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同学们好，新闻界的朋友们好，红十字会的各位朋友和领导——我都不能称你们为领导，我们应该是心灵上的朋友——心灵的朋友们和所有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大家好。其实说演讲不敢当，一个小学还没毕业的人，站在这个最高学府的讲台上不够资格去演讲。我真的小学没毕业，1971年在北京的一所小学上学，一年级就被人给抓去练武术了。一练就没机会学习了，因为那个时代人们标榜的是什么造反啊，革命啊，认为读书没用嘛。我只能够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我人生的经历，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人生中的感受。如果这些感受对同学们有帮助的话，你就听一听；如果没帮助的话，你就笑一笑。谢谢。

我在北京出生，两岁没有了父亲，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我简单介绍一下，我八岁的时候开始练武术。至于我为什么练武术，全世界的记者都问过我无数遍了，我自己真不知道为什么练武术。因为那个时候被小学老师介绍给体育学校，教练说你是练武术的材料，所以就练吧。在那个时代里面，是幸运之星选了我还是我选了幸运之星，搞不清楚，反正是去练武术了。第一个目标，去拿冠军。我自认为还蛮刻苦地去练的，所以三年后我拿了全中国的冠军，是少年，11岁的时候。我12岁的时候，比赛开始不分成年少年、18岁以上以下。12岁就拿了成年的冠军。那时我站在讲台上只有这么高。（打一手势）

那时候其实没有什么自己的个性或人生观的表现，完全是听从领导、大人、老师的安排。后来，我连续拿了五年的冠军。从11岁开始的五年当中，我有幸地代表中国去全世界访问，比如说去美国啊——在1974年见到尼克松，去非洲、欧洲的很多国家，像伊拉克、叙利亚那些打仗的地方都去过，还有亚洲的一些国家，五大洲都去过。从我所看到的和感受到的当中，我开始不完全相信大人讲的话。真的，因为大人给我讲的是某一方面，我看到的也是对的，是大人讲的，但是大人没有给我讲的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了。你想想一个小孩子，11岁，国在那个时候只有北冰洋汽水和一种冰淇淋，但是在美国看到几十种冰淇淋的时候你会心动的，你会有一种想法的。

到16岁，我开始越来越有主见了。因为我觉得大人说的既然不全对，那么我就自己选择自己的人生。因为我已经拿了五年的冠军了，再拿下去第六年、第七年总有被人轰下来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选择了拍电影，这一个电影就改变了我的人生。从17岁开始拍《少林寺》，还蛮成功的，结果就造成了我回到上海或是北京，许多人都跟我说我从小时候就看你的电影了。我们那个红十字会的会长，好像快有60了吧，今天他一看见我，就说我的小孩小时候就是看你的电影长大的。

拍电影以后，我遇见了人生中最大的冲击，不光是肉体上的。拍完《少林寺》之后，我的腿断了，非常严重。当时我住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经过七个小时的手术之后，医生跟我说，我们能保证你正常走路，但是不能保证你还能练武术、拍电影。我们可以给你开一个三级残废证，凭这个证你一生可以在工资以外拿到一些附加的因工受伤的保证金。对一个19岁的人来说，差不多全亚洲的人都知道我的功夫很了不起，在我很辉煌的时候，突然面临人生最大的挫折——我都不能确保我还能不能跑、跳，那个冲击在我人生当中确实蛮大的。

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开始对人生产生了很多怀疑，有很多痛苦的感受。比如说我一夜之间成名了，就自以为是，虽然表面上还戴着谦虚的面纱，但实际上内心里是蛮得意的。我是一天一块钱的片酬拍的《少林寺》，但是拍完了之后就有人拿着六百万的支票来找我拍电影。六百万啊，在1982年，是多么大的诱惑，实在太美了。我是真的很想拿，但是不能拿。你属于单位，属于国家，你得回来，拿了的话要全部上交。那可不是现在这个年代，所以说大家现在很幸福。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么大的一笔钱不能拿，真的蛮残酷的。以后，我就听领导的话回来拍第二部电影，一天两块钱，第三部电影一天三块钱。这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心理上的打击是蛮大的。这个时候，我的自我中心主义也在膨胀，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看待整个世界，对社会、对领导、对老师……觉得很多东西对我都不公平。在十九岁到二十四五岁的时候，我对社会非常不满，但是不敢表现出来，因为讲了以后要挨批评的。

经过了这么一段时间，到1990年之后，我对有些事情的看法完全改变了。因为我自己做了老板。以前我是打工的，总是向别人要钱啊，要这个要那个，但是我做了老板之后，发现别人怎么总管我要这个要那个的，重复我以前的经历。我开始慢慢地理解，换一种角度看待世界。我经过了每一个年轻人为了自己的理想奋斗的阶段，为了名啊，利啊，物质啊奋斗的过程。所以我非常理解，也非常同情每一个人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我开始思考，我所学的武术一直告诉我有阴和阳两方面的东西，但是我以前似乎一直都是站在阴的一面考虑人生——也就是自我中心。我记得有一个很大的事件发生了。那是在香港，我在拍《东方不败》的时候。我跟导演有问题，跟电影公司有问题等，许多问题纠缠在一起。那个时候，有人说你跟徐克导演那么好的拍档怎么会有问题呢？那当然了，如果你有一个立场，我有一个立场，那一定会有问题。你看看，老师和学生有点问题，太太和先生有点问题，男孩子和女孩子有点问题，因为各自的立场不同。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观点，所以我们就有了问题。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有记者问我说，你应该很感谢徐克导演把你培养出来了。我就说我是应该感谢徐克，但是我第一个应该感谢的是我的父母，因为没有他们就生不了我。第二个应该感谢的是我的国家，因为国家选择了我去练武术。第三个应该感谢的是我的教练，他培养了我。第四个感谢的是《少林寺》的导演，他发现了我。第五个感谢的是很多的电影公司继续请我拍电影。第六个当然要感谢徐克导演。这是我站在阳的立场上回答记者的问题，但是我跟记者说我想从阴的一面再说一次，我没想来这个世界，是我妈和我爸一开心就让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真的，虽然不斯文，但真的不是我想来到这个世界的。国家希望有人才，还觉得我是个人才，才把我选上的。我的教练也是希望培养出一个全中国的冠军来才培养我的，也不是光培养我一个，我就是挺有天分的才把我培养出来。我也有自己的功劳对不对？电影导演选一个演员，他不选别人就选我，说明我有那个天分对不对？后来电影公司发现我能帮他们赚钱才选了我。所以说原来你站在阴和阳两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同一个问题的时候，答案是不一样的。我也从这个角度里开始了解生活，了解生命。后来我去了香港，又去了美国、欧洲以至于现在，我已经完全改变了对事情的看法。不习惯只站在事情的某一个角度，而是喜欢在两边转来转去。我希望了解中国人想什么，也希望了解美国人想什么。因为只要大家有一个立足点的时候，你就会坚信自己的看法。但是这个想法并不是真理。对面的一个人，因为他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信仰，他会跟你说出相反的论调，但他也不是真理。所以生命也不是一条路走到头的。我一直相信人类是圆的，就像无极。无极是一个圆，以后有了天地，叫阴阳，以后有了四象，叫东南西北，四象加上东南角、西南角等就有了八卦，八卦、六十四卦演变成整个人类。那么当我们太自我中心的时候——这完全是我个人的经验——就会有很多痛苦。不太自我中心的时候，就会很快乐。这是我经常在学的事情。

其实，1997年的时候我想退休，因为我发现物质不能满足我心灵上的需求。我70年代第一次出国的时候给母亲买了一个手表，第二次的时候买了个手表给姐姐，然后我努力去赚钱买一个自行车，后来自行车每一个兄弟姐妹都有了，就买一个电视，20寸的彩电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威风的事情，后来又买冰箱、洗衣机，后来又买了房子，这样无限地为家庭做，当然也为我自己争取。当你到了一定的程度，有房子，有汽车，有权力，有欲望之后，你会发现，物质不能完全解决我们内心的痛苦。周围的人也一样。我有很多很穷的朋友，也有很多非常富有的朋友，他们也非常痛苦。我觉得造成人类痛苦的原因不仅仅是物质。我开始觉得这不是我要走的路，我要去寻找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在某一个阶段物质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没有这个东西我们不能专心读书，不能专心地照顾家庭，不能专心地做事情。但是跨过那个阶段以后就是本质不变，量在变了。也就是说，有的人一个月一千块钱就很开心了，有的人希望是五万块钱，有的人希望是五十万块钱。这是一个量的区别。给他一千块钱和给他五万块钱没什么区别，钱不能让每个人都开心的。但是欲望是无止境的。我经常跟我的朋友说，如果我们大家都想发财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李嘉诚，但是他往前面一看还有一个比尔·盖茨比他还有钱，他就想怎么样才能变成比尔·盖茨就好了。所以，我觉得物质不能解决心灵的痛苦。我开始变成一个佛教徒，重新去看宇宙，看生命，看物质结构是什么，心灵结构是什么，从这当中找到很多快乐。2003年有一天，我看到了一个新闻，非常的震撼，那年中国有28万人自杀了。我当时就想，28万人，每一个人有十个兄弟姐妹、爷爷奶奶、父母同学，就是十倍的痛苦，就有几百万人在痛苦。我觉得我能做什么？当我真正了解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如何用我力所能及的力量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就成了我研究的问题了。我就决定去拍一部电影或做一个演讲，去阐述我42年所走过的心路历程，希望这部电影能让人们学会自强不息——不是我提出来的，是霍元甲提出来的。这种精神如果提出来让大家重新探讨的话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也常常是以自我为中心去看社会、看生命，觉得我的老师怎么样，我的同学怎么样，谁对我好，谁对我不好，自我中心比较强烈。如果能提早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生命，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什么是我想得到的，什么是我需要的。比如说我想要一个奔驰，但是我有了奔驰以后也挺麻烦的，因为保险、保养都挺麻烦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是量的区别，本质上没有区别。比如说做总统，我有的朋友做总统，但是总统也有总统的痛苦，明星也有明星的痛苦。很多人会说那我情愿做总统做明星，我愿意痛苦，我喜欢。我相信。我不是说这个方向不好，这个方向非常好，但你也要了解这好的背后的付出是什么。要多从几个角度看生命，要看到他们灿烂的背后是什么。你要看到有多少个明星自杀。我还是很尊重他们的选择的，但是我认为这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不提倡这个东西，因为在任何一个宗教里，不管是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任何一个经过两千年时间考验的宗教都是反对自杀的。自杀只能把肉体的痛苦暂时解决掉，但并没有结束心灵的痛苦。

我拍《霍元甲》完全是出于一种责任。我们先了解心是什么。我们对物质都已经很了解了，每天的广告都是各种物质。但是心是什么？我有一个侄女在你们北大医学部读书，我想从医学的角度去了解一下。我想你把我解剖了之后，把心拿出来它是一个心，还有心肝脾……身体的每一部分它都有一个学术的名字，这每一个名字里面没有一个是李连杰，也就是找不到我的心在哪儿。究竟是这一块的功能控制我们的思维呢，还是那一块的功能呢？几千年来人们都在探讨究竟是哪一个部位在控制我们的思维。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在哪儿之后你才能把你的心自由出来。自由有很多，什么学习自由啊、宗教自由啊，但是我看到的很多自由当中，心并没有自由地释放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心已经变成物质、名和利的奴隶了。因为我总想着我需要什么，没有这个我就会痛苦，有了之后我还想要更好的东西。别人说我好我开心，别人说我不好我就难受，你是不是活在别人的语言里，你是不是活在记者传媒的笔底下？有人会喜欢我，有人会不喜欢我。他会写我，写我好我就开心，写我不好我就痛苦，这样就还是活在别人的阴影底下。那么怎么样才能把心释放出来呢？我觉得人类，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全世界的人追求的目标都是幸福、快乐，这是大家共同的追求。另外一个东西是大家都认同的，就是人是生活在人群里面。人群里面就需要有关心，有爱和付出。连简单的动物都知道这种普通的保护自己的方式。我作为一个动作演员，在过去的几年里，不停地宣传暴力不是唯一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我针对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美国的观众。我一直希望能带动这种思想传播开来。其实《霍元甲》中很大一部分就是想告诉人们暴力可能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但一定不是唯一的方法。暴力可能征服人的肉体，但不能征服人的心灵。只有爱，只有爱的力量才可以征服整个人类的心。

再一个问题就是，很多记者问我，今天上午还有很多记者在问，他们说李连杰你以前拍的电影比如说《黄飞鸿》很好，但是你到了美国之后拍的电影很不好。我承认很多热爱我的中国观众并不满意我在美国的作品。恰恰相反的是，在地球的另外一边，在欧洲和美国，他们喜欢的是我近期的作品。这是因为文化的不同，所以对一个问题可以有两个不同的答案。那么我要拍什么样的电影呢？到底这个电影是只给中国人看呢，还是给全世界的年轻人看呢？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北京这块土地上长大的中国人，在中国五千年文化养育下成长的中国人，要做的是告诉全世界的人，中国人不只是功夫好，中国人不是只会打架，中国人有非常宽大的胸怀去包容不同的文化，包容不同的政见，把这个爱的信息传递出去。我真心地希望传播这样一种思维方法，也希望在你们这一代的时候把这个思维方法带到全世界去。民族主义思想非常好，因为它使我们团结在黄皮肤之下，但是随着我们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强大，周边的很多国家就觉得不舒服，突然身边有了个巨人。我们要按照符合我们的国情，符合我们的民族实际的情况把红十字会的精神扩大到全世界，做到哪里有痛苦，哪里就有我们中国人。我希望不仅仅是以前的哪里有人哪里就有中国餐馆，而是哪里有痛苦哪里就有中国人。这才是我们的祖先希望我们后代做到的，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是把我们文化的精华提炼出来扩大到全世界。这个东西光是我一个人做不到的，光是红十字会也做不到的。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人出一点点力就能显示我们中国人真正的修养。

所以，接下来我会继续跟红十字会合作，从50万块钱开始——我要再讲回来，其实出名的是我，出钱的是我太太。一个默默无闻的女人——也不能说是默默无闻——站在一个男人的背后。她作为一个母亲，拿出钱来去关心青少年，关心社会，也希望通过我这个公众人物形象带动更多的人去关心青少年。我很感激她。

其实，用一个智慧的眼睛去看世界，就像一个身体，五大洲就像你的心肝脾肺，每一个人就像你身体的细胞，这才是全球一体化，人类一体化。因为这个地方感染的时候你不去关心它，它早晚会把病传到你的全身去，所以不如早做，早早站出来关心人类。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对我们的民族非常热爱，我真的非常感动，但是我更希望大家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和高度去看待社会。我们的祖先看到他们的后代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才是他们会开怀大笑的时候。

我希望跟红十字会长久地合作是因为我去年曾经跟海啸擦身而过，不过没死。但死亡给我的震撼还是很大的。回来以后我就希望创立一个基金。我希望从中国开始吧。因为我在香港和美国都做过，但是各国的法律不同，如果要按法律来做的话就要办很多的手续。我希望创立这样一个基金，每个人每月出一块钱，这样大家滴水成海，汇成爱的大海。这个大海要从中国到整个人类。当然这个钱要很有透明度，大部分会交给红十字会作为中国的阳光工程和自然灾害的款项。这是我的愿望。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我能够回答的，我一定会很诚恳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