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自序

收集在《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这本论文选中的文章，是我在1980年到1998年之间发表的论文中的一部分。它们反映了我在这段时间内所思考的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

例如，《论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一文，发表于1980年。这时正值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不久，拨乱反正，百废待兴。我感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教育事业不但没有任何发展，反而遭到十分严重的破坏，教育出现了大倒退，其原因之一在于从领导人到一般群众都轻视教育，轻视人才的培养。因此，必须把发展教育和重视人才视为当时最重要的工作。这篇文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我指出，不重视教育，中国不仅会失去现在，更会失去未来。

《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一文发表于1986年。中国的经济改革从1979年算起，至此已经进行了大约7年多。农村的家庭承包制已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农产品供给大量增加，人民生活已初步改善。这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城市经济中推进改革。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必须把国有企业改革放在首要地位，即必须把政企不分、产权不清晰的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为自负盈亏和自主经营的多元投资主体的企业。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保证，也是今后中国经济顺利发展的制度前提。

接着，在1987年我发表了《社会主义所有制体系的探索》一文。这是一篇讨论今后长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的多元所有制格局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中国今后的所有制体系将是一种二元经济体系：一方面是少数大型的企业集团，它们是多个投资主体投资形成的；另一方面是大量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承包制农户，它们中以个人投资或合作社投资为主。这种二元经济体系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缓解就业压力和提高居民收入等问题都会起到良好的作用。

《贫困地区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一文发表于1991年。这时，我兼任了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的顾问，从事环境经济方面的研究。在调查中，我越来越感觉到发展贫困地区经济和保护环境、治理环境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单纯扶贫而不致力于贫困地区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将事倍功半，不能使那里的人民真正脱贫致富。一年之后，中国政府成立了中国环境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我被聘为中方委员兼环境经济专家工作组组长，继续这一领域内的研究和政策咨询工作。

1993年，中国出现了投资过热现象，从而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怎样应对这一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当时普遍关注的问题。我发表了《非均衡条件下经济增长与波动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阐述了我对政府调控政策的观点。在这篇论文中，我提出了非均衡条件两条警戒线的分析思路。由于中国经济是非均衡的，因此无论是失业率还是通货膨胀率都大于零应该被认为是必然的，不可能把警戒线定在零失业率或零通货膨胀率的水平上。究竟多高的失业率或多高的通货膨胀率可以作为警戒线，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再定。而且，应当设立两条警戒线，我把它们分别称作第一警戒线和第二警戒线。这样，根据零失业率线或零通货膨胀率线、第一警戒线和第二警戒线，整个经济运行空间被划分为四块：

1.经济运行于零失业率线或零通货膨胀率线以下，是不正常的，这时或者形成劳动力不足，或者形成通货紧缩，这些都需要政府采取相应的宏观调控措施。

2.零失业率线或零通货膨胀率线以上而没有突破第一警戒线的经济运行，是正常的。这时不需要进行政府的宏观调控。

3.第一警戒线以上而没有突破第二警戒线的经济运行，属于轻度的非正常经济运行。这时需要采取适度的宏观调控措施。

4.经济运行于第二警戒线以上，这属于严重的非正常经济运行，不仅需要政府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甚至在必要时可以采取非常规的调节手段。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已经开始，中国经济也受到一定影响。在这一背景下，我发表了《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一文。这篇论文的基本论点是：无论是应对当时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作为中国国内的经济政策，都应当学会如何配合使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双紧”（指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和“双松”（指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都只是特殊情况下才能使用的宏观调控。一般情况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需要“松紧搭配”：即货币政策抽紧时，财政政策不妨宽松些；而财政政策抽紧时，货币政策不妨宽松些。这样才能获得较好的成效。

《论效率的双重基础》一文发表于1998年。写作这篇文章的背景是：随着市场化的进展，中国国内普遍对效率有了足够的重视，然而对于效率的基础却认识得不够清楚。本文指出，效率有两个基础：一是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一是效率的道德基础。设备、厂房、原材料、职工的技术水平，都包括在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内。人们的信念、信心、文化和道德水平，则包括在效率的道德基础内。历史表明，仅仅有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只能产生常规效率。那么，超常规的效率来自何处？来自道德基础。由此可以看出人们的信念、信心、文化和道德水平的重要性。针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而言，当前的一项迫切任务是充实效率的道德基础，让人们的信念、信心、文化和道德水平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以上所提到的，只是这本论文集中所收集的一部分文章的内容摘要。我相信读者在读完这本《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之后，将会了解我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内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观点。

本书英文版的出版，得到郝平教授、凌原教授、蔡洪滨教授、周黎安教授的大力帮助。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不可能这么快就同读者见面。外研社社长于春迟、外研社总编辑蔡剑峰以及外研社人文社科分社吴浩、彭琳、任小玫、仲志兰等同志认真负责的精神，令我十分感动。在此双语版出版之际，我一并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2010年10月16日

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