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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汉语来说，客观现实告诉我们，如今汉语跟世界已息息相关。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都希望自己或自己的孩子能学好汉语。为什么？现在中国成了一个神秘的国家——文化古老而又灿烂，发展飞速而又强劲，而政治制度与体制与西方发达国家又很不相同。因此大家都想来看看，大家都想来了解。学好汉语，这就意味着获得了与世界1/5人口交流的机会，就意味着能够进入中国这一神秘的国家，就意味着能够探索她的文化宝库，就意味着能够取得进入拥有13亿人口这一庞大市场的钥匙，就能够大大地增长见识。
可见，人的素质的提高跟语言确实有密切的关系。
国家的稳定、社会的和谐怎么也跟语言有关？刚才所举新加坡的例子已经有所说明。语言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象征，如今语言又已成为一种关系到国家、单位、个人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资源，所以国家也好，民众也好都要注意语言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解决好可能已经存在或可能会发生的语言方面的矛盾，将有利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新加坡就是一个例子。这是一个正面的例子。也有负面的例子。例如，巴基斯坦当时分为西巴基斯坦和东巴基斯坦，后来分裂为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当然主要是内部存在很多政治原因，但语言是个导火线。再如，2008年8月我们国家正在举行奥运会，8日开幕那天格鲁吉亚跟俄罗斯发生战争，它的导火线也是语言，当然也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又如，乌克兰的语言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因为在前苏联时期乌克兰第一语言是俄语，苏联解体后，乌克兰成为独立的国家，到底俄语是第一语言还是乌克兰语是第一语言，还是俄语和乌克兰语都是第一语言，到现在议会还没有定下来，而且内部在这个问题上矛盾很大。因此，语言的问题，特别是高层次的语言问题，会影响到这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而且东西部、城乡发展极不平衡，汉语方言又极为复杂，因此在我国语言生活中，处理好语言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我国的语言生活中，需要处理好的语言生活中方方面面的重要关系是：首先是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相当重要，虽然总的来说我们是比较好的，但最近也发生了一些不该发生的问题。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也是比较好的，但前不久有地方（先是上海，后来是广州）产生了矛盾，甚至提出“保卫方言”这样的口号。这说明存在着普通话与方言之间的矛盾和关系问题。语文教学和外语教学之间的关系，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家普遍感到语文水平在滑坡，引起社会极大关注，到现在这个滑坡现象还没有制止住。相当一部分人把这个问题归咎到英语教学，说就因为你重视英语教学，导致语文教学滑坡。那么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呢？我们可以去考虑。我不想在这里跟持这种主张的学者进行争论。退一步说，在某些错误的导向下，英语学习可能会对语文学习有所冲击，但外因也得通过内因起作用啊！顺带说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目前不只语文不行，外语水平也不高；第二个事实，解放前有不少教会学校，在教会学校除了国文和中国历史这两门课用中文外，全部用外文。可是无论教会中学、教会大学毕业出来的学生，不仅外语好，语文水平也很高。这为什么？很值得有关部门去研究研究。还有汉字繁简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也时不时引发讨论，且不说台湾和大陆之间有不同看法与态度，就我们大陆内部也有不同的看法与态度。
显然，就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来说，语言文字问题跟国家稳定关系极大。
那么科技，特别是信息科技的发展怎么也跟语言有关呢？
我们知道，我们整个人类经历了这样的时代发展——从远古渔猎时代进入农业时代，再进入工业时代，现在大家都认为是在进入信息时代。信息时代也是高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所有高科技研究的进行和开拓，无不依赖于信息科技，特别是计算机。信息科技的主要任务是，逐步实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现在智能化滞后，数字化、网络化这方面发展迅速。大家看到，中国“天河一号”计算机，一天的计算量，当前主流微机要160年才能计算完；存储量相当于四座藏书2700万册的图书馆；每秒可传送5部高清电影或每册25万字的8万册图书。现在数字化、网络化发展迅速，云计算发展很快，但是智能化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现在大家都想制造智能机。当今世界上已形成了四个研制智能计算机（简称“智能机”）的中心，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欧洲共同体，一个是中国，都想捷足先登，抢先占领制高点，但无论哪个中心，他们在着手进行研制智能机的任务中，都不约而同地以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作为切入点，在自然语言处理系统的研制队伍里都有语言学家。所谓智能机什么意思，我们知道第一台计算机是1946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研制的，到现在计算机体积越来越小，存储量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但是一个基本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就是基本靠匹配，靠yes or no的搜索。你传递一个信息计算机就是去搜索，但它不会思维，不会类推，不会触类旁通。所谓智能机，就是希望计算机能跟人一样可以思维。
现在，英文信息处理也好，日语信息处理也好，德语信息处理也好，中文信息处理也好，都停滞在“句处理”水平上。所谓句处理，就是怎么让计算机处理自然语言的一个个句子，让计算机理解那一个个句子的意思，又计算机生成符合自然语言规则、并能为人所理解的一个个句子。现在很多问题都停滞在这上面，这个很难。因为人际对话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实质上调动了对话者一生的知识文化背景。由此可知语言与信息科技关系极为密切。其他众多的学科领域也越来越需要语言研究的成果的支持。
总之，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在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语言既是一种神奇的社会现象，更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要注意语言学习，也要有一部分人来从事语言教学与语言研究工作。
现在我们回到正题。什么叫科学研究？我的理解，科学研究，简言之就是以“已知”求“未知”。因为客观世界简直是未知的黑洞。“已知”就是指前人的研究成果，既包括本学科国内外前辈和时贤的研究成果，也包括别个学科的研究成果。如何获得“已知”？要做两件事：一件是继承，一件是借鉴。继承，是就学习、了解本学科本国前辈、时贤的研究成果，并吸取其精华而言的。借鉴，是就学习、了解本学科外国前辈、时贤的研究成果，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并吸取其精华而言的。“继往开来”里的“继往”，就是“继承+借鉴”。“开来”就是要进行不断探索，进行创造性研究，以便逐步揭开研究对象一个个的未知之谜。继往开来，周而复始，这是科学发展的基本轨迹。科学上一个正确结论的获得或一项新的发现，表面看是某位学者或某些学者智慧与勤劳工作的结果，事实上在这一研究成就里凝聚了好几代人各种派别研究者的研究心血，当然更有研究者或研制者的创新之举。没有先驱者的经验与教训，没有当今研究者或研制者的努力与创新之举，不可能有今日辉煌的科学成就。
“开来”就是要探索，要创新。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探索？怎么创新？我认为要做好三件事：第一件事，善于发现问题。第二件事，努力挖掘事实。第三件事，加强理论思考。
先说第一件事，要善于发现问题。以往说到“研究能力”，通常是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经常告诫青年学子说：“你们要注意培养自己的研究能力，培养自己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话不错，但不全面。其实首先需要培养“发现问题”的能力。“发现问题”，是科学研究的起点，也是我们在科学研究上能获得成果的起点，而且也可以说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补充、扩展和深化。
如何培养发现问题的能力？一是注意从书本上去发现问题，这里说的“书本”包括专著和论文。二是注意从实际实践生活中去发现问题。
先说注意从书本上去发现问题。这里涉及如何读书的问题。读书很重要，只有不断读书，才能不断接受高素质的教育，包括科技文化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只有不断读书，知识才能不断积累，不断丰富，自身知识结构才能不断更新。
读书可以分为泛读和精读。泛读，阅读面尽可能宽，主要是浏览，目的是为了扩大知识面。泛读你不一定要记住，但要知道某些方面的知识可以到哪里去查找。另外泛读千万不要用整段时间，而是利用零碎的时间。我们要养成这样的习惯，哪怕只有半小时，我也要利用它，去期刊阅览室翻翻最新的期刊，不限于自己本专业的期刊，你也可以翻翻其他学科的期刊。可以作些笔记，有个备忘录。更重要的是精读。精读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指阅读与自己专业、与自己工作、与自己研究方向密切相关的论著；另一个含义是指要认真、细致、深入地阅读，而不是一般泛泛浏览一下。精读要达到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了解内容，即了解自己不曾知道的新知识。这是读书最起码的要求。第二个目的是，要从论著中吸取营养，并努力把论著的内容转化为自己头脑里的知识。一个人的知识能否不断增长，就看他能否“转化”。转化不等于认同，即使你书里的内容我不能认同，我也能把它转化为自己的知识。第三个目的是发现问题。这里所说的“问题”，包含好几层意思：一是指要求回答、解释的问题，相当于英语里的question；二是指需进一步解决的矛盾、疑难，相当于英语里的problem；三是指论著的重要、关键之点，相当于key；四是指论著存在的毛病、失误，相当于wrong，flaw，slip up。
发现问题，这是读书的最高要求。对一个研究者来说，必须这样要求。作为指导老师对学生也必须提醒和帮助他们达到这个目的。
现在一个问题是，怎样做到“转化”？怎样能发现问题？两条：一条是勤于思考，还有一条是不盲从，更不要迷信。勤于思考和不盲从，这是一张纸的正反两个面。不盲从的人，一定是勤于思考的人；勤于思考的人，就不容易犯盲从的毛病。在做学问上，不虚心听取前人的意见，不很好地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这当然是不可取的；但是，如果我们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或者对一些专家学者的理论观点一味地盲从，甚至到了一个迷信的地步，这也是不对的。
为什么不要迷信和盲从？一个学者再伟大，也会受到多方面限制：第一是受时代科学水平的局限，第二是受自身研究目的的影响，第三是难免会有思考不周和疏漏之处。
下面我举些实例来加以说明。先说受自身研究目的的影响。前面我举过形容词修饰名词的例子，这个问题最早是朱德熙先生在1956年发现的。他当初在《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这篇文章里用“选择性”来解释。他说，英语形容词修饰名词没有选择性，只要意义能够搭配，形容词就可以修饰名词。汉语不同，形容词修饰名词有一定的选择性，有的能直接修饰，有的不能。这在当时，大家觉得很了不起。但是我们再静下心来问一句，汉语为什么要有这种选择性？这种选择性由什么来决定的？当时朱德熙先生写那篇《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文章的主要目的是以事实说明和论证一般所说的形容词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叫性质形容词，像红啊，大啊，小啊，高啊，干净啊，伟大啊，美丽啊，漂亮啊，等等；还有一类叫状态形容词，像通红啊，雪白啊，锃亮啊，红彤彤啊，黑不溜秋啊，等等。过去笼而统之都叫形容词。朱先生这篇文章着重要谈这两类形容词在用法上很不一样，至于汉语形容词修饰名词有带“的”与不带“的”两种形式，这在当时来讲也是很了不起的研究成果，但这只是个副产品，因此朱德熙先生没有深入思考，没有进一步去追究“汉语为什么有这种选择性？”“这种选择性由什么来决定的？”这样的问题。过了半个世纪，他的博士生张敏（现在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在他的专著《认知语言学和汉语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里进一步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用认知语言学里的“象似性”原则里的“距离”准则来作了更为科学的回答与解释。刚才我们讲过，为什么将语言首先看做内在语言有意义，就是因为可以引导我们更好地从认知的视角来思考一些语言问题。按认知语言学的观点，人用言辞所表达的认识成果，并不等于客观世界；在人的认识、人的言辞表达和客观世界之间实际有个中间物，这个中间物就是认知领域。正因为这样，因此同样一个事物，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客观事物只有一个，但人的认识可以很不一样。事实告诉我们，人类的社会生活会自觉不自觉地反映到人的语言当中。譬如说任何语言都有重叠或叠用的现象，这实际是人类生活在语言中的一个反映。譬如我们要钉一个钉子，用锤子钉，一般总是梆，梆，梆，梆好几下才行。还有敲门，怎么敲呢？没有敲一下就停下来等着主人来开门，总是梆，梆，梆，敲好几下。正是这种现象在语言里的反映，出现了重叠或叠用的现象。当然各个语言情况不一。汉语，形容词可以重叠，比如好好的，高高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动词可以重叠，如商量商量，讨论讨论，看看，走走。有的语言重叠比较少，比如英语相对比较少，但也有啊。你们去看《天方夜谭》的英文版，很多篇头一句话就是Long long ago，long long就是叠用。汉语里形容词修饰名词为什么有用“的”和不用“的”两种情况？这跟我们实际生活里面事物性质跟事物这二者是否经常黏合在一起有关。粥、饭、馒头是每天都要接触的东西，随时都要考虑冷和热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说“热的粥、热的饭、热的馒头”，也可以说“热粥、热饭、热馒头”，因为冷、热这一性质与粥、饭、馒头在我们生活中结合得很紧。鱼啊、肉啊、烤鸭什么的，虽然有冷热之分，但在我们生活中很少被连到一块。过去谁吃鱼、吃肉、吃烤鸭啊，老百姓吃不起，不像现在。平时结合很紧的，可以不用“的”，平时结合不紧的，它需要用“的”。“的”在汉语里还有个作用，表示强调。“热粥、热饭、热馒头”有时说成“热的粥、热的饭、热的馒头”，那是为了强调。张敏还进一步举实例指出，其实不光形容词修饰名词是这样，甚至名词、人称代词修饰名词也是这样。
下面我来说说失误或思考不周的问题。比如我们语言学界有位王士元教授，他是世界顶尖级的教授，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退休后先到香港城市大学，现在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2006年他受邀到清华大学来讲学，有一部分讲授内容写成文章发表在2007年《清华大学学报》第6期上。在文章中，王先生对汉语语法学界常举的“鸡不吃了”这个句子的歧义现象，作了新的进一步解释。“鸡不吃了。”这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与教学中的一个经典例子，它既可以理解为“鸡不吃食了”，也可以理解为“人不吃鸡了”。按前者理解，“鸡”是“吃”的动作者；按后者理解，“鸡”是“吃”的受动者。为什么会造成歧义？以往的解释是，这由成分的移位、省略所致。王士元先生认为仅这样解释不够，需从“鸡”的意义的延伸上去解释。王先生说，这个句子所以有歧义，根本取决于“鸡”的意义。“鸡”实际上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指某种家禽，还有一个是指这种家禽的肉。正因为有两个意义，因此“鸡不吃了”会有歧义。跟鸡类似的就有“鱼”啊、“虾”啊等。“鱼”“虾”既可以指这种水生动物，也可以指这种水生动物的肉，所以“鱼不吃了”“虾不吃了”都可以有歧义。可是，我们看一下，“狗”啊、“羊”啊、“牛”啊，只能指这种动物本身，不能指这种动物的肉。因此，“狗/羊/牛不吃了”没有歧义，其中的“狗、羊、牛”只能理解为动作者，不能理解为受动者。王士元先生的意见，有可取之处，他看到了“鸡、鱼、虾”应该有两个意义，而现在我们的词典还没有分化为两个意义。应该说这是他的发现。他也有疏漏之处。事实上，在一定的语境里，“羊/牛不吃了”照样可以有歧义。比如在动物园里有老虎和狮子等肉食动物，我们成天给它吃羊，两年后再喂它们，不怎么吃了。老虎或狮子不吃羊了，不是因为病了，而是吃腻了。饲养员向领导汇报此情况后，领导可能会说：“羊不吃了，不能换么？可以喂鸡。”这里的“羊不吃了”就是“老虎/狮子不吃羊了”的意思。因此事实上，在“NP+不+V+了”（NP代表名词，V代表动词）里，只要NP与V之间，既可能有“施—动”关系，又可能有“受—动”关系，就可能会产生歧义。由此可见，顶尖的专家也可能有疏漏。总之，对书本上的东西，对学者专家的东西，既要尊重，又不要盲从与迷信，都要用自己脑子去思考。这样，就容易从书本上去发现问题，就能使自己找到研究的起点。
上面讲到，读书要善于将论著的内容转化为自己头脑里的知识，读书要善于发现问题。怎么能达到“转化”？怎么能发现问题？根本在于要勤于思考。在阅读过程中要不断思考诸如“为什么？”“怎么样？”“行不行？”“能否换一种说法？”“这样说是否有例外？”“他这样概括合适吗？”“这是否有例外？”等这些问题。
现在说说注意从实践生活中去发现问题。如大家所知，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定律，瓦特发明蒸汽机，都是从实际生活中发现的问题，进而研究成功的。
我写的不少文章就都是在实际语言生活中发现问题，进而搜集材料研究写成的。我在1980年发表了一篇文章《汉语口语句法里的易位现象》（《中国语文》1980年第1期）。研究的就是“都走了，他们。”“八点了，都！”“快出来吧，你们！”这些句子。这是我在乘公交车时听到“到哪儿下，您？”这样的问话，引发我研究的。我就开始调查和研究，到底哪些能这样说，哪些不能这样说，最后写成文章发表了。还有一篇文章《由指人的名词自相组合造成的偏正结构》（《中国语言学报》1985年总第2期），它也是来自语言生活——“父亲的父亲的父亲”怎么切分？到底是“父亲的父亲的”加“父亲”呢，还是“父亲的”加“父亲的父亲”？按照第一种切分，就是“祖父的父亲”；按照第二种切分，就是“父亲的祖父”，二者切分结果都表示“曾祖父”的意思。问题就出来了，到底a分析可取，b分析可取，还是a、b都可取？这个问题不能想当然觉得哪一个可取，而是要证明。那么我就为了寻找并证明科学的解答，收集了大量的材料，最后写成了上面所说的那篇文章。另外还有一篇《关于“去+VP”和“VP+去”句式》（《语言教学与研究》1985年第4期），是从留学生的病句里来的。我们有的汉语老师在汉语课上对留学生说，“去打水”可以说成“打水去”，“去上课”可以说成“上课去”，“去看电影”可以说成“看电影去”。可这带来了一个麻烦，留学生以为这两种说法能够随便换着说的，因此留学生的作业里就出现了不该有的错误。我这个文章就是为了说明，“去+VP”和“VP+去”（注：VP表示动词）并不是可以任意换着说的。同时从语义、句法、语用（语句的实际使用环境）不同方面论证说明能否换说的条件与因素。
要能从语言实践中去发现问题，或者推而广之，要能从实践活动中去发现问题，主要得记住四个字：有心、用心。有心，就是你从事哪一方面研究的，你要在这个领域里非常有心，处处留意。比如研究语言，就要对不管是口语还是书面语，不管是看报纸还是听别人说话，都要有心，都要留意，去发现问题，发现新的语言现象。“有心”以后，要用心。“用心”也就是对所发现的问题或新的现象，要用心去思考，去分析，去解决或解释。
发现问题之后，去进一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要靠什么？这要靠客观事实的挖掘和自觉的理论思考。这是科学研究得以创新的两个基本要素。
所谓挖掘客观事实有两个含义：一是发现新的事实；二是对已发现的事实给以新的认识——所谈事实是早已发现的，但过去人们对这个事实的认识是错误的，现在获得了一个正确的认识。
譬如说生物，最早分为两类：动物和植物。后来又慢慢发现，有原生生物、原核生物、真菌、病毒，现在讲到生物起码有六个门类。对于真菌，过去人们将真菌放在植物里面，认为和植物是一样的，后来才知道，真菌跟植物有很大的差别，这就是在生物上挖掘事实的结果。很多发现是重新认识。比如，太阳都是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欧洲中世纪持“地心说”，说地球是中心，太阳绕着地球转。这一看法在当时认为有客观根据，那就是每天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可后来证明这是错误的判断，是表面看问题。真正正确的认识是“日心说”，真实的客观事实是地球绕着太阳转。
另外要进行理论思考。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说，无论哪个学科，对事实的考察和挖掘固然重要，但它毕竟只是研究的基础，还未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必须对考察、挖掘所得的事实及其观察到的内在规律作出科学的解释，并进一步从中总结出具有解释力的原则，而且升华为理论，能用这些原则、理论来解释更多的事实，从而使学科得以自立，得以发展。因此理论意识、理论思考非常重要。一说理论思考，有人或许会有“高不可攀”的感觉。确实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自己要有一定的理论功底。这理论功底哪来呀？就得学，就得不断地继承、借鉴前人、时贤和他人的理论成果。而另一方面自己要勤于思考，主要是在研究过程中要不断地追问“为什么？”“怎么样？”“行不行？”“有无例外？”等这样的问题。在没有得到结论以前，你首先要去追究“为什么？”这样的问题；当你获得了一个结论以后，就一定还要进一步思考“怎么样？”“行不行？”等问题。
在理论思考中，善于进行科学假设，这也很重要。在科学研究中，归纳和假设都需要。当前在我国假设的观念普遍薄弱的情况下，提倡假设可能是更需要的。在科学领域内，无论过去和现在，许多重要的突破都离不开科学的假设。牛顿对苹果落地的观察和思考实际上是在伽利略关于力的假想指导下进行的，从而提出了引起物理学革命的“万有引力”定律。汉语音韵学里的“零声母”假设，语音学里“音位”的假设，在语音研究中，在汉语语音研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爱因斯坦说：“科学的创造性工作的重要特色是，先有理论预言某些论据，然后由实验来确认它。”（转引自《四维力学•挑战相对论》后序，刘岳松著.学林出版社.2001.）我国研究四维力学的著名科学家刘岳松教授也指出：“奇迹往往从幻境中诞生，世界上哪一项伟大的发明，一开始不都是一幅奇景？”（刘岳松.四维力学•挑战相对论.后序第2页，学林出版社.2001.）
“挖掘客观事实”和“加强理论思考”这二者是互为因果的，是互动的。拿语言研究来说，语言事实，也有上面所说的“新发现”和“重新认识”这两种情况。譬如：上面说到汉语形容词修饰名词有两种形式（朱德熙，1956），这就是新发现。当时朱德熙先生只是用“选择性”做了简单的解释。后来有了认知语言学，人们用认知语言学里的“象似性”（iconic）原则来解释，不只是解决了“形—名”的问题，也解决了“名—名”的问题。譬如说“我女朋友”和“我的女朋友”使用情况不一样。假如我问你：“你旁边的那位是谁啊？”你会说：“她是我女朋友。”你不会说“她是我的女朋友”。除非在下面的情况下会加“的”——你说“她是我女朋友”，旁边的男同学急了：“哎，你是不是头脑发昏了，这怎么是你的女朋友，这是我的女朋友。”以示强调。可是有一个情况，它不是强调，也一定要用“的”。譬如说我的学生，博士毕业出去工作了，工作很好，好几年后我见到他。我问他：“你在哪里工作啊？”“我在浙江大学工作。”“工作不错吧？”“还可以吧。”“怎么样，成家了吧？”“哎呀，老师啊，我们那里女同胞很少，我呢，您也知道，又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到现在都没成家呢。”“唉，你也老大不小了，该成家了。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你说你有什么要求没有？”他沉思了一下说：“老师啊，我的女朋友不要求很漂亮，但要求心地要善良。”这种情况下，他说“我的女朋友”，而绝不说“我女朋友”。那为什么前面举的对话里得说“我女朋友”，这一对话里却得说“我的女朋友”呢？因为前一段对话里两个人已经亲密无间了，这个“的”就不用了；而现在这个八字还没一撇呢，所以得用“的”。这不是我的解释，这就是张敏在研究中从“形—名”推及“名—名”所举的例子。当然这个问题还可以往下探究：为什么汉语这种认知状况会影响语言，而英语没有这种影响？英汉为什么有差异？还值得我进一步去研究。
再举个例子——新发现“位”的用法。辞书上解释“位”，一般都说“位”是个量词，用于人，表示敬意，含有尊敬的意思。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说“我是一位教师”，只能说“我是一个教师”。也不能说“我们两位都是上海人”，得说“我们两个都是上海人”。总之，对别人可以用“位”，对自己不可以。但问题来了。现在饭店门口都有服务员，一进门就会问，“请问几位？”就餐者会脱口而出，“我们五位”、“我们三位”等。“位”的这一种用法是怎么发现的呢？有一次，来了三位日本客人，我们请他们去位于北大西南角的新开元大酒楼用餐。一进门，服务员就问：“请问几位？”我脱口而出：“我们五位。”进到包间坐下来后，日本客人就问：“陆老师，量词‘位’的用法是不是变了？”我说没有变啊。日本客人说：我们过去学的和现在书上讲的，都说“位”不能用于第一人称，刚才人家问“请问几位？”您则说“我们五位”，怎么能这样说呢？我被问住了。我觉得在这种场合用“我们五个”来回答反倒不合适，听着会感到别扭。可当时我一时无言以对，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好在日本客人当时没有追究。
“位”的用法是变了吗？为什么我回答时得说“我们五位”，而不说“我们五个”？为了探究清楚，我花了三天时间，到新开元大酒楼一进门厅堂的地方，注意客人进门时服务员与顾客的对话。调查分三次进行，一共注意了163拨顾客进酒店时与服务员的对话。调查结果发现，其中有151拨顾客在答话中用“位”，约占93.6%；答话中用“个”的，只有12拨顾客，约占6.4%。我不是北京人，我有两位早期的学生，一位是晁继周，一位是张伯江，都是我们北大中文系语言专业毕业的，都是北京人，现都已经是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我就打电话问他们这个情况正常吗？他们说这个情况很正常啊，就这么说呀。但原因是什么，他们也说不出。后来张伯江提醒我说，您说的情况可能跟下面的情况有联系：现在好多人家养狗，而狗可以论“条”，也可以论“只”，你用“条”来问，对方就用“条”回答，你用“只”问，对方就用“只”回答。比如说“请问你们家养了几条狗？”“三条。”对方不会说“三只”。反过来你问：“你家养了几只狗？”“三只。”对方不会说“三条狗”。他这么一说，我就要调查了。我住的蓝旗营小区有很多人家养狗，我早晨晚上等他们遛狗时，我就按张伯江所说问他们，一问果不其然。后来我又想到抽烟可以论“根”，也可以论“支”。我就问抽烟的朋友：“老张啊，你一天抽几根烟啊？”“哦，不多，七八根。”他不说“哦，不多，七八支”。反过来我用“支”问，他就用“支”回答。后来我又想到我们老家的家乡话（东山话，属于吴方言）。我们老家只有一条街，东西向。在街上两个认识的人碰面打招呼，就这样对话：“你望东去。”“我望东去。你望西去啊。”“哎，我望西去。”（“望”，介词，相当于普通话里的“往”）这就是打招呼。我们方言跟“望”同义的还有个介词“朝”。如果一开始问话的人用“望”，后面回答和对话就都用“望”；如果一开始问话的人用“朝”，后面回答和对话就都用“朝”。后来有个绍兴的老师马明艳教授又给我提供一个材料。她说，下课休息，上课铃响了，可有的学生还在外面，老师就招呼大家进教室上课：“哎，同学们，你们赶快来，要上课了。”同学们怎么回答？这样回答：“哎，老师，马上就来。”按道理，好像应该用“去”，因为“来”是朝着说话人的方向移动叫“来”，“去”是离开说话的地方。可他们不说“哎，老师，马上就去”。另外，我想起，十多年前，有位罗马尼亚留学生问我：在电话里，说“李老师，你一定要早点来”，那李老师回答说“我一定早点来”，而不说“我一定早点去”，这为什么？当时我没有能回答那位留学生所问的问题。现在想起来，也属于上述语言现象。这类会话现象在已有的会话理论中，没有谈到过。有鉴于此，我就提出了一个新的原则：应答协调一致性原则。这原则是指，会话双方在某些词语的选用上会跟随最先发话人，最先发话人用什么词语，在后面会话中就着用什么词语，要求在应答的过程里前后用词一致。“应答协调一致性原则”，可以认为是一个新的会话原则。这个例子说明，发现新的语言现象很重要，但要有理论指导。上述“位”的用法是一种新现象，如果没有会话理论，可能只对其进行一般的描写，说明在什么情况下第一人称也可以用“位”。只因为有会话理论，才引发我提出一条新的会话原则——“应答协调一致性原则”。
再举一个例子。“那个人吃了一锅饭。”还有一句话：“十个人吃了一锅饭。”这两个句子按照传统的分析方法进行分析，结果相同——两个句子都是“主—谓—宾”结构；从语义上来讲，都是“施（agent）—动（action）—受（patient）”。用层次分析，都将分析为先是主谓，谓语部分再分析为动宾。
但是有个现象值得注意：“那个人吃了一锅饭”不能倒过来说成“一锅饭吃了那个人”；而“十个人吃了一锅饭”可以倒过来说成“一锅饭吃了十个人”。前者主宾不能换位，据此我们可以说，汉语里不存在“受—动—施”这样的句式，除非有什么特殊标记，比如说被动标记。后者主宾则可以换位，说成“一锅饭吃了十个人”。从语义关系上来看不也是“受—动—施”结构吗？那为什么可以说呢？这怎么解释？另外，“一锅饭吃了十个人”是“一锅饭可以供十个人吃”的意思，那么这个意思怎么来的？按照传统的分析方法，按照层次分析法都解释不了。
其实，a.“十个人吃了一锅饭”，b.“一锅饭吃了十个人”，这两个句子内部的语义配置（或说语义结构关系）表面看似乎是：a.“施事—动作—受事”，b.“受事—动作—施事”，可实际上它们内部的语义配置已经不是这样，“施—动—受”这种语义关系在这个句式里面已经不起作用，它只是一种潜在的语义关系。在这种句式里面所凸显的语义关系是“容纳量—容纳方式—被容纳量”。“十个人吃了一锅饭”意思是“十个人的饭量容纳下了一锅饭的饭量”；“一锅饭吃了十个人”意思是“一锅饭的饭量容纳下了十个人的饭量”。将它们变成否定性可能句式，看得更清楚——a.“十个人吃不了一锅饭”，意思是“十个人的饭量容纳不了一锅饭的饭量”；b.“一锅饭吃不了十个人”，意思是“一锅饭的饭量容纳不了十个人的饭量”。显然，不论是a句还是b句，内部的语义配置，即语义关系都是“X的量容纳了/容纳不了Y的量”。例a也好，例b好，都属于“表示容纳量与被容纳量关系”的一种数量关系句法格式。这里的动词已经没有什么动作性。
那么有人可能要问了，难道这句子里边的“人”和“吃”之间，没有施事与动作的语义关系吗？“吃”和“饭”之间，没有动作与受事的语义关系吗？当然有。但是，在这种句式里那只是一种潜在的语义关系。在表示容纳量与被容纳量关系的句子当中，凸显的则是“容纳量—容纳方式—被容纳量”之间的语义关系。其情况类似于人类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比如你们听过我的课，我和你们之间有这种师生关系，但不等于任何场合都凸显这种师生关系。譬如说，你们当中有人后来当了医生了，我老了病了进医院看病，我躺在医院里，你来给我看病，在那个场景我们之间的关系凸显的就不是师生关系，而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再如，父子俩，他们的父子关系是永恒的，但不一定任何场合都凸显父子关系。老爸是会计退休在家，儿子开公司想请老爸帮帮忙，老爸到儿子公司里去当会计，在公司里他们两个人凸显的关系就不是父子关系，而是雇员和雇主的关系。这就属于对语言事实的新认识，其中同时包含有新发现。这种语言现象，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词语之间语义结构关系的多重性”（multiplicity of semantic structure relations between words）。这可以说在理论上有一点创新。从中可以再一次看到，语言事实的挖掘与自觉的理论思考是互为因果、互动的。
关于自觉的理论思考还要说三点意见。
第一点意见，首先要有理论意识。为什么呢？学术上的创新点，常常一开始可能只是一个稍纵即逝的闪光思想，如不把它抓住，不将它固定下来，可能就失去了；抓住了，固定下来形成观念和想法，进而升华为理论，就可能形成理论上的创新点。缺乏理论意识，那些“稍纵即逝的闪光思想”就抓不住，就失去了！缺乏理论意识，我们吃了大亏！目前语法研究中的许多理论方法，就其基本观念来说，在我国上个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汉语语法论著里就已经有了，有的甚至已经说得很具体。遗憾的是由于理论意识薄弱，都没能升华，形成相对完整的理论，并推向世界。结果，许多理论方法的“发明权”都让给了后来的外国学者。
第二点意见，在理论方法上必须坚持多元论。为什么？必须认识到，客观世界是极其复杂的，语言现象也如此，而我们现在只是看到了它冰山的一角。一种新的理论方法的出现和运用，可以解决已有的理论方法所没法解决的某一个或某些方面的问题，可以解释已有的理论方法所没法解释的某一个或某些方面的现象；但是它也只能解决某一个或某些方面的问题，只能解释某一个或某些方面的现象，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不可能解释所有的现象。科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在科学领域里，任何一种理论方法都不可能包打天下！这也就是每种理论方法的局限之处。已有的分析理论与方法的局限，促使新的分析理论方法的诞生和运用。新的分析理论方法的诞生意味着研究的深入与发展，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摒弃原有的理论方法。新老分析理论与方法，彼此实际是一种互补的关系。
第三点意见，要正确对待国外的理论。20世纪后半叶开始，语言学迅速发展，形成了众多学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可喜局面，互相碰撞的结果，新理论、新方法不断涌现，层出不穷，极大地推进了语言研究。不同学派、不同理论之间并不都是对立的，往往是互补的，只是研究的视角，研究的期望值，各有所不同罢了。再说学术无国界，这决定我们对国外理论的基本态度应该是认真学习，很好借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如果我们能很好地利用这有利的国际环境，我们的学术研究会发展得快些，好些。就汉语研究而言遗憾的是目前存在着两种偏向：一是对国外各种各样的学术理论方法在没有深入学习、了解，没有真正看懂、吃透的情况下，随意引用，表面追随，造成某些贴标签的不良风气。一是对国外各种各样的语言学理论方法在没有深入学习、了解，没有真正看懂、吃透的情况下，持一种轻视甚至贬斥的态度，呈现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两种偏向都不利于汉语研究的学术发展。
已有的结论或看法，都只能说是一种假设性的结论或看法。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其中有的将会被证明可以确认为定论，上升为公理、定理，而大多数的结论或看法，将会被修正，甚至被完全放弃。“继承，借鉴，怀疑，假设，探索，求证，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这可以说是科学研究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也是各个分支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样才能不断产生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判断某项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理论、方法方面，是属于还是不属于创新性成果？我想主要得看那理论方法在解决问题上、在解释现象上，其深度、广度以及简明性，是否能够超越已有的理论方法。
当然对创新成果不能求全责备。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衷心祝大家学业有成，如意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