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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讲的是一些抽象的理论设想。但我想很多同学还不太了解中国古代那些位阶到底是什么东西。刚才给大家看的表格，同学们可能已经眼花缭乱了。现在抽出其中的几种，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周代出现了两个爵列：一个是封爵公侯伯子男，一个是公卿大夫士。可以说，周代的基本身份尺度，就是爵级。同学的视线可能已经被这两个酒器所吸引了，而且你们肯定知道这种酒器叫爵。奇怪的是，为什么一种酒器和一种等级同名呢？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对此有专门讨论。最原始的尊卑爵序是从哪儿来的呢？中国古代有一种古老礼制，叫做乡饮酒礼，起源于社区共同体的集体聚餐会饮。在这个会饮的场面上，长者、尊者、幼者、卑者各就其位，当时的敬酒行爵的次序，实际就是每个人的身份地位的直接反映。换言之，敬酒行爵的次序，就是最原始的爵列、爵序。这个解释，大家认为是不是很精彩？就是在今天的酒桌之上，谁坐上位、谁坐下位，以及敬酒的次序，也不是随随便便的。阎老师作为一个书生，很少出现在宴饮场面上，偶尔列席其中，人家就告诉我应该坐哪儿，我想那就是我的“爵位”了。从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看，“爵”确实就是一个酒器。后来又被用作等级之名，用以区分尊卑。从其起源观察，我们也能明白，“爵”有强烈的社会性，是一个社会的身份尺度。
周代的等级除了公侯伯子男之外，还有公卿大夫士。公侯伯子男爵的拥有者是国君，所以这五等爵不能说是官阶。而公卿大夫士，就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阶了。此外，周代还有一个等级概念“九命”，五等爵和公卿大夫士爵都被纳入“九命”体制。公九命、侯国七命、子男五命；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五等国君的命数是单数，作为官阶的爵称是偶数，二者在“九命”中欢聚一堂了。但应提示一下，这个“九命”是《周礼》之书的一个建构，可能并不是真实的制度。实际的命数，最多只有三命，这在《左传》中可以看到。但“九命”对后代的影响很大。大家读过《滕王阁序》，其中有“三尺微命，一介书生”一句。这个“命”即指爵命。中学老师大概给同学们解释过“三尺”，指的是官服上的大带。士一级爵用的带子长三尺。王勃当时约是七八品官，相当于属于士，“三尺微命，一介书生”用是周代的爵命概念。
战国秦汉间，中国历史发生了巨大转折。由小型简单社会进入大型复杂社会，以及经济文化的繁荣，推动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变法的目标是建立三样东西：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官僚政治。伴随这个社会政治转型，一些新的位阶应运而生。
首先，商鞅变法创立了军功爵制。军功爵后来发展为20个等级，即：公士、上造、簪褭、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大庶长、关内侯、彻侯。这些爵名让今人感觉特别陌生，但在秦汉，它是政治社会最重要的身份尺度。
军功爵有什么意义呢？“斩一首者爵一级，斩二首者爵二级”——砍掉一个敌军军官的脑袋可以得一级爵，砍掉两个敌军军官的脑袋可以得两级爵。由此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制度：平民凭借在战场上的表现来赢得爵位，而这在周代贵族制度下是没有过的事情。军功爵制突破了贵族传统，它用功绩制取代了贵族世袭。所以军功爵制的意义，不亚于一场社会革命。有的学者这么说：“军爵塑造新社会”。周代缺乏流动性的贵族社会，在战国之后转变化一个流动化的、功绩主义的新社会。
二十等爵对人的社会生活和地位影响重大。田宅、衣服都要根据爵级而定。在传统社会，土地就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在商鞅变法之后，土地曾经按照爵级高下而授予。也就是说，王朝位阶可以影响土地所有制的形态。第二十等爵彻侯有自己的封国。第十九级的关内侯，授给95顷田地、95亩宅地，依次而降。左庶长和五大夫之间有一个断层。普通百姓只要砍掉一个敌军军官的脑袋，就能得到一级爵，进而得到150亩耕地。还有很多礼制跟爵级相关，比如说爵高一级，坟头上就能多种一棵树。那么想知道一个人是什么爵级，到坟头数他的树就行了。
汉代的画像石上有这样一种图像：有人拿着弓箭，射树上的猴子和雀。台湾学者邢义田先生指出，“雀”谐音“爵”，“猴”谐音“侯”，射雀、射猴的图像就是向往封爵、封侯的意思。
有些算术题能反映时代背景。比如说文革时的算术题，很多计算的是地主怎么剥削农民、贫下中农怎么交公粮什么的。古代有时候也是这样。汉代有一部数学书叫《九章算术》，其中有些数学题很有趣，涉及到这里所讲的二十等爵，并能反映二十等爵在当时就是一个身份体制。五级、四级、三级、二级、一级爵拥有者的五个人，一同打猎，一共打了五只鹿。那么怎么分猎物呢？同学可能会想，谁贡献大谁多分，或者谁年纪大谁多分等，或者干脆平分，等等。但《九章算术》中怎么分呢？大家看，是按爵位高低来分。其答案是这样的：第五级爵大夫可以分1又2/3只鹿，第四级爵可以分1又1/3只鹿，第三级爵分1只鹿，二级爵分2/3只鹿，一级爵只能分1/3只鹿。也就是说，按1:2:3:4:5的比例来分。
《九章算术》中还有一道算术题，是5个人凑100钱来喝酒。这个钱怎么出法呢？高爵者出少，按照1/5、2/5、3/5、4/5、5/5的比例分。结果，爵级最低的人得出40多钱。《红楼梦》中一些女眷心血来潮，要凑份子喝酒，但贾母出的最多。爵级对生活的影响，由此而见。
与军功爵同时，随官僚政治的推进，还有一种新等级出现了，这就是若干石构成的禄秩。（“石”通常读dan，读shi好一些）。禄秩等级用俸禄的额度做级别之名，这一点也很有特色。最高的是中二千石、二千石，还有千石、六百石，一直到百石。丞相没有秩名，不过号称万石。列卿是中二千石，相当于今天的部级官员。列卿下面各有若干署，署的长官称令，即诸署令，六百石，有点像今天部级以下的“司”。郡守是二千石。县的长官，高的千石、六百石，称县令；低的四百石、三百石，称县长。这就是汉代禄秩的功能：区分官职高下。军功爵是一种奖励制度，进而发展为社会身份尺度；禄秩则是行政等级，用以建构行政秩序。
官品是大家最熟悉的一种等级了。它是在曹魏末年出现的。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在你谈曹魏的官儿是几品的时候，要注意直到曹魏末年才有官品。官品最初只有九品，比较疏简。所以南北朝时继续细分，九品分出正、从来，有正一品、从一品，正二品、从二品之别。由此形成18级。四品以下，除了正从之外，还有上、下之别。总而言之，九品18级，上下共30阶。此外，流外官也分九品。加上流外九品，一共39阶。这是南北朝形成的，唐代继续使用。
汉代禄秩最后固定为十五六级，官品最初为九品，在南北朝隋唐达到了39阶，显然繁密多了。不同时代，级别有时比较繁密，有时就比较简约，这是为什么呢？这背后也是有规律的，涉及人的行为模式等等。是简约的等级较具激励作用，还是繁密的等级较具激励作用呢？简约等级跨度大，晋升时“一步登天”，工资和身份提高得快；而等级如果设计得很繁密，晋升就会变得频繁起来。研究显示，繁密的等级更具激励作用。同学们要本科四年才能拿到一个学士学位。而若每学年都能授一次学位，大家的学习积极性可能就更高涨了。学年结束时你一看，不少同学又拿一个学位，你肯定心里发毛，一定要赶上。但是同时，如果每个学年都授学位的话，论文的写作、答辩的组织、证书的制作发放等等，都需要工作量和消耗各种资源。所以等级繁密而频繁晋阶，是要增加管理成本、降低效率的。级别的疏密设计，看来要不同考虑之间寻求平衡。级别繁密对激励人员有利，但对提高效率、简化制度不利。
什么时候级别设置变得比较繁密了，就可能意味着这个组织的“内向性”强化了。我使用“内向性”和“外向型”二词，显示不同组织的不同倾向。企业、公司是外向型的组织，它们的生存与发展，取决于组织外部的市场效率，所以其内部结构就高度服从于外部市场。但是官僚组织有时候会呈现出很强的内向性。官僚组织自身就是一个生命体，官僚们借助这个组织谋生谋利。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官僚组织中的人员的录用、升降、退休，名号的授予、官职的迁转，就是这个组织的生命形态。如果内部管理，等级、位阶、身份、地位的处理占了主导，那么给外部社会提供公共管理的职能，相应地会被淡化了。我们采用功能组织、身份组织双重视角问题，那么一个需要用复杂手段来管理的组织，采用繁密级别设置的组织，往往是一个有较强内向性、身份性的组织。
刚才谈到《周礼》有“九命”之说。北朝的北周搞制度复古，采用“九命”之制。南朝的梁陈一度使用十八班。这反映了九品官品在初期还不是很稳定，人们还尝试过不同的等级样式。唐宋没有继承九命或十八班，而是继承了九品官品。明清时等级趋于简化，只用正从十八级，没有上下阶了。流外九品也消失了。流外品合为一等，不是九等了。唐朝的39级和明清18级，简约和繁密的程度大不相同。而且，清朝的俸禄实际只有9等，正品和从品的俸禄是相同的，在管理上就更为简捷了。
上图是唐朝品位结构示意。首先各品级及官职都列在这里。有意思的是，正一品、从一品上列着很多虚衔，或者说是荣誉性官号。透过这样一点，也能折射出组织的特性。美国的总统，就是行政当局的最高首长。汉朝的丞相，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果品级高端很少看到虚衔，行政首长级别最高，那么这个组织的功能性就是比较强的。但我们看唐朝，侍中、中书令、六部尚书等行政官只列在正三品，正一品、从一品却被虚衔所充斥。这就是一种身份安排。
在上面这份表格上，还能看到文散官、武散官、封爵和勋官。这样，若干同学就会感到，古代品级不像最初所想像的那么简单，仅仅九品而已。除九品之外，王朝还使用很多别的等级序列。
先来看武散官。武散官跟今天的军衔性质相同，是武官的个人品位。那么文散官呢？就是文官的个人级别了。文散官不是职官，而是一个等级符号，它表示这个人的身份是几品。中国1956年的国家工作人员30级，用数目字来表示高下，如18级干部、23级干部之类。而唐人使用的是官号，用一个官号表示其个人品位。这跟今天的军衔是一样的。
再看封爵和勋官。对封爵，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封爵是用于赋予身份，具有浓厚贵族色彩。直到明清都在使用爵级。我的一位博士生在论文中说：爵是中国最古老、具有超常稳定性的一种位阶。从周代而下，爵制实行了近3000年。
勋官是用于褒奖军功的，从正二品到七品，共12级，又称“十二转”。《木兰诗》中有一句“策勋十二转”。这“十二转”就是勋官。木兰从军立功，得到了最高级的勋官上柱国。唐代授勋最初取决于战场上的军功，但后来勋官也授予文官了，作为一种表彰。唐后期通过战争立功的人数量很大，全体壮丁中有35%拥有勋官，他们可以享受免课待遇。总的说来，唐宋官员的头衔相当复杂：有职事官、有阶官、有爵号、有勋官。
讲到这里，就可以概括一下古代位阶体制的发展轮廓了。在周代的爵命体制下，官阶的主干是公卿大夫士。这是一个身份等级，而且是一个一元化的系列。而在汉代，二十等爵与若干石的禄秩双峰并峙。二十等爵用于褒奖军功，同时还具有社会身份功能。禄秩则是行政级别，用于保障行政。这样一种体制，我把它叫做“爵─秩体制”。从结构上看，它不是一元的，而是二元的。经过魏晋南北朝，再发展到隋唐，形成了这样一个结构，我称之为“一元化多序列的复式结构”。九品官品构成了一个大框架，官职罗列其中；文阶官罗列其中，由从一品而下29阶；武阶官罗列其中，也是29阶；封爵一品到五品，勋官二品到七品。职、阶、勋、爵各有等级，又通过九品官品而一元化了。哪级爵对应哪级官职、哪级勋官，一目了然。对不同位阶的不同功能，古人有很清晰的表述：“爵以定尊卑，官以分职务，阶以序劳，勋以序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