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今天要向大家汇报我最新的研究心得和感触，主要跟大家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2008年对中国外交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在2008年所面临的外交局势。

对于中国来说，今年是苦难和光荣共存的一年：下一场雪把路阻塞了；火车出轨不要紧还撞车了；传递火炬差点被人抢了；紧接着又有汶川大地震。三四月份对于中国外交来说是充满风险和挑战的时间段，尤其是3月14号的西藏事件对于中国的影响。西藏事件实质上是西藏分裂主义势力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践踏，我们绝对不能接受。但是主流的西方媒体却认为西藏本来就应该是一个所谓的独立国家，中国占领西藏是强权的做法，批评中国在西藏实行严格的宗教限制，并且把达赖喇嘛塑造成和平主义的世界精神领袖的身份，使其在西方获得广泛的同情，不仅认为中国应该无条件与达赖谈判，还妄想达成西藏独立的最终目的。

西藏事件之后，整个西方国家利用西藏问题对中国发难，除抹黑中国之外，另外对中国制造的压力就是把它和奥运挂钩。奥运本来是一场体育盛事，中国今年主办奥运，对世界充满善意，我们认为奥运不仅是沟通世界的桥梁，更重要的是可以向世界展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姿态，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提供巨大的机会。但是在西方的语境中，他们认为中国主办奥运是为了加强集权统治，是为了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基础。在他们看来，2008年奥运会是中国的一场政治秀，是宣传机器为达到某个集团利益而进行的游戏。在火炬传递过程中，从巴黎到旧金山，各国政要纷纷出面表示不仅要制裁中国奥运，还扬言要利用火炬传递的过程给中国颜色看。这样一种把政治与奥运挂钩的做法，不仅代表西方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攻势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事实上也大大恶化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

如果我们仔细关注西方媒体在三四月份对中国的反应，我们大概可以观察到三股反华逆流：一个是整个西方媒体根据西藏事件对中国发难，不仅妖魔化中国，而且不惜歪曲事实掩盖真相，利用西方媒体传播的话语权，向世界发起新的反华浪潮。第二个主要体现在西方政府对中国提出了无理的政治要求，包括美国众议院的佩洛西，在她的积极推动下，美国国会在4月28号通过了所谓的西藏问题法案，要求中国不仅要无条件与达赖谈判，而且要求谈判过程接受国际核查，甚至中国的整个西藏问题要由西方任命的西藏特使全程干预。除此之外，欧洲议会也通过了类似的法案，在西藏问题上强调中国无人权、不自由的基本状态，强调达赖西藏自治提法的合法性，而且要将西藏问题变成一个国际问题来干预。西藏问题中的矛盾升级带来了中西方之间新的危机，不仅是外交问题，而且是涉及西藏主权和中国改革开放形象问题的一场斗争。第三股反华逆流体现在西方社会和民众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出现了严重的倒退。中国和欧洲是一种战略伙伴关系，不仅需要提升双方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合作，而且中国和欧洲战略关系的加强给世界的政治格局带来更有建设性的平衡和制衡的因素，因而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中欧关系有了很大发展，比如中法互相举办友好年。对于欧洲来说，中国不仅提供了重要的机会，而且是重要的市场。但是到了2008年4月15号，新的民意调查揭示了欧洲社会对中国的看法。美国的一个社会调查公司在欧洲的19个国家进行民意调查，向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在他们看来，目前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最具有威胁性，居然有81%的受访民众回答是中国。同时，这个社会调查公司从2004年到2006年同样在欧洲的19个国家，做过有关欧洲人对中国观念的调查，在那三年间，欧洲人对中国是最有好感的。在2004年，有58%的受访民众认为中国是一个友好的、前途光明的国家，到2006年这一指标达到了66%。而作为美国盟国的英国，在2006年对中国拥有好感的民众达到了62%，远远超过对美国31%的好感度。那么在2006年之后中国到底做了什么，让西方对中国产生如此强烈的排斥感，让西方社会把我们从一个友好的国家看成一个具有威胁的国家？实际上过去我们什么也没做，既没有挑起事端，也没有威胁任何邻国。相反，我们做了一系列努力以积极提高中国的大国责任：比如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部队，向其中派遣的人数从原来的第18位上升到第11位；我们原本是世界第四大对外援助国，在2007年5月份我们成为世界最大的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国；近几年中欧的经济贸易在不断增长，中国是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是什么因素应该为欧洲人在中国观念上的巨大转型负责呢？这些都是引人深思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年三四月份短短的时间内，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曾经我们是重要的战略伙伴，欧洲曾在伊拉克战争之后考虑解除对中国的军售禁令。而今天，欧洲人恰恰把他们的怨气、不满和对未来的恐惧对准了中国。这种关系的重大起伏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第二，我要对大家讲的是，分析欧洲对中国态度转变的原因。

过去两年我们没有做什么影响自身形象的事情，我们在不断地提升大国责任，在不断地促进中国的外交理念，与世界进一步合作与衔接。我们提倡的和谐世界，是指不管世界存在多大差异，不管今天的中国面临怎样的百年巨变和历史悲痛，作为一个崛起的中国，我们都愿意积极地拥抱和参与世界及世界事务的一切进程，我们愿意成为国际社会一个良好的合作者、善意的投入者，中国崛起对于世界来说是一个繁荣、和平的机遇。我们做了很多应该做的事情，也不惜委曲求全迎合西方世界在中国问题上的基本要求，我们不断地增强大国责任。那么，我们为什么还会受到如此无礼、蛮横，甚至罔顾中国人民尊严，不顾基本事实真相的扭曲、抹黑和妖魔化呢？

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中国的崛起过程是一个权力结构重组、游戏规则改写、世界的财富分配重新进行的巨大过程。在这样一个涉及多方面问题的过程中，当发生重大改变的时候，我们现有的游戏规则和财富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跟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尽管美国和欧洲表示不遏制中国，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并且愿意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帮助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但是它们心里的感觉确实很不舒服。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为了生产这些出口的产品，不得不进口很多原材料，如铁矿石、原油等。我们的铁矿石进口量占全世界铁矿石贸易总额的75%，铜矿石占交易总量的55%，世界每年交易的铝、铜、锌等40%都是被中国买走，另外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世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对国际石油市场的依赖达到44%，并且不断增长。因而在欧洲国家看来，中国进入非洲不是为了援助非洲，而是为了自己的资源利益——石油、铜、铁等。实际上非洲确实利用自身的自然资源条件换取资金来发展和建设自己，因而中国与非洲是相互合作的互利关系，而且中国模式的扩张为非洲国家注入了在西方国家那里学不到的第三世界动力因素。利用政治和外交手段获得自己需要的必要的战略资源和能源，是世界所有大国都在玩的把戏，而且在历史上西方国家为了获得自己想要的资源采取过更为残酷、极端的例子。第二个例子就是苏丹。苏丹巴沙尔政府为了平复南方达尔富尔省地方武装的叛乱，采取了高压镇压的手段。因为巴沙尔是一个强烈的反美主义政权，所以他在达尔富尔的镇压行动引起了美国很多不满，联合国在过去三年中已经四次威胁要通过针对苏丹政府的制裁决议，认为苏丹政府在达尔富尔进行了种族屠杀。中国是最早向达尔富尔派遣维和部队的国家，在中国的积极斡旋下，苏丹的局势得到很大改善，但是在西方人眼中却变成了中国在维护和纵容苏丹政府的血腥做法。中国利用外交手段获得苏丹的石油支持，不仅符合中国的需要，而且也是在国际关系中做了我们应该做的。苏丹是非洲第二大产油国，其石油产量的一部分炼成份额油卖给了中国。所谓份额油指的是价格不随市场波动的石油，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长期以比较低廉并免于市场风险的价格来获得石油。当我们从苏丹购买了一部分石油的时候，苏丹政府也从我们这里获取了政治回报，这就是正常的国际关系。远的不说，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不就是为了石油吗？难道美国和欧洲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们只是去了他们不想去的地方寻求资源。整个苏丹的石油开采情况非常恶劣，成本高昂。作为一场国际政治权力游戏，我们并没有应该羞愧的地方，相反，我们在政治权力斗争中注入了道义因素。但是西方媒体却把中国在非洲的整个活动称为中国的“新殖民主义”，说中国是杀人犯背后的帮凶，他们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成长历史，不论是非，犯了历史的健忘症，认为中国将威胁他们的利益。在达尔富尔事件上，中国并没有做错，也完全没必要向西方妥协。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的利益分配和游戏规则发生改变时，我们不可能希望国际社会对我们“温良恭俭让”，它们只会露出狰狞的面目。原因很简单，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权力的本质永远是自私的，所以三四月份中西方的冲突只是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我们能否成为一个国际社会中的模范生，我们能否担起一个大国的责任，我们能否改善自己的形象，本质并不取决于我们做什么、该怎么做，而是取决于谁来掌控话语，谁来解读标准，谁来制定解释责任的基本条款。这是中西方冲突的最重要本质。

中西方冲突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今天的欧洲政治是一个没有政治家的政治。现在的欧洲政治已经进入了我称之为“萨科齐默克尔”时代，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欧洲政治中的主要领袖。萨科齐这个人，他当总统的一年中，大部分时间花在离婚、拍拖、结婚、跟记者吵架以及国事访问上。尼罗河下游有一个很有名的城市叫卢克索，那里是帝王谷的所在地，即古埃及中王国和新王国的法老陵墓所在地。卢克索有一家英国殖民时期建造的非常有名的酒店叫东宫，萨科齐到开罗国事访问待了两天，在东宫住了三天。今天的萨科齐已经不是法国的希拉克，他对中国和中国的战略价值，对整个中欧关系根本没有自己真正的战略眼光和透视力，所以在他眼中，中国只是一种政治资源，当他想笼络选民的时候，就会努力地敲打中国。另一个政治家，英国首相布朗，看起来挺憨厚，但是他所领导的保守党在英国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为了振兴保守党在选民心中的地位，就需要不断地破坏中英关系，让选民们感觉到保守党在说他们想说的话，那就是达赖、西藏问题、中国的人权等，所以貌似忠厚的布朗首相本身对英国的政治只具有很少的管理能力，更不用说中英关系。我们再来看一位欧洲主要国家的政治人物——德国总理默克尔。我们都知道，默克尔成长于东德，后来以老师为职，她最终在政坛获胜不是因为她的政治才干，而是她给德国民众带来了勇于改变和创新的形象，这一形象来自于默克尔经常标榜的“德国架势”，即德国要做国际人权、生态和环境保护的领袖，她就是靠这样的选举口号上台的，并且以这个简单的口号作为德中关系的标准。在萨科齐、默克尔之前，那时的欧洲，主要国家的政治人物是法国总理希拉克、德国总理施罗德、英国首相布莱尔，这三个人所组成的“希拉克施罗德时代”是欧洲真正有政治眼光的政治家执政的时代，所以希拉克可以同中国合作一起推动全球化，而萨科齐上台之后急于向美国表白，第一个访问美国，修复与美国的关系。所以当今，在欧洲政治已经没有政治家的情况下，所谓的中国价值，所谓的正确理解中国的方式也随之崩溃。在今天的欧洲政治中，我们所能够听到看到的，只能是对中国的批评、杂音、扭曲和抹黑。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欧洲政治比美国落后了20年。看看三四月份美国的表现，尽管美国是中国的最大威胁，但是它也有成熟的一面。从美国的个性到理念，有两个基本的文化因素比较有利于促成中美的稳定关系。第一个是美国实用主义的生活哲学，对美国人来说，中国是另类，是战略的竞争者，但同时毫无疑问，中国也是一个成功者，而且一个繁荣发展的中国也为这个世纪美国的全球优势提供了新的机会。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当今世界有64亿人口，整个西方包括美国在内的人口呈下降趋势，总数加起来是10亿左右，这10亿人掌控着世界82%的财富，成为今天所谓的自由理念的最积极的倡导者。现在有一个崛起的中国，拥有13亿人，台湾地区还有2300万人没算进去。毫无疑问，如果中国以后选择跟西方在一起，那么西方就可以继续它所谓普世的价值；如果我们选择跟其他的人民在一起，未来西方的地位将会动摇。这就是中国的力量。所以，污蔑、诋毁中国的行为从长远来看都是不明智的。美国的功利主义哲学尊重、接受成功者，无论是谁。中美关系现在有一个新的措施叫“利益相关者”，一方面这表明了美国对中国价值的认识和接受，另一方面，权力的本质是自私的，美国人最害怕的《孙子兵法》，其核心就是“兵不厌诈”，所以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实行接触政策，战略上实行看管政策。在这样一种政策环境之下，中国崛起仅仅是产生了权力变化，还没有发生真正的权力转移。举例来说，2007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大概是3.8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4多一些。如果是30年前，这个比值只有8%，这种发展带来的是权力变化。再给中国20年呢？如果这20年间，中国经济翻两番，能够达到美国GDP的70%，那时候中国和美国就是一个水平了，就会发生真正的权力转移。现在国际上有不少舆论认为中国将会是下一个超级大国。所以，美国一方面接受一个成功的中国，另一方面，既然中国是一个成功的国家，就要采取措施，既接触中国又要看管中国。在美国的中国战略中，西藏问题是处于怎样的一个位置呢？西藏问题只是一个“小土豆”。西藏问题本来不是一个问题。1959年就有西藏问题，当年的CIA为了反共需要向达赖和“藏独”提供秘密资金，训练军事人员，所以就有了60年代的唐八骑兵，直到1974年CIA才停止这项支援。所以，对今天的美国来讲，根本没必要挑战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而且对于中美的全球战略关系来说，西藏问题只是极其不重要的或者根本就不是问题。美国不愿意因为西藏问题跟中国重新建立火线对峙，而且在当今的国际形势下，美国也不认为西藏问题可以成为制衡中国的重要筹码。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三四月份美国与欧洲的态度形成了绝对性的反差：在欧洲的政治家喋喋不休地以所谓绝对道义的原则抱怨中国的西藏政策的时候，美国也说希望中共与达赖对话，但是并没有什么行动，包括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三位总统候选人为了拉拢选民的需要建议布什抵制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布什跟他们说了两段话，一段话是“我做什么你们不要插嘴”，另一段话是“去北京，有勇气的才去，你们敢去吗？”所以布什和赖斯很清楚，西藏不是一个问题，美国在三四月份中西方的外交政治当中，扮演了一个实在者的角色。美国和欧洲的巨大反差并不表示美国对中国很友好，只能说明美国的对中政策很成熟。小布什还有半年多就下台了，很多中国人不喜欢他，但是在中国政府看来，小布什很可爱。除了对西藏问题美国的基本政策没有起伏之外，小布什执政的八年间，他是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反对“藏独”、反对“台独”声音最坚定的总统。目前的中美关系，必定是最复杂、最具有未来冲突性的关系，但是另外一方面，中美关系经过多年的风风雨雨，恰恰是大国关系中最稳定、最成熟的一个。

第三个原因，很简单，就是不管中国如何崛起，欧洲人对于世界格局的欧洲中心主义，欧洲人的文明、文化中心主义永远不会变，远远没有结束。欧洲可以接受中国，可以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但是中国对于他们永远是一个异类，他们对待中国问题是采取民主的原教旨主义，所以不管是西藏问题还是其他什么，事实不重要、真理不重要，重要的是欧洲是民主国家，而中国是非民主国家，所以中国就是坏的，所以在西藏问题上不讲道理。西方人文化和文明的优越感要引起我们密切的关注和警惕。莎朗斯通评论说汶川大地震是中国的报应，这并不是说她脑子短路了，也不能说明她的本质就是坏的，很简单：在评论中国事件的时候，不管中国有多大的灾难，她不需要遵守道德底线。她的这些话能够在戛纳直接对媒体说出来，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西方文化中心的表现，在西方具有普遍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西方的矛盾和冲突还会继续下去。

下面跟大家讲解第三个问题：地震对2008年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地震是中华民族巨大的灾难，从5月19号到21号举国哀悼，直到现在，抗震救灾的艰巨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但是中国有句古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说，当出现问题的时候，不仅中华民族需要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另外，突发的危机事件就像一面镜子，它可以照射出一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基本的活力状态。这次的大地震，使我们国家在三个方面展现出了让世界惊讶的地方。

第一，中国政府迅速、果断、高效的危机反应机制和反应能力。

从大规模的军队动员，到整个信息透明的24小时跟踪报道，到总理在事件发生后2个小时立刻亲自赶赴灾区，到半个国务院搬到四川去办公，我们向世界展示了什么是中国人的危机处置和反应能力，什么是中国政府政策中人性的基本原则和内涵。平时我们可以对中国政府的很多做法提出批评，可以对中国常态下的现实有不满意，但是在关键时刻，政府不顾一切做出了快速反应，军队迅速大规模集结开赴灾区。这一次的危机处理在我看来，不仅是中国政府，而且是整个中国现有的管理机制具有巨大的生命力。

第二，这次地震促成了中国人集体意识的一次新的顿悟。

我们平时总说中国人变得越来越物质主义，80后的一代越来越欠缺爱国心。但是这次大地震，让我感觉到中国人的爱国和民族责任感是一种文化，一种血液，一种传承，不需要去组织动员，我们自发的就高涨起来了，80后的一代也并不匮乏爱国的激情和责任感。最重要的是，它带来了整个中华民族集体意识的顿悟，在紧急关头，我们可以战胜平时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可以忘却平时人与人之间的防范，完全可以为陌生人献出我们自己的爱心，献出自己报效祖国的热情。这一次的团结表明了中国的社会志气，我们一直在说大国崛起，说的是经济的发达、军事的保障、科技的进步，还要有社会力量的崛起、民族精神的崛起，一个国家民族士气、凝聚力的崛起。在政治理论中，国家和社会是相互联系而又独立存在的，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一个开放的、独立的、有责任感的市民社会，不仅是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政治体制的根本保障，最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生命力强大的必要基础。我们欠缺的就是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在以前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国家掌控一切，没有个人的私有空间，而改革开放的30年就是国家和社会分离的30年，从原本的国家掌控社会变成社会力量越来越强大。而最近发生的事件，地震也好，三四月份的事件也好，全球华人牵手护圣火也好，MSN上的红心护中国也好，在网站上表达中国人的独立思考也好，我看到了一个崛起的中国公民社会，这是我们拥有美好未来的真正希望。所以，这次的地震、2008这个年份，都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

第三，政府的行政程序和机制出现了变化。

我们在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从来不要求也不接受国际援助，很多信息是封闭和控制的，但是这一次，我们完全放开，愿意接受援助，也同意外界的监督，整个政府的程序和机制都在升级，中国在加速转型，这是地震给我们传递的第三个重要信息。

地震中和地震后中国人积极、团结、果断、坚强、人性的表现，对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带来了四个方面积极的变化。

第一，把中国人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中的坚韧、协作和爱国的一面淋漓尽致地展现给了世界，所以那些最挑剔的西方媒体也感觉到了抗震救灾中来自中国的感动，感觉到了中华民族力量的强大。这一次地震会使得西方真正意识到，中国人不能被藐视，中国不可被妖魔化。法国和英国大概各自有五六千万人口，如果有1%的英国人或法国人走上街头，这就可以形成一个全国性的事件，但是如果1%的中国人走上街头，那就是1300万人口，足可以形成一个国际性事件。中国的力量不仅仅在于中国人多，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已经被充分地动员，据报道，今年博士毕业的学生数目第一次超过美国。当中国人都被动员起来，拥有了知识，能够自己寻找接触资源和信息的渠道，中国人就是巨大的力量，只要这种社会力量的1%拥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价值、同样的追求、同样的行动，那就足以形成影响世界的力量。还有一点也不容忽视，目前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也是世界第二大的消费市场，所以当社会力量崛起的时候，中国的人的因素被放大，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失去一个13亿人的市场，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与13亿人为敌。传统西方的政治言论在解释中国的时候，是把政府和人民分割开来的，他们总是对中国人民充满了同情。对于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传统的西方言论解释有两条：一个是说因为中国人都被政府洗脑了；另一个是说中国政府有意地组织和操纵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活动。现在还有了第三种解释，针对那些在海外受到多年良好教育的华人的爱国情怀提出的解释——因为这些人为了以后回国升官发财。这次的大地震和三四月份的系列事件中中国人的表现，使得西方传统的政治话语、那些让他们在中国问题上保持自己的道德优势的话语不攻自破。因为80后的一代有自己的思想，那些爱国行动的背后并没有政府的操纵。迄今为止，四川地震已经有20万志愿者自愿前往，最让我感动的是山东日照的几位农民，他们没有钱可以捐，于是决定去做义工，开着一辆农用三轮车从日照出发，走了五天五夜，2500公里，到绵阳去做义工。这些类似的让人感动的事件让西方认识到，它们必须认识和思考今天这样一种新的现实，那就是具有独立判断、理性思考，同时又具有巨大凝聚力和集体精神的中国人民对世界意味着什么。所以，我认为，从三四月份到现在，西方在中国问题上的言论要经历新的革命，因为传统的话语已经崩溃，它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的社会崛起。

第二个影响，它使得中国和西方相互重新评价。因为奥运的关系，政府不想把各种问题扩大化，所以对“藏独”问题等的反应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的社会力量却展示了其在中国外交杠杆上的重量，所以CNN向觉醒的中国社会道歉。这次的地震事件使得西方认识到了中国是什么。前段时间，有一个外国学者来演讲，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很认真地说，传统的西方人以民主来衡量政府行为，是因为我们都认为民主是最好的政府行为的来源，但是这次的地震让西方看到了，即便中国的政治管理没有依照他们的民主规则来进行，但依然体现了效率、人性和决心。他觉得这次中国的救灾行动让世界认识到，西方式的民主并非是衡量好的管理的唯一依据。

第三个积极方面，就是地震转移了西方对“藏独”情绪化的支持和同情。地震的大悲需要全世界显示出大爱，如果这个时刻还有人再抓住西藏问题不放，不仅是煞风景，还显示出他们灵魂的苍白。我们都知道5月19号达赖到柏林参加纪念柏林墙倒塌的一个会议的时候，默克尔非常明确地拒绝与达赖的直接会晤；另外我们也可以看一看，今天的欧洲还有人在谈抵制奥运吗？

第四个积极影响，那就是地震发生之后，国家之间有了新的渠道来更细致地打量对方。我们可以看到，地震之后日本作为世界上遭受地震最频繁的国家对中国展示了普遍的同情和支持，日本派出了救援队和医疗队，让中国人非常感动。我是一个东亚安全专家，在日本教过书，我认为中日关系最大的障碍不是钓鱼岛，不是靖国神社，也不是东海油气田问题，最本质的障碍是彼此民间和社会在认知和心理的层面的相互排斥和相互嫌恶，所以日本人对中国人看不顺眼，而中国人则一直仇恨日本人，彼此都高构壁垒建立起相差甚远的认知。突然经历这场地震，彼此伸出温情的双手，壁垒被打开，这是对未来中日关系有力的推动。如果这次地震能够打开一个缺口，让中日双方能够跨越隔阂，真正地重新科学和理性地认识对方，我相信未来的中日关系真的值得期待。

大地震带给我们大悲大痛，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开始了一段新的历史进程。

好的，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感谢同学们！

（2008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