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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办新学堂
1919年冬，北京大学放了寒假，李大钊回老家探亲。
他穿一件灰布棉袍，外套黑呢马褂，脚上一双黑布棉鞋，完完全全是一副乐亭乡土打扮。
他这次回来，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社会实践活动，创办了乐亭县的第一所新学堂。
大黑坨子村西，有一座佛家寺庙名华严寺。华严寺有三层大殿，四周一百多亩庙地。庙里有一个老和尚，带着一个小徒弟，靠庙地的租子放佃过活。李大钊想利用华严寺来办新学。
他把村里那些有办事能力和办事热情的乡亲请到家里，商量办“新学堂”的事。他说，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民占了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中国的农村为什么贫穷落后？农民的生活为什么非常痛苦？就是因为贪官、污吏、豪绅、恶霸对农民的惨酷压迫。农民要若想谋求“解放”，必须提高文化品质，提高觉悟。可是现在中国农村最落后的就是教育，连办学堂的地方也找不到，我们应该把新学堂办起来！
乡亲们向：“在哪儿办学堂呢？”
李大钊说：“咱们村西不是有个华严寺吗？房子不少，地方也宽廠，我们应该利用那个地方办新学堂，不但让男孩子上学，也要动员女孩子去上学。咱们村先行一步，给邻近的村子带个头，领个路。”
大家听了连连点头
这些乡亲们到村子里挨家挨户一宣传，全村乡亲都觉得这办新学堂是件大好事，热心这件事的人越来越多了。
可是华严寺的那个老和尚不高兴了。
他一听到要在寺里办新学的风声，就散布了很多迷信说法，想把乡亲们吓住。
李大钊就去找那个老和尚交涉，费了不小的劲儿，但最后事情顺利解决。和尚答应把大殿腾出来当教室。
经过了紧张的筹备，学校终于办起来了。李大钊给新学堂起了个名字，就叫“大黑坨村初等学校”。学校设男生班、女生班各一个，庙里的小和尚也成了工友，给老师挑水做饭，帮助学校做勤杂。
开学那天，大黑坨村比过年还热闹，乡亲们又是敲锣打鼓，又是放鞭炮，有适龄孩子的家，都把孩子带到新学堂里来了。孩子们都穿上了干干净净的衣裳。
学校的大门两边贴着李大钊亲笔写的一副对联：
学校造人才为改造社会，
读书为做事不是为做官。
这座全县第一所新学堂，后来培养出了很多人才。一些学生从这里开始，走上了革命道路。
七、南陈北李，携手建党
一辆骡车，在雪后的官道上颠簸着。
1920年1月，还是北方的隆冬季节，漠野上一片银妆素裹。北风呼啸，大路上车辆行人极少，这一辆摇摇摆摆行进的骡车，像大海中的一叶孤舟。
车上有两个商人打扮的人，他们身边堆着一摞零乱的账簿。这两个乘客，就是李大钊和陈独秀。
陈独秀出狱后，仍住在北池子寓所。这时他已辞去北大文科学长职务，但他的处境依然危险，常有警察光顾其门下，让他不得安宁。他因为有事去了趟上海，回京途中，应湖北省教育厅长之邀，取道武汉，做了一次讲演。国内各地报纸都用显要位置登载了讲演的内容。北洋政府看到这些报纸，知其出京。警察厅就在他寓所门前安了个岗哨，准备等他从武汉回来把他逮捕。北洋军阀的统治下，根本无法律可言，生杀予夺，全凭军阀意旨。所以朋友们就和李大钊商议，派人先到西车站，把他接到一个信任的朋友家，暂避一避，再去上海。
当时李大钊和朋友们策划，为了保证陈独秀的安全，万万不能乘坐火车和小汽车出京。李大钊挺身而出，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到天津上船。因为李大钊是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朴素，很像生意人。这时快过年了，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们雇了一辆骡车，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朋友家里厨师穿的一件小马褂，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坐在骡车里边，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着一些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和警察盘问，都是李大钊来应付，不让陈独秀开口，怕露出他南方口音。一路总算顺利。到了天津，买了外国邮轮的船票，陈独秀平安到达上海。
对李大钊的这种义举，湖南的易白沙说：“李大钊是燕赵间豪侠之士，是今人中的古人，忠信诚实，使人永远爱戴。”
陈独秀年长李大钊十岁，共同的革命理想，让他们情谊日益笃厚。陈独秀出狱后，李大钊曾写了《欢迎独秀出狱》一首诗：
一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竟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二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相别才有几日，
这里有了许多更易。
从前我们的“双眼”忽然丧失，
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
如今“双眼”光明复启，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
可是你不必感慨，也不必叹惜，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化身，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籽，
被风吹散在遍地。
三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陈独秀出狱后，革命思想更为坚定，已成为共产主义的信徒。陈独秀被捕后，五四运动人物开始出现向左、向右的分化，胡适躲进了东交民巷的北京饭店，听到人说他是“过激派”，就急忙大作辩解。而李大钊真正是一条好汉，他仍然无所畏惧地大讲十月革命，大讲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在《每周评论》上写文章介绍布尔什维克之路。那时北洋政府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称为“过激主义”，所有谈“过激主义”的人都被视为“过激派”。胡适写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表明自己不是“过激派”。而李大钊十分坚定，在《每周评论》上进行答辩，声明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绝不动摇。这场辩论还没结束，《每周评论》就被北洋政府勒令停刊了。
一路上，李大钊和陈独秀说了很多话，讨论最多的只是一个问题：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党。
1920年5月后，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筹备建立政党时，对这个党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拿不定主意，他就写信去问李大钊。李大钊的回信非常明确——就叫“共产党”！
陈独秀与李大钊，一南一北，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二人之政论文章，也雄视当代，堪称双璧，世间遂有“南陈北李”之佳话。时人有诗赞誉：“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
有人后来问陈独秀：“人们常说南陈北李，你比他（指李大钊）何如？”
陈独秀答：“差之远矣！南陈陡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
问者曰：“自谦乎？”
他说：“真言实语，毫无虚饰。”
在此期间，李大钊也曾和邓中夏等酝酿讨论过组织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的问题。
共产国际是以支持远东各国民族革命为己任的，1920年春，派特使维金斯基夫妇来到北京。他们首先访问了北京大学，会见了李大钊。维金斯基赞扬了李大钊坚定的革命信仰，并提出，要见一见参加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和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同学，李大钊很快召集进步学生，在图书馆同维金斯基座谈。维金斯基介绍了苏俄十月革命的情况，也介绍了苏联现行的各项政策，还带来了一些书刊，如《国际》杂志和《红旗》杂志等。维金斯基是个学者，他用英文和德文与同学们交谈。他对中国的近代史也十分熟悉，从义和团到同盟会，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涉猎广泛。对同学提出的问题，总是热情解答。他说：你们这些同学，勇敢地参加了五四运动，又在深入研究马克思学说，你们都是当前和未来中国革命所需要的人才。你们要好好学习革命理论，了解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中国也需要一个像苏联共产党那样的政党。
在行将结束访问的座谈会上，他以国际代表的身份讲话，指出：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了解，这次参加座谈会的人都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坚分子，拥护十月革命、积极参加当前革命斗争实践的先进分子，我以第三国际代表的身份，同意应邀参加座谈会的人为共产党员！
李大钊也讲了话，他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种子，今后要努力耕耘，辛勤工作，将来一定会开花结果！”
李大钊深知，要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必须要有理论上的充分准备。1920年3月，他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张国焘、瞿秋白等都是研究会的重要成员。研究会的工作，主要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展产业工人运动。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起来了，但真正要开展研究却困难重重。首先，由于当政的封锁，一般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很难买到，原著就更难找到了。研究会成员读到的，只是《新青年》和其他报刊上发表的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原著只有《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李大钊从图书馆借来一批外文版的马克思、列宁经典著作，组织懂外文的会员帮助大家学习，算是解决了学习资料的难题。
在蔡元培校长的支持下，学校拨了景山东街第二院宿舍中两间比较宽大的房子给研究会当办公室，这两间办公室，实际上逐步成了研究会的一个小型图书馆，大家称之为“亢幕义斋”，这是德语译音，也就是“共产主义小屋”。这个名为“亢幕义斋”的共产主义小屋，是中国第一个马列主义主题图书馆。亢幕义斋室内墙壁上挂着马克思像，画像两侧有一幅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还有两个口号：“不破不立，不立不破”，四壁上贴着革命诗歌、箴语、格言等。
研究会也经常开展一些社会活动，通过社会活动来推动马克思学说的研究。李大钊帮助天津知识界组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个研究会成为后来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前身。该会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为在天津传播马克主义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快到五一节了，李大钊把同学们邀到图书馆聚谈，他说：“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中国的工人阶级也应该有所表示，我们应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庆祝活动。五一国际劳动节是全世界劳动阶级的节日，一些国家早就纪念了，去年日本人曾在一个刊物上嘲笑我们，说五一节‘还没有进入支那人的清梦’，我们再也不能茫然下去了！”
大家经过讨论，决定在长辛店和北京扩大纪念中国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公推李大钊起草五月一日的纪念文章。李大钊写了一篇万字长文《五一运动史》，详细叙说五一原由，指出：“五一运动”应当是真正“劳工阶级的运动”，号召知识分子不要光空喊“劳工神圣”，而要实际地到劳工中去。这也是中国第一篇记述五一节的文字。文章迅速印刷三千多份，准备在长辛店、北京大学五一节纪念大会上散发。还寄往南口、石家庄、唐山等处工厂散发。
1920年5月1日，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自己的节日。全国有十余座城市同时举行了纪念活动，6万余名工人打着红旗走上街头，高呼“五一万岁”、“劳工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
北京的纪念活动，成为全国注目的焦点。
北京大学是北京五一纪念活动中心，这一天，李大钊主持了北大的纪念活动。北大举行了总罢课，李大钊在纪念大会上讲话之后，学生们开始去东城、西城游行。他们打着“劳工神圣”、“五一节万岁”的横幅，高呼口号，一路散发《五一北京劳工宣言》的传单。
同一时间，北京平民教育讲演团的五十名讲师，也分组到各街头向群众演讲。邓中夏等还赶到了长辛店，对一千多名铁路工人作了演讲，大受工人欢迎。
这次活动让军阀政府感到了恐惧，他们在前门出动了三千多军警，逮捕了几十名讲演的学生。北大周围也驻扎了军队，恐吓游行队伍。
同时，五一期间进步教师还翻译了一个话剧剧本，这个剧本反应了美国芝加哥以及德国、法国各工业城市要求八小时工作制的故事。这个剧本在各处上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也是共产主义组织建立以来的第一个大活动。
在维金斯基走后不久，少共国际也派代表格林来中国。
1920年7月，李大钊由图书馆主任职务改任教授，他把课堂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等十几门课程，从不同角度传播马克思主义，受到了青年学生的普遍欢迎。犹其是“唯物史观研究”课，同学们听课更为踴跃，课堂上座无虚席，迟到的同学只好站着听讲。过去的历史课，都不外是按旧史观，照本宣科，不出春秋义法和二十四史的范围，李大钊讲的这门课，无现成教本可循，他只能自己编写讲义。他的讲义从科学的唯物史观出发，立意创新，内容精当，条理兼备，系统完整。在上课之前，他亲自发放讲义，开学校风气之先。李大钊还举办了“现代政治”讲座，讲授十月革命后苏俄及世界各国工人运动形态和中国劳工状况。而这一切，都是在北洋军阀的严密统治进行的，其艰难困苦，不言自明。
北京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封建思想浓厚。一些青年接触了新知识、新思想，不满现状，对新的思想境界充满了渴望。学贯中西、思想新颖的李大钊，自然成为青年学生拥戴的导师。他的身边团结了越来越多的渴求进步的青年人。李大钊请德文预科班的同学，随时向他提供德国学术思想界的情况，包括政治、经济、文史、哲学等方面。预科班的同学也向他建议，可以趁大战后德国通货膨胀、马克贬值的机会，大量购进德文版书籍，充实馆藏。李大钊采纳了这个建议，直接向德国出版机构定购了大量图书，其中康德、黑格尔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占了很大比重。这样，便于大家可以直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他还鼓励德文班的学生翻译马克思的著作，一面翻译，一面探讨。他对同学们说：“日本学术界从事翻译又快又好，对世界学术动态反应敏锐，这是他们科学昌明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落后了。我们也应该这么办。但是北大没有这个专业，只有靠我们自己创立，我希望你们多做些翻译工作。”很多同学即是从翻译马克思原著，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李大钊自己也加入到翻译工作中来，他们先后译出了《共产党宣言》和列宁在狱中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北大还有个名为《新生活》的小型杂志，介绍新思想，倡导民主、科学、牺牲精神。刊物虽小，但因敢于涉及当时重大的社会问题，在社会上很有影响。李大钊为这个小杂志写了60多篇文章。
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李大钊发表了130多篇文章，他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提供了深厚而扎实的思想理论的准备。
1920年9月，李大钊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邓中夏、张太雷、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等，大多数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小组活动就在李大钊的办公室和他在石驸马大街后闸的家里举办。
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之初，没有经费，李大钊每月从工资里拿出八十元作补贴。他是个生活俭朴的人，他家住一所简陋的平房，东房两间客厅是共产主义小组议事和开会的地方。开会开到饭时，李大钊就下厨烙葱饼招待大家。他平日食不兼味，往往一个大饼、一根葱就把一餐饭打发掉了。穿着更不讲究，“大布之衣，大帛之冠”。他对朋友说：“人生一世如闪电火花，白驹过隙，稍纵即逝。只有努力为革命献身，才觉心安理得，不致虚度一生。”
11月7日是十月军命节，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劳动音》通俗小报，旨在指导工人运动。这张小报很快就在长辛店等地的工人中流传开来。
八、到工人中去
孟冬的长辛店，一场豪雪覆盖了大地。
从一排大工房里传出高亢的歌声：
如今世界不太平，
重重压迫我劳工。
一生一世做牛马，
思想起来好苦痛。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
惊醒了我们苦弟兄。
无产阶级快起来，
拿起铁锤去进攻。
红旗一举千里明，
铁锤一举山河动！
只要我们团结紧啊，
冲破乌云满天红！
歌声是从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里传出来的。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开办的工人教育机构。长辛店是李大钊领导的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据点，每逢周末和假日，李大钊就和邓中夏、朱务善等到长辛店来做讲演，交了很多工人朋友。1920年冬天，为了深入在工人中开展宣传，组织活动，他们决定办一所劳动补习学校，经过不到一个月的筹备，学校正式开学。
老师们向工人传播革命道理，深入浅出地讲解世界局势和苏联的十月革命，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工人们有了精神武装，北方铁路工人的第一支骨干队伍从这里走出去，从而团结了长辛店的全部工友。1921年5月1日，1000多名工人在长辛店举行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天津、保定等地的工人也赶来声援，大会上宣布长辛店工会成立，欢呼声雷动，压过了火车的汽笛声。由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领导工人建立起来的长辛店工会，是全国最早成立的工会之一，被《共产党》月刊称为“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是李大钊在1919年初提出的口号。在这个口号的鼓舞下，大批知识分子走向民间，走进工人之中，真正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1919年10月10日，北京大学发起，北京5000多名大、中学生积极响应，捐款购买面包17万只，印上“劳工神圣”字样分送给全市工人，并且散发传单，举行讲演，广大工人群情振奋。接下来，李大钊又带领青年学生分组到洋车工人的居住区域去做社会调查，洋车夫悲惨的生活境遇让青年学生受到了很大震动。他们开始走向劳苦大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们身体力行，与工人实行“工读互助”，一面读书，一面从事生产劳动。特别是1920年五一节后，北京更多的进步知识分子在李大钊的领导下投身到工人群众中去，一面宣传马克思主义，一面也使自己的思想得到了改造。
长辛店工会成立后不久，李大钊又前往郑州，去指导那里的工人运动。在郑州铁路工人夜校里讲演，他首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工”字，又在“工”字下面写了个大大的“人”字，李大钊说：“咱们工人可不矮呀，顶天立地！看，工人两个字连起来不就是个‘天’字吗？”
李大钊利用长辛店工会这个成功的实例来影响和教育北方各地的工人。他让北京劳动组合书记部帮助长辛店工人进一步完备了工会的组织，后来又把工会改为工人俱乐部，直接领导工人进行了反工头、反账房司事等斗争，工人们扬眉吐气，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李大钊创办的《工人周刊》曾拿出大量篇幅，介绍和宣传长辛店，北方地区的工人们都知道有个长辛店俱乐部，于是各处纷纷派代表去长辛店参观。各地代表回去后也纷纷组织起工人俱乐部，李大钊因势利导，派出干部和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委员及骨干，到各铁路局去帮助工人建立自己的组织。李大钊鼓励派出的同志说：“列宁在流放中还在组织工人，发动群众，俄国共产党人终于在列宁的领导下战胜了沙皇，真不是偶然的事。我们的革命如果不深入群众，不经过长期的、惨烈的斗争，我们的革命前途很难想象。”到了1922年底，全国已经有了16个工人俱乐部。
李大钊不仅仅是以宣传来推动工人运动，而且很多具体的组织工作他事必躬亲。工人们当然也把他视为良师益友，经常到他家里去请教、探讨问题。李大钊家的大门，不像当时北京不少人家总是关着，要敲门通报姓名后才能进去，而总是虚掩着，工人们可以随时自由出入。
工人运动一浪高一浪地在全国开展起来，建立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条件也完全成熟了。
1921年暑期将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接到上海方面通知，要求他们派出代表参加会议。由于李大钊正为北大教师索薪罢教工作奔走，而张国焘已在上海，便公推张国焘、刘仁静为代表，出席即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李大钊亲自定名的共产党，于1921年7月如朝暾般诞生在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
出席共产党一大的代表有毛泽东、何叔衡、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谭秋、邓恩铭、王尽美、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陈公博、周佛海等十三人。李大钊虽然没有参加“一大”，但他是中国共产党北方各地党组织的创建者，他和出席“一大”的陈独秀、毛泽东等，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