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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大学》中开宗明义：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正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人生核心追求。而这份追求就从诚心、正意、修身开始，即修心才能治世，治世必先修心。
儒家思想为现代人提供了一条心灵的道路，它从涵育品德开始，它最终通向人间。
谦谦君子，馨徳永流传
悟透人生“三戒”
凡宗教都有戒律，如摩西十诫，道家有戒律，佛家更是戒律森严。
孔子不是宗教的教主，但孔子也有他自己的“君子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大意是君子有三件事情要警惕：年轻时，精力不稳定，要警惕贪恋女色；到了壮年阶段，血气正旺，要警惕争强好斗；到了老年时，精力衰退，要警惕保守与贪婪。
“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人在少年的时候，很容易冲动，这个时候我们尤其要注意不能因男女关系而玩物丧志，或因感情的变故而导致人生走向不稳定。有不少青少年，因为谈朋友而误了学业，更有甚者为了争夺一个异性朋友而做出伤害他人的举动，想不开的时候，甚至会跳楼自杀。所以，在这个时期要慎重处理感情问题，切忌因色生事、情关难过。
过了这个坎儿，就到了中年。孔子说，人在这个阶段，“血气方刚，戒之在斗”。
人在中年，血气方刚，事业、家庭都很稳定。个人为了突破事业上的瓶颈，定会与人“大打出手”，所以孔子说“戒之在斗”。与他人斗的结果很可能是两强相争两败俱伤，此时既已家业有成，当静享人生乐趣，以一颗平和之心来看世相万千。
人生不过几十个春秋，一晃到了老年，这时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按照孔子的说法，叫“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老人多半性情温和，如罗素所说，湍急的河流冲过山峦，终于汇入大海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平缓和辽阔。在这个时候，人要正确对待得到的东西。孔子所说的“戒之在得”，其实是大有深意的。
人年轻的时候，都是在用加法生活，因为你每天都需要学习很多知识、经验。但是到一定层次后，要学着用减法生活，还和年轻时一样拼命，你的身体根本支撑不住，心理也同样承受不了。
年少时忙着学习，给自己的心里堆了很多东西，到老了就必须学会抉择，有些东西虽然很好，却不一定是你所必需的。这就好比去逛超市，年轻人见到新奇的东西，不管自己需要不需要，先买了再说，所以新鲜事的对他们最有诱惑力。但老人就不一样了，他们有自己的人生经验，“任它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永远只买自己用得着的。
经常听到三五个老年人一起抱怨：生个儿女是还债！那么辛苦将他们养大成人，结果娶了媳妇忘了娘！哪里还有老爸老妈的位置？仔细分析一下，这不是“有了才抱怨”的典型例证吗？如果没有儿女，你又从何抱怨呢？换个角度想想，心态就能平和。
如果不停地抱怨，只会让自己生活在愁苦、阴冷中。这时就需要给自己找点乐子，学着舍弃一些东西，这样才可远离烦恼。
孔子的人生三戒，终究不同于宗教中冷冰冰的森严戒律，他更像是一个慈祥的父亲教导自己的子女，教导大家如何度过人生这三道坎，如果子女领会了，其实就非常简单了，其意不过在对心灵的自我释放与抚慰。只有大度、洒脱的人才能从中获益，修养不够的小人是不会理解其中深意的。
斤斤计较，患得患失，少一份豁达，就少一份平常心，当然快乐就少了很多。沉迷色欲、功名，都是贪欲作祟。若总是求而不得，只是徒增烦恼。以“君子三戒”为修身准则，才能获得内心的宁静、平和。
修养三宝：崇德、修慝、辨惑
胡适先生特别推崇孔子关于人生道德修养的论述：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胡适先生解释道：此处的崇德是指怎样把内在的气质培养到崇高的境界。修慝是指完善内心的修养，平衡矛盾的心理，化解理智与情感的矛盾，以求平和安详。辨惑则是指真正有明辨善恶的智慧，不会被迷惑。
崇德、修慝、辨惑，是人生修养的三宝，它们主要是围绕道德品质和智慧者两个方面来阐述的。它告诉我们，做人做事先不要考虑自己的利益与价值，如果认为是善的事，那就先做了再说，最后总会有成果，这就是德业。如果一时忍不住气，而忘掉自身的安危，甚至牵连到自己的亲人，这不是糊涂吗？
王刚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某电视公司请他去主持一个特别节目，那节目的导播看他文章写得不错，就要他兼任编剧。但在节目做完领酬劳时，导播不仅不给他编剧费，还扣他一半的主持费，还振振有词地说：“这是收据，你签收一千六，但我只能给你八百，因为这个节目透支了。”
王刚听完后没吭声，心想：“多大点事，何必太较真呢？”后来那导播又找他，他也“照样”做了几次。最后一次做完，那位导播没再扣王刚的钱，反而对他很客气，因为王刚被该公司的新闻部看上，一下子成了电视记者兼新闻主持。
后来他们经常在公司不期而遇，那个导播每次笑得都有点尴尬。王刚曾经也想去告他一状，可是一想：没有他能有我的今天吗？如果我当初不忍下一口气，又怎能继续获得主持的机会呢！机会是他给的，他也算是我的恩人，现在他已经知错，我又何必去报复呢？
在发生矛盾时，良好的修养让你保持心平气和。你投之以桃，别人也会报之以李，你若对别人不依不饶，自己也得不到内心的宁静。只有培养内心的品德，用理智控制住情感，再加上明辨是非的智慧，这样才算是修养到家，才能从容立世做人。
谦和为人，修身养心
儒学的核心是“仁”，包括关心、爱护他人，包括以诚信对人，以谦和待人。以谦和之心来修养身心，是儒家向来所提倡的。
虚怀明大道，澹泊养浩然。一个人能练就一颗谦和的为人处世之心，也就拥有了一种圆润详和、丰厚深广的气质，让人品味不尽。提到谦和之人，中国人的脑海里不由自主地会想到季羡林，他德才兼备、才高八斗，却淡泊名利、宠辱不惊。
季羡林先生一生学术成果卓著，在古文字学、历史学、语言学等领域都做出了巨大的成就，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季老被人尊敬地称为“国学大师”、“学界泰斗”甚至是“国宝”，但他自己并不承认，他一生都是一个谦虚的人，有三个小故事足以说明他的谦虚。
一辞“国学大师”。
季羡林先生在他的文集《此情尤思——季羡林回忆文集》出版时曾说：“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得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对于自己的国学知识，他说：“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工夫，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二辞“学界泰斗”。
季羡林先生不仅婉拒了“国学大师”的名号，对“学界泰斗”这个荣誉称号也加以谢绝。他说：“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作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三辞“国宝”。
当世人尊封季羡林先生为“国宝”时，他更是不以为然。他曾说：“大约在八九十来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从这“三辞”中，我们可以看出季老的谦和，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谦虚之态。对于自己的成就，季老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绝不虚伪地说自己毫无成就可言，对自己取得的成就应当肯定的给予肯定，对别人追加的荣誉，他认为过了，就给予谢绝，这就是真正的谦虚，这才是真正的谦和为人处世之道，这才是当下浮躁的中国人需要补充的精神食粮。
在我们的身边，罹患谦和缺乏症的人比比皆是：有的人因为自己考取了重点中学就认为自己比普通中学的人高一等，有的人因为自己获得过省级或国家级的奖状就骄傲自满，以为自己最聪明……这些沾沾自喜的姿态在季老的谦和面前显得那么的拙劣、渺小。一个人，丢失了谦和的心灵，也就缩小了自己的人生空间，无意中在他自己与外界之间树起一道无形的“城墙”，形成与外界的隔膜，使得他变得狭隘、自私、目中无人，如井底之蛙，看不到更广阔的世界，体会不到什么叫“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明白不了“世界上的知识是无穷无尽的”的奥妙。
淡泊明志，无欲则刚
中国人不仅倾慕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还欣赏他的淡泊人生观，常常借用他的一句话——“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来自我勉励。只是身处这样一个浮躁时代，人们往往心浮气躁，似乎难以找到那一种宁静、平和的精神境界。
淡泊的心态也是孔子所提倡的，《论语》里他讲到“无欲则刚”，意在告诉人们：一个真正强大的人是“没有欲望”的——因为“没有欲望”，所以才不会患得患失。
“无欲而刚”从另一层面来看，也可以解释为“人若无欲品自高”，就是说，人若没有私欲，品格自然高尚、不染尘泥。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的一生就恪守着“人若无欲品自高”的为人处世原则。季老曾经表示过自己并不是不喜欢名利，名利心人人都有，要做到“无欲”很难，所以老子也只说“清心寡欲”，一个人能让自己变得不那么贪婪已经很了不起了。但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学者，一生治学严谨，绝不会沽名钓誉。一个人能把名利看得淡一些，境界就会高一些。胡适先生到了台湾以后，曾对台湾的年轻学者们说：“你们治学的态度应该学习大陆的季羡林。”治学也好，为人也罢，道理其实都是相通的。一个人如果不能淡泊名利，就必然会急功近利，进而为了满足心中的贪婪而不择手段。季老曾撰文写过很多关于贪污受贿之人最后落马的文字，这些人都是因为不能淡泊名利而给自己带来不良的后果。人如果能少一点贪欲，多一点自制与满足，自然也就不会落入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圈套中，让自己沦为一个任人宰割的羔羊。
因此，一个人要想使自己的智慧清明起来，必须先放下一切，使自己真正空起来，才能拥有无限的可能。
宋朝的雪窦禅师喜欢云游四方访学，这天，禅师在淮水旁遇到了曾会学士。曾会问道：“禅师，您要到哪里去？”雪窦回答说：“不一定，也许去往钱塘，也许会到天台那里去看看。”曾会建议道：“灵隐寺的住持珊禅师和我交情甚笃，我给您写封介绍信，您带去交给他，他一定会好好招待您的。”于是雪窦禅师来到了灵隐寺，但他并没有把曾会的介绍信拿出来，而是潜身于普通僧众之中过了三年。
三年后，曾会奉令出使浙江，便到灵隐寺去找雪窦禅师，但寺僧告诉他说并不知道这个人。曾会不信，便自己到云水僧所住的僧房内，在一千多位僧众中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了雪窦禅师。曾会不解地问：“为什么您不去见住持而隐藏在这里呢？是我为您写的介绍信丢了？”雪窦禅师微笑着回答道：“不敢不敢。我只是一个云水僧，一无所有，所以我不会做您的邮差的！”说完拿出介绍信，原封不动地交给曾会，两人相视而笑。曾会随即将雪窦引荐给住持珊禅师，珊禅师甚惜其才。后来，苏州翠峰寺缺住持，珊禅师就推荐雪窦去任职。在那里，雪窦终成一代名僧。
人格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超出了欲望的需求而追求品德的完善。一个人做到无欲的时候，就是放弃了心中的杂念，就是清空了心灵中积存的枯枝败叶。清空了心灵，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生命的自由、独立；清空了心灵，才能收获未来的光荣与辉煌。
安贫乐道，未必就是不思进取
有时候，生活就像一个圈，无论你的人生多么辉煌壮丽，到最后终究还是要回到原点。这样看来，安贫乐道未必就是不思进取，反而体现出一种和谐有度的生活哲学来。
早在几千年前，孔子就在《论语·述而》中发出这样的感叹：“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后汉书·杨彪传》中谈道：“安贫乐道，恬于进趣，三辅诸儒莫不慕。”言外之意就是，在贫富与仁义不可兼得时，他是宁可受苦受穷也不愿放弃仁义的。
梁实秋在《雅舍小品·图章》中也说过：“安贫乐道的精神之可贵更难于用三言两语向唯功利是图的人解释清楚的了。”在佛家看来，能够安贫乐道，独守一份内心的清净，是修行的一种境界。做人也能够如此的话，必将有所收获。
一位声名显赫的银行家，在一次郊游时无意遇到一位渔夫，渔夫的悠然自得让他万分不解，他不知道，这悠然自得的背后正是安贫乐道。
银行家在一个沿海小渔村碰到了刚刚靠岸的一艘小渔船，船上只有一个渔夫，却载着几条大的金枪鱼。银行家夸奖渔夫捕鱼的本领好，并且问他捕到这些鱼需要多长时间。
渔夫回答说：“要不了多长时间。”
银行家接着问：“那为什么不多干一会儿，多捕一些鱼呢？”
渔夫说：“这些鱼足够一家人吃的了。”
银行家又问道：“那你剩下的时间都做些什么呢？”
渔夫说：“我睡个好觉，钓钓鱼，陪我的孩子玩耍，陪陪我的妻子玛丽亚。每天晚上我都会到村子里去，和朋友们吃吃饭、弹弹吉他。我的生活非常充实。”
银行家说：“我是哈佛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也许我可以帮助你。你应该花更多的时间捕鱼，挣钱买一艘更大的渔船，用大渔船挣来的钱再买更多的渔船，你就拥有一支船队了。你不用再把自己打来的鱼卖给中间商，而是直接卖给加工商，或者自己做批发零售。你可以离开这个小村子，到墨西哥城，然后到洛杉矶、到纽约，让公司的业务发展壮大。”
渔夫问道：“但是这要花多长时间呢？”
银行家回答：“大约15到20年吧。”
“然后怎么样呢？”
银行家笑了笑说：“到时候你就可以申请上市，向公众出售公司的股份。你会成为富翁，拥有数百万财产。”
“数百万……然后怎么样呢？”
银行家说：“你就可以退休了。你搬到海边的一个小镇上，可以一觉睡到下午，钓钓鱼，陪孩子们玩耍，陪陪妻子，每晚到镇上和朋友们吃吃饭、弹弹吉他。”
渔夫回答说：“难道这些不是我现在就已经在做的事吗？”银行家无言以对。
渔夫朴实的回答让银行家哑口无言。
渔夫让银行家明白了：生活就是一个圆圈，无论你的过程都多辉煌，终究会回到原点。渔夫的安贫乐道未必是不思进取，反而是一种和谐的生活哲学。
什么是衡量人生成功的标准，是财富、权利，还是享受一份粗茶淡饭的宁静日子？在儒家看来，安于贫困生活，以学习和掌握圣人之道为乐，不要被现实与名利所扰，便能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便是一种成功的表现。明代施惠在《幽闺记·士女随迁》中说：“乐道安贫巨儒，嗟怨是何如，但孜孜有志效鸿鹄。”如果沉浸在世俗名利中不能自拔，一心追求欲望的满足，那么还不如在宁静的海边享受简单的幸福。
仁者襟怀，爱满天下
凡人、圣人，一步之遥
圣人是孟子为士人提供的理想人格，孟子说：“圣人，百世之师也，大而化之谓圣。”“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圣人对于士人有何意义呢？孟子说，圣人可致，“人人皆可为尧舜”。也就是说，圣人源于平淡，圣人来自凡人。圣人之所以超越了凡人，往往就在一念之间，他看空了世界，看透了红尘。
曾经有一天，一个信徒这样问慧海禅师：“您是有名的禅师，与芸芸众生不同，您是如何做到超越常人的呢？”
慧海禅师答：“很简单，我感觉饿的时候就吃饭，感觉疲倦的时候就睡觉。”
“这算什么超越常人之举，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有什么区别呢？”
慧海禅师答：“当然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不一样呢？”信徒又问。
慧海禅师说：“他们吃饭的时候总是想着别的事情，不专心吃饭；他们睡觉时也总是做梦，睡不安稳。而我吃饭就是吃饭，什么也不想；我睡觉的时候从来不做梦，所以睡得安稳。这就是我超越常人之处。”
慧海禅师继续说道：“世人很难做到一心一用，他们在利害中穿梭，囿于浮华的宠辱，产生了‘种种思量’和‘千般妄想’。他们在生命的表层停留不前，这是他们生命中最大的障碍，他们因此而迷失了自己，丧失了‘平常心’。要知道，只有将心灵融入世界，用心去感受生命，才能找到生命的真谛。”
但不是任何凡人都能成为圣人，这需要有坚定而执著的信仰，需要一颗胸怀世界的心，要有大智慧、大慈悲，历经大磨难、大困苦而志向不改。“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们可以不是圣人，可以不是伟人，也可以不是英雄和智者，但心灵要与他们等高。
1944年冬天，德国纳粹终于被苏军赶出了苏联国土，数以百万计的德国兵成了俘虏。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每天都有一队队的德国战俘面容憔悴地走过。这时，所有的马路都挤满了人，苏军士兵和警察站在战俘和围观者之间。围观者大部分是妇女，她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或者是父亲，或者是兄弟，或者是儿子，都死在了战争中，她们每一个人都和德国人有着一笔血债。因此，当俘虏们出现时，她们的双手都攥成了拳头，眼中充满仇恨。士兵和警察们竭力地阻挡着她们，害怕她们控制不住自己的冲动。
这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位满脸皱纹的妇女，穿着一双战争年代破旧的长筒靴，走到一个警察身边，希望警察能让她接近俘虏。警察同意了这个老妇人的请求。
她到了俘虏身边，从怀里掏出一个用印花方巾包裹的东西，里面是一块黑面包，她不好意思地把这块黑面包塞到了一个疲惫不堪的、眼神中透着绝望的俘虏的衣袋里。然后，她转向身后那些充满仇恨的同胞们，平和而慈祥地说：“当这些人手持武器出现在战场上时，他们是敌人。可当他们被解除了武装出现在街道上时，他们就是和我们一样，具有共同外形和共同人性的人。”
老妇人说完这些，就静静地离开了。但空气在那一瞬间似乎凝住了，不一会儿，很多妇女便拥向俘虏，把面包、香烟等各种东西塞给他们。
这位老妇人所做的事虽然不属心忧天下、情系苍生的大事业，但她的做法也足以称为圣贤。
一个人虽不能成为孔孟一样的圣人，但需要圣人的情怀，怀圣人心，做平常事，这样就人人皆可称圣人了。所以，圣人并不是独一无二、与生俱来的，他们也是凡人经过不断的努力修行而来。凡人与圣人只是一念之差，只有一步之遥，跨越了那一步，凡人就变成圣人。
千金易得，宽厚之心难求
“但求世上人无病，何妨架上药生尘。”在以前的药铺里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副对联。它包含的悲天悯人、宽厚无私的情怀是很让人感动的。自己虽然是良医，却祈求别人不生病，其中蕴涵着至高境界的道德品质。
同样的宽厚无私在孔子身上也可以看到，孔子在《论语·颜渊》中也曾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意思是说：审理诉讼案件，我同别人一样能做好。但内心总是希望这些事情不再发生啊！孔子希望通过教化来提升人们的修养，减少案件的发生。这是以天下人为念的崇高博大的情怀。
世间天地万物数不胜数，其中最能够打动人的莫过于一颗宽厚无私、善良之心。
山东潍县以前是个多灾多难的地方，经常发生水灾、旱灾。扬州八怪之一的郑燮（即郑板桥）在当地任县令七年期间，就有五年发生灾情。他刚到任那一年，潍县发生水灾，十室九空，饿殍满地，其景象惨不忍睹。郑板桥据实上报，请求朝廷开仓赈灾，可朝廷迟迟不准。在危急时刻，郑板桥毅然开仓放粮，他说：“不能等了，救命要紧。朝廷若有怪罪，就惩办我一个人好了。”这样灾民很快得救了。
郑板桥秉承儒家心系天下苍生的精神，心念百姓疾苦。他深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做任何事，他首先想到的是百姓。他招民工修整水淹后的道路城池，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救济灾区壮男；同时责令大户在城乡施粥救济老弱饥民，不准商人囤积居奇；他自己带头捐出官俸，并刻下“恨不得填满了普天饥债”的图章。他开仓借粮时有秋后还粮的借条，到秋粮收获时，灾民歉收，他当众将借条烧掉，劝人们放心，努力生产，来年交足田赋。由于他的这些举措，无数灾民解决了倒悬之危。
为了老百姓，他得罪了一些富户，特别在整顿盐务时，更是触动了富商大贾的私利。潍县濒临莱州湾，盛产海盐，长期以来，官商勾结，欺行霸市，哄抬盐价，贱进贵卖，缺斤少两，以次充好。郑板桥针对这些弊端严令禁止，因此，一些富人对他造谣毁谤，匿名上告。1752年，潍县又发大灾，郑板桥申报朝廷赈灾，上司怒其多次冒犯，又加上听信谗言，不但不准，反给他记大过处分，钦命罢官，削职为民。
离开潍县时，百姓倾城相送。郑板桥为官十余年，并无私藏，只是雇三头毛驴，一头自骑，两头分驮图书行李，由一个差丁引路，凄凉地向老家走去。临别他为当地人民画竹题诗：“乌纱掷去不为官，囊囊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枝，秋风江上作鱼竿。”
郑板桥为官，不以自己的才情作为晋升的手段，也不以此卖弄，而是用在为民谋福上，这种宽厚无私的精神才是人格的最高境界。
一灯大师说过：“世人无数，可分三品：时常损人利己者，心灵落满灰尘，眼中多有丑恶，此乃人中下品；偶尔损人利己，心灵稍有微尘，恰似白璧微瑕，不掩其辉，此乃人中中品；终生不损人利己者，心如明镜，纯净洁白，为世人所敬，此乃人中上品。人心本是水晶之体，容不得半点尘埃。”人世间最宝贵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一颗宽厚无私、品行高尚的心灵，那是纵有千金也不能买到的稀世珍品。
仁者的用心
孔子曾说：“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在孔子的眼里，无论是“好仁者”或“恶不仁者”其实都有一颗仁爱的心，人性本善的另一层意思就是人性本仁。
儒家文化中所推崇的“仁”是指一种推己及人的精神，凭借自身的宽大心胸，来感化他人。生活中，绝对理智的人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是由一半理智、一半情感冲动组成的。更多的时候，支配我们言行举止、为人处世的不是自身那一半的理智，而是细小的情感冲动，所以人们常说“情理”而不说“理情”。有了“情理”，生活也就有了人情味，少了冷冰冰的理智说教，多了以情感人的教化故事。很多时候，人是很容易被情感打动的，一些看似微小的善举往往能感化许多罪恶的心灵。
农民老张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他寡言少语，但他善待所有人。在他眼中，任何人都有善良的一面。他一直生活得很安宁，不过有时候也会有一点不和谐的小插曲。那天，他正浇水，就看见有三个不良少年一步一步地靠近他。老张呵呵地笑着问道：“你们想喝水吗？”“是的，我们想喝水。”那个个子最高、身体最强壮的家伙狡黠地笑着说。当老张把水管递给他的时候，另外两个家伙却乘势上前，抓住了老张的胳膊，老张哪经得起这样的折腾，他的旱烟袋和钱包被抢走了。当朋友跑过来帮他的时候，他正想要聚集全身的力气站起来。“唉，他们还只是一些年轻无知的孩子。我希望他们有朝一日能够有所悔悟。”他一边说一边弯腰捡起水管，调节好水龙头，又开始浇起花来。
几个星期之后，那三个不良少年又来到了花园，就像以前一样，他们侮辱过老张之后，还幸灾乐祸地咒骂着，对他们刚才所做的“乐事”大笑不已，然后大摇大摆地扬长而去。老张还是默默无言。转眼秋天到了。一天，当老张正在花园里巡视时，突然面前出现的一个人，这个人正是前几次那个带头的孩子。老张心里有点紧张。“老人家，您别担心，我这次不是来伤害您的。”年轻人伸手扶住了处于惊愕中的老张，然后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包，递给老张。“这是什么？”老张吃惊地问道。“这是您的东西，”年轻人不好意思地解释道，“您的旱烟袋，还有钱包里的钱，您数数，一分也不少。”
“呵呵，”老张笑了笑。年轻人挪了挪双脚，看上去非常窘迫。“我从您这儿学到了很多东西，”他局促不安地说，“过去，我们这帮人到处去伤害像您这样的人。我们之所以选择您，是因为您年龄大，而且我们知道根本不用费劲就能伤害您。但是，每次当我们对您做过那些不义之事后，您不但不还击，也没有大喊大叫，甚至您还给我们水喝……”他尴尬地站在那里，用乞求的目光看看老张，不知道还要再说些什么。“老人家，就让这个包成为我改邪归正的见证吧。谢谢您，改变了我的一生。”说完，他就沿着街道远去了。
一个仁者，看到一个“不仁者”，不应当厌恶他、呵斥他、打击他，而应该同情他、怜悯他，想方设法帮他改正过来，融化他心中阴冷的罪恶坚冰，这才是真正仁者的用心。
怀赤子心，悲天悯人
中国古代故事里那个杞人忧天的人，总是受到人们的嘲笑。其实，换一个角度来看，他的行为恰恰体现出一种常人所没有的对苍生的悲悯心态，对潜在危险的一种担忧。
与杞人忧天者的备受嘲笑不同，悲天悯人在中国人的眼里却是一种高尚的情操，那种对人类的无等差的关怀令人动容。中国古代著名诗人屈原就是凭借他的悲天悯人成就了经典的《离骚》，他的人生故事也得以千古流传。
幼年时期，屈原就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年少时的屈原，在大人眼里也许还是孩子，但实际上他却比同龄人要早熟。当时正逢连年饥荒，屈原家乡的百姓们吃不饱、穿不暖，时有沿街乞讨、啃树皮、食埃土者，年少的屈原看见这一切，不禁伤心落泪。他发誓要为这些人做点什么，来缓解他们的痛苦。
一天，屈原家门前的大石头缝里突然流出了雪白的大米，百姓们见状，纷纷拿来碗瓢、布袋接米，将米背回了家。不久，屈原的父亲便发现家中粮仓中的大米越来越少，他很奇怪，便留意观察，看是否是有人偷米。有一天夜里，他发现屈原正从粮仓里往外背米，便将屈原叫住，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屈原把家里的米灌进石缝里。乡亲们知道了真相都很感动，夸赞屈原。父亲没有责备屈原，只是对他说：“咱家的米救不了多少穷人，如果你长大后做官，把国家管理好，天下的穷人不就有饭吃了吗？”
父亲的话激励了屈原，自此他勤奋治学，长大后楚王得知他很有才能，便召他为官，让他管理国家大事。屈原为国为民尽心尽力，为后世之人称颂，真正做到了由小善转为大善的境界。他自幼怜悯他人，此乃小爱，乃人之常情的爱；而他后来爱国，则因爱人而由小变大，精神得到了升华，这是令后人敬仰的大爱。
孟子曾经说：“存其心，养其性。”意思是保存赤子之心，修养善良之性。我们生来便有一颗赤子之心，不沾俗尘，不染污土，而仁爱是首先要培养出来的性情。为他人奉献善心，为社会造福祉，他人和社会必定会以善回报你。
悲天悯人，是要将福祉惠泽天下的芸芸众生，人只是这个世界微小的一部分，花草鸟兽作为世界的一分子，也应受到福祉的惠泽。孔子曾说“子钓而不纲，弋而不射”，意思是说孔子钓鱼，但不用绳网捕鱼；孔子射鸟，但不射栖宿巢中的鸟。在孔子的眼里，一草一木皆生命，岂有不爱惜的道理。
有一次弘一法师到丰子恺家。丰子恺请他坐在藤椅子里，他没有立即就座，而是先把藤椅子轻轻摇动，然后才慢慢地坐下去。开始时丰子恺心中好奇，却不敢多问。后来见他每次都如此，丰子恺忍不住问了一次。弘一法师回答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即使只是一只毫不起眼的小蚂蚁，也是造物主的恩赐，它的生命与我们人类的生命并没有本质区别，它也应该享有生命的尊严。对生命的关怀并非人性的道德完善，也并非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对生命的平等的尊重和深切的关怀。很多时候，我们在关怀其他生命的同时，也是对我们自身的关怀与尊重。
孝，经不起等待
“子欲养而亲不待”是出自《孔子·集语》的一个故事。
春秋时，孔子和弟子们出去游玩，忽然听到路边有人在啼哭，就上前去看怎么回事。啼哭的人叫皋鱼，皋鱼解释了他啼哭的原因：“我年轻时好学上进，为了求学曾经游历各国，等我回来时父母却已经双双故去。作为儿子，当初父母需要侍奉的时候我却不在身边，这好像‘树欲静而风不止’；如今我想要侍奉父母，父母却已经不在了。父母虽然已经亡故，但他们的恩情难忘，想到这些，内心悲痛，所以痛哭。”
人生在世，必然经历过种种痛苦的情感折磨，也在痛苦中锻炼得愈发坚强，面临悲痛愈发能强忍声色，而“子欲养而亲不待”却让人们倍觉“生命中难以承受之痛”。当你挚爱的亲人离你而去，你在脑海中回想他们以往对你如何嘘寒问暖、呵护备至，你却一味顾及打拼自我天地，忽略了关爱他们，让他们在守望你的寂寞中落寞而去。你的悔，你的痛，成为你一生最深刻的烙印，任岁月恁般无情也抹杀不去。
很多人总在说，等到有钱、有时间了，一定要好好孝敬父母，但你可以等待，父母不能等待。在不经意间，父母渐渐变老。花点时间多陪陪父母，他们没有太多的要求，只是想多让你陪陪，所以一定要抽出时间，多陪陪父母，不要让父母失望。不要等到父母已经亡故却来不及孝敬，而让自己空留遗憾。亲情很多时候不能等待，孝敬应该从现在就开始。
生孩子不易，养孩子更不易，父母为孩子付出的辛苦是没有当过父母的人难以理解的。古时候父母亡故，做子女的要服丧三年，这是对自己刚出生时父母精心守候的报答。孝敬父母，是每个人都应该奉行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闵名损，字子骞，春秋时期鲁国汶上人，是孔子著名弟子之一。闵子骞幼年即以贤德闻名乡里，他母亲早逝，父亲怜他衣食难周，便再娶后母照料闵子骞。几年后，后母生了两个儿子，待子骞渐渐冷淡了。闵子骞受到后母虐待，冬天穿的棉衣以芦花为絮，而其弟穿的棉衣则是厚棉絮。一天，父亲回来，叫子骞帮着拉车外出，外面寒风凛冽，子骞衣单体寒，但他默默忍受，什么也不对父亲说。后来绳子把子骞肩头的棉布磨破了，父亲看到棉布里的芦花，知道儿子受后母虐待，回家后便要休妻。闵子骞看到后母和两个小弟弟抱头痛哭，难分难舍，便跪求父亲说：“母亲若在，仅儿一人稍受单寒；若驱出母亲，三个孩儿均受寒。”子骞孝心感动后母，使其痛改前非，自此母慈子孝，合家欢乐。
孟子曰：“惟孝顺父母，可以解忧。”闵子骞的孝行备受后人推崇，明朝编撰的《二十四孝图》，闵子骞排在第三，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先贤人物。闵子骞不仅孝，而且宽容友爱，正是这些品德，使一个即将分崩离析的家庭重归于好。以自己的行为感动后母，使家庭和睦，母慈子孝，生活没有遗憾，这实在是人生一大幸事。
在现代，人们对自由的追求导致了家庭观念逐渐淡漠，孝的精神也逐渐丧失，这不仅是传统文化的重大损失，也是个人品德修养的重大缺陷。今天的我们，不应该只用一些时髦的理论“武装”自己，仿佛自己不食人间烟火，完全丧失传统文化中那种踏实、厚重的责任感。面对过去，新一代的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比如孝敬父母家庭的观念，也就不会再如皋鱼一般暗自哭泣“子欲养而亲不待”。
养一腔浩然正气
善养浩然之气
养气修心功夫能够修到纯粹精湛的，非孟子莫属。儒家思想中关于人的修养有“内圣外王”之说，孟子就此修养之道，指出“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
孟子首先说明养气修心之道，虽爱好其事，但一曝十寒，不能专一修养，只能算是知道有此一善而已；必须在自己的身心上有了效验，方能生起正信，也可以说才算有了证验的信息；由此再进而“充实之谓美”直到“圣而不可知之谓神”，才算是“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成功。
何为浩然正气？其实就是至大至刚的昂扬正气，是以天下为己任、担当道义、无所畏惧的勇气，是君子挺立于天地之间无所偏私的光明磊落之气，这三气构成了浩然之气。这种浩然正气体现着一种伟大的人格精神之美。
中国历史上具有浩然正气的英雄有很多，文天祥就是其中一个。
文天祥本来是个文官，可为了反抗蒙古人的入侵，保卫家国，他勇敢地走上了战场。那时蒙古派出大军，要消灭南宋，文天祥听到消息，拿出自己的家产，招募三万壮士，组成义军，抗元救国。有人说：“蒙古大军人那么多，你只有这些人，不是虎羊相拼吗？”文天祥则说：“国家有难而无人解救，是令我心痛的事。我力量虽然单薄，也要为国尽力！”
后来，南宋的统治者投降了蒙古军，文天祥仍然坚持抗战。他对大家说：“救国如救父母。父母有病，即使难以医治，儿子还是要全力抢救啊！”不久，他兵败被俘，坚决不肯投降，写下了有名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表明自己坚持民族气节至死不变的决心。他拒绝了蒙古人的多次劝降，最终舍身报国，慷慨就义。
文天祥以身殉国，表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傲然品格，正如其诗中所说，“留取丹心照汗青”，从此，中国历史上多了一位可以大书特书的“善养浩然正气”的英雄。
中国历史上，一身浩然正气者绝不止文天祥一人，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不仅是一个爱国民主人士，更是一个硬骨头的正直狷介之人，是又一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人物。他曾被人称为“最天真的书生、最倔强的思想者”。他的内心强大，毫无奴颜媚骨，在不合理的事物和黑暗势力面前，敢于反抗和斗争，坚持自己的声音。
1946年5月11日、16日，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相继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时为民盟秘书长的梁漱溟先生闻讯后勃然大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我在这里等着他！”
他坚定地表示：他本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于文化工作，但现在无法退出了。后来梁漱溟先生冒着吃“第三颗子弹”的危险，代表民盟，赴昆明调查李、闻惨案，终将反动政府暗杀民主人士的罪行告白于天下。
浩然正气是人的精神“脊梁”，是抵御歪风邪气的“屏障”。正气长存，则邪气却步、阴霾不侵；正气长存，则清风浩荡，乾坤朗朗。要保持浩然正气，就必须“一日三省吾身”，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时时处处以激浊扬清、弘扬正气为己任，使正气日盛，邪气渐消，引领整个社会不断走向正义和文明。这才是君子之道。
顶天立地大丈夫
在《孟子·滕文公》中，孟子给大丈夫下了而这样的定义：“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意思是说，居住在天下最广大的居所里，站立在天下最正大的位置上，行走在天下最广阔的道路上，能实现志向就要与百姓一起去实现，不能实现志向就独自实行这个原则；高官厚禄不能动我心，家贫位卑不能改变我的行为，权威武力不能挫我志向，这才叫做大丈夫。
当文天祥面对死神，潇洒题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谭嗣同即将被押赴刑场，铮铮气骨不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就连一向柔婉的女词人李清照也在诗词里钦佩项羽的大丈夫气骨：“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无论何时再读这些字词，胸腔中总有一股豪迈在涌溢，气冲霄汉，令人激动不已。
大丈夫即使身心受创，仍能愤然而起，成就一番事业。
年轻时的司马迁为继承父亲遗志，计划写一部全面记述中国历史的“史书”。在他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知识积累，开始写作这部历史巨著的时候，李陵事件发生了。当时朝廷专管刑法的廷尉杜周，为了迎合和讨好当朝皇帝，竟给无辜的司马迁判了“腐刑”（就是割去男人的生殖器官）。按照当时汉朝的法律，被判了刑的犯人是可以用钱来赎罪的，但是司马家世代为史官，根本拿不出赎金，因此他只能屈辱地受刑。
遭受如此酷刑，是人生的奇耻大辱。正直清高的司马迁本来已经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但是，自己用一生的精力搜罗的材料，以及成“一家之言”的理想还没有实现，难道一切都撒手不管了吗？他不甘心！
经过了无数个日夜的痛苦煎熬，他终于豁然开朗——周文王被纣王关在羑里，写出了《周易》；孔子一生困厄不得志，但他孜孜不倦地教育学生，并且写下了《春秋》；左丘明眼睛全盲，以巨大的毅力写成了《国语》；屈原遭人排挤诬陷，流放他乡，却写出了名著《离骚》；孙膑遭朋友庞涓陷害，被砍掉了两个膝盖骨，他还能忍辱负重，写出了《孙子兵法》。中国历史上的这些伟人给了司马迁莫大的鼓舞，他决心抛弃个人的悲痛与屈辱，效法这些古人，完成自己的宏愿。司马迁出狱后，汉武帝让他当了中书令。他以巨大的毅力忍受着朝廷上下投来的鄙视与嘲讽的目光，经过了十数年坚忍不拔的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空前的历史巨著——《史记》。
司马迁虽遭人生奇耻大辱，但他并不因此而屈服，终成一家之言而青史留名，这就是真正的大丈夫。
古人尝言，大丈夫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创不世之基业，立不世之奇功。这是真正的大丈夫，但其标准之高，也让当今之人望而却步。其实修大丈夫之道是从生活中开始，这是一种内在的修养，是一种气质。
黄宗羲的《宋元学案》说得好：“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真正的大丈夫能做到以“仁义”为先，是一个注重道义的人，讲究的是要有骨、有气，要挺起胸膛，正直无私，具有顶天立地的骨气。正是：玉可碎，而不可以改其坚；兰可移，而不可以减其馨。此乃真正的顶天立地大丈夫是也！
养一身傲骨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可以把年幼的君主托付给他，可以把国家的大事交代给他，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而不动摇，这样的人是君子吗？是君子啊！
何为君子？君子总能坚持自己的信念与观点，即使身处险境亦面不改色，坦荡为人。君子内心有一股傲气，但傲而不骄，傲在骨子里，内在有气节。君子之傲骨，如梅花，苦寒之中仍绽放出幽香一缕，怡人性情。古语所道“三军可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其志”正是此意，这就是气节。
气节作为坚守原则之本，是道德的本质要求，它主要反映的是坚持真理和正义，即使身处逆境也坚贞不屈、始终不渝。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气节表现的不仅仅是人的精神状态，反映的更是人生道德观念。这里所说的道德观念，是指为了达到理想目标，生死关头不苟且偷生，淫威之下不卑躬屈膝，诱惑面前不低头弯腰的精神。
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忧国忧民的文天祥曾写道：“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一个人陷入困境时，他的品德和志气就会表露无遗。
1941年12月，日本侵占香港的那一天，留居香港的梅兰芳开始蓄起唇髭，没过几天，浓黑的小胡子就挂在了唱旦角的艺术家脸上。他年幼的儿子梅绍武好奇地问：“爸爸，您怎么不刮胡子了？”
梅兰芳慈祥地回答儿子：“我留了胡子，日本人还能强迫我演戏吗？”
不久，他回到上海，住在梅花诗屋，闭门谢客，拒绝为日本人演戏。他时常在书房里的台灯下作画，年复一年仅靠卖画和典当度日，生活日渐窘迫。上海的几家戏院老板见他生活如此困难，争先邀他出来演戏，却被他婉言谢绝。
有一天，汪伪政府的大头目褚民谊突然闯入梅兰芳家，要他作为团长率领剧团赴南京、长春和东京进行巡回演出，以庆祝所谓“大东亚战争胜利”一周年。
梅兰芳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脸，沉着地说道：“我已经上了年纪，很长时间没有吊嗓子了，早已退出了舞台。”
褚民谊阴险地笑道：“小胡子可以刮掉嘛，嗓子吊吊也会恢复的。哈，哈，哈……”笑声未落，只听梅兰芳一阵讥讽的话语：“我听说您一向喜欢玩票，大花脸唱得很不错。您作为团长率领剧团去慰问，岂不是比我强得多吗？何必非我不可！”褚民谊听到这里，顿时敛住笑脸，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支吾了两句，狼狈地离开了。
梅兰芳一身傲骨，不畏强权，为了坚守心中的正义，宁可舍弃心爱的艺术，可谓“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典型了。
气节是理想信念和原则立场的具体体现，来源于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它反对谬误，抵制浅薄，坚持正义，反对罪恶。它出污泥而不染，临危受命不退缩，慷慨赴死不低头。它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立场和崇尚正义，危难时刻义无反顾，赴汤蹈火。
历史上坚守气节的人物数不胜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临大节而不可夺其志者，皆为君子。为人处世，必须坚守自己的气节，守其志，才能屹立于天地之间！
忧国忘家，不畏强权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意思是说，人的生存靠正直，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不过是侥幸免于祸害罢了。“直”，是儒家的道德规范。直即直心肠，意思是耿直、坦率、正直、正派，同虚伪、奸诈是对立的。然而，面对尘世中的种种牵绊，强权重压之下，许多人心存胆怯，不敢直言道出世间的真理，违背了善的本意，造成了恶的后果。
孔子十九代孙孔僖，在汉章帝时期，与涿郡人崔哲同在太学研习《春秋》。当读到越王勾践与吴王夫差的故事时，孔僖叹道：“所谓画虎不成反为狗者。”崔哲说：“孝武皇帝刘彻开始做天子的时候，尊崇信仰圣人的治道，五六年间，声誉超过了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后来他放任自己，忘了自己以前的优点。”
这些话被隔壁一个叫梁郁的学生听到并上书皇上，说孔僖和崔哲诽谤先皇。汉章帝知道这件事情后，就派人去查这件事。崔哲去见官接受审问，孔僖则上书皇帝为自己辩护。书中写道：“当皇帝的，做好事做坏事，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假使我们批评的是实际情况，那么您本就应该改正。倘若我们说的不妥当，您也应该宽容，又有什么罪呢？陛下您不推寻根本大计，自己做个深远的打算，竟纵容个人憎恶来大快自己的心意。我们被杀，死就死吧，不足为惜，可是天下的人一定会转移视线，改变想法，从我们这件事中，窥测到陛下您的心思，从今以后，假如见到什么不对的事情，再也没有人敢去说了。”
章帝看了孔僖的奏折后，立刻明白了，下令不许再追究这件事，并任命孔僖为兰台令史。
孔僖上书自讼之所以为人称道，首先是因为他不畏强权。其次，他敢于直陈历史，直接面对现实。这两点说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一方面需要胆量去挑战强权，另一方面需要用智慧去拆解其中的僵局。
自古，直言上书者甚众，却不一定都受到赏识，忠言逆耳的结局往往是可悲的。伴君如伴虎，在什么情势下，以何种方式劝说才能够收到良好的效果，都是需要十分谨慎的。有挑战权威的勇气固然值得嘉奖，可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劝谏更好地发挥作用，就要凭借上书陈事的能力和技巧了。
《邹忌讽齐王纳谏》是战国策中非常著名的一个故事。邹忌通过自己的例子来劝谏威王要从善如流。他从谈论自己的美貌一事入手，丝毫不损威王的尊严，取得了极佳的效果。我们当然敬佩视死如归的大臣，于谦两袖清风，被奸臣所害，死后帝命抄家；比干忠臣直谏，被商纣王剖心而亡。能够忧国忘家，固然是品格崇高，但同时，如果能够达到胸有惊涛而面如平湖，保全自己又起到督政的作用，也是值得钦佩的。
当然，讲究迂回婉转地进谏，并不是让人学会曲意逢迎、奴颜媚骨，果真如此的话，也就谈不上什么气节了。但侠肝义胆、折戟沉沙，都不是逞一时之勇就可以精忠报国的。只有胸藏日月、袖纳乾坤的人，才能吟咏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的诗句。
历代忠肝义胆的臣相、匹马戎装的将军，都不外乎用自己的血肉和智慧来为国为民请命，有的甚至屡遭贬斥，可依然不忘江山社稷之重任。虽然有人被讥笑为“愚忠”，但正是这样的勇气撑起了民族的希望。而这令人血脉贲张的情怀也随着民族的历史代代流传。
危难当头，气节不失
华夏大地自古以来，爱国人士频出，那些可歌可泣的人物，是历史的丰碑，他们用生命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演绎成了一段段传奇。
南宋末年，元兵南进，南宋文武官员拥着十一岁的端宗皇帝退到广州海面。不久，端宗受惊而死，大家打算各奔前程。大学士陆秀夫挺身而出：“古人只有一旅一戍，还能中兴，现在百官都在，兵有数万，如果天不绝宋，岂有不能成功之理！”在他的坚持下，宋军继续与元军作战。逃亡朝廷最后以崖山作根据地，在粮食断绝多日之后，元兵发起猛攻，终于打进崖山。陆秀夫估计已经无法护卫幼帝逃脱，于是他盛装朝服，对幼帝赵昺说：“国事至今一败涂地，陛下当为国死，万勿重蹈德祐皇帝的覆辙。德祐皇帝远在大都受辱不堪，陛下不可再受他人凌辱。”说罢，他背起九岁的赵昺，又用素白的绸带与自己的身躯紧紧束在一起。为了不做俘虏，陆秀夫背起幼主，毅然跳进海里，壮烈殉国。崖山之战终于以宋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它标志着流亡政府的最后崩溃，也宣告了历时三百二十年的宋朝灭亡。
陆秀夫是伟大的爱国者，他受命于危难之际，殚精竭虑，颠沛流离，试图力挽狂澜，维护南宋江山，可是，南宋朝廷已经是穷途末路，尽管陆秀夫、文天祥等人竭力挽救，但终究无力回天。陆秀夫的努力虽未能重扶正倾之宋室，但其忠心报国的爱国精神可歌可泣。人一生所追求的不仅仅是成功，更有高尚的人格精神，所以，陆秀夫在事业上的失败并不能毁损他的伟大。相反，临危受难的刚毅，不堪凌辱的决绝，都是令后辈肃然起敬的可贵精神。
人往往在最后的时刻才能体现出品格的高下。项羽固然自负，但四面楚歌绝不苟且偷生，一代枭雄的气魄和悲凉在乌江岸边写下传说。越王勾践忍气吞声，甚至为吴王夫差尝食粪便，以换来自己的性命，却在床榻之上卧薪尝胆，终于重建帝国。后主李煜天性羸弱，被人擒获后，整日哀伤感慨“阶下囚”的悲歌，终于还是被谋害了，文人的多愁善感让他连苟活的机会都不可得。崇祯帝在王朝覆灭的一刻，不但自己一心求死，还杀了无数的嫔妃、宫娥，其残忍的一面留给了历史，任由后人评说。
在危难时刻，每一个谨小慎微的举动都暴露了巍峨和软弱，人性之光也在这个时候散发出了动人或伤人的力量。保国是一种责任，殉国也是一种责任。在无法不受凌辱的时候，纵身一跃既保全了国家和君王的尊严，也成就了自己的人生。所以，我们说陆秀夫托起了帝国的气节，同样也浇铸了自己灵魂的雕像。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对国家负责、对职责负责、对自己名誉负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