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史学著作中，有两部堪称“史学双璧”的不朽史书，如同突兀的双峰，并峙于历史峻岭之中大放光彩，它们一部是司马迁的《史记》，另一部就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晚清名臣曾国藩评价《资治通鉴》说“窃以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之《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资治通鉴》成书九百余年来，仍历久弥新，长盛不衰，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照耀后世，为世人赞扬推崇。

《资治通鉴》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主持编撰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史学巨著，由宋神宗取意“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亲赐名。《资治通鉴》全书卷帙浩繁，分为294卷，洋洋洒洒三百多万字，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前后跨越1362年。书中描绘了战国至五代时期的历史发展脉络，探讨了秦、汉、晋、隋、唐等统一的王朝和战国七雄、魏蜀吴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几十个政权的盛衰之由，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生动地描述了帝王将相们为政治国、待人处世之道以及他们在历史旋涡中的生死悲欢之事。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他自幼爱好历史，出仕为官以后，仍读史不倦，治史不懈。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撰成一部战国至秦共八卷本的编年史，名为《通志》，进呈宋英宗，英宗命其设局续修。此后，司马光无论在政治上如何进退沉浮，书局一直随身而设。1067年神宗即位，开经筵，司马光进读《通志》，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命名为《资治通鉴》。王安石行新政时，司马光极力反对，于熙宁三年（1070年）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次年退居洛阳，专心编撰《资治通鉴》，至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从治平三年开局，前后共用了19年的时间。

《资治通鉴》在编撰的过程中，所参考的史料除十七史以外，征引杂史诸书达320余种，选取其中的精华而成一家之言。中国古代学者王充对古今关系有过这样精辟的见解：“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读史的最终目的无非知古通今，以期古为今用。《资治通鉴》就是这样一部史书。它通过翔实的历史记载，阐述了历史经验对于封建社会政治统治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资治通鉴》所提供的历史教训，是以往任何一部史书都不可比拟的，对于后来历代的统治阶级都发挥了较大的指导作用。

《资治通鉴》内容思想博大精深，通古今之变，兼收并蓄，拾遗补缺，自成书以来受到中国古代历朝统治者的青睐和赞誉，成为他们常看不厌、常看常新的案头必备的治政为人的教材。“马上皇帝”元世祖忽必烈非常重视《资治通鉴》，专请儒士为他讲解其中的治国之道，用蒙古语言写了《通鉴节要》作为教材。明太祖朱元璋更是对此书倍加推崇，他每天清晨早起研读《资治通鉴》，认为“习闻明知古代帝王之道，身体力行《通鉴》原则”，并常常以此训诫左右大臣。清圣祖康熙对《资治通鉴》更是达到了痴迷程度，经常翻阅，认为《资治通鉴》“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

《资治通鉴》以时间为叙事线索，浩繁并且琐碎，对于今天的普通读者来说，阅读起来已显吃力。为了帮助读者更加轻松地领悟《资治通鉴》一书的精华，我们精心编撰了这本《资治通鉴全鉴》。在书中，我们依照《资治通鉴》原典的时间顺序，将其中最具代表性且最精彩的篇章辑录成书，并在每一段原典之后做了简要的解读，力求更加真实、全面地将中国历史的丰富与精彩呈现在读者面前，帮助读者从全新的角度考察历史、感受历史、思考历史，进而开阔视野，增长知识。

解译者

201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