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哲学和美学的意义就是要提升大家的人生境界，我们中国人非常强调这个境界，我刚才说从孔子开始形成人生境界的学说。中国古人强调，一个学者，不仅要注重增加你的知识，增加你的学问，同时，或者说更重要的，要注重拓宽你的胸襟，涵养你的气象，提升你的人生境界。这个精神境界表现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我们古人称之为“胸襟”、“胸怀”，表现为一个人的言谈笑貌，举止态度，我们古人称之为“气象”，或者叫做“格局”。这个“胸襟”、“气象”，说起来好像是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实际上是客观存在的，别人能够感受到的。我刚才提到冯友兰冯先生，他说他当年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第一次到校长办公室去见蔡元培先生，他说我一进校长办公室就感到蔡先生有一种光风霁月的气象，而且满屋子都是这个气象。可见一个人的气象是一种客观存在。冯先生说，如果一个人的精神境界特别高，他的气象就能对周围的人产生一种春风化雨的作用。冯先生说，蔡先生这个人治学有两大特点，第一是兼容并包；第二是春风化雨。冯先生说，根据他自己的体会，兼容并包要做到好像还不算很难，要真正做到春风化雨就太难了，因为春风化雨不能勉强，做个样子是不行的，要很自然。你有那个境界，自然就产生春风化雨的作用；你没有那个境界，你就不能起这个作用，不能勉强，不能作假。人生境界的理论对我们美学来讲非常重要。审美活动可以从多方面提高人的文化品格、文化素养，最终归结起来就是提升人的人生境界。

第三，这些前辈学者的文风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在座的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都有一个文风的问题。杨振宁就特别强调，文章要有那种秋水般的风格。文风很重要，因为文风是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和文化素养的综合表现，而像冯友兰先生、朱光潜先生、宗白华先生，他们的文章都写得特别好。第一是明白通畅。我们现在有人写文章叫人家看不懂，包括我们一些学生。我有个研究生，我说你的文章，我怎么越来越看不懂了，你说你写得深刻，但是康德和黑格尔不见得不比你深刻，我还能看得懂，怎么你的我就看不懂了呢。第二是有味道。有味道就更难了。你看冯友兰冯先生到八九十岁的时候写的文章依然很有味道。我随便举一个例子。他八十多岁写了一篇文章。当时出了一些中国哲学家画传，比如说孔子画传、孟子画传，画一个孔子然后写一篇传，画一个孟子写一篇传。冯先生的文章就来讨论这个画像的。他说孔子谁也没有见过，死了几千年了，也没有照片留下来。那么怎么画呢？怎么叫像，怎么叫不像呢？那么是不是就可以随便画了呢？冯先生说不，不能随便画，还是有一个像不像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孔子用他的言论和行动在后人心目当中留下了一个精神形象，你画孔子必须要符合这个精神形象，这就说得非常好。我听了冯先生话以后，有一次我到某一个地方，看到那里有一组雕塑，是表现孔子跟几个学生谈话的场景。孔子说你们平时都说没有时间谈你们的理想，今天你们谈一谈吧。有一个学生说我想当一个小官，另一个学生说我要知道怎么样治理国家。最后，曾点说我跟他们不一样。孔子说那也没有关系，你就说说。曾点说我的理想是几个大人和几个小孩，在春天的时候到河里游泳，然后穿上春天的服装，吹着春风，唱着歌回家。孔子听了以后叹口气说，我还是比较同意曾点的这种理想啊，“吾与点也”。但是我看那组雕塑，人物一个一个垂头丧气、愁眉苦脸的，我就觉得根本不是这种精神状态，这就不像。接下去就精彩了，冯先生接下去讨论小说改编为戏剧的问题，也就是意象世界转换的问题。他说我个人不喜欢看按照《红楼梦》小说改编的戏剧。那时候冯先生还没有看到电影和电视，只有戏曲。他说我看了总觉得舞台上那些人不像。他说“你看吧，小说里面那些贾宝玉最不喜欢的老妈子、粗使丫头”，小说里面很鄙俗的人，在小说里都写得“俗得很雅”；等到把小说里面的那些女孩搬到舞台上，你看舞台上那些最雅的人都是‘雅得很俗’。你说冯先生说得多妙，当时他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我现在看一些电视和电影里的一些人物，也觉得是“雅得很俗”，他没有那种经历，没有那种气质，他要表现的雅表现不出来，结果就弄得很俗。文章要写得有味道。我有个建议，不管你们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有空的时候把五四以来老一辈的学者的书拿来看看，冯友兰的、朱光潜的、闻一多的。闻一多先生的论庄子、论唐代诗人的文章都写得非常好，那也是学术论文，可是写得那么生动，那么深刻，生动而深刻。不像我们现在一些学术论文拖泥带水、死气沉沉。

第四，这些老一辈的学者，在他们身上都体现出北京大学的人文精神和人文传统。我刚才提到朱光潜先生，他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八十多岁了，不到三年就翻译整理出版了150多万字的著作。朱先生去世以后我写了一篇文章悼念他，我引用了小时候看到的丰子恺先生的一幅漫画。画什么呢？画一棵大树被拦腰砍断，四面萌发着很多枝条，旁边站了一个小女孩把这棵树指给她的弟弟看，上面题了一首诗：“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息，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你看拿这幅画和这首诗来作为朱光潜先生生命力、创造力和人生境界的象征，不是非常恰当吗？

再比如冯友兰冯先生，他90岁的时候眼睛看不见了，耳朵也听不清了，但是他还在写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他自己不能写，就口述，别人给他记下来。冯先生90岁的时候学生去看他，说“冯先生你眼睛都看不见了，耳朵也听不见了，你还要写，你应该休息休息。”冯先生说，“我眼睛看不见了，不能看新的书了，但是我还可以把我过去读过的书拿来思考，来产生新的理解。”我跟同学说这个话很重要，一些经典著作你读过一次还可以再读，为什么呢？可以产生新的理解。冯先生说：“我就好像一头老牛躺在那个地方，把过去吃下的东西吐出来咀嚼，其味无穷，其乐也无穷。古人所谓‘乐道’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乐道”，就是一种精神的愉悦，一种精神的享受。同学们你们有没有这种体会，比如说你晚上看一本经典著作，你看到有一段特别精彩的东西，你就会感到非常激动，有一种喜悦，因为真理的光芒照耀到你的全身，这就是“乐道”。冯先生又说：“人类的文明好像一笼真火，几千年不灭地在燃烧。为什么几千年不灭呢？因为古往今来对人类文明有贡献的人，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思想家等，他们是呕出心肝，用自己的脑汁作为燃料加进去，所以这个人类文明的真火才不灭。”“呕出心肝”是一个典故，就是唐代诗人李贺，他骑在毛驴上想到一句诗就写下来放到口袋里面，他的母亲说这个孩子要呕出心肝，冯先生用这个典故。冯先生问：“他为什么要呕出心肝呢？”冯先生回答说：“他是欲罢不能。这就像一条蚕，它既生而为蚕，就只有吐丝，‘春蚕到死丝方尽’，它也是欲罢不能。”这个“欲罢不能”四个字太好了，这就是我们北京大学的人文传统、人文精神。这种人文传统、人文精神构成北京大学一种人文的氛围、一种人文的环境。这个人文氛围和人文环境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欲罢不能”。一所大学有没有这种环境和氛围，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一个人生活在北京大学这种环境和氛围中，会油然产生一种崇高感、一种历史感、一种使命感。这种历史感、崇高感、使命感会鼓舞和推动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新的创造，开拓新的境界。

除了刚才讲到的朱光潜、宗白华之外，我们还有一位美学家，大家不太知道，就是邓以蛰先生。邓先生比宗先生和朱先生年龄稍微大一点，他也搞美学，是清代大书法家邓石如的五世孙。邓以蛰先生的篆书和隶书都非常好，但是因为解放以后他肺部有毛病，没有怎么讲课，外面的活动不太多，所以大家不了解他。他住在镜春园，我们经常去看他，他把他收藏的很多著名书法作品拿出来给我们看，还有他自己以及邓石如的一些书法作品。邓以蛰先生还为我们国家培养了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的儿子，两弹元勋邓稼先。为什么要提一下邓以蛰先生呢，这也是一个原因。这是讲第三点，中国现代美学，我特别讲一讲北京大学这几位大学者，因为这构成了我们北大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