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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将常察士卒饥饱劳逸，强弱勇怯，使之依如父母。则和气生，气和则心齐。兵虽百万，指呼如一人。
——戚继光
蓟门戍防文才飞扬
嘉靖二十三年，戚继光17岁袭职登州卫指挥佥事。19岁时，得到正式分工，管理登州卫所的屯田事务。
屯田是中国古代一种军队自给自养的制度，明太祖时开始应用于各个卫所。
凡卫所的军丁，有事则战，无事则耕，既减轻了国家的粮饷负担，又能有足够的兵力驻守边防投入备战。
但是，到戚继光接任登州卫屯田事务时，本卫所的屯田与全国其他地方的屯田一样，早已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原该属于屯田的土地，大多被边将和朝中权贵侵夺，卫所的士兵又常常被豪强势力差遣役使，所以大批逃亡，以致卫所的兵力还不到原先的五分之一，其中包括了虚占的名额和老弱病残者。
管理屯田事务是一个要同银粮打交道的官职，但戚继光为官极为清廉，丝毫不染当时弥漫朝野的贪污贿赂的恶习。
由于戚继光对屯田事务的情况十分了解，并且毫不留情地加以清理整顿，所以很快收到了成效，屯务为之一清。
明朝官员的俸禄比较低，当时戚继光的生活还比较清贫，他对自己经手的钱粮为什么能毫不动心呢？
戚继光一次对自己的同僚说：读书人都希望自己能成为圣贤，但必须经得住处境困难时决不沉沦这一关。
假如没有这一关，那就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了。正因为有这一关，有的人能够抑制自己的私欲而从困境中脱出，就成为君子。
另外一些人，则屈从于自己低下的私欲，而放纵地追求物质利益，最终成为小人鼠辈。
戚继光最后还非常感慨地说，做小人是容易的，所以世界上贪官鼠辈特别多。
戚继光办事认真，廉洁奉公，以及朝气蓬勃的谈吐和行事，给接触过他的人以深刻的印象。
表面上看，戚继光当时的生活是平静的。每天或者处理公务，或者闭门读书。但是，他的内心世界却不平静。
戚继光向往古代建立卓著功勋的英雄豪杰，不甘心于这种安闲的生活。他抱着一颗为国报效的雄心，想趁年轻时轰轰烈烈大干一场，立下不朽的功业。
可是当时边境一直比较太平，戚继光一直没有什么机会。
嘉靖二十七年，戚继光的机会来了，明王朝为抵御蒙古鞑靼部南袭京城，把蓟州列为边镇，由山东、河南抽调官兵戍防。
原来，明朝的外患，不仅仅是沿海倭寇的窜扰，北方边州也时常受到中国北部蒙古族政权的威胁。
当时的蒙古族政权，以东蒙古鞑靼和西蒙古瓦剌两部分势力最强大。鞑靼多次进犯明朝的边州，杀掠人畜，威胁北京。
嘉靖二十七年，明朝政府正式把蓟州列为北方九个边镇之一，防卫鞑靼骑兵从古北口等地侵袭京城。
蓟州的范围很广，从今天河北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以及天津以北一带，都属于蓟州所辖。
这么长的战线，光靠原先守卫蓟州的军队，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朝廷才调山东、河南等地的官军轮番前往戍防。
戚继光的军队在山东，也在被调的范围，因此他得到了一次到前线的机会。
戚继光得到命令，率领卫所士卒远戍蓟门，即今北京的东北。他十分高兴，因为历史上的许多名将，就是在北方建功立业，从而名垂青史的。
戚继光向往那种大漠朔风，铁骑十万，甲兵几十万，纵横千里，征尘滚滚的场面。
这次能到北方戍边，戚继光心中激动万分。他安排了家事，为弟弟继美娶了妻子，踏上了征程。
那时的蓟州是指山海关到居庸关一线，戚继光每年春季要率本部人马来到这一带驻防。连续五年，戚继光每年奔走于登州和蓟州之间。戚继光当时21岁。
年轻的戚继光发挥了自己的军事组织才能，将自己所率领的军队训练得井然有序，获得了部众的信服。
戚继光在“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的戎马生涯中，意气风发，高吟着“每经霜露候，报国眼常明”的爱国诗篇，抒发自己胸中的激荡豪情。
一次，戚继光率军抵达永平府，路过一个叫太平寨的地方，登高遥望，北山古刹，林木森森。面对眼前一派宁静悠远的幽描景色，有人劝戚继光访求长生之术。
年轻的戚继光断然回答说：
我身为武将，当战死杀场，舍身殉国，以鼓舞士兵斗志，怎么能跟人学习长生道术呢？
倘若能鞠躬尽瘁，捐躯报国，即使今天就战死，又有何憾！为国家而死的人是永生的，这就是我等将门的长生之术。
年轻的戚继光不仅一身浩然正气，而且注重研究实事，他对蓟门一带的防务状况进行了深入调查。
通过实地调查，戚继光感触很深，他想：保卫疆土，是武臣应尽的义务。蓟门和都城唇齿相依，地位重要，但却缺少精兵，一旦有事，关系非同小可。应趁现在边境暂时安宁，预先做好应敌准备。
戚继光考虑成熟以后，决定把自己的见解写出来。他运笔疾书，文才飞扬，滔滔不绝，很快草就了《备俺答策》。
《备俺答策》写成后，戚继光立即上奏朝廷。虽然当政大臣没有采纳他的献策，但对他在策文中显示出的军事才能仍然十分惊奇。
在驻守蓟门期间的嘉靖二十八年十月，戚继光参加山东乡试。他已经是指挥佥事了，为什么还要参加武举考试呢？
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渴望杀敌立功，成为一个真正的将领。另一方面，戚继光一直以为，袭职当上指挥佥事，是凭借祖上的功劳，要自己努力求功名，拼搏升官职，这才符合自己的本愿。
武举科是封建社会科举考试的一种。通过考武举，在明代是一种升官的方式。
当时明朝政府开武举科已经八十多年。明代中期以后，因外敌的猖獗，愈见边防的虚弱，朝廷尤其需要武备人才，所以也就更加重武举，轻世袭。
这对于有真刀真枪武艺本事的青壮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他们可以凭真本领博取功名，受任军职，然后立功，升级，宜至高级将领。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嘉靖二十八年，22岁的戚继光，以普通人的身份，参加了乡试，结果他以娴熟的刀马技术以及精妙的箭法，中了武举。
戚继光戍守蓟门的那些日子里，明朝北方的形势相当紧张。蒙古族的俺答汗经常率兵南下，不仅威胁明朝的河北、陕西、山西边境，而且经常深入内地。
嘉靖二十九年秋天，戚继光正在北京参加会试，俺答汗率兵十几万，进犯大同。
俺答汗知道当时大同守将勇武，于是将精兵埋伏在山谷里，而以一百来名老弱骑兵往来驰骋，作为诱饵。
大同守将轻率出击，中伏阵亡。
明朝政府任命严嵩的干儿子出守大同。严嵩的干儿子居然以重金贿赂俺答，叫他进攻别处要塞，只要不打大同就好。
俺答得了贿赂，不打大同了，改从东面进攻蓟州等地。兵部尚书得到急报，赶紧调集边兵1.2万骑兵、京营兵2.4万骑兵，前往救援。
按照明朝制度，边兵是屯守要塞，捍卫国土的，京营兵或称京兵则是戍卫京城，保护皇室的。
到嘉靖年间，边兵还勉强能打仗，而京兵大多由市井无赖充数，根本没有战斗力。因此有识之士纷纷议论说，这一战必败无疑。
果然，俺答汗率骑兵一到古北口，京兵就大惊溃散，丢盔弃甲，窜逃山林。
鞑靼骑兵长驱直入，攻占了长城沿线的古北口、密云、顺义、通州，逼近京师。
鞑靼骑兵对北京形成很大的威胁，在长城一线巡按的御史是一位爱国的大臣，发现情况紧急，一边亲率兵马，到通州一带防御，一边发急报到京城，指出从古北口到京城只一百来公里路，要朝廷迅速商议战守对策。
急报送到，京师惊恐。
明朝政府合计京城兵马，一共只四五万人，而且其中有一半是老弱残兵，仓促间又从民间招募了四万义军。
正逢上有1000来名武举到京城会试，武举都是会武艺的，也派上了他们的大用场，分到京师九座城门参与卫戍。
这一千来名武举中，有一位情况又与众不同，他就是登州卫指挥佥事戚继光，因为他是现任军职的。
戚继光戍边两年，还未亲临疆场和蒙古骑兵打过仗，这次有机会，他便积极请战。
戚继光不是那种匹夫之勇的人，凭他几次戍守蓟门的经验，深知要击败敌军，需靠智谋取胜。
于是，戚继光向朝廷上书，陈述御敌策略。他主张面对强兵不能示弱，反对消极防守，主张积极抵抗。
针对各地援兵纷纷前来，戚继光还提出了统一指挥、明确分工合作、抓紧训练士卒、严格部队纪律等十几项措施。
戚继光的上书得到兵部官员的赞同，并把他的建议发到京师各部队，供将士们学习参考。
由于戚继光才华出众，被提拔为传令总旗牌，负责监督京城九门的防卫工作。不久，俺答汗见防备森严，就退兵了。
这次战争，虽然时间不长，但在明朝历史上却影响很大，史称“庚戌之变”。这是蒙古骑兵继“土木堡之变”后，第二次严重威胁明朝的安全。
戚继光在“庚戌之变”中的突出表现，在兵部、京师、山东的一些高级军官中留下深刻印象。
后来，戚继光又向朝廷奏进御敌方策，所提十几条措施，都是克敌取胜的切实良法，被兵部采纳后，奏请朝廷刊布出来，供将士学习，用以退敌制胜。
戚继光这位23岁的有为青年，品德出众，才华横溢，当时已被人们誉为“国士”，由朝廷纪录为“将才”。
明廷中一些主持军务的官员对戚继光的胆识很是赞赏，兵部主事计士元在一封推荐书里说，戚继光“留心韬略，奋迹武闱。管屯而俗弊悉除，奉职而操持不苟”。他认为戚继光将来一定能成大器，为国家作出贡献。
5年的蓟门戍防，使戚继光熟悉了边疆的形势，磨炼了保卫边疆的责任心。这一点，有他所作的《马上作》一诗可以说明。诗是这样写的：
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
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
走上山东抗倭前线
嘉靖三十二年六月，戚继光升任署都指挥佥事，负责山东抗倭事宜，从此走上了抗倭战场，专门防御山东海上倭寇。从这时起，戚继光从蓟门重镇转到抵御倭寇的战线上来。
倭寇就是日本海寇，最早起源于日本的九州以及山阴、山阳二道，主要由日本武人、浪人、海盗商人和破产农民组成。他们以壹岐、对马二岛为根据地，同内陆的奸民相勾结，在中国、朝鲜沿海地区活动猖獗。
倭寇的袭击，早在明朝初年就已发生。只是那时国力强盛，海防巩固，沿海各地都遍修城堡，控制了各处要害。
而且还有专门的官员定期巡视，严加防卫，所以倭寇很少有可乘之机，未酿成大祸。
从元朝末年直到明朝万历年间，倭寇为恶长达300年之久。嘉靖年间倭害最为猖獗。
15世纪后期，日本进入一个群雄割据的时代，各派之间战事不断。各地的诸侯和大地主，为了加强自己的经济力量，解决国内战争带来的财政困难，满足自己的贪欲，他们不满足于那种受到严格限制的日本和明朝两国的正常贸易。
于是，各地的诸侯和大地主们，支持并有时亲自组织自己境内的浪人和商人，渡海来掠夺物资和财富。这样，倭寇便更加猖獗起来。
如果明朝还像初期那样强大，倭寇也不至于成患，最主要的是明朝内部出现了许多问题，给侵略者以可乘之机，客观上纵容了倭寇。
但是，这时明朝已经开始走向没落。大地主兼并农民的土地，农民手中的土地越来越少，而他们的赋税却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下，农民的处境极其艰难。
当活不下去的时候，百姓们便联合起来，于是爆发许多农民起义，如叶宗留、邓茂七起义，荆襄山区流民起义，刘六、刘七起义。
明政府派兵镇压，消耗了国力，也放松了海防。
政治的腐败黑暗，到明朝中叶进一步完全暴露。皇帝信任宦官，很少亲理朝政，重要政务都交给亲信的宦官和执政大臣。嘉靖年间，奸相严嵩独揽大权。
严嵩把持军政大权和文武官员的升降，不管其有无才能，只看贿赂钱财的多少。
甚至户部发的军饷，也是早晨刚支出去，晚上就进了奸相的家门，发给边关将士的只有四成，六成归了严家。
当时官场，几乎无公道可言，比较正直的官吏，要不是以铁做脊梁，站都站不稳。
以严嵩为首的贪官污吏，使国家处于一片黑暗之中，政治腐朽，经济混乱，国防松弛。
明朝的沿海防务空前地废弛。以前属于军队、供给军队粮食的田地都被当地豪强和将校夺走，卫所兵丁也被他们奴役。
有些军官还多方克扣军饷，甚至还向军兵要钱，这必然引起大批兵士逃亡。
正统三年，全国的逃兵数竟占到兵丁数的四分之一。海防前线的辽东、山东、浙江、福建各卫所平均每卫不到两千人，仅占原额的三分之一，这些仅存的兵中，大多数为老弱病残，缺乏战斗力。
至于军械，那更是少得可怜，许多战船早已不能用，有战斗时只好拿渔船充数。倭船一来，就望风而逃，几千公里的海防线，几乎没有防卫力量。
倭寇成患，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沿海许多奸商、土豪、流民、海盗，甚至一些朝廷命官都与倭寇勾结，或替倭寇带路，或直接参加抢劫。
倭寇的滔天大罪引起许多有正义感的官员和百姓的强烈义愤。一些正直将领，带领部下和倭寇殊死相拼；一些百姓也自动组成农民武装，保卫家乡，打退倭寇。
抗倭问题一直是个很敏感的问题。明政府还未意识到倭患的严重性，对抗倭不很重视，甚至打击一些抗倭将领。
到了16世纪中叶，倭寇之害十分严重。
嘉靖二年，日本足利氏的管领细川氏，以及西海路诸侯大内氏各遣贡使瑞佐、宋素卿和宗设分道来宁波，大内船先达，细川船后至，按照宁波市舶司规定，货物运岸应以入港先后为序。
但是，后至的细川氏宋素卿买通市舶司太监，先办理手续。宴会时又以细川船的瑞佐居上座，大内船的宗设居次座。宗设大怒，和瑞佐发生械斗，追瑞佐到绍兴，沿途烧杀、抢掠。这就是当时震动浙中的所谓“争贡之役”。
明朝政府处理善后也有不当，罢了市舶司，断绝与日本的贸易。本来罢的应是市舶司受贿的内臣，而不是市舶司。
通商的禁止，便招致日本商人大量走私，内地的奸商、流民、海盗和倭寇互相勾结，给他们提供种种方便。于是倭寇便可随意登陆，进行抢劫，掠夺，滥杀中国居民。
倭寇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有意制造恐怖气氛。沿海城乡，大片大片房屋被烧毁，经常是一片火海。
倭寇攻苏州时，大火整整烧了一天。硖镇被焚，3天后火犹未灭。昆山县城被烧房屋20000间，邻近村落几百公里，房屋十毁八九。
倭寇的烧杀抢掠，给东南沿海人民带来无限的痛苦。沿海居民对倭寇产生极度的恐惧，纷纷出外逃难。许多繁华的村镇变成一片荒野，田地无人耕种以致杂草丛生。
倭寇的野蛮行径极大地破坏了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对当地人民来说是苦不堪言。因此，激起了沿海居民强烈的愤怒和抵抗。
地方官员和受威胁的地主绅士、商人、文土、生员、农民、医卜，以至于乞丐，都深受倭寇伤害，最终，他们一致行动起来，杀灭可恶的倭寇。
倭寇的抢掠也严重影响到明政府的财政收入，官军经常遭到袭击，大批县城、卫所的沦陷被劫，终于引起了朝廷的忧虑，不能不予以重视，加以对付。
嘉靖二十六年七月，明政府派朱纨任浙江巡抚，负责抗倭事务。朱纨整顿海防，肃清内地与倭寇勾结的奸民，曾指挥都司卢镗等人，攻克了倭寇据点双屿岛，杀死倭寇稽天等数百人。汉奸许栋、王直等遁海逃走。
朱纨连连攻破倭寇巢穴，灭了倭寇的嚣张气焰。同时，他又搜捕处死了一批通倭奸商，严格执行通倭禁令。
当时，闽浙沿海的不少官僚地主，都靠通倭牟取暴利。朱纨的抗倭措施，使这批奸豪“骤失重利”。
浙、闽沿海的官僚大地主，对朱纨恨之入骨，指使两省在京的官吏，联合起来攻击诬陷朱纨，说他任意杀害良民百姓，用他们的首级冒充奸商和海寇报功。
朱纨先是被降职，接着又给关进了监狱。他自己知道，即使不给皇帝处死，也要给闽、浙两地的豪门奸商杀害，就服毒自杀了。
朱纨死后，闽浙防线被撤除，负责抗倭的巡抚官也不设了。从此，朝中很少有人再敢谈抗倭的事。人们摇手不敢言海事，倭寇势力更加猖獗。
海寇拥举号称“五峰船主”的王立为魁首，与倭寇互相勾结，攻扰沿海州县，焚烧房屋，掳掠妇女和财物。
一向被称为鱼米之乡、江南殷富的江浙交界地区，有一半成为废墟。官兵、百姓丧生于倭寇的，多达几十万人。
嘉靖三十一年四月，大批倭寇在王直等勾引下，侵犯浙江台州等地。这一年的七月，明政府又派都御史王忬提督军务，巡视浙江。
王忬再度增强了海防力量，并督促参将俞大猷、汤克宽等，在嘉靖三十二年二月，痛击倭寇，取得了普陀山之捷，浙江抗倭战场出现了转机。
汉奸王直等丧失普陀山老巢后，在海山积聚力量，于这一年四月，又勾结大批倭寇，舟船百余艘，蔽海而来，攻掠沿海诸地。浙江、南直隶诸省沿海州、县、卫、所，被倭寇攻陷二十余处。
从浙江的台州、宁波，中经南直隶的苏、松，直至淮北，沿海数千公里，同时报警。
山东当时也受到倭寇侵袭，他们在靖海卫，即今山东文登县内登陆，大肆抢掠，后来被打退。
山东是个倭患程度轻的地方，这次遭袭击，说明山东的防务也不可放松，倭寇随时都可能来。
戚继光就是在倭寇势力日益猖狂的情况下，于嘉靖三十二年六月，被调到山东抗倭前线，督率登州、文登、即墨三营二十五卫所，备御倭寇的。
在戚继光的面前，展现的是一望无际的大海，他要在这里展开自己人生的壮丽篇章。
整肃军纪兴建海防
山东的防线包括山东半岛北、东、南三面绵长的海岸，南面要到今山东和江苏交界的地方，以及海岸附近许多大大小小的浅滩、礁岩和岛屿。在这道防线后面的，就是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的山东腹地。
防守这样一个辽阔、复杂而又重要的地区，对于刚刚26岁的戚继光来说，任务是十分艰巨而繁重的。何况面对的敌人，又是极其狡猾、顽强而又飘忽不定的倭寇。
出身于将门的戚继光，不仅懂得攻守军事要略，也曾担任过多年登州卫指挥佥事，加上有防戍蓟州的经验，所以戚继光并不畏惧，而是胸有成竹。
戚继光胸怀大志，不会像别的军官似的，整天碌碌无为，只为自己打算。
所以戚继光上任之后，就经常外出巡视海防，调查地形。还去一些被倭寇洗劫过的村庄，和幸存的人交谈，了解倭寇的情况。
戚继光还亲自到靖海卫，访问一年前遭受倭寇之害的老百姓，并向参加过浙江、福建等地御倭战争的老兵，进一步了解倭寇活动的规律和作战特点。
经过不长时间，戚继光已经掌握相当多有关倭寇的知识。
倭寇多来自海上，那时船在海上行驶，必须依靠风力。一定的季节刮一定的风，倭寇什么时候会在沿海登陆，大致会在哪里登陆，是有规律的。
倭寇最活跃的时期，大致在清明节之后即阴历三四五月间和重阳节之后即阴历九十月间。
因为清明节前，风向难测，在此以后才多刮东北风。过了五月，常刮南风，对行船不利。
重阳节之后，有时也经常有东北风，过了十月又刮西风，对行船更加不利。
在东北风猛的季节，倭寇便聚到大小琉球岛，观察风向变化决定何时出行及去哪儿。
当北风多时倭寇就南侵去广东，东风多时就去西扰福建，东北风或正东风多时就骚扰浙江和江苏，东南风多时，便直扑山东的登州和莱州等地。
但其他月份倭寇也时常飘忽骚扰，特别是小股的倭寇，出没不定，简直是说来就来，抢了就跑，谁也说不准那些强盗啥时候到啥地方。
倭寇登岸后，也不尽是瞎碰乱闯的。往往利用当地的奸民做向导，四处抢劫。
他们一般在黎明时开始行动。出发前，倭寇们坐在地上，围成圈子，一同吃饭。
吃完，倭寇头目便在高处坐下，发布命令。今天抢劫哪里，走哪条路，谁和谁一队，由谁带队，都一一布置。
每次出动有好几队，或十几队，每队约二三十人。队伍排成一列，缓步前进。
最强壮的人走在最前面和最后面。队与队之间相隔一公里，以吹海螺、扬白旗作为联络信号，遇到警报，就相互救援。
每洗劫一处，临走都放火烧屋，制造恐怖气氛，使人不敢追击。如遇官兵，估计不能战胜，便故意将抢得的一部分财物抛弃在路上，以此为饵，在追兵争夺财物时，趁机逃跑。
摸清了倭寇的活动规律，戚继光便按时按地段设防，心里也有了底。不过，这还不行，沿海卫所薄弱的防御力量，是很难打败倭寇的，这也是戚继光最担心的。
按照规定，山东的军兵总额，应为30000余人，但实际上远远达不到这个数目。许多年轻力壮的兵士逃走了，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
另外，再加上防务设施也有不少漏洞，沿海岛屿许多没有设防，岸上的守军大多麻痹大意，倭寇随时可能乘虚而入。
各卫所的警报与联络工作也非常糟糕，常常等倭寇抢够了烧光了，已经跑了老半天，明军才得到消息，这时再整队赶去，倭寇早就没了踪影。
戚继光巡视了山东全部的海防线，不能不皱起眉头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卫所年久失修，残破不堪；军队缺乏训练，纪律松弛。
戚继光经常手按海防地图，陷入深深的思考，国家、军队、倭寇等都相继出现在他的脑子里。他想了很多很多。在这种思考中，许多治军的策略便出来了。
戚继光从整顿纪律、训练士兵入手，全面治理军队，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戚继光首先严肃军纪，整饬风俗，及时果断地处理了徇私枉法案件。当时登州等卫所有一些官兵勾结地方不法之徒，私设赌场，聚众滋事，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
戚继光到任后即令巡捕严厉查办，指示“如有豪强有势之家，该卫难于拿处者，即便速呈有司拿缉”，刹住了这种聚赌风气。
对于卫所一些官员挪用银两，戚继光也认真加以整治，对挪用银两的官员一律从俸禄中扣除，并视情节分别予以处理。
在戚继光督促下，登州卫10天之内将千户李武臣等人历年所挪用的银两大部追回，保证了卫所的正常开支。
戚继光还协助主官对沿海卫所的官员队伍进行了整顿，撤换了一批因年老、有病而不能胜任的官员，提拔了一批年轻力壮、富有朝气的官员走上防倭第一线。
戚继光先后提名栾煦、王泮等人为千户，负责赴京操备领班事宜，并告诫他们“不许推病拖延，致误军务未便”，要他们为官兵起到表率作用。
当戚继光接到登州卫报告，得知千户所官员马纲因为背部有病，不能任事，要求辞职时，立即加以批准。
戚继光亲自考察了登州卫推荐接替马纲职务的3人，选择了最年轻但在官兵中有威望的蒋经为千户，从中也可看出戚继光重能力而不重资历的用人思想。
对于沿海卫所少数玩忽职守的官员，戚继光毫不留情，根据情节轻重予以查处。
登州卫听事吏刘希奉玩忽职守，被立即革职查办。戚继光还专门批示，对其过错严格审查，按律治罪。这表明了戚继光整顿吏治的决心和雷厉风行的作风。
不过，由于戚继光太年轻，又是新官上任，许多老兵倚老卖老，都瞧不起这位年轻的军官，暗地里议论他，在某些事上，故意跟他过不去，使他难堪。
这让戚继光的许多命令不能贯彻执行，于是他下决心，给他们些厉害瞧瞧。
戚继光下属有个军官，论辈分是他舅父。戚继光很懂长幼礼节，很尊重他。而这位舅父却有些不通事理，以为外甥在这里，便有了靠山，说话、做事都很傲气。
有一次，戚继光布置任务，给他舅父的是苦差事。
戚继光是这样想的：将苦差事交给自己的亲属，别人才不会有意见。哪知舅父不但不理解他的苦心，还当场摆出长辈的架子，和戚继光顶撞起来。
戚继光很生气，当时心中非常复杂。他从小受封建礼教的影响，对“礼”字看得很重，长辈犯了错，晚辈可以责罚吗？
这不仅仅关系到军纪问题，还牵扯到习俗和封建道德方面，戚继光十分为难。
当时帐下很静，一些和戚继光关系好的人都替他捏把汗，那些素来对戚继光不以为然的人，更是在偷偷地乐，心想，这下可有笑话看了，看这个年轻的将军怎么办。
戚继光的舅父也不说话，看起来很从容，甚至有些得意。
“啪”的一声，戚继光打破了寂静，他大喝一声：“你好大胆，军中不是家中，违抗军令，定要重罚。”
几个士兵上来，把他舅父架住，朝外拉。这下他才慌了，急忙告饶。众将以为只是吓一吓，求一下情，就不会打了，便出来几个为他求情。
戚继光面沉似水，他毫不迟疑地说：“军法如山，谁也不准求情，推下去，给我打。”
士兵们一拥而上，把他舅父拉出去，打了20军棍，打得都起不了身了，戚继光让人把他送回去。
戚继光的舅父心里可怨透恨透了。他想：卫所的军纪又不是我一个人在玩忽职守，大家都这么稀稀拉拉，你小子干吗偏拿我开刀！
再说，你小子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我是你舅舅，哪能拉下了脸儿就处分！
处分也就处分吧！竟打老子的棍子！这军营里谁不知道我是你的舅舅，叫我今后怎么当将官？
回到家里，戚继光的舅父还骂骂咧咧的没个完。
当天晚上，有人来访，真没想到，竟是他的外甥戚继光！
更没想到的是，外甥是来向他赔礼的。
戚继光去找舅父，舅父正生他的气，见他进来，理都不理。戚继光脱去头冠，双膝跪倒，坦率而诚恳地说：
“舅父大人，尊长之礼，我不能不考虑。但这是军中，我们都是军中将校，要领兵作战。你也清楚，如果军队没有纪律，一切都是白说，军队也就不是军队了。”
舅舅听着，低下了头。其实戚继光还没来，他已经有点后悔自己的行为了。他想，干吗存心不听号令呢？
从心里讲，还不是倚仗自己是主将的舅舅，故意对外甥拿大，向众人示骄！可是，这是在军中啊！我既然是部下，岂能不服军令，不从军纪呢？
戚继光见舅舅有所悔悟，进一步说：“现在倭寇到处抢劫，我心急如焚。你应该能体谅晚辈的难处。如果不处罚你，难服众人之心。万望舅父能宽恕我。”
舅父听了这番话，心中有些愧疚，他说：“继光啊！现在我知道你秉公执法，今后再也不敢违抗你的将令了。这事也不能全怪你。算了，算了，咱们别提这事了。”
“舅舅，我年纪轻轻的担负起这么重要的军职，是多么希望您老人家多给我指点帮助。况且，军中好多人都瞧着您的榜样，倘若舅舅支持我，起好的作用，我对舅舅真是说不尽的感谢呢！”戚继光继续说。
舅舅大为感动，不由自主地双膝着地说：“我错了！”
戚继光连忙下跪，扶起舅舅：“舅舅既已知错，也就是了。”
这件事传扬开去，官兵们纷纷议论：“戚将军执法不讳私亲，说明他秉公断事；先按国法从事，而后自己戴罪道歉，说明他敬长谦让。对自己的舅父都不讲情面，何况是其他部下呢？如果再不约己守法，将会自招惩处了。”
从此，人们对戚继光的印象有了很大变化。有识之士都称赞他，说他大公无私，有大将风度。
经过戚继光的一番整顿，军中的风气从此有了很大的转变。百姓们都十分高兴，觉得有这样的将官抗倭，倭寇怎能不败？
那些以前瞧不起戚继光的人，也对他另眼相看，违法乱纪的事渐渐少了。
很快，卫所的风气有了改变，过去的那种闲散怠惰的习气逐渐没有了，一种令人振奋的风气日益形成。
另外，戚继光还参预处理了一些地方民事或刑事案件，在这些案件中，他能详察明断，秉公执法，反对刑讯逼供。
戚继光在山东备倭任上，也曾受理过一些相关的民事案件，均表现出细致慎重的作风。
该卫还曾上报当地一个民女自缢身亡案，戚继光就让负责治安和刑法的地方官员反复查验，确认是自缢后才结案。
该州卫还曾发生过盗窃案，人犯被抓后，戚继光为防止一些官员邀功心切，诬良为盗，要求主办官员切实查证，并在登州卫报的公文上批示：“仰该卫复查，有无官吏酷拷致死情由。”
戚继光坚决反对刑讯逼供，主张依法断案，既不放过坏人，也不冤枉好人。这种秉公处事、一丝不苟的精神，是他获得百姓爱戴的原因之一。
在山东备倭任上，戚继光重点是负责沿海卫所官兵的军事训练、军屯及沿海防倭设施的兴建工作。
戚继光整顿了卫所屯田，补充了卫所缺员，并且积极组织和训练当地民兵，以代替客兵。
戚继光提出以鲁人守鲁土，让民兵吃官粮，民兵除农忙季节参加农业生产外，平时进行军事训练，一遇敌情即可上阵，以减轻沿海卫所士兵的防御压力。
在沿海防御设施建设上，戚继光也投入了许多精力。他要求卫所在沿海每15公里设一个驿站，中间设烽火台，以加强各卫所联络，防备倭寇从海上偷袭。
戚继光在山东备倭署都指挥佥事任上两年多时间内，足迹遍及山东沿海。
每到一个卫所，戚继光都要仔细检查防倭设施，发现损坏的及时加以维修和扩建。
戚继光对于卫所官兵在训练、生活、组织纪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加以解决。
戚继光担负起防御山东方面倭寇的责任后，山东沿海一带的防务比以前巩固了。
狡猾的倭寇看到北犯山东吃亏太大，便经常在江苏、浙江沿海州县劫掠。
固守山东沿海的戚继光，并不以自己所取得的成绩为满足，也一直不放松对倭寇的警惕性。
戚继光深知，现在的一切不过是自己事业的起点，倭寇尚未消灭，以后的路还很长。
相对而言，当时山东远不如南直隶、浙江诸地富庶，故没有成为倭寇攻掠的首要目标。
眼前虽然没有发生激烈的战争，戚继光身处海防前哨，仍然严密注视着倭寇的动向。
戚继光曾在诗中写道：“遥知夷岛浮天际，未敢忘危负岁华。”正是他当时心境的具体体现，也表现出戚继光居安思危、高度警惕倭寇的民族责任感。
戚继光时而巡视海上卫所，时而训练陆地军队，紧张地进行战斗准备，以便一旦有事，就能痛击来犯之敌。
戚继光在山东备倭两年多，将营伍中的积弊，渐渐革去。废弛的海防，经过整顿之后，逐渐得到加强。这些都充分显示出戚继光的卓越军事才华，深受朝廷的赞誉和器重。
赴任浙江出谋退敌
嘉靖三十四年七月，戚继光被调往抗倭最为激烈的浙江，升任浙江都司佥事，管屯田的事。
就在戚继光在山东备倭之时，浙江的御倭战争在时断时续地进行着。王忬是当时浙江抗倭的主要领导人，他率领自己的人马取得了有名的普陀山大捷。
由于权贵们的排挤，嘉靖三十三年六月，王忬被调离浙江，沿海的倭寇势力重又猖獗起来。明政府改命南京兵部尚书张经为总督，升李天宠巡抚浙江，前往灭倭。
张经曾经是两广总督，以为两广一带的土兵骁勇善战，便奏请朝廷调来剿倭。
嘉靖三十四年二月，明政府又派严嵩亲信工部侍郎赵文华，到浙江祭祀东海海神，企图依靠神灵镇服倭寇。
赵文华是严嵩的义子，是靠巴结上去的官，哪里有什么真本事，所以他到达浙江之后，只会作威作福，疯狂敛钱。
当时浙江当地领导人张经、李天宠不愿趋附赵文华。只有浙江巡按御史胡宗宪巴结赵文华，赵文华也对胡宗宪另眼相待，两人一拍即合，狼狈为奸。
据史书上载，胡宗宪是奸猾之徒，办事圆滑，善于溜须拍马。他巴结严嵩，献媚皇帝，在官场上一帆风顺，后来做到兵部尚书。
但是，这个胡宗宪也不是一无是处，只是求官心切，本身还是有一些本领的。
而且后来他任浙江总督任时，还做了许多好事。他任用了俞大猷等一些抗倭名将，使浙江抗倭出现了新局面。
这一年五月，张经督率副总兵俞大猷、参将卢镗、汤克宽等率兵大败倭寇，取得王江泾大捷。胡宗宪也在谋划之列。
由于严嵩、赵文华的陷害，张经、李天宠虽获大胜，却被陷害致死。赵文华则将王江泾之捷的功劳，全部归于自己和胡宗宪，而且胡宗宪还被超擢为浙江巡抚。
代替张经的新总督也很快罢职调走，南京户部侍郎杨宜代职行事。张经死后，他请来的狼土兵不受节制，杨宜不得已又请募山东、河南、福建、湖广等省的兵。
一时间客兵大集，杨宜却驾驭不了这些客兵，使得各省客兵之间竞相争斗，一盘散沙，这些客兵不打倭寇，却专门掳掠百姓。
嘉靖三十五年初，杨宜又被罢职，赵文华便推荐胡宗宪以兵部侍郎兼任浙江总督。阮鹗被委任为巡抚。
胡宗宪、阮鹗两个人地位差不多，但他们的意见却不一样，所以在怎样对付倭寇这个问题上，发生分歧，阮鹗主张剿杀，胡宗宪主张招抚。
这时，侵扰浙江一带的倭寇主要头目是汉奸王直，他被倭寇们称为“老船主”。
胡宗宪和王直是同乡，为了表示招抚的诚心，他将王直的母亲和妻子从狱中放出，厚情款待。
同时，胡宗宪又派幕僚蒋洲、陈可愿下海劝说王直。王直得知母亲、妻子都安然无恙，便有心归降，并派养子王激即毛海峰随陈可愿登陆，告知徐海等不久将入犯。
这一年的四月，徐海果然串同陈东、麻叶率10000多倭寇来犯，从乍浦侵入，将巡抚阮鹗包围在桐乡。胡宗宪又遣中书罗龙文带着大量金银财宝劝说徐海归降。
就在这时，戚继光来到了浙江抗倭前线。戚继光在山东的时候，倭寇并不严重，在任的几年，他干得很出色。
浙江是倭寇活动极其猖獗的地方，他本希望这次来浙江，能够委以重任，与倭寇大战一场，实现杀敌报国的夙愿，这次让他管屯田，他有些失望。
但是，戚继光并不过多抱怨，对于他的职责，仍然十分认真。他废除许多陈规陋习，办了许多有利军队的事，将浙江屯田事务管理得井井有条，博得许多人的称赞。
戚继光广泛活动，结交了许多朋友。他们经常在一块，讨论国家大事。他慷慨激昂、语气浑厚，很有感染力。
戚继光对时局深入的看法，丰富的兵法知识，丰富的治军经验，炽热的战斗激情，更是使朋友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戚继光的名声就传开了。
这时的浙江总督胡宗宪，早就听说戚继光的名声，私下召见了他。他想看看戚继光是否真有才华，是否可以委以重任。
胡宗宪热情地迎接了戚继光，他说：“久仰，久仰，戚将军请坐。”
“大人先坐。”戚继光说。
两人客气一番，分宾主落座，胡宗宪说：“这次请将军前来，是想听听您对抗倭的高见。”
戚继光说：“多谢大人抬爱，说高见不敢当，抗击倭寇是我们这些武将的基本职责所在。”
“近几年来，倭患越来越严重。江浙一带官兵、百姓被倭寇杀死的已不下数十万了。前不久，乍浦、海宁一带倭寇为患，他们攻进崇德，抢劫了塘西、新市等地，使杭州城外数十公里血流成河。”胡宗宪继续说。
“卑职也有耳闻，倭寇杀我同胞，犯下滔天罪行，我早有扫平倭寇的想法。”戚继光义愤填膺地说。
“倭寇可不是说扫平就扫平的。两百年了，平了两百年，倭寇还不是照样为害，并且近来，越来越厉害了。想我浙江，人才不可谓不多，将士不可谓不勇，可为何总拿这伙强盗没办法，总打败仗呢？不知戚将军有何高见。”胡宗宪抬头盯着戚继光，等待他的回答。
戚继光见胡宗宪态度还算诚恳，就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他说：“卑职以为，倭寇长期为害，关键在于我们自己。我们如果强，敌人就会弱下去；我们弱，敌人才敢猖獗。”
“我们军队人数多，又在家门口作战，这是咱们的优势，可是为什么老打败仗呢？我认为有三个原因。”
“一是咱们只强调防守，不强调进攻。倭寇比较狡猾，他们的阵法，他们的编制都有利于灵活作战。你强大时，他们不来理你；你弱时，他们蜂拥而来。”
“倭寇还有根据地，形势不利时，便躲在根据地里，有充足的粮食，有很多抢去的人供他们奴役，这样，即使形势多么不利，他们也可以安安稳稳地生活。”
“形势有利时，休整好了，倭寇便又出来骚扰。所以我主张主动出击，一举消灭敌巢，将敌人根据地占领了，他们就成了无家的狗，到了慌不择路的时候了。”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指挥不当，分散了兵力。倭寇很会用兵，他们将队伍分成二三十人的队，以队为单位行军，各队之间分散作战，但也不过于分散，互相有很好的联络。”
“而咱们军队战斗力差，相互联络也差，称不上灵活。这时我们本应合兵，合力消灭敌人，而我们却也分散兵力，这更易被倭寇分而击之。”
“因此，我认为我们要做的是集中兵力，快速出击，每战必胜，每战必歼，定能灭掉倭寇的锐气。”
“第三个原因是我们不会发动老百姓，不会用将。现在许多抗倭战斗中，一些老百姓组织的武装反而常常取胜。”
“比如常熟知县王铁率领民众，打退了倭寇的进攻；汤克宽将军前几年，也曾率领施大鲸为首的民兵，把进入吴淞江的倭寇一网打尽。这可见民众组织的战斗力。”
“这些武装在倭寇后退后，便自动解散了，如果将这些人发动起来，加强训练，肯定能打败倭寇。”
“这三个方面都十分关键，如果能克服那些缺点，能够集中兵力，主动出击，能够发动民众，重用名将，倭寇怎能不被消灭。”
胡宗宪听了，心中十分惊奇，他连连点头说：“高论，高论！”他十分喜欢这个年轻的军官。与他又谈了许多，很高兴地道别。
当时的浙江将领之中，总兵俞大猷反对胡宗宪招抚，参将卢镗则赞成招抚。
戚继光赴任后，表面上并没有反对胡宗宪，而且还帮助胡宗宪出谋划策，使包围桐乡的敌兵撤退。
戚继光在浙江先任都指挥使司佥书，专门管理有关屯田等后勤事务。戚继光对自己负责的事务，尽心尽职，励精图治，督造军器，成绩卓著。
不仅如此，戚继光还帮助胡宗宪出谋退敌，他所表现出来的多方面军事才能，深得胡宗宪的赏识。
嘉靖三十五年，朝廷决定在定海一带靠近倭寇盘踞的舟山岛，添设专官镇守。
因为这一武职责任重大，必须慎选良将，于是经总督胡宗宪举荐，在这一年的七月，戚继光受命担任参将，分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之地。
从此，戚继光走上了抗倭的最前线，揭开了他指挥抗倭作战的序幕，开始实施他多年来报国杀敌的壮志。
龙山所三箭破敌胆
当时江浙的抗倭形势不容乐观，就在张经、李天宠被严嵩奸党陷害致死的这年夏天，有一股不过六七十人的倭寇，从浙江上虞附近登陆，由浙东跑到浙西，与其他倭寇合流，窜入安徽，流劫皖南，折入江苏境内，直犯南京。守城的明军居然不敢出击。
倭寇渐渐向东，听说明军俞大猷等部将要由太湖出击，方才害怕起来，一天一夜狂奔90多公里，最后被明军爱国将士围歼。
然而，这支倭寇居然能在80多天中，行经三省几千里地，攻掠州县近20个，并公然侵犯明朝的留都南京，杀伤百姓四五千人，也就可见其猖獗的程度了。
所以，尽管赵文华向嘉靖皇帝谎报平倭水陆成功，江南太平无事，实质上倭患却只有加重。
尽管胡宗宪拥有许多精兵强将，却只知侵吞军饷，贪污纳贿，被人称作“总督银山”，又因他虚报战功，泄露军情，被人讥讽为“军门倭主”。
对于浙江前线的御倭情况，戚继光是非常熟悉的。被任命为镇守浙江的参将，是戚继光生活中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他平倭寇建奇功的新的开端。
参将的任务，平时负责拣选和训练士卒，有战事则率军作战。但刚刚担任参将的戚继光，首要任务是整饬前任参将遗留下的烂摊子。
开始率军抗倭之时，戚继光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为了抗击倭寇，戚继光经常和自己的人马枕戈待旦，虎视而动，马不解鞍，人不解衣。
常常一有寇信，即疾驰而至，与敌搏击，这样食物就无法得到保证，所以饥饿的将士们有的就地取食，拿地里的蚕豆作食物充饥。
有的为了方便，就让老百姓把煮熟的蚕豆穿在一起，围在脖子上，这样行军打仗就两不误了。
打完仗，还要论功行赏，战场上，你杀了多少敌人，俘虏了多少倭寇，这是一个事后难以说清的事情，这样就造成了统计的混乱与不正确，也增加了评定奖励的难度。
怎样才能既正确又实用地解决这一难题呢？聪明的戚继光将军想到了一个办法，就地取材，蚕豆记数。
这样，在杀敌的便空之际，顺便捋一粒蚕豆装入口袋中，而等到战斗一结束，倒出来“哗啦啦”一数，就很容易地计算出到底消灭了多少倭寇。
每个士兵到底消灭了几个，俘虏了几个，所以当时一到这样的时候，营中到处都是“十个倭头”“八个倭头”的报数声，然后等记录官验过，就放在口中嚼食，仿佛又消灭了一回倭寇。
有一年初夏，正是蚕豆成熟的季节，戚继光在山上望见，有很多很多的倭寇扬帆袭来。
戚继光便立即策马来到沿海阵地，并发布告“杀倭寇以蚕豆计数，杀死一名，蚕豆一粒，待打败倭寇，以蚕豆多少，论功行赏。”
沿海军民对倭寇早已恨之入骨，听到戚继光说杀倭寇还可论功行赏，个个摩拳擦掌。
待到倭寇由泥涂登上海塘，早已埋伏在塘后的军民，随着戚继光“杀！”的一声令下，大刀、长矛、锄头扑向倭寇，杀得倭寇哭爹喊娘，魂飞魄散，丢下一大批死尸，侥幸的赶紧驾船逃命而去。
待到战斗结束，军民上缴“蚕豆”，戚继光不仅给予重赏，还以那些“蚕豆”赏给杀倭寇的军民。
那些以杀死倭寇得到重赏为荣的军民，就把这些蚕豆用线穿了，挂在胸前以示光荣。
挂的越多，越显得英雄。不知底细的人问挂蚕豆干什么，他便会自豪的回答：“这一颗颗都是倭寇的头啊！”宁波话的“倭头”和“倭豆”同音，渐渐地人们就把蚕豆叫作“倭豆”了。
不过，因为戚继光还是个年轻将领，领导经验并不丰富，而且很多士兵在作战的时候也并不积极。所以有时他只能完全凭借自己精湛的武艺和勇猛精神，团结军中勇武之士才得以杀敌制胜。
嘉靖三十五年四月，徐海、陈东、麻叶等率万余倭寇，侵犯浙江。由于各个头目之间分赃不匀而发生争斗。
胡宗宪利用倭寇内部的矛盾使用离间之计，杀死徐海，俘获陈东、麻叶等。
这支倭寇在平湖的沈庄、梁庄一带，被俞大猷率领的明军击溃。不久，剩下的倭寇八百余人窜至慈溪，进攻龙山所。
龙山所属于宁波府，恰好是戚继光负责的范围。胡宗宪命令他率领3000人马，火速增援龙山所。戚继光接到命令，马上调兵前往高家楼待敌。
龙山所，北面临海，东面是烈港和伏龙山，是通往杭州的要道。一旦失守，会危及杭州。
胡宗宪在考虑龙山所作战方案时，采纳了戚继光的建议，调集优势兵力，围歼敌人。
除调动戚继光3000人马外，还命令参将卢镗、副使许东望、王询，把总卢锜各率兵2000人，游击尹秉衡率兵3000人，共同对敌，以确保龙山所战役的万无一失。
当时明朝官军应战人数超过万人，但这些军队还没来得及进行整顿，所以各军都想保存各自的实力，军心自然不齐，致使明军的战斗力极弱。
倭寇继续进犯，已杀到龙山所的高家楼。戚继光下令，火速行军。远望高家楼，已一片火光。
戚继光下令军队稍加休息。这时哨兵来报，侦知倭寇大约有900名。明军10倍于敌军，戚继光有些放心。
明军正在休息，却见一群群倭寇杀了过来。他们胆子奇大，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明军，丝毫不放在眼里。倭寇在3个头目的率领之下，兵分3路，冲向明军各部。
戚继光下令，“弓箭手、鸟铳手准备应战。”几百名弓箭手、鸟铳手很快排成横队，站在队伍最前面。
倭寇们越来越近。他们大多不戴帽子，头发梳得很奇怪。有的光着膀子，有的穿着盔甲，盔甲上装饰着金银牛角或者各种颜色的丝，活像小说中的魔鬼。
倭寇们都使刀，这种刀和中国的大刀不同，长而且窄，被称为“倭刀”。他们气势汹汹，以一些手持盾牌的做先锋，向明军冲了过来。
戚继光下令：“开火！”
阵前的弓箭手、鸟铳手的箭和鸟铳齐发。倭寇群中立刻倒下几个，但他们野蛮异常，仍如狼似虎地向前冲。
戚继光一看，前面快顶不住了，就下令：“擂鼓冲锋！”
鼓声立即响起，明军大队冲了上去。短兵相接，明军的弱点全部暴露出来，面对人数远不如自己的倭寇，明军一下子被冲散，阵脚大乱，纷纷溃退。
运筹作战时，胡宗宪调动了1.2万名军兵，戚继光还有些不解，打不到一千人的倭寇，怎么用这么多兵力。
现在戚继光明白了，他亲眼看到了明军的战斗力，以这样的部队打倭寇，怎能不败？
戚继光当时很生气，他简直想活剐了这些不中用的部下，天时地利人和全占了，竟然还能一触即溃！
但是此刻不是发泄的时候，戚继光强迫自己迅速冷静下来，命亲兵将他的铁胎强弓取来。
只见戚继光凝聚全身的力气，将一张硬弓拉得如满月一般，怒火熊熊的双目紧盯着当先一个红衣黄盖的倭寇。
继戚光心里说，我戚继光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第一次出鞘，绝对不能接受失败！绝不！
只听“嗡”的一声，弓弦响处，一道黑色的流星直射那倭寇的头颅，那倭寇甚至没有反应过来，便被直挺挺的射倒在地。
戚继光伸手又抽出第二支箭，毫不迟疑的射了出去，又一个红衣黄盖的倭寇应声倒地。
那几个红衣黄盖的家伙吓坏了，想不到自以为很帅的装束，竟然成了对方瞄准的好帮手。
正当倭寇们四处张望时，又一支利箭射来，又一个红衣黄盖的家伙被射倒在地，锋利的倭刀还划伤了身边同伴。
这下彻底吓破了浪人们的胆，他们纷纷摘掉黄色的斗笠，脱下红色的袍子，仅穿着白色的“丁”字裤衩，撒开脚丫子往后跑去。
一见最厉害的日本浪人都跑了，倭寇们面面相觑，裹足不前。
戚继光厉声喊道：“再后退者斩。”
戚继光威严地挡在后退的明军面前，愤怒地盯着惊慌失措的明军。军兵见主帅这个样子，稍稍定了下神，回头看三个倭寇头目已经死了，才有了信心，回转枪头，向敌军冲去。
明军稳定了阵脚，溃散的军兵重又集合起来，那些原本鸟兽四散的官军，转过头向倭寇冲去。
倭寇们一看，不得了，我们也跑吧！
刹那之间，双方攻守易位，官军在倭寇后面开始撵起来。
战斗结束后，当地百姓把这座小山称为“苦战岭”，戚继光“三箭射三酋，扭转战局”的故事也在民间传扬开了。
敬前辈讨教平倭方略
嘉靖三十五年九月，又有一股倭寇进攻龙山。当倭寇攻来之时，浙江巡抚阮鹗亲督俞大猷和戚继光率军阻敌。
双方在龙山附近展开了激战，明朝官兵奋勇抵抗，三战三捷。倭寇遭到意想不到的打击，开始意识到遇上强敌了，便趁夜幕降临的时候，迅速撤退。
明军乘胜追击，追到缙云，倭寇勉强应战，被打得大败。败寇继续逃命，明军追到桐岭，倭寇返身再战，又被打得大败。倭寇边战边逃，明军跟踪追击。
但是，倭寇十分狡猾，退至桐岭之后，又一次战败，他们便在雁门岭设下埋伏。
当明朝官军乘胜追击时，进入了倭寇的埋伏圈。倭寇突然自两边夹击，明朝官员遭到突然袭击。平时很少认真打仗的明军突然遭到意外的打击，不免惊慌失措。军纪这时失去作用，许多士兵不听号令，纷纷丢下武器逃跑。
只有台州知府谭纶与戚继光所率领的两部官兵临危不惧，密切注视倭寇动向，适时出击。倭寇见这两路明军处变不惊，不敢轻易来攻，便向东退去，从而避免了明军的全军覆没。
戚继光、谭纶因为后无援兵，也不敢再穷追不舍，倭寇便由乐清从容逃往海上。
在这次战斗中，三位抗倭名将谭纶、俞大猷、戚继光第一次并肩作战。他们一见如故，建立起亲密的战斗友谊。而且随着以后的协同作战，友谊也越来越巩固。
谭纶比俞大猷小16岁而比戚继光大8岁，他一向将平定倭寇认定为是自己的责任，只是苦于缺乏相同志向的朋友互相讨论帮助。
三人见面后，谭纶先是兴奋地表示了自己的仰慕之意，又叹息马上就要回到台州防地去，接着便匆匆告辞了。
回师途中，戚继光与俞大猷按辔徐行，一边谈起了御倭的方略。
这一年俞大猷已53岁，不仅曾是戚继光的前任，即当过宁波、台州参将，而且是一员智勇双全久经沙场的老将。
戚继光对俞大猷很尊敬，以老将军相称，他说：“老将军是末将的前辈，对于同倭寇作战，更是经验丰富，还望老将军多加指点，以期共同努力，早日荡平倭患。”
俞大猷为人正直，说话也干脆，他回答说：“戚将军，咱们都是军人，也不要讲什么客气话了。你的才能本领，我也早有所闻，谈不上什么指点。要说的话，我倒想听听，你对于今天这场战斗，有什么看法呢？”
戚继光叹了口气，摇头说：“部队纪律不行，还是得训练啊！”
对此，俞大猷也颇有同感，当即呼应说：“确实是这样，我早说过，浙江的兵额虽多，可是教练无法，终究无补于实用。”
“老将军认为练兵应着重在哪个方面呢？”
“练艺。”
“练武艺？”
“是的。教兵之法，练胆为先；练胆之法，习艺为先。”
戚继光反复念叨了几遍，说：“老将军言之有理。士兵上阵打仗，首先要讲一个勇字，不勇，见了敌人就逃跑，就溃退，还打什么仗！”
俞大猷接着说：“所以教兵之法，是应当练胆为先。胆又怎么练得大呢？”
“那就要反过来问：士兵为什么胆小？士兵胆小，绝大多数是怕打不过倭寇，丢了性命啊！”戚继光慨叹道。
“假如武艺高强，上了阵有必胜的信心，那胆子自然也就大了，正如俗话说的，艺高人胆大嘛！”
俞大猷说到这里，摸着胡子笑了。然后，他又补充道：“士兵是艺精则胆壮，部队呢！又因为士兵胆壮，战斗力也就强。”
“说得好，太好了，教兵先练胆，练胆先习艺；艺精则胆壮，胆壮则兵强。”
戚继光领会了俞大猷的意思，心里酝酿起了关于招收新兵加以训练的想法。
但是，因为戚继光的想法还没有成熟，所以转了个话题问：“练兵是增强我方军队战斗力的大事。那另一方面，同倭寇具体作战的战术，老将军可有什么高见？”
俞大猷想了一会儿说：“如果把我们自己的兵练好了，陆上战斗就足以打败倭寇，难的是水上的战斗，那就要设法造船了。”
戚继光想，对啊！上个月龙山所之战，最后倭寇是从水路跑掉的。这一次从龙山所追击倭寇直到雁门岭，不谈倭寇设埋伏明军溃退这件事，倭寇最后也还是从海上逃跑的。
明军光从陆上打击倭寇，实际上远没有真正掌握主动权。是应当造船，从水陆两方面御倭。
对于造船，戚继光十足是外行，于是问：“从末将任职以来两次战斗看，老将军说的造船，果然重要。但就不知该造些什么船，船又该怎么造？”
“水上的战斗，有海洋和内河的不同，海上之战，必须造楼船这样的大海船，内河之战，必须造三橹快船和鹰船。”
“为什么海上之战要造大海船呢？”
“其实海上作战的战术很简单，无非是大船胜小船，多船胜少船。假如把炮的对比也算上，那就加一句：大炮胜小炮，多炮胜少炮。”
俞大猷接着又说：“大海船最好的是福建福清出的楼船，也叫福船。福清当地的人造船很有本事，由官府在那里招募民工造船，比官府自己造船坚固得多。”
“这个我知道，嘉靖三十二年的普陀山之捷，福船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戚继光接着说。
“那内河之战，又为什么要造三橹快船和鹰船呢？”戚继光连连发问。
“因为大海船无法驶入内河，所以内河之战需要中小哨船。中小哨船可以收买民间的船只改制，也可以自己打造，那就是三橹快船和鹰船了。”
“老将军，这两种船有些什么不同？”
“三橹快船装有三条大橹，速度快疾，适用于追击倭寇；鹰船上装有较多的障蔽物，摇橹操桨的士兵都伏藏不露，适用于同倭寇作战。这两种船配合运用，倭寇在内河就无可逃生了！”
说着说着，走到一个三岔路口，两支部队该分道回营了，对俞大猷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戚继光，一再致礼道谢。
最后，两个人相约，今后在御倭的战场上，密切配合，协同作战，直到把倭寇消灭干净，万里海疆永保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