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官阶研究的理论建构

今天我的讲座内容是“品位与职位——中国古代官阶的历史变迁”。历史专业的同学可能了解一些我的研究。同时，我也非常期待能与非历史专业的同学交流，由此得到更多灵感。

我有三种专著以官阶为题，即《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和《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最后一种即《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其写法已超出了史学范围。在这部书中，我试图从中国古代的官僚等级现象中，提炼出若干一般化的概念，构建一个系统化的理论框架。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寻求个人学术突破的尝试。历史系学生可能不很习惯这种归纳性的写法，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对古代官阶又可能感觉冷僻，所以，我希望利用种种机会来阐释我的工作。

与其他传统社会比较而言，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是它更高的行政化程度组织化程度，以及更浓厚的“官本位”色彩。“行政化”是就其管理方式而言的，“组织化”是就其结构形态而言的，“官本位”是就其身份体制而言的。皇帝是通过一个官僚体制来进行统治的。西文中的“官僚制”bureaucracy这个词，也被译为“科层制”，“分科分层”是官僚体制的基本结构特点。各种官职，都被配置于科层体制的不同位置之上。同时，任何组织都不仅仅由“职位”构成的，它也是由“人员”构成的。就是说我们所面对的，有一个职位结构，还有一个人员结构。二者都需要分等分类。大量制度性的问题，就发生在职位结构和人员结构二者之间。

举一个例子：在现代行政组织中，人员结构和职位结构通常是匹配的，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人一个职位。但古代可能就不是如此，王朝的人员结构通常都大于职位结构。所谓“职事官”，即有权有责之官，只是“官”的一部分而已。还有很多人拥有官号名位，但不承担日常行政职事，却也是“官”。所谓“散官”就是这类官职之一。而且，拥有王朝名号的人，也不一定就是“官”。因为王朝官爵经常向民众广泛颁授，名号的覆盖范围广及于民间。

了解品阶勋爵，对于了解古代政治体制的特点、古代社会的特点，都有重大意义。甚至可以说，“行政化社会”的特点，在现代中国依然故我。我读过二三十种社会学报告，它们对中国社会分层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干部的行政级别，是中国社会分层的主干性尺度之一。美国的文官有十八级，但这个十八级跟社会分层没多大直接关系。而中国社会，学者几乎众口一词的认为，干部的行政级别影响社会结构。其实，中国古代已是如此了。

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历代位阶结构变迁的情况：

周代有两套爵列：公侯伯子男和公卿大夫士。经战国变法，早期国家体制进入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官僚帝国体制，相应地，秦汉的位阶结构就发生了相应变化；封爵军功爵和禄秩，变成了两个等级支柱。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门阀政治的时代，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周代贵族政治到这时候有所回潮，所以，若干新的位阶样式应声而来，而且位阶的结构明显变复杂了。唐宋位阶的复杂性依然故我。而至明清，文武阶官大为淡化了，变质了，最终变成了用于封赠的官号。官品和封爵，一个是行政性位阶，一个是用于激励的位阶。此外，科举功名也是一种社会身份尺度。这样，品位结构再度趋于简化。

上述变迁过程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们不光能从中看到行政管理的需要在起作用，而且能看到整个政治体系、政治形态，甚至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的变迁。官阶研究看起来像是一个很小的领域，但通过我们的努力，可以从中发掘出较大的意义来。

首先，以往的研究，往往是只研究某朝某代的某一种位阶。比如说，研究汉代的二十等爵，研究明清的封爵，或研究唐宋的阶官或勋官，等等。而我期望把各种位阶视作一个整体，视为一个“品位结构”，看它们之间相互链接、耦合和搭配的关系，及其变化。这是我的主要方法之一。其次，我们可以把一切具有等级意义的制度安排，都纳入视野，包括各种各样的等级待遇、等级特权等。例如官场称谓，什么情况下称高官为“老爷”，什么情况下称高官为“大老爷”，等等。在这方面，古代有很多有意思的现象。

在行政层面上，考察各时代、各种位阶的功能及其链接搭配和耦合的方式，也就是品位结构，这是我们方法的特点之一。而在政治层面上，我们要考察品位结构及其变迁与当时的官僚体制、政治形态的关系；在社会层面上，还要考察品位结构与整个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的关系。再强调一次，王朝的名号系统与职位结构并不对称，等级管理的范围远远大于职事官，而广及于民间民众。汉代拥有二十等爵号的人，恐怕有几百万、上千万之多，因为朝廷向民众赐爵号；唐代拥有勋官的人，大概占到壮丁的35%以上。在这时候，王朝名号往往变成了民间的一种身份尺度。所以，王朝用行政级别来构建社会秩序，也是我们研究的对象。

为此，我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

首先，任何官僚组织都有人员结构、职位结构两大结构。而在中国古代，这两个结构不一定对称，对称或者不对称的各种情况，就将引发众多的研究课题。针对人员结构，有品位分等的概念；针对职位结构，又有职位分等的概念。现代文官等级制被分为职位分等和品位分等两大类型。品位和职位是我们的主要切入点，通过这两个基本概念，可以让很多晦暗的现象清晰起来。经济学有这样的一句话：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学的两个关键词，如果你能教会鹦鹉说这两个词，你就可以使一个鹦鹉成为经济学家。而研究中国古代官阶，品位和职位就是具有类似意义的两个关键词。

观察人员结构和职位结构关系时，我们采用这样一个视角：既把官僚组织看成一个功能组织，承担着各种行政事务；同时也把它看作一个身份组织。西方现代行政学和组织学研究，对组织的身份性研究方面不够重视。因为进入了民主化、法制化的时代之后，这已经不成问题了。官僚政治理论的奠基者马克斯•韦伯，指出在理性化的现代官僚制出现之前，历史上还存在着一种“家产官僚制”。他揭示了这种组织中的很多身份现象。但在西方进入现代民主之后，组织研究的主要着眼点是效率，而不是身份。当然，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展示了一些新的动象，尝试把国家、把官僚阶层看作一个自主的利益主体。就我们所关心的中国问题而言，类似的思路可以大大地深化。我们的等级研究，不仅仅是一个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而是这个庞大的官僚组织，其成员的身份秩序是如何安排的。为此，我们还提出自利取向与服务取向、身份考虑与运作考虑，以及两个不同的组织目标──即身份和谐与运作效率──等等概念。这些概念，对认识古代的等级管理将大有帮助。比如说，从运作效率考虑，就会有一种位阶的安排；而如从身份和谐的角度出发，就会有另一个不相同的位阶的安排。在动乱年代，品位和名号就会泛滥开来，这时候身份考虑就会压倒运作考虑。

刚才提到，韦伯曾提出过一个“家产官僚制”的概念。它的含义就是君主以政权为私产，这时的官僚管理就会具有浓厚的身份性。现代管理学、组织学和行政学是沿着理性官僚制这个方向推进的，把效率作为考虑的中心。新制度主义有所突破，把组织的目的视为追求合法性与生存延续。我们的设想与之有类似之处，但比它更进了一步，我们从等级名号入手，研究身份秩序。可以这么说，中国古代等级名号的复杂、繁密程度，包括样式的复杂和运用规则的复杂程度，在各个传统社会中首屈一指。这是一笔丰富的材料，足以从中提炼出更多的理论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