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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筑神州风雨楼
碧波粼粼的海上，一轮朝阳正喷薄欲出。
李大钊站在甲板上，扶着拦杆，眺望着东方海平线。
海上的日出是多么壮观啊。
那轮朝日，不是从海平线上一点点升起来的，而是猛地凭空一跃，从一片斑斓的霞彩中弹跳而出。仿佛挟带着淋漓的水气，它弹跳起来的时候，像一只从十万金汤中跃出的火球，身上还流淌着融化的火的汁液。
李大钊不由“啊”地吁出一声。
兴之所致，他吟出了自己不久前写的一首诗：
壮别天涯未许愁，
尽将离恨付东流。
何当痛饮黄龙府，
高筑神州风雨楼。
这首诗本来是为送一个回国的朋友而写的，这回却是他自己回来了。
因为更多地参与了反袁的工作，李大钊耽误了太多的功课，他被早稻田大学除名了。校方在他的学籍表上盖下的最后一个章是：“长期欠席，除名”。而李大钊也无意读死书，不屑于混一纸东洋文凭。他正好可以直接到反袁第一线去工作了。他意气风发地踏上返国的邮轮。
在红日跃出大海的那一个瞬间，他的一个思想也从脑海里喷薄而出。他设想着，回到国内后，他要创办一张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报纸，报纸的名字，就叫《晨钟》。
回到上海之后，李大钊立刻就投入了如火如荼的反袁斗争。一个多月后，那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的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一命呜呼。
李大钊接受了朋友的邀请，到北京去创办报纸。1916年8月15日，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晨钟报》创刊。李大钊写了《“晨钟”之使命》的发刊词，同期还发表了他的另一篇文章《新生命诞孕之努力》。《晨钟报》是日报，除创刊号、增刊外，每天六版，在每一期第二版即评论版的上面印着一副标有“晨钟之声”的古钟图案，图案中间空白处有一条“晨钟警语”。内容日日更新，如：“少年人望前，老年人望后”，“但求同于理，不求异于人”，（王阳明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语），“铁肩担道义”（杨继盛语），“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植《七步诗》句），“不能自制之人，不得称为自由之人”（希腊哲学家比萨格拉士语）等。李大钊经营《晨钟》，怀有远大抱负：“际兹方死方生、方毁方成、方破坏方建设、方废落方开敷之会，吾侪振此‘晨钟’，期与我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气，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之曙光……急起直追，勇往奋进，径造自由之神前。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幸勿姑息迁延，韶光坐误。”李大钊主持《晨钟》期间，这张报纸成为宣传民主主义思想、介绍民主主义思想家、反对封建专制独裁的阵地。
李大钊没有想到，那些邀请他来北京办报的朋友，不过是想利用他的文名。再加上这些人也曾在袁世凯穷途末路的时候打出过反袁的旗号，实际上是在做政治投机。李大钊没有看出他们真正的目的，直到他撰写的言辞激烈的抨击时政的文章一再被删改，他终于忍无可忍，愤然辞去《晨钟报》主编的职务，到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月刊》当了编辑。
李大钊在《甲寅月刊》上继续发表反对军阀统治和封建文化的文章，1917年7月上旬，张勋演出了“复辟”的丑剧，李大钊避走上海，他在苦闷中孜孜探索着新的革命道路。
1917年11月7日在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大大地推动了全球各个角落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运动。
十月革命的消息，三天就传入中国，当时真正看清十月革命意义的人，首先是李大钊。他比其他人更早地认识到了十月革命的历史作用和对中国命运的意义。十月革命成为他世界观形成的转折点，也成为他全部生活和革命活动的转折点。李大钊是中国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第一人！
对十月革命，他并没有感到意外，早在十月革命之前，他就发表了许多分析中俄两国革命形势的文章，如《俄国革命之远因与近因》、《俄国共和国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俄国大革命的影响》等。这些，都发表在1917年4月9日到29日的《甲寅》杂志上。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呼吁中国民众豪迈地欢迎“世界新文明的曙光”的十月革命，称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之先驱”。在十月革命最初的日子里，他就知道了列宁是俄国革命领袖，知道了列宁缔造的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批法令：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知道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工农政府，建立了红军，通过了第一部真正体现人民意志的联邦宪法。
1918年1月，章士钊推荐李大钊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在此之前这个职务是由章士钊担任的。章士钊也刚刚进入北大不久，他是北大教授，讲逻辑学，又兼任图书馆主任。他欣赏李大钊的才华，就向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举荐李大钊。陈独秀当然也很高兴，就向校长蔡元培提出申请，蔡元培很痛快地答应了。李大钊于是由《新青年》作者，而成为北大图书馆主任，再进而成为《新青年》编委并与陈独秀共同创办《每周评论》，再进而与陈独秀携手建党。章士钊对陈独秀、李大钊二人友谊有过一番妙论：
独秀则独树一帜，为马克思之说，以自宠异。李大钊者字守常，燕产也，为人肫自谦静，雅善文章，愚友之数岁，风义弥笃。至是折韪独秀，为之疏附。独秀得此良佐，声气骤腾之。二人者，性情既同，旨趣复一，出入莫什科、北京、上海间，相与发挥，践履共产主义，遂若烘然一炉，星焰迸发。
——章士钊《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月刊第一卷第30号，1926年1月30日
此时的北大，已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北京大学图书馆，又曾称北大藏书楼，设在马神庙最后院的四公主梳妆楼，这个地方很有些名气。藏书楼的藏书，本来并不对外开放，本校学生中只有与管理人员熟悉的才能借到书。蔡元培先生任校长后，把藏书楼改成图书馆。
李大钊当了馆长后，对图书馆的业务工作进行了很大的改革，并开始收集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述。1918年沙滩大楼（即现在的红楼）落成，图书馆搬进了大楼，占了一层楼房的位置，李大钊的两间办公室，也就成了新思想运动的中心。一些进步的教师经常到这里找他探讨问题，学生们也常来向他请教问题，一些会也经常在他办公室里开。
李大钊到北大后不久，就进入《新青年》编辑部，这个期间他为《新青年》写了很多宣传十月革命的文章，并且组织了“马尔格斯”学说研究会。这个组织很快就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只是他们以为这个“马尔格斯”研究会好像是个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团体，并没有认真去追究。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击败德国而宣告结束，古老的北京也笼罩着一派喜庆气氛。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修起了“公理战胜”牌坊，连日免费开放，招待市民。有一天吃过晚饭，李大钊带着一家人去中央公园，虽然已是太阳落山时分，但公园里仍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常。李大钊把孩子们带到按照克林德碑改建的“公理战胜”牌坊前，意味深长地说：“总有一天我们要把这个牌坊拆掉！”
29日，北京大学在中央公园举办讲演大会，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讲演，他明确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的失败，十月革命的胜利。我们不应该为帝国主义集团“协约国”胜利而欢呼，应当为“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十月革命的胜利而庆祝。因为“取得这次胜利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政府，而是全世界的庶民。”“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
1919年7月，李大钊发起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黄日葵、高君宇、张闻天、刘仁静、张申府、许德珩等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最兴盛时会员有一百多人。北大校长蔡元培说：“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行的言论、他们的举动都质实得很，没有一点浮动和夸张的态度。”
“少年中国”学会经常开会的地方是陶然亭。他们在那里租了两间房子作为开展秘密工作之用。那时，陶然亭还是一处偏僻的所在，芦苇丛生，塘水污臭，可以避人耳目。
“少年中国”学会出版《少年中国》月刊，李大钊任主编。越来越多的寻求真理的知识分子很快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走上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少年中国”学会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在五四前夕发展成为当时影响较大的革命团体，成员分布在全国各大城市，并且很多成员成为五四运动的中坚。
北京大学的“学生救国会”，成立于1918年6月，是由北京大学学生发起、由北京和天津地区学生参加的进步社团。李大钊担当顾问之职。在他的指导下，“学生救国会”组织了南下工作团，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九江、武汉、长沙等地进行爱国宣传，串联学生，组织革命力量。所到之处，学生们踴跃参加“救国会”，到五四前夕，“学生救国会”已发展成全国性的进步青年组织。1919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了学生会，北大“救国会”成员全部加入学生会，并成为中坚力量。
1918年10月，“救国会”成立“国民社”，聘请李大钊为导师，并担任国民社的刊物《国民》杂志的总顾问。这个杂志在李大钊的支持和帮助下发表了很多反帝、反封建的文章。李大钊也多次在《国民》杂志上发表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国民》杂志又是一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其第五期曾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前半部分，这同时也是在中国出现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译本。“救国会”和“国民社”的大多数成员，大多数成为五四运动的参加者、组织者和领导者。
四、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1919年1月，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策划召开了“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在会上提出取消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废除“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等正义要求，却遭到了否决。而把德国在山东强占的一切权力又全部交给了日本，充分暴露了强盗分赃的真实面目。
到二、三月间，民族危机更加严重，军阀政府腐败不堪。在这严峻的时刻，北京各学校的学生，纷纷集会，提出了维护国家主权的要求。
李大钊通过他组织的“中国学会”、“国民社”、“新潮社”等社团，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他利用多种渠道向爱国青年介绍国际工人运动的情况，提出了“直接行动”的思想。所谓“直接行动”，就是不须经过当局的批准，直接采取法律范围以外的行动，以达到革命的目的。
5月1日，李大钊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五一节may Day杂感》，指出：这个日子是工人“直接行动”取得成功的日子。一场大革命的风暴，在酝酿之中。
5月3日晚，北京大学的学生和各高校的代表，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举行集会，集会提出了以下主张：
次日在北京的各学校学生到天安门前集合，举行爱国示威游行；
二、联合社会各界一致力争；
三、通电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四、通电各省，于“五七”国耻纪念日举行示威运动。
集会上，学生们声泪俱下，慷慨激昂，有的学生当场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下了“还我青岛”四个大字。
5月4日上午，十四个大专学校的学生代表在法政学校开会，讨论了游行示威的准备工作。
下午，北京5000多名学生聚集天安门广场，盛大的游行示威开始了。
学生们高举“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外争国权，内除国贼”、“拒绝在二十一条上签字”等标语，高呼“打倒卖国贼”、“取消二十一条”的口号，沿途散发传单，很多工人、商人和市民加入了队伍。
游行队伍走过东交民巷，人越来越多。行进到曹汝霖住的地方——赵家楼，激愤的群众放火烧了赵家楼，痛打了张宗祥。军警当场捕去学生三十二人。军警的镇压，更激起了学生更大的愤怒，运动迅速向全国扩展。
游行队伍中，行进着李大钊。
他始终站在这场斗争的最前线，参加斗争，领导运动。
游行结束后，他把进步青年组织的负责人召集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听了他们的汇报，研究营救被捕学生的办法和下一步行动计划。北大图书馆主任室实际上成了这场运的“指挥中心”。
5月4日当天，《每周评论》第20号出版，这一期的文章把帝国主义的巴黎和会与南北军阀的上海和会都称作“分赃会”，指出：“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和平、人类真正的幸福，相隔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人民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5日5日，北京各大专学校学生同时罢课。
5月6日，在李大钊指导下，以北大学生会为核心，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统一领导北京地区的学生运动。
李大钊在为营救被捕的学生而奔走。他作为教职员联合会的代表，亲自到国务院营救被捕学生。面对着警察架起的机关枪，他愤怒异常，一个人跑出队伍冲过去。
5月9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反动政府的逼迫下辞职出走，李大钊等北大教职员代表于第二天向北洋政府提出交涉，坚决挽留蔡校长，同时向社会各界发出了呼吁。
5月19日，北京大、中学校总罢课，到处举行示威活动。同时，全国各大城市相继举行了罢课、罢工和罢市，爱国运动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6月1日，政府发布大总统令，制止学生运动。
6月3日后，运动进入了新阶段。北京街头不断出现了《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宣言》要求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对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这些传单是由李大钊、陈独秀起草并带领学生到街头散发的。同时，广大学生走入工人之中。李大钊在五四前发出的“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的号召鼓舞着学生们。当天，178名学生遭到当局遭捕，其中北大学生一大半。陈独秀写下《六月三日的北京》：“民国八年的六月三日，就是端午节的后一日，离学生的五四运动刚满一个月，政府里因为学生又上街演说，下令派军警严拿多人。这时候陡打大雷刮大风，黑云遮天，灰尘满目，对面不见人，是何等阴惨暗淡。”
早在五四之前，李大钊就曾深入唐山煤矿，写出了唐山煤矿工人生活的报导。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再次强调“工人联合实际行动”的重要。他说：“北京的推水车、粪车工人的力量就很大。把他们发动起来，都不挑水、不掏粪，反动政府就没有办法。”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李大钊“到民间去”、“到农村去”的号召下，纷纷深入到工人中去进行爱国宣传，发动工人起来斗争。
6月3日之后，上海、唐山、长辛店、杭州等地工人相继举行罢工斗争。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范围，工人成为主力军之一。
6月10日下午，李大钊、陈独秀带领北大文科教授、《新青年》编辑胡适、高一涵，理科教授王星拱、预科教授程演生，内务部佥事邓初等到中央公园茶馆去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格最高的散发传单的队伍。
第二天，6月11日晚上，这支队伍又到前门外新世界屋顶花园向下面露天影院散发传单，没想到那里埋伏了很多密探，陈独秀被捕。
李大钊立即投入营救陈独秀的斗争。
陈独秀的被捕，牵动着国人的心，一场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迅速展开。从北大校友会、全国学生联合会，到上海各界、安徽各界，从北京教育界名流到社会各界名流，都纷纷致电总统、总理或警察厅总监，呼吁保释陈独秀。北京、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的报纸也频繁报导陈独秀在狱中的情形，给当局施加舆论压力。在强大的社会舆论面前，北洋政府于9月16日释放了陈独秀。
6日28日，是“巴黎合约”签字的日子。
北京、天津、山东各地的代表，以及留日、留欧的学生代表，还有很多爱国人士，从前一天起就不分昼夜地在新华门总统府前示威，高呼口号：“誓死保卫山东主权”、“不当亡国奴”，要求面见总统徐世昌。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也包围了“和会”专使的住所。李大钊立刻写了《新华门前的血泪》和《哭的笑的》杂感，发表在29日的《每周评论》上。他写道：“今天是合约签字的日子，巴黎的欢声必能送入全世界人的耳鼓。可是，我们应该纪念着今年今日新华门的哭声。”他的文章激励着人们与敌人作不懈的斗争。
在全国人民一片反对声浪的压力下，北洋政府专使终于拒签了合约，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
在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发表了很多文章，为学生运动指明了方向。他提出这场运动的目的，是要“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在中国革命史上，他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思想。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义意”，“就是彻底地不要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之所具有彻底的不妥协性，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思想指导的结果。
李大钊认识到了五四运动的深远影响，他在一次讲演中就指出，五四运动不仅是爱国运动，实际上是人类解放运动的一部分。
五、擎灯人与播火者
1919年9月21日，李大钊来到了天津。
这个消息，早在青年学生中传遍了。李大钊是应新改组成立的学生联合会的邀请，到天津来作讲演，讲演会是觉悟社社员发起组织的。
身穿蓝布长衫，外罩黑马褂的李大钊走进讲演大厅的时候，大厅里已是万头攒动，大门几乎被赶来听讲的人们挤破了。那场讲演气氛之热烈，用“盛况空前”来形容并不为过。李大钊讲了当前的国际形势，抨击了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强权的行径，指出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必须坚定信念，去求得解放，他还勉励大家要注意研究世界革命的新思潮。他的讲演不停地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讲演结束后，李大钊又来到三马路三戒里的觉悟社办公地址，同社员们见面。
觉悟社是李大钊来天津讲演的五天前——1919年9月16日在天津东南城角草厂庵成立的。五四运动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天津青年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斗争中，他们迫切感觉到应该建立一个革命组织，于是便由当时的女子师范、高工、第一师范的青年学生为主，组建了“觉悟社”，发起人还有邓文淑（即邓颖超，时年16岁）、郭隆真、于方舟等。周恩来1917年曾怀着“为了中华崛起”的大志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开始接触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回国后，又从《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上读到了大量的李大钊的文章，非常钦敬李大钊。在觉悟社成立会上，他提议请北京大学李大钊先生来做指导，李大钊是公认的青年导师和新思潮的代表人物，大家自然十分赞同。于是才有了李大钊的这次津门之行。
觉悟社办公的地方是一个女社员家腾出的一间客房，有十一二平方米大小。屋子里只有一张书桌、一张折叠的饭桌，几把椅子。李大钊来到这里，被主人安排坐到门口的一张靠背椅上，十几个觉悟社成员则站着听讲。
李大钊为人谦和，那种虚怀若谷的风度深深感染着大家。他与觉悟社的骨干们像一家人一样亲切叙谈着。他说了很多鼓励的话，对觉悟社准备出版《觉悟》杂志表示大力支持，希望大家认真研究各种思想潮流，特别是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多了解苏俄，把取得的真理贯彻到行动中去。
觉悟社最年轻的社员邓文淑介绍了觉悟社成立的经过和宗旨，表示要向北京的先辈学习。李大钊赞许地说：“觉悟社是男女平等、社交公开的先行。”
李大钊虽然当天就离开津门，但他这次讲演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觉悟社社员把李大钊看作一个擎灯人，一个播火者。青年学生们开始注意去研读他的著作，他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战后之妇人问题》等成为大家争相阅读的篇什，而《战后之妇人问题》等文章也为女社员反复传诵。
在此之前，大部分觉悟社成员对十月革命并没有更深入的了解，也不知道“布尔什维克”是什么含意。原来只是从道听途说中知道俄国有大批“虚无主义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大概十月革命就是这些“虚无主义者”干的。有些同学曾在五四前参加过对唐山矿工生活的调查，他们看到那里的煤矿工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矿井里也没有任何安全保障，而英国矿主则作威作福，恣意欺侮中国矿工。大家有一个念头，这些吸血鬼不赶走，中国的工人同胞得不到拯救，我们学了技术，空谈救国又有何用！大家读了李大钊的文章，明白了十月革命的内涵，知道俄国的十月革命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工人、农民武装斗争取得的胜利，心里透亮了许多。他们印发的传单署名曰“李宁二”，就是希望中国出现第二个列宁。在一些青年学生心目中，李大钊当之无愧地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
之后，觉悟社一直与李大钊保持着联系。1920年7月，觉悟社召开年会，周恩来再次提议与北京进步社团取得联系，共同商讨中国革命的进程问题，派成员到北京，请李大钊主持一个各进步团体的座谈会。李大钊谦虚地说：“这次座谈会是觉悟社发起的，还是以觉悟社为主体。至于邀请哪些社团，大家可以商量。”
那个座谈会就在陶然亭召开，会址由少年中国学会选定、布置。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等团体的二十多名代表出席了座谈会。李大钊在会上发言，提出各团体应该亮出自己的旗帜，标明自己的主旨，“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全体间此后似应有进一步联络。”
会议根据李大钊的建议，讨论产生了各团体联络方案，并通过了由少年中国学会代表起草的《改造联合宣言》、《改造联合约章》，宣言号召“集合在‘改造’赤帜下的青年同志”“到民间去”，“组织起来切切实实做点事”。参加这次集会的各团体代表，后来有很多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