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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红楼梦》是可以解读的
《红楼梦》是一部出名的奇书，奇就奇在从易读的一面来说，几乎是只要有一般文化的人都能读懂它，真可以说是妇孺皆可读；但从深奥的一面来说，即使是学问很大的人也不能说可以尽解其奥义。一部书竟能把通俗易懂与深奥难解两者结合得浑然一体，真是不可思议。也正因为如此，两百多年来，它既是风行海内的一部书，也是纷争不已的一部书。
那么，《红楼梦》真是一部不可解读的书吗？从理论上来说，世间的客观事物，都是应该可以被认识的，所以不可知论的观点，是不科学的。但是，从实践来说，什么时候能认识这客观事物，就拿《红楼梦》来说，什么时候能被彻底认识，这就很难预期了。这就是说，终究能解读这部书是肯定的，而何时可以完全解读这部书则是很难做出预测的。当然，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对这部书还完全没有解读，我认为积二百多年来人们对这部书的认识经验，应该说人们对这部书的大旨是基本了解的，现在说的难解的问题，是指书中较为隐蔽的部分，而并不是说书的整体。
再说《红楼梦》作者本身，是希望永远不被人解读呢？还是希望终究能得到知音，得到解读呢？我认为作者是希望能得到人们的解读的，不然就不会做出“谁解其中味”的感叹来了。但是，再进一步来说，我认为曹雪芹既不是希望在他的时代人人都能解读，也不是希望在他的时代人人都不能解读。曹雪芹处于他的特殊的时代环境，他希望在他的时代，有一部分人永远也不能解读。他所以要用“假语村言”，将“真事隐去”，就是为了要躲避这些人，以免造成文字奇祸；而对广大的读者来说，他是极希望人们能读懂他的书的。至于百年之后，那他就更希望能得到人们的普遍理解了。
从作者的心理来说，如果他根本不希望别人能了解，那么，他又何必要费这么多心血来写这部书？不著一字，不是更为隐蔽吗？现在他既已著书，而又一方面反复强调“真事隐去”、“假语村言”，而另一方面又说明“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这前后矛盾的话，初看似乎不可理解，细味方才悟出，实际上是他唯恐人们不去求解，故意露出破绽，以求人们去仔细琢磨他所隐藏的深意而已。
这种藏头露尾、欲隐故显的情景，在文学史上并不是绝无仅有，我觉得魏晋之际阮籍的《咏怀诗》就与它有极为相似之处。颜延之说：“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耳。”李善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下难以情测。”雪芹的朋友敦诚称雪芹是“步兵白眼向人斜”，是“狂于阮步兵”。敦敏也说他“一醉毷氉白眼斜”。他们都用阮籍来比喻雪芹，而雪芹也恰好自号“梦阮”。“梦阮”者，梦阮籍也。这样，我们正好从雪芹自号“梦阮”得到启示，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所以“文多隐避”是因为“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则雪芹亦何尝不是。当然雪芹从未“仕”过，且亦不能称他的时代是“乱朝”。但若从雍正夺嫡的时代起，一直到雍正上台就立即大开杀戒，不仅把与他争夺帝位的兄弟杀的杀，关的关，而且雍正元年曹雪芹的舅祖李煦即被抄家，彻底败落。雍正五年底到六年初，曹雪芹家也被抄，彻底败落。同时破家败落的还并非一二家。处在这样的时代，从雪芹自身的遭遇来说，说自己有近似阮籍的境遇，有同阮籍一样的“常恐罹谤遇祸”的畏惧，我觉得是合理的，因而雪芹的“梦阮”两字，是有真实的内涵的，他的《红楼梦》“真事隐去”，也就是阮籍的“文多隐避”，其道理是一样的。
无论是阮籍还是曹雪芹，他们的作品尽管“文多隐避”，但并不是他们绝对不希望人们能理解，因此我们如能认真地去求索，总应该能找到解读之路的。
二解读《红楼梦》之路
《红楼梦》的解读，根据我自己的体会，我认为必须正确地做好四个方面深入细致而切实的研究工作。
第一，要正确地弄清曹雪芹的百年家世。
要正确地弄清曹雪芹的百年家世，因为曹雪芹在《红楼梦》里一再提到他的百年家世，从艰难的创业，到种种特殊的际遇，到成就飞黄腾达亦武亦文的显宦家世，到最后的盛极而衰和彻底败落，这些重要的环节，如果不是根据第一手的可信的史料来加以研讨，而是根据道听途说，甚至故意歪曲文献或无中生有地胡编乱造，这怎么能正确地进入解《梦》之途呢？
或曰：《红楼梦》并不是曹雪芹的自传，何必要了解这么多呢？《红楼梦》确实不是曹雪芹的自传，所以“自传说”是错误的。但曹雪芹写《红楼梦》的生活素材来源，却是取自他自己的家庭及舅祖李煦的家庭等等，这是事实。所以为了更深入地研究《红楼梦》而研究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生活素材，历史背景，这是完全必要的。反之如果把曹雪芹的百年家世都弄错了，甚至故意歪曲颠倒了，那么，如何能理解《红楼梦》呢？
第二，要正确地理解曹雪芹的时代。
要正确地理解曹雪芹的时代，不仅仅是曹雪芹生活的不到五十年的时代（约1715—1763），而且还应该了解曹雪芹出生前的一段历史状况，因为这都会对作者产生影响。特别是对曹雪芹时代的政治斗争、思想斗争、经济状况、社会状况等等，都必须有所了解。尤其要注意的是18世纪初的中国封建社会，正处在缓慢转型的时期，旧的封建制度的一切仍处在绝对统治的地位，社会仍是沉沉暗夜，但是新的事物、新的经济因素、新的思想意识却在缓慢地暗暗地滋长，《红楼梦》正是真实地反映了一切腐朽的正在加速腐朽，一切新生的正在渐滋暗长的历史状况。过去，只是偏重于曹雪芹的百年家世及其败落对《红楼梦》创作的影响，现在看来，这远远不够。一部《红楼梦》是整个时代的产物而不仅仅是曹家家庭的产物，是整个时代和社会的反映，而不仅仅是曹家家庭的反映。《红楼梦》的内涵是非常深广的，不是曹家的家史所能包含的。只有把《红楼梦》放到整个曹雪芹的时代和社会去考察衡量，才能真正了解这部书的深刻含义，如单用曹家家史来衡量这部书，是大大缩小了它的内涵。
第三，要认真研究《红楼梦》的早期抄本。
要认真仔细深入地研究《红楼梦》的早期抄本，即未经后人窜改过的稿本，因为只有这样的稿本，才是纯真的曹雪芹的思想原貌。现在大家公认“甲戌”、“己卯”、“庚辰”三个本子是最早的本子，而我则认为甲戌本尚有可待深研之处。我认为它的抄定年代不可能比己卯、庚辰早，其中“玄”字不避讳，“凡例”的第五条明显地是从庚辰本转移过来的，脂批的错位、批语的较多错字、版口有“石头记”和“脂砚斋”字样的特殊标志等等，都值得深入探讨。我认为它的底本是经过整理的本子，如果它一开始就有“凡例”等等，则后来己卯本、庚辰本为什么又删去了“凡例”？现今所见己卯本、庚辰本都是几个人合抄的，所以保持了原本的款式，且字迹明显地有的部分写得极好，有些部分则极差，这是因为早期尚在秘密传抄阶段，所以要多人合抄，要完全按原稿的款式，否则就不能合成。到了后来的抄本，已可公开抄了，所以就可一人抄到底了，字迹也只有一个人的笔迹了。而现存甲戌本却是一色很整齐的一个人笔迹，虽然甲戌本是一个残本，但现存最后一回已至第二十八回，存留篇幅不算太少（现尚存十六回），却都是一色的笔墨。另外，批语还有预留空白待补等等。再如戚蓼生序本、南图藏本等，也都是一色的工楷抄写，这都是后抄的特征。所以我初步认为这是经过后来整理过的本子，当然我说的后来也不是说乾隆以后。我看它的纸张，是与己卯、庚辰一样的乾隆竹纸，但纸色的黄脆程度，却超过己、庚两本，这与收藏者的保藏好坏有关。所以现今只有“己卯”、“庚辰”两本是真正保存了《红楼梦》原始面貌（即雪芹原稿的款式等等）的本子。至于“甲戌”本的正文，我认为是《红楼梦》的早期文字，但在乾隆末年重加过录时，又据后来的本子有所修改。
我这样说，并无贬低“甲戌”本价值之意，甲戌本上有大量珍贵的脂批，有多出于别本的独有的文字，这些都是别本所不可替代的它所独有的价值，我只是认为应该认真深入地研究和鉴定它，认真去解决上面这许多问题，目前对它的研究还很不够，希望专家们多加研究而已。不仅如此，作为研究《红楼梦》的原始文字来说，现存其他诸种脂批本，包括程甲本在内，都是值得重视而加以研究的。寻求《红楼梦》的原始文字，不可能轻而易举地从一个本子上全部解决，只能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把各个早期抄本做认真的排列研究，才能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来。从这一角度来说，我认为己卯、庚辰两种本子，恰好是可以作为我们探求《红楼梦》原始抄写款式的一个坐标。从文字的角度说，则甲戌、己卯、庚辰三本的文字，都是属于早期的文字，都应该加以珍视。
第四，要参照《红楼梦》同时代的作品。
在研究《红楼梦》时，应该把与《红楼梦》同时代的其他作品拿来作参照比较，其中尤其值得用来参照的是《儒林外史》。《儒林外史》写作的时代几乎与《红楼梦》完全相同。而书中反科举，反八股，反封建礼教，反妇女殉节，反社会的假道学、假名士等等，几乎都是与《红楼梦》相通的，我们可以用《儒林外史》来印证《红楼梦》，从而可以看出两书所反映的共同时代特征。不仅如此，比曹雪芹略早一些的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值得拿来做比较，其中有关婚姻爱情问题、反科举八股问题、揭露社会黑暗、批判封建政权的残害人民等等，其精神都是与《红楼梦》相通的。通过比较，也可以看出从康熙到乾隆时社会共同的联贯性的问题。
当然，除此之外，清代有关的笔记小说及其他文献资料应该尽可能地多加参照。
研究《红楼梦》的最大歧路，就是猜谜式的“索隐”和“考证”式的猜谜。更有甚者是造假材料，把真的说成假的，把假的说成真的，真正应了曹雪芹的那句话“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至今这种方式还有很大的市场，因为它有欺骗性，它容易让一般读者上当，所以人们需要警惕，需要加以识别，以免走入歧路。
三解读《红楼梦》举证
《红楼梦》这部书，我个人觉得，可以分几个方面来解读：
第一，贾宝玉人生之路的解读。
《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是一个全新的形象，他的全部行为，在正统派的眼里，就是第三回两首《西江月》词写的：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袴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然而，作者是否真是赋予这个形象以这样的思想内涵呢？贾宝玉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条人生之路呢？这却需要认真解读。
曹雪芹一再提醒读者，“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紧，要紧！”（十二回）这句话虽然是对贾瑞照风月鉴说的，但也是读《红楼梦》的一把钥匙，不过并不是一股脑儿把全书都从反面来读就算符合作者之意了，其实作者并没有那么简单。作者只是说《红楼梦》在某些事情上、某些话语上或某些诗词上，不能光看其正面，而要仔细寻绎其更深的内涵，甚或竟要从反面去理解，才能悟其真意。这两首《西江月》词，却正是要从相反的意义来理解，才能得作者之意。
《红楼梦》第四十七回宝玉说：
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能说不能行。
第三十六回贾蔷买了一个雀儿笼子给龄官玩，龄官说：
“你们家把好好的人弄了来，关在这牢坑里学这个劳什子（指学戏）还不算，你这会子又弄个雀儿来，也偏生干这个。你分明是弄了他来打趣形容我们，还问我好不好。”贾蔷听了，不觉慌起来，连忙赌身立誓。……将雀儿放了，一顿把将笼子拆了。
这两段文字，前一段十分明白地写出了贾宝玉深恨自己“做不得主”，没有自己的行动自由；后一段恰好借龄官的嘴说出了“你们家把好好的人弄了来，关在这牢坑里”，不得自由。最后还是让贾蔷把雀儿放了，把笼子也拆了。这个情节当然是贾蔷和龄官的，但其思想却是曹雪芹的思想。作者分明是借龄官的情节写出了要求给人以自由的思想。特别是第六十回春燕对他母亲说：“我且告诉你句话：宝玉常说，将来这屋里的人，无论家里外头的，一应我们这些人，他都要回太太全放出去，与本人父母自便呢。”这里，作者直接就写出了贾宝玉认为人应该有自由的思想了。
《红楼梦》第七回贾宝玉在见到秦钟后，乃自思道：
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门薄宦之家，早得与他交结，也不枉生了一世。……“富贵”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
这是宝玉对自己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的憎恶，觉得这个富贵之家反而限制了他与普通人家的交往。而秦钟也想：“可知‘贫窭’二字限人，亦世间之大不快事。”这里已经比较明显地写出贫富的限制、等级的限制。三十六回宝玉对袭人说了一大段反对“文死谏，武死战”的话后说：
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
第五十七回宝玉又对紫鹃说：
我只愿这会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迸出来你们瞧见了，然后连皮带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灰还有形迹，不如再化一股烟，烟还可凝聚，人还看见，须得一阵大乱风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时散了，这才好！
这两段话尽管说得极怪，从字面上看似很难捉摸，但实际上却是极端愤世嫉俗的话。宝玉恨不得自己立刻离开这个污浊的社会，而且随风而散，一点也不留痕迹，以免自己与这个污浊社会再有沾染。这实质上也是曹雪芹对这个自己生存的现实社会的批判。第七十一回尤氏说宝玉：
“谁都像你，真是一心无挂碍，只知道和姊妹们顽笑，饿了吃，困了睡，再过几年，不过还是这样，一点后事也不虑。”宝玉笑道：“我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
这段话，从字面上看，好像只是写贾宝玉的“混日子”、“无所事事”，而实质上作者是在写贾宝玉对这个社会和家庭都抱着极端消极的态度，所谓“什么后事不后事”这句话，是对世俗社会、封建家庭要求他走“仕途经济”之路的不屑一顾和全盘否定。
贾宝玉坚决反对“仕途经济”，反对“国贼禄鬼”，反对“文死谏、武死战”，反对“八股科举”，反对“程朱理学”，这在《红楼梦》里都是有曲折的反映的。实际上，在贾宝玉的面前，是明明白白地摆着几条可由他选择的人生道路的：一是走“仕途经济”“科举考试”，然后做官的道路。这是他的封建家庭以至宝钗、湘云、袭人等都希望他走的路，但是他却坚决拒绝了。二是现现成成地走贾赦、贾珍的道路，即接受世袭恩荫，在家当闲官，享清福，酒筵歌舞、三妻四妾地享受一辈子，也是毫不费力的。再有就是干脆像薛蟠那样当一个花花公子，也是无人来管制他的。然而这一切现成的而且是很顺利的人生之路他都一概不走，他却偏要在万目睚眦的环境下，顶着世人的诽谤，受着严父的毒打而坚决走自己的路。当然贾宝玉走的人生之路，在《红楼梦》里是没有什么名称的，但是我们仔细分析上面所引的这些文字和书中的全部描写，可以看出，实质上贾宝玉是走的一条自由人生之路。因为他不受封建官场的引诱，不受封建礼教和封建传统的束缚，也不受腐臭糜烂的封建贵族家庭肮脏生活的腐蚀，而独走被人鄙视、受人轻贱而被世所弃的个人自由之路，这是多么难得，多么具有大无畏的勇气呀！贾宝玉的时代，还是封建社会沉沉暗夜的时代，代替封建制度的新时代的曙光还未透出或刚将稍稍透出地面，所以我们不能要求曹雪芹写出更超越时代所许可的自由思想来！有这样的思想形象，有这样耐人寻思的情节和语言，已经是大大超越那个时代了！
第二，宝、黛爱情悲剧的解读。
凡是读过《红楼梦》的人，无不被宝、黛的爱情悲剧所感动。清代的笔记小说里说，有人因读《红楼梦》感宝、黛之悲剧而致病致疯，可见其感人之深。似乎可以无须解读了，人们早已理解了。然而，以上所说的，还只是情之所感，而不是理之所喻。我这里所说的解读，是要对宝、黛爱情悲剧作理性的认识。我认为宝、黛爱情悲剧有以下几点新的意义，不可忽视：
一是新的爱情观念。
《红楼梦》第六十五回尤三姐说：“终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儿戏，只要我拣一个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方跟他去。若凭你们拣择，虽是富比石崇，才过子建，貌比潘安的，我心里进不去，也白过了一世。”这话虽然是尤三姐说的，但分明是一种新的爱情观念。这话所以由尤三姐说出来，是因为符合尤三姐的身份。在曹雪芹的时代，根本还说不上什么爱情观念，有的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是“门当户对”，根本没有什么自由恋爱、自由选择的问题。但曹雪芹却让尤三姐说了上述这一番话。这是一番在男女爱情史上惊天动地的话。他根本不把封建礼教当作一回事，他直接提出了三点反传统的主张，一是“终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儿戏”。这就把婚姻问题与个人一生的幸福结合了起来，这是人的一种觉醒的意识。二是要“拣一个素日可心如意的人”，这就是要独立自主，自己选择，不能由人支配，不能“凭你们拣择”。三是“我心里进不去，也白过了一世”。这就是说自己选择的人必须是“心里”“进得去”的人，也就是真正知心如意的人。上面这种观念，与当时占正统地位的婚姻观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等等，没有一丝一毫的共同之处。
这样的爱情观念，并非只有尤三姐独有，事实上，曹雪芹笔下的宝、黛爱情，完全充分地体现了以上三点，而且写得更加深刻动人，更加曲折。其所以如此，是宝、黛两人的身份教养与尤三姐截然不同，尤三姐简单明了的话，在宝、黛心里口里要文雅含蓄隐蔽得多。限于篇幅，这里不可能把宝、黛恋爱过程的许多深刻的心理描写引出来。
二是新的爱情方式。
在《红楼梦》以前的爱情描写，基本上只有一种模式，这就是“一见倾心”或“一见钟情”式。这种方式，也是社会的现实反映。因为在封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非礼勿视、非礼勿言”，男女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如何可能恋爱？所以难得有机会“一见”，自然也就“钟情”了，这是封建社会的礼教所造成的。除此以外，就是非婚姻的性关系，或者完全封建式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两种当然都不是恋爱或爱情，所以这里无须论及。
曹雪芹笔下的宝、黛爱情，却与此完全不同，是一种全新的爱情方式。一是男女双方从孩提时起，即朝夕相处；二是他们的爱情是渐生渐长渐固，固到生死不渝，而不是“一见倾心”；三是在爱情过程中，还有曲折，还有新的人选的加入，还有在生活中的自然比较，到最后才凝结成永不变更的宝、黛的生死爱情。所以，曹雪芹笔下的宝、黛爱情，从爱情的方式来说，也是反传统的，全新的，以前从未有过的。
三是新的爱情内涵。
这一点是宝、黛生死爱情的灵魂，就连上述尤三姐的爱情观，也未能深入到这一层。曹雪芹笔下的黛玉和宝钗，本来无论是貌，无论是才，都是双峰并峙的难分高下，因此宝玉也曾一度难以决定。但是最终促使宝玉下定决心而且终生不变的是一种原因，《红楼梦》第三十二回说：
湘云笑道：“还是这个情性不改。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没见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搅些什么！”宝玉听了道：“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袭人道：“云姑娘快别说这话。上回也是宝姑娘也说过一回，他也不管人脸上过的去过不去，他就咳了一声，拿起脚来走了。这里宝姑娘的话也没说完，见他走了，登时羞的脸通红，说又不是，不说又不是，幸而是宝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闹到怎么样，哭的怎么样呢。提起这个话来，真真的宝姑娘叫人敬重，自己讪了一会子去了。我倒过不去，只当他恼了，谁知过后还是照旧一样，真真有涵养，心地宽大。谁知这一个反倒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见你赌气不理他，你得赔多少不是呢。”宝玉道：“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账话不曾？若他也说过这些混账话，我早就和他生分了。”
第三十六回说：
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所以深敬黛玉。
这里说得清清楚楚，同时也是把宝钗、湘云和黛玉放在一起做了一个比较。钗、湘两人，都极力要宝玉走仕途经济的世俗之路，只有黛玉同他一样反对走仕途经济的道路，对现实社会极为反感，视同污浊的泥沟，要保持自身的洁来洁去，要寻找自己理想的世界——“香丘”。贾宝玉则希望自己能“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这就是说他自己不愿在这个污浊的世界留下一丝痕迹。可见反对走仕途经济的道路，向往着理想的世界，向往走自由人生的道路，是他们的共同志趣，也是宝、黛爱情牢不可破的思想基础。由此可见，宝、黛爱情的内涵，已远远不止一般的男女情欲之爱，而是有更深的社会思想内涵的，尽管他们对理想只是朦胧的，但对现实的反对是清醒而强烈的。这就是宝、黛爱情的新的社会内涵。
四是宝、黛爱情悲剧的历史原因。
大家知道，封建的婚姻是与封建的政治不可分的，“门当户对”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实际上就是双方政治利益的权衡，结婚首先是为了家庭的政治利益，所以选择的标准也首先是政治标准。论门第，林黛玉的上祖虽曾袭过列侯，但到林如海已经是五世，“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至此林如海已只能从科第出身了。林如海虽然是钦点的巡监御史，但比起贾府的百年望族，世代恩荫来，不可同日而语，何况没有多久，林如海又一病亡故，从此黛玉论门第，已无门第可言；论父母，已经是父母双亡，自己真正是一个孤苦伶仃之人。这就决定了她的婚姻的悲剧命运。《红楼梦》里一再写到黛玉的孤零之感，写到她自己感到无依无靠之悲苦，这对黛玉来说是非常真实的描写。在封建时代，没有了门第，没有了父母，自己又是一个少女，确实已经是前途非常渺茫了。何况黛玉又是性格孤傲，秉绝代之才华，具绝世之容貌，而又鄙视一切，尤其是反对俗世的仕途经济，反对侯门公府所见的一切鄙俗，只有具有同样思想性格，同样才华禀赋，同样反对仕途经济，向往着朦胧的清净理想世界的贾宝玉，才是自己的真正知音。
但是，宝玉侯门公子的现实地位，与黛玉孤零之身的社会地位相去太远。尽管宝玉全身心地爱她，但宝玉在爱情上虽有自主权，在婚姻上却丝毫也没有自主权。而他俩所处的现实社会是只重婚姻而不重爱情的，对于这一点，薛宝钗比他们理智而清醒得多，也可以说是聪明得多。对于林黛玉来说，她只知道要爱情，要心；对于薛宝钗来说，她却知道重要的是要婚姻，要人。因为两者的着眼点不同，用力点自然也不同，黛玉甚至根本不知道要用力，她与宝玉的生死爱情，也完全不是用力的结果，而是他们思想、气质、禀赋自然一致之所致。对于宝玉之爱黛玉，也不是贾宝玉的用力追求，才得到黛玉的爱。宝玉对黛玉虽然百依百顺，但并非是追求，而是爱之所致。由于这样的原因，宝钗觉得，只要得到王夫人和贾母的欢心，就能赢得婚姻，赢得人。但黛玉却不理会这一点，甚至是根本不肯去理会这一点，她觉得哪怕是稍稍用一点点力也是一种卑鄙，一种不洁，这就是黛玉与宝钗之间的差别。
由于门第、社会地位、思想、性格的诸种原因，尽管黛玉对宝玉，赢得了爱情、赢得了心，但却铸成了悲剧。
这个悲剧，不是贾宝玉与林黛玉的责任、过错，而是在这个时代根本就不应该有他们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必定是悲剧。所以这个悲剧是历史造成的悲剧，社会造成的悲剧。因为他们的爱情观念、爱情方式、爱情内涵等等太超前了，在他们自己的时代，还没有这样的土壤。
第三，关于妇女命运问题的解读。
大家知道，《红楼梦》是古典小说中关于女性问题写得最重最深刻的一部书。作者在一开头就说：“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在第二回里，又让贾宝玉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在第五回里警幻又称“此茶名曰千红一窟”，甲戌脂批：“隐哭字”，意即“千红一哭”；警幻又称酒“名为万艳同杯”，甲戌脂批：“与千红一窟一对，隐悲字”，即“万艳同悲”。上面这些话，就概括了作者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同情和悲哀。
我们再看《红楼梦》，可见《红楼梦》里的青年女性，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悲剧结局的。十二钗之首的元春，虽然贵为贵妃，回家省亲时却“只管呜咽对泣”，说“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说“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她所点的戏，预示着贾家的败落，在《乞巧》一出下，脂批说：“《长生殿》中伏元妃之死。”她所作灯谜的谜底是爆竹，是一响即散之物，脂批说：“此元春之谜。才得侥幸，奈寿不长耳。”可见元春短命，其结局有如杨贵妃，则其悲惨可知。迎春则嫁了中山狼，被折磨而死。探春的结局是远嫁，一去不复返，脂批在探春断线风筝的灯谜下批道：“此探春远适之谶也。使此人不去，将来事败，诸子孙不至流散也，悲哉伤哉！”惜春则是出家为尼。黛玉的结局，脂批说：“《牡丹亭》中伏黛玉之死”，“将来泪尽夭亡”。宝钗虽然按脂批说：钗、玉“后文成其夫妇”，但脂批又说：“若他人得宝钗之妻，麝月之婢，岂能弃而而（为）僧哉！”可见宝钗的结局也是一个悲剧。湘云、李纨则是守寡。此外，如妙玉的遭劫，秦可卿的悬梁，王熙凤的被休，尤二姐的吞金，尤三姐的饮剑，金钏的跳井，鸳鸯的自誓，袭人的另嫁，晴雯冤死，司棋被逐，香菱受夏金桂的折磨酿成干血之症，等等等等。总之，《红楼梦》里的这些年轻女子，个个都是悲剧结局，而且这些悲剧，大都与婚姻有关，都是因为封建婚姻或爱情而酿成的悲剧。《红楼梦》里只有一对夫妻是自由结合的，因而也是喜剧而不是悲剧，这就是小红与贾芸。关于小红与贾芸的爱情，曹雪芹也是用重笔描写的，而后来贾家败落后，小红与贾芸还有过狱神庙探宝玉的情节。可见曹雪芹是在众多的婚姻悲剧中，特写此一对自由结合的婚姻喜剧，以作为反衬和对比的。
中国的封建社会，几千年来，一直是男权社会，一直是男尊女卑，这是不可动摇的封建传统。特别是在清代，由于统治者对程、朱理学的强烈宣传，妇女守节问题成为头等大事，不少愚夫愚妇受此宣传，有的是丈夫死后自己殉夫，甚至还有并未过门的女子，因订婚后男方死了，竟也殉死，还有的是自己儿子死了，公婆逼迫媳妇殉节，也有女方的父母逼迫女儿殉死的，总之妇女的生命、妇女的社会地位没有丝毫保障。但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却一反其道，提出了女尊男卑的主张，认为“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认为男子“浊臭逼人”，男子是“须眉浊物”，是“臭男人”。这是强烈的反传统的呼声，也是对现实社会中妇女命运的强烈呼号，更是男女平等的矫枉过正的历史反响，是对封建婚姻制度所酿成的罪恶的集中揭露。
第四，关于宁、荣二府的解读。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塑造了宁国府、荣国府两个封建官僚大家庭，宁、荣二府虽已分家，但实际上还是一个封建官僚世家贾家。《红楼梦》的主要故事情节，都是在这个封建官僚世家里发生和发展的，这就是《红楼梦》人物活动的主要环境，也可称“典型环境”，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它作解读。
一、一个靠恩荫而存在的赘瘤
贾府是靠军功起家的，第七回因焦大醉骂，尤氏向凤姐解释说：“你难道不知道这焦大的？连老爷都不理他的，你珍大哥哥也不理他。只因他从小儿跟着太爷们出过三四回兵，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得了命；自己挨着饿，却偷了东西来给主子吃；两日没得水，得了半碗水给主子喝，他自己喝马溺。不过仗着这些功劳情分，有祖宗时都另眼相待，如今谁肯去难为他去？”五十三回宁国府祭宗祠时，有三副对子，更能说明问题：
肝脑涂地，兆姓赖保育之恩；
功名贯天，百代仰蒸尝之盛。
勋业有光昭日月；
功名无间及儿孙。
已后儿孙承福德；
至今黎庶念荣宁。
由于祖宗的创业，所以后来的子孙就“功名无间”，就“承福德”了。
《红楼梦》里最高的辈分是贾母，是第二代人，贾政是第三代，宝玉是第四代，贾蓉一辈已经是第五代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所以《红楼梦》里多处称“末世”，就是指贾府已经传到第五代了，已经临到“五世而斩”了。贾珍、贾赦都是靠恩荫袭爵，贾政的官还是靠“皇上因恤先臣”，“遂额外赐了政老爹一个主事之衔，令其入部习学，如今现已升了员外郎了”（第二回）。
《红楼梦》开始，贾府第一、二代男性已经没有了，一开始就是第三代男性贾赦、贾政作为主要人物。宁府的贾敬一向远离红尘，由第四代贾珍袭爵。读者可以细检《红楼梦》，八十回中，除贾政曾“钦点学差”，但未见有任何善政外，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做过什么值得称道的事。宁、荣二府，主仆合计起码有六七百人，这样浩大的开支，完全是靠恩荫和剥削维持的，五十三回乌进孝进租，那长长的货单，还有二千五百两银子，就是他们剥削的实证，这还仅仅是宁府。据乌进孝说，他兄弟“管着那府（荣府）里八处庄地，比爷这边多着几倍”（五十三回）。还是五十三回，写到了贾蓉去领回的皇上恩赏，“一面说，一面瞧着黄布口袋上有印，就是‘皇恩永锡’四个大字，那一边又有礼部祠祭司的印记，又写着一行小字，道是‘宁国公贾演荣国公贾源恩赐永远春祭赏共二分，净折银若干两，某年月日龙禁尉候补侍卫贾蓉当堂领讫，值年寺丞某人’”。这巨大的剥削和恩赏（其来源也是剥削），却是维持着一个大赘瘤。
二、奢侈靡费和享乐是他们生活的全部
贾府主子们的全部生活内容，就是奢侈靡费和享乐。元妃省亲，这固然是“天恩”，怠慢不得，豪华是自然的，然而，豪华到竟连贾妃“在轿内看此园内外如此豪华，因默默叹息奢华过费”（十七、十八回）。则可见其豪华到何等程度了。秦可卿大出丧，光买一个“龙禁尉”的虚衔就花了一千二百两银子。贾珍对凤姐的唯一要求是“只求别存心替我省钱，只要好看为上；二则也要同那府里一样待人才好，不要存心怕人抱怨”（十三回）。这就是下定决心，要大大的奢华排场一番。
除了这种喜事、丧事上大讲排场外，逢年过节，也是决不放过的机会，他们“庆元宵”、“赏中秋”、“祭宗祠”、“过生日”都是要超常地铺排的。在日常生活上，贾母是“大厨房里预备老太太的饭，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写了，天天转着吃”（六十一回）。他们吃一碗“茄鲞”（即茄干）是这样做的：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筍、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钉子，用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道：“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配它，怪道这个味儿！”（四十一回）
他们吃一顿螃蟹宴，就够“庄家人过一年”（三十九回）。但这根本还算不上什么正经的宴席，这只是宝钗为帮史湘云省钱而想出来的办法。他们正经的宴席上，一个鸽蛋就要一两银子（四十回）。有人说这是夸张，这可能是有夸张的成分，但我读过一个清人笔记，记载清代的达官贵人为了补养身体，先将许多高级的补品拿来喂鸡，然后再吃这鸡生下来的蛋。如此说来，这个鸡蛋的价钱自然也就高出很多了。那么，这里说的鸽蛋也就可想而知了。
酒筵完了，还要吃点心，请看他们的点心：
丫鬟便去抬了两张几来，又端了两个小捧盒。揭开看时，每个盒内两样：这盒内一样是藕粉桂糖糕，一样是松穰鹅油卷；那盒内一样是一寸来大的小饺儿，……贾母因问什么馅儿，婆子们忙回是螃蟹的。贾母听了，皱眉说：“这油腻腻的，谁吃这个！”那一样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面果，也不喜欢。……刘姥姥因见那小面果子都玲珑剔透，便拣了一朵牡丹花样的笑道：“我们那里最巧的姐儿们，也不能铰出这么个纸的来。我又爱吃，又舍不得吃”（四十一回）。
点心用过，自然要喝茶，于是就到妙玉的栊翠庵喝茶：
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捧与贾母。贾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说：“知道。这是老君眉。”贾母接了，又问是什么水。妙玉笑回：“是旧年蠲的雨水。”
然后就是妙玉让宝钗和黛玉到耳房里喝体己茶，宝玉也跟了去，他们用的茶器是更名贵的“爮斝”和“点犀”，煮茶的水是梅花上的雪化成的水（均见四十一回）。从这些描写，可见他们的生活是何等地讲究。
除了这些饮食的讲究外，他们还养有家庭的戏班子，每逢节日宴饮，总是要看戏，而且还非常内行，非常独到。
仅从这几方面来看，就可以看出，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享乐”两个字。
三、诗礼——罪恶的遮羞布
《红楼梦》里的宁、荣二府，表面上看是“翰墨诗书之族”，是“诗礼之家”，是“百年望族”、“勋业旧臣”，实际上却是“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
贾府，这个封建贵族大家庭的腐败，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的腐败。封建社会是一个男权社会，贾府里的这些男性，竟找不出一个像样的人来。先从宁府说起。
宁府的第一代是宁国公贾演，第二代是贾代化。他们都早已没有了，第三代是贾敷、贾敬。贾敷未成年即亡，宁府第三代实际上只有一个贾敬，只在五十三回祭宗祠时出来担任过一回主祭，此外就再无他的活动。他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自谓不久即可飞升成仙，从不管家事，到六十三回因吞金服砂，烧胀而死。宁府的主持人是贾珍，世袭三品威烈将军，因为他是长房，所以任族长。冷子兴说：“这珍爷那里肯读书，只一味高乐不了，把宁国府竟翻了过来，也没有人敢来管他”（第二回）。《红楼梦》第七回焦大醉骂说：“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关于“爬灰的爬灰”这件事，《红楼梦》第十三回靖本回前批云：“‘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岂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者，其言其意，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遗簪’‘更衣’诸文。是以此回只十页，删去天香楼一节，少去四、五页也”（甲戌眉批、回后批同，但少去“遗簪更衣诸文”六字）。这“淫丧天香楼”，就是贾珍的乱伦丑事，虽然正文已删掉，但实际却留下了许多线索，上引靖本批语是最完整的，实际上甲戌本上还有许多泄露消息的批，如在“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罕，都有些疑心”句上眉批云：“九个字，写尽天香楼事，是不写之写。”在“贾珍哭的泪人一般”句旁批云：“可笑如丧考妣，此作者刺心笔也。”在“另设一坛于天香楼上”句旁批云：“删却，是未删之笔。”在“忽又听得秦氏之丫鬟名唤瑞珠者，见秦氏死了，他也触柱而亡，此事可罕”句旁批云：“补天香楼未删之文。”这些批语，初一看好像是提醒作者尚有未删之文，但仔细琢磨，却是另有深意，正是批者所说的“是不写之写”，因为这些提示，实际上后来并未照删，反而成了提醒读者之处。读者如把这些有关的批语连贯起来读，不是“天香楼”之丑事，依然历历分明吗？我认为作者与脂砚，是用明删暗示之法，仍旧将“天香楼”之事“泄露”给读者，使贾珍这件天大的乱伦丑事无可逃避。
贾珍除了此事外，还伙同贾琏一起，分别霸占尤二姐、尤三姐（六十五回）。特别丑恶之极的是竟同儿子贾蓉对二尤有“聚麀之诮”（六十四回）。贾珍既私通儿媳，又与儿子同戏二尤，可说封建社会的伦常全被他父子糟蹋了，已经臭得不可再臭了。无怪柳湘莲要对宝玉说：“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我不做这剩忘八”（六十六回）。
以上是宁国府的情况，下面再说荣国府的情况。
贾赦是荣府贾代善、贾母的长子，贾琏的父亲，袭一等将军爵位。贾赦最出名的是两件事，一是四十六回他让邢夫人向贾母讨鸳鸯作小老婆，被贾母痛斥了一顿。连平儿、袭人等都议论说：“这个大老爷太好色了。略平头正脸的，他就不放手了。”最后还是花了八百两银子买了个17岁的嫣红收在屋内（四十七回）。二是四十八回贾赦勾结贾雨村，用抄家的罪名把石呆子收藏的二十把古扇抄了来孝敬贾赦，弄得石呆子不知是死是活。贾琏说了一句：“为这点子小事，弄得人坑家败业，也不算什么能为！”就把贾琏痛打了一顿。贾赦还把自己的小老婆秋桐赏给了儿子贾琏（六十九回），这也是行同“聚麀”，大乖伦常，简直如同禽兽。
贾赦的儿子是贾琏。贾琏除管理荣府，建造大观园曾承差使，还曾因林如海病故，奉贾母之命送黛玉去扬州，办完丧事后又同黛玉回来等事外，他的臭事在《红楼梦》里也是出人一等的，他趁女儿出痘疹之机，在外边私通多姑娘，简直丑态百出（二十一回），《红楼梦》中唯此一处，有类《金瓶梅》笔墨，也是因人而设。他还趁凤姐生日之隙，私通鲍二家的，又被凤姐撞见，引起轩然大波，最后是鲍二家的上吊而死（四十四回）。此外，他还伙同贾珍、贾蓉共戏二尤，竟被尤三姐大闹一场，最后与贾蓉密谋偷娶了尤二姐（六十四回、六十五回），终于让凤姐将尤二姐活活害死（六十九回）。这是荣府长房的事。
贾政是荣府的老二，前面已经介绍过，他表面上“自幼酷喜读书”，实际上是腹内空空，让他任学差，也是讽刺之笔，虽然做官毫无政绩可言，对捍卫封建主义的原则，却是毫不含糊，所以他不能容忍宝玉的一些出轨的言行，下决心要把他打死，又挡不住贾母的震怒。他十足是一个从封建主义模子里刻出来的人物。他的儿子贾宝玉，他早已认定是叛逆，事实上也确是封建正统的叛逆，故不在此论列。
此外，还有一个贾瑞，他的祖父是贾代儒，是贾家的塾掌，但未叙明世系，或是贾氏远房。贾瑞是代替他祖父管理学堂的，但却一脑子邪念，丑态百出，终于因想“戏熙凤”而被熙凤捉弄至死，而且至死不悔。
以上就是宁、荣二府的主要男性。看了这些人的行为，不能不感到已经腐朽到臭气熏天了。然而，他们的门庭却是“诗礼之家”，是“书诗继世”。这“诗礼之家”的牌子与他们腐朽的实际，恰好成为鲜明的讽刺。于是“诗礼”就成为掩盖他们一切罪恶的遮羞布。
儒家的教条是：“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又曰“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礼记·大学》）。儒家是以“家”作为封建社会的最基本的单位的，因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整体。现在看曹雪芹笔下的宁、荣二府的人，“修身齐家”是完全相反，既不“修身”，更不“齐家”。封建社会里的一个最具典型性的封建官僚世家已腐朽得如此不堪，“家”既如此，“国”亦可知矣。二知道人说：“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太史公之书高文典册，曹雪芹之书假语村言，不逮古人远矣。然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假语村言不啻晨钟暮鼓，虽稗官者流，宁无裨于名教乎？”（《红楼梦说梦》）
二知道人说“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曹雪芹之所以要创造宁荣二府和大观园作为他的故事的典型环境，我想二知道人的这句话，是有历史的穿透力的。
然而，大家知道，康、雍、乾之世，是清代的鼎盛时期，史称“康乾盛世”。在这一时期，社会上极富极贵之家，还是有的。如《啸亭杂录》里记载到的京师米贾祝氏，富逾王侯，屋宇园亭瑰丽，人游十日未竟其居。宛平查氏、盛氏，富亦相仿。怀柔郝氏，膏腴万顷，连乾隆皇帝都驻跸其家。以上是指的民间富户，至于朝廷的勋戚旧臣，富贵继世之家，更是不可胜数。那么曹雪芹为什么偏于这一“盛世”，选择贾府这样一个已临“末世”的“皇亲国戚”“百年望族”来作为他的典型呢？这是因为他一不愿意歌功颂德、鼓吹封建统治者爱听的“五世其昌”之类的谀词，二是因为他看透了这个封建社会的虚伪和腐朽的本质，三是因为他更看透了这种封建贵族官僚大家庭腐败的内幕，他自己的封建大家庭就是这样一个现成的典型，一切封建的伦常道德全是假的、虚伪的，唯一真实的就是他们无限止的淫欲贪求和互相之间私利的冲突。第七十五回抄检大观园后探春说：“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像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这才是这个表面诗礼之家的腐烂透了的本质。四是更重要的还是他的历史观、社会观和人生观，还是他的与旧时代、旧家庭不能相容的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他已经意识到他的理想是他的时代、社会和家庭所不能容的，他自己已经明确说出“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他是家庭和社会的叛逆。可见选择他自己的家庭作为典型素材来展开它的没落过程中的种种腐败丑事，是服从于他所要表达的思想主题的。如果他没有自己的新的人生观、爱情观、社会观，那么他仅仅像《金瓶梅》一样尽情地暴露也就可以了，他只要纯自然主义地客观描写也就达到暴露的目的了。他之所以要塑造贾宝玉、林黛玉两个全新的人物，并精心地描写他们的爱情悲剧，就是为了要展现他的全新的人生观、爱情观和社会观，展现他朦胧的超前的人生理想。
那么，从这一角度来看，二知道人所说的“包括百千世家”，还只能指它的没落的一面，因为百千世家终究是要走这没落的道路的。而它的新生的一面，却纯属曹雪芹的超时代的独创，并不是所有没落世家都能自然新生的。
总之，曹雪芹能在表面盛世的当时偏去写“末世”，能让他的全新的美好的人物和理想被旧势力彻底吞没，造成震撼人心的大悲剧，能从腐朽中写出新生，写出朦胧的曙光，这才是他选择荣、宁二府作为典型的原因，这才是曹雪芹的真正的超时代的伟大！
第五，《红楼梦》里所隐曹家史事的解读。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有意地透露了自己的百年家世，而且不仅仅是透露，在一定程度上，还带有为家庭的败落而泄愤的意思，当然更多的是批判揭露这个官僚家庭的腐败没落。这种揭露批判，实际上也就是对封建礼教、程朱理学、封建社会的黑暗的揭露和批判。焦大醉骂，实际上是雪芹的痛骂，贾宝玉骂“男人是泥作的骨肉”，骂男人是“浊臭逼人”，贾宝玉终日在大观园里，何曾见过世面？更未见过多少社会上的男人，相反，他习常所见，还不是贾政、贾赦、贾珍、贾蓉、贾瑞、贾琏、贾雨村等人。那么他骂的“臭男人”，岂非更多的应该是他眼前所见的这些人？再说这些人，如贾珍、贾赦、贾琏、贾蓉、贾瑞等等，难道还不够“臭”吗？
曹雪芹对自己百年家世的透露，是自然巧妙的笔墨，焦大醉骂是一种透露，宁、荣二公之灵托付警幻仙姑是一种透露，“寅”字避讳是一种透露，贾母说小时听过《胡笳十八拍》是一种透露，特别是十六回王熙凤说：“只纳罕他家怎么就这么富贵呢？”赵嬷嬷道：“告诉奶奶一句话，也不过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五十三回乌进孝进租，贾珍说：“再两年再一回省亲，只怕就精穷了。”大家知道，《红楼梦》里的省亲是以康熙南巡为素材的，那么，赵嬷嬷、贾珍所说的实际上也就是南巡，所谓“也不过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这不就是说曹家因四次接驾落下巨大亏空而致彻底败落吗？只不过下半句没有说出而已。贾珍说：“再两年再一回省亲，只怕就精穷了”，这不更是说的曹家因南巡接驾而“精穷”吗？康熙六次南巡，后四次都由曹寅接驾，落下巨大亏空，这一点康熙是十分清楚的，他曾明白地说：“曹寅、李煦用银之处甚多，朕知其中情由”（《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所以《红楼梦》里有多处不着痕迹的笔墨，却又处处露出端倪来，令人很自然地想到曹家家史，至于赵嬷嬷的话和贾珍的话，则何止露出端倪？竟是一种微词怨语了。
凡是以上这些地方，都需要我们结合曹家的家史去认真思索，因为它们比前面所举例子隐蔽得更深一层。
四余论
《红楼梦》是一部内容深广的伟大小说，虽然我在本文做了某些方面的解读，但远非小说的全部。人们称《红楼梦》是百科全书，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我个人认为，如果再具体点说，可以说《红楼梦》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18世纪中期中国上层封建社会的种种风习，我们读《红楼梦》，就如打开了一幅充满着历史气息的栩栩如生的历史长卷，特别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缓慢转型的历史面貌，都被曹雪芹的生花妙笔定格下来了，其中意识形态的微妙变化，是最值得注意的。如尤三姐的爱情观，强调要独立自主，自我选择（六十五回）。鸳鸯抗婚说：“家生女儿怎么样？‘牛不吃水强按头’？我不愿意，难道杀我的老子娘不成？”（四十六回）等等。还有薛蟠问宝玉：“明儿你送我什么？”宝玉道：“我可有什么送的？若论银钱吃的穿的东西，究竟还不是我的，惟有我写一张字，画一张画，才算是我的”（二十八回）。这是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人的自我意识的增长，否则作为鸳鸯这样的“家生女儿”，自身不过是主人的一点小小的财产，如同一个牲口一样，根本谈不上“自主权”，主人要她怎样她就只能怎样，怎么可能说“我不愿意”呢？这就是说，由于时代的变化，社会的逐渐转型，人的自我意识增长了。像宝玉这样一个贵族公子，居然说自己一无所有，只有自己写的字画的画才算是自己的，这就意味着只有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才算是自己的，祖宗之所遗，概与自己无关，这就是在这个贵族公子身上反映出来的新的自我意识。再如晴雯生病，宝玉说：“越性尽用西洋药治一治，只怕就好了”（五十二回）。这“西洋药”一词，显然也是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新词。至于《红楼梦》里提到的许多西洋物品，当然同样是这种特定历史风貌的记录。
《红楼梦》最主要的成就，当然在思想和艺术两方面。从思想方面来说，无疑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缓慢转型期的新思潮的真实记录。我曾说过，曹雪芹批判的是他自己的时代，而他把希望寄托给未来。他的社会理想，如自由人生、婚姻自主、男女平等、废除等级、人与人之间的友爱等等，无疑都只能是未来的意识、未来的现实，然而曹雪芹居然在18世纪的前期就提出这些理想来了，这在当时，当然是不可理解的，何况他又是用的“假语村言”，无怪人们要把贾宝玉看做“似傻如狂”了。
《红楼梦》在艺术上的杰出贡献是多方面的，长篇小说的网状式的整体结构，是在长篇小说结构上的独特创造，虽然《金瓶梅》已开其端，但它毕竟还带有“词话”的痕迹。至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更是从话本发展来的。《红楼梦》是真正的文人创作的长篇小说，它除了采用习惯的章回体外，一切故事结构和叙事方式全是崭新的创造，整个故事的叙事行文，如行云流水，自然天成，真是落花水面皆文章。在中国古典小说里文章之美，语言的个性化之美，语言之浓厚的生活气息之美等等，是无出其右的。特别是《红楼梦》的叙事语言，都带有浓厚的作者的主观感情，这与《三国》、《水浒》又是截然不同的。
然而，《红楼梦》在文学上的特出贡献，是塑造出一系列令人永远难忘的典型形象。其中贾宝玉是全新的艺术典型，在以往的小说、戏曲里从未有过，是真正的新人形象。贾宝玉的新，一是形象塑造未有任何因袭，全是独创。事实上，贾宝玉的独特的反传统的得世界风气之先的思想，是任何旧传统形象所无法承载的，贾宝玉的新典型形象是由他独特的超时代的新思想所决定的。而林黛玉的形象，虽然初看似与传统的形象颇多相似，但细读也可发现，这个形象的外观，是由她孤零的身世遭遇所决定的，更重要的是她的思想、她的尖而锐的个性，她的特殊才华和冰雪聪明，她的绝代姿容和稀世俊美，在以往的小说、戏曲人物里，也是不可重复的。所以贾宝玉与林黛玉恰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缓慢转型期的一对新人的典型。至于说贾宝玉具有贵族公子的脾性，林黛玉也是官僚门第的千金小姐，这话一点儿也不错。因为不如此，这一对典型就远离了他们自己的时代和土壤，假定说这对典型新到连自己出生的家庭和时代的气息都没有了，那他们就不成其为这个历史转型期的新人典型了，他们就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感了。他们之所以真实可信又可贵，就是因为他们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他们既是新的，又有旧的印记，这才是这一对典型的特征。《红楼梦》里的薛宝钗、王熙凤、史湘云、探春、迎春、惜春、妙玉、香菱、尤三姐、尤二姐、袭人、平儿、鸳鸯、晴雯以及贾母、王夫人、刘姥姥等，无一不是令人难忘的独一无二的典型。男性中的贾政、贾珍、贾琏、薛蟠等，也同样是令人难忘的形象。
总之，《红楼梦》是历史、是社会、是人生、是艺术，而归根到底，它是人生的历史长卷。在这个长卷里，人们可以各有取舍，各有所悟，各有会心。总之，能悟其大，得其要，斯为得矣。何况《红楼梦》里有一些问题，如某些判词、怀古诗之类，可能永远也不能得出一致的结论，因其无谜底可证也。
然而，学术问题本来是复杂的，很难一时尽得其解的，“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就连李商隐的诗，人们都叹息难以解读，那么让《红楼梦》留些悬念，也未尝不是有趣的事。
所以，我说的解读《红楼梦》，是就其大者、要者而说的，至于其他，则实非所能尽解也！
2004年1月28日，旧历甲申年正月初七日下午五时于京
东且住草堂草成
2004年5月2日，旧历甲申三月十四日改定，时年八十又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