米尔夏天住在萨马拉附近乡村，不仅仔细观察各阶层农民的生活状况，而且常常同农民长谈，向他们提出问题，仔细听他们说话。同一时期，他还熟悉了马克思主义反对者的著作，并不止一次地在会议上猛烈抨击他们的观点。
弗拉基米尔在空闲、吃午饭或者散步时，总是谈笑风生，以他的笑声和活力感染每一个人。
那几年在萨马拉见过弗拉基米尔的人这样描写他：“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大头和白而宽的前额。他略小的眼睛似乎老是眯缝着，他的眼光是严肃、沉思、凝视的。一个略带讥刺味道的微笑挂在他薄薄的嘴唇上。”
弗拉基米尔对一切同他接触的人已经产生了一种磁石般的力量。人们同他谈话以后就会感到一种异常喜悦的振奋。
在萨马拉，弗拉基米尔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他已经找到了他一生的目标。
但是，在萨马拉没有进行革命工作的机会。弗拉基米尔渴望到革命中心去，到大工业中心去。
惩治富商伸张正义
1891年12月弗拉基米尔又获得了助理律师的资格，在萨马拉省从事律师辩护工作。考取了律师资格，得到了文凭，因此就可以注册为律师助手。
注册完律师助手，弗拉基米尔回到了萨马拉。律师职业虽然收入微薄，却使他可以独立生活了。
一天黄昏，一群渔夫收好船，走上回家的路。其中一个船夫说：“马尔克，真要恭喜你，打赢了和地头蛇阿列非耶夫的官司。”
那个被称作马尔克的船夫高兴地点了点说：“真要感谢弗拉基米尔律师呢！要是没有他为我们主持公道，我们怎么能够战胜有钱有势的阿列非耶夫。”
“哎！马尔克，给我们讲讲弗拉基米尔律师和这场官司的故事吧！我还没听过呢！”一个年轻的船夫说。
“好吧！那我就再讲一遍。”
马尔克逢人便讲弗拉基米尔律师为民伸张正义的故事。弗拉基米尔的大名已经在村民中传开。
那天早晨，马尔克正在岸边拾掇渔网，准备过一会到伏尔加河上去捕鱼。有两个打扮很整齐的年轻人来到他的船旁：“请问，能捎我们到河对岸的别斯图热夫卡村去吗？”其中一个额头宽宽的年轻人问。
“不行，不行，”马尔克赶紧摆摆手，“我们的船只管打鱼，不能捎人。”
“为什么？”另一个年纪稍大的年轻人问道，“我们付的钱一定比你打一网鱼挣的多。”
“也不行。”马尔克态度很坚决，他用手向左侧码头上的一个小凉棚指了指。只见那里有一个穿得挺阔绰的人正坐着喝茶，身边站着几个随从打扮的人。“那是阿列非耶夫老爷，我们这里的富商，”马尔克说。
“我们这个渡口已经被他包下了，乘客和货物要渡到对岸去，只能由他家的船运送，我们如果偷偷用自己的船捎客人过河，被他发现了，就没有好日子过了，说不定，他就再也不让我们在这里打鱼了。”
“岂有此理。”那个宽额头的年轻人气愤地说。“伏尔加河是属于国家的，船夫要靠河吃饭，他根本没权利这么做。你们应该联合起来到法院告他。”
“告他。”马尔克叹了口气说：“不瞒您说，他在塞兹兰这一带神通广大，大概那些法官都是他的熟人，谁能告得倒他，恐怕只有给自己带来更多的麻烦。”
“请您相信我。”宽额头的年轻人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说：“我是萨马拉地区法院的律师助理，我叫弗拉基米尔，这位是我的姐夫叶利扎罗夫。”
他指了指身旁年纪稍长的青年说，“我们要到别斯图热夫卡村去看姐夫的哥哥，想不到碰到了这种事。他的做法是违法的，请您捎我们过河，如果他强迫我们回去的话，我要让他因为自己的不法行为而坐牢。”
马尔克疑惑地打量了一下面前的这位年轻人，只见他大约20出头的年纪，个头不高，但身体很结实，面庞红润，嘴上有一点胡须。他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宽阔而饱满的额头。一双略小的眼睛仿佛总是眯着，目光严峻深沉，像是在凝神思索。
虽然年轻，但他那坦诚的话语和亲切的目光让人油然而生一种信任感。马尔克略微思考了一下，终于答应用船捎他们过河。
小船刚刚驶出码头，就被阿列非耶夫发现了，他从凉棚站起身出来，阴阳怪气地向马尔克的小船喊道：“马尔克·季莫弗耶夫，别胡闹！你知道这个渡口是我花钱买的，我绝不允许别人把乘客摆渡到对岸去。赶快把你的那位客人带回来，否则我就吩咐人把你们弄回来！”
马尔克犹豫地看了看弗拉基米尔说：“我看还是回去吧！这是白费力，他的轮船很快就会赶上来。”
弗拉基米尔摇摇头说：“不必理他，继续开！摆渡乘客是你们的正当权利，谁也没有权力阻止。”
小船刚开到河中心，背后忽然传来轮船的汽笛声，阿列非耶夫果然派轮船追上来，马尔克沮丧地说：“您看，现在不得不回去了，要是被他抓住，我就要倒霉了。”
不大一会儿，小船停了下来。弗拉基米尔回头一看，轮船就在小船之后，两三个水手用篙子把小船钩在轮船的舷上，小船因此不动了。
“你们虽然包了渡口，但无权阻止乘客坐别的船过河，你们这样做是要坐牢的！”弗拉基米尔生气地警告他们。
“我不管这一套。”船长蛮横地回答，“我们老爷说的话就是王法。”
过了一会儿，轮船把小船拖回了岸边。弗拉基米尔悄悄地掏出小笔记本，把这起事件的时间、地点和参与者的姓名都记录下来。
马尔克用埋怨的眼光看着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看到了，走过去对他说：“不要怕，我一定要为你讨回公道。”
“马尔克和阿列非耶夫这样的大财主打官司，一定很困难吧！”年轻船夫的话打断了马尔克刚才的回忆。
“可不是吗！”马尔克说，“弗拉基米尔律师回到了萨马拉，就马上向法院控告了阿列非耶夫，可是阿列非耶夫买通了法官，审理案件一拖再拖，弗拉基米尔律师坚持申诉都没什么结果。直到1892年冬天第三次开庭，弗拉基米尔律师为及时赶到法庭，必须深夜赶到火车站等车，他妈妈怕那帮人心狠手辣，会对他下毒手，劝他不要再管这件事。可弗拉基米尔律师说，既然他答应要为我主持公道，就一定要坚持到底。后来在他的不断努力下，我们终于赢了，地方长官不得不判阿列非耶夫监禁一个月，他的船长监禁一周。”
“弗拉基米尔律师真是个好人呢！”船夫们感叹道，“下回再有不平事，我们还要找他帮助。”
正当人们为弗拉基米尔惩治富商大快人心的事奔走相告的时候，弗拉基米尔心中却充满了忧虑。在沙皇统治的国家里，官官相护，有钱人能收买法官，左右审判。
虽然他替马尔克主持了公道，但是在全国又有多少有权势的人在欺负穷人，有多少正义不能伸张，要想改变这种状况，一件一件地去解决案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个社会，让人民当家做主，成为国家主人，财主、富商就再也不能作威作福，这种不公道的事就再也不会发生！
助理律师的经历，使弗拉基米尔更加认清了俄国社会的黑暗，劳动人民生活的困苦。1892年，他亲自组织并领导了萨马拉马克思主义小组，开始在广大人民中间传播马克思主义。
到圣彼得堡去演讲
1893年8月，弗拉基米尔告别了萨马拉省，以律师助理的身份从萨马拉来到了大城市圣彼得堡，化名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开始了革命的工作。这时，他只有23岁，住在圣彼得堡谢尔吉也夫斯卡亚街58号。
沙皇通过他的省长、警察和宪兵，从圣彼得堡统治着整个俄国。许多大工厂集中在那里。那时，圣彼得堡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文化水平比俄国其他地区的无产者要高。那里有秘密的革命工人小组，大小工厂的罢工和工人骚动经常发生。
那时，俄国的工业无产阶级约有两百万人。大多数工人都住在大工业中心：圣彼得堡、莫斯科、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巴库、顿巴斯等地。
19世纪最后十年，俄国工业迅速发展。煤、石油、生铁、钢和纺织品的产量大量增加。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工人罢工运动的高涨。
弗拉基米尔一到圣彼得堡，就同当地在工人中进行宣传的一些秘密马克思主义小组取得了联系。首先是同所谓“老头子”小组取得了联系。小组中有斯·拉德琴柯、格·克拉辛和格·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等人。
弗拉基米尔经常组织小组成员深入工厂，认真仔细地研究工人阶级的革命动向和工人的要求。凡是那几年认识弗拉基米尔的人，都一致证明这位年轻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在圣彼得堡秘密马克思主义小组里给人的深刻印象。
令人们惊异的是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博学，还有他的革命热情和他对工人阶级事业的高度献身精神。他以不倦的精力和青年人的热诚投身革命工作，并立刻站到最前线，成为工人运动的领袖。他强调对工人阶级的一切敌人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必须毫不让步。
弗拉基米尔开始了解革命小组的全部领导成员，仔细观察他们，从中挑选战友，锻炼他们并以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把他们团结起来。
在1893至1894年的冬天，弗拉基米尔为了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核心团体，开始发表演讲。在这些演讲之后的讨论中，很快就暴露出哪些人是动摇的，哪些人想驳倒马克思或者想把他们的“修正主义”引进马克思的学说。在围绕这些演讲展开的理论斗争中，弗拉基米尔识别了他的朋友和敌人，开始团结了一批同志。
弗拉基米尔的第一篇演讲《论所谓市场问题》，表明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权威已经出现在圣彼得堡。他在这篇演讲里，指出俄国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的矛盾。他还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基本任务是在俄国掀起一个有组织的工人运动。
弗拉基米尔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揭示的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更快的规律，并把技术进步的因素纳入到自己制定的再生产公式中。弗拉基米尔的结论是：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长得更快。其中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增长速度最快，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次之，增长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的生产。
市场和社会分工是分不开的，因为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哪里就有市场，而且市场的容量与社会劳动专业化的程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弗拉基米尔根据马克思关于分工与市场关系的观点，指出了小经济的破产和衰落以及较大的经济扩大和发展，这两个过程都促进了国内市场的扩大。
弗拉基米尔阐明了关于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概念，指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论证了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以及由商品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原理。
弗拉基米尔的《论所谓市场问题》结合俄国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和材料，阐明了俄国的资本主义形成的过程，从而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学说更加具体化了。
1893年12月，弗拉基米尔到莫斯科住了几个星期。在莫斯科时，弗拉基米尔遇到反对民粹派的领袖沃龙佐夫。
这事发生在由沃龙佐夫演说的一个集会上，到会的大多数是民粹派。他演讲时弗拉基米尔说了几句尖锐讽刺的插话，这些话大大触怒了民粹派。沃龙佐夫演讲完毕，弗拉基米尔就走上讲台发表他的反对意见。这位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演讲有感人的说服力，给每个到会的人以极为深刻的印象。
弗拉基米尔的这些演讲对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有巨大影响，使人有一种不能不信服的印象。
当时，还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懂得怎样把马克思的深刻知识应用于解决俄国经济问题。多年以后，不论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敌人或拥护者，都常常提到他的这些演讲。
给工人讲解马克思主义
1894年7月的一天，圣彼得堡地区的一个工人小组正在小组负责人克里亚泽夫家里举行一次活动，化名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弗拉基米尔正在进行演讲。演讲的中心内容是工人应该怎样同资本家斗争。
“朋友们，咱们为什么要同资本家斗争？”宽额头、目光炯炯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站在工人面前问。
“因为他们让我们起早贪黑地为他们工作，却不给我们应得的报酬，我们养活不了全家！”一个人喊道。其他人也附和着说。
“对。但我们为什么要听资本家的命令？”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又问大家。
克里亚泽夫在一旁回答：“因为资本家拥有机器、原料和厂房，我们没有这些东西，就必须为他们工作来获得薪水。”
“很好！那么，大家觉得应该怎样同资本家斗争？”
“砸掉他们的机器、厂房和原料，让他们破费一大笔钱！”一个工人气愤地说。“对！”台下有好多声音响应。
“工人兄弟们，”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用洪亮的声音呼唤大家，“你们说的这种方法，很多国家，甚至我们国家很多工厂的工人已经用过了，你们知道结果怎么样吗？”
工人们有的面面相觑，有的小声猜测。
“破坏这些生产资料的工人都被解雇了，资本家又重新购买了机器和原料，重新雇佣了另一批工人进行生产。”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告诉大家，“而那些被解雇的工人只能重新寻找工作，技术好的可能重新被别的资本家雇佣。技术差的可能就一直失业！”
“这真不公平！”又有人说，“那我们就罢工，没人给他们生产，看他们怎么办！”
“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有两个，资本家或者答应工人们的要求给他们涨工资，但生产资料始终掌握在资本家手里。他们不可能对工人的每一个要求让步。”
“或者把罢工工人解雇。雇佣一批新的工人，大家都知道，社会上还有很多失业的人等着得到这份工作，资本家可以利用这一点威胁现在还在岗的工人听他们的话。即使资本家同意给工人们涨工资，他还可以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工作强度等其他办法变相压迫工人。”
“那我们岂不是没有活路了！”工人们气愤地说。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资本家说了算，工人们不是受雇于这个资本家，就是受雇于那个资本家，情况根本不会有什么不同！”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工人们一齐问。
“改造这个社会！”彼得罗维奇斩钉截铁地说，“罢工！破坏机器和厂房，要资本家涨工资，这些行动属于经济斗争。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工人受压迫的地位，光靠经济斗争是不够的，要进行政治斗争！”
“什么是政治斗争？”工人们问。
“就是全国的工人团结起来，全国的农民团结起来组成联盟，形成无坚不摧的力量，和当权的资本家、政府进行斗争。”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眼中闪出希望的神采，“把国家掌握在我们手中，让工人、农民当家做主，我们就能从根本上改变受压迫的地位。我们建立的这个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就叫社会主义社会，将来这个社会成长壮大了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人都享有自由、平等、幸福的生活。”
“这太美好了，会实现吗？”工人们问。
“只要我们把更多的力量团结起来，和少数的资本家、农奴主、贵族进行坚决的斗争，就一定能实现。”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坚定的话语鼓舞了工人们的心。
“您说的太好了！这些您是怎么想到的？”工人们问。
“这些不是我想到的，是两个伟大的人用他们的实践和科学的构想总结出来的，他们就是德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的著作《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等，就是指示我们前进的明灯！”
“给我们讲讲他们吧！”工人们兴奋地要求。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用深入浅出的语言给工人们讲着马克思主义。工人们聚精会神地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
他们听过很多场报告，但是没有一场像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报告如此精彩，如此接近他们的生活和思想。这是他们第一次和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见面，但在他们心中，这个宽额头、目光炯炯的年轻人就成了他们的领袖。
“时间不早了，我得走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看了一下自己的表说，“我还要到别的小组去讲课。”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您的演讲太贴近我们生活，太精彩了！”“您的口才太棒了！”工人们由衷地说。
“下次，您什么时候还能给我们上课？”工人们急切地问。
“我争取很快再来到你们中间。”
工人热烈地鼓起掌，在不息的掌声中，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离开克里亚泽夫的家。
由于他卓有成效的工作，很快在工人群众中树立起威信。圣彼得堡的革命协会“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也终于在1895年9月正式建立。
成立斗争协会展开工作
1895年9月，在很有学识的马克思主义者弗拉基米尔的不懈努力下，圣彼得堡的革命协会，即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终于正式建立了。
弗拉基米尔刚到圣彼得堡时，这位新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把人们当时困惑的市场问题讲得特别具体，他把这个问题同群众的利益联系起来进行讲解。在他对整个问题的看法中，都令人感觉到这是活的马克思主义，是从具体环境和发展中考察一切现象的。
弗拉基米尔把自己锻炼得异常冷静，善于正视现实，一分钟也不为漂亮的词句和空想所迷惑，对待一切问题都极其诚实。
弗拉基米尔把给工人做的一场又一场演讲总结起来，写成了他的第一本书，名字叫《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他在协会的小组里宣读了这篇著作。这本书异常明确地提出了斗争的目标。
这本书是对民粹派的第一次重要的进攻。弗拉基米尔认为首先必须针对民粹派的理论予以打击。因为正是这种理论，以其极端敌视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挡住工人运动的道路，阻碍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
民粹派认为俄国没有资本主义，而且俄国也不按照资本主义的路线发展。他们认为“代表俄国未来的人是农民”。
工人阶级的运动使民粹派惊惶失措。他们跳出来反对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民粹主义是一种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理论，代表了富裕农民的利益。
弗拉基米尔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向民粹派的有害理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指出在俄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存在，而只有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才能推翻它。弗拉基米尔说：
代表俄国的未来的是工人。俄国工人是俄国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唯一的和天然的代表。
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环境本身就把他们组织起来，迫使它们开动脑筋，并给他们以走上政治斗争舞台的可能。
工厂工人是俄国整个被剥削人民的主要代表。他是被压迫者在革命斗争中的领袖。他要同资本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弗拉基米尔就这样逐步地驳斥了民粹派的理论，对它作了尖锐的批评，并且用马克思的学说来反对它。
民粹派的理论以前从来没有受过这样无情的和无可反驳的批评。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同民粹主义的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在《什么是“人民之友”》抄本的末尾，弗拉基米尔以这样的预言作了结束：
俄国工人就能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沿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共产主义革命。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胶印出版之后，在大家手里流传着，代号是“黄笔记本”。书上没有署名。读的人相当多。这本书是把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阐述得最好、最有力、最完满的一本书。毫无疑问，它对当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不过，民粹派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唯一的敌人。马克思主义也有某些“朋友”，但工人运动却必须摆脱这些“朋友”。有一个由司徒卢威领导的所谓“合法马克思主义”团体，他们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反对民粹派，但同时也歪曲马克思主义，阉割了它的革命内容。
司徒卢威在同民粹派的争论中，也指出俄国有资本主义存在，而且它正在发展。但是司徒卢威并没有得出任何关于争取社会主义的结论，他同革命工人阶级的运动离得很远。因此司徒卢威表明他自己是资本家的一个帮凶。
起初，他用各种革命词句把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伪装起来，但是弗拉基米尔立刻就看穿了他。
在研究小组里，弗拉基米尔尖锐地抨击了司徒卢威。后来，弗拉基米尔在他的重要著作《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里揭露了所谓“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资产阶级实质。
司徒卢威不久就成了自由派的首领，他希望把沙皇权力限制到足以加强资产阶级地位的程度，但是又很害怕无产阶级强大起来。在第一次革命失败之后，自由派就向沙皇屈膝。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司徒卢威和他的追随者已在保皇党和反革命派的阵营里，他们成了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弗拉基米尔严厉地抨击司徒卢威，他始终如一的马克思主义和真正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义，已经表现出来了。
在圣彼得堡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弗拉基米尔对每个能表明工人生活状况的细小事情都感兴趣，力求根据个别细小特征来了解工人的全部生活，力求找到可以抓住的事实，以便更好地去向工人进行革命宣传。
那时，大部分知识分子都不大了解工人，知识分子到工人小组里来上课，像讲演一样。于是，弗拉基米尔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译文手抄本发给工人小组，小组成员用很长时间来学习。
弗拉基米尔给工人们讲马克思的《资本论》，前一半上课时间用来讲解，后一半上课时间用来详细了解工人的工作和劳动条件，并向工人们说明他们的生活与整个社会结构的关系，告诉他们怎样、用什么方法可以改造现存制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是弗拉基米尔在工人小组中讲课的特点。小组的其他组员也渐渐地开始采取这种方法了。
弗拉基米尔还注意地研究了工厂法，他认为讲解这种法律，特别容易向工人们阐明他们的地位与国家制度的关系。这种研究工作的结果表现在当时他给工人们写出的许许多多的论文和小册子中，如《新工厂法》这本小册子，以及《谈谈罢工》、《论工业法庭》等论文。
弗拉基米尔是整个小组中最通晓秘密工作的人：他熟悉有过道的院子，善于巧妙地愚弄暗探，教大家怎样用化学方法在书上写字，怎样在书上加点，怎样做暗号，还想出了许多绰号。总之，他熟练地掌握了一整套本事。
弗拉基米尔这一时期在圣彼得堡进行了非常重要的，但实际上并不显著、不为人注意的工作。他自己就这样评论过这一时期的工作。从表面上看，这个时期的工作并没有效果。但问题并不在于建立英雄的功勋，而在于怎样同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怎样接近群众，学会表达群众的良好的愿望，使群众了解而且感到亲切，学会领导群众。正是在圣彼得堡工作的这一时期，使弗拉基米尔锻炼成了一个工人群众的领袖。
结识同舟共济的革命伴侣
弗拉基米尔细心地物色那些对革命工作或多或少有用的人。有一次，根据他的提议，召开了小组的代表与星期日夜校女教师小组的会议。后来，这些女教师几乎都成了社会民主主义者。
在这期间，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作为斗争协会成员之一走进了弗拉基米尔的生活。克鲁普斯卡娅在马克思主义小组的一次活动中初识弗拉基米尔。她是弗拉基米尔的好伙伴，更是他的好战友。这时的克鲁普斯卡娅正在斯摩梭斯克的工人夜校教书，从来不要任何报酬。
克鲁普斯卡娅是个很时髦的姑娘，敢读“禁书”，思想激进。“读卡尔·马克思，如饮清泉。强大的工人运动，就是出路。”这是24岁的克鲁普斯卡娅写下的心得。
克鲁普斯卡娅由于出身清贫，她比较容易接受革命思想。她对裙子、化妆品等不感兴趣，认为它们都是虚荣的东西。况且她那时根本就没有钱去买这些“奢侈品”，于是她选择了思想上的“时尚”，成为同龄人中的头号革命青年。
克鲁普斯卡娅的母亲温和善良，是宗教学校的老师。父亲曾在波兰任职，因为保护波兰人而被投入监狱。他在十年后获释，但不久便告别人世。克鲁普斯卡娅既继承了母亲的温柔禀性，向往家庭生活的温暖，又继承了父亲的反抗精神，毅然投身于革命的滚滚洪流。
她在回忆录中写道：“聚集了很多人，谈论的话题是革命道路……”在克鲁普斯卡娅的心中，革命占据了全部。她爱上的不只是弗拉基米尔，更是革命的领袖。她准备跟着领袖革命到底。
一天，弗拉基米尔正在圣彼得堡公共图书馆里翻阅资料，一边看一边做着摘录。这时，一个人从他身边经过，在他的书上放了一张小纸条。
弗拉基米尔抬头望了一下四周，没有被人发现。他打开小纸条，只见上面写着：“老头子，楼下有新鲜鳗鱼，快下来。”他微微一笑，合上书，放回到原处，把笔记本塞进大衣内兜里，走出阅览室。
纸条上的“老头子”就是弗拉基米尔，是他在“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里的代号。为了防止“斗争协会”的行动被密探们发现，协会成员身份暴露，成员们都取了奇怪的代号。人们叫弗拉基米尔“老头子”，是因为他聪明睿智，高瞻远瞩，值得信赖。而“鳗鱼”，则是克鲁普斯卡娅她的代号，她也是“斗争协会”的成员之一。
公共图书馆楼下是亚历山大花园。进入隆冬，花草凋零，几场雪过后，树木披上冬天的盛装，像童话里所说的圣诞老人一样。弗拉基米尔刚走出图书馆，就看到在亚历山大花园里散步的克鲁普斯卡娅。她穿了一件皮袄，一顶毛帽盖不住发辫，她的手里拿着一本笔记本。
“嘿，你好！”弗拉基米尔走上去。
克鲁普斯卡娅抬头看见他，也走过去。两人一起走到了长长的涅瓦大街上，然后，克鲁普斯卡娅挽起了弗拉基米尔的胳膊。
“图书馆里的工作顺利吗？”克鲁普斯卡娅一边问，手里也没有停止动作，她迅速地把笔记本塞进弗拉基米尔的袖子里。
“很好。”弗拉基米尔一边回答，一边把笔记本朝袖口里塞。他知道笔记本里记录的是工人们可怜的生活情况，而这些正是他写传单时要用到的材料。
“情况可靠？”
“可靠。”
“谢谢！”弗拉基米尔说。
“最近给‘孩子们’上课，他们都说，讲的内容比以前好理解多了。”克鲁普斯卡娅说，“真得感谢你对我的帮助和提示。”
弗拉基米尔笑了。克鲁普斯卡娅说的“孩子们”指的是在夜校学习的工人。克鲁普斯卡娅给夜校的工人们上课，讲马克思主义，但工人们反映理论性太强，他们有些听不懂。
这时，弗拉基米尔就建议克鲁普斯卡娅把很深的理论内容变成浅显易懂，又贴近工人生活的小故事讲出来。她就自己首先编了几个做例子，想不到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克鲁普斯卡娅用钦佩的目光望着他。
“没什么”，弗拉基米尔回答，“这都是我以前给‘孩子们’演讲总结出的经验。”
两个人心有灵犀，一起开心地笑起来。
和这个普通、严肃的姑娘打交道，弗拉基米尔感觉好极了。克鲁普斯卡娅温柔贤淑、品格高尚，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对同志关怀备至。尽管他们相识不久，但弗拉基米尔觉得，他们像已认识了很长时间。他喜欢和她交流思想，她很乐于帮助他，他们有着共同的观点、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两颗年轻的心在逐渐贴近。
后来，克鲁普斯卡娅被关进监狱，弗拉基米尔则被流放到舒申斯科耶。虽然相距遥远，但两人鸿雁传情，书信不断。
1898年，克鲁普斯卡娅来到舒申斯科耶，两人在流放地举行了婚礼。在以后长达26年的婚姻生活中，两人互敬互爱，珠联璧合，同舟共济，成为一对受人民爱戴的革命伴侣。克鲁普斯卡娅事实上兼任了丈夫的秘书，负责写宣传册，主持宣传工作。
在弗拉基米尔最后的日子里，克鲁普斯卡娅日夜陪伴在他身边。弗拉基米尔死后，她非常痛苦。她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放弃继承丈夫的所有遗产。据后人描述，克鲁普斯卡娅在弗拉基米尔的葬礼上没有流一滴眼泪，但熟悉她的人说，她曾经想要自杀。
作为革命领袖的遗孀，自杀是不可能的。她比丈夫多活了15年。1939年她过生日的时候，斯大林让人送来了蛋糕。第二天，她就去世了。流亡墨西哥的托洛茨基写道：“克鲁普斯卡娅不仅是列宁的妻子，她自己也是个伟人。她忠于革命，富有能力，为人真诚。她无疑是个聪明的人。她坚信列宁思想的正确。列宁死后，革命发生转折，她人生的不幸随即开始。”
弗拉基米尔死后，著名电影导演米哈伊尔·罗姆拍摄了影片《列宁在十月》。克鲁普斯卡娅曾应他的请求向他讲述丈夫是怎样的一个人。1925年，她完成了第一本62页长的关于弗拉基米尔的回忆录。
她在回忆录中写道：
他走路很快，踮着脚，没有声响。他喜欢玩击木游戏、滑冰、骑自行车。
克鲁普斯卡娅对丈夫的无限深情，从回忆录的字里行间就可以感受得到。弗拉基米尔的死，使她的人生几乎失去意义。最后的十几年她完全是在痛苦中度过的。正如历史学家所说，克鲁普斯卡娅的一生，只属于弗拉基米尔，属于弗拉基米尔的革命。
在关押中巧妙作斗争
1895年11月圣彼得堡“斗争协会”刚成立，立即发动了工人群众投入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
圣彼得堡出现了工人运动的高潮，普梯洛夫厂、托伦顿纺织厂、“拉斐尔姆”烟草厂以及其他工厂企业都爆发了罢工。沙皇政府惊恐不安，派出大批军警展开侦缉。
弗拉基米尔从国外回来时，专门定做了一只夹底箱子带了回来，夹层中间放有秘密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他知道，当局对他的监视特别严密，所以本来不打算随身携带违禁物品，但最终还是忍耐不住，因为，这些书刊对他来说，是真正的“挡不住的诱惑”。
箱子做工精巧别致，不容易看出破绽。但这种做法警察当局是非常熟悉的。
唯一的希望是警察抽查而不要检查每只箱子。可是，在海关检查时，箱子被翻了个兜底朝天。几个海关官员还在箱子底部拍拍打打。很显然，夹底的秘密被识破了。
奇怪的是，当事人没有立即被捕，而是顺利地放行了。警察当局企图“放长线钓大鱼”，以箱子为线索，监视大批领取和散发秘密书刊的人，争取一网打尽。
弗拉基米尔受到了暗探的盯梢。他搬到靠近干草市场的哥萨克胡同，暗探不久就查找到了。
为了掩护秘密活动，弗拉基米尔去法院登记当助理律师，他穿上已故父亲的燕尾服，多次受法院委派出庭辩护。
弗拉基米尔视力极好，行动灵活，常常在参加秘密聚会、走访工人住宅、领取和传递地下秘密书刊，以及起草翻印和散发传单等活动时，机敏地摆脱愚蠢的暗探的跟踪。
一次，一个密探死死地盯住了弗拉基米尔，他怎么也甩不掉这条讨厌的尾巴。
他不断注视着这个可恶的尾随者的踪迹，发现他鬼鬼祟祟地躲进一幢房子的深深的门洞里时，他迅速地绕过大门，跑进了这幢房子的入口处，一屁股坐在看门人的圈椅里。那里别人看不见他。他透过玻璃窗什么都看得见。
弗拉基米尔得意地看着那个盯梢的人从躲着的地方跳了出来，东奔西窜地找寻不着跟踪的目标。弗拉基米尔瞧着他那副狼狈样，心里一阵高兴。
恰好就在这时，有个人从楼梯上下来，看见一个人坐在看门人的圈椅里捧腹大笑，不免大为惊奇。后来，这个人又看到那个捧腹大笑的人莫名其妙地走了，他自然是一头雾水。
在好几个星期中，警察机关都未能把弗拉基米尔当场捕获。可是，当局还是侦察到了他的活动行踪。1895年12月8日，弗拉基米尔和许多“斗争协会”领导人和骨干不幸被捕，准备付印的《工人事业报》创刊号也被没收了。
弗拉基米尔被当作重犯，关进阴暗潮湿，仅有六平方米的193号单人牢房里。从此，他继续在狱中精神饱满地开展革命工作。
第一次审讯便提到了那只从国外带回来的箱子，弗拉基米尔回答得很干脆：在莫斯科家里。事后，他赶紧通知前来探望的未婚妻克鲁普斯卡娅，“让他们买一只同样的箱子，就说是我的……要快，不然要抓人。”
事情照办了，当局没有找到与这只箱子有关的线索，于是，这一罪状就在其他的罪状中隐没了。因为，他们已经找到了有关其他罪状的更为确凿的证据。
弗拉基米尔的牢房既是狱中斗争的指挥所，又是同狱外联系的中心。他按时轻敲隔壁牢房与隔壁的人通话，鼓励他们不要焦躁不安，对方又同样与自己隔壁的人通话，他们甚至还通过按暗号敲墙通话的方式来下象棋。
在放风的时候，弗拉基米尔和其他同志进行远距离的会面，设法避开哨兵的监视，匆匆地打着手势，用各种暗语进行交谈，使大家的口供一致起来。他在写给外面的信中用开列书单的方法，巧妙地询问同志们的情况。
弗拉基米尔极其关怀狱中的同志，每一封信里总有这样的委托：某人没有亲属，必须找个同志来探望他；给某人送一双保暖的靴子来等等。
弗拉基米尔虽然身陷囹圄，却不坠青云之志。他一被捕，立即作出一个计划，把牢房当作书房。在他被监禁期间，利用圣彼得堡的各个图书馆，从事研究工作。
监狱有个图书馆，图书是由各界捐赠集成的。弗拉基米尔从图书馆一箩筐一箩筐地借书。
这里没有的，就开列大篇大篇的书单，让家人到科学院、大学和其他图书馆去借。
弗拉基米尔监禁期间，母亲和姐姐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圣彼得堡，给他送去大批大批的书，堆满了他的牢房的一个角落。
送进去的书要由法院检察官检查，后来，送书的数量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弗拉基米尔利用送进去的书籍，巧妙地与外面的同志进行频繁地联系，用约定的记号标志出有密码的书和页码，写下许多如《论罢工》之类的小册子和《告沙皇政府》等传单，送出去指导狱外的革命斗争。
弗拉基米尔还继续致力于建党工作，通过各种形式发表自己的意见，并着手起草了《党纲》一文。
在关押弗拉基米尔的房子上，快要贴到天花板的小窗户外面装着栅栏，窗户又窄又小。
透过一层肮脏的玻璃，从外面射进一点微弱的光。房里面墙边上放着一张可以折叠的桌子，这里允许看书，另一面墙边上放着一张很简陋的单人床。除此之外，房子里空空荡荡。
写作的条件十分艰苦。弗拉基米尔想起了儿时母亲教他玩过的一种游戏，即用牛奶在纸上写字，牛奶干后看不出有字，拿到煤油或者蜡烛上烤一烤，字就显露出来了。
弗拉基米尔坐在桌前看书，他忽然想起今天是星期四，是准许探望的日子，应该做别的事情了。他站起来在房中走了一会儿，然后站在桌前，背向门。
门上有一个小圆眼，看守不时地向房里张望。弗拉基米尔一边背朝小眼站着，一边把面包卷起一个小团子，然后用手指在上面按一个洞。他在干什么呢？
弗拉基米尔在做一种特殊的“墨水瓶”装牛奶，他翻开一本书，开始在书页上用牛奶墨水写字。
他写好字，牛奶一干，字就看不出来。今天，他要把书交给来探望他的人。他们把书带回去后，把书在灯上一烤，奇迹就会出现了，字开始慢慢地显示出来，就像感光板上的底片一样。弗拉基米尔写的不是信，而是给工人们罢工用的传单。
弗拉基米尔和他的战友们没有停止斗争，他们在监狱中仍想方设法支持外面工人们的罢工斗争。其中，用牛奶写传单，就是斗争的一种手段。
探望的时间到了，门外响起了钥匙的嚓嚓声，锁“咔哒”一声开了，看守走出来。说时迟，那时快，弗拉基米尔抓起“墨水瓶”塞进嘴里，一口把它吃了下去。
“你在吃什么？”看守三步并作两步奔过来。
“面包。”弗拉基米尔平静地回答。
看守什么也没发现，碰了一鼻子灰。
今天来探望的会是谁？妈妈？姐姐？还是娜佳？随着接触的增多，弗拉基米尔称克鲁普斯卡娅姑娘为“娜佳”。
在栅栏的另一边，出现的是娜佳的身影，周四来探监必须隔两道栅栏，这是政府的规定。
娜佳在栅栏的另一头笑了，尽管她知道弗拉基米尔在监狱里的生活很艰苦，但她看到的弗拉基米尔总是精神抖擞、健康愉快的，所以她心里高兴着呢！
宪兵们在两层栅栏之间走来走去，他们在认真地听每一个词语。弗拉基米尔想，此时怎样谈正事呢？
“今天，你把我读完的图书馆的书捎给安娜，”弗拉基米尔说，“还有玛尼亚莎的一本书。”说这句话时，他非常认真地看了娜佳一眼。
“玛尼亚莎的书，”娜佳心想，他强调这本书有什么目的呢？哦！我猜到了，应该在这本书里找信和传单。娜佳抬起头来，兴奋得满脸通红。
“你知道我的牢房号吗？”弗拉基米尔继续玩着文字游戏。
“那还用问，当然知道，是193！”娜佳快人快语。
为啥问这个呢？娜佳心中揣测。哦，明白了，传单在那本书的193页。天哪！要是没有看守在，娜佳简直要蹦起来了。
他们巧妙地骗过了宪兵，接着，弗拉基米尔和娜佳又聊起了家常，他尤其询问了母亲的身体。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探望就这样结束了。
一天，弗拉基米尔在放风的时候，从战友那得到一则情报：后天，警察局要分别提审被捕的“斗争协会”成员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拉德琴柯。
怎么办？这是警察局使出的诡计，如果两个人供词不一致，很可能会殃及其他没被捕的同志，而且两个人还有生命危险。弗拉基米尔心急如焚，他紧张地思索着解决问题的办法。
弗拉基米尔的牢房正好设在关押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拉德琴柯大楼的对面，他发现俩人正好住在上下楼，而楼上楼下两间房有暖气管道相通着，那么在相通的地方一定有空隙，说不定可以在那里交谈。弗拉基米尔为这一发现激动不已。他强迫自己安静下来。
在第二天放风的时候，弗拉基米尔通过秘密的手语，把消息通知给了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拉德琴柯他们。
果然，警察局提审的那一天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拉德琴柯的供词竟然一模一样，警察局长毫无收获。他气急败坏又无可奈何，他哪里是聪明的弗拉基米尔的对手。
弗拉基米尔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面对监狱生活。他用冷水擦身，每天临睡前做体操。这样，弗拉基米尔就睡得很好，甚至做梦都梦见了自己未来著作的各个章节。他坚信，胜利永远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因为他知道，在圣彼得堡郊区，无产阶级的革命罢工，正在波澜壮阔地进行着。
弗拉基米尔和战友们在监狱里智斗宪兵，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当他们回忆起和弗拉基米尔一起被囚禁的那段时光，战友们都说：“尽管狱中生活很苦，但因为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鼓励，我们都成了快乐的囚徒。”
在流放地坚持革命活动
1897年2月，弗拉基米尔结束了14个月的监狱生活之后，被流放到偏僻荒凉的西伯利亚流放地舒申斯克村。
在当时，沙皇政府有一个毒辣的手段：把“政治犯”流放到边远、荒凉、贫穷的西伯利亚地区，既可阻隔切断革命者与人民的联系和对社会的影响，又可借严寒、孤独来摧残损害革命者的身体健康和折磨销蚀革命者的精神意志。当弗拉基米尔向西伯利亚进发的时候，他那苍白、消瘦的脸庞依旧显得那么神采奕奕。
无论是在牢房还是艰苦的流放地，弗拉基米尔一刻也没停止过学习和思考。
弗拉基米尔住在流放地的一所农民的小房子里。在这偏远的村子里只有两个流放工人。弗拉基米尔和一些当地农民交朋友：一个叫茹腊夫列夫，他勇敢地反抗过富豪；一个叫索斯帕提奇，弗拉基米尔常和他去打猎。
弗拉基米尔常给当地居民出主意。他帮助一个被金矿解雇的工人，在控告矿主的法庭上得到胜诉。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常常到弗拉基米尔那里去向他诉苦，请他帮助出主意。
在舒申斯克村，他阅读了大量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著作，分析俄国社会的状况，思考着怎样筹建工人阶级的政党。
一年以后，1898年春天，克鲁普斯卡娅到了舒申斯克村。她被送到那里交警察监视。她是弗拉基米尔终身最亲密的朋友和忠实的助手。克鲁普斯卡娅看到弗拉基米尔在西伯利亚待了一年以后，比他在圣彼得堡时强壮健康多了。
弗拉基米尔懂得并爱好俄国的古典作品，在西伯利亚时，他多次反复阅读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等古典作家的作品。他特别赞赏普希金。弗拉基米尔很喜爱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彻底的、不屈不挠的革命家和学者。弗拉基米尔津津有味地一再阅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
弗拉基米尔的西伯利亚照相簿里就有两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相片。后来有人这样写道：“弗拉基米尔并不是一个书呆子，也不是一个孤芳自赏的隐士。他爱人民，爱生活的乐趣，而最主要的乐趣却是斗争和努力争取胜利。他是一个结实、健壮、灵活的人，喜欢剧烈的运动。他是一个热心的猎手、优秀的滑冰运动员，并且是一个精明的棋手。在流放时期，他有时同下三盘棋，他躺在床上，也不看棋盘，可以打败所有三个对手。”
弗拉基米尔在流放的头两年，用大部分精力写他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在准备这书时，弗拉基米尔细心地研究过几百种记述工农生活状况和工农业情况的统计著作。弗拉基米尔特别重视事实和准确的数字。
他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给民粹派的理论以致命的打击。弗拉基米尔认为民粹派的理论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是非常有害的，它不仅不武装无产阶级反而解除了无产阶级的武装，它在革命队伍里散布恐惧。他认为，只有把这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它的理论、方法和顽抗的武器坚决摧毁，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才能够建立并发展起来。他看出民粹主义是想把无产阶级置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
民粹派里有许多著名的政论家，并且那时还有大量阐述他们的理论的书籍和文章。这时唯一反击民粹派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是普列汉诺夫写的。弗拉基米尔的目的是要根据关于俄国经济情况的详细和多方面的材料，写一本更详尽的书，以粉碎民粹派的理论。
写这本书是弗拉基米尔的一个重要任务；他要用他的理论文章指明，为了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和为了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俄国已经具备一切前提条件。在这本书里，弗拉基米尔证明资本主义不仅侵入了工业，而且侵入了乡村，侵入了地主和农民的农业。尽管民粹派那样主张，俄国还是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在发展。正像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在俄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也同样出现了。村社农民决不是资本主义的对抗者，而恰好相反，是资本主义的坚固和深厚的基础。俄国工厂的数量迅速增加，无产阶级的人数在城市和农村日益增多。
弗拉基米尔证明，俄国的农业越来越具有买卖和商业的性质，在农村，无产阶级和富农的人数不断增多，市场正在建立起来，从而为工厂和作坊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便利。资本主义在前所未有的广大范围内破坏着农村的农奴制残余。
资本主义，不管它的剥削怎样骇人听闻，毕竟是比封建制度高级。“使用木犁和连枷、水磨与手织机的俄国，开始迅速地变为铁犁与脱谷机、蒸汽织布机的俄国。”
民粹派认为俄国没有无产阶级，而弗拉基米尔则用数字指明：城市和农村的工人人数已近一千万，工人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对专制制度压迫的阶级斗争日益激烈。无产阶级将是革命的领导者，并将带领其他一切被压迫阶级一道前进。
弗拉基米尔在他的这本书里，以科学的论据，正确地指出了俄国经济发展所要走的道路，并为制定工人政党的纲领和策略提供了依据。
在流放的几年里，弗拉基米尔还写了其他许多关于经济的文章，主要是反对民粹主义的。1899年，他不仅出版了经济论文集，而且出版了他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
弗拉基米尔第一部科学著作《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是在萨马拉写的，直到十月革命后才第一次出版。他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当时只秘密印刷了几十本，也是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才广为传诵的。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部书成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中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它给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一个有事实、有数字、有论据的完备的武器库。它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
弗拉基米尔在写这部著作和为期刊写论文时，一刻也没有忘记出版秘密的报纸。在报纸上他可以把革命斗争的基本任务讲解得很清楚很完备。所以，弗拉基米尔在西伯利亚给秘密报纸写了他的小册子《新工厂法》，另外还写文章向工人阶级说明，为争取社会主义，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工人政党。
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这个小册子里，弗拉基米尔论述了党和无产阶级面临的基本任务。他指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进行两方面的斗争：社会主义方面要反对资产阶级，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和建立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方面要反对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
弗拉基米尔指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主要工作应该在工人中间，在产业无产阶级中间进行。因为产业无产阶级最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政治上最有准备。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可以忽视其他反对专制制度的阶级。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专制制度或官僚制度毫无共同利益，是基本的革命阶级。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要在农民反对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中支持农民。在这本小册子里，弗拉基米尔号召分散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统一成立社会民主党。
在西伯利亚，弗拉基米尔收到“劳动解放社”成员巴·阿克雪里罗得写的《俄国自由派与社会民主派的历史地位和相互关系》。阿克雪里罗得在这里讲到无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联盟”与“合作”。弗拉基米尔批评了这本小册子，并在流放地发出的一封信里说阿克雪里罗得“应该把工人阶级运动的阶级性更明确地表示出来”，而不应该对自由资产阶级采取仁慈态度。
弗拉基米尔不同意“劳动解放社”成员的意见。他写道：“照我的意见，‘利用’这个词比支持或联盟要恰当得多。”
当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沙皇制度时，社会民主主义者必须利用它。但是无论如何不应该把无产阶级置于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弗拉基米尔总是为取得工人阶级运动的独立性、为取得无产阶级在工人阶级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而斗争。
1889年，弗拉基米尔在流放中收到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库斯柯娃和普罗皮维奇写的名为《信条》的宣言。
这个宣言表明了所谓经济派的观点。《信条》建议，工人阶级仍然要回避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政治斗争，而使自己完全局限于经济斗争、罢工等等。《信条》反对建立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并傲慢地无视秘密的工人组织。政治斗争被宣布为自由派的、资产阶级的任务，工人要从事于纯经济的斗争。换句话说，工人阶级要听任资产阶级牵着鼻子走。《信条》的作者们公开宣布对马克思学说进行“修正”。《信条》是以德国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的著作为基础的，伯恩施坦那时写了好多反对马克思的文章和一本专门反对马克思的书。他的这些思想在第二国际中有很多附和者，并且在俄国也得到了反响。
弗拉基米尔在监牢里和在流放地时，经济派的势力加强了。他们利用由于弗拉基米尔及其他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被捕，革命组织处于无组织状态的时机，开始把工人阶级运动中不大坚定的分子争取到他们一边去。
经济主义是一种极为有害的倾向，它解除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装。它是俄国的伯恩施坦主义。因此，弗拉基米尔一收到《信条》就立即加以驳斥。
他起草了一个答复，题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并把它交给米努辛斯克的全体流放者讨论。弗拉基米尔和其他流放者有时旅行50公里至100公里彼此探望。和弗拉基米尔同时判刑的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斯塔尔柯夫等人住在西伯利亚同一个地区。借口过新年或祝贺婚礼，这些流放者设法从各村来集会，然后热烈讨论政治问题。
弗拉基米尔的姐姐在她的《弗拉基米尔回忆录》里写道：“弗拉基米尔曾经写过，在这些三四天的集会期内，时间过得‘很愉快’。在夏天他们出去远足、举行长途的行猎，并且洗澡；在冬天他们滑冰、下棋。他们谈论各种问题，阅读弗拉基米尔著作中的某些章节或者讨论文学与政治上的各种新趋势。”
他经常写信给亲人和同志们，从他们那里了解俄国城市中的状况，并和其他被流放的同志保持联络。这一切都在秘密地进行着，因为宪兵经常突然的到他家来盘查：有没有反对政府的言论？有没有宣传革命的资料？
这年8月的一天，弗拉基米尔和流放在舒申斯克村附近的17位同志见面了，地点在叶尔马科夫斯克村的瓦涅耶夫的家。在这里，他们开了一个会议，即叶尔马科夫斯克村集会。
在集会上，弗拉基米尔向同志们讲述了在圣彼得堡发生的重要事件。在圣彼得堡，一帮人正聚在一起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向工人宣传不问政治、不闹革命，为了提高工资与老板和工厂主之间的“和睦相处”。
弗拉基米尔认为这会使工人永远处在被剥削的地位，号召同志们讨论这帮人的观点。
经过认真地讨论，同志们一致反对他们向资本家妥协的做法，一致同意弗拉基米尔的意见。为此，集会起草了“抗议书”，斥责那些人的谬论。17人签字的抗议书就这样诞生了，它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到各大城市，由一张薄薄的纸片变成千千万万张传单，传到工人们手中。工人们的信念坚定了。
“抗议书”上面醒目地书写着：
同志们，不要听“经济派”的，我们只有一条路——革命！
这份抗议书，就是弗拉基米尔起草的有名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
弗拉基米尔在“抗议书”里以及那几年写的其他论文和著作里，进行了反对第二国际中机会主义的斗争。在那几年里，机会主义使欧洲工人的社会民主党受到很大的影响。
弗拉基米尔从流放地密切注视着西欧和俄国的工人运动。在几篇发表在《新语》和《开端》等杂志上的文章里，他捍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机会主义者想“修正”或“改正”马克思主义的一切企图。在《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这篇长文里，弗拉基米尔揭露了妄图证明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农业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布尔加柯夫。在流放的几年里，弗拉基米尔对哲学也作了深刻的研究。
他重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著作，研究了过去的伟大哲学著作和主要的资产阶级著作。
他仍然希望弄通过去的哲学遗产，以便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批判地订正。弗拉基米尔和林格尼克有长时间的讨论哲学问题的通信，在这些通信里，也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弗拉基米尔在流放以前和流放期间，从没有停止揭露“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他们是资产阶级帮凶。但是普列汉诺夫对他们却采取了妥协态度。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只有弗拉基米尔一个人，从他的政治活动一开始，就一面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一面对机会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
他在流放中为《工人报》第三期写了一篇关于党的纲领及其说明的文章。弗拉基米尔写道：
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
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部分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
这篇文章对于20世纪初由《火星报》从事制定党纲的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弗拉基米尔在阶级斗争新形势下，独立地发展、探讨并丰富了马克思的理论。除了伟大的科学工作和政治工作，弗拉基米尔还同俄国以及国外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同流放在西伯利亚以及欧洲各地的同志进行了广泛的和多方面的通信。
弗拉基米尔最亲密的同志，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斯塔尔柯夫，每星期都会收到他两封信。
他经常把他自己的工作并把他从俄国各地收到的关于罢工和革命运动进展情况的一切消息告诉他们。在这些信里，弗拉基米尔还谈到各种理论问题，并简明确切地解答各种疑难问题。在一些个别问题上他有时也进行争论。
弗拉基米尔是一个出名的非常准时写信的人。他这些信振奋了流放者的精神，从思想上团结了他们，并鼓励他们坚定地工作。
米努辛斯克发生了一个工人逃跑的特殊事件：一个叫拉意琴的工人，从米努辛斯克流放地逃跑了。民意党的老流放者反对他的逃跑，怕会引起警察对他们报复。后来他们要求叶·伊·奥库洛娃和V·斯塔尔柯夫去受罚，因为他们知道他打算逃跑而没有设法制止。
弗拉基米尔自己并不认识奥库洛娃，但他从克尔日札诺夫斯基那里听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就立即站在奥库洛娃和斯塔尔柯夫方面加以干涉。
这件事情特别让弗拉基米尔生气的是，全部事情的根源在于民意党人对待流放工人的高傲态度。弗拉基米尔对此极为愤怒。由于弗拉基米尔给奥库洛娃和斯塔尔柯夫以声援并严厉谴责民意党人对工人的高傲态度，他和他的同志们同所谓“老流放者”之间发生了分裂。
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后来回忆，在一个严寒的月夜，沿着叶尼塞河散步时，弗拉基米尔兴高采烈地讲述他的这些计划，并描述怎样以该报为中心建立工人阶级的政党。
克鲁普斯卡娅在回忆录中关于弗拉基米尔最后几个月的流放生活这样写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夜里睡不着觉，他异常消瘦。就在这些夜晚，他周密思考了他的计划，同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和我讨论，同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通信讨论，并同他们商量到外国去的问题。时间越是一天天过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越加着急，越加渴望工作。”
三年的流放，无论对弗拉基米尔还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来说，都不是等闲过去的。那几年，弗拉基米尔写了一部科学著作和很多论文，其中包括一本论党的任务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成了行动的纲领，并给经济派以致命打击。他继续团结他的同志并使他们准备进行新的战斗。
弗拉基米尔自己读了许多书，进行深入的思考。为革命斗争的新阶段做好了准备。
弗拉基米尔在流放中一直在考虑建党计划。与此同时，弗拉基米尔看到当时的俄国成立了许多工人小组和团体。
但是，各地的工人小组和团体没有取得一致的正确认识，它们如同一盘散沙分散在全国各地，彼此没有组织上的联系，更没有统一的纪律。为了结束这种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的状态，就必须创办工人阶级自己的全俄政治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