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我们的这部书一名为：生活方法新论，人都生活，其生活必多少依照一种规律。犹之乎人都思想，其思想必多少依照一种规律。一种规律，为人的思想所必多少依照者，即是逻辑的规律。这规律并不是人所规定，以硬加于人的思想者，而是一种本然的规律，为人的思想所本须多少依照而不可逃者。所以在未有人讲逻辑学之先，人的思想，本来都多少依照逻辑的规律，人的正确的思想，本来都依照逻辑的规律。逻辑学并不能创造逻辑的规律，以使人必从。它不过发现了这些规律，而将其指示出来，叫人于明白了这些规律之后，可以有意地依照着思想，使其思想，本来多少依照这些规律者，现在或能完全依照之。如能完全依照之，则其思想即可完全正确。因此逻辑学可以教人如何思想。就其可以教人如何思想说，它所讲的一部分是所谓思想方法。因其所讲的一部分是所谓思想方法，所以它亦属于所谓方法论。

人的生活也有其本然的规律，任何人都必多少依照它，方能够生活。例如在人的生活的物质方面，无论古今中外，人都必须于每日相当时间内吃饭，相当时间内睡觉。在这一方面，有本然的规律，人必多少都依照这些规律。完全不依照之者，必准死无疑。完全依照之者，必有完全的健康身体。不过人的生活这方面，并不是我们讨论所及。我们于此所谓生活或人的生活，是就人的生活的精神的或社会的方面说。在这方面，亦有些本然的规律，为人所都多少依照者。例如“言而有信”，是人的社会的生活所多少必依照的规律。无论古今中外，固然很少人能完全依照此规律，但亦没有人能完全不依照此规律。骗子是最不讲信的了。但他不讲信，只限于他做他的骗子工作的时候。除此之外，他如应许他的房东每月付房租，他亦须付房租；他如应许他的听差每月付工资，他亦须付工资。他的骗子工作，只于某一时为之。如果他于任何时皆骗，他所说的任何话皆不算话，这个人便不能一刻在社会中生活。此即等于说，他不能一刻生活，因为没有人能离开社会生活。

这些本然的规律，是人所都多少依照的，但人不必皆明白这些规律，所以其依照之不必皆是有意的。我们亦须要有一门学问，发现这些规律，将其指示出来，叫人可以有意地依照着生活，使其生活本来多少依照这些规律者，或能完全依照之。这门学问，可以教人如何生活，所以它所讲者可以说是生活方法。我们的这部书即打算讲这门学问。

我们于以上所说关于生活方法的意思，《中庸》已大概说过。我们所说人的生活所依照的本然规律，《中庸》名之曰道。这个道是人本来即多少照着行，而且不得不多少照着行的，所以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凡人可以照着行，可以不照着行者，一定不是人的生活所依照的规律。不过人虽都多少照着道行，而却非个个人都知他是照着道行，而道的完全的意义，更非个个人所能皆知，所以《中庸》说：“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人虽多少照着道行，但完全照着道行，却不是容易的。人对于道虽多少都有点知识，但对于道的完全的知识，却不是容易得到的。所以说：“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

逻辑学所讲的思想方法，亦是如此。个个人都多少照着逻辑的规律思想，如其不然，他的思想即不能成为思想。但是完全照着逻辑的规律思想，却是很不容易的。个个人对于逻辑的规律，都多少有所知。我们常听人辩论，这个人说：“你错了。”那个人说：“你错了。”我如说：“凡人都有死，我是人，我可以不死”，无论什么人，都知道我是胡说八道。这可见，无论什么人，对于逻辑的规律，都多少有所知。不过对于逻辑规律的完全的知识，却不是容易得到的。在现代哲学里，人对于逻辑规律的知识，进步最大，但我们还不能说，我们对于逻辑的规律，已有完全的知识。

关于生活方法，古人所讲已很多。宋明道学家所讲尤多。我们常说宋明道学家是哲学家，但是严格地说，宋明道学家所讲大部分不是哲学。他们讲得最多者，是所谓“为学之方”。在有些方面，“为学之方”即是生活方法。关于生活方法，古人所讲，虽已很多，但我们所讲，亦有与古人不尽同之处，因此我们称我们这部书为生活方法“新论”。

所谓新论之新，又在何处呢？这可以分几点说。就第一点说，生活方法，必须是不违反道德的规律的（其所以，我们于以下第一篇另有详说）。道德的规律，有些是随着社会之有而有者，有些是随着某种社会之有而有者。例如所谓五常，仁义礼智信，是随着社会之有而有的道德。这一点我们于《新理学》中已经说过。如忠孝，照其原来的意义，是随着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之有而有的道德。这一点我们于《新事论》中已经说过。因在道德的规律上，有这些分别，所以一个社会内的人的生活方法，一部分可以随其社会所行的道德规律之变而变。一种社会内的人的生活方法与别种社会内的人的，可以不尽相同。不过这些分别，前人没有看出，所以他们所讲的生活方法，有些是在某种社会内生活的人的生活方法，而不是人的生活方法。现在我们打算讲人的生活方法，所以与他们所讲，有些不同。在这一点，新逻辑学与旧逻辑学的分别，亦可以作一个比喻。亚力士多德的逻辑学所讲的，有些固然是逻辑的规律，但有些只是随着希腊言语而有的命题形式。所以他所讲的，有些不是真正的逻辑的规律。新逻辑学则超出各种言语的范围而讲纯逻辑的规律。不过虽是如此，新逻辑学还是继承旧逻辑学。我们的“新论”，在一方面虽与宋明道学家的“旧论”不同，但一方面亦是继承宋明道学家的“旧论”。

就第二点说，宋明道学家所谓“为学之方”，完全是道德的，而我们所讲的生活方法，则虽不违反道德的规律，而可以是非道德的。在以前的人的许多“讲道德，说仁义”的话里，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所讲所说者，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道德的规律，为任何社会所皆需要者，例如仁义礼智信等。一类是：道德的规律，为某种社会所需要者，如忠孝等。另外一类是：不违反道德的规律的生活方法，如勤俭等。说这些生活方法，是不违反道德的规律的，是说，它虽不必积极地合乎道德的规律，但亦消极地不违反道德的规律。积极地合乎道德的规律者，是道德的；积极地违反道德的规律者，是不道德的；虽不积极地合乎道德的规律，而亦不积极地违反道德的规律者，是非道德的。用这些话说，这些生活方法，虽不违反道德的规律，但不一定是道德的。说它不一定是道德的，并不是说它是不道德的，而是说它是非道德的。

宋明道学家以为人的一举一动，以及一思一念，都必须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从前有些人用宋明道学家所谓工夫者，自立一“功过格”。一行动或是一思念，皆须判定其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是道德的者是功，是不道德的者是过。有一功则于功过格上作一白圈，有一过则于功过格上作一黑点。人于初用此工夫时，每日所记，大概满纸都是黑点，到后来则白圈渐多，而黑点渐少。这亦是个使人迁善改过的法子，不过其弊使人多至于板滞迂阔，不近人情。朱子《小学》谓柳公绰妻韩氏，家法严肃俭约，归柳氏三年，无少长未尝见其启齿。韩氏固尚不知有宋明道学家所谓工夫，但朱子于《小学》“善行”中举此，则亦希望人有此“善行”也。朱子《小学》一书，自谓是个“做人的样子”。其中所举的“样子”，全是道德的样子。我们以为人的行为或思念，不一定都可分为是道德的或是不道德的。所以我们所讲的生活方法，在有些方面，亦可以是非道德的。

就第三点说，宋明道学家所讲，有些虽亦是人的生活所依照的规律，人的生活方法，但他们所讲，若不与我们眼前所见的生活中的事连接起来，则在我们的心目中，就成了些死的教训，没有活的意义。因之他们所讲的那些规律，那些方法，在我们心目中，就成了些似乎不能应用的公式。这种情形，可以说是向来即有的，不只现在如此。自宋明以来，当道学家中没有大师，而只有念语录，写功过格的人的时候，这些人即只讲些死的教训，只讲些似乎不能应用的公式。所以这些人常被人称为迂腐。这两个字的考语，加到这些人身上，实是最妥当不过的。他们只讲些死的教训，所以谓之腐；他们只讲些似乎不能应用的公式，所以谓之迂。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与宋明道学家所有者又大不相同。在我们的生活中，新事甚多。所以有些生活方法，虽已是宋明道学家所已讲者，但我们必以眼前所见的事为例证，而予以新的说法。这种新的说法，即是所谓“新论”。

就第四点说，所谓生活方法，如其是生活方法，则必是每个人所本来即多少依照之者，这一点虽古人亦有见到者，但专念语录，写功过格的人，多板起面孔，以希圣希贤自居，好像他们是社会中特别的一种人，他们所做的事，是社会中特别的一种事。邵康节说：“圣人，人之至者也。”一个最完全的人，即是圣人，我们可以说，能完全照着生活方法生活下去的人，即是圣人。所以希圣希贤，亦是我们所主张者。不过学圣人并不是社会中一种特别的职业，天下亦没有职业的圣人。这一点本亦是宋明道学家所主张者，不过他们的语录中，有时不免有与此相反的空气，而念语录的人，更于社会中造成这种空气。所以有些生活方法，虽为宋明道学家所已讲者，但为扫除这种空气起见，我们仍须予以新的说法。这新的说法，即是所谓“新论”。

就第五点说，佛家所谓圣人，是达到一种境界的人。此种的圣人，可以说是静的。如佛像皆是闭目冥想，静坐不动者。宋明道学家本来反对此种静的圣人。他们的圣人，是要于生活中，即所谓人伦日用中成就者。不过他们于说圣人时，亦太注重于圣人所达到的一种境界，所以他们的圣人，亦可以说是静的。他们注重所谓气象。朱子《〈论语〉注》引程子曰：“凡看《论语》非但欲理会文字，须要识得圣贤气象。”朱子《近思录·观圣贤篇》引明道云：“仲尼，元气也；颜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杀尽见。仲尼，天地也；颜子，和风庆云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观其言皆可见之矣。”这都是注重圣人所到之境界。因为他们所注重者，是最后的一种境界，故他们认为，一人在到此境界以前的活动都是“学”，都似乎是一种手段。《论语》“如有所立卓尔”，朱子《集注》引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难，直是峻绝，又大段著力不得。”宋明道学家所谓“学”，皆此所谓功夫也。所谓功夫者，即所以达某种地位之手段也。我们于此书说圣人时，我们所注意者，不是一种境界，而是一种生活。换句话说，凡是能完全照生活方法生活者，都是圣人。所以我们所谓圣人的意义是动的，不是静的。我们所注重的是此种生活，此种生活是生活，不是“学”。此种生活的方法是生活方法，不是“为学之方”。

或可说：《论语》“如有所立卓尔”，朱子《集注》引吴氏曰：“所谓卓尔，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间，非所谓窈冥昏默者。”对于程子所谓“大段著力不得”，朱子《语录》云：“所以著力不得，像圣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了。贤者若著力要不勉不思，便是思勉了。此所以说大段著力不得。今日勉之，明日勉之，勉而至于不勉。今日思之，明日思之，思而至于不思。自生而至熟。正如写字一般，会写的固是会，初写的须学他写。今日写，明日写，自生而至熟，自然写得。”由此所说，则宋明道学家所谓圣人，正是能照生活方法生活者。所谓日用行事之间，正指日常生活说。照生活方法以生活，有生有熟，生者，须要相当的努力，始能照之生活。如此者谓之贤人。熟者不必用力而自然照之生活，如此者谓之圣人。我们如果常能照生活方法生活，自生至熟，熟则即到宋明道学家所谓圣人的地位矣。由此方面说，则宋明道学家所说为学之方，亦不见得与我们所谓生活方法有大不同处。

照我们的看法，照我们所谓生活方法生活下去，固亦可得到宋明道学家所说的某种熟生活，但我们生活下去是为生活而生活，并不是为某种的熟生活而生活。为某种熟生活而生活，则达到此目的以前的生活，皆成为“学”，皆成为手段。用我们的所谓生活方法而生活下去，虽亦可得到宋明道学家所谓某种的熟生活，但我们既为生活而生活，则在得到某种熟生活以前的生活，仍是生活，不是学，不是手段。以写字为例，我们写字，写得久了，自然由生而熟。但我们如为写熟字而写字，则能写熟字以前的写字，均是“学”，均是手段。我们如为写字而写字，则能写熟字以前的写字，亦是写字，不是“学”，不是手段。因此我们所讲的生活方法，又有与宋明道学家所讲不同之处，所以我们所讲，可谓为“新论”。

就上所述第一第二点说，我们的新论，如不够新，则必失之拘。就上所述第三第四点说，我们的新论，如不够新，则必失之迂，失之腐，或失之怪。拘，迂，腐，怪，是旧日讲道学者，或行道学家的工夫者，所最易犯的毛病。为去除这些毛病，所以我们于许多旧论之外，要有“新论”。

现在常流行的，还有所谓修养方法一名。关于所谓修养方法，还有许多时论，我们于以下附带论之。

我们常常听人说，现在的青年需要一种青年修养方法。说这话的人，或许心中有一种见解，以为青年需要一种特别的修养方法，与老年中年不同者；或以为只青年特别地需要修养，至于老年中年，则均可不必；或以为现在的青年需要一种现在的修养方法，与旧时的修养方法不同者。从逻辑方面说，“现在的青年需要一种青年修养方法”，这一句话，不必涵蕴这些“以为”，但说这一句话的人，或许有这些见解，听这一句话的人，也往往不免有这些误会。

这些“以为”，我们以为都是错误的。如果所谓修养方法即是我们于以上所说的生活方法，则从以上所说，即可知这些“以为”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于以上所说的生活方法是“生活”方法，凡生活的人都必须多少依照之，想求完全的生活的人，都必须完全依照之，不管他是个老年人或少年人，中国人或外国人，古人或今人。犹之逻辑学上所讲的思想方法，凡思想的人都必须多少依照之，想有正确的思想的人，都必须完全依照之，不管他是一个老年人或少年人，中国人或外国人，古人或今人。

或有以为修养方法是一种手段，用之者于达到目的之后，即可以不再要它。譬如说，人须有做事的能力。欲有做事的能力，必须有如何如何的准备。这准备的方法即是所谓修养方法。如所谓修养方法是如此的意义，上所说诸“以为”是不是可通呢？我们以为还是不可通。

一个人如欲成为一个有做事能力的人，他必须有如何如何的准备，这如何如何的准备，不因要准备如何如何者是青年或老年而异。如说青年可用一种特别方法，以求有做事的能力，而中年老年人，则需用另一种方法，这是不通的。这不通正如说，青年人可吃一种特别的食物，以求身体健康，而中年人老年人，则需吃另一种食物。这比喻还不确切，因为在有些情形下，老年人是需要一种食物，与青年人不同。一个人求健康的方法，需看他的生理状况而决定，但求做事的能力的方法，则不因人的生理或心理状况的不同而有异。假使一个人体弱，少做事是他的求健康的方法，但他如欲练习做事的能力，则少做事决不是一个准备的方法。练习做事的能力的方法，是不管一个人体弱体强的。这方法在基本上只有一个。无论用这方法的人是老是少，是强是弱，它总是它。

青年固然不见得都有做事的能力，但中年老年亦何尝不是如此？有许多中年老年，虽比青年多吃了许多年饭，但是他们的做事能力，却不见得比一般青年高多少。这些中年老年如果想要有做事的能力，当然亦需要用所谓修养方法。这个方法在基本上只有一个，如上所说。

还有一点我们要说者，所谓修养方法，虽可说是一种手段，但用之者即于达到目的后，仍须常要用它。我们所用以求得做事的能力的方法，是时常要用而不是只于一时用者。在这一方面，所谓修养方法与求健康的方法相同。我们可用一种方法，以求健康，于健康既得之后，这种方法仍然继续要用，以增进，至少是维持我们既得的健康。如其不然，既得的健康，便要失去。在历史上有很多的人，在少壮有为的时候，在道德或事业方面，很有成就，但后来偶一疏忽懈怠，便立时成为道德上的罪人，或事业上的失败者。例如唐玄宗在开元、天宝两个时代，几乎完全成为两个人。在开元时代，他的政治，比美贞观，但到天宝时代，他几乎成了个亡国之君。此正如一个人，先用一种方法，以求得健康，但既得健康之后，他抽大烟，吸白面，当然他的身体是马上就要糟糕的。

至于是否有一种现在修养方法，特别适合于现在的青年之用呢？我们以为这亦是没有的。以做事的能力为例说，有做事能力的人，其主要的性质，无论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求得这性质的方法，无论古今中外，亦都是一样的。现在的世界，虽然在物质方面与古代有很多的不同。但人的做事的能力，就其主要性质说，是不变的。例如现在打仗用枪炮，古代打仗用弓箭。就这方面说，古今有很大的不同。但就打仗的人说，古代的军人要眼明手快，现在的军人还是要眼明手快，或可说，更需要眼明手快。眼明手快是当军人的成功的一个主要性质，古今中外无不如此。又例如现代的商业，其组织复杂，范围广大，与从前的商业大不相同。但经营商业的人，如其成功，必是个有信用的人。有信用是商人成功的一个主要性质。这亦是古今中外，无不如此。

我们又常听见说：我们需要一种新人生观。所谓修养方法，是否因人的人生观的不同而有异？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说，如把修养方法当成一种手段看，则在不同的人生观中，人所要求得的目的不同，因此其修养方法自然亦异。例如一个信佛法的和尚，其人生观与我们不同，所以他们的修养方法，如出家吃斋、打坐参禅等，亦与我们的不同。不过这些方法，亦是不因青年、中年、老年而异。无论什么人当了和尚，他都须吃斋念佛，打坐参禅，不管他的岁数是二十或是八十。

所谓修养方法，可随人的人生观不同而异。但我们于此所讲的生活方法，则不随人的人生观的不同而异，因为我们所讲的生活方法是“生活”方法，凡是生活的人都须用之。各种人生观虽不同，而都是人“生”观，不是人“死”观。此即是说，无论人持何种人生观，在他未死的时候，他总是要生的。佛家虽以人生为苦而欲解脱，但在他未解脱之前，他还是要生的。既生即在生活中。既在生活中，还多少要用生活方法。所以我们所讲的生活方法，是不随人的人生观的不同而异的。

关于我们所讲的生活方法，现在人还有些别的误会。我们于以下诸篇中，随时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