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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红楼梦》是一部震撼人们心灵的大悲剧一样，《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生活经历也是一个大悲剧。
向读者介绍曹雪芹，既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又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古人说：“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谁不想对《红楼梦》的作者有更多的了解呢？如果可能，笔者多么希望把一个有血有肉、丰神迥异的曹雪芹介绍给大家啊！可惜，迄今为止，红学家们苦心搜求的大都是曹雪芹上世的材料，关于作家本人的情况则所知甚少，包括他的生卒年以及父亲到底是谁，都很难形成确定的意见。〔1〕不过有《红楼梦》在，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里融解着作家的个性和人格，参以现有的资料，给曹雪芹的生平和创作勾勒一个大致的轮廓，还不是完全不能做到。
一
曹雪芹，名霑，字芹圃，号芹溪，雪芹也是他的号。他大约生于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卒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作家短暂的一生，跨越康、雍、乾三朝，时逢“盛世”，而他的家族又是在雍正统治时期败落下来的，整个清朝中叶的政局和社会变迁给他的生活与创作以直接的影响。曹雪芹是当时特定历史时代的产儿，他的作品真实深刻地反映了那一时代。
曹雪芹的先世原为汉人，远祖曹锡远曾任明朝沈阳中卫的地方官。后来清太祖努尔哈赤率兵攻陷沈阳，曹锡远被俘，沦为奴隶，其子曹振彦编入旗籍，当了一名“教官”。明毅宗崇祯七年（1634），曹振彦转入多尔衮统率的满洲正白旗，任军中“佐领”，官运开始亨通起来。清兵入关时，曹振彦屡立战功，后又于清世祖顺治六年（1649）随摄政王多尔衮出征大同，并任山西平阳府吉州知州、大同府知府及浙江盐法参议使等官职。
论民族，曹雪芹的上世是汉人，但很早就加入了旗籍；论出身，曹家因从龙入关，护驾有功，属于直接为皇帝服务的内务府正白旗包衣。所以，更准确地说，曹家应该算作内务府汉军旗人，这在清初，是一种极特殊的身份，只有经过长期考验的最忠实的奴仆才能享此殊荣。
正因为如此，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的夫人才有可能被选入宫中，充当幼年时期康熙的保姆，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则给康熙当伴读，形成了曹氏家族与最高统治者之间的非同寻常的关系。康熙登基以后，立即对曹玺委以重任，简派他督理江宁织造，而且改变了原来三年更换一次的惯例，把江宁织造变成“专差久任”。这样，曹玺便于康熙二年至二十三年连任江宁织造二十二年，直至病死任所。据《康熙上元县志·曹玺传》记载，曹玺自幼深沉好学，富有政治才干，织造任内，使“积弊一清”，深得康熙赞许。特别是他在康熙十六年和十七年两次进京汇报江南情况，“备极详剀”，得到破格提拔，“赐蟒服，加正一品”，成为“内司空”，即具有内务府包衣身份的工部尚书。
曹玺死后，曹寅继任江宁织造，他比乃父更有才干，不仅精通吏治，体察民情，而且具有很高的文化艺术修养。《康熙上元县志·曹玺传》称他“七岁能辨四声，长，偕弟子猷讲性命之学，尤工于诗，伯仲相济美”。著名的《全唐诗》和《佩文韵府》，就是曹寅主持纂辑刊刻的。还在曹玺举丧期间，康熙已晋升曹寅为内务府慎刑司郎中，同时“仍协理江宁织造事务”。康熙三十一年，正式任命曹寅为江宁织造，直至康熙五十一年病死。这期间，又与妻兄李煦轮年兼理两淮巡盐监察御史。李煦是广东巡抚李士桢之子，也出身于“簪缨巨族，阀阅大家”，先后任广东韶州府知府、浙江宁波府知府和畅春苑总管，康熙三十一年出任苏州织造。还有杭州织造孙文成，康熙也极为重视，认为“三处织造，视同一体”〔2〕，都是他的股肱近臣。
织造在清代是一种特殊官职，它由皇帝亲自派出，具体督理宁、苏、杭一带的纺织事务，向宫廷供奉绸缎、衣饰、果品，直接对皇帝负责。同时还负有政治使命，凡属吏治、民情、风俗、习惯、晴雨、丰歉等一应社会动态，都必须及时向最高统治者秘密奏报。这里涉及清代的密折制度问题。康熙对自己首倡的密折制度颇为欣赏，他晚年在一则特谕中写道：“朕令大臣皆奏密折，最有关系，此即明目达聪之意也，前古帝王行之甚少。朕临御五十余年，凡臣下奏折，细加体察，殊有裨益。设若浙江巡抚奏秋成八分，其福建从浙江过者询之，或云十分，或云六七分，一有参差，便可知其虚实矣。摺奏之或公或私，朕无不洞悉，如果属有益，即当酌量施行；倘有徇私报复害人者，即时发生，令众知之，彼之真情有不毕露者乎？凡一切奏折，皆朕亲批，人不能知，内中亦不存稿。如张鹏翮为总河时，其所奏折，有一非朕亲批者乎？既许摺奏，诸王、都统、大臣等，不能推测折中所言何事，自然凡事皆戒谨恐惧。在今日开言路之法，不善于此。凡为小臣时，大都愿开言路，及为大臣，则又不愿；而不知折之公私，朕一见便悉，不能掩也。”〔3〕不能不承认康熙的经验谈包含着一些真情至理，确实不是凡庸之见。
密折制度对皇帝了解下情的确不无好处。但就事论事，清代的密折制度有利也有弊，既可以使皇帝及时了解吏治民情，也给奸佞构陷无辜以可乘之机。有清以来，朝野“打小报告”盛行，殆缘于此。不过曹寅和李煦的密折，反映情况一般都较全面，所陈事实皆可复按，康熙帝因此很激赏，对曹、李格外优宠有加，也常透消息给他们，甚至连南巡这样的外界绝对不可预闻的重大举措，也常常先向曹寅打招呼。康熙四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玄烨在曹寅奏谢钦点巡盐并请陛见折上批道：“朕体安善，尔不必来。明年朕欲南方走走，未定。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4〕通过密折，曹寅更加密切了与最高统治者的不寻常的关系，由股肱近臣进一步变成了耳目亲信，无论朝野都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
曹寅与康熙的特殊关系，集中表现在康熙六次南巡有四次驻跸在江宁织造府中。〔5〕第一次南巡正赶上曹玺病死未久，康熙“亲临其署，抚慰诸孤”。第二次南巡由桑格在织造府接驾。第三至第六次南巡，都是曹寅接的驾。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对第三次南巡曾做如下记载：“康熙己卯夏四月，上南巡回驭，驻跸于江宁织造曹寅之署。曹世受国恩，与亲臣世臣之列。爰奉母孙氏朝谒。上见之色喜，且劳之曰：‘此吾家老人也。’赏赉甚渥。会庭中谖花盛开，遂御书‘萱瑞堂’三字以赐。”〔6〕康熙和曹寅俨然亲如一家，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何等密切。这就是曹雪芹的家族为什么在祖父曹寅在世时能够达到鼎盛的重要原因。曹寅的所做所为也确实没有辜负康熙的重托，不仅奏报地方见闻及时，四次接驾有功，在团结江南文人学士方面也颇见成效。当时满汉民族间的矛盾是最高统治者面临的一大难题，特别江南一带的知识分子的反清情绪很强烈，需要有人去做安抚、缓解、统战的工作。
曹寅为人宽平和气，文化素养高，富收藏，擅词曲，喜交游，是做统战工作的最合适的人选。他主持编刊《全唐诗》和《佩文韵府》，就是一项深得文人学士之心的具体举措。程廷祚在《青溪文集》中说，“管理织造事楝亭曹公主持风雅，四方之士多归之”，当不是虚美之谈。为了表彰曹寅的功绩，康熙于四十四年第五次南巡时，“给曹寅以通政使司通政使衔”〔7〕，达到正三品的官阶，待遇是“诰授通议大夫，妻封淑人，封赠三代，诰命三轴，俸银一百三十两”。曹氏家族越来越显赫了。
二
世界上的事情经常带有两重性，最显赫的时候往往也就是走下坡路的开始。曹寅和最高统治者的特殊关系，既给他的家族带来了“烈火油烹，鲜花著锦之盛”，也为后来的败落埋下了祸根。
康熙南巡的目的，名义上是为了视察河工，实际上则是为了访察吏治民情，了解江南一带的社会政治动向，当然也不排除兼有观览一下江南风光名胜的动机。就康熙而言，他每次出巡都有严格规定，尽量节俭和不扰民，“凡需用之物，皆自内府储备，秋毫不取之民间”；但负责接驾的大小官员，则诚惶诚恐，不敢稍有怠慢，互相比赛，竞斗奢华，如张符骧描写扬州行宫的《竹西词》所说：“三汊河干筑帝家，金钱滥用比泥沙。”南巡给地方官员以及劳动人民带来的沉重负担可想而知。《红楼梦》第十六回赵嬷嬷说的：“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嗳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看来这不是虚写，很可能作者用的是史笔。曹寅四次接驾的结果，造成了经济上的巨大亏空。康熙对此十分关切，于四十九年八月廿二日在李煦奏折上批道：“风闻库帑亏空者甚多，却不知尔等作何法补完？留心，留心，留心，留心，留心！”〔8〕同年九月初二又在曹寅的奏折上批道：“两淮情弊多端，亏空甚多，必要设法补完，任内无事方好，不可疏忽。千万小心，小心，小心，小心！”〔9〕李煦的亏空史无确切记载，估计也不在少数。为了帮助他们及早弥补任内亏空，康熙下令由曹寅和李煦轮管两淮盐政，但直至曹寅病死，两人轮管了十年，亏空也未能全部补完。
曹寅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二十三日病故的，患的是急性疟疾，从发病到死亡仅三个星期的时间。据曹寅的嫡子连生即曹在九月初四的奏折中说，曹寅在垂危之际，还因未补完织造钱粮而“槌胸抱恨”，“气绝经时，目犹未瞑”〔10〕。为此，康熙特恩准李煦为曹寅代管盐政一年，将所得五十八万六千两“余银”全部用来弥补亏空。曹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清完所欠钱粮”了〔11〕。康熙也松了一口气，说曹寅“身没之后，得以清了，此母子一家之幸”〔12〕。谁知曹寅任中亏空不止此数，另外还有好几笔，直到康熙五十五年，还发现一笔二十六万三千余两的债务〔13〕，终于给雍正留下了整治曹家的具体口实。
曹寅死后，康熙命寅子曹继任江宁织造，不料曹短命，接任仅二年多，便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故去。曹是曹雪芹的生父，曹死时雪芹尚在母腹之中。康熙对曹的死也是很痛惜的，传话给内务府总管说：“曹系朕眼看自幼长成，此子甚可惜。朕所使用之包衣子嗣中，尚无一人如他者。看起来生长得也魁梧，拿起笔来也能写作，是个文武全才之人。他在织造上很谨慎，朕对他曾寄予很大的希望。他的祖、父先前也很勤劳。现在倘若迁移他的家产，将致破毁。李煦现在此地，著内务府总管去问李煦，务必在曹荃之诸子中，找到能奉养曹之母如同生母之人才好。他们弟兄原也不和，倘若使不和者去做其子，反而不好。汝等对此应详细考查选择。”〔14〕可见康熙对曹家的情况是多么谙熟，是何等关心。
后来经过查询，曹荃诸子中以老四曹为人最忠厚老实，而且是跟随曹寅在江南长大的，曹寅生前就很夸奖他，所以便将曹过继给曹寅为次子，继任江宁织造。曹的生父曹荃也叫曹宣，字子猷，号筠石，工诗善画，和曹寅是嫡亲弟兄，早在康熙四十四年就死去了。曹继任江宁织造的时间是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六，至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查封其家产，经过了十三年。曹的才干显然逊于曹寅和曹，同时也由于年龄太小，缺乏政治经验，奏折写得也不是很理想。康熙对此曾表示过不满，于五十四年七月十四日的一条御批中质问道：“你家中大小事为何不奏闻？”〔15〕五十七年六月初二日，康熙又在曹请安折上批道：“尔虽无知小孩，但所关非细，念尔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虽不管地方之事，亦可以所闻大小事，照尔父密密奏闻，是与非朕自有洞鉴。就是笑话也罢，叫老主子笑笑也好。”〔16〕要求提得尽管具体，可惜曹还是不能完全做到。我们从《关于江宁织造首家档案史料》一书中看到，曹写的奏折和曹寅、曹相比，真不可以道里计。但康熙还是谅解的，终他一生，对曹雪芹的家族一直采取回护和信任的态度。
雍正上台以后，情形就不同了。就施政方针而言，雍正和康熙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基本上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使雍正朝成为走向“乾隆盛世”的重要阶梯。但封建政权的承继和嬗变并不依施政方针的同异为依归，更多地反映的是统治集团的利益纷争，即使奉行同一方针，各派政治力量之间也可以爆发很激烈的冲突。雍正夺嫡是历史上的大事件，篡改诏书的说法虽未必可信，但雍正早怀有篡位野心，为了夺嫡使尽阴谋手段却是事实。所以这位老谋深算的雍正一旦得到帝王宝座，便杀机毕露，千方百计整治政敌，先是皇八子允和皇九子允，随后是他们的党羽，一批接一批地被抄没、监禁、流放、杀害。雍正三年，李煦的家产被抄没，到雍正五年又查出李煦曾在苏州买女子送给“阿其那”，险些定为奸党处斩，后改为流放打牲乌拉。雍正四年，曹家的另一门亲戚傅鼐因罪被革去户部侍郎职务；同年，曹寅的女婿多罗平郡王讷尔苏被革退王爵。就像《红楼梦》中江南甄府的被抄是贾府被抄的先兆一样，曹家诸姻戚先后遇事对曹家威胁极大。作为雍正帝，不过是未雨绸缪；但在曹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其实，早在雍正上台之初，对曹家的杀机就显露出来了。一次，雍正在曹奏谢将织造补库分三年带完折上批道：“只要心口相应。若果能如此，大造化人了。”〔17〕口气非常不客气。这是雍正二年正月间的事。同年四月初四，又在曹祝贺年羹尧平叛凯旋折上批道：“此篇奏表，文拟甚有趣，简而备，诚而切，是个大通家作的。”〔18〕字里行间充满了嘲讽。同年闰四月二十六，雍正进一步责问曹、李煦、孙文成三织造：“人参在南省售卖，价钱为何如此贱？”〔19〕这原是康熙五十七年的一笔旧账，五六年后旧事重提，显然带有不便明说的动机。接着，在雍正二年五月初六，曹奏报江南蝗灾因连得大雨而僵灭大半，因此“人心慰悦，太平无事”。然而雍正挑剔说：“蝗蝻闻得还有，地方官为什么不下力扑灭？二麦虽收，秋禾更要紧。据实奏，凡事有一点欺隐作用，是你自己寻罪，不与朕相干。”〔20〕雍正三年九月三十日，取消了曹造送马鞍、撒袋、刀等物之饰件的权利，改由广储司依原样制造。〔21〕雍正四年三月初十，内务府总管奏称曹等进的绸缎粗糙轻薄，决定给曹以罚俸一年的处分。〔22〕雍正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又因给皇上做褂面用的石青缎匹落色，将曹罚俸一年。〔23〕接着，便于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查封了曹的家产。真是紧锣密鼓，步步紧逼。抄家的表面理由是：“江宁织造曹，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伊不但不感恩图报，反而将家中财物暗移他处，企图隐蔽，有违朕恩，甚属可恶。”〔24〕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口实，真正原因还是雍正为了整治政敌，是皇室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曹雪芹的家族的命运是和康熙朝相始终的，康熙和雍正的政权交替，是曹家由盛变衰的转捩点，同时也是成就曹雪芹这个伟大作家的社会契机。
三
曹被查封家产时，曹雪芹已经13岁，对接近皇室的封建官僚世家的生活已开始有自己的体验。他是曹的遗腹子，从小没得到父爱，但母亲马氏及祖母李氏对他极娇宠，奉若掌上明珠。使他在温柔之乡中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祖父曹寅藏书丰富〔25〕，使他从小就能够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养料；叔父曹和英国商人有直接往来，更进一步打开了他的视野。加上雪芹聪明颖慧，广见博识，富有文学气质，都为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康熙晚年皇室的倾轧及雍正上台后穷治政敌，给曹雪芹的家族布下了浓重的阴影，这对青少年时期的作家来说，不能不带来一定影响，毫无疑问会起到加深他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的作用。当然，使曹雪芹的生活道路发生根本变化和对他后来从事创作具有重大影响的，还是雍正五年的抄家没产和由此带来的彻底败落。
曹雪芹抄家之后和抄家之前的生活境遇相比，可以说一落千丈。据有关史料记载，曹家被抄后，即由南京迁移到了北京，雍正将曹家在南京的财产赏给了新任织造隋赫德，人丁也随即疏散，只有少数人口到了北京。可以确定下来的曹家人员，当时除十三四岁的雪芹外，就是曹以及雪芹的生母、祖母等女眷，而且曹正因骚扰驿站的罪名被下狱治罪，直到雍正七年年底才从枷号中解放出来。可以想见，这场政治大变故对曹雪芹的打击有多么沉重。不过，和李煦的遭遇相比，曹家还应该庆幸，因为曹以及曹雪芹的性命毕竟保留下来了，在北京崇文门外蒜市口一带还拨给他们一些住房，得以赡养度日。有的红学研究者认为曹家到北京以后曾有过一段“中兴”，然后在乾隆朝又遭到第二次打击，看来缺乏史料依据，只不过是一种揣测。可以确定下来的情况是，曹雪芹虽遭到抄家，在北京的日常生活有相当一段似乎还能维持，这就是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曹雪芹到底上没上过正经学校，已不好考订了。只知道他长大以后，对封建社会的现实颇为不满，蔑视仕途，每日吟诗作画、饮酒听曲，甚至“杂优伶中，以串戏为乐”〔26〕，生活是很放浪的。大约乾隆十四五年的时候，曹雪芹在右翼宗学里谋得一个差使〔27〕，并且结识了敦敏和敦诚，成为默契好友。正是凭了敦氏兄弟的有关诗文，我们才得知曹雪芹在北京行状的一些线索，知道曹雪芹所以为曹雪芹的伟大人格。
敦敏和敦诚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二子英亲王阿济格的五世孙，阿济格在顺治初年被抄家、赐死，因此他们也是皇室贵胄的飘零子弟，与曹雪芹的境遇非常相似，彼此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敦敏和敦诚的诗文中透露出，曹雪芹的性格是阔朗而诙谐的，而且雄辩健谈，傲骨嶙峋。敦诚的《寄怀曹雪芹（霑）》诗中有句云：“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接罗倒着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28〕就是对在右翼宗学与曹雪芹朝夕相处情景的回忆和对曹雪芹狂傲性格的描绘。敦敏的诗里也几次提到曹雪芹的健谈和傲骨，如《题芹圃画石》开首就说：“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还有一次，敦敏有一年多没见到雪芹了，偶然从明琳的养石轩经过，隔院听到了曹雪芹高谈阔论的声音，于是“急就相访，惊喜意外”，并写下一首感情淋漓的诗篇，前四句是：“可知野鹤在鸡群，隔院惊呼意倍殷。雅识我惭褚太傅，高谈君是孟参军。”充满对曹雪芹的热烈赞誉之情。裕端的《枣窗闲笔》中，也说曹雪芹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这可以和二敦的诗互相印证。
那么，雪芹、敦氏兄弟他们在一起到底谈些什么呢？敦诚《四松堂集》中有一篇论及友朋交游之乐的文章写道：
居闲之乐，无逾于友；友集之乐，是在于谈；谈言之乐，各有别也。奇谐雄辩，逸趣横生，经史书文，供我挥霍，是谓谈之上乘。衔杯话旧，击钵分笺，兴致亦豪，雅言间出，是谓谈之中乘。论议政令，臧否人物，是谓谈之下乘。至于叹羡及交涉之荣辱，分诉极无味之是非，斯又最下一乘也。如此不如无谈，且不如无集，并不如无友之为愈也。〔29〕
可见他们的谈趣和谈格是很高的。不过，所谓“谈之下乘”是否能够完全避免，即从来不“论议政令，臧否人物”，看来不一定，至少从《红楼梦》的内容可以反证，他们对家国社稷方面的大问题还是极关切的，恐怕无法做到“谈不及岩廊”〔30〕，就像曹雪芹声称他的《红楼梦》“毫不干涉时事”一样，实际上字里行间到处都有对现实政治的讥刺。何况，雪芹和敦氏兄弟都很欣赏魏晋文士的风格，尤其推崇阮籍〔31〕，怎么可能完全超然物外呢！他们的牢骚、不平和愤懑是随时都会表现出来的，只不过害怕文网之祸，“触忤心情类转蓬”〔32〕，不敢明言直说罢了。而曹雪芹的狂饮，正是他胸中抑塞的一种表现。敦诚的《佩刀质酒歌》前面的小序记载，一次他在槐园遇到雪芹，正赶上“风雨淋涔，朝寒袭袂”，此时“雪芹酒渴如狂”，他因此解下佩刀去换酒喝，使得“雪芹欢甚”，写了一首长诗给他。可惜我们已看不到这首长诗了，只有敦诚的答诗留了下来，其中写道：“相逢况是淳于辈，一石差可温枯肠”，又说：“曹子大笑称快哉，击石作歌声琅琅”、“君才抑塞倘欲拔，不妨斫地歌王郎”。把雪芹的豪情壮志和满腹愤懑和盘托了出来。
曹雪芹能诗善画，他的诗和画也凝聚着他的伟大人格。他画的石最见特色，敦敏有一首《题芹圃画石》诗，称赞他画的嶙峋的石头，就像雪芹的傲骨一样，里面积郁着作家胸中的无限块垒。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垒时。”至于曹雪芹的诗，就更见功力了。敦诚一次称赞说：“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另一次又说：“知君诗胆昔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这对一个写诗的人来说，可以说是相当高的称誉。唐代诗人昌谷李贺在文学史上有“鬼才”之称，主要指其立意奇拔，不同流俗，而雪芹的诗，风格直追李贺而又不为李贺所囿，自然更高一筹。所以敦诚才称赞他“诗胆如铁”，说他“诗笔有奇气”；敦敏则直接叫他“诗人”，宗室诗人张宜泉也说：“君诗曾未等闲吟，破刹今游寄兴深。”〔33〕在雪芹的朋友们中间，他经常作为不同流俗的诗人受到爱重。敦诚《四松堂集》卷五《鹪鹩庵笔尘》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余昔为白香山《琵琶行传奇》折，诸君题跋，不下数十家。曹雪芹诗云：‘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亦新奇可诵。曹平生为诗，大类如此。”这是保留到今天的曹雪芹的唯一的两句诗，可以看出立意警拔，意象奇诡，确有李贺风格。诗格即人格，我们从曹雪芹的诗格里可以了解到他的人格的一些特征。
特别是张宜泉写的《题芹溪居士》诗，对曹雪芹的思想和人格的面貌描摹得更为具体。全诗八句，现抄录如下：
爱将笔墨逞风流，庐结西郊别样幽。
门外山川供绘画，堂前花鸟入吟讴。
羹调未羡青莲宠，苑召难忘立本羞。
借问古来谁得似，野心应被白云留。〔34〕
这首诗透露出，曹雪芹的人格是非常超拔的，他宁可过着贫窘的生活，也不愿意为统治者效劳。唐朝的画家阎立本当宫廷供奉的耻辱，雪芹决不能忍受，他也不羡慕因取悦权势者而得到的荣华富贵。他宁愿寄情山川白云，也不想使自己的渴望自由之心受到束缚。这首诗写的是雪芹移居北京西郊以后的情景，而他什么时候和因为什么移居西郊，已无从稽考。也许如有的研究者所推断的，大约在乾隆十五年至十九年之间吧，当时右翼宗学已改组，搬到了宣武门内绒线胡同新址，雪芹在内城生活无着，便迁往西山了。
曹雪芹迁居北京西郊以后，生活更趋困顿，居住条件也很成问题，蓬蒿环堵，“举家食粥”，加上与敦敏、敦诚等契友往来颇感不便，心境更加落寞了。这时他和僧道有过往还，思想不无消极的一面。但他人穷志坚，傲骨不变，除了和村塾先生张宜泉有所交往，和下层劳动人民有所接触，以及有时进城会会敦氏兄弟外，主要精力都用来写作《红楼梦》了。大约在乾隆二十五年左右，他回过一次南京老家〔35〕，一年以后又返回来。雪芹何时结的婚，已不可考，只知从南京回来后又续娶了一位新妇，这大约是一次很奇妙的“遇合”。乾隆二十八年冬天，雪芹的原配夫人所生的幼子病死，这对作家的打击甚为沉重，不久，他也在贫病中与世长辞，时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早春。曹雪芹死后，敦诚写了一首挽诗：
四十年华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谁铭。
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岂瞑。
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
故人惟有青山泪，絮洒生刍上旧。〔36〕
诗的第三句后面有注：“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由这首诗可以看出，雪芹的死是很寂寞的，几乎没举行什么葬仪，只有几个好友草草埋葬了事。一代天才就这样悲惨地了却终生！
但是，雪芹的精神和人格，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里。没过多久，宗室诗人张宜泉就在《伤芹溪居士》诗里写道：“谢草池边晓露香，怀人不见泪成行。北风图冷魂难返，白雪歌残梦正长。琴裹坏囊声漠漠，剑横破匣影。多情再问藏修地，翠叠空山晚照凉。”〔37〕这是雪芹的朋友对他的怀念，也是同时代人对他的怀念。那么，他可以不寂寞了吧！
四
曹雪芹的一生是短促的，没有活到50岁，就坎坷以终，但他留给我们的思想财富和艺术宝藏却弥足珍贵。他会画，却没有画流传下来；他善吟，只留下了一首长诗中的两句。那么，他留给我们的思想财富和艺术宝藏在哪里呢？在《红楼梦》里。有了《红楼梦》，曹雪芹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地位就奠定了。
曹雪芹何时开始写作《红楼梦》的？由于资料缺乏，无法确定具体年代。《红楼梦》的创作和成书过程，也像他的生平经历一样不为人所知。在写作《红楼梦》之前，曹雪芹曾写过一部名叫《风月宝鉴》的作品，内容有与《红楼梦》相似之处，但主旨和立意根本不同。甲戌本《凡例》中说：“《风月宝鉴》，是戒妄动风月之情。”可见那是一部戒淫劝世的书，《红楼梦》里写秦可卿之死、贾瑞之死和秦钟之死，就带有《风月宝鉴》的痕迹。所以庚辰本第十三回前面有一首题诗：“一步行来错，回头已百年。古今风月鉴，多少泣黄泉。”回目也标作“秦可卿淫丧天香楼”。这样一部作品，其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自然要大打折扣。《红楼梦》不同，它是作者用血泪写成的书，里面寄寓着曹雪芹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见解，已经远远超出了戒淫劝世的范围。另外也有一种说法，认为《风月宝鉴》是雪芹的弟弟棠村创作的，雪芹是在其弟原作的基础上改写为《红楼梦》〔38〕。裕瑞《枣窗闲笔》即持此说，提出：“闻旧有《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不知为何人之笔。曹雪芹得之，以是书所传述者与其家之事迹略同，因借题发挥，将此部删改至五次，愈出愈奇，乃以近时之人情谚语夹写而润色之，借以抒其寄托。”〔39〕当然裕瑞的说法多根据传闻，未必可信，谨录以备考。总之，《红楼梦》之前，确有一部《风月宝鉴》的旧稿，曹雪芹即在此基础上重新写成了不朽名著《红楼梦》。
甲戌本《石头记》第一回有一段交代《红楼梦》创作经过的话，写道：“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这段话直接点明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而且披露出《红楼梦》的写作花去了作者十年的时间。按甲戌本已经是脂砚斋的再评本，定稿时间是乾隆十九年（1754），因此初评的时间还要早些，由此上推十年，应该是《红楼梦》开始创作的时间，大约在乾隆七八年即公元1742年或1743年左右。曹雪芹开始写作《红楼梦》的时候，速度一定是很快的，可能没有多久就写出了初稿。赵烈文在《能静居笔记》中记载的，曹雪芹被其父关起来，“钥空室中，三年，遂成此书”〔40〕的说法虽未必可信，但前八十回完稿较速恐怕是事实。他在写法上也很巧妙，一般先叙述故事情节的发展，诗词曲赋等难写的韵文系后来补就，这就可以节省不少时间。曹雪芹的主要精力是花在修改上了，随着自己人生阅历的增加，难免越挖掘越深刻，越润色越完整，使得他在自己创造的艺术世界里流连忘返。所以《红楼梦》第一回有作者一首寓意颇深的题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他多么希望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他的创作意图呵！
乾隆十九年甲戌脂砚斋抄阅再评时，《红楼梦》前八十回大体上已经写就，只剩一些回次的诗词没有补完，如二十二回的黛玉制谜、七十五回的中秋诗等等。但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乾隆二十一年，第七十五回的中秋诗仍阙如，追其原因，可能是雪芹将前八十回的文稿基本写完之后，就交给脂砚斋抄写整理了，自己则着手八十回以后的情节的构思和写作。所以甲戌本以及后来的己卯本和庚辰本，时间上虽相差好几年，且有“再评”和“四评”之分，正文的文字却没有很大的出入。八十回以后的文稿，曹雪芹生前也基本上写完了，所以脂砚斋、畸笏叟等批书人在提及后部《红楼梦》的情节时，才如数家珍。如有《证前缘》一回，写黛玉“泪尽”而逝，宝玉“对境悼颦儿”；有探春远嫁，惜春入水月庵为尼；有妙玉被强盗劫持到镇江瓜洲渡口，流落风尘；有史湘云嫁给卫若兰，“白首双星”；《狱神庙慰宝玉》，茜雪和红玉去探监；宝玉后来“悬崖撒手”，做了和尚；末回是《情榜》，由警幻仙子归结金陵十二钗，公布了正册、副册、再副册和三、四副册的“芳讳”等。这些文字又统称为“后三十回”。就是说，按照曹雪芹原来的艺术构思，《红楼梦》全书共一百一十回，结局是贾府被抄，黛死钗嫁，宝玉出家，人丁星散，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至于八十回以后的《红楼梦》文稿何以没有流传？这恐怕有多重原因。一个原因是雪芹虽然基本上把“后三十回”写完了，但脂砚去世了，整理者只剩下畸笏叟一人，他的精力多用来抄阅、评注前八十回，“后三十回”文字没有来得及系统整理。再一个原因是，“后三十回”部分文稿在借阅中“迷失”，更为整理成书增加了具体困难。如庚辰本第二十回有畸笏写的一条批语披露：“茜雪至狱神庙方呈正文。袭人正文标昌（目曰）：‘花袭人有始有终’。余只见有一次誊清时，与狱神庙慰宝玉等五六稿，被借阅者迷失。叹叹。”又第二十六回的一条畸笏批语也说：“惜卫若兰射圃文字迷失无稿，叹叹。”这是为畸笏指明的一部分“迷失”文稿，没有指明的一定还有。最后一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大约和“后三十回”的内容有关。因为“后三十回”直接描写了贾府被抄，还有宝玉、王熙凤陷入囹圄等政治性极强的情节，即所谓“真事欲显，假事将尽”，无异于再现曹家败落的真实历史，政治关碍不能不有所顾忌，因此畸笏便决定不传了。永忠的堂叔瑶华说的：“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而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41〕指的就是这些方面。
《红楼梦》研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曹雪芹生前只写了八十回，这种说法看来站不住脚。试想，到乾隆十八九年，前八十回就基本写完了，由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九年作者逝世，还有近十年的时间，难道曹雪芹竟然躺倒不干或洗手不干了？显然不可能。敦诚《寄怀曹雪芹（霑）》诗中说：“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雪芹所“著”的“书”，非《红楼梦》而何？且明确指出居住地点是在北京西郊，当然说的是最后十年的事情。可见，雪芹逝世以前的十年，除了继续修改前八十回以外，八十回以后的部分也在着手写作，只不过为穷愁所逼迫，也由于乾隆二十五年的南京之行，使他延宕了时间，书写的进度不是很快，时辍时续，结果全书虽大体写就，未及系统整理、定稿便“泪尽而逝”了。
曹雪芹生前和身后一段时间，《红楼梦》前八十回的文稿即以抄本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开始是在亲朋友好中互相传阅，后来扩展到了外间世界，为封建士大夫所欣赏，但人们又以不是全璧为憾。乾隆五十年以后，社会上便有了八十回以后的《红楼梦》的传说，有的说看到了八十回以后的目录，有的说看到了百二十回全文。这说明八十回以后的续书当时已经出现了。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伟元和高鹗把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连成一气，整理出版了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他们补上去的后四十回就是某一种续书。当然，续作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比起曹雪芹原作来要逊色很多，不少地方都不能传达曹雪芹的原意，因此遭到后世诟病是可以理解的。但程、高补作也不能完全抹煞，在保持悲剧结局上还是有贡献的，其中有些章节如黛死钗嫁等，写得相当感人，且无法排除是否一定会没有曹雪芹的原稿在内。程、高补作对促进《红楼梦》更广泛的流传起了重要作用。〔42〕
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的过程中，得到了脂砚斋、畸笏叟等人的热情帮助，他们不仅负责抄录、整理、加工、评注，而且通过述说自己的生活经历为曹雪芹提供创作素材。贾宝玉这个典型，就融会了著作者和脂砚斋两个人的经历。他们是曹雪芹最忠诚的合作者，于《红楼梦》的创作是有功绩的。但脂砚、畸笏这两个人究竟是谁，红学界尚无统一的看法，比较起来，认为脂砚斋是雪芹的弟弟曹棠村、畸笏叟是雪芹的叔父曹，也许较为可信。
五
曹雪芹为什么要写作《红楼梦》这样一部作品？我们从他的特殊的家世生平中可以看到一些端倪。他决不是无所用心而写作的，而是怀着创痛来回忆往昔的生活，抒写对人生和社会的感喟和理解。《红楼梦》第一回援引的一段“作者自云”，是打开曹雪芹创作意图的一把钥匙。
这段话是这样写的：“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可以相信，这确实是曹雪芹自己说的话，是关于《红楼梦》创作缘起的真实的自白。所谓“历过一番梦幻”，所指无他，就是康熙和雍正政权交替给他的家族带来的政治大变故，使“赫赫扬扬，已将百载”的大家族一变而为负罪的平民。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对曹雪芹的打击太沉重了，也太突然了，他不敢相信，又无法不相信，真如做了一场大梦一样，一觉醒来，目瞪口呆，不知此身为何物矣。正是这场政治大变故，使他历尽了人间沧桑，饱尝了世态炎凉，对封建社会的现实有了新的认识，改变了恪守封建正统观念的人生道路。《红楼梦》第二回写贾雨村闲居无聊，到郊外赏鉴村野风光，忽在山环小旋、茂林修竹中隐隐看到一座庙宇，门前对联写的是：“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他觉得这两句话文浅意深，“其中想必有个翻过筋斗来的亦未可知”，这应该写的是曹雪芹自己的真切感受。只有“翻过筋斗”，经历过大挫折，有大阅历的人，才能写出《红楼梦》这样的旷世奇作。古人讲发愤著书，西哲说义愤出诗人，揆诸《红楼梦》，自然也是发愤之作。敦敏《题芹圃画石》诗后两句是：“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垒时。”不单画石，写作《红楼梦》一定也是这种心态。
再没有比自己的家族遽然败落对一个人的影响更直接也更深切的了。曹雪芹抚今忆昔，上下求索，不能不追溯这败亡的因由。第五回《好事终》曲：“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这是《红楼梦》作者的一种解释，近似于“情孽论”。第十三回秦可卿给王熙凤托梦，说：“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又说：“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能可保常的。”这是曹雪芹对其家族败落所做的又一种解释，走向了历史循环论，但也不无辩证法思想。《红楼梦曲》里说的：“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这又是一种解释，宿命论的解释。而“树倒猢狲散”这句话，是曹寅生前经常说的〔43〕，曹雪芹不能毫无所闻，连这句话都直接写进书中，说明作者写作《红楼梦》的寄托多么深远。但情孽论也好，宿命论也好，历史循环论也好，只不过是作家暂时的思想归宿，无法回避的更为现实的因素，是雍正上台以后整治政敌，他的家族遭到了牵连，被抄家没产，从此一蹶不振，因此他对清朝的腐朽政治特别是皇室内部的倾轧，实抱有切肤之痛。敦敏和敦诚的与曹雪芹有关的诗里写的：“秦淮旧梦人犹在，燕市悲歌酒易醺”、“扬州旧梦久已觉，且著临邛犊鼻裈”、“衡门僻巷愁今雨，废馆颓楼梦旧家”等，都昭示出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是怀有深刻的今昔感的。尤其敦敏《赠芹圃》诗里的四句：“燕市歌哭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新愁旧恨知多少，一醉白眼斜。”诗中直接点出了“新愁旧恨”，可见曹雪芹是怀着怎样愤懑的心绪来写作《红楼梦》。诚如脂砚斋批语所说：“特为梦中之人特作此一大梦也。”但这样的创作意图，无论作者和批者，都不敢公开讲出来，所以又必须“将真事隐去”。
那么《红楼梦》中到底写了些什么内容呢？
作者在自述了创作缘起之后写道：“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令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就是说，曹雪芹在书中所写，重点是那些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的众女子，特别是她们的命运、遭遇和爱情悲剧，所以他才把书名题做《金陵十二钗》。话虽这么说，真正动手写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红楼梦》何尝只写女子，围绕着荣、宁二府的盛衰，前前后后展开了一系列与社会政治直接相关的大事件，包括薛蟠打死人命，王熙凤为逼死尤二姐制造的假诉讼，以及贵妃省亲和“后部”待写到的贾府被抄家等等，都渗透着强烈的现实内容。曹雪芹在主观上是想把自己家族的政治变故“隐去”，而用假语村言来“敷演”故事，但写着写着就不由自主地真相毕露了——他的隐藏着的创作动机不时地要流露出来，这就形成了《红楼梦》的客观思想和作者主观命意的不完全一致性。正是这种不一致性，使得《红楼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都变得复杂起来。
这里的关键在于，要正确理解和把握曹雪芹提出的“真”、“假”观念。就《红楼梦》的创作缘起来说，是由于康熙和雍正两个政权的交替给曹家带来了抄家没产的悲惨命运，促使曹雪芹在生活的遽变中领悟了人生的真谛，因而发愤著书，“述往事，思来者”，寄托感慨。这个创作缘起，是从曹雪芹经历的“真事”中得来的，对作品而言，它就是“真”。而作品本身所描写的内容，是作者为了表现自己的人生见解而“敷演”出来的故事，对“隐去”的“真事”而言，它就是“假”。但“假”中也有“真”，“真”中也有“假”，假假真真，真真假假，即太虚幻境的那副对联所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曹雪芹的这一文学主张包含着深刻的艺术辩证法的思想。如果错会了他的本意，认“假”为“真”，认“真”为“假”，或认“真”为“真”，认“假”为“假”，都将走向歧途。
正确的做法是把《红楼梦》看做一部经过高度艺术概括的文学作品，里面渗透着作者的经历，又没有局限于作者的经历，因此了解曹雪芹的身世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品，而不应把《红楼梦》和作者的实际生活经历完全等同起来。正如脂砚斋所说，《红楼梦》里面不少都是“实事”，但写起来却“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现，有正有闰，以至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背面傅粉，千皴万染”，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所以如此，是因为曹雪芹恪守的是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也就是第一回借石头的口所说的：“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说：“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在这样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指导下，曹雪芹对18世纪社会现实的描写是极其大胆的，包括直接涉及自己身世的一些回次，无不写得淋漓尽致，有时甚至忘记了应该避的嫌疑。如第十六回赵嬷嬷对贾琏夫妇说：“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嗳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谁也不信的。”在清朝的历史上，有哪一家接驾过四次？只有曹家。而《红楼梦》中的甄家，不多不少，也接了四次驾。仅仅是偶然的巧合吗？看来不是。这些地方都是实写，直接把自己家族的经历移入书中去了。脂砚斋对这一点洞若观火，批道：“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红楼梦》中这类“实写”的地方不少，脂砚斋、畸笏叟对此也多有感慨，如求之过深固然不必，若全然不顾也未免辜负了作者的苦心。《红楼梦》研究的易生歧义和易入迷途，一个重要症结就在这里。
因此，能否正确理解《红楼梦》卷首援引的两段说明创作缘起的“作者自云”，并进而正确理解曹雪芹提出的“真”、“假”观念，是把握《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的思想内容的一个关键。
六
文学创作中经常有形象大于作者思想的现象，这在《红楼梦》里表现得最为突出。曹雪芹集中描写的荣、宁二府，只不过是一个封建的官僚世家，但它的盛衰变化却具有代表性，在一定意义上确可以看做是当时封建社会体制和现实的一个缩影。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艺术效果呢？主要因为《红楼梦》里的贾家不是孤立的存在，和它荣损与俱的还有史、王、薛三家，以及作为映衬的江南的甄家。这几家都是清中叶的大官僚世家，他们直接和朝廷相连结，彼此之间也都联络有亲，又都占有大量土地，经营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使奴唤婢，为所欲为，实际上是宗法社会的主要支柱。他们的命运反映了整个统治阶层的命运。因此，《红楼梦》中虽主要写的是一个贾家，却可以以小见大，看出当时社会的总体发展趋向。就拿贾府存在的各种矛盾来说，一方面是主子和奴仆的矛盾，另一方面是主子和主子的矛盾，以及奴仆和奴仆的矛盾，此外还有维护封建正统和反对封建正统的意识形态的矛盾。至于父子之间、母子之间、兄弟之间、妯娌之间、妻妾之间、嫡庶之间的矛盾，更是比比皆是，每一回里都有无限波澜。甚至当时社会地主阶层和农民阶层的矛盾，也不是完全没有触及。第五十三回乌进孝交租子的场面，就显示了这种矛盾。当然《红楼梦》集中描写的是贾府主子间的矛盾和各集团势力之间的矛盾，以及他们如何在这种矛盾中走向衰亡。探春说：“咱们倒是一家亲骨肉呢，一个个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可见其争夺之烈。而这些，也就是进入清代中叶的封建社会所存在的各种矛盾的缩影。在中国文学史上，很少有像《红楼梦》这样的作品，把封建社会的诸种社会矛盾描写得这样集中，这样具体，这样深刻。
《红楼梦》的可贵之处，还在于曹雪芹不仅写出了封建社会的诸种矛盾，而且通过对这些矛盾的描写，显示出封建社会的肌体正在走向没落的历史趋势。贾府号称“诗礼簪缨之族”，但一切都腐朽了，沦丧了，从经济到政治到道德，都发生了严重的危机。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他和贾雨村有一段极为深刻的对话：
子兴叹道：“老先生休如此说。如今的这宁荣两门，也都萧疏了，不比先时的光景。”雨村道：“当日宁荣两宅的人口也极多，如何就萧疏了？”冷子兴道：“正是，说来也话长。”雨村道：“去岁我到金陵地界，因欲游览六朝遗迹，那日进了石头城，从他老宅门前经过。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二宅相连，竟将大半条街占了。大门前虽冷落无人，隔着围墙一望，里面厅殿楼阁，也还都峥嵘轩峻；就是后一带花园子里面树木山石，也还都有蓊蔚洇润之气，那里象个衰败之家？”冷子兴笑道：“亏你是进士出身，原来不通！古人有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虽说不及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冷子兴和贾雨村这段对话，对我们理解《红楼梦》的思想内容具有重要意义，确可以看做是一个“纲领”。冷子兴说的“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把贾府的面貌描绘得惟妙惟肖。用这句话形容曹雪芹生活的那个时代，是很恰当的。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统治时期，由于施行了一系列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措施，封建经济在遭到明清之际大破坏的基础上有所恢复和发展，甚至一度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从中国封建社会整体历史发展来说，已呈现进入衰落的转折时期。无独有偶，《红楼梦》里面的贾府，到处都在呈现出“末世”的景象。作者也有意不断进行点醒，如第五回凤姐的判词第一句就是“凡鸟偏从末世来”，探春的判词也有“生于末世运偏消”的句子。脂批中也经常写到：“记清此句，可知书中之荣府已是末世了”、“又补出当日宁荣在世之事，所谓此是末世之时了”、“此已是贾府之末世了”、“作者之意原只写末世”等等。贾府的“末世”和整个社会结构进入末期具有暗与理合的一致性，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抒写的是一种时代的感伤情绪，而不仅仅是对家世命运的惋叹。《好了歌注》写道：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这描绘的仅仅是一个贾家吗？难道不是当时整个社会现实的写照吗？
一种社会形态发生危机，常常表现在被统治者和统治者都有一种危机感，而上层的危机比下层的危机更具有爆炸性。《红楼梦》在描写贾府的危机时，特别注重对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的揭露，这是曹雪芹的深刻之处。统治集团内部的危机，莫过于儿孙一代不如一代，后继无人。所以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说“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曹雪芹用很多篇幅揭露贾府的老爷和少爷们的恶德败行，预示他们已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其用意即在于此。当然，贾珍、贾琏、贾蓉这些不肖子孙，固然作恶多端，无异于衣冠禽兽，对封建大厦有从内部蛀空的作用，但更具有危险性的还是出现了贾宝玉这样的大胆向封建纲常名教挑战的叛逆者。
贾宝玉是贾府的天之骄子，“老祖宗”贾母视他为掌上明珠，自幼在绮罗丛中长大，聪明灵秀，令人爱怜，本应成为贾氏家族的继业者。但事与愿违，他非但不能继业，反而走上了一条与封建统治者的期望相反的道路。他不喜欢读书，轻慢儒家经典，杜绝走科举考试的仕途，连与达官贵人接触都感到不自在。封建社会是最讲名分等级的，主奴界限非常严格，可是贾宝玉却不管这些，可以在丫鬟面前伏低作小，和小厮在一起也很随便，甚至扬言要把大观园中的丫鬟都放出去。封建宗法制度历来提倡男尊女卑，女子比男子受的压迫要深重得多，贾宝玉反其道而行之，大声呼吁女子应高于男子，说女儿清爽，男子浊臭逼人。还有，他正经事上虽不行，“邪魔外道”却蛮内行，杂学旁收，毁僧谤道，可以说出千奇百怪的离经悖道的话来。他和林黛玉的恋爱，就更为封建统治者所不容了。按封建礼教，男女之间的婚姻，要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己万不能做主；可是贾宝玉却自行其是，在耳鬓厮磨中一往情深地爱上了林妹妹，而且爱到痴傻的地步，只因为紫鹃开了个玩笑，说黛玉要离开贾府回家了，他就犯了呆病，险些死过去。他的这些思想和行为，明显地带有主张人与人之间一定程度的平等、要求个性解放、追求恋爱和婚姻的自由等等，其思想性质多少带有新的形态的因素，也许是经济领域里生产关系发生变化的一种曲折反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相当的进步意义。
曹雪芹对他的主人公贾宝玉，是怀着由衷的赞美态度的，他热情歌颂宝、黛之间建立在共同思想基础上的爱情，肯定他们反封建正统主义的精神，同时也试图对他们的思想行为加以解释。第二回，贾雨村阐述正、邪两气和天地生人的关系，提出：“彼残忍乖僻之邪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偶因风荡，或被云摧，略有摇动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泄出者，偶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这段话就是用来解释贾宝玉性格的，应该说，已初步包含有两种事物互相“搏击掀发”从而产生新质的思想，这对古代作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贾宝玉这一文学典型的塑造，标志着《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的思想高度；贾宝玉这一带有新的思想因素的人物的出现，宣告了阻碍这一人物思想发展的旧秩序已经没有任何前途。当然作者对旧的既存秩序提出质疑，却不知道新的在哪里，所以贾宝玉也只能在无可奈何中“悬崖撒手”，这是时代留给曹雪芹的局限，我们无须苛求他。
七
曹雪芹是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能够把时代前沿的思想和完美的艺术形式高度融合在一起的作家。《红楼梦》不仅思想价值高，艺术成就也高。正如鲁迅所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44〕
《红楼梦》的艺术成就，首先在于人物写得好，创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曾经有人做过统计，说《红楼梦》里的各色人物共有四百多个，后来又有人说七百多个。总之在长篇小说中，这是人物写得最多的一部作品。当然，问题不在于人物写的多少，而在于这些人物是否有典型性。《红楼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书里面的人物很多都是典型，同时又具有鲜明的个性。贾宝玉不用说了，可以称得上世界文学中不朽的典型之一，至今保留着艺术魅力。曹雪芹写贾宝玉，并不总是一味颂扬，相反，贬他的地方也不少。如说他呆，说他傻，说他狂，说他简单、轻信、鲁莽，甚至叫他周围的人物奚落他、轻贱他、嘲笑他。特别是贾宝玉出场时的两首《西江月》，简直把他说得一无是处。第二首的后四句竟是：“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然而这是摹拟世俗的眼光来看贾宝玉的，越是这样写，越显示出贾宝玉的不同流俗。
林黛玉是和贾宝玉思想上相一致同时又有很大区别的艺术典型。她对爱情的追求那样热烈、执著，但她是贵族小姐，地位、身份和教养不允许她公开表露爱情，只能含蓄地、曲折地、试探地来表现。她柔弱而多情，敏感而多疑，恋爱就是一切。贾府上下对她照顾得也算不错了，但爱情得不到满足，她就有“一年三百六十日，霜刀风剑严相逼”之感。最后她终于殉情了。林黛玉是人类美好情感的化身，她的一生是一首优美而哀婉的诗。只要人类还有追求爱情的渴望，文学中还有优美的爱情的描写，人们就会记起林黛玉这个典型。薛宝钗也爱贾宝玉，但她是为了完成自己的终身大事而爱贾宝玉。她爱贾宝玉的贵族身份和俊俏容貌，而不爱他的奇特个性和离经叛道的思想。她最后和宝玉结婚了，但这是封建门第和封建名教的结合，不是爱情的结合。所以宝玉出走了，薛宝钗成了封建道德的牺牲品。但薛宝钗又不是封建道德的简单工具，她具有现实的人的全部丰富的个性。在封建社会，再没有比她更会做人的了。浑厚、随和、安分、贤惠，是她的特点。她有才，但不愿轻易表现；有识，不到关键处不做主张。心计藏而不露，处世圆而不方。待人宽而讲原则，语言温和而心性刚强。阴险吗？偶尔有一点，但不容易察觉；冷酷吗？确不乏例证，但做得极其自然。这是个永远争论不休的艺术形象。她只配作婚姻的配偶，而不能成为爱情的对象。
元春、迎春、探春、惜春贾家四姊妹，各有各的个性，互不重复，其中以探春的个性最为突出。她刚强、果断、阔朗，具有政治风度，一派男子风范。薛宝钗和探春相比，也有不及的地方，所以探春理家，她和李纨只是“合同裁处”。而史湘云呢？又以豪爽、大度、自然、胸无纤尘著称。身居绮罗丛，而无儿女之情；住在是非地，而无是非心。她的性格与黛玉、宝钗、探春迥然有别，虽然她们的身份、教养、地位大体相同。曹雪芹真不愧写人物的圣手，他就是这样善于写出人物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来。不单小姐，就是那些服侍小姐、太太的丫鬟，也无不独具个性特征。晴雯、袭人、平儿、鸳鸯、紫鹃五个大丫鬟，地位不相上下，都是主子的得力臂膀，但一个赛过一个，彼此绝不雷同。晴雯尖刻，袭人阴柔，平儿周到，鸳鸯刚烈，紫鹃笃厚。小丫头如雪雁、麝月、秋纹、玉钏、翠缕、莺儿、五儿、小红等，也都活灵活现，各有其独特的声口性格。至于老祖宗贾母，以及男性主子如贾赦、贾敬、贾珍、贾琏、贾蓉，包括管家赖大夫妇、来旺夫妇，小厮茗烟、兴儿、旺儿，还有贾雨村、柳湘莲、尤二姐、尤三姐、唱戏的十二个女伶等，凡书中所写，无不切合其身份，无不恰如其分际。有的只轻轻一带，就神情毕肖，如在眼前。当然，在所有这些人物中，写得最好的是王熙凤。
王熙凤写得好，好在她的独特的个性和富于个性化的语言。文学人物的艺术画廊中，像王熙凤这样高度个性化的人物不是很多。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个性化程度诚然都是很高的，但和王熙凤相比，也不能不略感逊色。因此典型化和个性化两个概念，既相一致，又有可以区别的一面。
王熙凤出生在四大家族之一的金陵王家，自幼当男孩子养，小名凤哥儿，虽是女流，但识多见广，性格泼辣，杀伐决断，男人也比不上她。凭着才干和王夫人内侄女的特殊身份，她成为荣府威重令行的管家奶奶。秦可卿死后，她又受命于贾珍，协理宁国府。她既有大家闺秀之雅，又有市井平民之俗，也有泼皮无赖之泼。论手段，鹰骘不能比其狠；论心机，蛊虿不足喻其毒。兴儿说她：“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可谓凤姐性格的真实写照。但她模样儿标致，神韵飞动，口角锋芒，言语诙谐，人们又怕她，又恨她，又爱她。荣国府如果离开王熙凤，灵魂就失落了；《红楼梦》如果没有王熙凤，读者兴趣就黯然了。王熙凤的性格塑造得如此突出，是和她的富于个性化的语言分不开的。第三回林黛玉进贾府，写王熙凤是：“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刚一出场，就先声夺人。第六回接见刘姥姥，一面大摆其谱，一面大哭其穷，假话说得像真话一样。宁府一个人误了点卯，她立即予以发落，说：“明儿他也来迟了，后儿我也来迟了，将来都没了人了。本来要饶你，只是我头一次宽了，下次人就难管，不如现开发的好。”喝命打了二十板子，又革去一月银米。凤姐之威，栗栗可闻。
第十五回水月庵老尼净虚向凤姐求情，凤姐说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其刚愎霸道的个性，跃然纸上。第十六回贾琏送林黛玉奔父丧回来，她又是另一番面孔：
正值凤姐近日多事之时，无片刻闲暇之工，见贾琏远路归来，少不得拨冗接待，房内无外人，便笑道：“国舅老爷大喜！国舅老爷一路风尘辛苦。小的听见昨日的头起报马来报，说今日大驾归府，略预备了一杯水酒掸尘，不知赐光谬领否？”贾琏笑道：“岂敢岂敢，多承多承。”一面平儿与众丫鬟参拜毕，献茶。贾琏遂问别后家中的诸事，又谢凤姐的操持劳碌。凤姐道：“我那里照管得这些事！见识又浅，口角又笨，心肠又直率，人家给个棒槌，我就认作‘针’。脸又软，搁不住人给两句好话，心理就慈悲了。况且又没经历过大事，胆子又小，太太略有些不自在，就吓的我连觉也睡不着了。我苦辞了几回，太太又不容辞，倒反说我图受用，不肯习学了。殊不知我是捻着一把汗儿呢。一句也不敢多说，一步也不敢多走。你是知道的，咱们家所有的这些管家奶奶们，那一位是好缠的？错一点儿他们就笑话打趣，偏一点儿他们就指桑说槐的报怨。‘坐山观虎斗’，‘借剑杀人’，‘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挂子的武艺。况且我年纪轻，头等不压众，怨不得不放我在眼里。更可笑那府里忽然蓉儿媳妇死了，珍大哥又再三再四的在太太跟前跪着讨情，只要请我帮他几日；我是再四推辞，太太断不依，只得从命。依旧被我闹了个马仰人翻，更不成个体统，至今珍大哥哥还报怨后悔呢。你这一来了，明儿你见了他，好歹描补描补，就说我年纪小，原没见过世面，谁叫大爷错委他的。”
真是声情并茂，淋漓尽致，只有凤姐这样的人，才能说出这样一大篇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话来。她是在协理宁国府，弄权铁槛寺，威重令行，不可一世，心满意足，沾沾自喜的情境下说这番话的。她给贾琏接风，意在调侃，却透着居高临下的骄矜。她越是“自谦”，褒贬自己，越是在进行自我夸耀。越是诉说管家的难处，越说明她办事历练。贾珍请王熙凤协理宁府，向王夫人提出时是诚恳的，但并没有“再三再四的在太太跟前跪着讨情”；王熙凤更没有“再四推辞”，而是唯恐王夫人不允，自己主动提出：“大哥哥说的这么恳切，太太就依了罢。”她向贾琏表功说的是假话，只不过她说得轻巧，使人感觉不到她是在说假话。只有这样，王熙凤才成其为王熙凤。
《红楼梦》的语言艺术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是这部书里的重要艺术成就。当然不只是王熙凤的语言写得好，也不单是人物的语言具有个性的问题，其他诸如描写语言、叙述语言，插话、对话、议论，成语、俚语的运用，都有突出的特色，使语言具有一种音乐美和绘画美。还有艺术构思的缜密和结构的完整，也是一绝，人们对此论述甚多，为节省篇幅，兹不多赘。
八
高尔基说：“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在我看来，这是人类为自己所建立的三座纪念碑。法国要是没有巴尔扎克，我对法国的了解就会差一些。”曹雪芹也是人类建立起来的一座丰碑，如果没有曹雪芹，我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对18世纪封建社会的了解同样会差一些。
《红楼梦》对封建社会生活的反映是多方面的。作品虽然主要以贾府的盛衰为场景，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和婚姻的悲剧为主要线索，以十二钗的命运遭际为纲领，但曹雪芹实际上并没有局限在这里，而是把他的如椽之笔伸展得更深更广，触及到从人生到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侧面。诚如晚清的一位评论者所说：“此书才识宏博，诗画琴棋、骈体词曲、制艺尺牍、灯谜联额、酒令爰书、医卜参禅测字，无所不通，迥非寻常稗官所能道。其地则上而廊庙宫闱，下而田野荒寺；其人则王公侯伯、贵妃官监、文臣武将、公子闺秀、儒师医生，清客庄农、工匠商贾、婢仆胥役、僧道女冠、尼姑道婆倡优、醉汉无赖、盗贼拐子，无所不备，维妙维肖；其事则忠孝节烈、奸盗邪淫，甚至诸般横死，如投井投缳自戕、吞金服毒、撞头裂脑、误服金丹、斗殴至毙，无所不有，形容尽致，可谓才大如海。”〔45〕确实可以称得上封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而就涉及的知识领域来说，又可以看做是18世纪的一部百科词典。同时，《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居有特殊地位，既是古典小说的典范，又是整个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典范。包括诗、词、曲、赋、偈、诔、联对、匾额、说书、尺牍、谜语、酒令、笑话、百戏、曲艺、杂技，以及音乐、绘画、建筑、工艺美术和诗论、词论、画论，应有尽有，真可以说是文备众体。读《红楼梦》这部作品，不仅有助于了解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生活，获得关于那一特定时代的丰富的知识，也会加深我们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认识和理解。
《红楼梦》凭借自己高度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早在问世之初，就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特别在知识分子中具有广泛的影响。乾隆五十六年（1791），当程伟元和高鹗第一次把附有后四十回续书的《红楼梦》付梓的时候，这部作品已经以抄本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二十多年了，而且高价出售，“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仍然“不胫而走”〔46〕，可以想见受读者欢迎的程度。程高刻本出来后，《红楼梦》的影响更大了，至嘉庆年间，已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谚语流传。鉴于这部书与封建正统主义相背离的思想内容，统治者曾以各种借口多次予以禁止，但不能奏效，相反，《红楼梦》的各种版本越刻越多，流传越来越广，在民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官吏们只好“徒唤奈何”。
随着《红楼梦》的广泛流传，对《红楼梦》的研究和评论也在发展。人们纷纷揣测《红楼梦》到底写的是什么内容，它是一部什么性质的小说，它的作者是谁，为什么读者这样喜爱它，以及版本源流、脂批情况、续书优劣等等，都在探讨之列。《红楼梦》本身的复杂性和成书过程的复杂性，加上《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生活经历的传奇性，都给研究者增添了无限的兴趣，研究者日多，最后终于形成一种专门的学问——红学。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宝库中的一块瑰宝，它的深刻的不为传统思想所囿的内容和作者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它所创造的丰富的艺术经验，更是后世的文学作者必不可少的借鉴。《红楼梦》的艺术魅力和美学价值是永存的，它不仅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世界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曹雪芹的名字，不仅属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且属于今天和明天！
注释
〔1〕关于曹雪芹的生卒年，《红楼梦》研究界尚无统一的看法。卒年历来有两说，一为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根据的是甲戌本上“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的脂批；一为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根据的是敦敏、敦诚的有关诗作。后来又有研究者提出，脂批中的“壬午除夕”三字系批语属年，应读为上属，认为曹雪芹卒于乾隆甲申年（1764）春天。本文采用的是甲申说。生年也有两种说法，一为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一为雍正二年甲辰（1724），我认为前者更近情理。
〔2〕《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41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3〕《御制文》第四集卷九。
〔4〕《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23页。
〔5〕康熙六次南巡的时间是：第一次康熙二十三年（1684），第二次康熙二十八年（1689），第三次康熙三十八年（1699），第四次康熙四十二年（1703），第五次康熙四十四年（1705），第六次康熙四十六年（1707）。
〔6〕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卷一。
〔7〕《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31页。
〔8〕同上，第77页。
〔9〕同上，第78页。
〔10〕同上，第103页。
〔11〕同上，第119页。
〔12〕同上，第122页。
〔13〕《李煦奏折》，第187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
〔14〕《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25页。
〔15〕同上，第131页。
〔16〕同上，第149—150页。
〔17〕同上，第157页。
〔18〕同上，第158页。
〔19〕同上，第161页。
〔20〕同上，第163页。
〔21〕同上，第172页。
〔22〕同上，第175页。
〔23〕同上，第181—182页。
〔24〕同上，第185页。
〔25〕《康熙江都县志·曹寅传》记载：“尝集书十余万卷，手自校雠，刊善本行世。”
〔26〕参见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下，第701页。
〔27〕敦诚《寄怀曹雪芹（霑）》诗，有“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句，吴恩裕先生考出“虎门”在雍、乾之际即指宗室的宗学，详见吴著《有关曹雪芹十种》，中华书局1963年版。
〔28〕敦敏、敦诚诗均见《懋斋诗钞》和《四松堂集》，上海古籍刊行社1984年影印本，以下不另注出。
〔29〕敦诚《四松堂集·鹪鹩庵笔尘》。
〔30〕敦诚《四松堂集·闲慵子传》。
〔31〕雪芹字梦阮，敦诚诗亦有“懒过稽中散，狂于阮步兵”、“司业青钱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句，可证。
〔32〕参见周汝昌《曹雪芹小传》，第116—117页。
〔33〕〔34〕张宜泉《春柳堂诗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
〔35〕敦敏在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写的一首诗中，有“故交一别经年阔，往事重提如梦惊”句，研究者大都认为曹雪芹可能有南行之事，至于是否在两江总督尹继善府上做过幕僚，则不好论定。参见周汝昌《曹雪芹小传》，第167—168页。
〔36〕参见《红楼梦卷》第一册，第2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37〕张宜泉《春柳堂诗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38〕参见拙编《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上册所收叶玉华的文章《〈红楼梦〉撰写、编录和增窜过程》，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39〕《红楼梦卷》第一册，第113页。
〔40〕《红楼梦卷》第二册，第378页。
〔41〕《红楼梦卷》第一册，第10页。
〔42〕参阅拙著《红楼梦新论》，第279—28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43〕第十三回一条脂批也说：“‘树倒猢狲散’之语今犹在耳，屈指三十五年矣。哀哉伤哉，宁不痛杀！”
〔44〕《鲁迅全集》第8卷，第350页。
〔45〕解盦居士：《石头臆说》，《红楼梦卷》第一册，第193页。
〔46〕见程、高本《红楼梦》卷首的程伟元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