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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康桥上分行的抒情

远游重洋

人与人的相遇有很多种。可能萍水相逢,却一见钟情;可能“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从此便成了彼此一生的传奇;可能在南国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偶遇丁香的惆怅,化作轻轻的叹息;可能在茫茫人海擦肩而过,再次相逢却不相识;也可能似曾相识,却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

有人说,人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两人或许曾在梦里相见;也或许只是因为前世谁欠着谁的情,今生要用眼泪偿还。正如《红楼梦》所写,贾宝玉原本是青埂峰上的一灵石,而林黛玉是寄寓石下的绛珠草,因感激他的遮风挡雨所以幻化人形,用一世眼泪还报。如此想来,即使悲情却也让人觉得凄美。

这是一个具有蛊惑性的说法。我们希望徐志摩和林徽因能因这份刻骨的康桥之恋而携手一世,给那硝烟弥漫的战火年代填写一份雅致。但是没有,风依旧清莹,雨依旧潇洒,淡淡的月色下,康桥成了人们美好的梦境。

真的很难简单地用幸运或者不幸来概括两个人的相遇,就像很难用好或不好形容任何一段感情。徐志摩与林徽因的相遇带着一定的悲剧色彩,但我相信他们一定都不会后悔曾经在康桥有过那么一段岁月。徐志摩遇见林徽因或许就是像安妮宝贝说过的一句话,“徽因,我遇见你,那是我在劫难逃!”

“在劫难逃”,看似带着点点无奈,实则有着烈士断腕的豪迈与执著。试问世间有多少感情可以配得上这几个字?梁山伯是祝英台的劫数;贾宝玉是林黛玉的劫数。长久以来,文人墨客给感情披挂了悲情的色彩,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体现爱得深,爱得轰烈;亦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叫人洒泪后凝思久久。我也曾迷恋过这样的感情,但是当看到林徽因与徐志摩的纠结后,我才恍然知道,原来世间也可以有这样的情感。

淡淡的,如潺水滚过山石小径,带着清脆的叮咛,每一声都唤着宁和,每一声都叫人心旷神怡。他们的感情平静却长久的牵挂,只要看到对方平安,看到对方快乐,一切足以。就像那句话,你若安好,便是晴天!难道这不是感情的最高境界吗?林徽因是幸运的,徐志摩也是幸运的,他们的相逢、相知、相恋都是被诗意包裹的美丽篇章。

林长民很疼爱林徽因。在1918年4月林长民前往日本考察的时候,他原想将林徽因带在身边一起东游,但未能如愿。他抵达日本的时候在给林徽因的一封信中写道:“每到游览胜地,悔未携汝来观,每到宴会又幸汝未来受困也。”

到了1920年春,林长民赴英考察宪政。这一次他终于如愿把林徽因带在了身边。这次远行,林长民引领爱女登上了新的人生历程,不论生理还是心理,从此林徽因都告别了她的少女时代,使这个世界的轮廓在她的面前越发清晰起来。

林徽因对此当然毫无意识,林长民则高度自觉。他行前明确告知女儿:“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察诸国事物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烦琐生活,俾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一九二〇年致林徽因信)。

看着林徽因那个时代人的信件时,你会发现,他们在信文中经常会夹杂使用一些英文词汇,英文句子。留学远洋在那个年代是一种时尚,那时的著名人物几乎都有留洋的背景。然而事实似乎也证明了一点,在中国接受再多的新式教育,终究不如到国外去亲身体验一次来得更为真切,影响更为深远。

书中说三月桃花,艳丽如霞,但若没亲眼所见,只能在脑中幻想,总是有些遗憾。唐代著名画家韩干一生喜爱画马,为了让之栩栩如生,终日与马为邻;清朝金陵八家之一的吴宏,擅长山水、竹石,亦不知踏过多少山水,方能让其画纵横放逸,水墨淋漓。只有看过、感悟过、爱过,才可以真正懂得。

那年初春,林长民与林徽因两父女由上海登上法国Pauliecat邮船,航行在烟波浩淼的海洋。林徽因纵目远眺,视野应当从未如此开阔过。不知在茫茫的大海上她是否也会感觉到自身的微小和这世界的博大。

5月7日,邮船抵达法国,父女两人转道去往英国伦敦。到达伦敦后先暂时住入Rortland,后租下阿门二十七号民房,定居下来。安顿下来后,林徽因不仅要照料父亲的日常生活,还要不时参加父亲的社交活动。先后认识了如著名史学家H.C.威尔斯、大小说家T.哈代、美女作家K.曼斯菲尔德这样的名人。这让她很快便对伦敦社会有所了解,而这样的交际活动一定也让她的身心受到不小的影响。

8月7日起,林徽因开始随父亲漫游欧洲大陆。瑞士的湖光山色、比利时的钻石和动物园、法国的灿烂文化以及德国经受一次大战后满目的战火遗迹,都让她感到惊奇。林长民日记中的日内瓦湖风致显然有别于林徽因儿时的西湖:

“罗山名迹,登陆少驻,雨湖烟雾,向晚渐消;夕阳还山,岚气万变。其色青、绿、红、紫,深浅隐现,幻相无穷。积雪峰巅,于叠嶂间时露一二,晶莹如玉。赤者又类玛瑙红也。罗山茶寮,雨后来客绝少。余等憩Hotela tchardraux时许……七时归舟,改乘Simplon,亦一湖畔地名。晚行较迅。云暗如山,霭绿于水,船窗玻璃染作深碧,天际尚有微明。”——林长民一九二〇年八月十四日。

这样的亲身体验,使她第一次目睹了欧洲诸国各式各样的景象,这对她个性的发展和心胸的扩大,都有着不小的帮助。当然除了像林长民日记里所描述的这类美景,欧洲那些美轮美奂的建筑一定也在她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些建筑与她所熟识的中国古建筑多有不同,它们华美、坚固,又富有浪漫气息。她以一个十六岁少女敏感的心绪捕捉着这些建筑的美。像欣赏艺术品一样瞻仰着这些建筑,把它们深深烙进了心里。

这段旅行是她旅欧岁月里一个华美的开端。此时,能有她敬爱的父亲陪在身旁,她应当是幸福的。在林徽因少女时代所有的照片里,我最喜欢的就是林徽因与她父亲的一张合影照片。这张照片正是于1920年摄于伦敦的。照片中,林徽因高高坐着,把手轻轻搭在父亲的肩上。林长民穿着黑西装,留着长长的胡须,他那清瘦的面颊似乎正昭示着他这一生忧国忧民的形象。而林徽因则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褂,一张瓜子脸仍略显圆润,几缕发丝斜斜搭在眉弯,微露着额头。这是她早期生活中唯一能看得清她眼睛的一张照片,这一双眼眸像天边的晨星一般清澈,你在这样的眸子里看不到任何多余的情感。但是你就是莫名地被她所吸引着,仿佛你也回到了近百年前。透过这目光,仿佛这个让人心动的女子就活生生坐在你面前,直教人心驰神往。

9月15日,林徽因和父亲回到伦敦。9月下旬,她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St.Mary’s College(圣玛丽学院)学习。学校距住处阿门二十七号有两英里多路,行小路穿过一个公园,出园门即是学校,要是走大道就得雇车。学校校长是个七十来岁的孀妇,但热情而诚恳。在这所学校,林徽因的英语愈加娴熟纯正,后来她一笔流利优美的英文赢得了哈佛校长女儿、林徽因知交多年的好友费慰梅由衷的赞赏。

在伦敦,林徽因还确立了献身建筑科学的志愿。父亲的房东是位女建筑师,林徽因从她那里领悟到了建筑的魅力。结合着游历欧洲时的所见,在女房东的耳濡目染之下,她渐渐明白,房子不仅遮风避雨,而且蕴涵着艺术的美好意味。可是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西方这样的现代建筑科学艺术。另一种说法是,启蒙她建筑学志愿的是一位英国女同学(见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

总之,无论如何,林徽因是在伦敦逐渐确立了自己的理想,从此人生便走到了另一条路上。

而她在伦敦的生活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她在那里认识了徐志摩。才子、佳人、诗歌、雾都伦敦。这一切堆积在一起真让人觉得美好!人生本就是许多故事的一个集合,有的故事热闹、喧哗、人织如锦;有的故事孤单、凄楚、冷暖自知。人走到最后毕竟都是尘归尘、土归土。林徽因和徐志摩最后虽然没有走到一起,但徐志摩对林徽因的爱恋对两个人以后的生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人生中走过那一程,有过一段那样的故事,当也无憾了。

小脚与西服

徐志摩是浙江省海宁市硖石人,其父是著名实业家徐申如。1915年,徐志摩在浙江一中毕业后,于当年10月由家庭包办,与上海宝山县罗店巨富张润之之女张幼仪结婚。

徐志摩与张幼仪的结合应该算是不幸的。张幼仪端庄善良、安静贤淑、孝敬父母,也读过些书,是一个很得父母欢心的传统女性。而徐志摩是一个受西方教育影响很深的人,他爱好浪漫、爱好自由,恣意地过着他自己的生活,像一匹野马,即使上了鞍也不咬那缰绳。

用一个现成的比喻来说,他们就是小脚和西服的搭配。其实张幼仪长着一双天足,并不是小脚。“小脚和西服”是张幼仪在徐志摩的诱导下,评论别人的一句话,却也是两人关系的一个真切的写照。他们两人本无可厚非,都是很难得的人物。但是走到了一起,就让徐志摩觉得蹩脚了。

据说在两人新婚的那天,他们没说一句话。徐志摩或许是懒得说、不愿意说。张幼仪则是不敢多说。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英国,在之后的婚姻生活里,这样的沉默几乎贯穿始终。

和张幼仪结婚不久,徐志摩便北上求学。在张幼仪生下长子欢儿(徐积锴)之后,徐志摩又在他老师梁启超的鼓励下,于1918年8月自费赴美国求学,据说这段时间内他们待在一起的日子仅有四个月。

1920年,徐志摩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因向往进入剑桥大学,师从英国哲学家罗素,又离美赴英。可是造化弄人,在他抵达伦敦之前,罗素已经被剑桥大学除名,来到中国讲学。满怀希望的徐志摩因找不到罗素,一时深感失望,在伦敦街头彷徨徘徊不已。

那时的徐志摩经历着每个人都会经历的迷茫期。望着陌生的城市,望着那些黄头发、蓝眼睛的异族人群,徐志摩的心阵阵酸楚和失落。他会想起远方的父母妻儿,会想起霞光片片的中国古都。在那里虽不能说如鱼得水,但也是平坦惬意。现在呢?不知道眼前这交错复杂的路,哪一条是自己人生的路。茫然失措的徐志摩在十月上旬,申请进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经济学,攻读博士学位。

或许是常年居外,思念亲眷,对那段苦闷的婚姻还抱着一点希望;也可能只是为了排遣苦闷,他来到伦敦后不久,便与其父亲通电,要求将妻子张幼仪送来伦敦。1920年11月26日,他还给家里写过一封信:

“儿离纽约以来,过二月矣!除与家中通电一次外,未尝得一纸消息……从前钤媳尚不时有短简为慰,比自发心游欧以来,竟亦不复作书,儿实可怜。大人知否?即今钤媳出来事,虽蒙大人慨诺,犹不知何日能来?……欢儿乐否,转瞬三岁足矣!……儿他日归,欢儿不识父矣!既乃父亦不(知)阿儿何若,虽见照片,不足凭也。最好盼钤媳将欢儿一日自朝至暮行为说话,一起记下,寄我读之则可知儿性气智慧之梗概矣!”

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徐志摩是多么的思念身在故土的妻儿。有些人说徐志摩是绝情的,他对自己与张幼仪的婚姻不曾有过丝毫的好感。从这封信里看却也不尽然。他没有爱过张幼仪,但还是与她同床而眠,生下了他疼惜的欢儿。他让张幼仪远渡重洋,来到伦敦与他相会,会只是需要她来排遣心中苦闷,要她来照料自己的生活吗?他多少应该还抱有一点美好的憧憬。

这年冬天,张幼仪来到伦敦。徐志摩便在康桥乡下一个叫沙士顿的地方,租下两室一厅安居下来。也就在那时,徐志摩在林长民的介绍下,认识了小说家狄更生,并于狄更生的帮助之下进入了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当了一名特别生,随意选课听讲。家务全由张幼仪料理,徐志摩则一早便去上学,但也回来吃中饭和晚饭。有一段时间,徐志摩还请了一位英国老师给张幼仪教授英语,后来由于女教师抱怨张幼仪英文基础太差而半途而废。由于张幼仪每天有太多事要忙:“要买东西、打扫内外,还要料理三餐。”她竟也没有坚持让女教师或徐志摩让她继续学习英文。

要是徐志摩不带她出去玩,一个不会英文的人,应该很少有机会走出家门。有些评论在描述这段生活的时候,说徐志摩亦曾带张幼仪去看竞舟、看电影。这是事实,但是,根据张幼仪对她内侄女所说的来看,即便是看电影也不见得与浪漫有关。张幼仪说,那是唯一的一次去看电影,他们原先说定的是去看一部卓别林的电影,可因为徐志摩在路上碰到一个朋友。他朋友说范伦铁诺的电影比较好看,他们因此便往回走去看范伦铁诺的电影。张幼仪为此而有些不快,当范伦铁诺出现在银幕上的时候,徐志摩和他朋友都跟着观众一起鼓掌,而她却只是把手搁在大腿上坐在漆黑之中。

这是他们生活的一个小细节,但在张幼仪内侄女根据张幼仪晚年的口述所撰写的一本书《小脚与西服》中则有张幼仪更全面的描述。

“那时我没有想过我们夫妻到西方以后,丈夫对我的态度会不会有所改变呢?在中国,夫妻之间应该保持距离,尤其是在公婆面前,以表示尊重。可是在西方,就我们两人一起,我们本来可以为所欲为,不过只有徐志摩做到了,他爱来就来,爱去就去,好像我不在那儿似的。他总是回家吃午饭和晚饭,也许是因为我们太穷了吧!如果饭菜好吃,他一句话都不讲;要是饭菜不好,他也不发表意见。他的心思飞到别处去了,放在在书本文学、东西文化上面。……天你们年轻人知道怎么样讨论事情,像你大概就会尝试和你先生商量大小事情,可是当年我没办法把任何想法告诉徐志摩;我找不到任何语言或辞藻说出,我知道自己虽是旧式女子,但是若有可能,我愿意改变。我毕竟人在西方,我可以读书求学,想办法变成饱学之士,可是我没法子让徐志摩了解我是谁,他根本不和我说话。我和我的兄弟可以无话不谈,他们也和徐志摩一样博学多闻,可是我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的时候,情况总是:‘你懂什么?’‘你能说什么?’”。

回想他们两人每天很少见面,即使是每天吃晚饭的时候,也总是各自低着头、坐在昏暗的灯光下相对不语,我们当然也就知道,这没有感情交流的婚姻是多么的不幸。

他们说爱情是婚姻的坟墓,但是若连爱情都不曾有过,那样的婚姻又用何来维系。他们的沉默、疏离已经从形影转换到精神上了,就算近在咫尺可也远如天涯。他们的婚姻就像是闻一多笔下那塘泛不起一丝涟漪的死水,是两个人没有为爱情而努力奋争的结果,更是传统婚姻悲哀的体现。

自由是什么?或许徐志摩也曾深深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有人说,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你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自由是不必勉强自己去按某些特定的规定做事,自由应当是内心的声音、心灵的流淌。

张幼仪在离婚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你管一个没有自由的人要自由,我能给你什么?是呀!像张幼仪那样一个传统的女人,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她眼中没有自己,没有追求自由的那种精神境界。她和徐志摩是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世界里的灵魂。就像两条平行线,没有交接的起点,更没有交织的终点。分离似乎惨痛,但也是必然的产物。

纵观徐志摩的一生,那应当算是惊世骇俗、放浪形骸的一生。他激进而蹩脚地游离于传统与现代的边缘。他的感情生活,就是封建传统在现代思想冲击下一个时代的阵痛。所以徐志摩时常会感觉到疲倦。张幼仪给不了他理解,陆小曼给不了他平和。所以徐志摩才会那么怀念着林徽因的清灵明净。人们都说得不到的是最好的,林徽因就该是徐志摩苦苦追寻,却永远碰触不了的梦里莲荷。

邂逅在雨雾的伦敦

无论何时,我们都无法否认,自身作为个体而存在的这个事实,或许这就是我们孤独的根源。

作为一个时常写写文字的人,当我借由文字走入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似乎能看到许多生命鲜活地跳动在我的眼前。每当那时,我就像一艘离开了母港,漂泊在海上的小船。走进这海洋,我既因为这个舞台的广阔和无限的自由而感到欣喜,同时也为看不到生之崖岸而甚感茫然。

或许孤单是造就这茫然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我一个人漂泊在海上,我也希望自己能逢着另一艘孤单的行船,与我在那一片茫然无措中相守相望。

有人说,伦敦的雾最先是从康河的涟漪中荡漾出来的,它是那河水的一部分。当青青的柳枝与白色的迷雾交织在一起时,满眼便尽是朦胧的诗意。

徐志摩生性浪漫,喜爱美好事物。当这个清瘦的诗人走在这样的雾色里时,他想到的会是什么?若张幼仪不是他可以守望的对象,那在他孤独又彷徨的海外生活里,他会被上苍安排遇见一个怎样的女子?

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读了半年之后,徐志摩逐渐就对那些枯燥乏味的经济理论知识失去了兴趣。正当他觉得闷;想换路走的时候,他在1920年12月的一天参加了一个由狄更生主持的演讲会、听林长民的演讲。演讲结束后,他恳请林长民介绍自己和狄更生认识。林长民自然应允,并约他第二天到他的寓所喝茶。也就是这样的一个际遇,他遇到了令他终生难忘的林徽因。

徐志摩认识林徽因,差不多就在结识狄更生的同时。也许是初次社交性见面的拘谨,且那晚狄更生也在一旁,徐志摩应该没很在意旁边那位十六岁的大女孩。

解放后,张奚若曾对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说起当时的事,张奚若跟他说,“你妈妈在伦敦第一次见了我跟徐志摩,差点给我们叫叔叔呢”。看林长民那时给徐志摩的信,也是以兄弟相称,林徽因看他们是父亲的朋友,且徐志摩年长林徽因八岁,叫了叔叔那也是很有可能的。既是差点叫,也就是说没叫成。或许是后来徐志摩制止了,毕竟林长民与梁启超是世交,而徐志摩又是梁启超的学生。只消将这情况一说,林徽因应该也就知道自己和他是同辈了。

我们不妨先试着从徐志摩的角度来看看林徽因。此时的林徽因,正值花季,长得明眸皓齿,端庄秀美,喜欢穿一身白色的衣衫。她那一低头的温柔犹如雨打莲荷,有一种不胜凉风的娇羞。但是行为处事又难得的文雅大方,不似张幼仪那样沉默拘谨。天生丽质的容颜衬托着落落大方的她,展现出一番与他人迥然不同的少女风姿。她当是徐志摩心中的那个洛丽塔。

这个心中装着诗书与柔情的男子,他时常和林徽因谈论自己的诗文创作,谈论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们或许也曾坐在一堆跳动的炉火前,各自擎着一杯茶低声细语,谈论雪莱的西风、济慈的夜莺,还有拜伦的爱情。他们在诗书的世界里徜徉着,以至于徐志摩还忘记了各自年龄的差异。

在徐志摩为自己编织的诗书世界里,没有人世的纷扰,没有车马的喧嚣,只有诗文与爱情。这个世界或许之前从未有人来过,还未有人在他的心里走过这么远的路程。现在林徽因来了,她对文艺的敏感与她自身所赋有的才情与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契合;林徽因来了,从此便有一丝沁人心脾的温柔开始在他的心底荡漾,爱情也在那里悄悄地酝酿。是林徽因来了,来了,他就不愿让她再离开!

那么林徽因呢?在之后越来越多的交往中,她应该也发现了徐志摩是一个风流倜傥的才子。身上有一种诗人所特有的洒脱,充满朝气。他那浪漫的气质从一开始就感染着她,把她带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1937年11月抗战时期,林徽因给沈从文写过一封信,信里说:

“……差不多二十年前,我独自坐在一间顶大的书房里看雨,那是英国的不断的雨。我爸爸到瑞士国联开会去,我能在楼上嗅到顶下层楼下厨房里炸牛腰子同洋咸肉,到晚上又是在顶大的饭厅里(点着一盏顶暗的灯)独自坐着,垂着两条不着地的腿同刚刚垂肩的发辫,一个人吃饭一面咬着手指头哭——闷到实在不能不哭!理想的我老希望着生活有点浪漫的发生,或是有个人叩下门走进来坐在我对面同我谈话,或是同我同坐在楼上炉边给我讲故事,最要紧的还是有个人要来爱我。我做着所有女孩做的梦。”

这大概是仅存的林徽因对她旅居伦敦时那段生活的记述了。多少年来,她对那段往事讳莫如深,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沉默。但是透过这段描述,一个深锁春闺十六、七岁的少女跃然眼前。那时的林徽因是孤单的,她像所有那个年纪的女孩一样期待着爱情。她是多么希望生活中能有更多一点浪漫,更多一点情趣。坐在那紧锁的窗前,她看着窗外的雨,心里凉凉的,似乎消失在她目光里的不是雨水,而是那些回不去的往事和那希冀着却始终没有未来的爱情。她那懵懂的豆蔻年华就这样被伦敦的雾雨淋湿。

记得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位武士犯了重罪,由王后处理,王后让他回答一个问题,答对了,就不砍他的头。问题是,“什么是女人最大的心愿?”结果,那个武士给出了答案:“有人爱她!”经过所有贵妇人的讨论,一致认为说出了心声,武士因此保住了头颅。

爱,好简单的字却叫好多人梦牵魂索,穷此一生来追寻。人生来就是为了爱与被爱。那一年林徽因懵懵若懂,心里充满了青春的幻想和激情。她爱上了徐志摩温文尔雅的气度,才华横溢的诗情,而徐志摩也爱上林徽因清澈如水的眼睛,不经意间的一个对视都叫两个人心湖荡漾如海。

只能爱了,花才更红,雨才多情;只有爱了,才让人变成不像以前的自己,做法,思想,心境都在幼稚与成熟间游历。傻得叫人嗤笑,深得亦让人感动。

康桥,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所在地。知道林徽因和徐志摩的人,都知道是康桥给了他们美丽的相逢。他们曾经偎依桥头,风吹拂脸颊,带着柔美的梦;他们曾一起划船,划起涟漪点点,浩渺泱泱。他们以为时间可以在这一刻停歇,化成永远。永远有多远?那一刻的康桥是两个人心中的永远;那一刻的康桥留下他们清美的足迹。可时光流水,一切太过匆匆,好多故事才书写完美的开头却没了继续的勇气。风起叶落,化成昨日纷飞的尘埃,一些人还没有好好相爱就成了生命过客。匆匆,太匆匆;匆匆,别太匆匆。

在伦敦,徐志摩带着霞光走进了林徽因的生活,彼此都有书信往来。但是徐志摩大她八岁,且他的妻子就在他的身边,在老家还育有一个儿子。一切现实的纠结叫他们的感情就像闭室里的飞蛾,根本找不到出口,每挣扎一次,羽翼就会伤损;每冲动一下,心就会感到阵阵刺痛。林徽因只能胆怯地收回自己的情感,作茧自缚,把这份情感囚困起来。

林徽因像一缕清风吹拂过徐志摩的彷徨,徐志摩像一抹月色照进了林徽因寂寞凄冷的窗。只可惜两人只配拥有一份懵懂的情谊,却没有相守的夙缘。

遐想当年,明镜里锁住的是青山眉黛,晓窗前却留不住那雾雨霏霁。林徽因是徐志摩前生那朵不开花的菩提,也是今生他抹不去的朱砂痣。相遇,注定在三千弱水里泅渡。缘,则是他们来生才淌得过的长河。所以穷此一生,不管他们最终的归属是什么,他们都没有忘记过康桥。烟雨蒙蒙,连枝点点。他们在远处寻找着对方眼中的那份坚持,他们会微笑着彼此祝福,若你安好,便是晴天。

鸿雁传情

林长民对于徐志摩来说,属于长辈,也是忘年之交。林长民很有学养,且性格开朗,品性浪漫,颇受徐志摩的敬重和亲近。他们经常在一起促膝长谈,无所顾忌。林长民甚至连自己无爱的婚姻生活,和留学日本时与一位日美混血女子春痕相恋的故事都一并告诉给徐志摩听。后来,徐志摩还依此写了一篇小说《春痕》。

更有甚者,他们的关系还发展到彼此假装为一对情人互通书信的地步。由徐志摩扮演女性角色,是一个有夫之妇;林长民扮演男性角色,是一个有妇之夫;假设双方在一个不自由的境遇下通信。徐志摩后来还将林长民写给自己的一封“情书”发表在自己主编的《晨报副刊》上。他在《林长民〈一封情书〉附记》里说,他们当时“彼此同感,万种风情无地着”的情调,这假惺惺未始不是一种心理学家叫做“升华”。

他与林长民的交往一定对他的思想造就了不小的影响,既让他的思想更为开放,也让他觉得无爱的婚姻生活是不幸的,因此而更觉爱情的神圣不可侵犯。至于那“万种风情无地着”的感觉。那应该就是这些事发生的原因,甚至也可以说是他恋上林徽因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有这高山流水,但知音难觅;我有这万种风情,但付与何人。独在高楼,他只觉不甚孤寂。

徐志摩曾说:“也许,从现在起,爱、自由、美将会成为我终其一生的追求,爱还是人生的第一件伟事,生命中没有爱的自由,也就不会有其他别的自由了。”“烈士殉国,教家殉道,情人殉情,说到底是一个意思,同一种率真,同一种壮烈。”

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徐志摩对爱情是这么的执著,热烈而近似于痴狂。他是如此的率真,率真如赤子,完全遵循自己内心的呼唤,全然不顾其他。而其他是什么?是绵延几千年的封建伦理道德;是亲人、朋友的责备与不解;是他人的飞短流长。徐志摩对这些很看得开,有的人则视之如命。

“无垠的沙漠热烈地追求一叶绿草的爱,她摇摇头笑着飞开了。”这是泰戈尔的一首小诗,但无意中却和徐志摩与林徽因的关系暗暗契合。林徽因正是那一叶绿草,摇头笑着飞走了。

按照张幼仪晚年的回忆,那段日子徐志摩几乎天天都要收发信件,这其中自然不乏林长民的‘情书’和他人的书信。但张幼仪也说,他每次出去时看起来都是非常的紧张,似乎还带着一种热烈的期盼。可以推测那段时间徐志摩与林徽因也是经常通信的。徐志摩会在给林徽因的信件中提起自己喜爱的诗人作家,会与林徽因谈起自己对爱情的看法,也会给她寄去自己新写的诗行。

当徐志摩独自行在康桥上,他在那氤氲的春天里总是想起那张出水芙蓉般秀丽的脸庞;而她不知不觉在回信中所述及的孤独,也逐渐让他的生活充满了爱情的美好幻想。

林徽因白天依旧还是到学校去上学。休息时,她坐在偌大的房间里翻看着徐志摩的信件,这些信件逐渐就成了她的一种精神寄托。她在徐志摩的信件里品读着那些情深意切的语句,感应着心底那份难解的牵扯和纠结。

在那夏日的阳光下,蓝色的布莱顿海湾灿烂一片,海浪一波一波涌上沙滩,冲刷着这个十七岁的少女零乱的足迹。每当夕阳西下,余晖洒在那海面上,就和掉了一地的水银一样,闪烁着破碎的粼光。这个被海风吹乱了鬓角的女孩,她或许会抱着膝盖面海坐在那柔软的沙滩上。太阳一点一点地西沉,丝丝缕缕的忧伤随着海风在她的身周弥漫,她沉默着。

志摩的信还是经常会从北方寄来,那满纸的相思从字里行间腾起,萦绕在她柔软的心坎。他小心翼翼地敲响了这一扇门,却也未敢贸然闯入。我相信尽管此时徐志摩的爱意已经很浓,但这爱的表达仍还是相对克制的。毕竟他是一个有妇之夫,而妻子就在自己的身边。即便爱得再深,他又有什么权利向这个十七岁的少女索求爱情?他能够表达的只有自己对她的欣赏和思念,甚至会有对爱情的美好向往。这样的情感真是既真诚又复杂。而这也加深了他想挣脱无爱婚姻束缚的决心,他柔情如水的胸膛被这样的迫切充斥着,他变得冷酷无情,他要一个自由的呼吸范围,来表达心底狂烈如火的感情。

林徽因也懂得,但她怎能应和。这是她对于徐志摩自始至终的一种态度。林徽因是个洁致的女子,她知道自己要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是安静的不被世人议论的单纯情感。在烟雨纷纷时为你撑起一柄久违的油纸伞;在孤苦无依时给你一个坚实的肩膀;在你哭泣时静静拭去脸上纷飞的泪珠。这一切看似简洁却和安宁,宛若一份春光,叫人避无可避。

我想,世上所有女子都希望得到这样的幸福。所以林徽因会选择梁思成,所以徐志摩会纠结一生。纵使他后来费尽所有心思求得了陆小曼,也没有改变内心的那份牵扯。爱上一个不能爱的女人是所有男人痛苦的根源,太多的不幸因为这些而制造着一幕幕悲剧。林徽因是徐志摩灵感的素材,所以她一生都没有逃离众人把他们牵扯在一起的命运。

其实,林徽因和徐志摩真正的交往就在这暑假期间。林长民已经开始收拾行李,当林徽因在9月5日前后回伦敦时,魂断康桥,佳人一去不复返。

其实一切美好的事物不是用时间长短来估算的。徐志摩和林徽因浪漫的邂逅不是很长,但那个时候鲜花弥漫,烟雨蒙蒙;美丽的康桥引发无数文人墨客的遐想与世人的向往,那里成了爱的国度。

人们都认为林徽因转身太过仓促,太多决绝。我们为徐志摩失魂落魄而酸涩无比的时候,忽略掉了林徽因转身落下的泪。那时的林徽因才十七岁,情窦初开,她不可能毫发无伤,而林徽因又是美妙如莲花的女子,骨子里的浪漫不必言说,梦的时候她比谁都负有诗意;当梦一去,她又可以做到比任何人都理智,她不想为一段无果的爱恋做无谓的担当和牺牲,何况还要伤害一个温良的女子,林徽因比谁都明白张幼仪心里的酸楚与悲哀。

张幼仪侍奉公婆,平凡供养;为了徐志摩漂洋过海;在万般孤寂里受尽他的冷落。有时候真的好难想象同是一个人,为什么对待两个女子的态度却如此天壤之别。难道就因为没有爱情,让一个诗人推卸了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让一个男人无视弱女子的孤苦无依。徐志摩的多情像火,感人至深;但他的绝情似冰,让人气愤难耐。林徽因是不是也曾担心过,将来徐志摩的爱恋没有,她亦如张幼仪般可怜。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他们曾经承诺的永远究竟会有多远?有人说永远是一辈子;有人说永远是永生永世。但我觉得,永远只是当时承诺永远的两个人心目中美好的向往而已。他们的永远是在那一瞬间,心是真的,情是浓的,花是美的,风是清的。但一转身,世事在变,人心在变。我们没了永远,只有原先的承诺与美好的回忆。所以我们会祈祷,时光慢一些,世事美一些,叫我们能坚持,能守护。 eNFqcabpLqDdy53csJa/ziNka5iElFSbM3tRxXrZOzoH0A9RuStJD+ES/oNzj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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