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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赵构迁都东南之谜
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北宋首都汴京被金兵攻破，宋徽宗、宋钦宗和赵氏宗室、大臣三千余人被掳，北宋灭亡。在这场动乱中，几乎整个赵氏皇族都成为俘虏，只有哲宗废后孟氏和正在相州的康王赵构幸免。
赵构是宋徽宗第九子，钦宗之弟，北宋末封为康王。开封被围行将攻破之际，钦宗曾派人夜间将一道蜡丸密诏送至相州，命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星夜组织官兵前去救援，这时的赵构只能捧诏呜咽，因为他实在无能为力。十二月初一，赵构在相州开设天下兵马大元帅府，命附近州郡的宋朝将官，率军赴大名会合。不久，大元帅府移至东平府。数月后，赵构已拥有八万人马。
这时，被金人立为伪楚皇帝的张邦昌由于受到宋朝官民的反对，自知众怒难犯，遣使致书赵构，请他回京承继宋朝大统。赵构身边的人也劝他自立为帝，使赵构犹豫不决。之后，张邦昌再次派使前来，希望赵构即位。至此，赵构也有了重建朝廷的决心，并采纳宗泽等人意见，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
五月初一，21岁的兵马大元帅赵构，登上南京的受命坛，即帝位，是为宋高宗，改元建炎。
不过，人在商丘，宋高宗的心却时时刻刻想离开商丘，因为这里实在离金人太近了。一方面，他以中兴皇帝自居，曾下诏书，表示“朕与群臣将士，独留中原”，扩召军马，为万方百姓请命于皇天，俟时机成熟，便“归宅故都，迎还二圣”，内心则畏乱如虎，从未有意在南京永久建都，一直想往东南转移。
七月间，高宗手诏，谓京师不能回去，当巡幸东南。诏书一出，朝廷上下，议论纷纷，文武群臣，齐献方案。李纲面奏高宗，认为定都是国家大计，还都开封是上策。此外还可建三都：西都长安，南都襄阳，东都建康。由于高宗自己还举棋不定，大臣们的议论也就搁一边去了。次月，高宗再次要求大臣讨论迁都东南的问题。许多大臣一眼看出了高宗的真实想法，马上上书表示支持。有人认为建康是东南要会之地，本就是一个古都，前据大江，可以固守，东南久安，财力富盛。李纲力争迁都开封，被高宗罢去相职。至此，也就没有人再敢反对到东南了。讨论了几天，同意迁都东南的人越来越多。高宗一看，心中十分高兴，马上决定迁都。这时有消息说金兵又将继续南下，高宗也不问是否属实，立即弃城而走。
这年十月，高宗一行沿运河来到扬州。在北方，中原人民抗金斗争风起云涌，宗泽先后送上24次奏疏，恳请高宗还都开封，率领民众收复中原，但高宗均置之不理。他与一帮宠臣们沉醉于偷安岁月、醉生梦死的生活中。
1128年底，金军大举南攻，向江淮地区进犯。高宗原想在扬州喘一口气，再渡江“巡幸”，谁知不到一年，金兵的先头部队已奔袭至扬州，速度之快令高宗难以想象。建炎三年（1129）二月，高宗仓卒过江，逃到镇江。由于镇江和建康与前线只一江之隔，还是不太安全，于是再次召开会议与众大臣商议巡幸计划。这次讨论，高宗直截了当自己提出方案，问众人迁到浙中如何。吕颐浩及众大臣认为应该留在建康，只有王渊说还是到杭州为好，有钱塘重江之阻。王渊的观点接受的人很少，但正合高宗心意，于是当即决定马上开赴杭州。
途经平江府时，高宗召见了集英殿修撰卫肤敏。卫一开始并不知道高宗本意，就说：“余杭地狭人稠密，区区一隅，终非可都之地。自古帝王从未将杭州作为首都的，只有吴越钱氏，但他当时是没有办法的事。如今陛下巡幸至此，还想定居下来，这个地方深远狭隘，想来号令四方，恢复中原，恐怕是很难的。”当他一看高宗脸色不对，知道自己的一番话讲反了，马上话锋一转说：“但当今之计，莫若暂图少安于钱塘，慢慢地再到建康。”几句补充，高宗表示可以接受，不同意到杭州的大臣们也得到了安抚。迁都杭州的事情也就没有人再提出反对意见了。
高宗逃到杭州后，南宋朝廷一片混乱，将官苗傅、刘正彦趁机发动兵变，逼迫高宗退位。这次兵变虽然不久即告失败，但它使高宗认识到，若再不在表面上作一些改弦更张的抗金姿态，自己的统治就无法维持下去。为此，他下诏承认自己举措有误，并将行都北移到建康，表示要同金兵战斗到底。在建康，他不断派人和金帅求和，哀叹自己由北方逃到南方，“所行益穷，所投益狭”。1129年，金军南侵，越过长江，高宗只好带着他的小朝廷继续南逃，由建康再退到杭州，又经越州、明州，最后乘船下海，亡命温州、台州一带海上。金兵北撤后，高宗由温州回到越州，心有余悸，惟恐金兵再次渡江。二年后，在确信金兵无意南下的情况下，回到杭州。当时有不少人提出要设都建康，认为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气象雄伟，且据都可以经理中原。然高宗根本不再想到建康去了，又是修宫室，又是建宗庙。
一些专家认为，金兵处处主动进击，宋军时时被动防守，这是当时战局总的态势。金兵随时可能发动进攻，而建康靠近前线，不如杭州地处后方，比较安全。浙江一带水网地区，不利于金兵骑兵的活动。赵构曾说：“朕以为金人所恃都骑众耳，浙西水乡，骑虽众不能骋也。”贪生怕死表现得十分清晰。此外，杭州本身的经济、文化发展也造就了作为一国之都的条件。
金朝海陵王完颜亮残忍嗜杀之谜
金朝历史上，海陵王完颜亮是一位很有影响的君主。《二十四史》之一的《金史》说他是“天下后世称无道主以海陵为首”，把他说成是个一塌糊涂的残酷君主。清朝有个叫赵翼的著名史学家说完颜亮“兼齐文宣、隋炀帝之恶而过之”。齐文宣是北齐开国皇帝高洋，以好杀淫乱出名；隋炀帝是隋朝的第二个皇帝，一生穷奢极欲，最后将好端端的隋王朝断送给唐高祖李渊。到了近代，一些人对他的看法来了个彻底改变，有人说他功劳超过了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是个杰出的改革家；有人还将他与秦始皇、唐太宗相比较，说他“英锐有大志”。这种走向两个极端的评价，究其原因，其实是历史学家们各取所需得出的，因为完颜亮这个人按照今天的眼光来看是个多面性的人物。他一方面通过政治经济改革，建立起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度，另一方面他荒淫无度，残忍嗜杀，导致了自己最后的失败。在众多的事件中，完颜亮的弑君篡立和杀母，一直为后人所注意，但大家的看法完全不一致。
完颜亮的上台即位，是通过弑君来实现的。
1115年正月，金朝开国。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灭掉辽国，又攻占开封，宋徽宗父子被俘。当南宋建立时，金朝拥有东起淮水、西至秦岭的北方之地。1135年金太宗完颜晟病死，太祖的长孙、完颜宗峻的遗孤、刚满15岁的完颜继位，是为金熙宗。其时宗室权贵争权夺利，发生两次大火并，许多人死于非命。第一次是吴十谋反，包括金太宗子宋国王完颜宗磐在内的许多宗室伏诛。第二次是左丞相完颜希尹等人谋反，又死了很多人。之后，金太宗的子孙们，以为完颜宗磐复仇为名，蠢蠢欲动，新的动乱爆发在即。面对宗室大臣暗中举动，金熙宗大伤脑筋，只好借酒浇愁。末年，他精神失常，酗酒妄杀，诛戕忠良，不理政事，偌大的金朝岌岌可危。
完颜亮是阿骨打的孙子，完颜宗干的次子。生母大氏，由于不是女真人，为渤海皇室的后裔，而且还是个妃子，在宗干诸妻妾中常遭歧视，受到宗干正妻徒单后的钳制，大氏每日都是小心翼翼。完颜亮18岁时到军队中任职，官为骠骑上将军。但第二年完颜宗干突然病死，没有了在朝中极有权势的父亲，完颜亮顿时失去了依靠，此后只能靠自己一步步地往上爬。几年中，他由中京留守升至左丞相、太保兼都元帅。到了这样高的地位后，完颜亮就经常在想，熙宗是太祖嫡孙，嗣为皇帝，自己是太祖长子的后代，同样是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之后，他在中京树立自己的威望，为夺权作准备。猛安萧裕经常与完颜亮议论天下大事，揣知他有野心，便鼓励其策划政变。
1149年正月，熙宗遣宫中寝殿近侍大兴国送完颜亮生日礼物，悼平皇后也附赐礼物，熙宗知道后大怒，派人鞭打大兴国，夺回所赐礼物。完颜亮由此不自安，疑心日增，产生了杀害熙宗的企图。冬十二月，完颜亮会同左丞相唐括辩及仆散师恭、徒单阿里出虎、完颜秉德等人，经过周密策划，并用犀带及自己所乘的“照夜白马”的高价，收买了大兴国。大兴国掌管寝殿符钥，因无罪受杖责而怨恨熙宗，他与完颜亮约定，十二月初九夜行事。这天深夜，护卫长仆散忽士和徒单阿里出虎当值，大兴国矫诏开宫门，放完颜亮等众人入寝宫，仆散忽士和徒单阿里出虎举刀便刺还睡在床上的熙宗，熙宗滚倒地上，完颜亮上前再刺一刀，熙宗当即死去。众人连夜让完颜亮坐到皇帝宝座上去，行君臣之礼，山呼万岁。这样金朝第四个皇帝就上台了。完颜亮还立即假传熙宗诏旨，骗杀了曹国王完颜宗敏、左丞相完颜宗贤。
问题是这样的弑君自立，事实比较清楚，后人是否应该认可？有人认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杀死无道国君，向来是被接受的。金熙宗后期皇后干政，不立太子，自己又纵酒放肆，神经兮兮，已失去了治理朝政的起码条件，这种“弑君篡立”是无可责难的。完颜亮是在被熙宗十分猜忌、个人命运朝不保夕以及金王朝处于风雨飘摇的形势下，铤而走险，夺取皇位的。不过也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完颜亮在熙宗即位之时就怀有觊觎之心，他的胸中一直充斥着权力欲望，他的弑君是蓄谋已久的而不是被迫的，更不是为了挽救金朝统治的壮举。此外还有人认为完颜亮弑君是改革派内部的权力之争。金熙宗和完颜亮是女真族的改革派，完颜亮想取代金熙宗为皇帝是蓄谋已久的，是改革派内部争夺帝位的斗争。究为如何，看来已经很难说得清了，只能留待历史学家们去争论了。
完颜亮上台后，掌握了生杀大权，为排斥异己势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大杀宗室中反对自己的女真贵族，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金熙宗时，对宗室实行比较优厚的政策，金太宗的儿子们都有自己较大的势力。等到完颜亮上台时，太宗的儿子在河朔、山东、真定等地任职，占据着要冲之地，如果一旦有变，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完颜亮在上台后的第二年就向太宗一系子孙开刀，完颜卞、完颜宗哲、完颜京、完颜宗雅、完颜宗义等太宗子孙被杀的有七十余人，太宗后代全部死绝。出于同一目的，久握重兵在外的宿将老臣完颜撒离喝也被杀。此后，他又藉故把宗室完颜宗本、完颜宗美、完颜宗懿、完颜秉德等人尽行诛杀，遂使宗翰子孙三十余人、斜也子孙百余人、谋里也子孙二十余人等众多宗室大臣满门除绝。
完颜亮不但杀宗室大臣，而且还把他的嫡母徒单氏也杀了。徒单氏是宗干的嫡妻，完颜亮的生母大氏是妾，在平时的生活中就得看徒单氏的眼色行事，大氏“事之甚谨，相得甚欢”，通过小心谨慎，来换得表面上的平等关系。对此，完颜亮看得十分清楚，对徒单氏耿耿于怀。1161年完颜亮要调集大军伐宋，徒单太后竭力反对。想想年少时就受其气，完颜亮脱口就骂：“非朕母，乃梁宋国王之小妻也。”接着派遣大怀忠、习失、高福等人将太后杀戮于宁德宫，并将太后侍婢十余人一并灭口。杀死了太后还觉得不过瘾，又投其骨于水，迹近疯狂的地步。
完颜亮曾经说过自己平生的志向有三条，其中的第三条是“得天下绝色而妻之”。完颜亮特别喜欢女色，他借口要“广嗣续”，为自己大设嫔御，将大批美女纳入内宫。他把人诬杀之后，见到妻女有漂亮的就想占有，不论这个人与自己有没有血缘关系。就这样，一些与他是中表亲与叔伯姐妹的女人先后被他占有，如宗望女寿宁县主什古、宗弼女静乐县主蒲刺及习燃、宗隽女师姑儿等等，犹以为不足，他连兄弟之女也要位充下陈。这些女人大半是有夫之妇，完颜亮淫欲一起，就杀其夫而夺之。
那么完颜亮到底为什么要杀母杀宗室、纳姐妹？有人认为是改革派在杀保守派，是改革的需要。宗室保守派是以徒单氏为总代表，当她一对改革阻拦时，“母子”关系就无法维持了。也有人认为杀母和杀宗室，其实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有人认为这不存在保守和改革的问题，完全是排除异己势力的一种做法。完颜亮广纳堂表姐妹，有人认为北方少数民族一直有妻后母及寡嫂的接续婚制习俗，女真族也不例外，这不值得大惊小怪。至于把贵族家属纳入后宫，完全是为了防止她们有反抗活动。也有人认为完颜亮酷爱女色，像禽兽一样，违反了女真族处于原始野蛮阶段的祖传习俗。
看来，完颜亮的弑君杀母，是残忍暴虐，还是有种种政治和社会原因，仍是留给后人一个不小的谜团。
成吉思汗陵墓之谜
13世纪的百余年间，中国和世界历史的主角是蒙古族。蒙古族由于出了一个伟大的英雄人物铁木真，一度使全世界对其瞠目而视。数以万计的蒙古骑兵纵横驰骋于亚欧大陆，建立了历史上空前规模的蒙古大帝国，促进了世界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
统一了蒙古族的铁木真，被蒙古人尊奉为“成吉思汗”，意为至高无上的君主。铁木真的孙子忽必烈后来在中国建立了元朝，被称为元太祖。
照汉人的礼仪，这样的伟大人物，死后必定要建规模庞大的帝陵，既要让死去的皇帝过上与活着的时候同样阔绰的生活，又要向后人显示皇家的威严。但蒙古皇帝却不这样，不但是成吉思汗的陵墓不知道在哪里，就连忽必烈以下各位元朝皇帝的陵墓今天也没有找到。按蒙古习俗，蒙古皇帝死后，一律实行秘密安葬。《元史》云：“国制不起坟垄。葬毕，以万马蹂之使平，弥望平衍，人莫知也。”埋葬皇帝的地方，派群马一踏，如平地一般，时间一长，青草树木一片绿油油，就谁也不知道了。
成吉思汗像也许有人会说，在今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的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不就有座成吉思汗陵墓吗？其实，这是座后来建造的象征性陵寝。这座规模宏大、款式别致的蒙古式宫殿，其主体是一座仿元朝城楼式的门庭和三个相互连通的蒙古包式的大殿，正殿的八角飞檐下写着“成吉思汗陵园”蒙汉文金色大字。在正殿的中央，一尊高5米神态威严的成吉思汗汉白玉雕像令人肃然起敬。后殿内，分别供奉着成吉思汗和大皇后勃儿帖和另两位皇后以及两位胞弟的灵柩。东殿内供奉着成吉思汗的第四子，也就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父母（拖雷夫妇）的灵柩，西殿陈列着表现成吉思汗文治武功业绩的战刀、马鞍等。这样的一座陵园，为什么不是成吉思汗真正的陵墓？
1227年八月，成吉思汗率军进攻西夏，回师途中病逝于六盘山清水的行宫里。之后，他的遗体被运回蒙古大本营安葬。
葬在哪里？《元史》说葬在起辇谷，但没有其他情节和过程。《多桑蒙古史》说葬在斡难、怯绿连、秃剌三水发源之不儿罕·合勒敦诸山的一座山中。拉施特《史集》对成吉思汗死后的情况记叙颇为详细。该书谈到成吉思汗死后，大臣们秘不发丧，在抵达达斡耳之前，将一路上遇到的人畜全部杀死。蒙古有一座名叫不儿罕·合勒敦的大山，成吉思汗曾在那里选定了自己的坟墓。在这座大山中，流出九条河流。山南中部是怯绿连，东面是斡难，东北是乞列克秃，正北是乞儿合出和赤若，西北是合刺忽，西南居中是哈刺和不刺赤秃，西南是土刺。有一次成吉思汗出去打猎，有个地方长着一棵孤树。他在树旁下了马，心情喜悦，说：“这个地方做我的墓地倒挺合适。在这里做个记号吧。”举哀时，诸王和大臣就按照他的命令选择了那个地方。如今那里森林茂密，成吉思汗陵最初那棵树和他的埋葬地已经辨认不出了。按该书，葬地确在合勒敦山的一处谷地里。
一本叫《草木子》的书是这样记的：蒙古皇帝死后，用两片木，将中间凿空，如人体形状，然后将遗体放入，上面涂漆，用三圈金绳绑住，送到克鲁伦河与土拉河上游的肯特山中，再挖一个坑埋入。这与汉族皇帝用棺椁和殉葬品完全不一样。葬毕，使万马蹂踏，使泥土平整。再在上面杀死一头小骆驼，周围布置千余骑兵守护。第二年春天草一长，骑兵就移帐撤去。如果想祭祠，根据所杀小骆驼的母亲作为向导，看到老骆驼踯躅悲鸣的地方，就知是葬皇帝的地方。
《蒙古源流》载，成吉思汗葬后，因为不能再请出金身，但为了便于祭祠，在葬地附近的高地上建了八白室，即八座白色的毡帐，地点相当于今阿尔泰山和肯特山一带的蒙古高原上。明英宗天顺年间（1457~1464），鄂尔多斯守陵部众进驻河套地区，八白室也随之迁来。清初在鄂尔多斯高原设立伊克昭盟，八白室就移到伊克昭附近，后来又移至今伊金霍洛旗，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了。如此，说今天的成吉思汗陵是假的，的确是没有错的。
综合今天各种史料，我们可以推测成吉思汗被葬在三河水源的不儿罕诸山之一谷——起辇谷中，但具体的葬地由于当时的保密做法，至今还无法找到，仍然是个历史之谜。
成吉思汗以下的各继位者，死后安葬的地点也是十分秘密。如1294年忽必烈病逝于大都，也葬到起辇谷中。具体方位，很难搞清。后代的《历代陵寝备考》说：“起辇谷在漠北，元诸帝皆从葬于此，不加筑为陵，无陵名。”这样看来，整个元朝的皇帝都没有陵寝，后人至今仍无法找到。
元太宗蒙哥即位之谜
蒙古国的开创者成吉思汗凭籍其军事才能，建立了一个规模空前横跨整个亚洲的大国。到了晚年，他对自己继承人的问题开始有所考虑。他有四个随他一起东征西讨、骁勇无比的儿子，即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不过四个儿子中，他比较欣赏的是三子窝阔台，觉得窝阔台是个比较合适的汗位继承人。
蒙古人选取接班人，按照惯例是幼子继承法，但成吉思汗废除了这一规定，选择谁做接班人由自己说了算。不过新大汗要正式上台，必须在宗亲诸王参加的忽里勒台大会上通过。1227年，成吉思汗病重，他将四个儿子召到跟前，正式提出让窝阔台接汗位，其他儿子要团结一致，互相协助。
其实众儿子私底下早就在打汗位的主意了，汗位每个人都想要，但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兄弟之间已分化组合了。二子察合台和窝阔台关系较好，长子术赤一看情形不妙，就和四子拖雷卷在了一起，兄弟四人分成了二派。术赤的生母曾被篾儿乞部落俘掳过，返回途中生下了术赤，因而二个弟弟就对他横竖看不入眼，认为与他是同母异父。拖雷对大哥很尊重，二人就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成吉思汗生前尽管已决定把汗位传给窝阔台，但最喜欢的是拖雷，出征时常带了拖雷在身旁，对他宠爱有加，家里的珍宝财物也全都交给他打理。看到拖雷很有军事才能，成吉思汗又把征集的军队交给他管理，蒙古国大部分的军队在拖雷控制之中。
照理，窝阔台接位的事情应尽早放到忽里勒台会议上讨论，但浓重的矛盾使得这个会议在二年后才得以召开，蒙古的汗位空缺了两年，由掌握实权的拖雷摄政。总算这个会议召开了，但可以预料的是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会议开了35天也没有结论，窝阔台的对手毫无疑问是摄政了两年不肯交出实权的拖雷。会上有人提出要按蒙古的旧例让幼子继位，否定成吉思汗的选择，也有人提出还是遵照遗诏让窝阔台即位。这时术赤已病死，拖雷是斗不过察合台和窝阔台二人联手的，看看自己势孤力单，最后只得采取退让的策略，表示支持窝阔台。
元太宗窝阔台上台，使得汗位的争夺一度平息。可是，这样的结局在术赤和拖雷两系的族人中留下了不满情绪，为以后的汗位之争埋下了隐患。
窝阔台继汗位四年后，拖雷就死了，死因说法不一。有说饮酒过度，有说得了急病，另有一种比较可靠的说法是，他喝了愿替窝阔台去死的咒水。1233年窝阔台亲率大军攻金，拖雷指挥右路军取得了重大胜利。部队回师时窝阔台得了重病，拖雷侍兄于榻前。蒙古人深信巫术，找来巫师念咒文。巫师说，把窝阔台的病涤除在木杯之中，病就能除去。如果有人把这杯水喝下去，就能代替太宗去死。此时，拖雷为了爱护兄长，便端起杯子喊道：“洪福的父亲内定了我兄弟做皇帝，如今如果失去了皇帝哥哥，这么多的百姓谁来管理？这会使金人很开心的。上天啊，饶了我的哥哥吧，让我喝了这杯水去替他见你吧！”说罢，将咒水一饮而尽。窝阔台病好了，拖雷告辞启程，几天后就死去了。很多人认为很明显在这杯咒水中窝阔台是做了手脚的，毒死了拖雷。因为拖雷很有军事才能，他的存在就是对自己的威胁，而且这样做也可以把汗位保持在自己一系下。
窝阔台因饮酒过度，仅在位13年就死了，不久察合台也亡故。窝阔台死后，由皇后脱列哥那哈敦监国。这位颇有权术的皇后目光短浅，心胸狭隘，斥贤崇奸，弄得内外离心。1246年秋天，她召集诸王举行忽里勒台大会，让自己的儿子贵由接承了汗位。
元军的甲胄长辈之间的仇恨，也传到了后代的身上。术赤儿子拔都不肯出席忽里勒台大会，上台后的贵由仇恨万分。1246年贵由即位后，马上发动战争想消灭拔都。贵由患有慢性病，这时借口他的旧营霍真地区气候很适宜他的身体，遂发军前往。当贵由大军接近拔都所在地叶密立时，拔都感到事态严重，坐立不安。拖雷妻原与拔都友善，得知定宗贵由的真实意图，迅速派人通知拔都。拔都遂打出迎接大汗的旗号，发军东进。两军相近，贵由突然死去。什么原因，或说是贵由被拔都害死的，或说是饮酒斗殴而死，至今仍是在个疑案。
贵由死后，贵由妻斡兀立海迷失监国，欲立窝阔台之孙失烈门为汗，理由是窝阔台当初曾有遗诏想立失烈门。
拖雷妻唆鲁禾帖尼很有才干，四个儿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木哥个个能征善战。在与拔都联手后，她想立自己的儿子蒙哥为汗。她很有人缘，各方面的关系处理得十分妥当。拔都是这一辈中的兄长，遂召集诸王选新汗。1251年6月，忽里勒台大会召开，贵由子脑忽、忽察和失烈门等人故意迟到。会上拔都、蒙哥等人提出太宗遗诏早就应该遵行，但太宗窝阔台系为什么以前要立定宗贵由？海迷失哑口无言。讨论到最后，拔都说：“拥蒙哥登基，胆敢违反者斩。”于是将蒙哥推上了汗位。7月，蒙哥举行了登基大典，这样汗位从窝阔台系转了过来。
宪宗蒙哥上台，对窝阔台和察合台的后裔放不下心来，感到危胁随时存在。不久有人告密，说窝阔台和察合台的后代诸王要阴谋武装叛乱。是否真有其事，是个历史之谜，但蒙哥宁愿认为这是真的，于是马上下诏赐死海迷失及失烈门母哈特合赤，谪迁失烈门到没脱赤，杀叛将70多人，流放想叛乱的诸亲王，巩固了自己的汗位。
为了争夺汗位，兄弟之间互相挤压残杀，这无论如何是成吉思汗所不愿看到的。
元宪宗蒙哥死因之谜
元宪宗蒙哥，以善战骁勇著名。1251年，在拔都的帮助下，蒙哥继承了大汗，结束了蒙古自贵由后三年无君的局面。上台不久，他让皇弟忽必烈总军南侵。次年蒙古将汪德臣、火鲁赤率大军再次犯蜀，进逼嘉定，间断了六年之久的战火重新燃起。1258年，蒙古在远征云南、吐蕃、西南夷成功后，意欲亡宋。蒙哥命忽必烈进兵鄂州，塔察儿进兵荆山，兀良哈台由交州、安南附近挥师北上，蒙哥则亲率四万大军进攻西蜀。
蒙哥军渡嘉陵江至白水，进兵围长宁山，攻克了隆州、阆州。1259年二月，蒙古大军到达重庆的北边门户合州。
合州的州治在钓鱼城，四周峭壁悬崖，易守难攻，成为屏蔽重庆、支撑四川战局的主要据点。宋朝知州王坚在城内加强防御，组织百姓进行抗战。从二月至四月，蒙古军屡次展开猛攻，而宋军凭借钓鱼城的天然良险，从容防守。虽然蒙古军有精良的大炮、弓弩，但由于钓鱼城“石邑入云”，蒙军“炮矢不可及也，梯冲不可接也”。蒙古军虽有几次攻上城头，也被宋军击退。前后围攻五个多月，钓鱼城还在宋军手里。
六月，天气十分炎热，“山中从前无此热，早禾焦死晚禾枯”，蒙古军中开始流行疫病。由于蒙古军士马匹不耐其水土，军心涣散。汪德臣单骑进逼城下说降，城上飞石抛过来，差一点击中他，以致感疾，不久死于军中，蒙军士气十分低落，七月，蒙哥死。蒙哥死后，征蜀的蒙军陆续北撤。后人评价说：“没有钓鱼城，早就没有四川了。没有四川，早就没有江南，宋朝也不可能要到崖山之战才被灭亡。”当代的一些史书由此就称钓鱼城是“上帝折鞭处”。
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后人十分搞不明白，蒙哥大汗为什么会死得如此突然？他到底是怎么死的？后人就开始进行研究探索。
大体上说，对蒙哥的死因有这样几种看法：中箭说，中炮石说，中炮风说，淹死说，羞愧说，染疫说。
中箭说出现得较早。1264年出版的叙利亚人阿部耳法刺底的《世界史节本》认为，蒙哥是被宋军流矢射中而死的。守城的宋军见到蒙古一个大官出现，据高射冷箭，其中一箭射中蒙哥要害。现今保存在四川省合川市钓鱼山忠义祠内的明正德十二年（1517）的《新建二公祠堂记》碑，也说蒙哥是中飞矢死。这种说法为许多史学家采纳，如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在《中国史纲要》中也赞同这种说法。
中炮石说最早出现在明代的《重庆志》中，认为蒙哥是中炮石受伤而死。此后在一些当代的史书中采用了这种说法，认为蒙哥在先锋汪德臣死后，亲率大军攻城，为炮石所伤，回营后因伤势过重死于军中。有人推测，今钓鱼城脑顶坪，就是当年蒙哥中炮石的地方。
中炮风说也是一种重要的说法。据无名氏的《钓鱼城记》说，蒙古军当时没有什么办法强攻取胜，但又不愿弃城撤军，只好加强对钓鱼城的封锁与监视，等待时机。有一天，蒙军在南城外筑高台，建楼桥，楼上还接了桅杆，修成一个嘹望台，想探知城中虚实，看看究竟有无水源。宋军不慌不忙，等那哨兵攀至桅杆末端，正要抬头张望时，突然发炮袭击，把哨兵抛至百步以外，当场毙命。在一旁督战的蒙哥汗“为炮风所震”，也生起病来。蒙军坚持不下去了，急忙将前军南调，围攻重庆。蒙哥感到自己急需“稍事调养”，行至金剑山温汤峡，便病重而死。据说蒙哥临死时有遗言：“我是因此城而病，我死后如攻克此城，一定要把城中男女杀光。”蒙古军最终没有打下钓鱼城，但在撤军途中，杀害了两万多老百姓，以泄愤恨。这种说法得到了明四川巡按谢士元《游钓鱼山诗序》、民国《合川县志》的支持，后代也有很多史书采纳这种说法。不过总体上看，这种说法与上面的中炮石说比较相近。
淹死说也是出现得较早的一种观点。1307年，小阿美尼亚海屯口授的东方史《海屯纪年》认为，蒙哥在进攻宋军时，乘坐的战船被宋军潜水者凿穿，蒙哥因此被淹死。这种说法没有其它史料的支撑，因而后人很少采用。
羞愧说最早出现在南宋末年黄震的《古今纪要逸编》中。该书认为蒙哥是因屡攻钓鱼城不克羞愤而死的。《钓鱼城记》也说，王坚为了刺激蒙古军，向城外抛扔了两条各重三十斤的大鱼和几百个蒸面饼，附上一封信，上面写道：“尔北兵可烹鲜鱼、食饼，再守十年，钓鱼城也不可能得到手。”蒙哥见到后，羞愧难当，一激动就发愤而死。
染疫说是最为流行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认为早在钓鱼城之战刚开始阶段，蒙哥命纽赴涪州，切断由荆湖西上的南宋援军。纽所部因不适应四川气候而首先流行疫病，“士马不耐其水土，多病死，纽忧之”。进攻合州的蒙古军也为疫所困，史天泽部“军中大疫”，士兵一个个病倒死去，一度想班师退兵了。由于蒙古人从未预料会得疫疾，军中也没有准备什么防疫措施，但蒙古人知道喝一定数量的酒可以抵抗疫病，而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又有一定作用，所以蒙哥汗决定在部队中推广。《元史·月举连赤海牙传》云，月举连赤海牙随蒙哥汗攻合州，奉命修曲药。酒曲做出后，分发给士兵，“以疗师疾”。1307年，波斯政治家剌施特哀丁的《史集》第二卷记载，当时蒙哥也染上了疾病。他下令全军喝酒来对付疾病，自己也坚持饮酒，但不久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驾崩于军中。
蒙哥死后，蒙古军无法逗留，只得全军北撤，川中的形势顿时缓和了下来，可以这么说，蒙哥之死影响了宋蒙关系的历史进程，那么对于蒙哥汗死因的各种争论也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元朝末代皇帝的生父之谜
元顺帝奇渥温妥欢帖睦尔，生于延枯七年（1320），是元明宗的长子。至顺四年（1333），他只有十三岁，被权臣拥立为帝，成了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根据《元史》的记载，顺帝的生母是罕禄鲁氏，名迈来迪，居于金山之北，明帝到北方时，见到了貌美品端的她，就收纳为妃子，之后生下了顺帝。照理说，关于元顺帝生父母的记载是比较明确的，不该有什么疑问。然而，从元朝开始，有许多人对元顺帝的出生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并且提出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看法。
第一个提出顺帝不是元明宗儿子的是元文宗图帖睦尔。元泰定帝死，图帖睦尔在权臣燕铁木儿等人的支持下，自江陵入居大都，被立为帝。但文宗考虑到其兄和世王束是武宗的嫡长子，应让位于他，所以派人到漠北迎和世王束还京师，即皇帝位，是为明宗。明宗即位数月，就为燕铁木儿投毒害死，这样文宗第二次即皇帝位于上都。次年四月，明宗皇后八不沙被谋杀，妥欢帖睦尔被迁徙到高丽，居大青岛中，不与人接触。在这样的一种皇位争夺背景下，至顺二年（1331），文宗诏告天下，说明宗在生前一直声称妥欢帖睦尔不是他的亲生儿子，因而将妥欢帖睦尔移到广西静江（今广西桂林）去了。这件事由于影响较大，所以宫廷史册《脱卜赤颜》和明初修的《元史》均有详细记录。不过就事实来看，文宗说妥欢帖睦尔不是明宗的儿子，主要的意图恐怕是为了保住皇位，因为明宗的长子应是皇位最有力的竞争者。
自文宗提出后，再加上顺帝是元朝最后的一个皇帝，历代文人对他的出生就格外关注。元末明初有个叫权衡的人在《庚申外史》一书中，从文宗的诏书着手，将顺帝的出生妙笔生花成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顺帝的父亲变成了宋恭帝赵。书中记道，德二年（1276），元军入临安城，幼帝赵、皇太后全氏与宗室、宫人、文武官员及太学生等数千人被俘北上。这年五月，赵来到上都，忽必烈封他为瀛国公。之后赵在白塔寺中为僧，天天念经吃斋，后又奉诏迁居甘州山寺。有一位赵王可怜赵上了年纪，但仍孤身一人，遂将一个回回女子送给他作为侍妾。延七年（1320），这位女子生下一子。当时元明宗正好前往北方路过此地，突然见到寺庙上面有五色云气缓缓上升，像一条龙的形状，遂走前来察看。他来到赵的居室，得知他刚生下一个儿子，一看，很招人喜爱，就收为养子，并将母子二人都带进了宫内。
权衡《外史》的传说，引起了后人对顺帝生父的探索，各种各样的传说猜测越来越多，细节越来越清晰，内容更加丰富，故事特别生动。在明朝人的一些作品中，对顺宗是赵的儿子、明宗的养子的说法得到了充分肯定，并且进一步搜集资料加以丰富论证。明朝史家谈迁更是将这则故事当作史实载入他的名著《国榷》中，余应、何乔新、程敏政、钱谦益等人对此也津津乐道。
与此同时，明朝也出现了一种稍有不同的说法，称元顺帝确是赵的儿子，但是个遗腹子。元明宗北上见到赵的妻子时，十分喜欢，强行将她纳为自己的妃子。赵的妻子此时已有身孕，嫁给明宗不久就生下了顺帝。这种说法见诸于袁忠彻《符台外集·纪瀛国公事实》中。从所述内容来看，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在将前面的传说进行修正，以使它与《元史》的记述互相没有矛盾。
清朝及近代的一些史学家仍然认同顺帝是赵儿子的说法，万斯同、全祖望及王国维等都有专门文字进行考证。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如辽、金等都有收继养子及外姓人入族的习俗，元人也同样是如此，元明帝收养赵的儿子在当时是符合蒙古人的风俗习惯，因此可能性较大。至于说顺帝是赵的遗腹子，从出生年月上看，有许多地方不相符合，这种说法很难使人确信。
当然更多的人并不相信上面的传说是真的，他们认为元顺帝的生父确是元明宗，根本不可能是赵。毕沅的《续资治通鉴》是一部重要的编年体史书，在谈到这一问题时他认为文宗的诏书并不足信，《庚申外史》和明朝余应之等的诗文是“委巷俚鄙之谈”，根本不足为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二对《庚申外史》这本书评价较高，但对其中称顺帝是瀛国公的儿子这一条进行了辨证，认为是无稽之谈。指出明朝袁忠彻、权载之、程敏政、钱谦益、余应之的；诗文中谈到的这件事，发端都是《庚申外史》，经对事实核查，“渺无可据，实为荒诞之尤，非信史也”。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传说，主要是直到元朝中叶，仍有一些宋朝遗民对元朝灭宋十分愤恨。当他们见到元文宗说顺帝不是明宗的儿子，就乘机编造故事进行发泄。明人恨元朝蒙古人，于是也附合上去加以渲染流传，使这件事传播得很广，影响较大。《总目提要》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所以清末民国初年的一些有关元朝史书，如魏源的《元史新编》、柯劭的《新元史》等，都没有将赵是顺帝的生父作为信史采用。
明人提出的赵昆是顺帝的生父，从目前所占有的史料来看，还难以使更多的人坚信。因为正像《四库总目提要》所说，所有的观点其实是来自一源——《庚申外史》，因而资料并不充分。但我们又如何面对元文宗说顺帝不是明宗儿子之类的话？说他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帝位而采用的伎俩是否讲得通？希望能有更多资料的发现来解决这个历史疑案。
忽必烈定都大都之谜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第二个儿子。他的母亲唆鲁忽帖尼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常征召儒士到漠北去为她的孩子们讲学，因而使忽必烈从小就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二十多岁时，忽必烈与燕京大庆寿寺的海云禅师过从甚密，海云将他的弟子子聪推荐给忽必烈，经常向他请教。子聪俗姓刘，名侃，后改秉忠。之后，忽必烈又召纳了赵璧、郝经等众多儒学名师在身边。
1251年，忽必烈的哥哥蒙哥接大汗位。因在蒙哥争夺汗位的斗争中推戴有功，受到器重，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统领陕西和河南地区。接受刘秉忠的建议，忽必烈在漠南大兴汉法，试行仁政，取得了较大的效果。这一切引起了蒙哥的猜忌，一部分宗亲大臣也进行挑拨，认为忽必烈在拉拢中原人心。1257年，蒙哥借口忽必烈腿疾而收回了他的兵权，同时设立元世祖出行图钩考局，派人到陕西、河南检查财赋，借机铲除忽必烈的下属党羽。儒臣姚枢进言对忽必烈说：“大汗在国是君，在家是兄，你难与之抗衡。不如将妻子儿女送归汗廷，表示自己没有异志，或许可消除大汗的怀疑。”忽必烈依言将妻女送到和林，自己又去亲见蒙哥，说明自己在漠北的所作所为。行汉法使忽必烈看到了汉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他知道只要行汉法，就能得到汉族人的支持。
1260年，蒙哥率军进攻南宋四川钓鱼城时，病死在军中。这时忽必烈正率军在渡淮攻打鄂州。消息传来，许多人认为他应撤兵北归，夺取汗位，而忽必烈认为不能无功而返，仍渡过长江，进围鄂州，与宋军贾似道对峙。这时忽必烈得到妻子的密报，其弟阿里不哥正在谋继汗位，他就采纳郝经的意见，接受贾似道求和的要求，率师北归，于这年年底回到燕京。1260年，忽必烈不顾蒙古传统惯例，在开平自行召开忽里勒台选汗大会，在塔尔察儿等一部分王族的支持下，登上大汗宝座。蒙古大汗的产生要经过忽里勒台会议推选，而且要有成吉思汗家族各支系、诸王贵族参加，在鄂嫩河、克鲁伦之地举行才算合法，被推选人必须经过一番形式上的推辞，才能即汗位。而忽必烈的上台，仅召集了自己的亲信诸王，没有给予有选举权的其他各系诸王们时间和机会来行使权力，因此他的即位许多蒙古贵族认为是不合法的。几乎同时，阿里不哥在和林也召开大会，受到另一部分贵族的拥护，宣布即大汗位。于是蒙古汗国出现了两个都自称合法的大汗。
从总的来看，支持阿里不哥的蒙古贵族更多，但忽必烈发挥了自己在军事上的才能。他发兵迅速控制了川陕地区，亲征和林，封锁了运输线，使阿里不哥无法从汉地获得粮食而陷于困境。之后，阿里不哥多次战败，财力物力越来越贫竭，渐渐众叛亲离，西北诸王纷纷倒向忽必烈，阿里不哥最后不得不到上都向忽必烈投降。
击败阿里不哥，并没有消灭隐患，终忽必烈有生之年，北方诸王叛乱此起彼伏，从未停止；先是海都等一些守旧的蒙古藩王主张蒙古旧俗，反对忽必烈行汉法，多次兴兵问罪，一度占领哈刺和林，之后昔里吉和乃颜等也先后叛乱。这些事件在说明忽必烈作为蒙古大汗的权威可能在消失，他在征服中国的过程中，也在丧失对漠北的控制力。
北京北海琼华岛
阿里不哥虽然已经击败，但不能保证他不东山再起，东北、西北诸王也不能全部消灭，在这样的一种政治背景之下，忽必烈觉得定都和林就有冒险的成分，而把它作为中原的屏障，作为缓冲地带来抵御北方不断的叛乱，是再好不过了。所以在战胜阿里不哥之后，1264年8月，刘秉忠建议忽必烈定都燕京，忽必烈马上赞同，下诏修治宫室城池，作为中都，这时的中都已事实上作为忽必烈的政治中心了。
北方政局略为稳定后，忽必烈开始了进攻南宋。1267年他再度攻宋。占领襄樊后，灭亡南宋的时机也告成熟。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统治宋地，如何有效地对西夏故地和大理、西藏等地进行管理，忽必烈及其身边的智囊团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迁都。
早在蒙哥汗时，忽必烈就经营漠南，培植了强有力的汉族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还未登位时，大臣霸突鲁就说：“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以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所以迁都之议从即位不久即已开始。之后由于自己在蒙古贵族中的威望减弱，从有效控制中原之地考虑，于1272年正式迁都。他自己也说：“朕居此以临天下，霸突鲁之力也。”说明迁都是考虑了很长时间的。
至于一些观点认为忽必烈迁都是北方少数民族封建化的结果，迁都是考虑到了经济上的原因，恐怕都不是事实。
元顺帝昏庸之谜
元朝最后一个皇帝——顺帝奇渥温妥欢帖睦尔，作为一代亡国之君，常被认为是昏庸不堪的帝王，时人评价他是怠于政事，荒于游宴。翻开史书，确也如此。
在顺帝的身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无耻之徒极尽谄媚，尽力投其所好，引导着他一步步走向吃喝玩乐。有一个叫哈麻的官员，原是一个小小的侍御史，因宰相脱脱的缘故，深受顺帝宠爱，这时他向顺帝推荐西方和尚的揲儿法，说这种叫“大喜乐”的练功法能使人身上的气流或消或胀，或伸或缩，可以达到延年益寿。顺帝听后大喜过望，每天与哈麻等人一起练功。哈麻的女婿秃鲁帖木儿也是一个极尽巴结能事的心术不正分子，他迎合顺帝所好，向他举荐了西蕃僧伽磷真，说这个和尚特别擅长“秘密法”。秃鲁帖木儿开导顺帝说：“陛下虽位居万乘天子，富有四海，但不过就是保有现世而已。人生能有多少长？你要延长寿命，必须学习秘密大喜乐法练习禅定。学习这种禅定法后，才真正会感到其乐无穷。”想不到头脑发昏的顺帝竟然会深信不疑，任命了秃鲁帖木儿等十人为“倚纳”，天天与他们一起演习大喜乐法。
为了在练功时不被打扰，顺帝在上都还修建了庞大的穆清阁，连延数百间房子，每间内都安排一个女人在里面，说是为了练习大喜乐必须这样做。练功时还不忘看女人的艳舞表演，顺帝还特地挑选了宫女三圣奴等16人天天在宫内演出，起了个名字叫十六天魔舞。在他的倡导下，宫中兴起了演习大喜乐和跳天魔舞的热潮。每天看这些天魔舞女的演出十分过瘾，但又害怕大臣们知道后劝谏，顺帝就让人挖了地道把天魔舞女藏于其中，每天秘密到地道中和舞女们鬼混，男女裸体，聚众淫乐，白天连着黑夜，至于国家大事，这时早不知抛到什么地方去了。
顺帝还独出心裁，不断翻新花样，自己设计，在内苑造龙船，长120尺，宽20尺，船的上部有五个大殿，全部用五彩金饰妆饰，用水手24人，皆穿了金紫的衣服。船一动，船头的龙首、龙眼、龙口、龙爪和龙尾都会跟着动起来。每天他和嫔妃、宫女们乘坐这只龙船在后宫至前宫的湖中往来游戏。他爱看舞蹈，在厚载门高阁建起了舞台，经常通宵达旦地在这里观赏。他的心中这时已没有国家这个概念了，大臣们上朝，不问政事，却为大臣设计房屋的模型，亲自“削木构宫”。尽管他所做的模型只有一尺来长，但里边栋梁楹槛，样样具备。他还选了108个僧人，大搞游皇城活动，每次涉及的人要好几万，所费财力和国力不可胜数。
在这样一位荒淫腐朽的皇帝统治下，整个国家已是凋残败落，各地起义反抗云涌蜂起。宰相脱脱认为哈麻是引诱顺帝走向荒淫的罪人，希望顺帝将他革职查办，顺帝听后不高兴了，说当年哈麻是你举荐的，现在又要撤他的职，到底是为了什么？接着他又说：“撤职大可不必。人生几何，及时行乐为是。军国大政，有卿主持，朕可放心，你少讲几句，我就能长久地快乐，如此人生知足矣。”说完还哈哈大笑，气得脱脱两眼发直。
脱脱对他说外边的形势现在十分紧张，各种灾害变异不断，农民土匪到处都在造反，顺帝遂派脱脱总管各路人马南征。至元十四年（1354），哈麻诬陷脱脱，顺帝不辨真假，先是下诏撤了脱脱的兵权，安置淮南，后又命他去云南，所有家产，没收入官。脱脱终于被害死在云南。之后，元军迅速解体，政府中的矛盾也开始激化，各地农民起义乘机蓬勃发展，元朝统治就一发不可收拾，最终为躲避兵锋，率三宫后妃、皇太子妃等仓皇北逃沙漠。几年以后，因痢疾死去，年51岁。
这样一个昏庸的帝王，将元朝大好江山拱手让人，按理来说，是丝毫不值得我们有任何动情的地方。不过有人指出，元顺帝的腐朽昏庸并不是他的本质，刚登上帝位时他不是这种样子的，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颇具改革精神的好皇帝。
顺帝即位时只有13岁，当时拥立他上台的是权臣伯颜，所以从感恩的角度他提拔伯颜为中书右丞相，主管朝中大政。但伯颜执政后，利用手中大权，扩展自己的势力，打击异己，势焰熏灼，顺帝成了他的傀儡。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伯颜的专横跋扈日益不满，逐步产生了改变自己无权的地位和按照自己意志处理朝政的愿望。至元六年（1340），他在脱脱的帮助下，乘伯颜外出游猎，关闭都城大门，巧妙地驱逐了伯颜。
从至正元年（1341）开始，顺帝任命脱脱为中书右丞相，大刀阔斧地进行社会整顿和改革。接受了脱脱等人的建议，他上台后恢复了科举制度，并亲自考试进士，不问出身和民族。从选拔人才的角度考虑，他还想到了加强对人才的培养这个问题，为此他大兴学校，提倡文化教育，单是中央的蒙古、回回和汉人的三监就招收了贵族子弟三千多人。学校里的学习内容，他规定以儒家经典为主，还多次派人到曲阜去祭祀孔子。伯颜专权的时候，官吏腐败，不务政事，贪污受贿，习以成俗，顺帝明察到了这些情况，就加强了对官吏的考核，加强了对地方秩序的整顿。他对农业生产十分重视，在开设屯用和修筑水利工程方面花费了不少精力。顺帝和脱脱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对社会进行的全面改革和整顿，当时的史书上评价很高，称之为“至正更化”。
不过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的这些“更化”措施，其实并不见很大效果，社会积弊很深，官吏腐朽并不是短时期内造成的，所以脱脱和顺帝搞的一套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各地也没有认真执行。这时的顺帝一筹莫展了，他再也拿不出救世良方来了，失去了对治理社会的信心，不再考虑采取更好的办法去治理社会，相反变得十分消极起来。哈麻之类人物的引导，对心态极不稳定的顺帝诱惑力极大，他的思想急剧地向相反方向发展，整天沉溺于淫乐之中，花天酒地，嫔妃成群，长夜宴饮，不理朝政，战备松弛，成了昏庸不堪的一代亡国之君。
可见，与列朝的末代皇帝相比，同为昏庸，元顺帝与他们是有所不同的。
明建文帝踪迹之谜
朱元璋建立明朝，制定了一套嫡长子继承皇位、余子分封王爵的制度：“国家建储，礼以长嫡，天下之本在焉。”又说：“居长者必正储位，其诸子当以封王爵。”而且还规定：“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在《明史》中记载了明朝的制度：皇子封亲王，受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属。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就授金册、金宝，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为巩固朱姓天下，从洪武三年开始，朱元璋模仿汉高祖，大封诸子为王。此后又屡有封建，将自己的儿子全部分封到各地为王，辽、宁、燕、谷、代、晋、秦、庆、肃等王是其中实力最强者，诸王成了皇权的重要支柱。
明太祖对自己死后的嗣位十分重视。洪武三十年（1397），他生了大病，认为自己可能不久于人世；就命足智多谋的李淑妃自尽，以防像唐朝一样出现“武后之祸”。太祖的长子朱标，为马皇后所生，洪武二十五年（1392）因病医治无效死了，再选一个继位者成了朱元璋十分紧迫的事情。朱标子朱允生下来时额颅稍偏，人虽聪颖，但仁柔少断，朱元璋觉得不是最适合。燕王朱棣智虑过人，性格像朱元璋的父亲，朱元璋十分钟爱他，一度时间想把皇位给他。朱标死时已有五个儿子，嫡子早殇，次子朱允也已长大，朱元璋要舍孙立子，不合自己制定的礼仪。于是他召开群臣大会，以欲立燕王棣之意询问诸臣，学士刘三吾当场反对：“皇孙年富，且系嫡出，孙承嫡统，是古今的通礼。若立燕王，那么秦王、晋王该怎么办？”这样朱允就成了皇位的继承人。
各地分封的藩王，都以叔父的尊严，看不起侄儿朱允，只是因父皇还活着，大家隐忍不发罢了。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死，在遗嘱中他称赞皇孙朱允人很聪明，讲究孝道，希望各位大臣尽心辅助，各地诸王驻守原地，不用赴京奔丧。几天后朱允即位，称明惠帝，改元建文，所以又叫建文帝。建文帝明白各地藩王实力强大，战功卓著，就以太祖遗诏为由，禁止各位王叔入京。燕王朱棣人已到淮安，只能调头回到北京，内心充满着怨恨。
建文帝上台后，对王叔们不把他放在眼里十分记恨。特别是力量最强大的朱棣，入朝见他的竟然立而不拜，令他十分恼火，遂着手作削藩的准备。他先是将周王贬为平民，后接连治代王、岷王、湘王、齐王等罪。接着在自己当年的伴读老师黄子澄等人的谋划下派人到北京去，控制燕地兵权，监督燕王行动。建文元年（1399）七月，建文帝走出了最为冒险的一着，他命北平左布政使张等发兵逮捕燕王，但早作准备的燕王把张等全部擒杀，以清君侧为名，打着靖难的旗帜，废除建文帝的年号，续称洪武三十二年，正式开始了靖难之役。
靖难之役共历时四年，至建文四年（1402）六月，朱棣兵临南京城下，守卫京城的大将李景隆开门投降，朱棣带兵入城，在任官员四处逃窜。气急败坏的建文帝下令放火烧宫，当燕王来到皇宫时，宫中已是一片火海，建文帝不知去向，所使用的宝玺也随他一起消失。建文帝哪里去了？
正史记载建文帝在宫中自焚而死。当燕王到来时，建文帝自知大势无可挽回，遂纵火自杀。《太宗实录》说，朱棣兵攻至南京城下，文武百官诸王无计可施只能前来见皇帝，建文帝想出去迎接朱棣，想不到左右的人已全部散尽，仅有内侍太监数人而已。建文叹曰：“我何面目见耶！”就关了门自焚而死。朱棣上台后，在给朝鲜国王的诏书中就谈到：“不期建文为权奸逼胁，阉宫自焚。”但建文是否真死于自焚，很多人表示出怀疑。因为事后朱棣命太监在火烧后的余烬中反复搜检，发现了马皇后和太子朱文奎的遗骸，却就是不见建文帝。《太宗实录》说朱棣是找到了建文帝，并令以皇帝规格举行葬礼，但明清两代从未有人提到在南京附近有建文的陵园。《春明梦余录》谈到明末有人请崇祯帝将建文列入祀典，崇祯叹道：“建文无陵，从何处祭？”上世纪30年代，明清史专家孟森就认为虽然《明实录》载建文帝在宫中起大火时烧死，但明代就无人相信。清朝修《明史》说“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这是因为康熙时朱三太子案搅得人心惶惶，因而“故有此曲笔耳”。
没有被火烧死，建文帝哪里去了？孟森认为在宫中火起之前，建文帝逃出去了。《明史·姚广孝传》谈到永乐十六年（1418），84岁的姚广孝不能入朝，成祖到庆寿寺去看望，问姚有什么要他办。姚什么也没说，唯独说起僧人溥洽被关了很长时间，希望皇帝赦免他。溥洽是建文帝的主录僧，有人说他知道建文帝的去向，明成祖以其他事情的借口将他关了起来。如果成祖找到了建文帝的尸体，何必还要将溥洽关起来而追寻建文帝的踪迹？《明史》中还说成祖怀疑建文帝出走，所以派了胡到天下各地去寻找，还派郑和下西洋，如果成祖有建文帝的下落，何必还要遍访十余年？
此后有人指出，嘉靖年间郑晓的《建文逊国记》，是明确说建文帝逃出金陵城的第一部书。
照上面的说法，建文帝可能是逃出去了。逃出后的建文帝在于什么？
有人认为他是做和尚去了。《明史·程济传》说：“金川门启，济亡去。或曰帝也为僧出亡，济从之，莫之所终。”南京城攻破而程济失踪了，所以人们怀疑他与建文帝一起做和尚了。《明朝小史》对建文帝的去向说得活龙活现：太祖病重时，给了建文帝一个密封的小匣子，让他只有到了危难时才可开启。到靖难兵入城时，建文帝想起了小匣子，把它打开，原来是和尚的一份度牒。于是削发披缁，从地道中逃出。有人认为建文帝城破前与杨应能、叶希贤一起削发为僧，法名“应文”。明成祖曾向天下寺院颁布了《僧道度牒疏》，将所有僧人重新造册登记，对僧人进行过总调查，目的是为了寻找出建文帝。从永乐五年（1407）起，他还派胡以寻仙人张邋遢为名四处出巡，一找就近二十年。有人指出，朱棣死后，建文帝才回到北京，迎入西内，死后葬在西山。更有人声称在西山找到了建文帝的墓地。
当了和尚的建文帝到过些什么地方？许多人认为建文帝以僧人的身份浪迹天涯，足迹遍及江苏、浙江、四川、贵州、云南以及缅甸等地。有人指出建文帝曾到重庆三次，住在大竹山善庆里。有人主张，建文帝出亡在近不在远，不是在云、贵、川、粤，而是在吴县的穹隆山皇驾庵，永乐二十一年殁亡，葬于皇驾庵后的山坡上。有人认为徐霞客在贵州广顺东南的白云山间，看到建文手植的巨杉二株，树西半里的古寺，是建文所立。也有人认为建文帝是以滇为家，在最初三十多年中，为躲避朝廷追缉，他行踪不定。《神宗万历实录》记载万历二年，首辅张居正曾说：“先朝故老相传言：建文帝当靖难师入城，即剃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至正统间，忽云游至云南，邮壁上题诗一首。”明代人就认为他主要在云南活动。《明史》也说：“或云帝由地道出亡。正统五年，有僧自云南至广西，诡称建文皇帝。”明清以来流传的许多地方文献，都可说明建文帝曾在滇中、滇西留下了足迹。有人认为建文帝到南洋去了。成祖找不到建文帝，始终有一块心病，他害怕建文帝没有死，会召集人马用朝廷的名义来讨伐他，于是派出郑和下西洋，一方面当然是为了宣扬国威，另一方面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在郑和下西洋的人中，有的竟然是锦衣卫的人员，他们主要是针对建文帝的。
建文帝出逃做和尚的说法为许多人津津乐道，但也有学者发表了不同的声音，他们认为为僧之说不足信，因为当时京师内宫并无秘密地道或御沟通往城外，所谓剃发为僧、云游四方，都是民间传说而已，是无稽之谈。这大概是明成祖明白自己是抢夺帝位的，“欲曲讳其自弑恶名，故反隐播此说”，这样做想说明他还没有致建文于死地，而后来的文人不明其理，“缘饰其间，遂成千古疑案”。也有人认为建文帝既非自焚，也非出亡，而是被成祖所杀而灭迹。
建文帝究竟哪里去了？如果说建文帝是自焚死了，的确是无法解释史书中的种种矛盾；如果说建文帝是出逃为僧了，但大多是笔记小说所记和民间传说，确凿有力的证据还十分缺乏。看来在短期内这个谜案是很难解决的。
明仁宗死因之谜
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明成祖朱棣去世。八月，朱高炽登上皇位，改元洪熙，是为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五月，仁宗突然暴崩，死时48岁，共在位10个月。六月，仁宗长子朱瞻基即位，是为宣宗。
根据史书记载，仁宗去世前三天还在处理政务，他从开始不豫到崩于北京钦安殿，前后仅两天时间。正史中并没有记载仁宗死于何病。如《仁宗实录》说：“洪熙元年五月庚辰，上不豫，召尚书蹇义、大学士杨士奇、黄淮、杨荣至思善门，命士奇书敕遣中官海涛驱召皇太子。辛巳，上疾大渐，遗诏天下，传位皇太子。是日，上崩于钦安殿宫中。”但对仁宗的死因，从明代开始就有人产生了怀疑，黄景在《国史唯疑》卷二中就说仁宗是“实无疾骤崩”。正当中年，无疾断然不会突然崩逝，黄景实际上是表示出了对仁宗突然死亡的疑问。
仁宗是怎么死的？长期以来人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仁宗之死与其长子朱瞻基有关。当初明成祖立太子时，因为仁宗忠厚平庸的性格，成祖已经打算立朱高煦，但迫于舆论和太祖制订的立嫡立长的制度，才立朱高炽为太子。仁宗长子朱瞻基永乐九年（1411）被立为皇太孙，明成祖发现这位孙子与他的性格极其相似，因而备加宠爱。朱瞻基一反其父不喜骑射的习性，熟谙武事，且善于应变，颇具口才，明成祖十分喜爱他，在二征漠北时，特命皇太孙随侍，令其有戎马军旅的磨练。朱瞻基工于心计，在保全其父储位上出了较大的力气。仁宗与朱高煦、朱高燧之间的皇储之争，由于仁宗的忠厚，表面上并没有撕破面皮，而永乐十四年有人告发高煦有谋反状如私立护卫、大造兵器等，永乐二十一年高燧纠集常山护卫王瑜等“将不利于上及皇太子”，而事后经明成祖仔细审查，二事都是言过其实。有专家经过详细考证，认为这二场诬陷案的幕后策划者是朱瞻基。
朱高炽想保太子之位，但不想谋害两弟，所以在成祖面前为弟弟讲尽了好话。相反，他对这个性格与他反差很大的长子没有什么好感，因此感情上日益疏远。当仁宗即位之初，群臣上表请立太子，仁宗以一些托辞回绝，其后虽勉如所请，然态度很冷漠。在立太子的册文中，也一反册文冠冕堂皇的通例，却用了不少笔墨来晓谕太子做人的道理。
洪熙元年三月，仁宗命皇太子往祭风阳皇陵、南京孝陵，并让他留守南京。四月，命成国公朱勇等大批官员侍皇太子谒祭皇陵、孝陵。壬子（十四）日，皇太子从北京出发。当时一般走的路线是出河北，经山东，折入安徽，再到南京。整个行程，大概要花费二个月左右。但奇怪的是当五月十二日太监海涛带了诏书赴南京召皇太子时，皇太子居然早到南京了，而且还静静地等在那里。太子六月初三日回到北京，从当时的路线推断这段路快马加鞭要走十天，因而太子应在五月下旬就从南京出发了。
《宣宗实录》上记载由于太子当时没有回京，朝廷就秘不发丧。等太子回京走到芦沟桥时，中官在这里设幕次香案，“俟上至开读。上既至，闻有遗诏，恸哭几绝”。而实际上太子还未从南京上路，人们就已经在暗传“仁宗上宾”的消息了。即使在北京也没有人知道的消息，在南京人们怎会知道？看来仁宗的死是一些人早就预料好的。当时宣宗的举动言行也十分反常。有人劝他为了安全从小路回北京，他却说：“君父在上，天下归心。岂有他哉！且予始至遽还，非众所测，况君父召，岂可稍违。”于是从大道大摇大摆地驱车回京。问题是宣宗怎么知道他要“始至遽还”，这不是在掩盖他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结果吗？“非众所测”，众大臣“测”的是什么？宣宗回到北京，英国公张辅等说人心汹汹不可掉以轻心，宣宗踌躇满志地回答说：“天下神器非智力所能得，况祖宗有成命，孰敢萌邪心！”说这话的时候，等于在告诉众人他早已作好一切准备即位了，一语泄露了天机。
这一观点认为，仁宗之死必与宣宗有关。当宣宗与仁宗日益疏远并派他到南方祭陵时，宣宗开始担心了，遂作了杀仁宗夺皇位的安排。随侍在仁宗身旁的宦官海涛等人就是朱瞻基的亲信，因而仁宗的暴崩就十分蹊跷了。
另一种观点认为仁宗之死与他色欲过度有关。仁宗喜欢女色，早在为太子时就做得十分露骨。朝鲜《世宗实录》说朝鲜使臣尹凤曾把朱高炽和朱棣作过比较，回国后告诉朝鲜国王说：洪熙皇帝“好戏事”，“沈于酒色，听政无时，百官莫知朝暮”。《明通鉴》和《明史》谈到仁宗上台不久，有个著名大臣叫李时勉的给他上了一篇奏疏，中心内容是让他不要嗜欲过度。奏疏中说：“侧闻内宫远自建宁选取侍女，使百姓为之惊疑，众人为之惶惑。”他说天子应该按规定有内宫制度，可以拥有许多女人，但现在成祖的大孝尚未结束，皇帝左右侍御的确不应该没有人，但现在正宫皇后还没有册立，你这样做“恐乖风化之原，有阻维新之望”。仁宗特别喜爱女色，而李时勉却给他当头棒喝，触及了他的命门，仁宗怎会不发怒？遂令武士对李动刑，关进大狱，李险些送掉老命。数月后宣宗上台，因为他搞不清李自勉的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遂亲自御审李时勉：“尔小臣敢触犯先帝，疏中讲了什么话，赶快说出来。”李时勉边叩头边说：“臣只是说皇帝谅阴（守丧）中不宜近妃嫔，皇太子不能远离皇帝左右。”宣宗一听很高兴，直叹李时勉是个忠臣。
仁宗纵欲过度，体虚乏力，最后得了难以言语的不治之症。陆在《病逸温记》中记载：“仁宗皇帝驾崩的速度太快了，有人怀疑是被雷震死的，也有人怀疑是宫人想毒死张皇后，想不到误毒了皇上。我曾经碰到雷太监，问他仁宗是否死于上述二个原因，他说都不是，主要是他得了阴症。”得自于太监口中的消息，应该说有一定的可信度。但就当时的医疗水平来说，得了阴症要治好是有难度的。宣宗初年，罗汝敬上书大学士杨士奇说：“先皇帝嗣统还不到一年，就奄弃群臣，追查一下原因，都是俭壬小人献金石之方而导致疾病的。”如此说来，仁宗的死因是为了治疗阴症而服用了金石之药，最后有可能是中毒身亡。由于所得的病比较特殊，正史中也就无法加以记载了。
皇位刚坐10个月就暴崩，的确是可疑的。不管是被宣宗杀掉，还是得了难言之隐的疾病去世，仁宗的死值得人们去继续关注。
明英宗复辟之谜
明英宗朱祁镇即位之初，太皇太后张氏（仁宗朱高炽皇后）委托阁臣杨士奇等主持政务，政治尚能维持清明，社会比较安定。
太监王振是英宗在东宫为太子时的心腹。王振为人狡黠，阿谀逢承的套路最为拿手，朱祁镇年轻想玩，王振就想方设法让这位小太子玩得痛快，所以二人感情十分融洽。英宗年仅九岁就即位，他让王振掌管司礼监，但这时因太皇太后张氏的关系，王振还不敢放肆。正统十年（1145）张太后病死，王振就开始为所欲为了。英宗贪玩，他就趁机代表皇帝把军政大权抓在手里，代皇帝批答奏章，模仿英宗的口气任用官员。趋炎附势的百官们尊称他为“翁父”。
北方蒙古族的瓦刺部十分强大，新上台的首领也先屡次率军南侵，使得明朝连年边警不断。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也先派使者二千余人向英宗献马，为冒领赏赐，假称有三千人。王振发现这一情况后，自作主张减少马的价钱，为此也先和明朝交恶。七月，也先南侵，来势凶猛，大同守军出战失利，塞外的城堡大多陷落。
边报传到京师，英宗即派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将各率兵万人出征抵御。随后，在王振的怂恿下，英宗作出了自己亲征的决定。七月十七日，英宗不顾众大臣的劝谏，命太监金英辅佐王朱祁钰守京师，随即与王振及明军50万人到龙虎台驻营。八月初，大军到达大同，听说前方溃败，就下令回师。八月十三日，来到距怀来城仅二十里的土木堡，被瓦剌军追上。被围二天之后，王振被乱军杀死，英宗被俘，明军损失一大半。这就是史书上所称的土木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