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疤痕 《伴随》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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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序

乾隆三十年（1765年），35岁的洪大容随朝鲜使节团出使清帝国，到达北京后，照例在正月初一盛装去朝拜皇帝。朝拜之后，走出午门，有很多好奇的人围上来。这时，“有两官人亦具披肩品帽戴数珠，观良久不去”，洪大容觉得很诧异，便上前询问：“老爷熟看我们何意？”两人笑容可掬地回答：“看贵国人物与衣冠。”洪大容追问道：“我们衣冠比老爷如何？”两人都笑而不答。

据洪大容事后记载，这两个人是翰林检讨官，一个叫吴湘，一个叫彭冠。此二人围观的朝鲜衣物，其实就是被清朝灭掉的明朝衣冠。到北京的时候，这些朝鲜使节团成了清帝国首都的一道异样风景，不止这两个翰林检讨，另一个李姓太常寺少卿也曾经来问：“贵处衣服是遵何代之制？”而另一个叫周应文的读书人更好奇地问：“贵处衣冠可是箕子遗制否？”显然，清帝国的文化人对于这种本来属于汉族的衣冠已经不太熟悉了，对它们充满了好奇。

其实稍早的时候，经历过明清之际那一场天崩地裂的老人是记得这种旧朝衣冠的，这就是旧朝大明的衣冠。对于曾经沧海桑田的人来说，被迫改易服色，可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那时还是顺治六年（1649年），也就是明朝刚刚灭亡五六年的时候，尽管南明朝廷还在南方挣扎，朝鲜还在东边坚持沿用崇祯年号，可汉人却已经不得不改易发服，以至若干年后朝鲜使者来朝，国人却已然忘却了自己民族的服装与发式，足见当年剃发令影响之深远。

底蕴深厚的三千烦恼丝

历史上最早关于头发的记载来自商汤。《书传》记载，汤伐桀之后，大旱七年，史卜曰：“当以人为祷。”汤便把自己的头发、指甲作祭品，也算是为万人请命，于是天降甘霖，方数千里。在这里，汤其实用头发替代了自身。华夏民族在远古时期就认为，头发可以代表人的整体，汤以牺牲自我而求雨，体现了很高的境界。

商代男子发式以梳辫发为主。从形象资料来看，这个时期的男子辫发样式较多，有总发至顶，编成一个辫子，垂至脑后的；有左右两侧梳辫，辫梢卷曲，下垂至肩的；有将发编成辫子盘绕于顶的，等等。

提到商的发式，又不得不提笄。笄是我国在新石器时代就有的发饰，如骨笄、蚌笄、玉笄、铜笄等，用来固定发髻。周代男女都用笄，笄的用途除固定发髻外，也用来固定冠帽。古时的帽大可以盖住头部，但冠小只能盖住发髻，所以戴冠必须用双笄从左右两侧插进发髻加以固定。固定冠帽的笄称为“衡笄”，周代设“追师”一官进行管理。衡笄插进冠帽固定于发髻之后，还要从左右两笄端用丝带拉到颌下拴住。从周代起，女子年满十五岁便算成人，许嫁，谓之及笄。如果没有许嫁，到二十岁时也要举行笄礼，由一个妇人给及龄女子梳一个发髻，插上一支笄，礼后再取下。

随着中华文明的演进，头发被赋予了更多特殊的含义。《孝经》的一句话最为人所熟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华夏儿女除了出生时剃一次胎毛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几乎终生不再剪发。不剪发，但需勤洗发，而且“五日一沐”，故有周公“握发吐哺”的精彩篇章。周公摄政时，既日理万机，又礼贤下士，洗头居然要“一沐三握发”，频频被来访的客人打断。

头发如此显眼，便成了古时人们互相辨认的重要标志。春秋时期，楚平王悬赏捉拿伍子胥，并画了人像，挂在各地城门口。伍子胥白天躲藏，夜晚赶路，来到吴楚两国交界的昭关。因为官吏盘查得紧，伍子胥一连几宿睡不着觉，愁白了头发，竟使守关役卒辨认不出，侥幸逃脱，典型的坏事变了好事。

头发的妙用在一代奸雄曹操那儿更是得到了充分发挥。曹操讨伐张绣，正值麦熟季节，乃颁布军令：“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岂料他自己的坐骑却踩坏一大片麦田。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曹操闹着自杀，被劝阻后，来了一个“割发权代首”。这在当时可不算“作秀”，而是相当严肃的自我惩罚。如上述所言，头发“受之父母”，“全而生之，当全而归之”，所以中国古代曾有“髡刑”，强行剃去人的头发，这是对人精神和人格的一种蹂躏。

头发不仅被政治家所用，也为读书人所用。汉朝儒学大师孙敬小时候读书非常用功，经常通宵熬夜，为防止瞌睡虫来袭，就干脆将头发用绳子系在屋梁上。这便是《汉书》所记“头悬梁”的故事。而读书人一旦注意上头发，便激发出无限诗情——面对安史之乱，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才四十多岁，就头发稀疏，甚至连簪子都插不上，“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就是他的写实。苏东坡虽然仕途不顺，日子却一直过得比较洒脱，但贬官黄州、游历赤壁之际，瞻思周公瑾当年雄姿英发、建功立业，也不禁感慨自己“早生华发”。同样抑郁的李白，更将头发的写意发挥到极致——“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要知道太白笔下的庐山瀑布不过“三千尺”，长达三千丈的白发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男人如此，女人则更甚。深宫妃子，青丝争宠有传统；为人母者，为儿卖发得孝心。在头发的传奇中，巾帼自古不让须眉。卫子夫就是凭一头秀发，像磁石般地吸引了汉武帝。《太平御览》有述：卫皇后“与武帝侍衣得幸。头解，上见其发鬓，悦之，因立为后”。又如中华第一美人杨贵妃，野史称，杨玉环出生时，居然没有一根头发，而且到了现在读小学的年纪，还有些光秃，后来饮水“独头泉”，才长出乌黑油亮的头发。对此大家不必太当真，但《资治通鉴》记载的事可千万得信。有一回，杨贵妃与唐玄宗闹别扭，被赶回了娘家，最后还是唐玄宗心软了，将御馔分了一半送去，把玉环小姐感动得直哭。于是，杨贵妃当场剪下一缕头发，交给宦官说：“妾罪当死，陛下幸不杀而归之。今当永离掖庭，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赐，不足为献，惟发者父母所与，敢以荐诚。”唐玄宗一看见杨玉环的青丝，怨气顷刻烟消云散，连忙让高力士将之接回宫，从此“宠待益深”。

重视头发的女人，慈禧太后也算一个。这对太监们来说可是件苦差事，因为梳断了慈禧的头发，说不定就梳掉了自己的脑袋。功夫不负有心人，善于揣摩慈禧心理的李莲英倒有一套办法，他边给太后梳头，边讲笑话。慈禧的注意力被分散了，即使掉了几根头发，李莲英也能悄悄装入袖筒，弄得神鬼不知。就凭这手绝活，小李子脱颖而出，飞黄腾达了。

女性爱美乃是天性，因而随着文明的发展，历朝历代女性发式的变化也愈来愈多。秦代妇女的发型，根据《中华古今注》记载，“秦始皇下诏令皇后梳凌云髻，三妃梳望仙九鬟髻，九嫔梳参鸶髻”。其他古书中还记载有神仙髻、迎春髻、垂云髻等。到了汉朝，妇女的发型也以梳髻最为普遍。髻的式样很多，综合各古书的记载，当时有迎春髻、垂云髻、堕马髻、盘桓髻、百合髻、分髯髻、同心髻、三角髻、反绾髻等，名称相当多，其中受西域影响不少。直至东汉，妇女的发髻出现向上发展的趋势。例如，当时就有“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的歌谣。这种崇尚高髻的风气，一直延续到南北朝及唐朝。梳高髻必须拥有又多又长的浓密头发，若头发不够多，便必须使用假发。汉代的各种发髻式样中，最突出的要算是梁冀妻子孙寿所梳的“堕马髻”了。这是一种侧在一边、稍带倾斜的发髻，好像人刚从马上摔下来的姿态，所以取名为堕马髻。此发型一直流传下来，甚至到清代还有这种发髻，只是流传至不同的时代，式样会稍有不同。

根据古代史志、杂记的记载，魏时的发髻式样相当多，其中尤以“灵蛇髻”最为特别，因为这种发髻的变化很多，而且是可以随时随地地改变发式。西晋时的发式，除了汉代“堕马髻”的遗式外，还有梳髻后作同心带垂于两肩，再以珠翠装饰的“流苏髻”，以及梳髻后以缯（丝织物）在髻根处紧紧扎住再做环的“颉子髻”。

到了东晋，妇女头发的装饰似乎更朝向盛大方面发展。当时，妇女喜欢用假发来作装饰，而且这种假髻大多很高，有时无法竖立起来，便会向下靠在两鬓及眉旁，也就是古籍中所说的“缓鬓倾髻”，当时妇女便是以这种宽厚的鬓发和高大发髻的妆饰来代表盛妆。但这种假髻因为用发多而且很重，无法久戴，必须先放在木上或笼上支撑着。

南北朝时，妇女的发髻式样也大多向高大方面发展。此外，由于南北朝时信仰佛教的人很多，当时还流行把头发梳成各种螺型的发髻，称为“螺髻”。相比之下，唐朝妇女的发型和发式则显得非常的丰富，既有承袭前朝的，也有刻意创新的。在初唐时，妇女的发式变化还比较少，但是在外形上已经不如隋代那般平整，已有向上耸的趋势了，以后，发髻越来越高，发型也推陈出新。

唐初贵族妇女喜欢将头发向上梳成高耸的发髻，比较典型的发式是“半翻髻”，是将头发梳成刀形，直直的竖在头顶上。在当时流行的式样中，还有一种比较主要的发髻，髻式也是向上高举，叫作“回鹘髻”，这种发型在皇室及贵族间曾广为流行。到开元、天宝时期，发式特征是“密鬓拥面”，蓬松的大髻加步摇钗及满头插小梳子（当时于发髻上插小梳子有多到八把以上的）。一些贵族妇女并流行戴起假发义髻，使头发更显得蓬松，并且在发髻上插花装饰，宋初流行的花冠便是延续唐末、五代用花朵装饰头发的妆饰而来。唐人尤其重视牡丹花，将牡丹花插在头发上，显得妩媚与富丽。唐代妇女的发髻基本上崇尚高髻，而且注重华美的饰物，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宋时的妇女发式多承前代遗风，不过也有其独特的风格。大致可分为高髻和低髻两种，高髻多为贵妇所梳，一般平民妇女多梳低髻。“朝天髻”是当时典型的发髻之一，其实也是一种沿袭前代的高髻，需要假发的辅助，以达到朝高大发展的效果。

与宋同时的北方辽金地区，妇女的发髻式样变得非常简单，一般多梳为高髻、双髻或螺髻，也有少数为披发式样。在辽赵德钧墓壁画中可看到妇女“三尖巧额”的额发式样，这是当时北方地区流行的一种额饰。辽代妇女颇善于运用巾子来做发饰，在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林稿出土的辽侍女壁画中，就可看到梳各种发髻的侍女，以彩色丝带系扎发髻作为装饰。根据《大金国志》的记载，金代的妇女和男子一般都留辫发，只不过男子是辫发垂肩，女子则辫发盘髻，稍有不同。

不久及元，高髻又流行了起来，曾有诗句“云绾盘龙一把丝”，其中的“盘龙”就是一种高髻，也称为“云盘髻”。“椎髻”不但是平民妇女常梳的式样，就连贵族也常梳这种发髻。此外，双髻丫、双垂髻、双垂辫等多为少女或侍女所梳的发式。

明朝妇女的发髻式样基本上保留了宋元时期的式样，但在发髻的高度上收敛了不少。同时，明朝妇女还模仿汉朝“堕马髻”的发式，不过不尽相同。明朝堕马髻是后垂状，梳时将头发全往后梳，挽成一个大髻在脑后，当时梳这种发式是属于较华丽的妆饰。

到了清朝，起初妇女的发式既有满式，也有汉式。而后相互交流影响，逐渐彼此互融。普通满族妇女多梳“大拉翅”，这是一种横长形的髻式，是满族妇女最常梳盘的发型。旗头的髻式是将长长的头发由前向后梳，再分成两股向上盘绕在一根“扁方”上，形成横长如一字形的发髻，因此称为“一字头”、“两把头”或“把儿头”，又因为是在发髻中插以架子般的支撑物，所以也称为“架子头”。

随着高髻的过时，取而代之的是平髻、长髻。到了清末，梳辫逐渐流行，最初大多是少女才梳辫，后来慢慢一般妇女也都梳辫。在额前蓄留短发也是这个时期妇女发式的一大特色，称为“前刘海儿”，本来是属于女孩的打扮，后来也不限于女孩，而成为一种流行的趋势，甚至有覆盖了半个额头的刘海儿。到了宣统年间，更有将额发与鬓发相合，垂于额两旁鬓发处，直如燕子的两尾分叉，时人称之为“美人鬓”。

头发既然这么要紧，自然就有人造假。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传说鲁哀公在城墙上见到一个发美如云的女子，就派人剪了她的秀发，给王后吕姜做假发。可以想见，假发在汉代以前主要由王公贵族享用，像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女主人辛追就戴着假发入葬，但到了南朝就开始在民间盛行。时兴戴假发，就有人卖头发。《晋书·陶侃母湛氏传》记载：陶侃年轻时家境贫寒，范逵有一回到他家投宿。为了买点酒菜招待客人，陶母湛氏悄悄剪掉自己的长发卖给邻人。范逵得知原委后叹曰：“非此母不生此子！”陶侃日后终成大器，想必是常常感念慈母卖发而励志的结果。

从这些真真假假、曲曲折折的故事里可见，对于汉人而言，头发的意义可远不止“三千烦恼丝”那么简单。

剃，还是不剃？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大词人辛弃疾名作《南乡子》中这寥寥数语，正是江山易主、社稷更替的最好写照，其兴衰变换恰如长江之水，一浪又接一浪。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破北京城，思宗朱由检自缢煤山。四月，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打败李自成，五月入北京。同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帝位，年号弘光。次年二月，清军南下，四月，淮河防线失守，督师史可法不屈遇害。五月，南京城破，弘光帝殉国，江南尽为清军所有。自此，大明国祚已无力回天。

夷狄入主，文化上的同化自然早就提上了日程。后金天命七年（1622年），努尔哈赤进入广宁，传令“老年人可以不剃，年轻人必须剃”。满族男子剃发留辫，实源于北方女真族的风俗习惯。在战争中，辫发渐成征服外民族的一种标志。投降或归附满族者要剃去四周头发，扎成辫子。

此时，辫发还未完全成为一种政治符号，至多是满族对于投降或归附者发式服饰同一的要求。此后，皇太极继位，采取了某些缓和满汉民族矛盾的措施，但是却要求被征服地区的汉人剃发。清军每到一处，便要当地人不分老少一律剃发。随着对明战争的日益扩大，剃发的范围也逐渐扩展，剃发逐渐演变成一种固定的制度。

在满族贵族看来，只要汉人肯剃发，就会弃明忠清。而明官和汉人则把不剃发作为保持民族大义的表现。许多被迫剃了发的汉人在从辽西逃至关内的途中，被明军妄杀。因为有没有剃发，成为区别满汉的首要身体依据。随着满族与明朝之间战争的加剧，“剃发”也开始逐渐上升到有关民族、文化层面的问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剃发”最终成为有清一代著名的政治与文化符号的历程却是相当复杂的。

清顺治元年（1644年），随着清军入关，剃发制度也从关外推行到关内。多尔衮强令官民剃发的举措引起汉人的普遍不满，甚至因此改变对清军的态度。“入关之初，严禁杀掠，故中原人士无不悦服，及有剃头之举，民皆愤怒，或见我人泣而言曰，我以何罪独为此剃头乎？”发之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不久，在吴三桂等降清汉臣的建议下，鉴于强行“剃发”所引起汉人的抵制情绪，多尔衮下令罢除剃发，以收买人心。此举收到奇效，极大地减少了清军南下的阻力。明朝大臣史可法在复多尔衮的书信中也说：“且罢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清在剃发问题上的暂时妥协，缓解乃至削减了满汉双方的矛盾与冲突。

然而，剃发令行而复罢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造成了新的矛盾。这种新的矛盾表现在：先期归顺者已经剃发，后来投降者则不用剃发，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些混乱。清军南下时，又实行了“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的政策，进一步加剧了“一半剃一半不剃”的局面。于是在归降的汉官中引起了争端：没剃发者主张一体从汉，以保留捍卫礼仪之邦的尊严，对剃发所象征的“蛮夷”有某种排斥心理，尤其是对于那些先期归降的“剃发者”怀有一种鄙夷的心态。而已剃发者则要求一统从满，以表明自己忠于清主；同时，也可以释缓后归降者保留发式的心理压力。

不仅如此，普通百姓也因剃发与否成为了王朝之间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常熟，剃发者与未剃发者杂处，“清兵见未剃发者便杀，取头去做海贼首级请功，名曰‘捉剃头’，海上兵（明兵）见已剃发者便杀，拿去做鞑子首级请功，号曰‘看光颈’。途中相遇，必大家回头看颈之光与不光也”。社会上弥漫着恐慌心理：“福山数十里遗民，不剃发则惧清兵，剃发又惧明兵，尽惴惴焉不聊生矣。”此时的辫发已无关乎民族风俗，其所代表的降清还是附明的政治含义被进一步凸现出来，由此拉开有清一代“辫发”与政治纠缠史的序幕。

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进入南京，多尔衮遂改变剃发与否“听其自便”的政策，命礼部向全国发布“剃发令”。在剃发令的罢而复行中，部分降清汉官起了很大作用。清军南下旨在夺取明朝江山，使被统治者从满俗、废汉俗，以免触发人们的故国情思。辫发既然是满汉习俗在身体外观上最显著的差异，又具有这么丰富的政治内涵，所以多尔衮接受了这些汉官的意见，重新实行强制剃发的政策。至此，辫发完全成为了一种政治符号，多尔衮视剃发为征服汉人的重要手段以及汉人是否接受满族统治的突出身体标志。为此，清军不惜采用血腥镇压的手段。各地官府派兵士监督剃头匠挑着担子上街巡游，强迫束发者立即剃头梳辫。稍有反抗，当场杀害。有的还被割下首级，悬在剃头担子上示众。这样一来，汉人由反对满族的象征——辫发，进而反抗满族统治。所谓“江阴十日”、“嘉定三屠”等等，都是由此而引发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事件。无奈强令难违，男人从此不得不“五天一打辫，十天一剃头”。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因“剃发”而发生的流血屠戮的悲惨事件，不仅在当时的明清战争中影响巨大，更成为满汉民族冲突的痛苦的文化记忆，贯穿于有清一代。

宁愿留忠发，不肯剃奸头

江阴为江南常州府辖下之县。值明清动荡之际，士绅商议后决定降清，明朝知县林之骥解印去职。这本来无可厚非，普通百姓管不了龙椅上坐的是哪家哪姓的天子，还是要照缴皇粮国税，只要日子过得去就行。千百年来莫不如此。

清知县方亨上任后，循例颁布剃发令。江阴士民大哗，汉人心目中须发受于父母，衣冠源自先祖，岂可轻易动得！仅是亡国倒也罢了，只不过是换一批官吏收粮使役，但改人发式衣冠，这可就是变种！

于是，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六月二十八日，乡耆十多人入县衙议请留发。双方僵持不下，民意坚决，方亨失态破口大骂引起众怒，众人回斥道：“汝身为中国进士，头戴纱帽，身穿圆领，来做鞑靼知县，不知道羞耻吗？”方亨无言以对，只好暂停所议。

闰六月初一日清晨，方亨以上香为由，召集地方诸生及乡绅、百姓百余人会于文庙。众人问：“江阴既已归顺，应该没有什么事了吧？”方亨道：“只剩下剃发了。刚才所差四兵，便为押人剃发之故。”众人问：“发可以不剃吗？”方亨道：“这是大清律法，不可违背。”说罢回衙。众人聚集不去，在明伦堂共同立誓道：“头可断，发不可剃！”

正在这时，常州府发来严令剃发的文书，其中便有那句令人目眦尽裂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方亨命书吏将府文抄做布告，书吏写到这句话时，血脉贲张，掷笔于地，大叫：“就死也罢！”消息很快传遍全城，立刻群情鼎沸。方亨见士民不从，密报常州府请派兵“多杀树威”，密信被义民搜获，更如烈火浇油。江阴义民即于初二日擒住方亨，斩杀清差，推典史陈明遇为首，以“大明中兴”为旗号，正式反清。

江阴百姓抗清的消息传开以后，清常州知府宗灏派兵丁300人赶来镇压，闰六月初五日被江阴义民歼灭于秦望山下。其后江阴军民在陈明遇的带领下又多次打退小股清军的进攻。同时严查城中奸细，宣布有能检举、抓获奸细的人，赏银50两。处决了私通清朝的原县令方亨以及众多出卖情报、有投敌企图的奸细，有效地遏制了江阴内部的崩溃。

闰六月二十一日，清贝勒、大将博洛命降将刘良佐统重兵包围江阴城，二十四日，刘良佐作招降书一纸，从东城外射进。江阴军民公议后，回书拒绝。刘良佐见劝降无效，便四处捕杀城外义兵，企图断绝城内军民外援。七月初一日，开始攻城。城中严密防御，清兵箭如雨注，城上的人一手拿锅盖遮蔽，一手接箭，每天能得到箭三四百支（一作三四十万支）。

江阴形势日益严峻，陈明遇虽忠肝义胆，却自感缺乏军事组织才能，于是想起了智勇双全的前典吏阎应元，想推荐赋闲在家的他代替自己领导守城，但因遭到守备顾元泌坚决反对，而不了了之。七月五日的守城战斗中，顾元泌登城射敌，放出的箭每每射不到敌人就坠落在地，众人有所怀疑。其后，他又命令马矮子偷窃火药从城上投给敌人，众人便把顾元泌捉住，同往他住所搜查，果然找到一道清兵文书。于是处死了顾元泌及同犯40人，从而断绝了清兵的内应。陈明遇原想请阎应元主持担负守城重任，如今顾元泌被诛，他旧事重提，众人一致赞同。陈明遇专门委派16人连夜出城，到阎应元住所请他出山，应元道：“你们能从我则可。不然，不为你们主持。”众人道：“敢不唯命是听？”

九日，阎应元带领江阴城祝塘少年600人，执械入城，途经七里庙时，在墙壁上题诗，表达了自己誓死抗争的决心。入城后，阎应元立即把全城的户口分别丁壮老幼详加调查，挑选年轻力壮的男子组成民兵，会合乡兵20余万人分班上城，每个城垛10名，按时换班。由武举人王公略守东门，汪把总守南门，陈明遇守西门，应元自任守北门。他和陈明遇兼负昼夜巡查四门的责任。对城中过往行人严加盘诘，肃清内奸。为了解决军械粮饷供应，阎应元同绅民商议后，委任擅长理财人士负责把城内公私所藏物资分类征集，统一分配使用。在阎应元的领导下，很快就做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各方面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

十一日，清兵攻打阎应元镇守的北门，城上矢石如雨注，清兵不敢接近。主帅刘良佐大怒，命令上将九员先架云梯上城，城上以长枪刺之，上将五死四伤，有的身中三箭，有的被劈去头颅，有的坠下摔成齑粉，有的被火箭烧死。主帅更怒，传令十营内选猛将几员，步军三万，扎云梯十张，来日分十处上城，如有退者立斩。次日，清兵仍攻北门，城外放炮呐喊，三万军造浮桥十条，一齐渡过外城河，分十处登云梯上城。阎应元指挥城上用砖石掷下，以长枪拒敌；一时间乱石纷飞，炮火连绵，双方死亡不计其数。某满人大将自恃勇猛，穿着三层甲，腰悬两把刀，背背两把刀，手执双把刀，亲登云梯，跨上城垛，执刀乱砍。城上守军用棺木抵挡，以枪刺其身，竟不能入。有人喊道：“刺他的脸。”于是众人纷纷刺其面，一汤姓童子，持铁钩镰，用力钩断其喉管，竹匠姚迩割下他的头，满将身子坠落城下。清兵齐来抢尸，城上梆鼓齐鸣，砖石小箭如雨点，清兵又伤亡千余人。

刘良佐见状，命令军士索那满将的头，阎应元不允。刘良佐愿意用银赎买，命人将银当面装入银鞘吊入城。又命军士于城下哀号：“还我将军的头！”阎应元让人以蒲包裹一黄狗头，掷还之，将满将的头悬在城上。刘良佐亲自带人在城下苦苦哀求，方把头扔下。清兵拿了头回去，与身缝合，挂孝三日。

阎应元击退了北城的攻击，但知道不日清兵必有更大规模的攻击。于是积极铸造守城工具，招青阳弩王黄鸣岗等千余人，入城造小弩千张、小箭数万支，分派给守城军士。又用季从孝所合火药敷在箭头上射人，见血立死。弩长尺余，箭长五寸，百步之外，皆可命中目标。又从狱中放出陈瑞之子，令他制造火砖、木铳。火砖广三四寸许，着人即烧；木铳类银鞘，长三尺五寸、广二三寸，木制，中间藏有火药，敌人到来时，投下，机关暴发木壳崩裂，铁菱角飞出，触人即死。阎应元还亲自制造挝弩，用一块铁，边上造几个钩子，后面拴着棉绳，抛出勾住敌人，近前斩之。又模仿旧制，制造火球、火箭之类，无不精巧绝妙。所以清兵虽多，每每望城兴叹，战栗无人色。即使是满洲兵将也闻之胆丧，每次攻城下来都要为幸免不死而大肆庆祝。

清兵攻城不利，又起劝降之念。刘良佐亲作《劝民歌》，希望江阴投降，阎应元不从。于是清兵在城下搭建牛皮帐篷，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十五日，清兵攻东北城，刘良佐命西南放炮，东北掘城，皆用山爬攻城，城内以火球、火箭抵抗。清兵不敌欲退，刘良佐严令方止。阎应元继续命城内投下砖石，清兵不及闪避，数百人死于城下。刘良佐惭愧、惶恐。于是搭设三层牛皮帐，守而不攻。帐内有九梁八柱，矢石投在上面，都被反弹起来，不能进入。阎应元下令用人粪，掺上桐油，煎滚浇下，牛皮烫穿，浇在清兵身上，肉烂而死。没被烧着的清兵惊惶散去，城内用挝弩射向逃散的清兵，钩中者，即入城中袅首。清兵手足无措，纷纷逃散。敌营以为守城者杀下，命令发射木铳以御，反伤自己的马步卒无数。无奈之下，刘良佐命令移营至邓墓。

在坚守的同时，江阴向四方请求援助，黄蜚、吴之葵领兵至太湖，与清贝勒博洛大军相遇，二人兵败被俘后，投降清朝。海寇顾三麻子因敬慕阎应元的为人，率舟师来援，苦战三日后失败，扬帆远去。此外，义阳王来援，败于砂山；秀才金矿会集精勇四百余人来援，被刘良佐以铁骑三千截在周庄左右，全军俱没。外兵屡败，江阴沦为孤城。即便如此，刘良佐心有余悸，不敢再攻城，只用火炮攻击北城，彻夜不息，城垛在炮火的轰击下塌陷数丈。阎应元命石匠砌墙，石匠畏惧不前，阎应元言辞恳切，动之以情，石匠深受感动，于是冒死登城修葺城垛，使之牢固如初。

十四日，阎应元利用清军劝降之机，派出百余名壮士，以奉送“降礼”为名，暗携火器进入清军营帐，炸死清军官兵2000余人。十七日夜，阎应元挑选勇士千人出南门劫营，或执板斧，或执短刀，或用扁担，突入敌营，伤千余人。及他营来救，应元兵已返回城中。此役之后，刘良佐再次后撤，扎营在十方庵。

十八日，刘良佐令十方庵的僧侣向城跪泣，陈说利害，劝江阴军民早降。城中皆愿以死报国，要他速去。当晚，僧人又来劝降，再次被众人遣走。十九日，刘良佐策马来到城下，劝阎应元道：“弘光已北，江南皆下。若足下转祸为福，爵位岂在良佐下，何自苦如此？”阎应元从容道：“江阴士民，三百年来食毛践土，深戴国恩，不忍望风降附。应元是大明典史，深知大义所在，绝不服事二君。将军位为侯伯，掌握重兵，进不能恢复中原，退不能保障江左，有何面目见我江东忠义士民乎？”刘良佐惭愧不已，又以清廷召谕相示，劝江阴士民接受招安。阎应元怒道：“有降将军，无降典史。”一声梆响，火箭齐发，刘良佐连跨三四马逸去，叹息道：“江阴人没救了！”

清朝亲王多铎闻知江阴久攻不下，极为震怒。他先派恭顺王孔有德“率所部兵协攻”，接着又派贝勒博洛和贝勒尼堪带领满洲兵携红衣大炮前往攻城。贝勒博洛平定松江后，统率所部20万大军来到江阴城下。他认为刘良佐曾任明朝伯爵，手握重兵，却连一个江阴县城也攻不下来，无能至极，于是打了他一顿板子。他登山而望，巡视江阴城防后，对手下讲：“此城舟形也，南首北尾，若攻南北，必不破。惟攻其中，则破矣。”他命人绑缚降将黄蜚、吴之葵到城下，命令他们作书劝降，黄蜚道：“我在城中没有相识，写了劝降书又有何用？”吴之葵则涕泪交横，仰头悲楚地劝阎应元投降。阎应元叱道：“大臣被缚，当速就死，何必喋喋不休！”吴之葵再拜泣下，黄蜚则默默无语。

博洛见阎应元义不可动，发起总攻，分兵先阻断各镇救兵，又以竹笼盛火炮，鼓吹前迎，炮手披红挂彩，限三日破城。二十日至二十七日，清兵轮番攻城不息，阎应元指挥防御，浴血奋战，终保江阴城池不失。

八月初，江阴民兵昼夜守御，甚感疲惫。开始有人出城投降。清兵在城外四处杀掠，民不聊生，为江阴百姓不齿。那些剃发投降的人，被城上看见，必然痛骂，即使是至亲也像仇敌一般。阎应元见城防吃紧，遍取民间乱发，投城下诱敌。清兵惊喜，报告刘良佐。刘良佐道：“还不能相信，去观察一下守城的人剃发了吗？”清兵查看后，方知是诈降。

博洛久攻不下，心中焦急，于是重新劝降。称只要拔去大明中兴的旗号，四门悬挂大清旗号四面，则只杀首事者数人，其余一概不论，即使不剃发，也会撤兵。阎应元看出博洛的缓兵之计，便说：“只斩我一人？我没有罪，凭什么杀我！”博洛又称只要在四城竖起大清旗四面，也会立刻退兵。阎应元情知有诈，仍不应。前吴军门督军王海防至江上，宰牛杀羊与诸将起誓，称江阴归顺后绝对不许杀掠。他自恃在江阴素有恩信，请缨来劝降，但临城招抚，却无人应和。此后摄政王多尔衮晓谕招安，博洛命人用箭射入城中，言明已亡，何苦死守？阎应元命人在书后补上：“愿受炮打，宁死不降！”射还给清兵。清廷多次劝降，三城已经开始有人犹豫，但因阎应元镇守的北门誓死固守，众意遂绝。

被困既久，江阴城内伤亡惨重，战斗力日减，城中石灰断缺，不能乘夜修城。饭米越来越少，只能靠征集民间的米以备缺乏，阎应元下令两日领一次米，不得预先领取。中秋前后，百姓携壶提觞登上城楼，举杯痛饮，诸生许用模仿楚歌，作《五更转曲》，让善歌的人登高传唱，以笙笛箫鼓相和。当时天无纤翳，皓月当空，清露薄野，剑戟无声，黄弩、师鼓、胡琴于西城之敌楼，歌声悲壮，响彻云霄。清兵争着靠前倾听。或怒骂，或悲叹，甚有泣下者。歌中唱道：“宜兴人，一把枪。无锡人，团团一股香。靖江人，连忙跪在沙滩上。常州人，献了女儿又献娘。江阴人，打仗八十余日，宁死不投降。”还有许多歌曲，但意思大致如此。刘良佐针锋相对，命人作劝降词，让士卒相倚而歌，自己与幕僚在帐中饮酒，不一会儿，城上炮、箭齐发，遂散去。

二十一日，博洛令数百人把200余座大炮全部搬到花家坝，专打东北城。城上守军因敌炮猛烈，见清兵燃火，即躲到围墙后面。炮声过后，再登上城楼。清兵看到这种情况，故意放空炮，并让炮中只放狼烟，烟漫障天，咫尺莫辨。守城者只听炮声霹雳，认为清兵不能很快进入，而不知清兵已潜渡护城河，从烟雾中蜂拥而上，众人来不及防御而崩溃。江阴终于被攻陷了。当清兵上城时，一队民兵对城列阵。清兵怕有埋伏，僵持半日不敢进攻。到黄昏时，城中鼎沸，民兵阵脚散乱，清兵才敢下城。

城破之时，阎应元带着千人上马格斗，杀死清兵无数，欲从西门突围而不得。他环顾左右道：“为我谢百姓，吾报国事毕矣！”拔短刀刺中自己的胸口后，倒在前湖中。义民陆正先想把他从水中扯起，正赶上刘良佐遣兵来擒，刘良佐自称与阎应元有旧，要生擒他，于是清兵把他捞起绑住，没有杀他。刘良佐踞坐在明佛殿，见阎应元来了，跃起，两手拍阎应元背而哭。阎应元道：“有什么好哭的，事已至此，只有一死。速杀我！”博洛坐在县署，急索阎应元至堂上。阎应元挺立不屈，背向贝勒，骂不绝口。一卒以枪刺他的小腿，阎应元血流如注，不支倒地。博洛命人把他关到栖霞庵。当夜，寺中僧人不停听到“速杀我”的声音，天明时，终遇害。

二十二日，清兵开始屠城，百姓或力战到底，或坦然就义，都以先死为幸；妇女多忠义贞烈，投河而死；连幼齿孩童都毅然就义，无一人顺从。清军屠城两日后“出榜安民”，城内百姓仅剩“大小五十三人”而已。“有明之季，士林无羞恶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为得意；而封疆大帅，无不反戈内向。独阎、陈二典史乃于一城见义。向使守京口如是，则江南不至拱手献人矣。”此言甚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江南各地望风披靡之时，微末下吏阎应元凭借江阴百姓的支持，面对强敌，临危不惧，坚持了近三个月，击杀清兵数万人，重挫了清兵锐气，钳制了清兵主力南下，推动了各地的抗清斗争。在城破以后，仍拼死巷战，“竟无一人降者”。

江阴，与扬州、嘉定这些重镇比，不过是一座小小的要塞，全城仅9万多人。被百姓们推举为守城统帅的阎应元既无一品大学士史可法的10万大军，又无三品通政使侯峒曾的显赫地位，但他居然应全城百姓重托，于24万清兵的大炮、强弩之下，担当起了9万平民百姓的指挥官。写下“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著名诗人和史学家赵翼是一个何等苛刻、狂妄的人，但他在面对阎应元的画像时却也不得不肃然起敬。在81天的血战中，阎应元与全城百姓同仇敌忾，击毙清军75000余人，其中有3位王爷、18位大将。阎典史几乎使用了三十六计中的所有计谋，诈降、设伏、火攻、草人借箭、装神弄鬼、声东击西、夜袭敌营、城头楚歌，等等。

有人统计，江阴小城，城内被屠者97000余人，城外被杀者75000余众，江阴遗民仅53人躲在寺观塔上保全了性命。阎应元临终前一日，在江阴城楼上留有一首绝命联，说的就是“宁愿留忠发，不肯剃奸头，穿戴汉服死，不做旗装奴”的夙愿：

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

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想揭竿？还是从头发说起

有清一代，剃发和蓄发始终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为挑战清王朝剃发令，很多民众起义都发布了蓄全发令。蓄全发几乎成为这些起义军的突出标志。然而，每当民众起义失败后，接受清王朝统治的人们又无一不恢复辫发。这其中，蓄发的身体特征实际上表达的是一种政治反抗，也是对文化记忆的一种追认，以“复衣冠”的形式来表明对于汉文化的认同。

“起义”与“蓄发”结合的历次反抗，发展到近代时期以太平天国为顶峰。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曾颁布“蓄发令”，明令恢复古代男子束发不留辫的习俗，不再剃头，从而掀起了以头发为外在表现的又一场政治斗争。作为身体的一部分，本身并无阶级性、政治性的辫发，继续被太平天国赋予阶级性、民族性等多重含义，成为农民起义军反抗统治者的口号和目标。以杨秀清和萧朝贵的名义发布的《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中就写道：“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人变为禽兽也。”

太平军每攻占一地，发布的第一道公告往往就是“蓄发令”。对拒绝蓄发者，太平军予以严惩。太平军不断宣布“有再剃者杀无赦”、“凡剪发剃胡刮面……斩首不留”。这种做法难免会遭到民众的反感和不满，民众再一次因辫发问题而夹杂在不同的政治势力之间。蓄发令和剃发令都是针对发式而颁布的政令，取向和最后的结果并不相同，但推广手段和实施过程却十分相似；在社会各阶层中产生的影响也颇为相近，既有逢迎者，又有反抗者。

对于反对蓄发者来说，随着清王朝统治的延续，辫发已由“夷风”变成了“正统”。民间以“长毛”、“发逆”来称呼太平军将士，本身就包含了对蓄发的非正统认定。这是伴随着辫发所体现的风俗传统、儒家理念与清政治统治三者的确立而产生的。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曾说：“我们对风俗习惯方面哪怕是极其细微的变化感到恐惧和害怕，这实在是没有必要的，这些变化一旦成为传统，就会拥有其他时代的旧模式所具有的同样丰富的内容、同样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这里的“风俗习惯”一词不单指社会习俗，而是包括生活方式、文化观念、政治意识等多重涵义在内的一个总体概念。辫发已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了国家和人民中的一部分，对它提出挑战就像清初挑战束发一样，是对传统理念和固有政治的一种冲击，必然会遇到阻力。加之民众比较崇尚权威，畏惧天命，讲究传统，推崇经验等，不愿改变。而太平军某些下层兵士的扰民欺民举动也使人们产生恐惧和抵触心理，因此人们对于禁剃发并不是全力奉行。辫子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束发倒是显得有些与“传统”格格不入。

支持蓄发的人们对辫发的认知也并非整齐划一，包括太平军将士在内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曾国藩在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军时，往往发现所谓“满发老贼”特别勇悍善战，因为这些人大多是参加太平军时间较长的老战士，头发已经长得很长，甚至有“长发尺许”的。而前面头发不长的是新兵，战斗力自然要差得多。资历长短，一望头发便知。《金陵被难记》中载：“广西真长发并不多，大约皆两湖新裹之众”，所以守城时“每令妇女披发假装男子，上城击鼓鸣锣，呐喊巡视”，以此来壮大声势。可见由于政治对抗，辫发与蓄发被人为地对立起来，不仅成为了政治的风向标，而且还代表了个人的身份与资历。

另外还有一些人为逢迎太平军而蓄发，甚至还模仿其衣冠。据《自怡日记》记载，太平军在常熟“开市颇盛，牌署天朝，掌柜者俱土人，亦辫红履朱，诩诩自得”。《花溪日记》甚至说，海宁通元镇“镇人尽小帽无结，发系红绳”。这些人看起来似乎是对太平军有归降之意，至少是并不把太平军看作“反贼”，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是出于从众心理才这样做的，但大部分人主动改变发式，则与其内心的政治倾向变化相关。另外，有些人还对蓄发持保留甚至摇摆的态度，看到太平军来了就蓄发；太平军刚离开，以为“长毛既遁，官兵且至”，便“争先剃发”。凡此种种，使蓄发与辫发的较量也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局面。这正是当时政治斗争和社会心理复杂多样的具体体现。

对于违抗蓄发令的人们，太平军处以残酷刑罚，明显地暴露出辫发中所蕴涵的政治含义。这种做法，在百姓看来是暴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使太平天国失去了不少民心。对于主动蓄发者，太平军往往怀柔、安抚有加，无论其蓄发的最初动机如何，一律视为顺民。由发式来简单而绝对地判定其政治倾向，实在有失公允。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种辫发的泛政治化倾向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可以说，辫子作为一种政治符号而被特殊化，正是政治斗争激烈的表现。

然而，有一种人却可以游离于辫发的政治斗争之外，那就是往来于太平天国统治区与清王朝统治区的商人。他们向太平军交费，领一张剃头准许证，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剃发了。“剃头凭”是太平天国为保护和鼓励商业发展而实行的一项政策。它不是一种权宜之计或偶然发生的个别现象，而是在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正式文告中公开宣布的一项重要规定。如海宁的太平军驻军长官就“谕百姓剃头过江贸易，每给剃头凭，须费仅廿六文，剃者甚众”。如此可见，太平天国强令蓄发主要是出于政治的目的，是以蓄发取代辫发来挑战清朝政权的一种政治手段。

这场与发式密切相关的战争最后以太平天国的败亡而告终。辫发所代表的清正统地位的再次强化，使得蓄发人又开始了剃发。太平天国时期的农民起义战争，将清初以来辫发乃是代表着政治态度、民族情感的身体标志进一步强化，也随之影响了之后革命的历史进程。

晚清时节，尤其是辛亥之后，革命党人照方抓药，也采取了剪辫子的方式来激发民众的反清意识。武昌起义一经发动，顺理成章地引发了一场剪辫风潮，但这次远非清朝入关时强迫留辫那样血腥。

1911年10月10日，凡是参加武昌起义的所有将士和民众都剪掉了辫子。湖北军政府和各地宣布反清的新政府还将新军士兵和学堂学生组成宣讲团，到大街小巷宣讲。一些城门口和重要的街道口，都有士兵或执勤人员把守，没有剪辫者不得通行。并且配有剪辫队，深入千家万户义务剪辫。新政府甚至规定，机关工作人员不剪辫，收工作证；军人不剪，不发军饷；学生不剪，不许进学堂。上海一位名叫徐志棠的富商自掏腰包：凡是自愿剪去辫子的，奉送大肉面一碗。

沪上报纸在1911年11月10日刊登了沪军都督陈其美的《都督府告谕》：“结发为辫，乃胡虏之殊俗，固地球五大洲所无之怪状，亦历史数千年来未有之先例……今幸天福中国，汉土重光，凡有血气者，莫不争先恐后，剪去发辫，除去数寸之胡尾，还我大好之头颅。”见大清大势已去，一些清朝的官僚政客也开始借剪辫跟上形势。袁世凯在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的那天晚上才剪掉了辫子，也由此一举成为了“革命同志”。

画家王军余留下的一段记录，真实地反映了剪辫风潮中的市井百态：

1911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前一天，王军余当时在南京，参与接管造币厂，听说临时政府要下令强迫剪发，以肃清余孽。他乘坐造币厂的黄包车，想沿途看看热闹。一出厂门就有警察拉住他的车夫，要剪去辫子，车夫当即跪在地上，恳求他代为说情保留。王军余反而对警察说：“不管他，剪了再说。”

一路上，只见剪辫队络绎不绝，街道上、火车中、江岸边，遇有垂辫者，无不立刻将之剪去。其间有不愿割爱的，多是跪地求免。被剪掉辫子的人表现各不相同，有手提断发垂泪而归的，有摩顶长叹的，有大笑的。王军余觉得煞是好看，大快人心。等他从下关返回时，一路上望去，街上已尽是光头。

毕竟留了几百年的辫发，一些人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留恋之情，反对剪辫。有成立“保辫会”、“复古会”相对抗的；有将辫子盘在头上蒙上头巾，假装已剪辫的；有被剪掉辫子后跳河寻死的；还有人剪了辫子不舍得扔掉，偷偷捡回来收好，说等下葬的时候一块搁进去保存一个全尸。

虽然剪辫子只是一种形式，一个人不可能一夜之间就从旧我变成新我，更不能说剪了辫子革命就成功了。但这毕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人以全新的面貌出现，由此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剪不去的心中的辫子

与太平军和革命党人不同，近代军阀冯玉祥对待辫子的态度和太平军相比可谓截然相反。

冯玉祥（1882—1948年），安徽巢县人，原名基善，字焕章。北洋军阀陆建章的内侄女婿，此人在38年的民国历史上可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早年在清军里面混，后来又起义加入国民革命军，而且还是老蒋的拜把子老大哥，势力最大的时候居然成了独霸西北数省的土皇帝。他曾与阎锡山和桂军联合讨蒋，但抵挡不住老蒋炮弹加银弹的狂轰滥炸，手下纷纷背叛，他成了孤家寡人。日寇侵华后，他随国民政府逃到陪都重庆。好在老蒋看在曾经磕头拜把子大盟兄的份上，仍然给了他一个“国民政府副委员长”的头衔。

冯玉祥早年征兵时便显出了一份老练的狡猾——利用一条辫子，就识破了什么人是可利用的奴才。当时清朝灭亡群龙无首天下大乱，冯借此机会大肆扩充队伍招兵买马，壮大自己的实力。清朝刚灭亡时，普天之下绝大部分人还生活在大清王朝的梦里，200多年的留发辫的历史早已深入普通老百姓的心，和女人的臭裹脚布一样被并列为保守派眼里的“国粹”，和祖宗牌位一样重要。冯玉祥既然是革命军，那么他的军队是不能留辫子的。为了给新兵剃辫子，他亲自提枪督阵，强行让新招的兵剃辫子。于是乎，那些视辫子如生命的新兵一旦被割去了“宝贵”的辫子，便如丧考妣号啕大哭，甚至哭得昏厥过去。

可是不久，有一次招兵，冯玉祥居然宣布凡是剃了辫子的一概不要，这便让人大跌眼镜了，为什么呢？这里面大有玄机。主动剃辫子的一般都是有思想的新潮人物，不便于被管理和统治。老冯深知，只有那些奴颜卑膝到骨子里的奴才，才能成为帮助他实现暴力扩张的干将和得力助手——奴才们的典型特征是没有思想，没有孤胆，谁给骨头就为谁卖命。老冯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征招来了一大批为之卖命的奴才。

冯玉祥用辫子来挑选出那些辫子已经长进骨头，长在心窝里的愚民。而民国初年却还有一人，虽然智慧，却在风云变幻之际固执到底，至死也留着头上的辫子，他就是国学大师、北京大学的教授辜鸿铭，他是坚定的保皇派，是顽固不化的前清遗老。辜鸿铭脑后那根长长的辫子一直拖至1928年死的时候还留着，人称清朝最后一根辫子。

辜鸿铭（1857—1928年），生在南洋（祖辈由福建迁居南洋马来半岛），学在西洋（留学英、德），婚在东洋（辜的侧室是日本人吉田贞子），仕在北洋（任张之洞幕僚20年）。知识渊博，学贯中西，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西亚等9种语言，获得13个博士学位，能把英语报纸倒读如流。他又精研儒学，是第一个向西方译介《论语》、《中庸》、《大学》等中国经典文化的人。他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六国饭店用英语演讲《春秋大义》要售票，开演讲售票的先河，而且票价比梅博士演《天女散花》还要贵（梅兰芳票价1.2元，他的票价2元），听众几乎清一色是各国使馆外交人员，可见外国人对他的器重。

20世纪初，当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大力宣讲西方文明的时候，辜鸿铭却用西方人的语言倡扬古老的东方文明。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他用中国“温柔敦厚”的思想去晓谕教化那些“四夷之邦”，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妙药。他的学说在欧洲尤其在德国产生巨大影响，他那部《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德文版出版时，在正在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他平生喜骂西方人，反以此见重于西方人，是因为他骂得鞭辟入里，骂在要穴和命门上，使西方人不得不叹服，甘愿受他的骂，还崇拜他到了痴迷的地步。“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成为当时旅华西人的口头禅。

辜鸿铭主张皇权，但举国为慈禧太后生日祝寿时，他在寿堂当众口读“贺诗”：“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他力主恢复帝制，但袁世凯称帝他却竭力反对，骂“筹安会”为“臭安会”，近世人物中，辜鸿铭最看不起袁世凯，他骂袁世凯寡廉鲜耻，连盗跖贼徒都不如，直骂得袁世凯体无完肤，一无是处。袁世凯死时，全国举哀三天，他倒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开堂会热闹三天。

辜鸿铭反对新文化，却又坚决支持新文化主将蔡元培，当蔡元培两次被迫离开北大，他两次辞职以表示抗议。辜鸿铭曾在课堂上对学生讲过：“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可见他对蔡元培颇为尊重。1919年6月初，北大教授在红楼开会，主题是挽留蔡元培校长，大家都无异议，问题只是具体怎么办，是拍电报呢，还是派代表南下？大家都讲了一番话，辜鸿铭也登上讲台，赞成挽留校长，他的理由很特别——“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非得挽留不可”，这么一说就显得滑稽了。好在大家的立场和意见一致，才没人选择这个时候跟他抬杠。

正是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在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京大学教书时，拖着长辫走进课堂。青年学生哄堂大笑，他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顿时，狂傲的大学生一片静默。 YmhDfPyA89pLHVLflcIN4Jb7boEocG1KR9m6VfixSJs0Vy7f4EViAjr4VuLBy7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