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喜欢争论，我喜欢辩论，我不希望任何人干坐在那儿，一味地附和我，那不是他们的工作。
——撒切尔夫人
年少时的平民生活
1925年10月13日，玛格丽特·希尔达·罗伯兹，也就是后来的撒切尔夫人，她出生在英国的格兰舍姆镇一个并不算富有的小业主家庭，她家世代都信仰基督教。
这个小镇始建于撒克逊时代，那还是丹麦人建设的一个地区中心。在12世纪期间，北大路开始改道，从镇中间穿过，从此，在地图上就标明了格兰舍姆小镇的位置。这个小镇，交通运输一直是它的主要行业。
在18世纪时，在小镇开凿了运河，从外地把煤、焦炭和石头等都运进了格兰舍姆小镇，同时也把玉米、面粉、麦芽、羊毛和牛奶等源源不断地运了出去，小镇从此有了可靠的经济收入。
但是，格兰舍姆小镇大规模的发展，那还是在1850年修建了铁路之后。铁路的运输带动了小镇大的发展。
在格兰舍姆镇上，最具有特点和最有意义的建筑，是那金碧辉煌的市政大厅，还有耸立在它前面的格兰舍姆最著名的儿子伊萨克·牛顿爵士的一座塑像。
玛格丽特在小的时候非常乖，每当阳光透过菩提树叶照进房间，她的妈妈、姐姐或者在店里干活的其他人，都不时过来搂抱她或者塞给她一块糖。
在格兰舍姆小镇，玛格丽特有生以来第一个清晰的记忆是关于交通的记忆。那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小玛格丽特坐在婴儿车里，大人推着她穿过小镇来到公园。她在路上看到了格兰舍姆镇的繁忙场面，那就是斑驳的色彩，穿梭般的车流，来往的人群，还有喧闹的嘈杂声，互相交织在一起。
这是一个快乐的记忆，有一种田园诗般的朦胧，使首次置身于外部世界的小玛格丽特产生了良好的感觉。
小玛格丽特的父亲罗伯兹世世代代都是北安普敦的鞋匠，当时那里是一个巨大的制鞋业中心。罗伯兹当初本想当老师的，但家里供不起他上学，于13岁辍学。他到欧德尔学校的食品店做工，这是一所不错的私立学校。
1913年，罗伯兹当上格兰舍姆一家食品店的经理。他当时一个星期挣14先令，12先令用于食宿、一先令积攒起来，剩下的一先令才用来零花。一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罗伯兹是一个赤诚的爱国者，他至少六次报名参军，每次都由于健康原因被拒绝。
罗伯兹来到格兰舍姆小镇四年后，在当地的卫理公会教堂认识了后来的妻子比阿德利丝·艾塞耳·斯蒂芬逊。她是一个裁缝，自己开了一家店。1917年，罗伯兹与比阿德利丝·艾塞耳·斯蒂芬逊在他们相识的那座教堂结婚。
比阿德利丝·艾塞耳·斯蒂芬逊很节俭，至1919年他们就能够利用抵押贷款在白帕娜特买下他们自己的店。他们的家就在店的楼上。
1925年10月13日，他们的第二个孩子玛格丽特就诞生在这里。然而，夫妻俩做梦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这个小女儿竟然成为叱咤风云的英国女首相。
后来，罗伯兹的经营又扩大了，店里请了3个店员，童年的小玛格丽特也会忙着帮助大人把茶、糖或饼干分装成一磅或两磅的小袋，以使顾客买这些食品时不耽误时间。
玛格丽特在柜台前忙着时，窗外不远处的通往北方的铁路上不时有列车隆隆驶过。她干起活来从未感到厌烦，经常觉得很快乐。她的家人都在勤奋工作，只要店里繁忙，她随时参与帮忙。
在房子的后部有一个凉爽房间，他们称作“老面包房”，那里挂着咸肉，需要剔骨，切成细片。整个房间里弥漫着香料、咖啡和熏肉的宜人香味。
住在商店的楼上，小玛格丽特可以比其他阶层的孩子们有更多的时间见到父母。无论是吃早饭时，还是吃午饭时，或者是下午喝茶或吃晚饭时，她都能见到父亲。
父亲对女儿非常关心和疼爱，全家人在一起和睦快乐，周末一起外出做礼拜、郊游、参加音乐会、举行家庭音乐会，有时父亲甚至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他们更多的时间是用来交谈。
在这个家庭里，父亲道德高尚，妈妈性情贤淑，他们恪守着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节俭、克制、爱国、富有责任感，他们把这个家操持得井井有条。
在这个家庭里，每个人在家里从不懒散。一方面是因为家人认识到懒散是罪过，另一方面是因为总有很多活要干。
小玛格丽特还向妈妈学习做家务。妈妈教玛格丽特熨烫男衬衫，还教她不损害刺绣的熨烫方法。
妈妈在火上把大而扁平的熨斗烧热，并告诉玛格丽特一个秘密：在熨斗上涂大约6便士硬币那么大小的一块蜡，这样烫出的亚麻制品特别光亮。
玛格丽特在白帕娜特的家不仅每天打扫，而且每年春季进行大扫除，为的是把平时打扫不到的死角打扫干净。她还能把地毯吊起来抽打。
妈妈从拍卖行买来的红木家具质量很好，她和妈妈用温水和醋质混合液刷洗，然后上光。
玛格丽特童年生活清淡艰苦，家里没有洗澡间、自来热水和室内厕所，她也没有值钱的玩具、服装。这并不是罗伯兹没有钱，而是他执意为女儿养成一种节俭朴素、拼搏向上的习惯。
她们家从不浪费东西，什么都量入为出。一般来说，对一个家庭的最过分的挖苦莫过于说这一家子太“小气和吝啬”了，他们却从不以为耻，还因此而自豪。
战时的艰苦对她家来说并未有太大影响，甚至能节省出来一些食物，并将它们分送给孤寡老人或病人。他们听收音机时记下节约型的菜谱，如“伍顿爵士土豆饼”，这是以战时的粮食部长命名的一道节约型的菜。
她父亲不仅参加教会发起的募捐，而且还常作为市议员或以个人名义参加募捐。而她最喜欢参加的是圣诞儿童食品救助团募捐，为生活困难的孩子募捐。
妈妈是一位出色的家庭厨师，而且很有条理。妈妈一周烤两次面包，还烤制馅饼、蛋糕等糕点。她的家制面包颇有名气，她的姜汁面包也一样享有美名。
妈妈是个专业裁缝，玛格丽特穿的大部分衣服是她缝制的。那时有两种很好的衣服式样，一种叫新款，一种叫巴特里克。
在格兰舍姆和诺丁汉的减价市场上可以用便宜的价格买到质量很好的布料。所以家里人的衣服花钱不多，质地不错，且款式时髦。
玛格丽特的空闲时间比其他孩子要少，但她喜欢独自一人长时间散步。
玛格丽特喜欢乡间的美景并在其中陶醉于自我思考。有时她沿曼索普路走到镇子外边去，然后走到镇的北部，从北大路回来。有时漫步走上霍尔山，到那里采集野蔷薇或黑莓。
如遇下雪，那里还可以滑雪橇。
彰显与众不同的个性
玛格丽特出生在一个讲求实际、严肃认真、宗教气氛浓厚的家庭，她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
卫理公会教堂是罗伯兹一家生活的中心，每个星期天11时，全家去教堂做礼拜。在此之前，玛格丽特要去学校，为唱圣歌的小孩子伴奏钢琴。
父亲罗伯兹在格兰舍姆及其附近还是一个担任传教的居士，经常有人请他去传教。罗伯兹的传教很有感召力，知识性很强。他传教时经常用一种说教的语调，表现出一种对幸福的虔诚。
罗伯兹对玛格丽特的影响至深。女儿很小的时候，罗伯兹就谆谆告诫她千万不要盲目迎合他人。
小玛格丽特觉得活动太多了，有几次曾设法逃脱。有一天，她回家鼓起勇气跟充满威严感的父亲说：“爸爸，我也想去玩。”
罗伯兹脸色一沉，说：“你必须有自己的主见！不能因为你的朋友在做某件事情，你就也得去。你要自己决定你该怎么办，不要随波逐流。”
见孩子不说话，罗伯兹缓和了语气，继续劝导玛格丽特：“孩子，不是爸爸限制你的自由。而是你应该要有自己的判断力，有自己的思想。现在是你学习知识的大好时光，如果你想和一般人一样，沉迷于游乐，那样一定会一事无成。我相信你有自己的判断力，你自己做决定吧。”
听罢父亲的话，小玛格丽特再也不吱声了。父亲的一席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她想：是啊，为什么我要学别人呢？我有很多自己的事要做呢，刚买回来的书我还没看完呢。
父亲深明道理，因此玛格丽特对他言听计从。父亲嗜书如命，不断追求知识，这一品格传导到了女儿身上。他为弥补没有儿子的遗憾，努力将女儿塑造成一位“领头而不从众”的女性。
罗伯兹经常教育女儿要有自己的理想，特立独行、与众不同最能显示一个人的个性，随波逐流只能使个性的光辉淹没在芸芸众生之中。不管当时她的感受如何，但是在长大后的她看来，这种情操正如对她父亲一样对她也起了非常好的作用。
罗伯兹教育女儿“与众不同”不是负担而是财富，这是值得赞赏的品格。这种早年的教育成为玛格丽特以后发挥作用的因素，她那时面临的是从未曾被女人统治过的男人的世界，她必须在新的“不同的”环境中行事，这是一个女人必须在男人主宰的世界里学会生存的陌生领地。
由于父亲的缘故，玛格丽特整个青少年时期都生活在地方一级的政治边缘上。罗伯兹先生的小店不仅是经济交往的场所，而且成了商会中热心政治的小商人聚集的地方。
玛格丽特的父辈们还常在她家讨论时政、国际大事和探讨自由经济。罗伯兹就有意与女儿就各种问题进行辩论，以造就她拥有机智沉着、语言丰富、充满感染力和穿透力的雄辩艺术。
11岁时，玛格丽特进入凯斯蒂女子学校。在凯斯蒂辩论俱乐部的辩论会上，她以思维敏捷、观点独到、讲话准确、气势磅礴而使同学们甘拜下风。
玛格丽特所在的学校经常请人来校演讲，每次演讲结束，她总是第一个站起来大胆提问。不管她的问题是比较幼稚，还是比较尖锐，她总是充满好奇地脱口而出，而其他的女孩子则往往怯生生地不敢开口，她们只能面面相觑或抬眼望着天花板。
回家后，玛格丽特向父亲汇报学校的情况时，父亲总是鼓励她：“孩子，你有这样的信心，我真为你感到骄傲。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出色的辩论家。”父亲的不断鼓励使玛格丽特对自己的口才充满了自信。
玛格丽特是学校辩论俱乐部的成员，演讲从不怯场。但老实说当时玛格丽特的演讲技巧一点也不高超，用她同学的话说是根本不能振奋人心，这自然不受同学欢迎。玛格丽特却毫不顾忌，一有机会就上台演讲，而且滔滔不绝。
有一次，因为她讲的内容大家不感兴趣，而且她又讲了很长时间，那时尽管台下时有嘘声，讽刺嘲笑随之而起，玛格丽特自信好强的个性却使她根本不把这些放在眼里，依然毫不脸红地演讲下去。甚至到后来，听她演讲的人都跑光了，她却仍然坦然地把自己想讲的话讲完才停止。很多同学对她这种突出个性不理解，但她对别人的议论也毫不在意，一直维持着独立自信、我行我素的个性。
当时她对希特勒的行径也有自己的认识。她们家附近有一家卖鱼片的店，她经常去买全家星期五的晚饭，在那里排队的人常常组成一个很好的论坛。有一次辩论的题目是希特勒。
有一个人说，希特勒至少使德国人有了一些体面，而且使火车正点了。她激烈地反对这种观点，因此一些大人对她的看法感到非常震惊，而且无疑的还有些恼怒。开店的女老板笑着说：“哦，她总是不停地辩论。”
广泛涉猎各科知识
玛格丽特4岁的时候，父亲进入了市议会，从小商人变成了政府官员，从此进入了仕途，后来还做了格兰舍姆市的市长。父亲从小就辍学，但他一直很喜欢读书，玛格丽特十来岁时经常替父亲跑图书馆，替他取书、还书，家里的杂务也经常由她和比她大4岁的姐姐承担。
父亲非常重视孩子们的教育，玛格丽特除了上学外，还要上补习班。从5岁起，父亲就让她学习钢琴，教她的老师很好，妈妈也会弹钢琴，所以，玛格丽特进步很快，后来在当地的音乐会上还得过几次奖。
玛格丽特学琴用的钢琴是她的叔叔约翰·罗伯兹在北安普敦制作的。叔叔还制作教堂用的风琴。玛格丽特10岁时去看望叔叔，叔叔在花园的一个谷仓式的建筑物里制作了两台钢琴。叔叔让玛格丽特用其中的一台演奏，这让她感到特别高兴。
那时，玛格丽特一家每到晚上就在家里开音乐会，玛格丽特弹钢琴，父亲有很好的男低音，他和也是低音的妈妈及朋友们唱一些他们喜欢的老歌，如《圣城》、《失去的琴弦》，以及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等人的作品。
11岁时，玛格丽特离开亨廷拖耳路小学后，到凯斯蒂温和格兰舍姆女子学校读书。她中午回家吃午饭，比在学校用餐节省些。每天来回走五六公里路。这个学校的校服颜色是海军蓝，所以人们称这里的学生为“穿蓝校服的女生”。
在这个学校对玛格丽特影响最大的是化学老师，以至于后来玛格丽特决定专修化学。当时，至少在女校中，攻读自然科学的女生也并不多见。
一些关于科学突破的报道助长了玛格丽特对自然科学的天生爱好，如原子的裂变、关于塑料的研究开发。玛格丽特清楚地意识到，一个崭新的科学世界正在展现。
玛格丽特想成为其中的一员。而且她知道，她必须自己谋生，看来从事自然科学是一条充满信心的道路。
玛格丽特的父亲要玛格丽特抓住每一个受教育的机会。他们一起去诺丁汉大学听关于当前国际事务的课外讲座。这类讲座在格兰舍姆经常举行。讲完课后有一段活泼生动的提问时间，有很多人参加。
“二战”期间，卡姆登学校的女生撤退到格兰舍姆后，学校实行倒班制，因此周末需要加班，但要按照宗教的要求做。
玛格丽特的父亲经常与玛格丽特讨论女儿在学校读过的东西。有一次，他发现玛格丽特不懂沃尔特·惠特曼的诗，这一点很快得到补救。父亲还鼓励玛格丽特读一些古典作品，如布朗特姐妹、简·奥斯汀，当然还有狄更斯的作品。
玛格丽特15岁时，父亲当上了市长，还兼任地方治安官。所以，玛格丽特假日时常跟随父亲去法院，有时还旁听法庭审理形形色色的案件。礼拜天，父亲则要带玛格丽特去听布道，这些活动都对玛格丽特产生了很大影响。
宗教生活不仅是一种社交活动，而且还是一种富有启发性的知识活动。传教士们具有强烈的个性和鲜明的观点。
公理会牧师蔡尔德经常应邀到格兰舍姆布道。玛格丽特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他在当时曾透彻地说明了一个颇为先进的思想：不管父亲还是妈妈有什么罪过，都不应该使他们的子女受到牵连。
玛格丽特记得他谴责了法利赛派。该派把非婚生育的孩子视为“非法”。镇上的人都知道，有些孩子没有父亲。听了蔡尔德牧师的布道后，玛格丽特为另眼看待这些孩子感到内疚。
除此之外，格兰舍姆的电影院，也给玛格丽特的少年生活增加了无限的乐趣。而且幸运的是，玛格丽特的一位名叫坎贝尔的顾客拥有三家电影院，他们经常邀请玛格丽特去他们那里听留声机。
玛格丽特在坎贝尔家认识了他们的女儿朱迪，她后来成为著名演员，与诺埃尔·科沃德搭档演了战时喜剧《笑逐颜开》，这个喜剧使夜莺在伯科利广场歌唱成为名曲。
由于玛格丽特认识坎贝尔一家，玛格丽特的父母比较容易接受电影院这个事物。只要玛格丽特去看好电影，父亲就十分支持。
在平常日子里，看电影或戏剧的伙伴都是玛格丽特的同龄人。一般每周有一个新电影，但有些电影索然无味，放映不了6天，就从星期四开始放映一个新电影。有些人接着看第二个电影。
在当时，正是好莱坞的黄金时代，玛格丽特已经接触了好莱坞的梦幻世界。花9个便士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电影院里先看新片预告，再看伴以活泼逗趣解说的英国有声电影新闻。随后是公众教育性的短片，如《犯罪没有收益》等，最后才是真正的大片。
玛格丽特后来常常想，自己出生在1925年而不是早20年的世纪初是多么幸运啊。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生活在英格兰小镇的女孩不可能有机会接触到这么广泛的戏剧演出。
格兰舍姆是个小镇，但每当看电影时，玛格丽特就仿佛在充满梦幻般的想象王国中漫游，她决心有朝一日要到现实世界中去周游。
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已经很少参加此类活动，因为她要准备紧张的入学考试，她的目标是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
热切关注和了解时事
有一天，玛格丽特的父亲买回了一台菲利浦牌收音机，玛格丽特听说这个消息，激动地从学校跑回家，当她听到从里面发出的各种声音，感觉特别兴奋。因为自此之后，她的生活节奏就不再是扶轮社、教堂和商店，而且还能听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
收音机为玛格丽特打开了一个奇特的世界。当时，玛格丽特对20世纪30年代政治世界的了解不够深入，但通过收音机，有些事情还是留在了她的记忆中。例如大萧条的年代，这是由于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的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经济灾难。
这次灾难对格兰舍姆影响较小，但对附近的农业地区影响较重，而北部重工业地区的城镇受影响更大。
对于那些处于落后地区的国家和大陆，玛格丽特曾经充满浪漫的幻想，幻想英国人能够带给他们什么好处。玛格丽特曾怀着好奇的心情，倾听一个卫理公会的牧师讲述的故事。牧师说他在中美洲的一个部落工作，那里非常落后，他们没有文字书写他们的语言，他为他们创造了文字。
后来，玛格丽特认真地考虑过去印度当文官。在她看来，印度帝国是英国的最大附属国。当她与父亲讨论这个问题时，父亲说：“当你真的参加印度文官队伍时，也许印度的文官制度已不复存在。”
后来的事实表明，父亲的话很有预见性。
任何人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记忆，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后来事件的深刻影响，儿童的记忆也是如此。玛格丽特记得父母对国民联合政府的软弱表示不安，因为当1935年阿比西尼亚遭到意大利入侵时，国民联合政府没有给予应有的支援。
在英对德宣战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玛格丽特只知道自己对希特勒的看法。在电影院观看新闻短片时，她对褐衫党集会时那种大摇大摆的样子感到非常厌恶，而且很不理解。玛格丽特在大量阅读中，还了解到许多有关纳粹政权所做的野蛮和荒谬的事情。
家里的阁楼里有一大批杂志，其中有一些关于大战的著名照片，一队英国士兵被芥子气毒瞎了眼睛，他们正在走向治疗站，每个人都把手搭在前边人的肩上，由前边的人领路。
早在1938年9月，也就是签订《慕尼黑协定》时，妈妈和玛格丽特就买了很多为防空遮窗用的布料。一有空袭，家里人就爬到桌子底下躲避，等警报解除的信号响起后再爬出来。有一次，玛格丽特正和朋友们戴着防毒面具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有人高喊德国飞机来了，他们立即飞奔到一棵大树底下躲避。
1941年1月，格兰舍姆镇遭到轰炸之后，玛格丽特问父亲能不能去看看爆炸造成的破坏情况，可父亲不让她去。在那次空袭中，有22人被炸死。
实际上，格兰舍姆当时起的作用比玛格丽特知道的要重要得多。隶属于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的轰炸机第五部队就驻扎在这里，而很多轰炸德国的计划就是在哈罗比大路旁的一幢大房子里制订出来的。军官们就在埃尔默街的埃尔姆餐厅里吃饭，玛格丽特上学时经常路过这里。
早在1937年6月，纳粹德国就拟订了代号为“绿色方案”的侵捷计划。1938年9月29日，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同达拉第、希特勒、墨索里尼一起，在慕尼黑举行英、法、德、意四国首脑会议。协定使捷克斯洛伐克丧失了主权，加强了纳粹德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助长了德、日、意法西斯的侵略气焰。
战争阴云布满欧洲上空。玛格丽特的父亲投入大量精力组织镇上的防空，以至于他没有时间干其他事了。事实表明，玛格丽特的家庭本来就是一个热心政治的家庭。尽管这里边蕴涵着严肃的义务感，政治也是乐趣。
玛格丽特当时还小，不能为父亲竞选市议员做宣传。但是她得到一项工作，就是折叠那些鲜红的宣传保守党候选人维克托·沃伦德爵士的传单。传单上的红颜色染到玛格丽特的湿润的手指上，有人说“那是沃伦德夫人的口红”。
选举那天，玛格丽特的重要任务是在保守党委员会办公室和投票站、也就是她所在的学校之间来回传递投票情况的信息。
玛格丽特当时不理解关于重整军备和国民联合政府问题的争论。后来，当她十几岁时，她经常与其他保守党人激烈争论，鲍德温在竞选中是否误导了选民，人们普遍认为他没有告诉选民国家面临的危险。
事实上，要不是国民联合政府在那次选举中重新当选执政，就根本谈不上重振军备应该更快一些的可能性；如果工党上台，很可能会做得更差。国民联合政府也根本不可能阻止大战的爆发。
战争还是很快降临到英国人的头上。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9月3日星期天上午11时，按照英国的最后通牒，德国人应该撤兵。
玛格丽特守在收音机旁翘首以待，但希特勒拒绝撤兵。这是玛格丽特记忆中自己青年时期唯一没有去教堂的一个星期天。内维尔·张伯伦从唐宁街10号的内阁办公室现场播出命运攸关的讲话。
他告诉人们：战争开始了。
此后的一个傍晚，玛格丽特与父亲一起散步，她问父亲：“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战争呢？”
父亲忧虑地说：“战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结束，怎么结束，但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我们一定会胜利。”
1941年10月，正当玛格丽特为进入萨默维尔学院努力时，突然意外地收到一封电报，萨默维尔学院说由于有一位新生没有去注册，可以给她提供一个位子。
父亲罗伯兹大力支持玛格丽特的理想，他为此专门给她请了拉丁语教师。玛格丽特的学习异常刻苦，她通过死记硬背，成功地在几个月内学完了五年的拉丁语课程，终于拿到了打开牛津大门的钥匙。
在牛津大学埋头苦读的乐趣
1943年，罗伯兹先生将18岁的小女儿玛格丽特送到牛津大学读书。玛格丽特是罗伯兹家族里第一个上牛津、剑桥的人。
牛津是与剑桥齐名的高等学府，牛津也是培养政治家和优秀人才的摇篮。英国历史上50位内阁首相就有24位毕业于牛津大学。
玛格丽特是在隆冬的严寒中到萨默维尔去参加牛津入学考试的。在第一个学期的生活开始之前，玛格丽特对前去就读的学院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对整所大学的全貌更谈不上什么了解。她来到萨默维尔，开始了第一学期的生活，很想家，对新环境了解不多。
萨默维尔常会使人感到震惊。对于它的外观，最好的评语大概只能说是朴实了，很多不太好奇的人虽然从那里过路，也许不知道那里就是萨默维尔学院。但谁能想到，院子里边竟是一大片碧绿的草地，四周的房子相对而立，掩映成趣。
战争对大学生活的影响很大，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对于玛格丽特这些只有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来说，年龄上只要长一岁，无论在观点还是在成熟程度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差异。
牛津和萨默维尔虽未直接受到战争影响，却都深深地打上了战争的烙印。尽管附近的考利有一家发动机厂，后来又成为一个飞机修理中心，但不知为什么，牛津从未遭到过轰炸。
不过像其他地方一样，整个镇子和学校都实行了灯火管制，而且受到战时物资匮乏的种种影响，配给学生的东西多数直接发放到学院。
在头两年里，玛格丽特住在学校里，又从格兰舍姆带回一只旧扶手椅，这些东西多多少少让她感到那些房间是属于自己的。在第三年和第四年，玛格丽特和两个朋友合住在华尔顿街。
玛格丽特很少应邀出去吃饭，但还是感到食堂的伙食平淡无味。有时她会拿剩下的一点餐券买些果酱和其他东西。她不再往茶水里加糖了，正是这种简朴的生活，为她的健康和体型带来的一个小小的好处。此外，使用热水也都有严格的限制，例如规定浴缸里的水不得超过五英寸。
玛格丽特是罗伯兹家族里第一个上牛津剑桥的人。尽管她的父母不露声色，但她知道他们为自己能上牛津深感自豪。
入学前，玛格丽特对牛津大学的了解远不及同龄人。但玛格丽特认为牛津就是最好的，如果自己真想有所作为，那么牛津就应是自己始终如一的追求，没有必要降格以求。本地的一所诺丁汉大学也是出色的学校，而且它的理科专业相当不错，但玛格丽特从不为它所动。
牛津大学对玛格丽特还有一种吸引力，那就是它的学院制度。牛津大学由若干学院组成，但大学也有一些中心机构，比如博德林图书馆。
那时大学生的生活主要在学院内，其次是其他一些机构，比如教堂和社团，而这些机构又有它们自己的天地。与其他专业的学生不同，作为一名理科生，玛格丽特的日常活动自然更多地穿梭于学院的众多机构和设施中间，比如化学实验室。
从1944年开始，牛津的气氛随着因伤病退役的军人的归来再次发生了变化，他们或是来完成一个缩短的战时学位，或是开始一个完整的学位。这些军人有太多的经历，在校的学生对此望尘莫及。
起初，玛格丽特是自我封闭的。在这种全新的环境里，玛格丽特感到羞怯和无所适从。她依然坚持在格兰舍姆的习惯，独自长时间散步，环绕基督教堂草坪，穿越大学公园，沿着查韦尔河或泰晤士河而行，享受独处的乐趣，陶醉于万般思绪之中。不久，她便开始能够体味牛津的生活乐趣了。
玛格丽特在牛津的头几年恰逢战争接近尾声，随着战争结束和军人复员，牛津成了一个各种观点和经验的交汇地，这让玛格丽特受益匪浅。
牛津娱乐活动的节奏加快了，8浆划船比赛又恢复了，玛格丽特去河边观看过比赛。
玛格丽特第一次去跳舞，有时甚至喝一点儿酒，第一次抽了香烟，尽管不怎么喜欢，虽然她知道如果坚持吸下去的话就会品出味道来的。玛格丽特决定不吸烟，把钱省下来每天买《泰晤士报》。
她在老剧场和新剧场观看契诃夫和莎士比亚的戏剧。她还观看过一部精彩的牛津大学戏剧社的演出，是在学院花园上演的，由牛津当时的时髦人物肯尼斯·泰南主演。
玛格丽特的牛津生涯本来可以更丰富多彩些，但她手头不富有，而且若不是她的导师、总是乐于帮忙的化学家多萝西·霍奇金向学校建议，使她得到一点奖学金，不然的话她将入不敷出。玛格丽特还得到一些教育基金的帮助。
如果当时玛格丽特愿意承担一些教学任务的话，她会从这些机构中获得一笔额外的收入。但她知道自己并没有从教的天赋，她确信好的老师需要有一种天赋，而大多数人根本不具备这种素质。
来到牛津的玛格丽特埋头学习。在第三学年里，她与另一位同伴合作写的论文获得了基可尔笛论文奖。这是一项标志着一定学术水准的论文奖，非一般学子所能攀及，因而也就没有人敢于蔑视得主。
多萝西·霍奇金致力于调光晶体学的研究，这又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拥有这样一位有才华的科学家和天才的教师，对学院来说是一件幸事。
霍奇金夫人是皇家学会的会员，后来为第一种抗菌素盘尼西林分子结构的发现作出了决定性贡献，为此她获得了1964年的诺贝尔奖。
在玛格丽特大学生活的第四年和最后一年，由多萝西·霍奇金指导，玛格丽特与一位德国流亡者格哈德·施密特一起研究简单的蛋白质短杆菌肽B，这是修完第二部分化学课程所必需的研究项目。
宗教在玛格丽特的牛津生活中也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很多年轻人进入大学后，一方面由于接触了无神论，一方面可能出于不太好的原因，从而失去了他们的信仰，这种故事非常多见。但玛格丽特却从未感到过类似的危机。
卫理公会在信仰方面给了玛格丽特一只稳固的船锚，当然，还让她有了很多社会关系和朋友，这些人都有着与她相同的世界观。
星期天，玛格丽特通常会去卫斯理纪念教堂做礼拜。像格兰舍姆小镇一样，那里有一种既温暖、冷静而又令人感到快乐的社会生活氛围。初来乍到，身处一个多少有些陌生的环境，这种氛围更让玛格丽特觉得亲切和值得珍惜。
这所教堂里有个非常活跃的学生联谊会，星期天晚做礼拜之后，通常会在牧师家里举办一个大型的咖啡晚会，同时也会就宗教或者其他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偶尔玛格丽特也会去牛津大学的圣母玛丽亚教堂，听一场别有趣味的布道。有时，玛格丽特也去学院的小礼拜堂，如果听说是海伦·达比希尔小姐布道，她就一定会去的。
在宇宙俱乐部和科学俱乐部，玛格丽特也遇到过其他崭露头角的年轻科学家，听过很多知名科学家的讲座。其中包括伯纳尔，他的政治观点与当时很多科学家一样相近。但是他们从未幻想过把他们的政治观点带入师生关系之中。
热衷于校园政治活动
牛津大学是培养天才的摇篮。来到牛津大学之后，玛格丽特在参加政治活动的过程中，也认识了一些朋友。这使她的眼界大开，接触到格兰舍姆不可能接触到的政治活动。
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打了两三年。战争的烟火弥漫着整个伦敦的上空，学院到处是反对纳粹的呼声。玛格丽特没有置身于政治之外而静心地钻进象牙之塔，相反却非常活跃地加入了保守党协会的活动。这与她父亲的生活方式、思想作风和保守主义倾向有很大的关系。
在牛津大学，很少有人像玛格丽特那样把自己的一半时间花费在协会工作上。由于她的献身精神、出色的工作和非凡的组织才能与雄辩的口才，到了第三学年，她就成为牛津保守党协会的主席，并直至大学毕业。
这和当时牛津大学尚将女子排斥于牛津联合会的时代极不吻合，而且是牛津历史上的头一回。这并非牛津的才子们甘拜下风，而是协会里事实上无人能胜过玛格丽特的必然结果。
保守党的很多重要人物常常去牛津的协会讲演，讲演前玛格丽特总是以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主席的身份在饭店宴请他们。
那时，尽管玛格丽特才20岁出头，但她常常以极其自信的外貌和纯然坦荡的方式来接待她的上司们。
在宴会中，她总是抓住时机恰如其分地在自己扮演的角色中淋漓尽致地施展自己的才能，并善于控制和掩饰自己所有的感情。
由于玛格丽特在牛津大学的名声，1945年大选前夕，格兰舍姆保守党候选人乔治·沃兹专门写信给玛格丽特，特邀她利用暑假回去作为他的代理人参加竞选。玛格丽特出色地完成了代理人的任务。
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学生对国家的主要贡献莫过于刻苦学习，获取知识，而不是想入非非，得陇望蜀。但玛格丽特还是想尽量多做一些实事。
每周一两个晚上，她去卡法克斯的军队食堂服务。来自附近的福德基地的英国士兵和美国航空兵是军队食堂的常客。
玛格丽特在最后一学年认识了威廉·利斯·摩格。他早年就已成为《泰晤士报》的知名编辑。
玛格丽特同威廉的关系始终不如同爱德华那么密切，这个人让人觉得他拘谨的外表下透出某种坚毅，似乎生来就属于高层次。
闻名遐迩的自由党人罗宾·戴同爱德华是牛津学生会的头面人物。玛格丽特和他后来在同一个律师事务所工作过。
另外一位明星人物是托尼·本。那时他仍然使用他的全名尊称：尊贵的安东尼·韦奇伍德·本。玛格丽特和他的意见总是相左，但他辩论时总是彬彬有礼，言辞有力。他是个爱国者，随着社会主义越来越落后于时代，他居然变得很传统了。
不过他与玛格丽特共同的宗教根源使他们之间存在一定的互谅。托尼当选学生会主席时，玛格丽特还应邀去参加了庆祝会。托尼严守新教教规，庆祝会没有准备任何酒。
玛格丽特作为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的一名干事，自然而然地参与了1945年的大选活动。在牛津，她忙于牛津市下院议员昆廷·郝格的竞选活动。
像牛津大学保守党学生会的很多成员一样，玛格丽特听了保守党中央总部的斯特拉·盖特豪斯夫人讲的关于公众讲演的课。她强调表达要简明，尽可能少用专业术语。
其实在选举会议上，当你从来不知道候选人到达之前你要发言多长时间的时候，有时喋喋不休是很有用的。
但是，对玛格丽特个人来讲，最有价值的经历还是当一个富有幽默感但又挑剔的听众提问时，这时她不得不独立思考答案。
有一次，一位老人在一次这样的会议上给玛格丽特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很长时间里影响了玛格丽特对福利问题的看法。
老人问道：“就因为我节省了一点自己的钱，就不给我‘援助’。如果我把钱都花光，他们就会帮助我了。”
对于一个新福利国家，这是一个早期警告。这个警告不久就要摆在政治家的面前。
保守党支持的候选人失败了，玛格丽特感到很震惊也很难过。她回到格兰舍姆“电影院”，在屏幕上看到更多的结果显示出来，情况并没有好转。这使玛格丽特感到痛苦和迷惑。
1946年3月，玛格丽特成为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的司库，同月晚些时候作为牛津大学代表之一，出席了在伦敦的沃尔多夫饭店举行的保守党大学生联合会的会议。这是玛格丽特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她非常高兴。
玛格丽特讲话支持更多的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士参与大学的保守党政治活动，她感到人们有必要丢弃那些令人感到沉闷的、谨小慎微的保守党观念。
她说：“我们都听到了关于这个时代是普通人的时代的论调——但是请不要忘记也需要非同寻常的人。”玛格丽特想或许本来还可以加上“妇女”两字。
1946年10月，玛格丽特当选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主席，成为第三位担任该职位的妇女。那年夏天，玛格丽特通过了期末考试，并开始了四年级的争取化学学士学位的研究工作，因此，她有较多的时间参加政治活动。
玛格丽特平生第一次出席了那年在布莱克普尔市召开的保守党年会。她立即被吸收入党。
在格兰舍姆和牛津，成为一名保守党员令人感到不同寻常。而现在玛格丽特突然置身于有着与自己同样的信仰，和对谈论政治有着永不枯竭的热情的数以百计的人们中间，心中感到万分激动。
1945年8月6日，玛格丽特从广播新闻中得知美国在广岛投了一颗原子弹。在此之前，人们知道自己正处在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突破的前夕。
玛格丽特自己的学习专业以及与科学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有关的问题，对她产生的吸引力，这也许意味着她比大多数人更知道原子弹制造可能导致的事态发展。
玛格丽特曾在美国出版的《用于军事目的的原子能》一书中，看到非常充分的阐述。然而，尽管它可能是些老生常谈，可她一听到关于日本广岛的最初报告，就立刻意识到随着原子弹的出现这个世界就变样了。
玛格丽特当天晚上在由布莱克普尔乘火车回家的路上对此事进行反思，后来又看到有关的大规模毁灭的报道和照片。
然而这些都未使玛格丽特对使用原子弹决策的正确性产生怀疑。她认为使用原子弹的决策基本上是正当合理的。这主要是因为如果由盟军袭击攻占日本本土，就不可避免地要带来人员的伤亡损失。
1945年，玛格丽特毕业于英国著名的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学习成绩优异，获化学学士学位。
在从牛津毕业之际，玛格丽特对大千世界、尤其是政治方面的情况已知之较多。
玛格丽特的性格依然如故，信仰也一如既往。但她更明了如何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及他人的雄心和意见。简言之，玛格丽特长大了，她找到了自己此生真正想要去做的事情。
在大学生活即将结束之前，玛格丽特回距格兰舍姆16公里的小村考比格伦参加了一场舞会。散场后，她同一些朋友在自己住处的厨房里喝咖啡，品尝三明治。像通常一样，玛格丽特谈起了政治。
玛格丽特所谈的某些内容，或者说是谈论时的方式，引起一位男士发问道：“你真正希望成为一名议员，不是吗？”
“对，那正是我想要做的。”玛格丽特几乎不假思索就作出了回答。她以前还从未这样说过。
如果说进入牛津大学是一个惊喜，那么离开牛津大学就是另外一种震惊了。在牛津，玛格丽特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她乐此不疲地在化学领域里探索，热衷于校园政治。可是要告别这一切的时候。还真是一种痛苦。
咖啡座谈的这天晚上，玛格丽特思绪万千，难以入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