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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高力里第一部从个人主义到革命第一章混乱中的作家们
君主政体底崩落受着大部分的俄国作家的热烈的欢迎。就是那在欧战期中变成了爱国主义者和王政主义者的安特列夫（ANDREEV），也表示着欣喜。幽默作家阿佛钦科（AVERTCHENKO）在他的日记上发表了退位书的原文，只加着这几个字作评注：“快读一遍，阿尔喀第·阿佛钦科。”
就是那些王政论者，也欢迎共和国，自从俄国皇军吃了许多败仗以来，对于专制政治的信仰在一切社会层中差不多已消灭了。
一切城市中的广场都变成了会集之所；在那往往是用一个木桶来代替的讲坛上，演说者不断地继续。他们向群众大声嚷着：“旧制度已经死去了；它自己倒落下去，像一个被虫咀过的烂熟的果子一样。”
十月革命是出乎作家们的意外的。那激扬民众，以为民众是柔和无用，淳朴轻信的俄罗斯文学家，突然看见民众焚烧图书馆，占据土地，把那些地主从他们的不动产中驱逐出去，把那些实业家关到牢里去。在一九一七年终光景，当人们在俄罗斯看见工役变成了站长，匠人占据着公共机关的主干的位置时候，阿佛钦科发行了他的最后一期的滑稽周刊《沙谛里公》（SATIRICON）；那一期四边印着一个黑圈子，第一页上画着一个坟墓，被杀害的俄罗斯的象征。在这一期的一篇文章中，他写着：
“在现在的事变中，可笑的事情太多了；我怎样会不笑呢？哦，俄罗斯，我的小母亲，我的祖国……”
在同时，安特列夫向知识界发表了一个绝望的呼吁，在那里，这同样的哀鸣可以见到好几次：“俄罗斯，我的小母亲，我的祖国……”
那时我住在达刚喀，莫斯科的一个工人区。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曾供献给我一间房间，因为他们害怕别人要强迫他收住一个共产党。在出门的时候，往往必须步行，因为电车里挤满了人，而为要找到一个位子，是非硬挤上去不可的。在那些几个月以来没有扫除过的人行路上，一望无际地显现着高高的雪堆。行人在那些雪堆间爬上爬下，滑倒在泥泞中，咒骂着一切革命的新把戏。然而，城市的中区却很热闹，街路上都挤满了人。在一切十字路口，都可以碰到那些知识者（大学生，新闻记者，作家，公务人员），正在卖那些稀少的还在出版的资产阶级的报；可是一些长久习于本行的熟练而轻捷的年轻的报贩，却总占着上风，使别人难以和他们竞争。
在那些文艺酒场中，当时人们听着维尔进斯基（VERTINSKY），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偶像。他的半吟半读的单调的歌，是很受莫斯科的听众赏识的。他们把他的那些歌记得很熟。在大部分的酒场里，人们唱着他的歌；人们甚至还想模仿他念诗的态度。
穿着丑角的衣服，在鬼火般的灯光下，他唱出他的那些献给最近阵亡的白俄军官的歌：
我不知道
为了什么神秘的理由
人们叫他们去送死。
在把他们推到坟墓里去的时候，
人们犯了多么没用的罪！
……
静默的旁观者缩在他们的裘衣里，
当一个女子吻着尸体的嘴
而把他的定情指环
丢到教士脸上去的时候。
俄罗斯的资产阶级虽则不满当时的现状，可是他们坚固地相信，这个革命局面是不会长久的。那些曾经对于沙皇政体的崩落拍手称快的作家们，受了情势转变的打击，而用一种不十分掩饰的敌意，去接受十月革命。他们不断地反复着说，苏维埃政府不久就会崩颓的。在等着这个崩颓的时候，那些散文家们和诗人们继续为他们的读者写作着，好像他们周围的骚扰是和他们绝对没有关系似的。
每逢星期四，在九点钟的时候，人们可以参加那在从前的莫斯科大学神学院的讲堂里开的文艺晚会。
像在战前一样，在那由知识阶级和资产阶级组成的听众之前，那些著名的作家念着他们的未发表的诗，长篇小说的片断和短篇小说。
在我到这种集会去的那一晚，第一个踏上讲坛去的作家是安特列·哥鲁勃（ANDRE GOLOUB）。在他对我们宣读的那篇短篇小说中，是讲着一个少妇等她的情夫的事。灯散布着一片柔和的光，醉人的香气从邻近的公园中飘过来，一袭罗衣纟卒纟祭地响着，这个女子的青年的身体有着一个伟大的魅惑。
继他而起的作家是阿列舍·托尔斯泰（ALEXEI TOLSTOI）。他的动物故事听众当然听得津津有味，因为他具有一种地道的演员的才能。他可佩地表达出他的寓言的淳朴的特质来。那是关于狼，雄牛，或是活起来动起来的器物的故事：
“从前，有三个小孩子，他们只有一条短裤；正当他们在互相争它的时候，那条短裤脱离了衣橱，从窗口跳出去，跳到了街上，而在路上碰到了一头雄牛……”
在休息期间之后，出来了一个女优，我清楚地记得这个女人。她是一个头发吉卜赛人一样黑的女子，有一位很有名的诗人，曾经送给她这几句诗过：
阿涅思，你向我现身出来，
像沙漠中的炙人的太阳一样……
我之所以特别记得她，因为在她上台的时候发生了一幕喜剧。因为她吟诗吟个不完，拍掌声便越来越稀少了；然而阿涅思却死不肯下台。当她想再出来向群众现身一次的时候，有好几个人向她扑过去拦住了她。“哙，阿涅思，”别人对她说，“巴尔蒙特（BALMONT）还有诗要念，而且我们也没有多少时间了。”那时巴尔蒙特便开始念他的几首旧诗。
我问自由的风：
我怎样才能年轻？
风回答我：
像风像烟一样地年轻吧。
……
我问炙人的太阳：
我怎样才能比晨曦更强地炎热？
太阳一句也不回答，
可是我的灵魂却听得：烧吧。
在整个晚会中，一点也没有什么使人想到那在进行中的革命；在这演讲厅中，一切都平平静静地过去，好像那正在改变俄罗斯的面目的大变动，只是一个应该忘记了的大噩梦。
在出去的时候，听众们互相说着他们的印象：
“这一晚过得好极了，安娜·伊凡娜芙纳。”
“真的，伊凡·伊伐诺维契——上我们家里去吧，现在还不过是午夜呢。”
“我要不要约几个朋友去？我们可以打几圈纸牌呢。”
“好极了，伊凡·伊伐诺维契。我的茶炊是永远不熄的。”
这一天晚上，谁相信那些教授和大学生会在第二天举行一个反布尔塞维克的游行，谁相信第二天赤卫军会冲到各大学去呢？
这些俄罗斯文艺界的光荣现在怎样了呢？巴尔蒙特是在巴黎，在亡命者的刊物《最后新闻》上写文章。阿列舍·托尔斯泰也离开了俄罗斯，可是在一九二三年，他宣称在他眼中看来，苏维埃政府是唯一的国家权能，十月革命是以往事变的正当过程的一部。那时他回到莫斯科去，而现在做了那代表苏维埃文学的右翼的国家学院会员。人们有时说起他：“为什么托尔斯泰是一个苏维埃的作家？那只是因为他住在苏维埃的土地上。”或者说：“托尔斯泰觉得革命不是一个罪恶。”
那个也参加这些文艺晚会的巴尔特鲁息谛斯（BALTROUCHAITIS）被任为立陶宛的苏联公使。我相信他现在用立陶宛文写文章了。
在一九二四年冬天的某一个下午，一个四十岁光景的男子，在特佛尔斯喀耶街当街向自己的口中开了一手枪。几个过路人跑了过去，认出那是安特列·哥鲁勃。在他的旅舍的房间里，人们找到了一张短简。在那短简上，他写着这几个字：“我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乐于把我的共产党党证交还给你们。”
实际上，安特列·哥鲁勃是在一九一九年加入了共产党。他继续描写着资产阶级的家庭，可是他并不像以前似地赞扬它们，却暴露它们的腐败和空虚。没有适应新制度的能力，又知道自己所写的东西不是诚恳的，他终于决意一死了之。
然而，在一九一八年，饥馑开始威胁着全国；禁例是越来越严了；一切资产阶级的报纸都中止了刊行，而在莫斯科，通行来往也变成危险的了。
天一晚，行人便急忙回到他们的住所去，而在街路上，除了几个稀少的徘徊者和红军哨兵以外，便一个人影也看不到。
在城市的中心，窃案越来越多；对于那些做麦子的投机生意的人的接战，也一天多似一天；在路上，人们可以看见那些被从寓所中赶出来的资产阶级者的家具，杂陈在人行路上。一辆装铁甲的汽车，老是停在一所样子有点寒伧的屋子前。在那屋子门前，挂着一块小牌：“契卡”。
在那些流亡到外国去的作家之间，我可以举出：安特列夫，巴尔蒙特，蒲宁（BOUNINE），库迫林（KOUPRINE），梅雷日可夫斯基（MEREJKOVSKY），希比乌思（HIPPIUS）以及其他等等。
神秘派
梅雷日可夫斯基来到了华沙，在那里，在一个挤满了人的演讲厅中，他作了一次关于神秘主义的演讲。在准九点钟的时候，人们在讲坛上点了两枝蜡烛，于是梅雷日可夫斯基便现身出来。他的身材中庸，养着一点小胡子，映着蜡烛发光。他先用法文说了几句话做引子。接着，立刻换了俄国话，他宣称他是那些请华沙的政府向伪基督进攻——即向布尔塞维克政府进攻——的波兰的神秘派们的弟子。他宣称道，“那时，当我们向那躲在共产主义的大氅后面的人打一鞭的时候，那件赤袍便会一块块地碎落下去，于是我们便可以看见魔鬼的尾巴显露出来。”
另一个大神秘派，梭鲁古勃（SOLOGOUB）却留在俄罗斯。可是，从一九一八年起，他就守着绝对的沉默了。在一九二七年，塔斯通讯社把梭鲁古勃去世的消息传布到全世界。这个消息在全世界的报纸上发表，并附记着这神秘派诗人的略传。塔斯社的电报是用这句简单的句子做结束的：“自一九一七年十月起，梭鲁古勃未有作品产生。”
在一九二一年，梭鲁古勃曾经想离开俄罗斯过。他的妻到处奔走着，又向她的一切朋友说，她不久可以得到一张正式的护照而“逃开这个地狱”；可是在动身期前的几个星期，她投奈伐河自杀了。人们只在春天冰溶的时候才找到她的尸身。在整个冬天，梭鲁古勃怎样也不肯相信他的妻子已经死了。乔治·伊凡诺夫（GEORGESIVANOV）在他的书上说：梭鲁古勃很有耐心地等着他的伴侣，在食桌上老替她预备着一副食器。在他家里，一切都照着她出去的样子：结绒线的针还插在绒线里，而梭鲁古勃，在等着他的妻子的时候，读读诗，译译戴奥费尔·高谛叶（THEOPHILEGAUTIER）和魏尔伦（VERLAINE）的诗。
当这位诗人知道了他妻子死去的确息的时候，他便闭门谢客。人们听说他在孤寂之中从事于数学，而当他在经过了一个长期的隐居之后，第一次出门的时候，他对他的一个朋友说：“我在证明在死后灵魂是否继续生活这个问题上用过功夫，我知道他确是继续生活的。现在，我可以确定能在那另一个世界中遇见我的妻子了。”
在想到梭鲁古勃的时候，他的那首那么地受俄罗斯青年讽诵的名诗，便又来到了我的记忆中。在这首诗里，梭鲁古勃把生活比作一个跷板：
在一条喧嚣的河畔，
在一株浓密的松树荫下，
魔鬼用一只毛手，
在推荡着一个跷板。
他推荡着，他笑。
向前，向后，向前，向后……
木板轧轧地响着，弯曲着，
而那魔鬼两手扶着腰，说：
“已把你放在跷板上了，
摇荡着吧，让魔鬼把你带了去！”
在一九二二年，当乔治·伊凡诺夫临走之前到梭鲁古勃那儿去辞行的时候，梭鲁古勃对他说：
“我一生所残余的唯一的快乐，便是抽烟。呃，我就抽烟……”
一九二一年，在亚历山大·勃洛克（ALEXANDREBLOK）死后两个星期，古米列夫（GOUMILEV）被执行枪决。古米列夫的妻子女诗人阿赫玛托娃（AKHMATOVA）停止发表她的诗。她永远不愿意离开俄罗斯，她每天去做弥撒。
凡是在这些悲剧的年头中在彼得格勒的人，都无疑地记得那俄国的旧都城的光景的罢——俄罗斯的都城是在一九一七年迁到莫斯科去了的。这俄罗斯的最大的城变成了一个死城。一些面有菜色的人闯进那些沉静的院子里去，在垃圾里翻寻着，希望在那里找到点食物。那时候，各郊外都组织起来，准备打退尤节尼契（YOUDENITCH）的白军，而在城市的中心，却完全变成荒凉而死寂。那在往日可以算做城中的骄傲的奈夫斯基苑——彼得格拉特的上林苑，野草四处蔓生着。在那就是最大胆的人也不敢去冒险的伯鲁达洛夫路，人们可以在几所荒屋上看见挂着那写着这几个字的牌：“本处出卖狗肉”。
在那些大伽蓝和寺院的周围，有些年老的神秘派徘徊着，颔下长着长须的哲学家皮匠和先知农民，都在荒屋中聚首，谈论魔法，新彗星，和不久会发生的奇迹。那位曾在阿比西尼亚住了很长久的古米列夫，很勤地和这一类人来往。一个没有参加过这一类的集会的陌生人，准会以为自己遇到了一群宗教的狂人，可是，在仔细一听他们的谈话的时候，你便立刻会看出他们所谈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旧将士的名字是常常被人提到，而在这些会集中，人们谈着一个不久的政治变动。
古米列夫不久被捕了。人们在他家里搜到了危险的文件，人们告他参与一个反革命的阴谋。古米列夫的朋友和俄罗斯新诗的爱好者设法去营救他，可是这位诗人突然取了一种那么强硬的态度，致使他因而殒灭。他公然承认是苏维埃政府的死仇，自供曾参加白俄军官的一个阴谋。人们想设法转圜，可是古米列夫却用了他的决不翻供的不可动摇的决意，拒绝了他的朋友们的一切努力，于是他被判处了死刑。在执行死刑前几个星期，他写了一首诗：《迷路的电车》。
彼得格勒垂死的城。没有一个车辆再使这个城的严肃的建筑活跃起来了。突然，在这个荒凉的城里，一辆电车在那主要的街上现了出来。这是一个事实呢还是一个梦？
勒住，开车的，
立刻勒住你的车。
这电车穿过了几座桥，打着铃绕过了那些纪念物，那些教堂。接着，穿过了那些沉静的路，而在这诗人面前显现出来，作为他的生活的象征本身。在古米列夫的想象中，一切都错杂着。他所漫游过的诸国土，他的恋爱；而在他的每一句诗中，都浮出了他的死亡的预感。这预感，在他看来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他看来它是一个未知的世界。那辆电车开到一个发卖“到精神的印度去”的车票的车站去。可是要作这个旅行的并不只是这诗人一个人。那个和他在一起的乞丐，正就是去年他在叙利亚的贝罗特城所看见死去的那一个。这全部迷路的电车只是一个独对着死亡的人的诗：
刽子手也要砍了我的头。
那和死亡的情绪分着这诗人的心的唯一的情绪，是恋爱。这电车不见了，而这歌唱过事物，创造过作为第二祖国的天国，却没有了解离他而去的眼前的实现的能力的大神秘派，也同时不见了。
那些在以“伶人的休息”出名的那个文艺酒场中出入的人们，悲悼着这诗人的早死；可是，好久以来，这些人们都没有遇见过古米列夫，因为这当时一切作家所常去的“伶人的休息”，是已经没有了。
亚历山大·勃洛克是这个酒场的老主顾。穿着黑色的衣服，上衣的纽子一直扣到项颈边，这位象征派的大师，在那里读着他的充满了他对于俄罗斯的爱的抒情作品——他把俄罗斯称为“我的爱妻”。
俄罗斯，可怜的俄罗斯，
在我看来，你灰色的茅屋，
风的歌唱
都是我的恋爱的最初的眼泪。
在这带着一个热烈的注意听着他的热忱的群众面前，那些现代的城市，以及它们的汽车，它们的电车，它们的灯光灿烂的店铺，都靠着这位魔法家，一变而为一个从那模糊了一切事物的轮廓的雾后面显现出来的辽远的梦了。勃洛克的神秘主义是传自佛拉齐米尔·梭洛维也夫（VLADIMIRSOLOVIEV）的。梭洛维也夫是俄国著名的哲学家，在他看来，世界的灵魂是美，永远的女性。勃洛克的那首题名为《美女篇》的诗，便是由这个柏拉图派的哲学所引起兴感的。
可是我们现在来到一九一八年了；那个就是像魏尔哈伦（VERHAEREN），保尔·福尔（PAULFORT）等西方作家也都知道的“迷犬客栈”，那时已经不存在了。“伶人的休息”已被毁去，勃洛克便独自个和革命面对着面了。
和那些酒场的消灭同时，到这时为止一向是勃洛克的俄罗斯的那个俄罗斯，也归于神话之列去了。“北方的雾急骤地流着，正如破舟残片和罐头的白铁之飘流着一样。”玛牙可夫斯基（MALAKOVSKY）在他的《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这首诗上说。
当勃洛克和革命联合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很惊愕。在一九一八年，由于一种天才的直觉，他写了两首关于革命的不可忘记的诗：《十二个》和《西谛亚人》。在这两首诗里，勃洛克努力表示他是时代之子——在这时代中，生活已变成比一切诗高，在这时代中，他必须很简朴地去写他的作品，这样可以感动人们，而阐明那他所经过的历史的事变所含的深意。
那篇《西谛亚人》正如一个雕刻一样，是一气呵成的。这个作品，在大蒙古精神上，曾受了梭洛维也夫的影响。这是对于摇摇不定旧世界，对于古旧的文化的一个呼唤。
老旧的世界，在绝灭之前
在那叫你猜老旧的谜的
斯芬克斯面前站住吧，
俄罗斯是一个斯芬克斯
别人传说勃洛克的《十二个》是一夜写成的。从这篇诗的开始起，象征主义就明显地露出来了：
风刮得那么大，
风刮得那么大！
地，在下面，真滑……
勃洛克接着便描摹俄罗斯的各种不同的阶级和集团。先是那对于自己周围所经过的事一点也不看见，一点也不晓得的，愚蠢，吝啬，自私的小资产阶级。这个小资产阶级是由一个老妇人来代表。这个老妇人，在看见一块写着“全权归于制宪议会”这几个字的大布旗的时候：
……不能明白
为什么把这些告示挂在风中……
而实际上人们可以拿这样许多的布，去补许多件衣服。
现在，是那小知识阶级者来诉怨：
都是叛徒，
他们把文化杀害了！
在这个作品中，我们接着看见教士，资产阶级，流氓等一个个地走过。
到处都上了锁吧，
今夜别人要抢了！
不要关上你们的酒库，
恶徒们要大嚼啊。
他又辱骂着那些在革命中只看见一条致富之道的人们。
这里是民众，被圣洁的仇恨，“神圣的仇恨”所推动，他们这样地吼着：
在那些肮脏的资产阶级的恐怖中，
我们烧起了一把欢乐之火，
全世界都要流血。
那“十二个”，十二个水手，革命的卫兵，在寒夜中向前走着，穿过了饥馑和贫困，去“打破脑袋送死”。他们意识到他们的事业的严重。其中之一向自己的同伴这样地说出他的悲哀的理由：
朋友们，懂得我的不幸吧，
这个少女，我爱过她。
他的同伴们回答：
在此刻顾到你的不幸，
实在不是时候。
一个更重的苦痛等着我们。
特洛兹基（TROTSKY）在他的《文学与革命》上这样写着：“那十二个水手懂得，毁灭这个圣像和跳虱的可怜的俄罗斯，是他们的一个责任。”特洛兹基特别提出这一件事实：亚历山大·勃洛克是懂得“一九一七年十月”标记着那延留了许多世纪的农民们的俄罗斯的终结，标记着这个迷信的文盲的俄罗斯的死灭这件事的唯一的人。
的确，勃洛克写着：
在这很神圣的俄罗斯上面，
火，
在这破落的，
穷困的，
肮脏的上面。
这首诗的最后几句反响着一个神秘的回音：
这十二个这样地走远去，
一只狗在后面跟着，
在前面，带着一块红布，
戴着蔷薇冠，无声地，
耶稣·基督在头里走。
勃洛克完全以这两篇诗表明他对于十月革命的依系。白党和赤党，为了要知道这诗人是反对或赞成革命这问题，互相争论了长久，因为别人虽则再三提议，勃洛克始终不肯出来就一个官职。只有一次，他答应出来参与那关于两个资产阶级的议员新喀雷夫（CHINGARFV）和科科希金（KOKOCHKINE）——在狱中被害死的案子的调查，可是这件案子却很快地被掩了过去。
多病而厌世，勃洛克离群而独居在他的斗室之中，而当夜深人静，全城都已沉浸在黑暗中的时候，在彼得格勒人们可以看见只有一个窗子上还有着灯光，勃洛克的窗子；那时，过路的人们指着那扇有灯光的窗子说：“这位诗人在工作！”
然而，勃洛克却不时地发表着几篇文章；在那些文章上，他对于世人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的胜利，都加以怀疑。在有一篇文章上，他说：“只要地震计的针一转向，那些梅西纳城便都毁灭了。”（译者按：梅西纳为意大利西西里岛上之一城，一九○八年毁于地震。）
勃洛克一死之后，在苏联出版界中，出版了许多关于这《十二个》的著者的研究文章。那些批评家想指示出，人们对于勃洛克的神秘主义是太言过其实，他们说：“在十月事变长久以前，勃洛克早就和革命结合了。”为要证实这论调，他们引证了这位神秘派诗人的一些暗示革命的旧诗，那些诗在他去世以前一向没有发表过，人们是在他的遗稿之间找到的。
在我们上面，
像晨曦在群山之巅一样，
飘着一面旗：国际。
这些论争现在还没有告终，因为要使像亚力山大·勃洛克这位大诗人那样复杂，而在表面上那样矛盾的人格，深入到一个无论怎样的体系中去，实在是一件难事。
梭鲁古勃永远缄默了。古米列夫和勃洛克都已经死了。只有那基督教诗人文赛思拉斯·伊凡诺夫（VINCESLASIVANOV）独自个在混沌之间，在他的蛰居中支撑着。
除了这位学者之外，我们不能相信会有一个对于革命更不关痛痒的人；他的著作是含蓄着永恒的命题的：
阴影上帝。目光上帝。香味上帝。
急促的呼唤，模糊的太息。
罪孽上帝……和王冠。
冒火焰的波浪底无尽上帝，
朽灭的震骇上帝。终尽上帝。
他奇异地使人回想起那生活在大凯萨林女王朝的俄国诗人节尔耶文（DIERYAVINE）。在后面这几句诗上，文赛思拉斯·伊凡诺夫很和《摩诃婆诃罗多》（MAHABHARATA）这部印度的书接近：
而在终尽的后面：爱的开始。
在死亡的后面：死亡的战胜者。
就是在革命以前，这位基督正教的大传教士，也是不很受人作为诗人赏识的。人们指摘他是太书卷气了。他被人视为一位学者和最精明的批评家。的确，只要他在一个私人团体中说一句话，就可以使一位无名的作家立刻成名。我上面说起过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便是一个例。阿赫玛托娃的诗是长久不为世人所知的，可是，在文赛思拉斯在一个晚会中，宣称阿赫玛托娃的一首诗应该视为俄罗斯诗坛中的一个大事件之后，这位女诗人的名字便立刻传遍全国了。
革命清算了文赛思拉斯·伊凡诺夫的诗人身份。对于马克思的方法一点不懂，对于在集会中和咖啡店中宣读的诗怀着敌意，文赛思拉斯·伊凡诺夫便从此不被算作一个批评家了。
人们看见他深闭在房间里，埋头在故纸堆中寻找着稀少的字。被生活所遗忘，他也遗忘了生活，继续着他的哲学文学的研究。
可是，有一个事件发生了，一个使他不得不从他的隐遁所走出来的事件：那演脱胎于中世纪传说的神秘派作品的希伯来戏院“哈比玛”（HABIMA）正有受禁止的危险。那些共产党中的犹太人告发“哈比玛”是一个反革命的活动。他们宣称“哈比玛”替神秘主义作着宣传。
文赛思拉斯·伊凡诺夫抛开了他的研究，去叩那些共产党和国家机关的门。仗着证据，他指出“哈比玛”对于民众的文化的增富上颇有贡献，再则，一种在沙皇时代受查禁的戏剧，在无产阶级制度之下是不能受禁的。
在革命的时期，谁能提出那以个人的名义替一件讼事申辩的人的辩解呢？虽则碰到许多钉子，文赛思拉斯·伊凡诺夫终于动摇了大众的意见：政府允许希伯来戏院“哈比玛”和犹太共产党员开一次公开辩论会。那个因得到第一个结果而增加了勇气的文赛思拉斯·伊凡诺夫，继续四处奔走，而开始请人在反对禁止“哈比玛”戏院的抗议书上签名。诸作家的名字上，又加上了演员、批评家和导演家的名字，于是“哈比玛”便由共产党员的管辖而转到国家的管辖。那神秘派的戏剧便保全了。
巴黎观众之能有在圣马丁戏院对《第布克》（LEDYBOUK）或《高伦》（LEGOLFM）拍掌的机会，那第一得感谢那贤明而神秘的文赛思拉斯·伊凡诺夫。
第二章布尔塞维克诗人
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初，我去访我的一位加入红军的朋友。一个知识者的这一种类的行为，在资产阶级的环境中是一件真正的不名誉之事。资产阶级绝对不容许和苏维埃政府合作。如果一个公务人员继续上他的办公处去，人们就避而远之了，而当人们在路的另一面上看见了他的时候，人们便附着他们旁边的人的耳朵说：“他在布尔塞维克那儿做工。”正好像就是说“这是一个坏人”一样。
我的那位十九岁的朋友，一穿军装露面，便被从家里赶了出去。从此以后，他便住在那离彼得格拉特铺道不远的大公园中的兵营里。在从前，那些时髦人物便是从这条路走到耶尔去的。那耶尔是一个因吉卜赛人的合唱队和附近的跑马场出名的酒场。
“哙，车夫，快点到耶尔去。”一个俄国的谣曲上这样说。这个受着种种传说的包围，又曾供给了无数谣曲的题材的耶尔，是早已关门了。那个生着双重的白胡子的肥大的看门人已经不见了。跑马场已经无人过问了，而在那现在已经荒凉了的空场上，野草到处蔓生着；然而，在离那里几百公尺的地方，在一个名叫“黑天鹅”的别墅中，一个新的生活却组织了起来。
我踏进了一个还挂着陈尘盈寸的水晶灯台的极大的厅堂；在那饰着彩绘的天花板下面，排列着好几排床。在我到了那里的时候，那些兵士正在那里擦他们的枪。穿着一身一直垂到脚边的茶褐色的军袍，戴着一顶工人戴的扁鸟打帽，我的朋友站在一个木箱上指手画脚地高唱着：
在资产阶级们的家里，一个灿烂的庆祝会，
那么样的一个庆祝会！
把那愿意和平的人吊死吧。
谁愿意和平？
一个欢乐的呼声发出来了，
那么样的一个欢乐的呼声！
一个布尔塞维克死了，死了。
一个布尔塞维克，
REQUIESCATINPACE（愿他安息在和平中）
REQUIEM（安息祈祷）！
那死人动着他的手，
哦，那只手！
那布尔塞维克张开了眼睛，
哎，那双眼睛！
还是大风暴吗？
是呀，大风暴！
（《一九一七葬礼》）
那些兵士受着韵律的推动，摇摆着；其中有一个想用一个手风琴去配合那唱诗的人，一边用脚踏着拍子。
我问道：“这是你的诗吗？”
“糊涂虫。”我的朋友回答我，“这是我们的革命大诗人节米扬·别德尼（DEMIANBEDNY）的诗。”
这样，我才知道了节米扬·别德尼（穷人节米扬）是一个姓泊里特伏洛夫（PRIDVOROV）的老布尔塞维克的假名。人们之所以这样称呼他，是因为在一九○八年，他在一张革命报《伊思克拉》（ISKRA）上写过一首题名为《穷人节米扬》的诗。在革命之前，人们是不大知道他的，因为他只在那些革命的报章杂志上发表作品。
我并不是在一个灿烂的坛上，
当着一群兴奋而缄默的整洁的群众前
举起我的那
沉着，破碎，嘲讽而发怒的声音来的，
我这背着一个沉重的遗产的可咒诅的重负的人。
我不是女诗神们的供奉者，
我的坚硬干脆的诗是我每日的功绩。
亲爱的民众，劳动的牺牲者，
只有你的判断对我是重要的，
你是我唯一的评断人，
你，你是思想和希望，而我是它们的言语。
从一九一七年起，别德尼的声誉不断地增长起来。日报每天发表他的诗，人们甚至在壁报上也能看到他的诗。就是那些劳动者，即使是文盲，也知道认为他是革命的第一个诗人。
落叶
我的朋友和我走出了那兵营，而来到了城市的中区。当我们来到了斯达尼思拉夫斯基戏院（STANISLAVSKY）附近的时候——我们当时想去看克努特·哈姆生（KNUTKAMSUN）的《在生活底爪里》——我们碰到了一个戴着红色大领结，眼睛上涂了脂粉的青年；他递了一张小纸给我们，在那张小纸上，通告着伊各尔·赛佛里牙宁（IGORSEVERIANINE）的“诗歌晚会”。
伊各尔·赛佛里牙宁这位名实相副的闺房和客厅的诗人，在俄罗斯享受着一个很不小的名誉。凡是少女而背不出他的几首诗的，实在是一个很少的例外。人们认为他是“自我—未来派”的首领。所以说“自我”，无疑因为他常常用那种不很谦卑的口气去歌唱他自己：
我，天才伊各尔·赛佛里牙宁，
我在一切幕上看见我自己，
我在一切城市中都知名。
而人们之所以称他为未来派，无疑是因为他的形式的独特；然而他的形式却和意大利未来派的形式，以及那被称为“立体未来派”的俄罗斯未来派的形式，一点也没有共同之处。他的诗充满了新造的字和外国字。赛佛里牙宁自以为把法兰西语言的音响性给了俄罗斯语言。有一天，我寻开心念了他的一首诗给一个平民的女子听，她听了一点也不懂，而深信我对她念的是一首法国诗。
伊各尔·赛佛里牙宁歌咏的特别是女人，他不但歌咏女人，而且还歌咏围绕在女人四周的氛围气，从唇脂起到绣衬衣——不用说，是绸做的——为止。有一些批评家称他为“涂脂的理发师”。这位作家把巴黎那些大街上的氛围气介绍到俄罗斯小资产阶级的客厅中来。他所特别爱好的法国字眼是CHIC（漂亮），GALANT（风流），ELEGANT（风度翩翩），ESTHETE（唯美主义者），BOUDOIR（梳妆室），SALON（客厅），ESTRADE（讲坛），LUSTRE（烛台），CABARET（酒场），BOULEVARD（大街）等等。鼻音的子音在他的诗里是特别的多：
香槟酒里放菠萝蜜，
香槟酒里放菠萝蜜，
异常地鲜美，晶亮而刺舌。
我的红军朋友和我一同去参加的他的那次晚会，是他所开的最后几次晚会中的一次。在我们周围的群众，大多是中学校里的女学生，一眼看去就可以知道是不规矩的女性化的青年男子，和那些额上束着一条银缎带的长发敷粉的“艺术家”。可是，当那个长脸的伟人走到了台中央，并起了脚，从袋子里取出一本极小的手册，而开始吟唱起来的时候，我真不胜惊讶了。老实说，这不是一个歌，却是一种单调地哼出来的曲调。
这次晚会以后不久，这位近代的游吟诗人脱离了俄罗斯住到爱沙尼亚去。
我最后一次听到他唱诗是在左保特。只要出五个古尔登（币名），人们就可以在但泽自由市的俱乐部对面的“喀喀都”舞场里，在一次“狐步舞”和一次“希米舞”之间，听他吟他的诗。在舞台的中央，并着脚，他在那由到海滩上来娱乐的德国私娼和侨民所组成的群众间，读着在革命之前曾大受人欢迎过的那几首老诗。在左保特，我觉得这是一个奇观，竟一直听到完才走，可是在莫斯科呢——那已是十二年前的事了——，我们却没有这种耐心，我和我的朋友在晚会还只开了一半的时候就走了出去。
在外面，赤卫队在搜查一切出来的人，拘捕那些带犯禁的武器的人。看见了我的朋友的军装的时候，他们不和我们找麻烦就放我们过去。然而赤卫队之中有一个人，却对我的同伴发了一个友谊的责备；他对我的朋友说：“同志，怎么你也会对于这种集会发生兴趣？”接着他便吐出了一句很有味儿的俄国的骂人话。
知识者们
人们在那儿按着议事日程讨论问题的那些集会，有着一种多么完全不同的光景。苏维埃著名批评家哥刚（KOGAN）教授作了一次演讲，论到：《知识者与革命》。这题目大大地引动了群众，而在那挤得水泄不通的大演讲厅中，人们可以看见兵士，劳动者和水手，与作者们，教授们和学者们群聚在一起。
在布尔塞维克政变之后，左翼的知识者们（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党和自由主义者）都已脱离了他们的职位，因为他们盼望那个在他们看来会使国家趋于破产的制度迅速地崩倒。
苏维埃政府看出自己绝对不能拿另一些知识者去代替这一些知识者。它不得不碰运气去填它的缺；这样，人们便看见工役做了站长，中学学生做了教授或署长。在莫斯科最大的首都旅馆中，在卢拿卡尔斯基（LOUNATCHARSKY）和《新闻报》（IZVESTIA）的编辑史节克洛夫（STEKLOV）旁边，人们可以看见那些由区苏维埃选出来任国家经济或海军等职务的不知名的青年人。我认识一个担任编生活指数报告的二十岁的大学生。在他指挥之下，有一架电话，一个统计专家和一个打字员。在那些一下子握了权的人们之中，能显出天赋的办事才能的人固然也有，可是，没有驭驾政府机械的能力的人，却还是居大多数。
因此，为了革命的利益，苏维埃政府用着一切做得到的方法，努力设法去联合那些知识者，也并不是奇怪的事。
哥刚滔滔不绝地讲着那刚在俄罗斯所经过的事变，讲着知识者的职司和同盟罢业。（在那些工团中，路角上，警署中，人们可以看见那些极大的红布旗，旗上用白粉写着这几个字：“打倒同盟罢业”——每一个字都是写错的。）
当哥刚讲完了他的演说之后，便由反对者起来发言。第一个走上讲坛去的是一个满脸长着胡子的兵士。他的军帽上饰着红布，他的军袍上挂着两条交叉着的红带，而在他的右手上，他执着一面红旗。
“同志们，”他高声喊着，用这三个字把演讲会变成了群众集会，“我在前线吃了四年苦，这为的是谁？为了那些生活在王宫里的资产阶级。这也够了！我们的革命的政府……”
可是在演讲厅中有人暴怒地打断了他的话：
“赶他出去，这真胡说八道！”
可是那个兵士却不为这些呼声所动，继续说：
“……只有无产阶级的独裁……”
打断他的话的人越来越激烈了，而那些反对者也开叫起来：
“对无产阶级的独裁！”
“让他说下去吧！”有几个听众喊着。
“可是他说谎！握了政权的是一群篡夺者！”
突然，在我们还来不及辩明的时候，不知从哪里忽然跳出了许多武装的兵士来，跳上台去把主席和演讲者都蔽住了。
“反革命！混蛋！”一个工人向听众喊着。
那些兵士举起枪来，把手放在弹机上。那时，全个演讲厅中的人便都乱哄哄地转身就跑。秩序是乱得不堪，以致在这向门口冲出去的疯狂的群众中，便一点什么也看不见，可是，在这大混乱之中，人们却可以听到一个女人的尖锐的声音：“言论自由。”
突然，有一群人开始唱起《国际歌》来。这总算情势松下来了。全演讲厅的人立刻接着合唱，一边唱一边向门口走出去。兵士们从台上走下来，混到那已经在路中集成了一个行列的群众中去，接着，突然有人举起一面大旗来，高耸在这人海之上：“打倒同盟罢业”。
第三章在革命中的诗歌
革命给了诗歌一个极大的突进。怎样来解释这个奇怪的现象呢？在饥馑中的一个对于韵律的沉醉！那些有诗人们念他们的作品的地方，是立刻被一大群很复杂的群众所占据了；他们到那些地方去的唯一的目的是听念诗。政治家，艺术家，往时的妓女，中学女学生，大学生，从一个辽远的村庄上来的目不识丁的农民，劳动者战斗员们和伤兵，都挤到那些厅里去。他们懂得那别人对他们念的东西吗？他们感到像叶赛宁（ESSENINE），巴思戴尔拿克（PASTERNAK）那些诗人的诗境的美吗？他们捉摸得住赫莱勃尼可夫（KHLEBNIKOV）的，克鲁契尼赫（KROUTCHENYKH）的超理性诗义吗？还是只因为他们是被那急骤，短促，变易而沉醉的韵律吸引着呢？还是只因为这从俄罗斯的一切地方，一切阶级来的群众是被那言语的崩雪，字眼的音乐，形式的炙热的酒精所魅惑着呢？我相信那吸引他们的是韵律，特别是新的诗歌的韵律。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们怎样来解释那侵占了革命以后的俄罗斯各主要城市的诗歌狂，那些在一切环境，一切地方，用一切语言来吟诵的诗？在咖啡店里，在私人住所中，在工人俱乐部里，在演讲会中，在露天广场上，在会议的开幕时候，人们都念着诗。在一个泛劳动联合会会议的开幕的时候，在对几个诗人拍掌之后，会场中的人们把这政治的讨论会一变而为诗歌的晚会。人们听到一切语言的诗人：从俄罗斯语到鞑靼语，从犹太语到耶古特语。那些诗人们结果用了押韵的诗来陈述他们的政见。例如倍什勉斯基（BEZYMIENSKY）吧，他就用了押韵而有韵律的诗作了一篇被赞扬和笑声所间断了多次的长演说。这篇独特的演说曾载在官报《新闻报》上。
“韵律！它是从哪里来的，这韵律？”玛牙可夫斯基自问着。“在我呢，”他写着，“这是一个声响的律动，一个在我身上回返着的摇荡的律动。韵律可能由大海的声音暗示起，或由那每天早晨打着门，而其脚步的律动印到我脑子里来的女仆暗示起。韵律还是从环地轴转着的大地来的呢，还是从吹着的风来的？它是从内心来的呢，还是从外界来的？要使它觉醒，只要一个激动就够了。桥梁摇荡着，在一个蚂蚁的脚步下有坍下去的冒险，也便是这样的。”
俄罗斯的这种诗歌的沉醉，也可以用这大众的突然的觉醒来解释；它很使人想起黑人的舞蹈，在鼙鼓的有韵律的擂声中，黑人一直舞到气尽力竭为止。
革命把无数的群众投到街路上去。它用一种集团的生活代替了家庭生活：巨大的群众集会，游行示威，常常举行的选举，那已到了一个前未曾有的程度的罢工，防御壁上的战斗，在露天或大建筑物中所开的演讲会等等，把平静的家庭集会抛到了后面去。家庭的四壁坍了下来，人海的潮突然地涌到了公共广场上，郊外的空地上，而一直伸广到乡野。
那被这巨大的群众的光景所骚动，被群众的热忱和那互相口传而扩大了的口号所撼动的革命的诗人，终于在他的诗歌中反映出一个向前进的革命的热情，通俗而有实感的韵律来。那些最初的革命诗人便是玛牙可夫斯基，倍什勉斯基，勃洛克，和许多没有名的诗人们。
在这对于诗歌的大众底热狂前面，人们请大众选他们所爱好的诗人。在选举之日，诗人们不断地在莫斯科博艺学院的大讲堂的讲坛上一个个地出来念诗。混在这广大而热心的群众之中，我听那些诗人念诗。俄罗斯全国所有的有才的诗人，那天都是到场的。那里有最相反的诗派和最不同的政治潮流的代表。人们念着抒情诗和长史诗。人们吟诵着神秘派的和无神论派的诗，祈祷文式的和渎神者的诗，有作用的和客观的诗。每个诗人用他自己固有的方式念他的诗：有时是单调或矫作，有气势或随便，有时声音太高，常常声音太低；听众们夹进去嚷着：“不要那么响！”或是“再响一点！”发狂似地拍着掌，喝着倒彩，互相争论着。
在晚会的终结，人们接着便选举。这一晚谁得胜呢？是那辩论者的玛牙可夫斯基呢，还是那抒情的叶赛宁？是一个革命者呢，还是一个神秘派？群众选举了那最能了解革命，最确切地反映那时候的这国家的灵魂的人，选举了那在政治上和文学上都是一个大事件的最近的诗的作者：亚历山大·勃洛克。
萨洪姆语——维力米尔·赫莱勃尼可夫
在十月革命前几年，我在哈尔考夫第一次看见那些近代诗人们。
这个乌克兰的首都在当时一点也没有什么特点。那是一个像俄罗斯其他那些城市一样的普通的城市：几个比桑丁式的寺院，一些耸立在小木屋旁边的近代建筑物，一条电车路和另一条公共马车路。在那些路角上，一些盲歌人弹着那古旧的弦乐器“班陀拉”（BANDOURA），唱着民间歌谣。一些知识者包围着这些有忠厚长者风的歌人，把这些被遗忘了的古歌一个字一个字地速记下来。正混在这些人之间的时候，我忽然看见了一团奇怪的人：四五个蓄着长头发，穿着黄色和紫色的短褐，脸上整齐地涂着青色或红色的三角形和方形的人们，满不在乎地沿人行路走着。
“这些人是谁？”我问一个过路人。
“这些是诗人。”别人这样回答我。
这句回答是那么地自然，就好像人们说：这是师范大学的学生，或是：这是邮政局的办事员。那时我对于这由服饰的成分来演着一个那么重要的角色的诗歌运动，开始感到了兴味。
哈尔考夫的诗人们，那时都在苏姆斯喀牙路的“艺术家之家”的地下室里聚集。他们编着一个名叫《麦穗》的杂志；这杂志后来由一个题着《七与三》这个怪题名的杂志来代替了。做这个运动的首领的，是诗人维力米尔·赫莱勃尼可夫（VELEMIRKHLEBNIKOV）。他是俄国未来派的创造者，和沈盖里（CHENGELI）一同办那《麦穗》。在一九一五年出版的《七与三》，是偏重绘画的。它之所以名为《七与三》，是因为它的撰述者之中有七位哈尔考夫的艺术家——其中有喀密加（KAMYKA），沙包格（SAPOG），包勃林斯基（BOBRINSKY），和那后来被白党所枪毙了的科沙雷夫（KOSAREV）等画家——和另外三位艺术家。人们称这另外三位艺术家为宾客，因为他们是住在别的城中的；在他们之中，玛奈·喀兹（MANEKATZ）便是一员。
这集团中最特别的人物无疑是赫莱勃尼可夫。他祖先是鞑靼人；蓬着头，满脸长着胡须，老是穿着破烂的衣服，他是永远也不老留在一个地方的。在一星期之中，你看见他在莫斯科，接着又在哈尔考夫或在彼得格拉特，在巴库或在伊尔库茨克。他是一个真正的游荡人，诗歌是世界上唯一使他感到兴趣的东西。凡是他经过的地方，诗人和艺术家的团体都组织了起来。广大的读者都很不知道他，因为他决意不创作那些可懂的诗，而置全力于一种用“萨洪姆”（ZAOUM）语写的诗，即一种“超理性”的诗歌，赫莱勃尼可夫结连那斯拉夫古语言的语根去造他的新字。他带着一种真正的魔法家的天才去使这个语言复生，加着接尾字，接头字，而又往往单用一个语根的字去写他的诗。他的那首在《印象派研究》杂志的灰丁香色的纸上发表的诗《笑者》，便是这样而闻名于俄罗斯全国的。赫莱勃尼可夫作了许多哲学的探讨。在这一个领域中，他写了些真正科学方法的文章。他书看得很多，很少有一个天才会被他漏过。在莫斯科，他认识了玛牙可夫斯基和蒲尔鲁克（BOURLOUK）。虽则他时常要发癫痫病，他却不倦地绝对不肯抛弃那他所谓诗歌的实验室的“萨洪姆”。人们称他为“书法的殉难者”。
当大革命爆发出来的时候，他是在伏尔加区域中。在一个火车中，他被一些强盗剥去衣服推下车去。生病，乏力又饥饿，他到他所碰到的第一个警署里去求助。那些办事员看见他浑身赤裸着，只裹了一件大氅。一个办事员认出了他，于是人们便给了他一个工作做。这样，赫莱勃尼可夫便做了守夜人。那个时代，俄国正大闹饥荒。那时赫莱勃尼可夫写了许多首完全不懂的诗；在那些诗里，他请全世界来救助俄罗斯。他的有一首诗题名为《吹角吧，呼喊吧》，另一首诗题名为《为什么？》。这第二首诗把孩子们的苦痛描写给我们看，他描写那些孩子们捉蝴蝶去做汤，吃青虫过日子。他也可怜那些动物和植物的命运：
白杨和青松相抱着，
或许明天人们会把它们砍下来吃。
赫莱勃尼可夫在一九二一年逝世，他的朋友们在他的墓石上刻着这几个字：“地球主席赫莱勃尼可夫之墓”。
他的逝世差不多没有什么人知道。饥馑侵占着全国。在那些被大旱所炙烧的野地上，一群群沉静的人们日夜地徘徊着，低倒了头，绝望地在寻找点什么食物：野草或是土虫。苏维埃政府无疑地努力想帮助那些和革命结合的作家们，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应该集中它全部的努力去帮助那些饥民，组织文艺界当然是余事了。可是有一件闻所未闻的事实，突然地惊起了一个地方的当局，觉醒了中央政府的注意。在辛皮尔斯克有几十个人聚集在一个演讲厅里念“饥饿的诗”。那是一种吃人肉的宣传。一些绝对不肯说出真姓名来的不知名的人，开始朗诵那些赞扬人肉的味儿的诗。其中有一个人甚至竟这样说：
哦，煎炙的少女的股肉，
是多么地鲜美啊！
政府取了严厉的手段，于是这一类的宣传便立刻终止了。
只是在以后当饥馑已变成了一个辽远的噩梦的时候，人们才开始说起赫莱勃尼可夫来。许多苏维埃的批评家发表了许多关于他的著作的研究。就中特洛兹基特别宣称，赫莱勃尼可夫虽则不是诗人，却还是一个研究诗歌的学者。大家都同意承认他是苏联新诗歌的推动者，大家都对于他的早死表示遗憾。
第四章意象派——赛尔该·叶赛宁
在十月革命的初期，最兴旺的文艺咖啡店是那意象派们作聚会之所的“神马的马厩”，以及那“未来派的咖啡店”。
在一个不注意的顾客看来，“神马的马厩”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人们在那里看见好几排的桌子，正如在世界上任何咖啡店中所看见的一样。可是，在有几张桌子上，人们却可以看见，在一块玻璃板下，有信，诗，素描，木刻画等放着。在公共集会的那些日子，那些作家们走上那个搬到这咖啡店中来的讲坛之上，念他们的作品或是讨论他们的艺术。有时这种晚会竟会退化到变成哄闹，特别是在有几位主顾超出了他们的饮量的时候。
式尔式涅维契（CHERCHENIEVITCH），玛连霍夫（MARRIENHOF），叶赛宁和库西可夫（KOUSSIKOFF）做着这团体的轴心。据他们的意见，意象应该是一切真正的诗的基础：
那贤明的园丁，秋天，将剪去
我的头的黄叶。
这些诗人的意象，老是从自然界和农民生活中借来的，特别是自从那从前做农民的赛尔该·叶赛宁加入了这个团体以后。
在大战以前，这种农民的时髦已经流行在俄罗斯的资产阶级环境中了。作者哥罗德兹基（GORODETZKY）带着巨大的同情款待那些从乡村间来的诗人们。他老是在他们之间发现新的天才，他又常常开那些农民诗歌的晚会；在那些晚会中，每一个诗人都穿着他的本地服装出来。当农民诗人克鲁也夫（KLOUIEV）把赛尔该·叶赛宁介绍到这个环境来的时候，那简直是一个大事件。著名的女诗人茜娜伊达·希比乌思（SINAIDAHIPPIUS）拿起了她的手眼镜仔细看着叶赛宁，高声说：
“一个农民！一个真正的农民，一个地道的农民！”
那个在当时只有十七岁的叶赛宁，便立刻被这个上流社会的一切贵妇人和一切学时髦的人所包围住了。人们很快乐地听着他。因为叶赛宁有一个乡下的音调，他把那些O字念得特别重。
“你怎样说的？”别人问他，“再说一遍吧？诗歌。哦！这真有味儿！”
在那个时代，叶赛宁穿着一身农民穿的短褐和“伐伦基”：一种用粗布做的短靴。
有一天，希比乌思问他：
“嘿，你穿鞋套吗？”
叶赛宁把事实讲了出来，还天真地加一句说：
“混蛋才知道这不是鞋套，却是‘伐伦基’。”
他还对他的朋友讲，那些邀请他去的女士们，是浑身脱得精光地在她们家里接见他的。
“她们和我接吻的那种样子真怪，”他说，“好像她们要吮我的嘴唇似的。”
有些苏维埃的批评家曾说，叶赛宁是“被那些堕落的人们所杀死的诗人”。这句话是很确切的。
叶赛宁也很受那知识阶级的精粹所爱。那伟大的优伶喀却洛夫（KATCHALOV）说，当他到外国去的时候，他所随身带的唯一的书是叶赛宁的一本诗集。
高尔基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所听到的叶赛宁的最初几首诗，使他起了一个不能遗忘的印象。有一天，叶赛宁和他的妻子伊莎陀拉·邓肯（ISADORADUNCAN）去访高尔基。当高尔基听着这位诗人念他自己的诗的时候，不禁流出眼泪来了。真的，叶赛宁念他的那些背得出来的诗的时候——即使他是喝醉了——确实有一个真正的天才。当他喝得大醉特醉而到一个集会中去，准备闯一个什么祸的时候，人们便请求他念几首他的诗去镇定他。俄罗斯闻名的批评家伏朗斯基（VORANSKY）说，有时叶赛宁听了别人的话，于是大家便掌声雷动地欢迎这位诗人上去。
玛牙可夫斯基不很喜欢叶赛宁，而在许多文章上攻击他，因为玛牙可夫斯基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诗歌理论。只在叶赛宁去世之前不久，玛牙可夫斯基才想把叶赛宁拉到未来派的团体里去。他第一次遇见叶赛宁是在克鲁也夫家里。
“我和你打赌，”玛牙可夫斯基对他说，“你不会再长久穿这身农民的短褐了。”
实际上，当玛牙可夫斯基在高尔基家里第二次看见叶赛宁的时候，叶赛宁已穿着一身便服了。
有一天，伏朗斯基看见叶赛宁正要跨上一辆雪车，身上披着一件披肩，头上戴着一顶大礼帽：“叶赛宁，你为什么这样乔装？”
“我要，”他回答，“和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普希金相像。”
苏维埃政府把叶赛宁像一个骄宠的儿子似地对待。他们对于这诗人醉后的反革命的谈吐装聋作哑。他老欢喜说：我也是拥护苏维埃的，可是我不是共产党，我不会让你们在我嘴上戴一个嘴套子。
然而叶赛宁却妒忌和劳动阶级并和它协力工作着的那些作家们联在一起。
在叶赛宁死后，当特洛兹基恳切地哀悼他的时候，布哈林发表了一篇攻击叶赛宁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他指示出叶赛宁只在那些正在消灭的东西上汲取他的兴感。
“无疑，”布哈林说，“叶赛宁是有天才的，可是莱洪·都德（LEONDAUDET系阿尔封思·都德之子，法国保王党领袖之一——译者）也是一位天才作家啊。我们却并不因此就不去打倒他。”
而玛牙可夫斯基，在说到叶赛宁的时候，说道：“人们主张替卡尔·马克思立一个纪念像，叶赛宁却无疑会喜欢别人替母牛造一个纪念像，而且那纪念像还应该表示那头母牛正在想用它的角阻止一个机关车的进行。”
赛尔该·叶赛宁曾写过他自己：
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
他的历史是很简单，
他生着像夜一般黑的头发，
和一双柔和的青眼睛。
他的伴侣是基督和他的猫。他不但歌咏猫，而且还歌咏马，鸡，牛和整个自然界。他看见他的祖国，俄罗斯的乡村，一天天地被铁路所侵略而抱憾，他高声说：“我是最后的田园诗人。”
他还说：
在淡青色的田野的工场上
不久铁的生客将出现了。
在他的有一首诗里，他说着一匹想赶上火车的小马，他含泪笑着：
我亲爱的小傻子
你向哪里跑，哪里？
难道你不知道
那钢铁的机器
已战胜了活马吗？
看见叶赛宁在莫斯科路上当着那挂在肉店的牛头脱帽行礼，或是看见他像一个贵妇曳着长裾似地曳着一根马尾，实在是常有的事。在和伊莎陀拉·邓肯结了婚之后，叶赛宁在全世界作旅行。他到巴黎，柏林，美国去。那时这个农民的儿子便得了一个医不好的病：怀乡病。叶赛宁觉得西方是那么地住满了人，竟连一块吐痰的地方也没有。他梦想着他的草原。可是当他回到那里去的时候，他不复能在那里找到安慰了。这个原始的人已经被西方的颓废所变坏了。他割断了动脉，接着又上吊，这样地结束了他自己的生命。
他最后的这首诗，是在一九二五年他三十岁的时候用他自己的血写的：
死并不是很独特的，
可是活也不是一件很新的事。
他是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死去的，年纪刚只有三十岁。特洛兹基在他的一封信上这样地说着叶赛宁：“叶赛宁不是一个革命者；《二十四岁的歌》的作者特别是一位抒情诗人，但是我们的时代并不是抒情的。为了这个缘故，叶赛宁那么快地结束了他的生命……”
“如果他生活在一个并不必须要作剧烈的斗争，而有着友谊，爱，以及人和人之间的亲睦的和谐的社会中，那么他的兴感便不会那样的奔放了。那种时代总有一天会到来的。在这个我们还要作着无数无情而有利的斗争的时代之后，另一些时代会接着来的。在那时候，人的个性将极度地发展，而抒情诗亦然。那时候革命将第一次替人类不但获得面包权，而且还要获得诗歌的权。叶赛宁在临死时用他自己的血所写的诗，是为谁写的呢？或许这个传言是写给一个尚未产生的人，是写给那个我们努力要创造出来的人的吧。这位诗人之所以溃灭，是因为他不认识革命。可是在以后，革命将以未来的名义认他为自己人。诗人已死了。诗歌万岁！”
诗人的动员
商业被禁了。商店的门窗都紧闭着，它们的锁也锈了。门前挡着木板的那些小店铺，简直像是棺材。米牙思尼次喀牙街的那一排连续不断的店铺，是完全荒废无人了。在莫斯科郊外的工业区中，烟突已不复冒烟，受了恐怖的打击的知识者，惊愕地望着那在他周遭展开来的景象。
那受着敌人包围的革命，到处看到了谋叛。
房屋，电杆和小木屋上，都贴满了布告，命令和口号。“为布告事，为布告事，为布告事。”那些命令上这样喊。“总动员令”，“不和我们一起便是反对我们”，“不劳动的人不能吃饭”等等，在一切路角上显示出来。疲倦的目光望着这些布告，一点也不留意那些写在木棚上，或是写在那些摊在荒凉的市场上的木板上的诗。到处是群众集会，骚扰。武装的工人们，载满了兵士的运货汽车，在莫斯科的街路上巡游着，把泥水溅到了那些胆小的路人身上。在这个热狂的活动之间，谁也不注意到一辆小货车开着快车穿过了城市。
几个“神马的马厩”的老主顾，惊愕地认出了那三个手里拿着毛刷的意象派的首领。
“这些诗人到哪里去？”
他们想着，可是他立刻就把这个不意的邂逅忘记了。那辆小货车在一个路角上停止了下来。玛连霍夫拿出了一张印刷的纸，叶赛宁拿出一个桶子，于是，在转瞬之间，库西可夫贴上了一张布告。整天之中，这三个意象派贴着他们的布告。有这样的几千张布告，分播在莫斯科的各街路上：
全世界的意象派联合起来。
诗人，画家，作曲家，舞台监督和今日艺术的朋友的总动员令
（第一号）
本年六月十二日星期日，将举行新艺术的寻求者及宣传者的游行大会。
集合处：剧院广场，时间：下午九时。
游行路程：特佛尔斯喀牙。普希金纪念像。
节目
实力检阅。演说，乐队，诗歌，绘画飞行展览会。
今日艺术的一切朋友和赞成人必须出席：
一意象派；
二未来派；
三其他团体。
动员令原因：对于今日艺术的宣战。
不和我们一起便是反对我们
今日艺术的领袖。意象派中央委员会。
诗人：赛尔该·叶赛宁，亚力山大·库西可夫，阿纳托尔·玛连霍夫，佛拉齐米尔·式尔式涅维契，尼古拉思·爱尔特曼（NICOLASERDMAN）。
画家：乔治·牙库洛夫（GEORGESYAKOULOV），包里思·爱尔特曼（BORISERSDMAN）。
作曲家：阿尔森·阿夫拉阿莫夫（ARSENEAVRAAMOV），巴夫洛夫（PAVLOV）。
意象派诗人秘书：伊凡·格鲁西诺夫（IVANGROUSSINOFF）。
一九二○年六月十二日下午九点钟，剧院广场上黑压压地挤满了人。那些不知道底细的好奇者，问自己旁边的人这骚动的原故。
“一个总动员。”人们回答。
“不是的，”另一个人夹进去说，“你看见了布告吗？”
“当然看见口罗。”
“呃，那么你应该懂得，人们对那些诗人下了动员令，派他们到波兰前线去打仗。”
“那么你呢，”那第一个人问，“你是诗人吗？”
“我吗？不是，可是谁知道到底是不是。”
突然，那意象派画家牙库洛夫的强有力的肩幅，在人头的潮上显出来了。
“上去吧，牙库洛夫，”那些意象派鼓励着他，“你有一个钢铁一样的嗓子。”
牙库洛夫还没有说完几句话，苏维埃民军的步兵和马兵突然从四处涌了出来。在几分钟之内，广场已被肃清，而那意象派的参谋部也都被捕住带到“契卡”去了。库西可夫开始解释他们的事件来，他说：“我们是时代的孩子。在革命时期中，诗人们应该用社会活动去在艺术的战线上采取攻势。”
由于这句含糊的话，那些意象派表达出他们的对于被扩大的社会思想的活跃的宣传所遗忘或抹煞的恐惧来。
人们不发表意象派的作品了
两天之后，他们都被释放出来，可是，因为一切杂志和出版部已决意不发表意象派作品，他们的活动力现在便很受阻碍了。这是意象派诗歌所受到的一个重大的打击，因为在当时要印一点东西或得到一点纸张，是需要经过许多批准的。然而那些意象派却不服输。“如果他们再妨碍我们的作品下去，”式尔式涅维契在那博艺学院举行的集会上说，“我们便要在伏洛夫斯基（VOROVSKY）本人的背脊上发表我们的作品。”
那个在几年之后在瑞士被孔拉第（KONRADY）杀死的伏洛夫斯基，在那时是国家出版部的主任。
可是意象派作家们的这种威胁和行动，都一点也没有用处：不发表他们的作品的决意丝毫也没有变动。
然而，意象派们的诗歌小册子却继续地在出版。而当库西可夫的诗《向没有一处去》印了两万份出版的时候，“契卡”发动了它的全部人马去找那印刷人。他们到处搜寻着，想不到那印刷者却是“契卡”印刷部的排版人。那排版人是那些诗人的朋友，他答应偷偷地替那些意象派工作。
耶稣受难寺
有一天，叶赛宁有了一个新发明：
“你瞧，”他指点着耶稣受难寺对库西可夫说，“在那些大墙上，一张布告也没有，这真是不可解的事。”
全城的墙上都贴满了布告，以致要想贴一张新的布告上去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只有这寺院的围墙却独免于难。
就在当天夜里，叶赛宁，库西可夫和玛连霍夫，带着一桶黑颜色和几枝刷笔，动身到耶稣受难寺去。
一小时之后，便有三个签名，写在那用巨大的字写的三节诗下面。
玛连霍夫这样地向玛丽—玛德兰致辞：
我也要穿着新的衬裤
到你家里来了。
叶赛宁熟稔地呼着上帝：
主啊，生小牛吧！
库西可夫把他的诗献给那刚去世的亚力山大·勃洛克。
那时是夜间一点钟。一切的酒店（除了几家这三位意象派领袖被人认得很熟的文艺咖啡店）以及那些夜酒场，都已在好久以前禁止了。
有些人是能在一切制度之下适应一切环境的。那红发的佐治亚人米哈科（MIKHAKO）便是一个例。虽则冒着极大的危险，这个人总能设法私下地维持他的夜酒场。在那里，人们卖酒精，人们介绍妓女。
这三位诗人决意到米哈科那里去度夜，也不管明天和那等着他们的麻烦。
风，吐出你一堆堆的叶子来吧，
我是无赖，像你一样。
（叶赛宁《无赖》）
那红发的佐治亚人的铺子里的酒精很坏。“喝了这样的烧酒，那些汽车都会变成疯狂了。”叶赛宁对他的朋友们说。人们喝着这种混合酒，因为那却也是人们能在莫斯科找得到的最好的酒。爱喝酒的人甚至还买动物博物院用的酒精。人们称那种酒精为“蛇酒精”。
在这个出名的夜里，叶赛宁说人们给他喝“婴孩酒精”，意指那种浸胎儿的酒精。
第二天早晨，一大群的人在那寺院前面站住了。顽童们攀到电杆和栏杆上去，坐车的人们勒住了他们的马车，去看那些尼姑起劲地洗刷那些写在墙上的大字。暴怒的节米扬·别特尼在群众之间挥着他的臂膊。
看看自己不能免于被捕，那些意象派便每人抱了一个枕头一直到“契卡”去。“契卡”的主任曼金斯基费了大劲儿晓谕他们，说他们这样使苏维埃的权能失了威信。这团体中的代言人库西可夫回答他说：“我们是时代的忠实的孩子……别人和我们捣乱……别人不愿意再印我们的作品……”
虽然这样，他们总还坐了十天监狱。
“时代的忠实的孩子”
那位赤骑兵队的著名的领袖布德尼（BOUDENNY），是常常到“神马的马厩”去的。
用手指着叶赛宁，布德尼用他的又粗又响的声音说：“让这个红头发的未来派来念诗吧。”布德尼对于诗歌当然已不是门外汉，可是他还没有辨别意象派和未来派的能力。
意象派们继续念读他们的诗，讨论艺术，又对群众解释“他们是时代的忠实的孩子”。他们现在只把他们的活动限制在“神马的马厩”中，但是他们的安静却只在外表。在他们自己之间，他们偷偷地在发明新的“花样”。“不能老这样子地下去，”他们在没有旁人的时候说，“别人监视着我们，别人不要印我们的作品。我们应该用尽心力去对付他们。”
那“花样”很快地被找到了。
我们知道，布尔塞维克政府曾用了那些共产党的领袖和革命的日期，来作一大批的街路的路名。
用了梯子，铁钳，锤子，钉子，那些意象派动手把那些还没有调换的路牌挖下来，而把他们预先预备好了的新路牌换上去。
有一位意象派对我说，那些和巴黎的路牌相像的路牌（蓝地白字），曾花了他们许多的钱。
这样一来，彼得洛夫拿街改上了意象派玛连霍夫的名字了。
侍从长路（KAMERGERSKY），即有思丹尼斯拉夫斯基（STANISLAVSKY）艺术剧场的那条路，变成了叶赛宁路。
报纸路从此便应该叫做库西可夫路。
第一天，一个人也没有注意到这个改变，第二天也没有，第三天也没有。第一个注意到这个改变的是那些马车夫。
况且那又是叶赛宁自己引起他们的注意的。他这样地办：叫过一辆马车来，对车夫说：
“拉我到叶赛宁路去。”
“你怎样说？”那车夫问。
“叶赛宁路。”
“叶赛宁？不知道。”
“怎样？”叶赛宁发起脾气来，“你不知道革命的那些伟人吗？”
那车夫发起抖来了：
“怎样会不知道，我知道的。同志，你怎样说？叶赛宁路？我认识那条路，可是请你把那条路的旧名对我说一声吧。”
“侍从长路。”
“是呀，我认识，我怎样会不认识那位大革命家叶赛宁呢？”
这个玩笑这一次可又差点闹坏了。
被传到苏维埃广场（旧名思考勃莱夫广场）的莫斯科的苏维埃去，那些诗人由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主席喀门奈夫（KAMENEV）亲自接见。
喀门奈夫向他们讲了一长篇修身之道，最后这样结论：
“你们已不是胡闹了，却是罪犯了。”
库西可夫这一次又不得不出来解释：
“你要怎样呢，喀门奈夫同志，我们是时代的忠实的孩子……别人和我们捣乱，别人不再发表我们的作品……”以及其他等等。
这件事一直闹到列宁那里。在听着那些意象派的话的时候，弗拉齐米尔·伊里奇似乎颇为发噱，可是他劝他们以后不要这样胡闹。
这个最后的玩笑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禁止发表意象派诗人的作品的命令终于取消了。
团体的解散
在苏维埃的政治上，开始吹出了一阵新的风。政府预备实行NEP（新经济政策），那些意象派便得到了开一家书店的批准。这是给NEP行开幕礼的第一家私人商店。这家书店名叫“诗人们的旧书铺”。
那些意象派很快把旧书铺的书架上填满了大批的书籍，因为资产阶级把那些稀有的书籍用一种贱得惊人的价钱卖出去。
那些意象派们开始展开一个巨大的活动力。他们开了一家出版部，在那出版部中，任何有一点才能的青年作家都可以出版书籍。此外，他们还组织了许多近代书籍展览会，绘画展览会等等。
不久，意象派的内部发生了一些不小的争论。式尔式涅维契长久离开了他的同伴。玛连霍夫现在也主张一个诗人应该想到他自己的知识的发展，而不应该去做那种喧闹的宣传运动了；叶赛宁嫉视着玛牙可夫斯基，库西可夫却动身到国外去了。
意象派便是这样地完结的。
第五章俄罗斯的未来主义
一九一八年。阿拿斯达谢夫斯基·贝雷乌洛克是一条浸沉在黑暗中的小路。我听到过路人，马车夫和报贩的喊声：
“当心！哙！哙！”
“莫斯科晚报。最后版。狄本柯（DGBENKO）逃走。莫斯科晚报。最后的新法令！”
“哙，哙，当心！”
“车夫，哙，车夫！”
我清楚地听到雪车的铃声，马的喘息声。在我的面前的是一个马夫，坐在他的座位上，手拿着鞭子。雪车在“未来派咖啡店”门前停了下来。我很快地走下了那通到一种地窟去的盘旋楼梯。当我拿出我的门票去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从场中升起来的霹雳般的声音：“普希金吗？”那个人把涎沫吐到脚边：“这就是所谓普希金！”
这无疑是一个未来派，正在替那吃了许多年要熟读普希金的整篇的诗的苦的那些一代代的中学生报仇。
我一进去门就关上了；我一时间被香烟的烟和茶的热气的浓密的烟雾所弄得眼睛也张不开来。人语声音，玻璃杯相撞的声音，在我周围的几个人的涂了颜色的脸，这个厅里的墙上装饰：这些在最初都使我吃惊。然而，慢慢地，我对于这奇怪的布景稔熟起来，我便和这未来派的环境有了接触。
在知识者的环境中，人们常常讲起他们，可是人们对于这个派别的理解，却是很含糊的；凡是诗人或画家，只要显得有点深奥，便立刻被人归到未来派的旗帜之下去。他们的那个一九一○年创立的会，名为：立体派·未来派·印象派的集团。
当意大利未来派的首领玛里奈谛（MARINETTI）来到了俄国的时候，这团体的意识形态便变成格外清晰了，那时他们创立了那个立体未来派集团。
在大战期间，一些未来派的人，玛牙可夫斯基，蒲尔鲁克，赫莱勃尼可夫和克鲁契尼赫，出版了一份报，曾被沙皇的书报检查机关收没了许多次。
在这个时代，玛牙可夫斯基常常跑进一切咖啡店去，怂恿人们买他的那本题目惊人的书：《穿裤子的云》。因为没有人注意他，这位诗人便穿上了一件黄色的短褐，回到那些咖啡店里去，用这一类的话对那些主顾讲：“诸位混蛋！你们知道这本书是什么？你们要晓得，每一个聪明的人的桌上，都应该有这一本书！”
被这一类的话所引起了兴致，人们都相信了他而买了那本《穿裤子的云》。
在革命之前，人们已经感到传统的诗歌应该让位给一种更动力的，更和世界的演进协和的新诗歌了。
且说我那时处身在一间大厅之间。在中央，高高地摆着一张圆桌子，桌子边坐满了人。茶水使那从苍黄色到深绿色的玻璃杯子发着光。在大厅的四面，摆着一排排的小木桌；在墙上，人们可以看见一些构图，圆圈，涡形圈和字母。在盥洗室的两扇门上面，有着一个写成半圆形的题字：“雄鸽子，展开你们的翼翅。雌鸽子，展开你们的翼翅。”一个沙丁鱼空罐头是挂在墙上。天知道它象征些什么！那些未来派混在群众之中，他们徘徊着或骄傲地站着。其中有一个生着金黄色的长头发，额上束着一条丝带，颊上涂着粉的人热烈地辩论着。突然，我听到他绝对失了自制力地用一种尖锐的声音大喊着：
“你们勉强我们用一种我们连有也没有的暴力，来攻击你们的艺术！”
“嘿，嘿，”那和这人对话的人，用一个出色的唱低音的人的声音回答，“一种你们连有也没有的暴力吗？这真是有点独特了！”
那真可以算是一个市集。大家都一齐说着话。蒲尔鲁克把肘子撑在一张桌子上，隔着他的单眼镜望着全厅。喀勉斯基（KAMIENSKY）那抒情诗人，站着喝着他的茶。
突然，玛牙可夫斯基走到台上去，他一只手拿一个盛满了肉的盘。看见了他的时候，厅中一部分的人站了起来，唱着未来派的颂歌：
在最后的资产阶级者
还活在世上的时候，
我们吃菠萝蜜吧，
我们吃鹅吧。
这同样的一节唱了许多次，韵律是越唱越快，词句也稍有变动：
资产阶级的混蛋，
你的末日到了，
我们吃菠萝蜜吧，
我们吃鹅吧。
玛牙可夫斯基把他的肉拿在一只手里，另一只手里拿着一个铃。他已不穿他的黄色的短褐了。面对着群众，他头上还戴着他的那顶工人戴的便帽，他的项颈上围着一条红色的围巾，这使他样子活像一个流氓。
喀勉斯基发言了。这位抒情诗人穿着一双短靴，一件钮子一直扣到项颈边的上衣，和一条裤脚缩紧的裤子：
“我要向你们念一首我在飞机上写的诗。”他说。
在念诗的时候，他摹仿着马达的声音。在他念完了的时候，一个拍掌的人也没有，因为人们对于这一类的诗已经听惯了。
玛牙可夫斯基站了起来。他正开始读诗的时候，一群的劳动者正走进厅里来。座位已经没有了。人们站在凳子上或桌子上听着。在玛牙可夫斯基把他的诗念下去的时候，人们感觉到他抛弃了他的个人主义，而想去和革命携手。头向后仰着，臂膊向下垂着，捏着拳头，这位诗人背诵着他的诗句：
我们将祝庆
那些反叛，那些暴动，
在革命的日子，
你，
踏碎头颅向前进的你，
我们的第二个生日，
世界成熟了。
这首诗的每一个字都像一颗弹丸似地击中了听众。玛牙可夫斯基已经向大众说话，而且努力想做他们的代言人了：
今天
由剧场的烟
我们的语言将燃烧。
人们预感到，这咖啡店的狭窄的四壁不久要坍了：
走出去，到街路上去……
未来派们，
大鼓和诗人！
人们不断地大声拍掌，可是有一小部分的听众却反对：
“可是这是宣传啊！”
一个人突然站了起来，当面向玛牙可夫斯基大声说：这是书狂！
玛牙可夫斯基从坛上跳了起来，抓住了那个人的项颈：
“妈的，”他喊着，“你这混蛋！”
可是蒲尔鲁克去解劝开来，他想平了他的朋友的气：
“伏洛加（玛牙可夫斯基的名字佛拉齐米尔的昵称——译者），放了他吧，平静点吧。”
“这是列宁的方法。”那人喊着。
“对付一段木头也用列宁的方法！”（译者注：这里，说话的人玩弄着文字，“木头”俄文为POLENO，其发音与“像列宁一样”相同。）
一个剧烈的争论起来了。蒲尔鲁克巧妙地取笑他的那些对敌。每逢有人说出一句平凡的话来的时候，蒲尔鲁克就向着群众说：
“我请诸君注意这个非常独特的思想吧。”
玛牙可夫斯基走到我的桌子边来。他手里拿着一本薄诗册。他怂恿我买它：
“玛牙可夫斯基的天才的诗。”他说。
那本小册子是：《穿裤子的云》。他真是不会疲倦的。他主办集会，他读诗，他在争论中起劲地争论，他吵嘴，他打架。现在他又手上拿着一幅图画走上台去了。远远地，人们看见一幅用两种颜色画的画布；灰色和紫丁香色。
“蒲尔鲁克的杰作。一百五十卢布。谁加价？”玛牙可夫斯基大声喊着。
“二百卢布，谁加价？”
“三百卢布。一……三百五十……二……”
在厅底里，在我的旁边，有一个神气之间好像对于这拍卖很感兴味的人。加价的便是他。他嘴里含着一根极大的嚼烟草，不时地用一根小木棒移动着它。最后，那幅图画被他用五百卢布买了去。我看见他向蒲尔鲁克庆贺其作品。
这个竞卖结束了的时候，人们便请听众发言。凡是一切愿意念自己的诗的人，都可以出来念。一个兵士走上台去。他对我们讲他是从土耳其斯坦来的。他并不念诗，却对我们说：
“在土耳其斯坦的一个沙漠中央，有一座回教寺院。不论你是从哪里来的，当你走到那个寺院里的时候，那些墙便弯下来向你行礼……”
“我限制演讲人讲五分钟。”玛牙可夫斯基不耐烦起来了。
温顺地，那个演讲人不讲完他的故事便走下台来。
接着他上台去的是一衣服穿得很古怪的人。他的脸上涂满了紫色和绿色的斑点。他讷讷地说着一些不可懂的字眼，可是蒲尔鲁克却打断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