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
何香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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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一、想要推翻皇帝的孩子

天亮了。

刚下过一场雨，滦河的水涨了不少，薄薄的雾从河面上荡开来，远处近处的村子就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纱幕。

某个村子上一户人家的鸡叫起来，很快全村的鸡、相邻几个村子的鸡都叫了起来。嘹亮的鸡啼声里，草房屋顶上升起了一道道炊烟。

靠河最近的这个村子叫大黑坨，是河北省乐亭县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

太阳升起在草房屋顶上的时候，一个六七岁的男孩子牵着祖父的手，走出了大黑坨子村。

他们走向了另一个村子，那个村子叫黄瓜口，离大黑坨村不远。

他们进了村子，往北走，不远就听到了朗朗的书声从巷子里传过来。

这是单子鰲老先生的私塾里的学生在念早课了，祖孙俩进了学堂，站在门口。

单子鰲老先生迎出来，当祖父的忙让男孩子给先生躹躬。

先生问：是大黑坨子的？

祖父答：“是。单先生，我是李如珍，这孩子是我孙子。”

先生问：“几岁了？”

男孩子自答：“七岁。”

祖父又补充说：“光绪十五年十月初六生的。”

先生问：“认得字么？”

祖父答：“从三岁起就学着认字了。五岁时读《三字经》、《千字文》，这些都背过了。”

先生问：“跟谁学的？”

祖父答：“我初通文墨，给他开了蒙，学得皮毛，所以投先生门下，求先生……”

先生摆摆手，问男孩子：“你能背一段千字文吗？”

男孩子背过手，背诵起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一口气把千字文滚瓜烂熟地背了下来。

先生颔首笑了：“好好好！”

又问：“叫什么名字啊？”

祖父回答：“学名还没起呢，还是请先生赐个名字。”

先生略一思考说：“那就叫李耆年吧，字寿昌。”

祖父忙拉着孙子施礼：“谢过先生！”

从此，这个名叫李耆年的孩子，就成了单子鰲私塾里的一个学生。

这个李耆年，就是后来的革命先驱李大钊，字守常。

因为他入学前受过祖父的启蒙，所以一入学就跳过了蒙学阶段，直接和比他大得多的孩子一起读《四书》、《五经》了。

他年龄虽小，读书却很用功。晚上放学回家，祖父又在灯下考察他一天的课业。

李大钊是个苦命的孩子。

他的父亲名叫李任荣，是个读书人，在李大钊出生之前，就因肺病去世了。母亲因为伤心过度，在生下他一年多的时间，也撒手人寰。

他是靠年迈的祖父一手拉扯大的。

说起来，这个祖父也本不是他亲祖父。李如珍也读过书，早年在东北经商，五十多岁才回到故乡，在家乡置了百十亩地和房产，因为没有儿子，就把侄子——也就是李大钊的父亲李任荣过继为子。他早年曾做过科举梦，这个梦一次次破灭之后他就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了聪明伶俐的小孙子身上。他要倾尽心血把孙子培养成光宗耀祖的读书人，所以对孙子的要求非常严格，不准他外出看人赌博耍钱，更不准到外边骂人打架，只要他读书，三更灯火五更鸡，从不姑息。

每天凌晨，鸡叫两遍，李大钊就早早起床了。爷爷早在炕上放了红漆小桌，等着他把笔墨、砚台、书本放在小桌上，一天的早课就开始了。那个时候，爷爷是十分严厉的，爷爷的严厉让全家的气氛紧张起来，李大钊甚至不敢看爷爷那双威严的眼睛。只有家里养的那只大狸猫不理睬爷爷那一套，炕桌一放它就喵喵叫着钻到桌子底下来了。大狸猫是李大钊的玩伴，读书读累了，他就偷偷把手伸到桌子底下去，跟大狸猫玩，揪揪它的耳朵，摸摸它的爪子。大狸猫就伸出带肉刺的舌头，添他的手心，或探出爪子挠他的脚丫，挠得他痒痒的。爷爷只要一发现他走神了，就威严地咳嗽一声，李大钊急忙把注意力集中到功课上去。

可是等到早课一结束，孙子抱住爷爷的脖子撒娇，爷爷立刻就恢复了慈祥的模样，拍拍孙子的小脑瓜：“好啦，出去玩一会吧。”孙子还没出门，他又嘱咐：“记住啊，别到庙后头看赌钱的，也别去看扔坑的，就在院子里玩吧。”

李大钊答应着跑出去了。他在后院里大榆树下钩榆钱，或者在墙根下挖“知了猴儿”（蝉的幼虫），或者骑上大黄狗在院里跑一圈，估摸着该回去了，就转回屋子里去。

有一天爷爷要去赶集，临走给李大钊布置了要写的大字和要读的文章，还叮嘱李大钊的表姑说：“好好照看他点，别让他出去玩。”

李大钊的表姑说：“您放心，我给您看住他，一步也不让他出这屋子！”

爷爷放心地走了。

李大钊把爷爷留下的功课温习了好几遍，已经滚瓜烂熟了，他想出去玩一会，可表姑看得他很紧，她坐在门口纳鞋底，不时地往屋里瞥一眼。李大钊想了个办法，笑着对表姑说：“表姑，你过来，我问你个字。”

表姑过来了：“你要问啥？”

李大钊说：“我问个字，表姑，你看这字念啥呀？”

表姑笑了：“你要问我这鞋底子咋纳、衣裳咋缝，我都能说得上来，你要问我这字念啥，可把我问住了。这字呀，认得你表姑，可你表姑不认得它。”

李大钊笑了：“我爷爷让你看着我哩。连这个字你都不认得，咋照看我呢？”

表姑笑了：“嘎小子，念书念累了？你爷爷给你留下的功课都学会了吗？”

李大钊说：“都会了。”

表姑说：“那我考考你吧，你念给我听听。我虽然不认字，可我会听。你念的生熟我能听得出来。你要是念得熟，我就放你出去玩。”

李大钊把爷爷留下的一段《孟子》很流利地背了下来。

表姑说：“中。玩去吧，记住你爷爷的话，别去老母庙去看扔坑的和赌钱的，别跟人家打架。”

李大钊答应着，跑得没了影子。

估摸爷爷快回来了，他又回到屋里埋头在书桌上了。

爷爷回来了，问他留的功课怎么样了，李大钊十分熟练地把那段《孟子》背了一遍。爷爷很高兴。

以后，每当爷爷有事出门，他先把功课温熟，出去玩一会，再回来读一会书，这样学习果然是事半功倍。

李大钊从小就表现出对文字的兴趣，过年时村上的人贴了对联，他就挨家挨户去看人家的对联。有一回，村口上贴了一张“安民告示”，一群人围着，不知上面写了什么，五岁的李大钊当着众人，把告示一字一句念了出来，从此，人们对这个孩子刮目相看了。

塾师单子鰲也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用功又聪颖的学生，他常对人说：“我教了一辈子书，生平最得意的学生，就是这个李耆年。”

李大钊在单子鰲先生的私塾里念了三年书，到了第三年尾，单子鰲老先生把李如珍找来，说：“耆年的学业精进很快，我已经教不了他了。不敢误人子弟，还是给他再请一位名师吧。这孩子日后定会有大出息的。”

李大钊于是先后在小黑坨村秀才赵辉斗和井家坨宋举人私塾里读过几年书。他刻苦发愤，深得老师的喜爱。

老师喜欢李大钊，不仅因为他学习用功，也因为这个孩子很有头脑，想问题的角度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宋举人私塾里的塾师名叫黄玉堂，是个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给学生灌输了很多新思想。那时候满清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列强步步入侵，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火烧了圆明园，慈禧太后带着皇室成员逃到了西安，而具有强烈爱国心的义和团、红灯照却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李大钊常问老师：“为什么洋人敢在中国横行霸道？”“为什么穷人没饭吃、没衣穿？”有一次，黄玉堂给学生们讲了太平天国故事，李大钊激动地说：“我长大了一定要学洪秀全，把皇帝推翻！”

1905年，清政府实行“废科举、办学堂”的教育改良，李大钊也在这一年考上了永平府中学。这一年，李大钊16岁。

这个喜讯让老祖父欣喜所狂，全村人也都非常高兴，把他当成考中秀才一样，放鞭炮、贴报单、坐棚车，很是热闹了一番。

在永平府中学里，李大钊更是发愤读书，寻求救国良策。也常和进步同学一起讨论国事，阅读进步书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文章，磁石一样吸引着他。

1907年夏天，李大钊又和同学去天津报考北洋法政专门学堂。之所以选择了考法政学校，也是感于国势危迫，去寻求挽救国家、挽救民族的良策。更重要的一点，李大钊知道这所学校是革命党人的阵营，辛亥革命前就有革命党人在进行活动了。

李大钊顺利考取。

他在革命道路上，从此迈开了坚实的第一步。

二、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

北洋法政专门学堂仿日本法律学校学制，6年毕业，前三年为预备科，主要学外语，第一外语是日语，每周12学时，第二外语任选英、法、德语，第一年每周6学时，第三年递增到10学时。这样，外语课每周就有18学时，占了全周课时的一半。学校还规定，外籍教员授课，不论正科预科一概不用通译，这就迫使学生一定要拼命学好外语。进入正科后的三年，分法律、政治两门，政治专业必修科目包括中国的《大清律例》、《大清会典》，西方的政治学、财政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哲学、政治史、外交史、通商史、宪法、民法、刑法、国际公法等多达30余科。考试制度也非常严格，学校章程规定，两次学年考试不及格者责令退学。

李大钊入学后，他的祖父去世，家境也窘迫了。学堂每月学费3元，膳食典5元，还有一些零碎开销，总共每月10元左右，这对李大钊来说是个很沉重的负担。这些费用，全靠他夫人赵纫兰典当挪借为之筹措。李大钊11岁时与赵氏结婚，赵纫兰比他大六七岁，是个很坚强的女子。李大钊不愿过多牵累夫人，一度产生过退学的想法，后经赵纫兰鼓励劝说，才安下心来。

他学习刻苦，无论日语、英语还是专业课程，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为了勉励自己，他把自己的名“李耆年”改为“李大钊”，字“寿昌”改为“守常”，并为自己的学斋取名“筑声剑影楼”。

“筑声剑影”典出荆轲刺秦王故事。“筑”是一种古乐器，战国时燕国义士高渐离，在易水河边为谋刺秦王的壮士荆轲击筑送行，最后他自己也因用筑击杀秦王而死。“剑影”指荆轲刺秦之剑的寒光。从这个学斋名，可以看出李大钊壮怀激烈的政治抱负。

李大钊在北洋法政学堂的六年，正是辛亥革命前后，法政学堂的学生也裹挟进革命大潮之中。在“请开国会”的高校学生请愿活动中，李大钊被公推为政法学堂的请愿代表之一。

这一时期，对李大钊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是法政学堂有革命思想的史地教师白亚雨。

白亚雨在辛亥革命时参加过孙中山的同盟会，成为同盟会京、津、保支部的重要成员。辛亥革命爆发后，白亚雨积极宣传革命思想，他有意安排他所喜欢的学生李大钊参加时事讨论等进步活动，李大钊懂得，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要变法、维新、立宪都是不可能的。请求政府开国会，无异于“与虎谋皮”。1912年1月2日，白亚雨参与发动了震动一时的“滦州起义”。起义失败，白亚雨被捕。就义时，他大义凛然，坚决不下跪，大呼：“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

李大钊对白亚雨十分崇敬，他后来写了很多文章悼念这位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革命者。

革命者的血，也让青年李大钊清醒和成熟起来，激励他以百倍的热情，投入政治生活。他曾经去北京，探索革命道路，也接触了一些政界人物。但他失望了，迷惘了。他平生第一篇文章《隐忧》，就写出了他对辛亥革命后中国前途与命运的担忧。

1912年秋，李大钊参加了北洋法政学会，并担任编辑部长。日本狂热侵华分子中岛端，化名“复堂学人”，在日本出版了《支那分割之命运》一书，对中国人极尽污蔑谩骂之能事，声言中国难逃被分割的历史命运。李大钊读此书义愤填膺，组织同学共同译出，并逐段部附加眉批按语，定书名为《支那分割之命运驳议》，对其侵略言论进行砰击。李大钊负责出版学会会刊《言治》，他在这个刊物上发表文章，对中国的军阀官僚政治提出了深刻的批判，指出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窃取革命果实，使中国积贫积弱，人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李大钊与同学白坚武、郁嶷并称“北洋三杰”。

1913年暑假，李大钊结束了北洋法政学校六年的学业。毕业后，他又去了北京。

此时孙中山领导的“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疯狂报复革命者，感到失落、愤慨的李大钊也离开北京，回到家乡，准备去日本留学。

那时，大部分留学国外的学生都选择去日本、美国和法国，这三个国家文化不同，也显示了思想意识上的差别。所以，留美的学生大多是重在探讨文化与教育问题，留法的学生更多地关注军事和政治问题，留日的学生更容易接受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

在留学日本之前，他经历了一场日本帝国主义在他的家乡制造的一场血腥事件，这件事在他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

1913年8月，李大钊与友人结伴游览家乡附近昌黎的五峰山，下山准备离开昌黎时，那个事件正好发生。

事情是这样的：中秋节前一天，有两个喝醉了酒的日本兵，白吃白拿昌黎火车站水果摊的水果，摊贩讨要果子钱，被他们毒打。在火车站值班的中国警察上来劝解，也被殴打。警察吹警哨召来巡长和同事，才得以解围。根据辛丑条约，昌黎驻有全副武装的日本警备队。当天晚上，日本警备队包围了昌黎火车站警察局，开枪杀死五名警察。

闻知了这一事件的李大钊悲愤万分，他和同伴一起到五位中国警察停灵的城北地藏寺，向死难者致祭。并写出了燃烧着仇恨的血泪文字：“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首阔步于中华领土，以戕我国士，伤心之士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华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与倭奴不共戴天者，知如碣石！”

1913年冬，李大钊在友人的赞助下东渡日本，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毕业生的资格，免试进入著名的东京早稻田大学。去国前，他给一位朋友作七律明志：

班生此去意何云，破碎神州日已熏。

去国徒深屈子恨，靖氛空说岳家军。

风尘河北音书断，戎马江南羽檄纷。

无限伤心劫后话，连天烽火独思君。

这首诗表达了他对祖国命运的关切和对黑暗政治的反抗。

早稻田大学是日本著名的大学之一，也是当时中国留学生比较集中的一所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入学非常严格，校规规定，中学毕业生被录取后，必须要经过一年半的高等预科，再经考试合格，才能进入大学本科。可是李大钊没有经过预科，而直接进入了大学部政治经济学本科。

李大钊在留学生中组织了一个经济学会，有五个成员参加，他们都是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的学生。经济学会以“研究经济财政学理及调查事实以期适用于中国”为宗旨，从研究东西学者著作入手，以欧洲、日本等国经济振兴的事实为参照，促进国人关心国家经济前途。这个期间，李大钊开始接触介绍到东方的马克思著作。

1915年，袁世凯在国内妄图恢复帝制，李大钊组织了“神州学会”，联系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进行反袁活动。他还写了大量文章，揭露袁世凯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准备称帝的阴谋。

“神州学会”的宗旨是“研究学术，敦崇气节，唤起国民自觉，图谋国家富强”，强调“学以言政”，“政与学息息相通”，有纲领、有章程。主要成员还有高一涵、李墨卿、马鹤天等。以后发展到四十五人，这是留日学生中最早确立反袁立场、踏上革命道路的一批人，也是一批具有政治抱负、希望在建设共和国家的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的人。学会出版会刊《神州学丛》，会员经常讨论政治和世界局势，“探索国家政治不良的真因，共谋救济的方法”。其成员回国后，1917年还在北京继续召开会议，蔡元培也应邀为该会作过讲演。

1915年1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了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把这个条约作为支持袁称帝的一个重要筹码。消息在报上披露，全国人民无比愤怒。留日学生总会及时组织了抗议活动，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签立。李大钊被公推为留日学生总会负责起草文件的干事。他连夜写成《警告全国父老书》，通电全国。

袁世凯无视全国的抗议风潮，全部无条件地接受“二十一条”，李大钊编印了《国耻纪念录》，并写出了《国民之薪胆》一文，历数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文章特别记述了当年昌黎火车站的流血惨案，号召中国人不要灰心气短，不要轻狂躁进，而应奋起自救。

1915年12月25日，云南反袁派组织“护国军”，全国响应风起云涌。留日学生总会也表示了声援，又一次公推李大钊为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李大钊与朋友们聚集在东京郊外，专心致力于反袁工作。这个期间他写出了名垂青史的《青春》一文。文章中，他发出了“再造中华”的呼声。这篇文章寄到国内，发表在陈独秀主办的杂志《新青年》1916年第2卷第1号上。《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从这一期起改名《新青年》。李大钊与陈独秀的友情，也开始于此一时期。李大钊的文章号召青年们：“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此时的李大钊，已不再仅仅是一个激进的民族斗士，而开始向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