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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约翰内斯堡：让梦想为你带路
初生牛犊：横冲直撞地闯入白人的世界
在科萨语中有这样一句话：“我渡过了那条著名的河流。”意思是一个人从自己经历的过往中吸收了丰富的经验智慧。自从1934年，我在自己的土地上也渡过了很多重要的河流。去希尔德顿的时候，我渡过了姆巴榭河与大凯河，去约翰内斯堡的时候，我渡过了奥兰治河与法尔河。但是，这不是终点，我还有很多很多的河流要去渡过。
——曼德拉自传《漫漫自由路》
还没到约翰内斯堡，曼德拉和佳士提斯就感受到了那个即将展现在自己面前的、黑白分明的世界。当时，南非黑人在年满16周岁以后，需要在居住地办理“本地人通行证”，这种专为黑人设计的“身份证”上详细地记载着个人信息和所属的酋长信息。黑人在遇到白人警察和官员时必须主动出示这个证件。这种证件类似于中国抗战时期日本发的“良民证”，都是为了加紧对当地居民的控制。同时，南非黑人也无法随意地离开居住地，他们必须拿到有监护人或老板签字的旅游通行证才行。这对曼德拉和佳士提斯来说，无疑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这一次，他们选择了向摄政王的堂弟姆多比尼求助，但他们显然不敢说出实情，于是向姆多比尼谎称是替摄政王出差办事。姆多比尼一直很喜欢这两个小子，便没有多加怀疑，立刻带他们去见当地的行政长官。当地的行政长官和姆多比尼的关系很好，便爽快地替他们办了旅游通行证。正当曼德拉和佳士提斯松了一口气时，行政官出于工作习惯，给上级打了一个电话汇报工作。结果，摄政王当时正在他的上级那里做客。知道真相的摄政王勃然大怒，下令立刻逮捕这两个小子。
姆多比尼和行政官知道自己被骗后也十分生气，就在他们打算依照摄政王的命令行事时，沉稳的曼德拉立即镇静心神，利用自己在福特海尔学到的法律知识进行抗辩：“我们并没有做违法的事，你们没有权利仅仅因为我们撒个谎就把我们逮捕起来。再说了，摄政王是我们的父亲，他也只是一时生气而已，他怎么会真想逮捕自己的儿子呢？”
最后，行政官做出了妥协，没有逮捕他们，而是将他们撵走了。正当他们走投无路时，佳士提斯想起他在附近的一位朋友，这人在一家白人开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他们打算去这位朋友那里休整一会儿，巧合的是，这位朋友的老板的母亲正打算去约翰内斯堡，他们可以去问问能不能搭个便车。结果这位并不十分友好的老妇人要求他们支付15英镑的车资，这相对于火车票来说贵多了。最后没辙，曼德拉和佳士提斯只好掏空口袋，凑齐了15英镑。
第二天一早，他们出发了。按照当时的规矩，白人开车时，黑人不能坐副驾驶的位置，而只能坐在后座。曼德拉和佳士提斯遵守了这个规矩，但天性活泼的佳士提斯并没有因为座位的前后而改变自己爱说话的习惯，他一上车就和曼德拉兴奋地谈论起来，这让那位老妇人很不舒服，她似乎没见过在她面前还能这么自由自在的黑人。没过多久，她就要求佳士提斯和她调换位置，好在后面监视佳士提斯的言行。但是，佳士提斯的男性魅力居然跨越了肤色，不一会儿，这位老妇人就被他逗得哈哈大笑。
即使前方曲折灰暗，乐观的人总是能找到一条又一条出路的。也许这就是年轻赋予曼德拉和佳士提斯最宝贵的财富吧。
晚上10点钟左右，曼德拉和佳士提斯发现前方有灯光闪烁，继而越来越多，美丽的霓虹到处都是，约翰内斯堡这座梦幻般的城市就这么以绚烂的方式呈现在了他们眼前。从前，别人总是告诉曼德拉，约翰内斯堡是一个天使与魔鬼并存的城市，这里有高到看不见顶的大厦，这里有一辆又一辆的豪华轿车，暴发户和漂亮女人到处都是，人们说的语言都是那么特别……而现在，他们终于亲身来到了这个梦幻之都，未来会像人们描述的那么精彩和危险吗？曼德拉和佳士提斯趴在窗口兴奋地幻想着。
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黑人来到约翰内斯堡碰碰运气，他们渴望在这里找到一份收入丰厚的差事。虽然当地的白人对这些衣衫褴褛的黑人十分不屑，但他们没有意识到，那些仿佛电影桥段般经典的画面——一个刚从土著部落里走出来的黑人青年，盯着大城市的高楼和霓虹痴痴地发呆——究竟孕育着何种伟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从前推动着整个南非经济向前飞速发展，今后也将促使南非做出政治和文化上的妥协和开放。
这种兴奋一直持续到他们驶入富人区，驶入老妇人的女儿家，一直到他们躺在老妇人提供的一间佣人居住的小房子里，都没有完全消退。对那晚的他们来说，王宫、摄政王、婚姻都已经成为历史，未来就是铺开在他们面前的一张白纸，他们手上拿着颜色丰富的画笔，一切都任他们图画和描摹。然而，这次逃离只是他们在漫长的人生之路上迈出的一小步，未来还将以他们不曾预想的方式来考验他们，尤其是曼德拉。
不过，至少在今晚，他睡得很香甜。
黄金之都：从一个“蚁族”的都市梦说起
尽管亚历山大的生活就像地狱一样，但不可否认，这里也是一个能发家致富的天堂。南非黑人可以在这里经营自己的产业，积累私有财产，他们还不必向白人市政管理者摇尾乞怜，这在南非其他地方是不多见的。亚历山大是一片孕育着希望的沃土，它见证了我们的人民如何冲破政府的约束，成为一个城市的永久居住者的勇敢历程。
——曼德拉自传《漫漫自由路》
现代大都市的标志多是发达的金融和科技行业，但在20世纪40年代，大都市一般都是以矿产和工业著称的。约翰内斯堡就是南非工业最发达的“黄金之都”。“黄金之都”是黑人给约翰内斯堡的称呼，但它的荣耀并没有分给黑人一星半点。虽然约翰内斯堡的黄金矿储备量惊人，自1886年以来，这里就带动着整个南非经济的发展，但“黄金之都”的金子从不曾属于黑人，所以挖出来的金子越多，就越加剧了南非的贫富分化和种族矛盾。
富庶的约翰内斯堡在当时的种族隔离政策下就像一张冷漠的京剧脸谱般“黑白分明”：市中心以及内城区是白人区，黑人则只能到较为偏远的黑人区居住，并在金矿上讨一份糊口的差事。金矿多在很深的地下，那里的工作既辛苦，又危险。即使你躲过了生产事故，长期待在工地也容易产生肺结核之类的职业病。最让人气愤的是，黑人在矿上能拿到的收入很少，是白人矿工的十五分之一。这是因为政府规定，那些收入较高的技能性岗位只能留给白人。同时政府还禁止黑人成立工会，因此他们很少能形成有规模的抗议，最多只是在纷扬的矿尘里将委屈和不甘统统吸进肚里、肺里、心里。
不过，就在曼德拉来到约翰内斯堡的那个时期，这里也和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一样，发生着较为剧烈的社会变迁。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大加速了南非的工业化进程，黑人作为推动工业发展的重要劳动力，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有人呼吁尽快建立黑人工会，并放宽种族隔离政策。因为黑白分明的居住地划分既不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也不利于社会治安的保障。那些条件极差的黑人聚居地人口稠密，而且治安混乱。在这个背景下还发生了一件颇有戏剧性的事：曼德拉当时为了防身，托友人给他带一把手枪。结果那位友人因为非法拥有枪支而被警察抓住了，这让曼德拉十分愧疚。他主动到警局承认枪支是自己的，与友人无关。当地法庭经过审理，只给了曼德拉一个警告处分。这件事使曼德拉对法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初来约翰内斯堡时，曼德拉和佳士提斯也和其他黑人一样，在金矿工作。佳士提斯利用自己的学识和个人魅力，在皇冠金矿弄到了一个文员的职位，同时他还说服老板皮里索雇佣曼德拉做保安。结果不到一个月，这位精明的老板就发现了两人的真实身份，他立即通知摄政王，并把他们赶出了金矿。
随即，他们找到了摄政王的老朋友，也是他们初中的老校友阿尔弗雷德·比蒂尼·祖玛先生寻求帮助。阿尔弗雷德既是一个体面的医生，也是当时黑人的主要政治组织非国大的主席。阿尔弗雷德让皮里索的上司给皮里索写了一封介绍信，结果皮里索并不买账，再次将他们赶出了金矿，于是他们彻底失业了。
此时的曼德拉23岁，之前憧憬的体面的公务员生活已经离他越来越远，而在这个看似黄金遍地，但对黑人来说却举步维艰的大城市，他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但就在此时，他遇到了他人生中的另一位贵人，这将彻底改变他的人生历程。
当时，他寄居在堂妹的家里，堂妹的一位朋友看曼德拉生活窘迫，便向当时约翰内斯堡黑人圈里十分出名的瓦尔特·西苏鲁先生引荐了曼德拉。西苏鲁比只比曼德拉大6岁，却已经是一个十分成功的商人了，他甚至被称为“约翰内斯堡最优秀的黑人”。与曼德拉和佳士提斯的出身高贵不同，西苏鲁的母亲是一名科萨女佣，父亲则是一个始乱终弃的白人地方官。西苏鲁先后在金矿、商店打工，也做过小生意，但凭着自己的努力奋斗，现在他已经是一家房地产代理投资公司的老板了。西苏鲁对政治也很热衷，他在工地上领导过工人罢工，事业成功后也积极参与政治事务，是科萨文化圈和非国大里的重要人物。在政治方面，曼德拉后来受到他的很大影响。
初见曼德拉时，这位老道的商人就发现了曼德拉的不凡。他从曼德拉既坚毅又温和的目光里断定这个年轻人将来会大有所为，因此打算好好帮助曼德拉。而曼德拉也震惊于一位出身平凡、教育程度不高的黑人居然能在满是白人的城市里取得这样的成就。这种惺惺相惜后来促使他们成为一生的挚友。
来自西苏鲁先生的帮助没有立刻显出效果，此时，佳士提斯到市中心去寻找住处，而曼德拉则搬到了约翰内斯堡北部的黑人区——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是白人居住地包围下的一片“黑人岛屿”，这里人口稠密，贫穷落后，连电都没有，被人们称为“夜幕之城”。即便如此，这里比起其他黑人贫民窟，也算得上自由自在了。
用曼德拉自己的话来说，亚历山大的生活“既是愉快的，也是令人不安的”。这里的文化氛围十分自由而开放，有黑人独特的音乐和文化，但卫生和治安状况则令人担忧。生命在这里显得拥挤而廉价，有些“阿飞”甚至专门以偷盗抢劫为生。这也是曼德拉要买枪的原因。
不过，尽管亚历山大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它通过将南非黑人各部族融合，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团结精神。在这里，他们不是科萨人、祖鲁人或其他部落的谁，而是“亚历山大人”。祖先一直强调的乌班图精神，在这里进行了城市化的回归。白人政府之前一直企图通过宗教和对酋长的利诱等方式来离间各个部族，好“分而治之”。但在亚历山大这样的黑人城镇，这种做法完全行不通。如果说福特海尔大学为南非黑人革命提供了高文化的方向指引，那亚历山大这样的小镇，就是其底部最坚实的动力之源。
不过对此时依然不太关心政治的曼德拉来说，亚历山大与革命无关，而是他来到约翰内斯堡后第一个稳定的住处。曼德拉认为亚历山大在他心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虽然他在其他城镇居住的时间更长，但在这里，他作为一个初到约翰内斯堡的“蚁族”，拥有了自己的第一间屋子，第一个较为稳定的归属。他称之为：家。
贫穷岁月里的美好插曲：善良与爱情
在亚历山大的那一年里，我更加懂得了贫穷的确切含义。我几乎从没有过一点钱，我只能想方设法地依靠各种资源来维持生存。但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和两个可爱的姑娘。
——曼德拉自传《漫漫自由路》
曼德拉当时热衷于法律，立志成为一名黑人律师。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西苏鲁先生。西苏鲁十分赞赏曼德拉的志向，便把他介绍给了自己的一位重要生意伙伴：拉扎尔·西德尔斯基。西德尔斯基和另外几人合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他答应给曼德拉一个见习律师的职位。见习律师就相当于学徒，每周只有2英镑的薪水，其中1英镑还要交给律师作为学习费，这样曼德拉每月就只有4英镑的实际收入了，扣除房租、交通以及上大学函授课程的学费，他基本入不敷出。
曼德拉从小就被朝着部族谋臣或者体面公务员的方向培养，而如今他却要在这个压根不在乎他的出身和理想的城市里挣扎求生。我们很难描摹他当时的确切心境，但可以肯定的是，曼德拉虽然像一般年轻人那样也对未来感到迷茫，但他比一般人更加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以及如何坚持和忍耐。
当衣食住行都成了问题时，曼德拉便耐下心来一一化解。他的房东库玛并不富裕，却十分善良。每当周日曼德拉不去工作，也因此没有午饭时，库玛夫妇便会为他准备免费的午餐。这基本是曼德拉一周里唯一的一顿热饭热菜，剩下的时间里，他多以面包果腹。为了省钱，他每月都有几天要步行6英里去上班，再步行6英里回家。没有合适的衣服，他就天天穿着西德尔斯基先生送的一件旧衣服。5年后，那件衣服的补丁都够他再做一件新衣服了。买不起煤油灯的他，还要省出一笔钱来买蜡烛，每天苦读到深夜。就这样，曼德拉体会到了比库努村还要真实而残酷的贫穷。
不过，在这贫穷的日子里陪伴曼德拉的不只有他自己的坚韧和理想，还有友情和爱情。一天上午，曼德拉在步行上班的路上碰到了希尔德顿的同学皮里斯·马塞库。衣着破旧的曼德拉十分害羞，正打算埋头走过，结果马塞库却一眼认出了这个好好学生。马塞库一点都没有注意到曼德拉的窘迫，而是开心地给了他一个家庭住址，欢迎他去做客。曼德拉于是醒悟：只有你自己，才有权利和能力羞辱自己。别人那么尊重你，你就不该妄自菲薄。于是他愉快地记下了地址，并在之后几天真的去拜访了这位老同学。这件事也让曼德拉体会到：“财富像一块吸铁石，贫穷则如同一个排斥装置，但真正的善意会打破所有社会带来的陈规陋习，帮助穷人是真正的友谊的孵化器。”这也是曼德拉之后那么倾心为穷人服务的原因之一。
而来自希尔德顿的另一位同学则给曼德拉带来了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爱情。一次偶然的机会，曼德拉和校友艾伦·恩卡宾德再次相遇，艾伦当时在亚历山大的一所学校任教。虽然在学校时曼德拉埋头于学习，和艾伦并不熟络，但在这个生存艰难的黑人小镇，他俩的关系迅速升温，最终坠入爱河。
爱情为曼德拉的艰辛生活带来了一丝温暖的亮色。虽然他们各自忙于工作，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但就在这有限的相处时间里，他们还是没有错过情侣间该有的浪漫事：他们常常去草地或山丘上散步，偶尔来一次温馨的野炊。艾伦的陪伴不仅让曼德拉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也让他收获了久违的、家一样的温暖。
当然，这份爱情并没有受到所有人的祝福。当时的南非，尤其是黑人部族里，门当户对的观念十分严重，曼德拉虽然生活窘迫，但好歹是泰姆布的王室后裔，而艾伦则来自斯威士，这种部族的差异使得他们并不被大家所看好。生性崇尚自由和平等的曼德拉自然明确反对这种门户之见，尤其当他们身处这样一个不以部族地位，而以生存技能为基石的城市时，这种门户之见就更加让人觉得无聊和荒谬了。
可惜最后这对亲密的恋人还是分手了，艾伦随家人一起搬离了亚历山大，他们从此便失去了联系。但艾伦在这几个月里给曼德拉带来的温暖，一直珍藏在曼德拉的心里。因为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正是她给了曼德拉生活的希望和前进的动力。
艾伦走后，单身的曼德拉还有过一段苦涩的暗恋经历，暗恋的对象就在同一屋檐底下，她就是房东库玛的女儿蒂蒂。蒂蒂和曼德拉年纪相仿，但很少回家，她在城里为白人做家政服务。曼德拉很快迷上了这个偶尔回家的可爱姑娘，但缺乏表达的勇气。毕竟，他太穷了，穷得送不出一件像样的礼物，更别提一个关于未来的承诺了。
就在曼德拉犹豫不决时，蒂蒂投入了一个花花公子的怀抱。于是，在房东库玛那里住了一年左右，曼德拉带着藏在心底的这份爱恋，离开了那里。颇有戏剧性的是，几年后，曼德拉以一种颇为讽刺的方式再遇了蒂蒂。那时，蒂蒂已经怀有身孕，但她那个男朋友不想娶她，于是她在母亲的陪同下来咨询律师——就在曼德拉所在的那家律师事务所。这次短暂的重逢并没有更多的后续，此时的曼德拉早已不是那个青涩的穷小子，蒂蒂心里也没有放下那个花花公子。于是，咨询结束后，他俩就再也没有联系。
蒂蒂的出现让曼德拉回忆起了住在亚历山大的那段贫穷的岁月，那时他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颗向往着光明的心，他怀揣着这颗火热的心，一路受到许多人的善意帮助，也尽力帮助别人，而这两次无疾而终的爱情，也给他带来了青春岁月里应有的甜蜜和苦涩。虽然残酷的政治斗争很快就会彻底改变曼德拉的生活，但这些关于青春的美好记忆，永远温暖着曼德拉不屈不挠的，光明的心。
摄政王的葬礼：再见泰姆布，未来在召唤
在摄政王的领导下，人民团结一致。不论是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抑或是白人官员和黑人工人，他们都十分尊重摄政王，而这并非源自他背后的王权，而是因为他能耐心地倾听他们的心声。很高兴，在他去世之前，我终于跟他消除了矛盾与隔阂。
——曼德拉狱中日记
1941年年末，曼德拉突然收到了摄政王的来信，说他正准备访问约翰内斯堡，并想顺便见一下曼德拉和佳士提斯。虽然他们此时早已摆脱了摄政王的束缚，摄政王也没有派人将他们带回王宫，但曼德拉还是对威严的摄政王十分畏惧。不过，多年的培育之恩让想念战胜了恐惧。他知道，他应该去见见这位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的老人。
让曼德拉惊讶的是，摄政王完全没有他记忆中的威严和想象中的生气，也没有提福特海尔、王宫、婚姻或是其他，而是像一位慈祥的父亲，只是关切地询问曼德拉现在的工作和未来的打算。摄政王没有劝曼德拉回去，而是鼓励他好好追寻自己的梦想。这让曼德拉终于重拾了自我，毕竟，他曾经的行为怎么说都是一种叛逆和逃避，摄政王的宽容和理解给了曼德拉心理上的彻底救赎。另一方面，曼德拉也找回了对泰姆布王室的尊敬。他知道那件事只是出于一个年迈的父亲对儿子过于殷切的期盼，而不是整个部落的不通情理。
但是，摄政王对佳士提斯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他要求佳士提斯立即返回王宫，准备继承摄政王之位。而此时的佳士提斯正沉浸在和一位年轻女士的恋爱关系里，他对摄政王的要求置若罔闻。于是，摄政王走后，一位大臣起诉了佳士提斯。由于自学法律的缘故，曼德拉便出庭为佳士提斯辩护。
在听证会上，曼德拉据理力争，强调佳士提斯已经是成年人，因此他完全没有理由一定要听从父亲的意见。那位大臣却不根据曼德拉的意见进行反驳，而是指责曼德拉对摄政王的背叛和不忠，他一面直呼曼德拉的部落名字“马迪巴”，一面言辞恳切道：“摄政王对你就像亲生儿子一样，他关心你，还供你上学，而现在你却要帮助他的儿子离开他，你觉得这是一个有道德的年轻人该做的事吗？”
这位大臣很聪明，他的这番话狠狠地击中了曼德拉的软肋。的确，曼德拉只是摄政王的养子，将来充其量只能做一个谋臣，而佳士提斯则是摄政王的亲生儿子，将来是要继承王位的。曼德拉可以为了梦想押上命运——毕竟，他原本的命运也并非那么诱人。而佳士提斯却不能置自己的部族和人民于不顾。于是，曼德拉改变了主意，打算劝佳士提斯回去。当然，佳士提斯没有同意。
半年后，噩耗传来，摄政王因病去世。此时已是1942年的冬天。上次见面时曼德拉就已经发现了摄政王身体很差，终于，他没能熬过这个冬天。曼德拉和佳士提斯立即动身返回穆克孜韦尼，到达时，摄政王的葬礼已经结束了。他们感到十分失落，当初逃离这里时的兴奋被深深的悲伤和自责所替代。曼德拉不知道摄政王的逝世与自己的出走有没有关系，但他很清楚，看着两个最爱的孩子那么迫切地离开自己，那种滋味一定不好受。
泰姆布失去了一位开明而宽容的领袖，曼德拉和佳士提斯则失去了慈爱的父亲。葬礼后，曼德拉没有立即离开，而是在穆克孜韦尼逗留了一周。他用这一周的时间好好地回顾了自己的青少年生活，并仔细思索着部落和城市之于他的不同意义。他说道：“我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里却依然和从前一样安静，这种强烈的对比让我思考了很多东西。”
这是一场传统和现代的较量，也是一次大脑和内心的冲突。曼德拉依然以自己是一名泰姆布人而自豪，并感激部落和摄政王赠予他的一切：幼时的美丽乡野，部落的传奇故事，之后的良好教育……这些东西早已和曼德拉的生命融合在了一起。但另一方面，曼德拉也发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可逆转的变化：他的前途不再和泰姆布绑在一起，而是和约翰内斯堡息息相关；他的口音失去了纯正的科萨味道，而是带了一点矿脉附近的祖鲁口音；他不再热衷于成为一个体面的公务员，而是立志成为一个能在白人世界立身的黑人律师……这些改变都将曼德拉彻底地带离了部落和王宫，带向更加开阔的未来。
最后，曼德拉做出了选择——其实他早已做出了选择，这次在故乡的思考只是更加确认了他之前的决定，那就是依凭自己的内心，去选择属于自己的未来，那个在更广阔的天地里遨游的未来。
而佳士提斯经历过父亲的去世，听从了母亲的劝诫，最终决定承担自己与生俱来的责任，担任摄政王一职，而曼德拉还没来得及参加他的就职典礼就匆匆返回了约翰内斯堡。命运将这对亲密无间的伙伴分开了，一个选择了传统与责任，另一个则选择了前进与理想。这种选择从来就没有对错之分，有的只是选择之后的甘心或悔恨。但至少，我们知道，选择了理想的曼德拉在之后并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
用和曼德拉一样享誉世界的自由斗士切·格瓦拉的话来为这种境遇做注脚是再合适不过了，他说，年轻人在面对关于未来的选择和迷茫时，“要面对现实，但忠于理想”！很多人做到了前者，却忽略了更为重要的后者。面对现实给了我们安然脚下的自信，忠于理想则赋予我们通达未来的方向。没有方向，只有苟且的生活，并不值得过。
第二章 从中产阶级到自由战士的觉醒
初涉政坛：教育虽好，却赢不来自由
尽管没有了爱情，但我还是逐渐适应了约翰内斯堡的生活，并拥有了独立感，相信自己能在这里干出一番事业。我渐渐发现，我的王室背景并不是我的发展助力，我有我自己的家——虽然它很简陋，但我要在这里培养能够支撑我独立生存的自信和坚强。
——曼德拉自传《漫漫自由路》
为了省钱和住得离约翰内斯堡市中心近一些，曼德拉搬离亚历山大，来到了威特沃特斯兰德的劳工协会大院居住。这里的多民族融合现象比亚历山大还要显著，科萨人、茨瓦纳人、祖鲁人、纳米比亚人、莫桑比克人和斯威士人，等等，你能想到的南非所有部落，在这里都有自己的代表。这里既有民族的对立，也有部落的团结。这让曼德拉觉得十分有趣。
住的地方有了着落以后，曼德拉的事业也有了一定的进展。1942年年末，他完成了函授课程，获得了福特海尔大学文学学士学位。虽然他知道文凭并非成功的敲门砖，但他至少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这种成就感使他信心大增。接下来，他将注意力集中在了西德尔斯基的律师事务所里。这段学习和工作经历，是促使曼德拉从一个心怀理想的毛头小子向体面的中产阶级，再向自由战士转变的重要因素。
西德尔斯基是一位颇具民主平等观念的犹太律师，由于犹太民族本身饱受歧视的困扰，因此西德尔斯基十分同情黑人在南非的遭遇。他力主通过改善黑人的教育水平来改变他们被压迫的现状，同时他自己也十分积极地培养具有专业技能的黑人，所以给予了曼德拉很大的帮助。不过在这间号称完全没有种族歧视的律师事务所，曼德拉还是从很多细节中感受到了那种早已深入每个南非人血液里的黑白之别。事务所的白人女秘书为曼德拉和另外一个黑人雇员专门准备了杯子，以和其他白人使用的杯子区分开来。这件事给兴致勃勃的曼德拉泼了一盆冷水。他一直尽量避免和政治扯上关系，但在这里，他将无数次直面赤裸裸的政治现状和与白人的种种矛盾。
相比西德尔斯基，事务所的另一位黑人雇员盖尔·拉德贝对曼德拉的影响更大。盖尔是一个精力旺盛的家伙，而且对政治十分热衷，他加入了当时南非唯一的多种族政党：南非共产党。同时，他还是非国大和黑人矿工工会的活跃成员。尽管盖尔和西苏鲁一样，缺乏正规的高等教育，但他的确是曼德拉在政治领域的领路人。盖尔常常在午餐休息期间发表即兴演讲，他能将曼德拉在历史书上了解的故事以一种更加鲜活和立体的方式再现在曼德拉面前，让曼德拉清晰地明白事情的前因后果。另外，盖尔那种纯粹的自由斗士形象也深刻地震撼了曼德拉。在盖尔身上，曼德拉再次看见了只有在部落传奇里才能领略的自由精神。
盖尔曾经告诉热衷于教育的曼德拉，虽然教育是一个很好的课题，但如果仅仅依赖教育，而不是实际的抗争行动，那他们要想获得平等和自由，就要再等上100年！盖尔认为行动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1941年时，正是他帮助黑人矿工建立了自己的工会。
受盖尔的影响，曼德拉也开始参加一些政治活动，但他对加入政党这件事持十分谨慎的态度。这段时间，他主要通过对信奉自由主义的白人的观察和对杰出黑人的学习来摸索属于自己的政治观念。1943年，为了抗议巴士公司恣意提价的行为，亚历山大爆发了著名的抵制巴士运动。曼德拉在盖尔的带领下也加入了这场运动。当地黑人为了抗议高昂的车票价格，集体步行去上班——这对曼德拉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经过9天的抗议，巴士公司终于妥协，将票价调回最初的标准。这件事也让曼德拉直观地明白了，即使在种族主义盛行的南非，黑人也是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的，但黑人必须做出切实的行动，明确地表达自己的立场，而不是坐等白人政府的良心发现。
在盖尔的介绍下，曼德拉以参观和学习的方式参加了非国大和南非共产党的几次会议。最后，由于无法接受南非共产党对宗教的态度，曼德拉选择加入非国大。非国大的全称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是南非最大的黑人民族主义政党，也是南非唯一的跨种族政党。非国大于1912年1月7日成立，起初叫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1925年改名。非国大的政治主张是拒绝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最终建立一个种族平等的民主南非。
曼德拉被非国大会议现场的热烈气氛所感染，他想起了泰姆布王宫的首领会议。非国大的会议话题多样，而且与会人员发言活跃，辩论激烈。从巴士票价到议会法律，他们关心所有会影响南非人生活的东西。
曼德拉的科萨视野也被这些人讨论的议题拓宽到全南非。他开始尝试从全南非人民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将过去经历的种种事件在一个更高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一遍，这在拓宽他的思路的同时，也让他感到一种崇高而神圣的责任感。从前曼德拉十分关注教育事业，但现在，他对政治产生了更为浓厚的兴趣。他知道，教育的前途与政治斗争息息相关，没有一个平等自由的政治环境，他的教育理念也不可能得到实现。
思想碰撞：接受不同的观点，这没什么损失
我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遇到了许多战友，他们和我共同经历了漫长的解放斗争。如果没有他们，我将无法取得任何成就。许多白人学生让我感受到了异乎寻常的温暖。
——曼德拉自传《漫漫自由路》
南非作为“彩虹之国”，表面上是不同肤色不同人种的交织与融合，实质上却是各种观念和思想的交锋与碰撞。自从来到约翰内斯堡，曼德拉就没有停止过对各种观念的接收。这在带给曼德拉困扰的同时，也带给了他更深入的思考。
1943年年初，曼德拉来事务所已经将近两年了，他还没有得到一纸正式的劳动合同。这时，盖尔再次显露了自己值得信赖的一面，他偷偷告诉曼德拉，只要自己还在事务所一天，他们就不可能给曼德拉一个正式的职位，因为他们完全可以用“我们已经有一个正式的黑人雇员可以用了，干吗还要再聘请一个”为理由搪塞曼德拉。所以，盖尔决定帮曼德拉一把。他打算主动提出辞职，自己去开一家房地产代理公司。
曼德拉对此感到十分惊讶，他请求盖尔不要辞职。盖尔却安慰曼德拉，他鼓励曼德拉在法律上继续深造，说这对今后黑人的政治活动有很大帮助，他自己的兴趣并不在法律上，所以这个选择其实对他们两人都好。盖尔走后，事务所果然如他所说，万般无奈之下给了曼德拉一份正式的劳动合同。这让曼德拉对盖尔更加感激和钦佩。
在事务所里，盖尔不是唯一一个影响曼德拉政治观点的人。和西德尔斯基一起做生意的汉斯·马勒也从另一个角度刺激曼德拉进行深入的思考。作为白人地产商，马勒完全是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他认为一切都可以用“供需关系”来解释。有一次，他指着窗外对曼德拉说：“纳尔逊，你看那些在大街上奔波来去的男女，他们图的是什么？金钱！金钱决定一切，有了金钱就有了幸福，因为你可以用金钱买到你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曼德拉虽然不认同这种观点，却也切身体会到了金钱在人们生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
威廉·史密斯，一个工商工人联盟的资深会员，则提醒曼德拉：“纳尔逊，我跟政治已经有很久的亲密关系了，我现在对此感到十分后悔。我一直为那些虚伪的人服务，他们只关心自己，从不关心自己的人民。人民只是他们伪装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
西德尔斯基则劝曼德拉远离政治，因为他们从事的职业——律师，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和政府的良好关系才能平稳地维持下去；过分参与对抗政府的政治活动，只会让他们失去客户。他甚至预言道：“要是不听我的劝告，那破产和监狱就将是你的下一个归宿！”西德尔斯基一语成谶，曼德拉后来被关于罗本岛整整18年，那时西德尔斯基还带着自己的女儿去看过他，并调笑道：“你看，当初不听我的劝告，现在你真的进来了吧！”
回到当初，曼德拉对这些人风格迥异的政治观念感到有些彷徨，虽然他受盖尔的影响，对非国大的民主斗争十分着迷，但现实的压力和律师的职业也带给他很大的羁绊。不过，曼德拉性格里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点又发挥了作用，那就是不论身处多么强烈的迷茫之中，都不放弃积累和前进的脚步。有句西方谚语叫“飞着的鸟总能找到些什么”，即使在政治立场尚未完全确立的时候，曼德拉也没有放弃过学习和积累。1943年，在取得文学学士学位以后，曼德拉又考入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攻读法学学士学位。这是成为一名职业律师的必修课。
在威特沃特斯兰德的生活再次加深了曼德拉对白人的了解，因为这里几乎全是白人学生，他自己则是法律系唯一的黑人学生。
首先，他感受到的是尴尬和不愉快，因为他常常被人当成“珍稀物种”看待，而对一些种族主义倾向严重的人来说，曼德拉则是一个充满危险的“闯入者”。再一次，曼德拉充分领教了交织在白人世界里的两种基本理念：对生命理性的尊重和友好，以及对黑人本能的仇视和鄙夷。有一个法律老师甚至当着曼德拉的面提出过“女人和非洲人不应该当律师”的观点，因为他认为女人和非洲人的大脑没有得到充分的锻炼，不足以胜任律师这份对思辨和逻辑要求很高的工作。对此，曼德拉虽然反对，却也无法立刻反驳，毕竟这里只有他一个还未毕业的黑人学生。
其次，他遇到了很多在将来伴他一起经历漫长解放斗争的战友。第一个学期，他遇到了思维敏捷的乔·斯洛沃和他的女朋友佛斯特。乔是一名品质高尚的共产主义者，佛斯特则热衷写作，他们都来自犹太移民家庭。印度裔的伊斯麦尔·米尔比较激进，他和曼德拉以及另一位印度裔学生辛格经常在他的公寓里彻夜讨论政治和社交问题。他们的观念对思想尚不成熟的曼德拉也有很大的冲击。
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为曼德拉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在这里，理想、政治信仰与思辨哲学彼此交织，每个人不论主动还是被动，都在充分地挖掘着自己的脑袋。曼德拉虽然只是一个人，却代表着所有非洲黑人，在和白人以及印度知识分子一起思考着南非的未来。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南非政治运动的领军人物，虽然他们各自的政治立场和命运颇不相同，但此时此刻，他们都踌躇满志，打算为被压迫的南非人民献出一腔热血。
觉醒！一个黑人中产阶级的心理蜕变
（在南非）当一个黑人长大之后，他只能做那种只有黑人可以做的工作，只能居住在那种只有黑人居住的房子，只能乘坐只有黑人乘坐的交通工具……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制约和压迫，他的成长和生命力遭到扼杀。这就是残酷的现实，但我想，任何人都有权采取各种措施来改变这个现实。
——曼德拉自传《漫漫自由路》
纵观人类历史，那些真正影响过世界进程的伟大领袖，大多并非从小就热衷政治，立志成为领袖。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有意无意地锻炼并积累了足够的政治才能，而最终投身政治的选择，却是整个社会环境帮他们做出的。曼德拉就是这样的典型，童年和青年时光带给曼德拉的是善良的心地、坚韧的性格、良好的教育以及独特的人格魅力，这些是他将来纵横政坛的政治资本，可最开始，他并不是为了从政而修炼了这些品质。当历史和社会促使他不得不加入政治的洪流时，他才蓦然发现：原来自己早就准备好了。
最初，尽管受到西苏鲁、盖尔，以及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同学的影响，曼德拉已经深度参与政治事务，但他当时还没有下定决心从政。他的目标是成为一名成功的律师，努力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这种愿望被他的第一次婚姻强化了。
1944年，26岁的曼德拉遇到了他的第一任妻子：伊芙琳·梅斯。伊芙琳是西苏鲁的表妹，漂亮温柔，在医院工作。两人在西苏鲁的家中偶遇，并且彼此一见钟情。曼德拉的坚韧与温和打动了伊芙琳，很快，这两人就陷入了爱河。一个月之后，他们就结婚了。这种速度放在今天也可以被称为“闪婚”，但对当时的他们来说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是，这对新人的经济状况十分窘迫，别说体面的婚礼和宴席无法正常举办，就连婚后的住房都没有保障。他们先是寄居在伊芙琳的兄长和姐姐家里，后来又搬到了荒凉的索韦托。两年后，曼德拉的第一个儿子马迪巴·泰姆比出生了。家庭的重担让曼德拉开始权衡政治活动和现实生活的比重，他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学校的学业、事务所的兼职，以及家庭生活上。伊芙琳将家里的一切安置得十分妥帖，曼德拉则保证他们母子能得到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闲暇时曼德拉喜欢和孩子玩耍，帮他洗澡，给他讲故事，等等。这种温馨的家庭生活，让曼德拉在繁忙的学习和工作压力下得到了很好的放松。
实际上，在南非这样一个白人至上的国度，黑人想完全脱离政治的影响是基本不可能的。从出生的医院，到生活的区域，再到平日乘坐的巴士，南非黑人生活里的每个细节，都向他们讲解着什么是歧视和不公。曼德拉后来总结道：“我甚至不记得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彻底政治化的，因为在南非，你身为一个非洲人，从生下来那一刻起，就被打上了政治的烙印——不论你对此是否知情。”
一天，曼德拉和伊斯麦尔·米尔以及辛格乘坐有轨电车赶去办事，那时南非黑人是不允许乘坐有轨电车的，但由于时间紧迫，曼德拉打算混过去。结果还没发车多久，售票员就要求曼德拉下车，并用“卡菲尔”，意即“野蛮人”来称呼他，曼德拉他们对此十分气愤，售票员便叫来了警察。警察局打算控告曼德拉，米尔他们便商量找费希尔帮忙。费希尔是曼德拉在大学认识的另一位向往平等的白人精英，他的爷爷曾担任过奥兰治殖民地的首相，父亲则担任奥兰治自由邦的总统。地方法院忌惮费希尔的家庭背景，便很快释放了曼德拉。
这件事让曼德拉彻底清醒了，和当初参与巴士抗议活动时站在人群里不同，这次他是站在被告席上；从前他只是同情弱者，现在，他发现在蛮横的白人政府面前，原来自己也是一个弱者。与从前处处躲避政治、明哲保身的态度不同，他现在明确了一点：躲避政治迫害的最好办法不是把自己藏起来，而是勇敢地迎上去。毕竟，在南非这个国度，黑人如果再不站起来为自己和同胞呐喊几句，那终将被白人彻底驯服。当然，这件事也让曼德拉发现，黑人的解放斗争不能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还得团结像米尔和费希尔这样的其他种族和肤色的自由斗士，他们都是革命成功不可或缺的力量。
从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毕业后，当曼德拉需要选择人生的方向时，他没有听从恺撒的意见，去相对落后的地方做一个体面的律师，他的心早已不再属于一个小小的城镇和部落，而是和整个南非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他从前积累的学识、品质以及人缘都将他推向南非政坛。他清晰地感觉到，命运正将他从特兰斯凯带走，带向那个一切以全南非的共同利益为基准的世界。
这时，曼德拉开始反思在福特海尔学习时期以及更早前的自己，多年的经历让他认识到那种渴望当公务员、取得丰厚收入的愿望是多么狭隘。在约翰内斯堡的生活让曼德拉见识了比书本知识和部落传统更为有力的现实。最初，他对大学里尽量规避种族和肤色问题，现在，他开始认识到：如果没有第一个人站出来，那就永远不会有人站出来。而且，他希望第一个站出来反抗种族歧视的是被歧视的黑人自身，而不是对他们心怀同情的白人或印度人精英。从这一刻起，曼德拉从那个一直躲在同事或同学后头、不问政事的好好学生，变成了一个积极的青年政治家。
我们的纳尔逊·曼德拉，终于稳稳地接过了命运递给他的自由之矛。
第三章 踏上“青年同盟”这艘无悔的远航船
非国大青年同盟：政治旋涡中的弄潮儿
白人眼中的宇宙是一台巨大的机器，它来往于时空之中，并走向最终的毁灭，人们在这个机器里就像蜉蝣般渺小，也将自生自灭。但是在我们非洲人眼里，宇宙是一个有机有情的整体，它不断组合、变化、发展，走向更高级更光明的未来，我们每个人都是整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白人为我们带来的不是文明，而是压迫，从现在起，我们非洲人要靠自己的双手决定未来！
——青年同盟成立宣言
对政治的热衷促使曼德拉和非国大产生了更为紧密的联系。自1912年创立以来，非国大除了在最开始公开反对过《原住民土地法案》和《通行证法案》之外，接下来的30年时间里，他们一直坚持“和平请愿”的策略，不与南非白人政府发生正面的对抗，这也是为什么白人政府一直没有给予这个政党正式的关注。
在曼德拉看来，非国大最初更像一个由部落联盟组成的“上议院”，因为这里的成员都来自部落王室，他们既保守又严谨，既害怕愈演愈烈的“白人至上”主义，又害怕抗议活动闹大，招致政府的打压。在这种纠结之中，非国大渐渐成了一件中看不中用的摆设。
直到1940年，在阿尔弗雷德·比蒂尼·祖玛的带领下，非国大以约翰内斯堡为根据地，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革，才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祖玛是一个实干家，他取消了颇受苛责的部落分支和酋长会议，转而去全国各地振兴分支机构，这些措施为他赢得了一些支持和拥戴，但也为非国大今后的内部矛盾埋下了伏笔。祖玛是一位体面的医生，也因自己有几位白人官员朋友而自豪，因此他虽然给非国大带来了第二春，却没有赋予它足够的力量和决心。
1943年，非洲民主党成立，它成为非国大的主要竞争对手。祖玛感到了压力，便号召非国大的年轻人多多招纳新成员。正是祖玛的号召，使得非国大朝着年轻化、激进化的方向发展。在个阶段，曼德拉和西苏鲁、伦比德、奥利弗·塔柏等人的关系愈发密切。他们都一致看好非国大在南非黑人的解放斗争中的巨大作用。
前面已经介绍过西苏鲁，是一位成功的黑人商人，同时也是一个极富个人魅力的青年政治家。伦比德则更为激进，他是一个高学历的知识分子，拥有法学学士和艺术硕士学位，却常常以平民的视角说出“一双鞋子的价值抵得上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之类的妙语。他有自己的一套“非洲主义”思想，主张各个部族以非洲人的名义团结起来，共同抵抗白人的压迫。伦比德虽然有时也显露出自己不理性的一面，但他的热情和高超的演讲技巧还是深深打动了曼德拉和西苏鲁，他那句“我虽然还沉湎在非洲昔日的荣耀里，却不得不为了她的未来而努力，让她重新成为一个自由而美丽的国度”让曼德拉激动不已。奥利弗·塔柏则是曼德拉的老相识，他是曼德拉在福特海尔大学的校友，当初就有很好的交情，解放斗争使得他们的友谊从同学之情变成了战友情谊。
在伦比德等人的影响下，曼德拉的非洲民族主义思想开始萌发，他认为必须唤醒全南非黑人的民族主义思想，才能有效地抗击白人政府的压迫。我们知道，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都将是一把双刃剑，就像几年之后当政的非洲国民党一样，他们在英国裔白人的歧视下生活了很多年，可等到他们掌握政权时，就将这种歧视引发的仇恨转移到了黑人身上。这种以仇恨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很容易就会把争取自由的斗争转向另一个黑暗的方向。不过，曼德拉的特殊经历，使得他对犹太人、印度人、有色人以及非国大之外的其他民主党派都抱有足够的善意，因此曼德拉尽管此时支撑民族主义思想，但并没有像伦比德一样着迷于极端民族主义，他希望实行的是更为广阔的非洲民族主义，即团结进步白人和印度裔南非人等所有热衷于非洲自由事业的人。
这些青年才俊加入非国大之初，祖玛对他们十分鼓励，还经常让他们负责起草文件和帮助制定政策。那段时间里，曼德拉他们将自己的热情全都投入到了会议和政策制定里。奥利弗·塔柏回忆那段日子时说：“我们那时不跳舞，不看电影，基本没有年轻人该有的活泼，因为我们把时间都花在了开会和讨论问题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商议，伦比德、西苏鲁、奥利弗和曼德拉等人决定成立“青年同盟”，并展开“振作运动”，让非国大更具活力。
青年同盟的政治纲领是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唤醒民众的政治觉悟以及带领非洲人民走向自由。祖玛小心谨慎地支持了伦比德他们建立青年派别——但仅限于他们作为非国大下属的一个小派别而已。祖玛并非没有预料到这群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对政治斗争的激进态度，但为了维护非国大在政坛的地位，他需要这些年轻人的加入。
面对白人政府日益严酷的政策，祖玛对非国大的改革却显得过于缓慢而滞后，这引发了曼德拉等激进青年的不满。他们觉得现在的非国大“仿佛颓废的，不思进取的精英们的保护伞，不关心大众的利益”，他们希望非国大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能够更具战斗力。1943年和1944年，青年同盟的成员两次拜访了祖玛，希望他能着手解决非国大面临的迫切问题。但是，态度颇为倨傲的祖玛认为他们发起群众运动的想法太过危险，而且他提醒青年同盟不要脱离组织的领导，更不要试图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治纲领。这两次不欢而散的交谈直接导致了1944年4月的青年同盟大会。
复活节当天，100多名青年同盟成员聚集在约翰内斯堡的班图人社会中心，宣布非国大青年同盟正式成立，伦比德当选为主席，奥利弗担任书记，西苏鲁任财政主管。青年同盟的成员多来自曼德拉之前求学的福特海尔大学，都是南非黑人中的精英分子。青年同盟希望开展一场真正的民族解放运动，实现真正的民主，而不是依靠白人的慈悲而获得残羹冷炙的施舍。
青年同盟的成立意义重大，一来它将在今后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彻底改造非国大，为非国大提供更为强劲的战斗力，二来曼德拉作为青年同盟权力核心的一分子，他再也无法将自己的生活和政治斗争分开了。之后的命运也将证明，从青年同盟成立那天起，曼德拉的政治生涯就已经完全开启了。
罢工与抵抗：从失败中前进，才能走得更远
任何运动都会遭遇失败。可怕的不是失败，而是在失败后失去继续向前的勇气。
——曼德拉狱中日记
任何辉煌的解放事业都要经历漫长而黑暗的摸索期，南非解放运动也是如此。只是，若害怕镇压和牺牲，没有人去做第一个被政府逮捕的人，没有人去做民主基石的第一块砖，那就永远不会有后人的自由与幸福。任何成功都浸满失败的血泪，但正是这份浴血之后的勇敢与坚定，才使得那些伟大的事业走得越来越远！
前面提到，二战使得南非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在这种表面的发展盛景之下，是黑人愈发艰难的生存现状。在战争时期，南非黑人并没有进行激烈的民主斗争，白人政府却倒行逆施，通过《通行证法令》等法律加深了种族压迫的程度。
20世纪40年代，大量黑人涌入城市，而在食物配给和通货膨胀的双重打击下，原本就工资微薄的黑人矿工的生存处境十分堪忧。在黑人集中的区域，患病率和犯罪率迅速飙升。于是，矿工工会提出加薪的要求，要求将每天2先令的工资涨到10先令。自然，傲慢的矿工协会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这个要求。
于是，1946年，一场有计划的矿工大罢工开始了。1946年8月12日到16日，全国40万矿工里有7万人参加了这场罢工。非国大和青年同盟支持这次罢工的举行，但这两个组织并没有做出什么实际的帮助，非国大在祖玛的影响下对这场罢工兴趣不大，青年同盟则空有一腔热血，不知如何具体参与到罢工运动中。这促使曼德拉认识到：政治纲领固然重要，但投入到具体的实践中去才是斗争的必经之路。
他一方面拜访了自己的几位矿工亲戚，向他们表达支持和关心，另一方面和罢工的领导者，矿工工会领袖马克斯一起走访了几大金矿，倾听矿工的意见，并帮助制定相应策略。这次亲身实践在帮助曼德拉获得第一手的斗争经验的同时，也让他见识了矿工工会的严密组织和严格管理。
这次罢工在政府的血腥镇压下失败了，警察打死了12名抗议者，打伤了324人，还抓捕了52个带头罢工的人。矿工工会也遭到政府的搜查和取缔，直到40年后才被允许重建。但这段时间，矿工工会依然保持了较好的组织纪律性，一直没有放弃抵抗。这让曼德拉再次刮目相看。
罢工事件让曼德拉和青年同盟思考了很多，但很快，他们的视线就被另一件事占据了。为了反抗《亚洲人土地占有权利法》，南非印度人在南非印度人大会的组织下进行了长达2年的抵抗运动。南非的印度移民很多，是除了黑人和白人之外的第三大种族。《亚洲人土地占有权利法》里的“亚洲人”主要针对的就是印度人。该法规定南非印度人只能在规定区域内生活，禁止他们在南非境内自由迁徙以及买卖土地和房屋等不动产。这是扩展到了有色人的隔离法，表明南非白人政府已经将种族隔离的铁幕罩向了更多劣势处于民族。
南非各领域各阶层的印度人都参与了这次抵抗运动，他们继承了多年前印度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精神，以20人为一组，到新法律规定的白人土地上搭帐篷，以求被警察逮捕入狱。此次运动中共有2000多人被捕，其中就包括曼德拉的同学米尔和辛格，他俩也因此中断了学业，活动的组织者达杜医生和奈克医生还被罚从事半年的重体力劳动。这件事让曼德拉看到了南非印度人的斗争决心，他们的团结和牺牲精神与当时非国大的保守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让他和很多黑人政治家打消了对监狱的恐惧。他们发现，如果需要，那么去坐牢也是斗争中过程不能逃避的一个环节。
罢工和印度人抵抗运动的产生和失败给了曼德拉极大的触动，他一方面学会了亲身实践，投入到具体群众中去开展活动，一方面认清了白人政府的真实嘴脸。这些经验和教训都向曼德拉展示了解放斗争的艰难以及斗争过程中不可预期的危险性，但曼德拉没有选择退缩，他知道，这是所有解放斗争都要经历的过程。虽然一路荆棘，但他们必须继续向前！
团结之路：和印度人的几次亲密接触
年轻的时候我不够成熟，对很多具有博大胸怀的同志产生了不该有的怀疑。历史证明，只有团结所有力量，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
——曼德拉狱中日记
曼德拉和青年同盟的成员虽然多受到现代教育，而且思想开放，但于斗争的人员组成和与其他党派的合作问题上，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持谨慎态度。这与南非黑人的多年斗争经验，以及青年同盟成员的民族主义思想有关。
20世纪40年代初期，曼德拉对同胞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个人的援助上。当时，由于黑人城镇人满为患，政府的保障住房又供应不足，所以很多黑人选择了露宿。在曼德拉当时的居住地附近，就有超过2000多个露宿的黑人，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詹姆斯·穆潘沙也住在其中一顶破旧的帐篷里。穆潘沙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他是这群露宿黑人的领袖，但他对未来十分迷惘。曼德拉同情他们的处境，经常为他们提供法律咨询方面的援助。
但在强大而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个人的力量毕竟太小了，甚至单个党派的力量也是不足的，这促使青年同盟以及非国大不得不思考合作的可能性。随着政府愈发忽视非国大的意见，祖玛领导的非国大开始尝试谨慎地和其他党派团体进行合作，与矿工工会和非欧贸易工会频繁联系，支持他们为工人的合理报酬进行抗议，甚至罢工。但在关键时刻，例如1946年的矿工罢工运动中，非国大却再次显示了其保守的一面，它虽然在表面上支持这次活动，实际参与却十分有限。
南非印度人也是非国大重要的潜在盟友之一，这种潜在可能被白人政府变成了现实。曼德拉和其他非国大成员一样，对印度人的态度比较复杂，既有生活和工作中的欢迎和欣赏，也有在政治领域划清界限的本能。这种态度源自两个种族在历史上的敌对关系。印度人大规模地来到南非，是19世纪60年代的事情。那时他们作为英国人的雇工，在南非的社会阶层中属于中间部分——相对于被压迫的底层黑人依然属于剥削阶层。聪明而勤奋的印度人很快就控制了南非的零售业，加上后来英国政府采用“分而治之”的政策，在剥夺黑人一切权利的同时，为印度人和有色人保留了一些基本权利。这些都导致了在南非黑人和印度人之间的敌对关系。所以黑人对印度人的态度一向谨慎，他们不希望强势的印度人渗透到自己的政治组织里也是情有可原的。而私下里曼德拉和米尔等印度进步青年的良好关系，也是在各自以真情和信任克服心理障碍的基础上实现的。
在南非印度人抗议政府的活动失败后，政府加紧了对印度人以及黑人的控制，这让非国大和印度人团体愈发感到团结的重要。于是，1947年，双方领袖签署了一份《医生协议》，表明南非两大解放运动的主要政党开始了历史性的合作，这鼓舞了很多人的士气，但也暗藏了很多矛盾的种子。在之后的联合国大会上，印度代表、南非印度人代表，以及非国大代表祖玛都指出了南非种族主义的盛行，希望联合国予以关注。这次会议上的合作延伸到了南非的政治斗争中，非国大和南非印度人大会共同发起了“人人都有投票权”的运动。
就在两大阵营探索合作方式的同一时期，曼德拉也开始了思想的转变。起初在伦比德等人的影响下，他是支持青年同盟“单干”的，但现实和经验告诉他：合作才是最好的出路。曼德拉知道，矿工工会的组织纪律性、南非印度人和南非共产党的战斗力都是现在的非国大所欠缺的。在不影响非国大基本性质的前提下，与这些党派团体进行合作，是他们未来斗争的重要手段。这段时间，曼德拉除了和印度同学打得火热，还对刚刚带领印度本土人民获得独立的尼赫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阅读了尼赫鲁的相关著作，这对他的政治思想影响颇大。
虽然后人多把曼德拉和甘地并提，把他们都当作是爱与和平的化身，但在曼德拉年轻的时候，他自己更看好甘地的接班人，印度独立运动的英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斗争思想。此时的曼德拉虽然钦佩甘地“钢铁般的意志”，却不太认同他温和的斗争方式，而尼赫鲁那种“在反抗的路上，谁阻挡我，我就推开谁”的气魄更让曼德拉着迷。他和其他青年同盟的成员都认为：这才是正确而有力的斗争态度。
和南非印度人以及其他种族的接触丰富了南非黑人政党的斗争道路，也拓宽了以曼德拉为代表的青年同盟成员的视野。虽然他们长期坚持非洲民族主义和组织的性质，不希望被印度人和有色人的加入所改变，但随着几年后南非国民党上台，以及南非共产党被取缔等事件的发生，他们终将意识到：只有全面的团结与合作才能拯救南非和组织自身。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的解放者，都必须具备博大的胸襟。此时的曼德拉具备足够的胸怀，只是还欠缺一点促使他完全张开怀抱的刺激。
生死危机：更危险的敌人，更残酷的境遇
敌人越来越凶恶，我们的道路也愈发凶险。但另一方面，这种困境也使得我们更加团结，更加坚定信念。这究竟是好是坏，只有历史才能做出评判。
——曼德拉自传《漫漫自由路》
虽然南非黑人没有选举权，但他们依然关心南非政权的更迭，因为这与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二战期间，为了应对危机、动员黑人，以史马茨为总理的合众党向黑人示好，他们说种族隔离政策已经落伍了，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不论是军队里黑人是否可以持枪，还是城市里黑人劳工的合法身份问题，政府都可以做出让步。这些言论极大地激发了黑人的工作积极性，为南非在二战期间经济的腾飞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但是，当你没有选举权时，一切都只能指望当权者的施舍。而这种施舍，常常是变幻莫测的。史马茨在任期间虽然有对黑人示好的时候，但更多时候，他依然是种族隔离和政治压迫的同义词，史马茨内阁颁布过许多不利于黑人的法律法规。不过，相对即将接任的南非国民党而言，史马茨和合众党还显得有点人情。
选举在即，尽管南非合众党在当时的国际威望很高，同时他们打击纳粹、支持英美的战略也被认为是明智的，但倒行逆施的南非国民党似乎在本土白人中更有市场。以德裔与荷兰裔白人为主的南非国民党公开同情纳粹，并反对支援英国。他们利用本国白人对大量涌入城市的黑人以及印度人的忌惮心理，打出了“苦力们滚出这个国家”的激进口号，他们向白人保证：提供更加严格的种族隔离政策，决不让黑人抢占白人的工作岗位和生活资源。结果，他们的阴谋得逞了，在1948年的选举中，来自南非国民党的马兰打败了合众党，担任新一任南非总理，并开始组阁。在马兰的内阁中，同情黑人主张施行怀柔政策的英国裔白人甚至连一个席位都没有。
南非国民党排斥英国的想法由来已久，在南非，虽然他们也属于有政治权利的白人，却一直受到英国人的歧视。当时，英国依然怀有“日不落帝国”的自豪感，将荷兰人和德国人视为次等人，这导致了这场选举中后者激烈的集体反弹。所以，有人形容道：“南非国民党是一个被仇恨驱使的党派，十分危险。”
马兰内阁上台后，他们的一切政策都围绕“种族隔离”展开。作为一个缠绕南非黑人长达几百年的梦魇，种族隔离并非字面上显示的那么温和中性。隔离并不单纯是地域的分割，它几乎渗入到南非白人和黑人生活的每个细节。从出生的医院到接受教育的学校到将来从事的工作，再到享受的社会保障和政治权利，一切的一切，都是以南非白人为中心，再据此隔离黑人的。种族隔离的核心就是“白人至上”，诸如曼德拉初来约翰内斯堡时经历的“当车中有白人时，黑人不允许坐在前面”这种明显的歧视法规，在南非政府历年颁布的法令里俯拾皆是。
白人政府通过复杂的种族隔离政策，确保在每个领域里，白人都具有对黑人的绝对统治力。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政府还大力支持其控制的教会，如荷兰归正会。荷兰归正会歪曲宗教经典，为白人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提供宗教理论支持，他们宣扬南非白人是“上帝的选民”，黑人作为白人的附属也是上帝的安排，黑人应该感到荣耀。
白人政府希望通过政府的法律控制和教会的精神控制，让黑人永远臣服于白人，做他们的廉价劳动力，为他们带来持续的享乐和安逸。马兰内阁的上台，无疑使得这种政策从广度到深度全面加强了。
马兰的上台让曼德拉和非国大成员震惊不已。他们原以为史马茨内阁能打败纳粹，也一定能打败早已臭名昭著的南非国民党，结果那天清晨，他们却从《兰德每日邮报》获知了马兰当选的消息。从那一刻起，曼德拉他们就知道，南非的土地将彻底地不再属于他们，这里会成为一个激烈的战场。
让曼德拉感到吃惊的是，奥利弗·塔柏说了一句颇有深意的评价，他说：“我喜欢这个结果，因为现在我们终于明确了谁是我们的敌人，以及我们将采取什么措施。”的确，“温水煮青蛙”式的怀柔政策是最能消磨黑人抵抗力的。马兰政府的上台，无疑将南非黑人逼上了绝路。而被逼上绝路的人，除了顽强反抗，几乎没有其他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说，正是马兰对黑人的激进态度，才促使黑人下定决心进行更为激进和持久的抗争。如果之前的白人政府还让曼德拉他们具有一点侥幸心理，那马兰政府则彻底地让曼德拉和非国大，以及全南非黑人觉醒了。
马兰内阁一上台，就开始有步骤地实施他们的恶毒计划。首先，他们赦免了在二战期间发起叛变，支持纳粹德国的罗贝·布雷朗特。然后，他们开始限制南非黑人和有色人的商会活动，并逐步剥夺了他们仅有的一些权利。
《禁止通婚法》和《不道德行为修正法》不但禁止黑人和白人通婚，而且规定即使只是发生性关系也要遭到重罚，《人口登记法》把南非黑人按照部族进行划分，并颁发相应证件；《班图权利法》把交通工具和公共场所的隔离合法化，《班图教育法》则规定政府对黑人自办教育的控制权，借此维持黑人和白人教育的差距……
除此之外，马兰政府还加强了对黑人政治斗争的打压，《镇压共产主义条例》趁着美苏冷战之机发布，条例规定共产党员不得在工会和政府机关任职，而且政府有权对他们进行审查。《公共治安与刑法修正案》则规定任何反对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的聚会或演讲都是违法的。
马兰政府的一系列政策让南非黑人感到了巨大的威胁，于是，曼德拉和非国大，以及南非的其他民主政党都开始走上了一条充满艰险和牺牲的斗争之路。
蓄势待发：在动荡中渐渐成熟的领袖
新一届选举后非国大不再依靠单纯的温和抗议进行斗争，我们的行动力将取得长足进步。青年同盟的成员终于登上了非国大的舞台，我们将引导非国大走上更积极的革命道路。
——曼德拉自传《漫漫自由路》
马兰政府上台的前一年，印度独立了。这对南非的民主斗争运动来说是个极大的鼓舞。然而，就在印度独立前的一个月，青年同盟的主席伦比德突发意外，英年早逝。经过商议，彼得·达姆将接替伦比德的主席职位。达姆曾做过律师和教师，在经验和知识储备上都比青年同盟的其他成员更为丰富。曼德拉则成为青年同盟的总书记，主要负责组织的管理和一些分支机构的建立。
职位的上升在给曼德拉带来更大的责任和压力的同时，也为他带来了更大的动力，他的政治生活开始提速。上任没多久，他就和达姆一起开始操办青年同盟招新的问题，他们的眼光更为开阔，也更为长远。一方面，他们鼓励德兰士瓦以外地区的人加入非国大青年同盟，另一方面，他们将宣传的重点放在了学校里，鼓励年轻开放的学生加入他们的阵营。由于曼德拉的个人声望和良好人缘，加上努力的付出，他们的动员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曼德拉的母校福特海尔大学成了非国大青年同盟的摇篮，这里的年轻学生大多思想开放，并热衷政治，他们为非国大青年同盟输送了许多新鲜血液。这为曼德拉他们在下一阶段全面掌控非国大打下了政治基础。
同一时期，曼德拉还加入了非国大德兰士瓦执行委员会，他对这个机构十分忠诚，或者说，只要是曼德拉确定加入的组织，他都会保持相当稳固的忠诚度。一次，由于内部意见不统一，非国大决定取消和南非印度人大会一起举行的抗议活动，但一贯强硬的印度人坚持将活动完成。这时，由于同情印度人，非国大德兰士瓦省的主席拉莫哈诺违背了组织退出活动的命令，继续和印度人一起进行了这次活动。这遭到了包括曼德拉在内的多人的谴责。
曼德拉表示，虽然他清楚拉莫哈诺的为人和初衷，但这种违抗组织命令的行为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曼德拉在今后的斗争中也一直坚持这一原则，那就是“对组织的忠诚要永远高于对某个人的忠诚”。当拉莫哈诺不顾众人的意见，执意这么做时，曼德拉带头反对了他，奥利弗等人也紧随其后，这最终导致了拉莫哈诺在一次会议后离开。此时的曼德拉已经不是那个凡事习惯待在别人后头的迷茫青年，他已经有了自己清晰的政治主张，而且天生的领袖气质让他敢于在任何境遇下坚持自己的原则，这为他赢得了更多的拥护者。
1948年，马兰内阁上台后，针对政府日益严苛的种族隔离政策，非国大内部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应对声音。以主席祖玛为代表的老一代非国大领导人主张妥协，即在政府颁布的法律规定范围内进行活动，不进行激烈的反抗；而以青年为主的青年同盟则不同意这种保守态度，他们认为这种保守和妥协就相当于“自废武功”，从此将无法再和政府进行谈判和抗争。
1949年年底，在非国大年会上，青年同盟提出了全新的行动纲领，包括联合抵抗、游行示威在内的多项抵抗措施被正式确立。这个行动纲领遭到祖玛的强烈反对，他称自己作为一个事业有成的医生，不想卷入到这种危险之中，和他持相同观念的还有其他老一辈的非国大成员。他们都在社会上拥有体面而稳定的工作，不希望和政府发生直接的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青年同盟的成员不得不向祖玛摊牌了，他们来到祖玛的家里进行商议。当得知青年同盟的诉求后，祖玛表示了明确的反对。他认为虽然这些斗争方式迟早会出现，但现在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虽然他也说不准什么时机才合适。最后，他不忘提醒曼德拉他们：这种斗争很可能会带来危险，甚至是牢狱之灾，而他作为一名成功的医生，一点也不想冒这个风险。
深夜11点，在几番交涉未果后，他们被祖玛扫地出门。他们走在漆黑的街道上，每个人都很沮丧。不过，这不是他们第一次遭到拒绝了，他们明白，挫折只是通往自由之路的小小绊脚石，他们不会因此停下自己追寻的脚步。
为了在南非发起一场甘地式的群众抵抗运动，他们决定在接下来非国大的选举中放弃支持祖玛，转而寻找一个支持他们的观点的人。本来马修教授是他们的最佳选择，但他同样认为群众运动的时机不成熟，青年同盟的选择过于幼稚。这使得他们只能将目光投向莫罗卡。莫罗卡和祖玛一样，是一位体面的医生。他对青年同盟的认同使得曼德拉他们决定将票投给莫罗卡。
1949年12月，在布隆方丹举行的非国大选举大会中，莫罗卡当选为主席，西苏鲁当选为总书记，奥利弗则担任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新一届非国大领导班子很快通过了青年同盟发动群众运动的行动纲领，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表明非国大领导的南非解放运动终于要开始进行真刀真枪的行动了。这之前的斗争策略是把所有活动都控制在法律范围内，但随着愈发严酷的法律的不断颁布，这一标准已经落伍，非国大和南非人民需要更为积极的态度和作为。
此时，处在非国大青年同盟权力核心并开始稳稳朝着领袖方向发展的曼德拉，也感到难以言说的激动和兴奋。他相信，南非的历史即将掀开新的一页。为此，他做好了充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