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员首先应该关心的是思想,而不是物质实体。但又由于物质实体通常体现和代表概念,这两者就很容易混淆。图书馆学涉及所有学科,但又以其知识性和专业性立于所有学科之中。图书馆学理论,随着它的发展,定将包括所有形式的人类活动,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这不仅因为图书馆书架上保存着人类经历的记载,而且还因为这些保存物体现着和能够满足所有人类生活的需要。——杰西·谢拉
杰西·H谢拉(Jesse Hauk Shera,1903—1982),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先后在几所大学图书馆学院任教。他是美国图书馆学“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提出过“社会认识论”的思想。著作有《图书馆学引论》等15种,发表论文203篇,是一位多产学者。二图书馆学的基本内容有哪些既然图书馆学应该建立“客观知识→知识集合→知识受众”这样一个研究范畴,那么下面就对这三个部分的研究内容稍作展开予以介绍。以往图书馆学的重心只有一个——图书馆,现在则有了三个——客观知识、知识集合、知识受众。而且事实上,这三个部分的内容也是传统图书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比如对文献、图书馆、读者的研究,似乎一直是图书馆学者们关注的“永恒”主题。只不过近代图书馆学把文献、读者的研究束缚在了图书馆之内。我将文献、读者从图书馆中拉出来,与图书馆形成“三足鼎立”,在此基础上又做了向外延伸,希望图书馆学在研究“文献”时要延伸到“客观知识”中去,研究“图书馆”时要延伸到“知识集合”中去,研究“读者”时要延伸到“知识受众”中去。图书馆学是一棵知识树,它的几枝粗壮树枝应该不断昂扬向上生长。
2.1从文献到客观知识
当我们把图书馆看作是知识集合时,知识集合是怎么形成的?它的元素由什么组成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必须研究的问题。图书馆因收藏图书而得名,但近代以来,报刊杂志的涌现并呈几何级的增长,使合订本报纸、杂志也渐渐成为图书馆馆藏的要宗,用“图书”来概括馆藏已经很困难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缩微胶卷、磁带、光盘等资料的大量出现并进入图书馆,迫使图书馆学界开始使用“文献”这样一个超级词汇以代替“图书”。文献的概念含有强化馆藏内容实质、弱化载体类型的意味。特别是在网络环境下,各种数字化知识资源(电子书、数据库)充斥图书馆之中,这种意味犹有重要意义。众所周知,知识才是文献的本质。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对知识的研究,把载体放到次之的地位。从逻辑上看,搞清楚知识的性质、特点,文献的本质与特点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1)文献与知识的定义
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GB3792.183)与《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GB346983)均给文献下过这样的定义:“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它的意思是说:无论是记录有知识的纸张、磁带、光盘,还是数据库、网页等,它们都叫做文献。这个定义言简意赅,不过它也有缺陷。过去我们讲到中国古代书籍形式的时候,有人提到“青铜的书”,其实“青铜的书”不是书。因为刻有铭文的青铜器皿主要功用是礼器,只有把铭文拓下来的拓片才可以称作书。这里蕴含了一个道理:从主要功用上讲,文献必须是专门用来传播知识的。所以,文献的定义应该是“专门记录、传播有知识的一切载体”。
那么什么是知识呢?人类知识现象无疑是我们宇宙中最伟大的奇迹,人类对知识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产生过数不清的各种定义。在众多知识的概念中,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在20世纪70年代给知识下的定义颇为精到,他说:“知识是对事实或思想的一套有系统的阐述提出合理的判断或者经验性的结果,它通过某种交流手段,以某种系统的方式传播给其他人。”[1]这段话包含三层含义:知识首先是关于事实与思想的陈述;这些陈述能提出合理判断或实证结果;它们可通过媒介传递给他人。贝尔将能借助媒介传播当做构成知识的一个要素,这是与其他知识定义最大的不同之处。
知识与图书馆学、情报学经常使用的信息、情报、文献等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①信息概念的范畴最大。信息是具有普遍性的事物运动的状态和方式,一般指数据、消息中包含的意义,这些意义能使数据、消息中所描述事件的不确定性减少。信息包括了知识、情报、文献。换言之,知识、情报、文献均属于信息的子集。比如,知识是对普通信息进行加工提炼而形成的含有确切经验、评价、敏锐洞察力的一种高级信息。天气预报说“今天最低气温是0℃”,这是信息却不是知识;而物理学告诉我们“水在0℃时结冰”,这既是知识又是信息。②知识与情报是交集关系。情报是对特定的人在特定时间内有特定价值的信息知识。比如一封十万火急的“鸡毛信”、一条高考成绩数据单、一份新药的配方等等,不管是信息还是知识,只要符合“三特”条件的就都是情报。所以情报与知识是交集关系。③文献是知识的子集,因为知识有主观知识、客观知识之分,文献显然属于客观知识范畴。我们可以用图来表示信息、知识、情报、文献的相互之间的关系:
(2)文献与知识的性质
文献的本质就是知识,是客观化的知识。而客观化的知识一经产生,便具有独立存在的实在性以及它自身的系统性、可编码性、可加工性、可传递性、无损耗性、可共享性等等性质。其中对图书馆学来说,文献与知识的下述两种性质值得重视:
①文献与知识的公共物品的性质。公共物品是与私人物品相对应的一个经济学概念。满足个人需要的物品或服务一般称为私人物品,如一件衣服、一块面包、一个钟点工的服务等。私人物品有效用上的可分割性、消费上的竞争性、受益上的排他性等性质;而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公共物品(包括服务)则恰恰相反,它具有效用上的非分割性、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受益上的非排他性以及外部收益性等特点(见下表)。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消费特点比较公共物品私人物品1作为整体在消费中不可分割1可按消费者个体进行分割2多一个消费者其边际费用为零2多一个消费者其边际费用大于零3可同时多人多次共同消费3一般只能由私人个体一次性消费4难以排除其他不付费的消费者4可以排除其他不付费的消费者5社会收益大于个人收益5个人收益大于社会收益6更多的是提供精神产品或服务6大多提供生产、生活的物质产品7难以衡量其产品、服务质量7容易衡量其产品、服务质量8主要由政府进行配置8主要由市场等进行配置在现代社会中,国防、环保、天气预报等都是纯公共物品,文献与知识(如思想、见解、科学定律等)也属公共物品。人们在阅读文献、消费知识的过程中,一般是在保证其内容完整的前提下进行的;知识的内容虽经多人阅读却并未损耗消失,因此,每增加一个人的边际消费,其边际费用为零;同时,一些人消费知识时也不会减少或影响他人消费其内容。文献与知识的公共物品性质,决定了专门以提供客观知识为己任的图书馆服务也成为了一种公共物品。图书馆作为公共物品,通过免费服务、自由借阅的方式,来体现知识平等、知识自由这两个社会公共价值取向。
②文献与知识的可编码性、可加工性。文献与知识只有借助符号才能传播与交流。世间人工创造的符号有很多,如信号、旗语、手语、证章、礼节、仪式等等,在这些符号系统之中,知识所用的符号系统主要是语言。知识是有系统的思想、观念,而语言是一种专门用来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它比之上述其他符号系统是最为重要的[2]。文献与知识是可编码、可解码的。“编码过程是符号使用者们之间的一种约定”,约定越多,越明确,符号的编码就越周密。[3]
有了符号系统以及可以编码,文献与知识就能被加工,既能扩充膨胀,又可以精炼压缩,还可以改变编码系统。例如,一部远古文献为了能让后人充分理解,历史上会出现众多注解之作,以至于注释的内容量会超过这个古文本的原有内容量;《百科全书》可将各类客观知识提炼压缩,形成供人检索、学习的知识集合;一篇动人心弦的文学作品,人们阅读它的时候,其编码系统是由文字符号组成的,而一旦被改编成话剧或电影,它的编码系统随之也改变了。随着信息技术与横断科学的发展,人工智能专家正在根据知识可加工的性质,编辑知识、追加知识、修改知识,将知识装入计算机知识库(知识库也同样具有可加工性),研制出各种可以供人获取知识的专家系统。好的专家系统具有从已知知识推导出新知识的能力,帮助普通人成为“专家”,从而扩大专家数量,促进社会群体知识素养与水平的提高。总之,知识的可加工性为我们对知识进行组织,最终形成各种优质的知识集合提供了前提与条件。
(3)文献与知识的分类
对文献与知识进行分类,这是认识与把握它们的一个重要途径。就图书馆学来说,图书馆收藏的是文献,而文献的本质是知识,因此文献组织过程中所使用的文献分类法,实际上也是一种知识分类法。早在初期的图书馆实践中,人们已经意识到,图书如果不按其内容的知识属性或其他特征分门别类地组织起来,要快捷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书是十分困难的。6世纪时期,中国古代官府藏书机构已将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类并分架陈列。15世纪末,西方大学图书馆也已开始把图书分为哲学、医学、法学和神学几大类分别度藏。后来,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把人类的全部知识按心理活动,从低级到高级分为记忆的知识(历史)、想象的知识(诗)、理性的知识(哲学),并将当时各门学科分别隶属于这三大类下。这一按学科内容区分知识的分类体系,在17、18世纪中曾为许多藏书家和图书馆用来编制自己的图书分类目录。现代西方著名的图书分类法,诸如“杜威十进分类法”等无不受过培根知识分类思想的影响。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图书馆使用的文献分类法已发育到相当成熟的地步。以科学知识分类为基础的文献分类学也已成为图书馆学中最具学术含量、学术特点的专业知识。由于文献的种类繁杂,文献分类的难度比之其他事物分类的难度要大得多,因此,在当代各门学科的分类学中,文献分类学是极为精致的分类学之一。其分类思想、原则、技巧,广为其他学科所借鉴。
除了科学知识的分类方法,还有一种知识分类方法正在对当代图书馆学产生重要影响,这就是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把知识划分为主观知识与客观知识。西方知识经济学者所谓的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和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也可简称为隐知识、显知识的概念,与波普尔的主观知识、客观知识含义基本类同。波普尔认为,主观知识是个人头脑中的知识,客观知识则是写、印于载体之上的由陈述构成的知识。谈及客观知识时,波普尔说:“科学知识就属于这种知识。储存在我们的图书馆而不是我们的头脑中的正是这种知识。”[4]他还说,储存在图书馆的知识要比我们头脑中的知识重要得多,因为科学工作者借助客观知识的获取、研究才能做出知识上的创新,才能为人类知识的增长做出贡献。波普尔将客观知识提升到与物质世界(世界1)、精神世界(世界2)相区别,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另一个世界存在(世界3),这就给图书馆学所研究的文献、知识等现象提供了一个归属范畴,首次从哲学的角度为图书馆学明确了它所研究的客体范围属于既不同于物质世界也不同于精神世界的客观知识世界。
通过客观知识(显知识)与主观知识(隐知识)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二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①从载体上看,主观知识储存在大脑之中,而客观知识储存在客观物质(竹帛、纸张、磁盘等)之上;②从存储方式上看,主观知识通过记忆,而客观知识通过记录;③从寿命上看,主观知识随人体生命结束而消亡,而客观知识可因物质载体的耐久性而长期保存;④从传播时空上看,主观知识因口耳相传有时空局限,而客观知识可以跨越更广的时空,基本上不受限制;⑤从形式外观上看,主观知识是流动的、易变的,而客观知识是稳定的、不变的;⑥从陈述结构上看,主观知识往往欠缺系统性,而客观知识更注重系统性、逻辑性;⑦从享有权上看,主观知识是自我的、私人的,而客观知识是社会的、公共的;⑧从检验上看,主观知识评价、检验较为困难,而客观知识评价、检验相对容易。当然,主观知识与客观知识尽管有许多差别,但二者的联系也十分紧密。二者互相依存,互相转化。而且有时我们也可把主、客观知识看成一个连续体,在连续体的一极是内隐的、存在于大脑中的无意识、有意识的知识,而在另一极则是外明的、可编码的知识,人类所有知识都尽含于这两极之中。
(4)文献单元与知识单元
客观知识世界是由大量知识组分组成的,这就像大自然是由一草、一木、一块石、一滴水组成的一样。文献单元与知识单元是客观知识世界的两种最基本的组分。文献单元是专门记录和传递有知识的一个可独立存在的单位,如一部著作、一篇论文、一盒磁带、一张光盘等;知识单元是客观知识系统中有实际意义的一个基本单位,如一个语词概念、思想观点、科学定理、数学公式,或是歌曲中的某段旋律、画卷上的局部构图等。文献单元与知识单元有许多区别:
①从存在方式上看,文献单元具有“硬性”特点,知识单元具有“软性”特点。前者有摸得着、看得见的载体形态,是一种“硬知识”;后者既大量存在于客观知识世界,也大量存在于人的主观知识世界,存在于大脑中的知识单元是隐性的,而存在于客观知识系统中的知识单元也不具有独立的载体形态,而是隐藏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是一种“软知识”。
②从知识形态上看,文献单元往往表现为知识体系,知识单元往往表现为知识点。如马克思积四十年之力撰成的《资本论》,从形态上看它只是一个文献单元,但它在内容上却试图建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伟大思想体系。《资本论》中的“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等知识点,形成了这个思想体系中关键性的知识单元。
③从知识性质上看,文献单元是静止的,知识单元是演变的。前者的生成是一次成型,不易更改;而后者因“内禀智荷”含有静智荷、动智荷两部分,它是可以演变的。知识单元的静荷是其内部因子个数及相互逻辑关系构成的,表现知识单元包含智慧的多少;动荷则是其在历史进化中积累的智荷,表现知识运动中形成的智慧的积累[5]。例如“工业”(industry)这个概念,在工业革命前,其“静荷”(即本义)原指一种特殊的人类属性,意译过来是“技术、刻苦、坚毅、勤奋”等,18世纪后期才有了“制造与生产机构”的含义,变成了一个表示“集体”的语词[6]。这个附着于“工业”静荷意义上的新的含义,就是历史进化中积累的动荷意义。
④从组织方法上看,文献单元的组织方法较为单一,而知识单元的组织方法则复杂多样。前者的属性特征(类别、主题、题名、责任者等)数量少,其组织方法相对不多;后者的属性特征多种多样,数量丰富,故其组织方法也复杂多变。例如将化学元素“铁”作为一个知识单元,其属性特征至少有以下这11种[7]:
事物名:铁
类别:化学元素
颜色:银白
比重:7.86
熔点:1535℃
沸点:2750℃
能否导电:能
化学性质:活泼
周期表位置:第四周期第8族
地壳含量:5%
原子量:55.847
以上左边所列为铁的属性名,就是元数据(描述其他数据性质或特征的数据,为被描述数据提供语境说明);右边所列为铁的相应属性值,就是数据(能被记录和存储在数据库中的已知事实)。可以想象,知识单元的属性特征有多少种,其组织方法(从属性特征角度)也会有多少种。
⑤从获取方式上看,文献单元的获取相对容易,而知识单元的获取相对困难。如从图书馆知识服务而言,提供知识单元的服务较提供文献单元的服务难度大。因为前者是有形文献(有文献载体形态),后者是知识信息(可无文献载体形态);前者属简单劳动(可以依借出文献量计算劳动量),后者属复杂劳动(不能依借出文献量计算出劳动量);前者的专指度有时较低(如读者欲借某类文献),后者的专指度一般较高(如读者查一个名词、一个数据、一段引文);前者与读者不会“相互进入”(知识信息的切入、交流),后者则常会与读者发生“相互进入”;前者的服务方式是被动式的,后者的服务方式是主动式、互动式的[8]。只有知识单元成为数据库中的数据时,它的获取才能变得简捷起来。
文献单元与知识单元虽然有区别,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系的,在许多方面又有着共同的特性。当代的图书馆馆藏体系不仅是由文献单元组成的(各类排架有序的书库),同时也是大量知识单元组成的(各种数字化数据库);图书馆的服务不仅要向读者提供文献单元,同时也要提供知识单元。以往的那种以文献借阅为主的服务模式正在发生变革。
2.2从图书馆到知识集合
图书馆作为一种知识集合的重要形式,当然是图书馆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传统图书馆学对图书馆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水平。但是,在过去的以图书馆为唯一研究对象的范式下,一方面,某些传统的知识集合现象,如百科全书、丛书、类书、书目、索引、辞典等,变成了图书馆的下位的、低位的研究事物,在图书馆学中处于边缘地带;另一方面,新兴的知识集合事物,如层出不穷的各种数字化知识数据库又不能尽快进入图书馆学的中心领域,终于使图书馆界产生图书馆学落后社会发展之虞。所以,当我们把研究视野从图书馆扩充到知识集合这一类现象上的时候,无形中就会开掘出新的研究深度,拓展出新的研究空间。
(1)图书馆与知识集合的范畴
图书馆是对知识进行存贮、优控、检索,为保存人类记忆、为公民平等自由获取知识提供服务的机构。图书馆在中国属于公益事业,主要有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科研图书馆三大系列。公共图书馆中,市县级以及乡镇图书馆主要任务是普及知识,满足公众的阅读需求;省级图书馆主要任务是为公众服务的同时加强地方文献建设;国家图书馆主要任务是承担国家总书库的职责,保存祖国文化遗产,为全国的科学研究、文化发展提供服务保障。学校图书馆中,中小学图书馆数量相当庞大,但高等院校图书馆是主力,他们的藏书总量比其他类型图书馆要大得多,技术水平也要高得多。从20世纪初新型图书馆出现到现在,高等院校图书馆在实力、水平上一直保持领先地位。高等院校图书馆主要服务对象是在校师生,目前还没能面向社会开放。科研图书馆主要是指科学院、社会科学院系统以及专业研究机构中的图书馆,他们的主要服务对象是本系统的科学研究人员。高等院校图书馆、科学研究图书馆又都可以称为研究型图书馆。除了上述三大系列的图书馆,其他类型还有工会、军队等系列的图书馆与专门图书馆(具有专门用途或特定读者群,如版本图书馆、盲人图书馆、音乐图书馆等)。我国各类各级图书馆目前有70万所(其中中小学图书馆就达60万所)。图书馆是公共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我国公共文化资源的供给不足与分配不公,目前还应大力提倡发展“亚类型”的图书馆,如民办图书馆(由非政府主体创办的公益、经营性的图书馆,包括民间读书社等)。这些“亚类型”图书馆的发展也应是图书馆学认真研究的内容之一。
知识集合是用科学方法把各种知识组分有序组织起来,形成专门提供知识服务的知识集成体。知识集合是对图书馆、字典辞书、书目索引、数据库等“类现象”本质的揭示与描述。从形式上看,知识集合与知识组分不同,各种知识集合都是不同知识组分的一种有机“团聚”,是一种多层次的知识集成,在客观知识世界中是一个独特的家族,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范畴。图书馆学以知识集合为研究对象,就要对所有类型的知识集合进行分析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图书馆”这个客体之上。
知识集合在客观知识世界具有独立的存在形态。依不同的分类标准,知识集合可划分出不同类型。如依知识组分的生成状态,可划分出原生态知识集合(如图书馆基藏书库)、再生态知识集合(如百科全书等);依携带内容的完备程度,可以划分为提供全内容的知识集合(全文数据库)和指向全内容的知识集合(各种书目、索引);以物理结构为依据,我们还可把知识集合划分为数字型知识集合与非数字型知识集合两种;以学科属性来划分,知识集合也可以分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内容不同的各种知识集合。总之,转换分类依据,我们可以划分出各种类型的知识集合形式。
需要注意的是,各类型知识集合之间、知识集合与非知识集合之间的分界线,有时具有模糊性、交错性。如网络本身尽管就是一个庞大的集合,其中含有某些知识集合,可它总体上属于信息集合;书店是众多图书集合的单位,与图书馆有相似之处,但它实质上属于商品集合,因为我们所谓的知识集合,在提供知识服务的过程中,知识受众仅消费其中的知识内容,其消费行为结束后,知识集合所保存的原有知识组分既不消失,也不会减少。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众多知识集合类型中,图书馆是一个复合、高级的知识集合,它不仅含有原生态知识,也含有再生态知识;不仅存有数字化知识,也存有非数字化知识;不仅是一个公共知识空间,也是一个公共交往空间。这种复合性决定了图书馆在知识集合现象中具有较为特殊的地位,也决定了图书馆的研究是一个复杂、困难的学术领域。
(2)图书馆与知识集合的结构
从物理形态上,当代图书馆作为一种知识集合已经呈现出一种复合现象,即图书馆内部的结构可以划分为实体馆藏(实体集合)和虚拟馆藏(虚拟集合)两部分。在实体馆藏中,通常所有的知识组分的连接、聚合采用的是“树型”结构,即馆藏文献处于一个分类体系之中。树型结构或分类体系是以分支关系表示知识组分层次的一种结构、体系,知识组分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层次关系,一个组分只有一个前趋但可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直接后继。用图表示则为:
这种结构或体系的形成要依靠一部严密的文献分类法。树型结构或分类体系的优点在于它能表现出知识组分之间的归属及等级关系,能够表示出树的“深度”。其缺点是每一层上的组分只能和它上一层中的一个组分相连结。例如一本名为《自行车旅行》的书,内容涉及了“体育锻炼”与“旅游”两个主题,它在图书分类中只能归属在一个上位类中,而使另一主题被遮蔽。另外,在一些现实的图书馆馆藏排架中,逻辑结构用树型,物理结构却依然是线型,这也会带来不可解决的深刻矛盾。如图书馆书库排架只能逐架逐册进行,用的是线性方式,未来的树型“深度”空间只能用空架方法表示。空架多了就造成书架空间浪费;空架少了,又会使书架空间拥挤不堪。
但是在虚拟馆藏中,所有知识组分的联接、聚合通常采用的结构,既可以是“线型”(排队体系)的,也可以是“树型”(分类体系)的,还可以是“图型”(语义网络体系)的。这三种方式也正是知识集合一般采用的结构方式。三种形态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发展出来的。线型结构是知识组分依据前后顺序进行组合的一种结构,每个组分都有唯一的整数地址,都有一个直接前趋与一个直接后继。它们可用连续编号表达出来,成为一个按顺序分配的线性集合。此类线型结构的知识集合较常见,如各种人名索引、语言类工具书。线型结构是知识集合中最简单的一种结构形式,优点是组分的存贮、检索都较简单方便,缺点在于组分的插入或删除会使原有集合中的组分发生大量位移,加大劳动成本。图型结构是一种非线性结构,即知识组分相互之间可发生任意联系的一种结构。它不是“一对多”,而是“多对多”,用图表示则为:
比如索引工具中,标目之间的参见、参照关系,就是图型结构。它将一个索引标目指向另一个索引标目。在知识数据库中,数据之间可以采用图型结构建立联系,每个数据由结点域、指针域两部分组成,结点域反映数据本体内容,指针域表示数据直接后继之关系。此时数据指针的功能,与索引工具中的“见”、“参照”这类指示词的性质是相同的。采用图型结构组织起来的知识数据库,可以组成一个复杂的图网络,反映数据之间较线性、树型更为复杂的内在联系。
(3)图书馆与知识集合的组织过程
图书馆藏书的组织主要是通过分类的方法将馆藏书籍组织成一个有机整体,便于排架管理与开架阅览。图书馆藏书的组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业务流程,从采访、分类、编目到典藏,环环相扣。
①文献采访。采访是图书馆馆藏的入口,决定着图书馆馆藏的质量,所以一般图书馆都会根据自身的性质、任务制定本馆采访原则以及一系列的操作规程,具体解决为谁采、采什么、怎样采、采多少的问题,虽然采访工作非常依赖经验知识,但现在文献采访学已经成为图书馆学领域里的一个重要分支学问。
②文献分类。分类既是按学科知识的系统组织文献,使馆藏形成分类排架体系,也是按学科知识的系统揭示文献,建立能让读者使用的分类检索系统。由于文献的种类繁多(有图书、报刊、会议文献、学位论文、专利说明书、技术标准、产品样本等),载体多样(有纸本、缩微、磁带、光盘、网页等),内容复杂(涉及各门学科知识、有单主题书和多主题书等),使用对象不同(儿童用书、盲人用书、注释读物等),所以文献分类方法的复杂性超过了其他事物的分类,现已经形成了专门学问“文献分类学”。
③文献编目。一个分类排架的、向读者开放的书库,本身由于其具有有序性,它已经具备了按类检索的功能,比较方便读者选书借阅。但如果读者想借一本书,只知道书名(或不知书名但想看某作者的书),那么他的这种需求只好用其他途径来满足了。图书馆把每种书的形式信息(题名、责任者、出版社等等)抽取出来编制出一条条书目记录(record),相当于手工目录中的一条款目,然后再把众多的记录按顺序排列起来,就形成了内容与时间上具有完整意义的一个文件(file),相当于一个手工目录体系。再经过计算机处理,就可以按需输出题名、著者、主题、分类等多种目录,满足读者从不同需求来查找、检索文献。著录、编制目录体系的工作方法形成了图书馆学中又一门学问——文献编目学。
④文献典藏。经过加工之后,同种文献有一定数量的复本,这些复本依据什么原则,怎样分配到各个书库,这就是典藏的问题了。典藏合理会提高文献的利用率,否则会降低利用率,影响图书馆功能的发挥。
其他知识集合的组织与图书馆有共性也有不同之处。知识集合的组织首先是知识单元的采选,其次是标引(描述),然后才是知识单元相互之间的联接(如语义网络、知识地图的建构)。
①知识单元采选。知识单元的采集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知识集合的质量,所以优质知识集合的形成往往在这一个阶段付出了巨大成本。如由几代传教士编辑而成的《利氏汉法辞典》(2002),共有7册,收30万中文词组,每个词汇的收录、释义都经过了认真论证,是世界上唯一收录汉字古今用法、书写方式的双语大辞典,在国际汉学界享有盛誉。该辞典肇发于中国内地解放时漂流在澳门的两个外国耶稣会士,编撰历经半个世纪,后来渐有多人加盟,积累有200万张卡片。有的传教士为此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9]。
②知识单元标引。标引工作主要包括[10]:a知识单元类型归类,如将知识单元划分为事实陈述型(如中国登月计划)、概念解释型(如客观知识定义)、数值型(如残疾人数量)、问题描述型(如正常人能否戒毒)、过程方法型(如发送邮件程序)等。b确定标引规则,如确定选取规则(明确范围)、抽取规则(包含要件)。c人工抽取或软件抽取,形成一个元数据描述集,如含有题名、主题、描述(内容说明)、来源、语种、关联、覆盖范围(如时间范围等)、创建者、其他责任者(如译者)、出版者、权限、日期、类型、格式、标识符(如标准书号等)的知识单元的实体,或含有编号、时间、地域、领域、对象、对象数值、单位、上属对象、相关对象、数据来源等的知识单元的实体等。
③知识单元联接。主要是通过线型、树型、图型的建构方法,使用一定的技术手段来建立起一个知识集合。语义网络、知识地图属于图型结构,大致包括知识进化层次图、知识主题拓扑图、知识资源关联图、组织知识范围图、社会知识流动图、知识过程迁移图、个人知识结构图等。根据不同要求和角度,知识地图的组成方式可以有许多种。但无论何种方式,知识地图都缺少不了“知识结点”和“知识链”这两个关键要素。其中“知识链”是灵魂,因为有了链,结点才有意义;有了链,知识才能发生关联,让人在很短时间找到所需知识来源。
(4)图书馆与知识集合的功能
图书馆与知识集合一旦形成,它们的功能发挥是整体的、增值的,它们的功能分为基本功能和延伸功能两大类。①基本功能主要有存贮知识功能、传播知识功能、优控知识功能。由于有存贮知识功能,图书馆与知识集合才实现了人类知识、文化传统的记忆;由于有传播知识功能,图书馆与知识集合才实现了人类知识的交流与传递;由于有优控知识功能,图书馆与知识集合才实现了人类知识的甄别与筛选。②延伸功能有大众教育功能、社区支持功能、休闲娱乐功能、文化交融功能、民主引导功能等。图书馆、知识集合的教育与学校教育不同,它是一种没有身份、年限以及专业限制的终身教育;它们在物理空间社区(居民生活小区)和精神空间社区(如癌症自助组织、航模学习小组)中主要起着信息知识的支持作用;它们还可以让不同国别、不同语言的人们进行相互文化的交流;它们还能让所有的知识获取者感受到知识平等、知识自由的价值,加深对民主的理解。
2.3从读者到知识受众
传统图书馆学在研究图书馆时,为了能够深入、有效率,它将图书馆的构成要素解析出来,比如认为图书馆的要素有图书、读者、馆员、建筑与设备、工作方法等,然后再依不同要素分科治学。要素的划分对图书馆学研究起到了积极推进作用,但这种划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读者怎么会是图书馆的一个要素呢?就像商场与顾客、医院与病人、银行与储户,无论从主客体关系的角度、价值实现的角度来看,顾客、病人、储户怎么也不能成为商场、医院、银行内在的构成要素,他们应该是这些机构外在的事物。为什么读者会被当成图书馆的一个要素呢?用“知识考古”的方法考察分析,我们会发现这是图书馆学囿于“图书馆”的研究范式决定的。因为在“图书馆管理说”、“图书馆事业说”占据主流的时代,只有属于“图书馆”中的事物才是图书馆学关照的对象,对不属于图书馆的事物进行研究那就是一种越界。读者理所应当是图书馆学中的重要命题,但它也只能属于图书馆的要素才会被赋予研究对象的合法性。传统图书馆学,对文献的研究局限于馆藏文献,对读者的研究局限于到馆读者,至于社会公众的阅读行为、阅读生活,那就是顾及不了的事情了,因为它已经超越了“图书馆”的界线。然而,这种“馆内学科”在限制自己视野的同时,也使自身的发展走入困境。
(1)读者与知识受众的含义
20世纪初年的中国图书馆界,多仿日本语而将图书馆的读者称为“阅览人”或“阅书人”。直至1929年5月徐能庸编译的《图书馆学九国名词对照表》,仍将英文reader、德文Leser、法文Lecteur等译为“阅览人”,释曰:“常至图书馆中翻阅图书或研究学问者”[11]。20世纪30年代以后,报刊杂志上“读者”一词渐渐流行,图书馆界方逐步弃掉“阅览人”或“阅书人”转而使用“读者”。不过,“读者”依然是专指到馆借阅书籍人群的一个集合名词,它是一个有围墙边界的词汇。但是现代图书馆是平等、自由获取知识信息的一种制度安排,图书馆学把对服务对象的研究仅局限于到馆读者,这就显得落伍了。图书馆学不仅应该关注到馆的读者,也应该关注一切社会公众。我们应该将对到馆读者的研究延伸到一切有可能接受图书馆服务的知识受众上面。“知识受众”是在以往读者概念上,借鉴大众传播学“受众”而形成的一个新概念。它指的是一切通过知识媒介接受知识、获取知识的人。虽然其概念外延较“读者”要广,但它也有明确所指。
学术语词的变化折射出学术观念的变化。新学术语词不仅能反映某种新认识或新思想,而且也是现实生活发展提出的一种必然诉求。譬如每一种新的知识媒介的出现都会产生使用新媒介的群体:书籍的出现产生了读者,广播的诞生产生了听众,电影、电视的发明产生了观众,互联网的普及培养出大批网民。如今人们获取知识不再依靠“文字阅读”这个单一途径,而是正由视觉捕捉向听觉捕捉、触觉捕捉、味觉捕捉以及全感捕捉的多元化方向发展。显然,建立在纸质印刷品基础上的“读者”概念,已经不能涵盖当代社会知识获取者的含义,这就像“图书”不能涵盖各种新型载体的文献一样。因此,我们有必要用新的概念来指称知识社会中的知识获取者。当然,从约定俗成的角度来看,我们依然可以使用“读者”这个词汇,但我们的意识却不能再因袭其旧了。
(2)读者与知识受众的基本权利
研究重心从图书转向图书馆,这是图书馆学的一变;从图书馆再转向知识和读者,这必将又是一变。而我们正处于这个变化期之中。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里,读者与知识受众的地位将得到突出与放大。所以对他们权利的研究——这一过去图书馆学教科书中没有的内容——就成为新的课题。知识受众权利是知识受众作为知识获取者这样一个特殊权利主体所享有的合法权利。虽然目前我国还没有公布图书馆法,但从宪法精神和各种普通法的规定中,我们可以“迁移”出一些原则,用以确定知识受众所具有的合法权利。知识受众的合法权利具有鲜明的人身特点,是与其人身紧密相联的;知识受众权利是知识受众在获取知识活动中所享有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平等获取知识权、自由选择知识权、知识信息知情权、知识服务保障权、批评建议和监督权等。
权利与义务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权利主体在承担义务时也就转换成了义务主体。义务主体通过作为(作出一定行为)或不作为(不作出一定行为)来履行其应当承担的义务。知识受众义务是基于其合法权利而产生的合法义务,这些义务大多具有“不作为”方面的规定性。也就是说,他们履行的义务大多为“消极义务”,即不得实施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行为,并以此来履行自己的义务。具体而言,知识受众具有遵守知识服务机构专门法规的义务(如遵守图书馆法或图书馆规程的条款),具有爱护公共财产的义务,具有遵守公共秩序的义务等。在图书馆实践中,知识受众合法权益受侵害的现象远远超过了他们不履行义务的现象。宏观上因知识鸿沟的作用,西部贫困农民从来没见过图书馆,更不用说能平等、自由获取知识信息;微观上有些图书馆因“读者歧视”、“霸王条款”等对读者个体造成的侵权也屡见不鲜。至于开放时间缩水、阅览空间挪用、乱收费和乱罚款、清规戒律杂多等我国图书馆界的通病,更是对知识受众的侵权行为。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图书馆学就要对此进行持续研究。
(3)读者与知识受众的需求
读者与知识受众的需求是因自身知识缺乏而引起的精神上的需要和欲求。它属于一种心理感受,因此存在一定的了解难度。但它往往通过愿望、意向等外显方式表现出来,可以被人间接地认识或理解。这种需求具有对象性,它总是表现为对一定知识信息的追求。了解知识受众的需求,要先了解其成分、类型、结构等,不同成分、类型的知识受众,其知识信息的需求差异也很大。比如,我们要了解知识受众的成分,就要研究他们的性别、年龄、生理功能、民族、文化、职业等,因为不同成分的人的需求不同;我们要了解知识受众的类型,就可以依照用途把他们的需求划分为消遣需求、学习需求、研究需求,依照对象把他们的需求划分为“知识面”的需求、“知识线”的需求、“知识点”的需求,依照程度把他们的需求划分为潜在需求、现实需求等。研究需求类型有助于图书馆提供针对性的知识服务。
搞清知识受众的需求,不仅是提高图书馆等知识集合服务水平的法宝,而且有利于催生一些新型知识集合。例如有一本英语词典叫《频度英语》,它利用计算机把英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4800单词抽出来,然后按使用频率的高低排序,甚至在词义解释上也将高频的义项排在前面。这部词典打破了按ABC字母排序的惯例,化解了学生背了前面忘了后面的头痛问题,也使学生能快速确定自己掌握的词汇量。与以往的英语词典相比,这种真实学习需求“激发”出来的词典就非常有创意。还有一本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唐诗鉴赏词典》(1983),初版时在出版界引起许多诟病,甚至被诬为“以名乱实”。但该书撰稿人多为一流专家,其融文学赏析读物和工具书为一体的编写体例满足了大众欣赏、查考古典文学的需求,所以多次重印,20余年行销200余万册,甚至许多人把它当作生日、结婚等喜庆活动的赠礼。
(4)读者与知识受众的服务
研究读者与知识受众的需求,是为了使图书馆与知识集合能提供优质的知识服务。进入21世纪以来,图书馆服务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以往提供文献为主的服务形式正转向既提供文献又提供知识内容、解决读者问题、实现知识增值的知识服务上来。知识服务的研究正行进在两条并列轨道上:一是人文的探究,一是技术的开发。人文探究与技术开发是各种图书馆与知识集合实现优质服务的重要推力。以公共图书馆为例,馆藏免费向公众开放、为残疾人提供无障碍环境、用流动书车把书籍送到边远的乡村、为儿童组织故事会、举办元宵灯谜竞猜活动等,这些都是人文探索推动的结果;而多馆通借通还的智能借书卡的通行、网上电子文献的馆际互借、利用网络技术为读者推送定制参考项目、开放课件的远程传输、利用无线射频技术(RFID)实现的文献智能定位管理等,这些都是技术开发推动的结果。而且这些技术本身就蕴涵了人文关怀。人文探究与技术开发就像苍鹰的两翼,托起了图书馆知识服务的水平。
图书馆服务的创新改变了人们以往对服务的简单、感性的看法,使图书馆员意识到好的服务不仅取决于工作态度,还取决于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的支持。知识服务正在成为应用图书馆学中一个生机勃发的研究领域。
2.4图书馆学的内容体系
图书馆学受时代发展的影响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在图书馆实际工作中,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已经开始大面积普及、渗透,区别于传统“实物”形态的“虚拟”图书馆(数字图书馆)正在形成、扩张。另一方面,传统图书馆学向外合理延伸的新领域,如知识传播、知识产权、社会阅读等命题正在逐渐凸显出来。以往图书馆学内容体系已经“容纳”不了新变化带来的各种新现象,也无力反映这些新现象。因此,我们只能规划、构建新的内容体系来适应学科发展的需求。根据合理继承、科学分类和成熟发展三个原则并以其为指导,我提出了一个由两个门类六个分支组成的图书馆学内容体系(见下图),并以此概括当代图书馆学的大致研究内容:图书馆学理论图书馆学普通图书馆学图书馆学基础比较图书馆学历史图书馆学文献与知识发展史图书馆与知识集合史图书馆学史发展图书馆学图书馆学教育各类知识集合发展趋势应用图书馆学客观知识研究文献单元与知识单元群体知识与类型知识知识集合研究文献与知识单元采集、组织文献与知识单元检索、利用文献与知识资源共享网络应用技术与管理方法知识受众研究知识受众权益保护知识受众需求与行为知识信息参考咨询知识受众新型服务方式理论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学一般原理的学科,它为整个图书馆学提供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是图书馆学的“思想发动机”。正如20世纪初俄国学者阿累尼乌斯所说:“理论是科学知识领域中最重要的推动力……理论研究可以指出应当把今后的工作引向什么方向才能获得最大的成就。”[12]理论图书馆学三个分支的划分,是在一个时间轴上截取“过去(历史图书馆学)”、“现在(普通图书馆学)”、“未来(发展图书馆学)”而形成的,只是将“现在(普通图书馆学)”置于了首位。应用图书馆学是在图书馆学理论指导下,运用图书馆学方法、技术,研究和解决实践问题而形成的重要学科门类。它也由三个分支组成。三个分支借鉴了信息科学“信源→信道→信宿”的原理,表达出“客观知识→知识集合→知识受众”这样一个系统过程,其分类方法也含有“时间轴”意义。
图书馆学内容体系本身是一种复杂的逻辑结构。内容体系的建构是否合理,就其所包含的经验判断而言,它要受到有关实践或事实的验证;就其所包含的价值判断而言,它要受到哲学论点的辩难;就其所表达的逻辑判断而言,它要受到内部一致性的检验。假如经不起这几方面的检验,人们就不会用它来指导自己的研究活动。
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高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95—196.
[2][瑞士]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7—38.
[3][法]皮埃尔·吉罗.符号学概论[M].怀宇,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27—28.
[4][英]卡尔·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M].范景中,等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419.
[5]赵红洲,等.论知识单元的智荷及其表示方法[J].知识工程,1991(3):1—11.
[6][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M].吴松江,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5—16.
[7]陆汝钤.人工智能[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上册]84.
[8]王子舟.文献信息服务与文献服务区别论[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6(3):18—19,29.
[9]网络与书编辑部.词典的两个世界[M].北京:现代出版社,2005:48—55.
[10]温有奎.基于知识元的文本知识标引[M].情报学报,2006,25(3):282—288.
[11]徐能庸.图书馆学九国名词对照表[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民国十九年):29—30.
[12]田夫,王兴成.科学学教程[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3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