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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于绪论中说，宋明道学家讲得最多者，是所谓“为学之方”。他们以学圣人为为学之目的。朱子《近思录》有“为学”一章，开始即引用濂溪说：“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颜子之所学是什么？程伊川有《颜子所好何学论》，说：颜子所好，即“学以至圣人之道”。
为什么要为圣为贤呢？一个说法是：为圣为贤，可得到一种乐。宋明道学家以为孔子称颜渊为好学，又说：“回也不改其乐。”程明道说：“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有人说：颜子之乐，是乐其所学。“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我们承认在宋明道学家所说的“学”中，是可得到一种乐。但我们不能以此为人所以必须为圣为贤的理由。因为我们如以此为人所以必须为圣为贤的理由，则我们须有理论证明为圣为贤的乐，比普通人在别方面所得的乐更是可乐。虽有许多人作此等的证明，但其理论总不十分地圆满。因为作此等证明须把两种，或几种不同的乐，作一比较，看其中哪一种是更可乐。这种比较若完全是量的比较，则须有一个公同的量的标准。例如此物是一斤重，彼物是二斤重，斤是在此方面的量的公同标准。但于比较乐之量时，则没有公同的标准可用。喝两杯酒所得的乐不见得一定比喝一杯酒所得的乐加倍，亦不见得一定不加倍，亦不见得一定不止加倍。若所谓乐的比较不是量的比较，而是质的比较，则即质的比较亦须有一公同的标准。若没有一个公同的标准，我们很难说，这一种乐比那一种更可乐。所谓更可乐或更不可乐，都是就一公同的标准说，而此标准是没有的，即使有亦是很不容易找到的。譬如读书是一种乐，喝酒亦是一种乐。究竟此二者中，哪一种更可乐，是不容易比较的。有些人可说，如果好喝酒的人深知“读书之乐乐无穷”，他一定以为读书的乐比饮酒的乐更可乐。但有些人亦可说，如果好读书的人深知“饮酒之乐乐无穷”，他一定以为饮酒的乐比读书的乐是更可乐。这二种说法，我们很难确切地说，或充分地证明，哪一种一定是，哪一种一定非。因为在这个比较中，我们没有一个公同的标准。
宋明道学家虽说为圣贤及学圣贤是一种乐，但并不以此为人所以必为圣贤或必学圣贤的理由。这是很有理由的。究竟人为什么要学圣贤呢？孟子于此点，有一较为形式的辩论。宋明道学家亦常用之。照这个辩论的说法，人所以必要学圣贤，因为人必要“做人”。
我们现在常听见有许多人说：“人要做人。”有许多人说，现在的教育，只教学生知识，不教学生“做人”。什么叫“做人”，这些人并没有说，至少是没有说清楚。“做人”亦是宋明道学中的名词。孟子有一句话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即是人之所以为人者。一个人若照着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去做，即是“做人”。若不照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去做，而只照着人之所同于禽兽者去做，即不是“做人”，而是做禽兽了。此做字的意义，如“做父亲”、“做儿子”、“做官”之做。是父或子的人，做父或子所应该做的事，即是做父亲或做儿子。是人的人，做人所应该做的事，即是“做人”。是父或子的人，不做父或子所应该做的事，即是“父不父，子不子”。如是人的人，不做人所应该做的事，即是“人不人”。所谓“人不人”者，即是说一个人不是人。在中国话里，我们骂人，常用“不是人”一语。这一语是有思想上的背景的。在别的言语里，似乎没有与此相当的一句话。美国人常用骂人的一句话，有“天杀的”一语，此一语亦是以一种信仰为背景的。
自另一方面说，是父或子的人，照着父或子所应该的去做，即是父父子子。如人照着人所应该的去做，即是人人。人人之至者是圣人。圣有“完全”的意思。一个人对于某种技能，如可认为已至完全的程度，我们称之为某圣。例如有人称杜甫为诗圣。称之为“诗圣”者，言其对于“做诗”，已可认为达于完全的程度也。一个人如对于“做人”，已可认为至完全的程度，则可称为人圣，人圣即是圣人。邵康节说：“圣人，人之至者也。”人人之至，即是人之至。照着人之至去做，即是“学”。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是什么？我们常听见西洋哲学家关于此问题的各种说法。有些哲学家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有些说：人是理性的动物。有些说：人是有手的动物。有些说：人是能用工具的动物。有些说：人是会笑的动物。孟子等所谓禽兽，即指人以外的别的动物。理性的，有手的等，都是人之所以异于人以外的别的动物者。动物的性质，加上人之所以异于人以外的别的动物的性质，即是人的定义。照着人的定义去做，即是“做人”。
不过照以上所说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有些是人不必努力地照着做，而自然照着做的。人不必努力地有手而自然有手，人不必努力地会笑而自然会笑。但有些则需人努力地照着做而始照着做。例如对于是理性的及是政治的两方面，人必须努力，然后可以成为完全地或近乎完全地理性的或政治的动物。对于人不必有意地照着做而自然照着做者，不发生照着做或不照着做的问题。对于需人努力地照着做而始照着做者，则有照着做或不照着做的问题。因有这个问题，所以这方面成为要“做人”的人的努力的对象。
亚力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此话现在人常引用，不过亚力士多德此话的原意，比现在有些人所了解者多得多。亚力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意谓人必在国家的组织中，才能实现人的“形式”。我们现在所谓国家，只有政治的意义，但亚力士多德所谓国家，其伦理的意义，比其政治的意义多得多。他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意实说：人是伦理的动物。孟子说：“圣人，人伦之至也。”他以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于其有人伦。他说：“人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教是什么呢？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长幼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在这些方面均能达到完全的程度者，是圣人。孟子这种说法，与亚力士多德的说法，其主要点是相同的。
在此点孟子及亚力士多德所说，我们可以同意。不过我们虽仍可以说，“圣人，人伦之至也”，但我们以为，人伦不限于是旧说中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此五伦虽亦是人伦，但是某种社会的人伦，而不是社会的人伦。有社会必有人伦，但不必有某种人伦。苏联的人相称为“同志”，同志亦是一伦，此一伦虽非旧说的五伦中所有，然亦是人伦也。在某种社会内的人，尽某种的人伦，即是圣人。用亚力士多德的意思说，人的要素，即在其是伦理的，能尽乎此要素者，即能尽乎人的形式。能尽乎人的形式者，即是圣人。
所谓理性有二义：就其一义说，是理性的者是道德的，就其另一义说，是理性的者是理智的。西洋伦理学家所说与欲望相对的理性，及宋明道学家所谓理欲冲突的理，均是道德的理性。西洋普通所说与情感相对的理性，及道家所谓以理化情的理，均是理智的理性。
说人是理性的动物，此“是理性的”，可以兼此二义。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其有道德的理性，有理智的理性。有道德的理性，所以他能有道德的活动。有理智的理性，所以他能有理智的活动，及理智的活动。所以说人是理性的动物，可以包括人是政治的动物。所以我们于以下专就人是理性的动物说。
理智“底”活动，与理智“的”活动不同。理智底活动，是人的活动受理智的指导者。理智的活动，是理智本身自己的活动。例如人见天阴而出门带伞，是理智底活动。算算学题是理智的活动。理智底活动可以是与一个人的生活全体有关者，而理智的活动则只是人的各官能中的一官能的活动。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即在其是理性的，所以他能有文化，有了文化，人的生活才不只是天然界中的事实。《易传》说：“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禽兽，即人以外的别的动物。禽兽的生活，是天然界中的事实。它的生活，是本能的自然的活动，而不是理性的自觉的，有意的努力。它有天然界中的男女之交，而无文化界中的夫妇关系。它有天然界中的传代生育，而无文化界中的父子关系。有些动物，如蜂蚁等，亦有社会的生活，所以朱子说蜂蚁亦有君臣。但它的社会的生活，亦是本能的自然的活动。它虽有社会的生活，而不自知它有社会的生活。它虽如此如此地生活，而不自知如此如此的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它的君臣，亦不是文化界中的君臣关系。必有文化界中的夫妇等关系，“然后礼义有所措”。言必有此等关系，然后始有文化可说也。文化出于人的理性的活动。如社会的组织，道德的规律等，出于人的道德的理性。科学技术等出于人的理智的理性。人之有文化，证明人是理性的动物。
或说，无论就理性的哪一义说，人不见得完全是理性的。若人都完全是理性的，则世界上应没有不道德的人，亦没有不聪明的人，但事实上这两种人是很多的。于此，我们说：说人是理性的动物，并不是说人是完全地理性的动物。在实际的世界中，没有完全的东西。说这个东西是方的，并不是说它是完全地方的；说这个东西是圆的，并不是说它是完全地圆的。在实际的世界中，没有方的东西是完全地方，亦没有圆的东西是完全地圆。这都是以绝对地方或圆为标准说。说人的“是理性的”是不完全的，亦是以绝对地“理性的”为标准说。就此标准说，人的“是理性的”当然是不完全的。
并且，人不但是人，而且是动物，是生物。他固然是“理性的”动物，但亦是理性的“动物”。他有一切动物所同有的，生理的心理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在有些时候，不见得不与理性相冲突。人有时为其理性所统治，有时为一切动物所同有的某要求所统治。人虽有理性，而就其本来说，其行为不见得常完全为理性所统治。由此方面看，我们亦可以见人何以不是完全地理性的动物。
但就另一方面说，人虽都不是完全地理性的动物，但亦没有人完全无理性，或完全是非理性的。没有人能离开社会生活。人的生活都多少必须是社会的生活。社会的生活都多少必须是道德的生活。没有完全不道德的人能有社会的生活者。这一点我们于上文绪论中已经证明，下文还要提及。无论我们赞成孟子的或荀子的对于人性的学说，我们都必须承认，个个人都能讲道德，行道德。这个“能”即证明个个人都多少有道德的理性。
就道德的理性说是如此，就理智的理性说亦是如此。人的活动，大部分都是理智的活动。我看见天阴，知道或者要下雨，若于此时出门，我即带伞。这是理智的活动。我上银行取钱，与银行算账，更是理智的活动。一个完全不能有理智的活动的人，若没有别人保护他，是不能生活的。理智的活动，对于人的生活，固然不必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亦或许有些人不能有理智的活动，伹人皆有理智的活动，这一点即可证明人皆有理智的理性。
无论就理性的哪一义说，人都是理性的，而不完全是理性的。但完全地是理性的却是人的最高的标准，所以人必自觉地，努力地，向此方面做。自觉地，努力地向此方面做，即是“做人”。
宋明道学家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时，他们注重在人的道德方面。而我们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时，我们不只注重在人的道德方面，而亦注重在人的理智方面。西洋人说人是理性动物时，他们注重人的理智的理性。我们说人是理性动物时，我们不只注重人的理智的理性，而亦注重人的道德的理性。宋明道学家所谓“人之至者”，是在道德方面完全的人，而我们所谓“人之至者”是在道德方面及理智方面完全的人。
我们所讲的生活方法，注重人的道德的活动，亦注重其理智的活动。或可问：如此二者有冲突时，则将如何解决？于此，我们说，专就人的道德的活动及其理智的活动说，此二者有无冲突，虽是问题，但即令其可有冲突，但在我们所讲的生活方法中，则不会有问题。因为我们所讲的生活方法是不与道德的规律冲突的。我们所讲的生活方法，虽可以是非道德的，而不会是不道德的。所以照我们所讲的生活方法而生活的生活，不能是不道德的。在我们所讲的生活方法内，不能有与道德活动冲突的活动。
我们所讲的生活方法为什么必是不与道德的规律冲突的？有没有一种生活方法，是与道德的规律冲突的？如果一种生活方法，是所有的人都用或都可用者，则此生活方法，必是不与道德的规律冲突的。因为道德的规律是社会组织所必需的。有了道德的规律，才能有社会。若果所有的人都打算不照着道德的规律生活，则即没有了道德的规律。没有了道德的规律，即没有社会。没有了社会，人即不能生活。不能所有的人，都不照着道德的规律生活，所以亦没有与道德的规律冲突的生活方法，为所有的人都用或都可用者。我们所讲的生活方法是所有的人都用或都可用者，所以必须是不与道德的规律冲突者。
或可问：盗贼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但事实上很少的地方没有盗贼。盗贼岂非是完全不照着道德的规律生活？盗贼岂非有其完全与道德规律冲突的生活方法？所谓盗亦有道者，其“道”正是其生活方法也。照我们的看法，盗贼亦是社会中的人，他亦须在社会内生活，因之他的盗贼的行为，虽与道德的规律冲突，而他的生活却并非完全与道德的规律冲突。盗贼，只其偷人或劫人的行为，是与道德的规律冲突的。除此之外，其余的生活，并不都是如此。例如，盗贼所偷来或劫来的东西，必要拿去当卖，得来的钱，必要拿去买米面酒肉，这些都是社会的行为，都是不与道德的规律冲突的行为。一个绑票的土匪，掳人勒赎，亦必“言而有信”。不然，以后即没有人去赎票了。所谓“盗亦有道”，都是此类。此类的“道”亦是道德的。再从另一方面说，盗贼们亦自有其团体，其团体亦自是一社会。在其社会内，他们的道德的规律，往往更严。他们的生活，更须是与道德的规律不冲突的。
我们所要讲的生活方法，虽其中有些不一定是道德的，但照我们所要讲的生活方法而生活的生活，就其整个说，却是道德的，至少不是不道德的。照我们所讲的生活方法而生活的生活是道德的，亦是理智的。照以上所说，实际上没有人的生活，不多少是道德的，亦是理智的。在道德方面，及理智方面均完全的人，即是圣人。照着圣人的标准“做”者，即是“做人”。
以上所说，是我们在此篇的主要的意思。还有一点，我们于此可附带说及。在现在的时论中，颇有一些人，反对理性。他们以为中国人太尊重理性，所以遇事缺乏一种热情。因为如此，所以中国人不能冒险，不能牺牲。因为做这些事，要靠一种冲动，用旧的说法，要靠一股气。《儿女英雄传》中说，十三妹要自杀，但一把没摸着刀，她的气即泄了，因为自杀，仗个干脆。于此我们说，中国人不能做冒险或牺牲的事，是不是事实，我们不论。我们于此只指出，有一种冲动或一股气者，虽能做冒险或牺牲的事，但做冒险或牺牲的事，不必皆需要一种冲动或一股气。此即是说，所谓冲动或一股气，虽是做冒险或牺牲的事的充足条件，而却不是其必要条件。人凭其道德的理性的命令，或理智的理性的判断，亦可做冒险或牺牲的事。而如此做冒险或牺牲的事，是更合乎人之所以为人者，是更可贵的。旧说：“慷慨捐生易，从容就义难。”凭一种冲动或一股气以牺牲者，即所谓慷慨捐生也。凭道德的理性的命令，或理智的理性的判断以牺牲者，即所谓从容就义也。在中国过去及现在的历史中，从容就义的人实在多得很。即在西洋历史中说，如柏拉图所描写的苏格拉底的死，亦是从容就义的极则。这些行为都是理性的行为，而不是只靠所谓热情的冲动的行为。
或可说：这种行为，虽是可能而却是难能的，不是人人皆能行的。于此，我们说：我们所说的生活方法，是求完全的生活所用的方法。完全的生活本来是难能的，但虽是难能的，我们却必须以之为我们的生活的标准。
时论中还有举别的理由，以反对理性者。但我们若了解上述的一点，则这些时论的错误，是不难看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