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谢谢大家！团委组织这个活动说很多同学刚到北大来，要我讲讲大学的生活、大学生怎么度过大学的学习生活。我说我不够资格，学得也不够好，当年好多课都逃掉。这个怎么跟学生讲，讲了是要负责任的。后来同学说能不能换个题目，就换了这么个题目。

在座很多同学可能不一定来北大学经济，有一部分同学可能学经济。如果学经济，还可以做点交流。我故意把这个题目弄得宽一点，不是单单地讲学经济学，学经济学是学经济的一个部分，可能是很重要的部分，但不是全部。学经济要宽得多，理解我们这个社会、理解我们的生活、理解经济现象，有好多内容。学经济，会有一些困难，其中一个困难，我自己有体会，我们的心和脑，常常用得不是地方。这个没有解剖学的基础，我只是笼统地讲，我们身上有一个部分叫心。我们研究经济现象，会有自己的情感、会有我们的好恶、会有我们的是非标准。对于经济现象，我们会说，这个合理不合理，公平不公平，合适不合适，我们把这个部分，在今天的讲演当中，叫做用心的部分。人是有情感的，人，万物之灵，灵在情感。也许新来的同学，情感更丰富一点。你看香港，我一会儿会讲到香港廉政公署，很公正的地方，廉政公署打击的是政府中的贪污行为。廉政公署招人，就是要招新的学生，因为他们的是非感还没有被污染掉。他觉得好就是好、坏就是坏，这个事情不能被宽容。所以年轻的学生，在这个部分，对社会的是非、好恶的看法上，往往有非常强烈的表达。我们都是从这个年龄过来的，都经历过这个阶段。

那么我们身上还有个器官，叫脑，主要解决理智的问题。一个问题该不该这样和一个问题是什么样子，要分开来。这个事情是什么样子和这个事情应该是什么样子，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在学经济当中，常常搞混。学自然科学可能好一点，因为一个自然现象，无所谓它好不好，只要理解它的规律。星球轨道搞清楚，好，就可以放卫星上去，可以转而且可以回来。这个里头本身没有很多的价值标准、价值评判、道德标准和道德评判。但是我们经济活动，里头经常会有这个东西（道德判断）。经济活动是人的活动，而且人的活动当中很多时候会形成利益冲突。所以一个事情好不好、对不对，跟一个事情本身是什么样的，这个事情本身有些什么规律，经常会发生冲突。所以今天晚上我愿意和大家交换意见，就是交换这个意见。

我觉得学经济的困难，不是说看经济论文数学非常多，形式很像科学。这个难度对很多中国同学不是问题。中国学生的数学，通常在世界上超人一级。你到美国去看，现在很多人初中出去、高中出去、大学出去、研究生出去，数学都不好。中国的孩子，有的在中国很怕数学，出去不由得人家说他数学好。中国学生、希腊学生、印度学生，很有意思的，数学都很好。这个事情本身也有点道理，发展中国家拥有人类文明的历史很长，可是我们近代以来很穷，发展数学的才能对资本的依赖很低。一张纸、一支笔就可以。搞物理、搞实验，对设备的依赖很大。也许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数学很好。这个（数学）不是主要的困难。我个人认为，研究经济现象，最大的困难是用心、用脑，会用得不是地方。在需要用脑判断的时候，我们用情感去替代，我们用价值观去替代。我们经常一个问题还没有搞清楚，就把我们主观上对这个问题好与不好的评价先放到前面去了。这样的话，就会使我们在经济现象中，常常达不到最起码的要求。你要客观一点，这个事情不会因为我们说它好、说它不好，它本身的逻辑就改变。所以呢，我想举些例子，来讨论这个看法。

我想从简单的例子谈起。我想在座的各位，都看到过非洲饥民挨饿的照片。人会瘦到那个程度呀！这种照片，任何一个正常的人看到以后，情感都会发生变化，要不要援助他们？作为一个正常人，稍微有一点力量，我相信多数人还是愿意拿出一点钱，愿意援助他们。如果国家出面援助，更好，联合国援助，更应该。那些富裕的国家，拿出一些钱来援助非洲，这些事情在道义上讲是对的，没有话讲。但是，理智地去考虑这个问题，援助他们是一个出发点，但是不是可以帮助他们，那可不一定，常常是反的。我最近读了一本书，有一个人骑着车去旅游世界，1999年出发。过了几年，他又开车把整个世界跑了一圈。他有一部分实录了在非洲的情况。他的故事，我读到以后，有些感触，也提醒我们在用心用脑上要分得很清楚。很多联合国的援助物资，不要说前一阵子的丑闻，所谓石油换粮食的丑闻，都有联合国高级官员在里面上下其手，贪污受贿。这样一来，公家的资源，包括联合国，包括政府的，都可能被贪污。就谈联合国的物资运到非洲以后，被许多渠道占领。因为不是每一个环节都是想援助非洲人民的人在做事情，好多人有别的想法。据这位目击者看到的情况，援助来的东西，有大量的比例，被那些地区的官员、首领人物和不法商人，转运到市场去。这是免费来的东西呀，所以结果是，他们在市场上，把粮食的市场价搞得非常低。低到什么程度呢，低到那些原来还可以种粮食卖的农民，跟这个粮食没法竞争。因为你的粮食不可能这个价格出手的，你的成本就不可能竞争得过那些援助物资。这使得那些原来还可以种地、没有灾害自己还可以自食其力的人也转到被救济的队伍里面去了，使得那些贫困地区的情况更严重。很多地方是手工业品、纺织品运进去，把那里仅有的一些可以养家糊口的手工业品生产部门都毁掉了。最后就扩大了救济面，救济变成自身会扩大的庞大体系在发展。出发点是减少贫困，帮助穷人，最后却得到这样的结果，适得其反。

这个事情对我这样的人会有触动。我想在座的没有人看到这样的事情会无动于衷。但我们有多大的力量取决于我们自己的经济力量。在一个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社会里，免费的东西在配置、传输的时候，每个环节都是可靠的吗？如果这个环节不可靠，那这个救援中间不知道要丢掉多少。我们以前内蒙的灾荒，北大的老师也拿出过东西援助的。我们也活得很好，家里有些衣服不怎么穿，拿出来捐给灾区，愿意做的。一捆一捆的衣服呀！北大很多机构、研究所，像我工作的经济研究中心，每位老师都拿出好多东西。后来看到一些报道很让人生气。这些资源进了内蒙古的一些地区，就按照权利来分配。那些受不了冻的，就把这些东西中品质最好的毛衣、呢制品分掉。真正落到需要帮助的人手中的，很少的。

在解决世界贫困问题上，有世界银行。后来有些理论家提出“滴漏理论”。就是你往一个地方送水，要漏很多，最后只是漏剩下来的水才可能到最干旱的土地上去。这些东西，只是靠心、靠我们的同情，是不可以解决的。要研究在什么样的渠道下，什么样的监督下可以执行。哪种方式才可以真正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这种事情是很多的，你看我们的城市，包括中国的许多城市，都会有乞讨的行为。生活不了，要帮助，是应该的。凡是吃得上饭的，帮助一点，是可以做的。问题是如果这样可以得到资源，好多人就会伪装，这是亚洲很突出的现象。有的人甚至把孩子搞得体形不整齐，腿弄断，完全是假的，有出租这种孩子的。有很多人把要钱当作上班下班以后的生活，跟原来你想援助的，完全南辕北辙。

所以呀，学经济，有时开头难就难在这个地方。什么地方需要用脑，什么地方需要用心。用心用脑用错地方，全盘皆输。

当然这是非洲的故事，我们没有多少直接的经验。有的时候两种力量，道德的评判与经济本身的规律之间很难把握。道德的力量会干扰我们理智的判断，有的时候难分上下。这就是我今天选的题目，要学好经济，就要克服这个困难。并不是说要把我们每个人都搞得冷冰冰，变成逻辑的机器，没有情感。做不到的，做到了，也毁掉了一个人。一个人怎么可以没有情感？但是你要有情感，又要用对地方，好大的挑战。

我再讲几个我亲身经历过的困难。

1988年，我第一次访问美国。当时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在大陆组织了六个人，去参加留美经济学会的年会。带队的团长，是当时国务院发展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叫孙尚清，很好的一个干部。他当时去，有一个调研的题目，就是中国研究生的外派政策。当时在北京，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邓小平拍板，大批地向海外派留学生。每年派，就累积了大量的矛盾。其中一个突出的矛盾是，很多专业领域优秀的人才，在美国学习完就留下了。美国人发一个绿卡就留下了，就成了他们的高级人才。当时就有很多意见。一个意见是中国留学生政策应当取消，因为这导致我们人才大量的外流。因为1988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科研的条件，跟国外差很大一个距离，仔细算账确实可以算出很多账来。你看一个留学生，小学是中国人付的钱，培养的；到了初中高中，优中选优，上了大学。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培养一个大学生，无论是国家、社会都要耗费巨大资源。然后里头挑出最优秀的，去了美国。里头再挑优秀的，发一张绿卡你就留下，就成了美国科研机关、大公司的研究骨干。所以反对意见认为，这样下去，人才都会外流的。坚持留学生政策，要开放的意见就认为，中国与美国的科研水平就差那么多呀，你不派人去学，我们与最前沿的科研水平就会差得更远。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所以孙尚清，我们那个团，六个人，当时还有现在中央银行的行长周小川，一起去。从西岸然后到东岸，访问了好多大学，好多留学生。回来后，要交报告，我们六个人都要参加。我们认为这个阶段我们留学生政策要坚持一个原则，叫做“将高科技人才储备于国外”。现在的科研、研究环境就是差很多，现在回来要欢迎，但是要准备一批人，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不回来，等中国经济发达以后，再回来。我们当时打了一份报告支持这个政策。我们参加这个报告时，要问心里，是怀疑的，能回来吗？我们去看了呀，很多学科的人，博士学位读完，被雇到一个研究机构，那个生活条件、做事业的条件、做科研的条件，我们差得太多。储备多长时间？这个问题很难讲的。但如果把门关上，信息渠道、前沿知识、科研的对象，都没有了。有些人即使留在了美国，也留下了个channel。所以当时都同意打这个报告。

1988年到现在，20年，现在留学生回国，不能说百分之百回，但回来，已经变成一个很大的趋势了。跟留美的台湾学生讨论，他们都有经验概括。亚洲发展中国家出来，回国还是不回国？对于每个在海外求学的人，都是一个很为难的问题。他们最后的结论是说，有一个最佳回去的时间，回早了吃亏，回晚了更吃亏。他们告诉我回台湾的最佳时期是1983年到1984年。晚了就不行，因为晚了以后，台湾机构的位置没有了。还有一条很厉害，中国今天才看到。你过去算薪水的增长，怎么会增长得这么快？问题是，一个发展的经济在成长，他的财产的变化有时会比薪水变化快。比如说房地产，回去晚了买不起房子。这个现象当时我听了，不是那么懂。一个很有名的经济学者叫赵刚，是台北“中央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的所长，在威斯康辛。他做经济史，他研究的一个领域我很关心，就去拜访他。他当时腰已经坏了，开不了车，太太开车。威斯康辛很冷的，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回去？我当时不好说回大陆嘛，其实他是北京人。我说你回台湾呀，至少台湾很暖和。他说回不起，美国的两处房子卖掉，在当时的台湾，只能买台湾一个地下停车场。这是我当时看到的情况。当时这些东西在脑子里转，还不以为然，还不知道这种现象什么时候轮到大陆。没有想到这么快。这个经济规律起作用了。另外更重要的是事业发展的前景。因为人们做决定，都不是看当时，而是看预期、看前程。等到中国经济前程有了兴起的苗头，你看同样出去的人，坐立不安呀。去年国资委采取新政，大型企业招聘一把手、副总。到美国去招聘，我正好在耶鲁做访问学者。有人会开几百英里的车来问我，去还是不去？那我说这是大主意，你自己拿。去了能不能适应我也不知道，我只能把我知道的情况告诉你。中国像联通呀，电信呀，大企业招聘副总，条件一定是海外有工作经验，学有所成，有工作经验，要达到一定的成绩的。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倒回去想1988年的争论，赞成把留学生这个门关上，有没有道理呀？在当时看，有一部分道理呀。如果从情感上看，发展中国家用自己很少的这点钱，培养人才，给发达国家输送人才。如果义愤填膺，让某种情绪支配，喊口号，我敢断定有一批人会赞成，不能把留学生送出去，我们要自己搞。但是你再长远一点看，发现这里头的逻辑有问题。因为科学没有国界，我们长期的动乱、战乱，没有条件发展科学，再加上国力、经济实力差，只能用发达国家的政策去发展自己。美国的科研人才政策很清楚的，为它的国家利益服务。我优中选优，它发个绿卡留下，就变成它的科研力量了。三分之一印度工程师，三分之一中国工程师。当然有些科研，比如美国国防，你不是美国公民不能接触，相当多的领域都是发展中国家的头脑在那里工作。这是美国的科研人才政策，是有它的利益。问题是这个利益里头有没有我们的利益呢？如果我们不做这个抉择，把门关上，通道缩小，我们与最前沿的信息成本会上升很多。任何事情都会有代价，就是要互相权衡，短期权衡，长期权衡。在这个问题上做个决定，有的时候相当的难。

像这种时候学经济，就要把情感的因素尽可能地放在一边。不是说我们不要情感、不要价值观、不要是非观，但是要把这个事情本身的关系、规律，想清楚、研究清楚，然后把它综合起来，做决定。这是我自己碰到的一个好为难的问题。当然这样的人才问题要经过研究讨论，因为这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问题。投资是开放投资还是关起门来投资，可以做很多研究，这里头是有规律可循的。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发挥自己的后发优势，在对待开放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抉择。这些问题我遇到过，好难的。其实我们六个人在美国期间也很犹豫，每个人头脑中都有不同的意见。各种意见在头脑中打架。优中选优的人，就成了别人的科研人员，申请的专利是他们的专利，构成了它的科研力量呀。做这样的决定有很大的挑战。

我再举一个例子。我暑假刚访问印度。从印度回来路过了广东，广东油荒，突然供不上石油。深圳与广州，一半时间供不上石油；剩下的一半时间，武警出来维持秩序，限量供油。一个出租车排三次队，才能加满一次油。这个对经济影响很大，不单单是开私家车的人，因为这个季节，正好是我们制造业基地给欧美主要市场供货的时期。你们要知道，美国的商业，年度之间分布、月份之间分布差距很大。Christmas到新年，是它卖商品的最好季节。这个时候就要向美欧里供货。没有油，往港口送集装箱的车，不能开。什么道理呀？仔细去查。油价是我们中国政府控制的，政府一直用一个低油价政策。这个低油价政策，从道理上讲、从是非上讲好不好？好呀，让市民可以享受较低价格的油，让工厂的成本低一点呀。这个出发点无可非议。问题是全球的油涨得这么快，今年是破纪录涨到每桶石油70美元呀，从来没有过的。70美元一桶的油，中国又不能完全自给。我们的石油，去看进口量是一亿两千万吨，巨大的量要进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定价偏低，就会有一系列的后果。低一点好不好？当然好，最好是免费。但隔一道河，香港，13块港币，一立升油。深圳，4块钱，还已经是国家发改委提了四次价的结果。我从印度回来，印度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照中国差一截。印度的油价，折合成人民币，9块多。你看印度尼西亚，也是政府用财政补贴，低油价，差不多经济就要毁掉。政府要把价格维持得低一点，出发点没有错。政府要把什么东西都卖得特别贵，我们当然要抱怨、要批评。问题是，维持一个低价，结果是人行为的逻辑就要起作用。你想你是一个香港的大卡车司机，可以在香港加油，也可以在深圳加油。那边13块，这边4块，你在哪里加？所以，这里供不上油以后，香港那边就叫了。因为他必须回香港才加得上油，成本就涨了很多。这种呼吁当中就让我这种人看出，噢，他原来都是在这里加油的。就是说，需求集中到低价地区来。

好，再看中国成品油出口，今年增加了多少？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0%。都是国家石油公司，应该听政府的话，可是它是公司呀。像中石油、中海油，都在海外上市了，它有一部分的小股东，有投资的压力，还有报表。同样是油，卖到国内这个价，卖到国外那么贵。你说往哪里卖？印度，当然印度不能穿过喜马拉雅山来中国加油。但是印度也是一个石油进口国。中国要进口、印度也要进口，它那边9块，我们4块，你说那个卖油的更容易卖给谁？

这些东西是不以我们的心、我们的情感支配的。这是行为的规律。所以出发点好不能解决问题。价格有价格的规律，人为地维持一个比市场上低的价格，就要付出代价。有时这个代价会非常大，难以承受。政府经常去干预物价，因为它怕市场不稳定。今天的《价格法》规定国计民生的物品价格，政府控制，发改委决定。这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不能反映供求状况。这个法令不能说它错，是国计民生呀。一些物品价格太高，一些家庭怎么办？一些地区怎么办？可是人为维持一个低价，供求的行为就会变化。供给往外走，需求往里集中，然后供求就失衡了。四块一升油，很好听，但没有。我在广东看到的情况，在没有的情况下，企业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成群结队到香港去加油。13块也比没油强呀。否则要停摆呀。一停摆很多公司要停产，就要承受违约的处罚，影响很多中国制造业公司的声誉，一环套着一环。

这样的事情，心是一回事情，脑是另一回事情。心可以说，维持一个低价是好的；脑告诉我们，如果维持的力量差得太大，经济力量会排山倒海地起作用。你承受不了，要及时释放这个压力。国家发改委现在又在上调油价，但还是差得很远。当然我们正式对外的公告是说，没有大问题，是因为台风，我们几船油没有来得及运。政府发言人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因为要安抚人心呀，否则那个投机的量再起来，供求更要失衡。让市场平稳是对的，但最后的价格政策要采用理智的政策。

我再举个例子。政府对房价要加以管制，对房屋的结构要加以管制，出发点是对的。你盖那么多豪宅，没有人住，闲在那里，很多中小户的房型不够，最近在大力调控。如果你们关注经济，常看新闻，就会知道，房屋控制真是地动山摇。今年国务院出手干预市场，把这个事情提升到政治高度。地方的市委市政府，房价如果压不住，摘乌纱帽。这在中国是最厉害的一招，要撤你的职。然后各种手段就下去了，各地政府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招数。其中有一个招数很意思，土地批给你，就是不能盖豪宅，盖了豪宅，将来交易的税就会很重。在不同的地区，像在北京，80平米以内的，或者120平米以内一套的，有一个优惠政策，鼓励发展中小户型，可以满足我们很多人，包括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大学生对房屋的需要。这个出发点没有错，而且房屋如果形成紧张，就会形成很大的社会紧张。但是脑子提醒我们，政府进行这种干预的时候，要非常地谨慎和小心。因为搞不好你说的那个户型，将来会很尴尬。全中国一道行政命令，说80平方米都是80平方米，说120平方米都是120平方米。经济发展，尤其是房产，是高度地方化的。一旦不匹配，会很尴尬的。

我介绍一个香港的案例，很有名，叫做“红湾半岛”。红湾半岛就在红湾那个地方，香港理工大学的所在地，靠近维多利亚海港，很好的一个楼盘。香港特区政府1999年决定，要发展一处适合中低收入人群的楼盘，名字叫红湾。一共是7栋40层的楼房，加在一起大概是2400多套房子。香港的房地产政策是，一部分是商品房，一部分是政府盖的，叫公房。公房是不卖的，只租，廉价租给低收入的人。在公房与市场房之间，有一个居屋。它是1978年港英政府通过的政策。什么叫居屋？是用了孙中山的理想，“居者有其屋”。什么意思？就是政府用较低的地价供应，盖的开间小一点，卖得比市场价低一点。但是，只准一个收入水平以下的人来购买。因为香港经济发展，要不就是住公房，要不就是买私家房。中间有一个阶层的居民，可以比住公房好一点，可是去买市场的房又太贵。然后就选了红湾，盖了红湾半岛。结果变成很大一个麻烦。1999年决定盖，2001年香港的房地产跌得非常凶。香港房地产，由政府供地，政府供地就脱不得干系。价格升也罢、降也罢，社会都对政府要求。结果我们1997年回归，董建华政府出发点也是好的，对很多中低收入的人群来讲，当时香港的住房条件还很差。所以他就提了个很有名的计划，叫做“八万五”。这是当年董特首的一个施政纲领。他没有想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整个市场的资金量往下走，需求量往下走，土地供应量往上，结果房价就下来了。房价一下来，你们知道这跟中国大陆一样，很多人贷款买房。我贷一百万买房如果说涨了，皆大欢喜。因为所谓paper money，你账面的资产升值了。可是等到市价一落，会出现什么情况？你们读香港新闻会听到这个词，叫“负资产族”，就是我借的债，一百万，当年我买这个房子现在市场只值50万，我还欠了50万。有一批家庭变成了负资产族。香港经济，由于资产情况欠佳，购买力就差，制造就差。好，董建华政府被逼得没有办法，中止“八万五”计划。2001年，发现房价还在掉，香港1997年以后房价掉了70%。70%呀，当然没买房的人很开心呀，机会来了！已买房的人，心情很不好，因为我是借款买的。我借了100万，现在剩30万了，我拿什么还？所以里外平衡就宣布中止“八万五”，然后2001年宣布所有“居者有其屋”的计划停止。红湾半岛已经建了呀，7栋40层2000多套房子。政府为了大局，说不准卖，不就悬住了嘛！政府的财力不就卡在那里了嘛！而居屋，常常是政府要盖，通过招标让私人开发商来做。私人开发商就做，原来做好是可以卖的呀。2002年，红湾半岛建成，不让卖。私商倒过来说政府欠他的。我本来卖了利益不就回来了嘛，你现在不让我卖，空着！倒过来就跟香港政府索赔，大概要赔19亿港币。香港特区政府突然要还19亿，这个房子还不能卖。算来算去，政府说你再补一笔地价，19亿你不要了，再加8.46亿，这个居屋，我把它改变用途，变成私人住房，卖给你开发商。开发商说，好，19亿索赔我不要了，加8亿4，把这个居屋买过来，再向市场发售。原来这个居屋是给中低收入的，现在开发商按市价卖，户型就太小了。因为他是在黄金地皮盖的，很贵的。难道中低收入就不能住在海景房里了？可以的，但是经济力量是个限制。房子小到什么程度？那个门，怀孕的妇女进不去。这个房子怎么卖？开发商算来算去，从商业利益出发，7栋楼全部炸平，重盖，盖豪宅。这个决定一出，香港乱成一团呀，游行、示威、抗议、媒体批评，最厉害的就是环保团体。你得拆多少？光抽水马桶，好几千个；水泥，好几万吨。差不多算下来等于香港全岛居民27天垃圾的总量。而且是浪费呀。最后就吵，游行、示威，开发商迫于压力，说，不炸了。

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个事件。为什么我说用心、用脑要分开？你想补贴中低收入人的意图是对的，但这个意图要受到好多因素制约的。香港特区政府也没有想到地价会低到这个程度。香港居民对地产价格的波动也是有经验的。1967年的“文化大革命”，同英国人闹矛盾，把英国人办事处烧了，香港的地价掉了90%。有一批人就是抗着，一直撑到云开日出，房价重新回来为止。香港有这种人的，不是房价一低就抛售，整个房价就更低下去。但是有一条，当你从原来政府卖房给低收入者，转到市场卖房的时候，买家对象改变了，就生出了矛盾。通过经济分析会知道，这个楼不炸有不炸的代价，炸有炸的代价，总之社会损失已经造成了。当然香港很富裕，香港政府的预算、收入，我们内地不能比，但也是损失呀。如果这个决定做得好一点，不会让社会承受这个损失的。

今天各地政府都在调控房地产市场，都在发展所谓的“经济适用房”。这些事情意图是意图，结果是结果。不一定好意图就有好结果的。北京已经披露了很多这种情况，中低收入房，很多人搞名堂，报假收入。住在经济适用房里很多是高收入的人，这就更不公平了。很多记者去拍照，有些人开奔驰住在政府补贴房里。你说你意图是干嘛的？意图是补贴中低收入，让社会的收入差不要太大。但是这些意图在操作中往往被歪曲了，所以，要用理智去研究，怎么样才能使这种歪曲程度达到最小。如果情感和理智不能恰当地分开，这个问题不容易讨论清楚。

我再举一个例子。春节时的火车票，跟在座的各位可能有点关系了，当然跟民工关系更大。因为中国习俗，要在春节回家，短期内需求剧增，怎么办？铁路的运输能力是一定的，铁道部用最大能力去增加，还是不行。春节期间，铁路的票价涨还是不涨？你们怎么说？涨，很多人说，民工坐的火车还能涨价？收入最低的一群人呀。道德上就缺了一块。可是不涨，听起来是保护民工，事实上能买到火车票的民工利益也得到保护。但是同时政府的不涨价政策，还有利于谁呀？黄牛呀，倒票的呀。供不上呀，供不上这个中间因素就出来了。各大火车站到了春节时期，动员好多警力去抓那个黄牛。可是利摆在这里呀，如果一票难求，就是民工，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也愿意提升票价的。最后，保护民工利益的低票价政策，转化为票贩子的收入。你要问政府说你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呀，票贩子的日子过得不太好，让他们挣一笔钱？没有人有这个意图的，有也不会告诉你的。问题是不管你有还是没有，客观的后果就是这样。无论是东方政府还是西方政府，都有干预价格的行为。可是只要你强制这种行政力量干涉价格，逻辑上会告诉我们一定会有后果跟着。尼克松是共和党的总统，讲起来是很右的嘛。1972年石油危机，他下令冻结石油价格半年。当时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中有一个鼎鼎大名的叫弗里德曼。他是绝对赞成价格自由的，教书教了多少年就是教“价格理论”。他愤然辞职，总统怎么会去宣布冻结价格？作为市场现象我们去研究，石油的均衡价格是一块五，政府说，那个涨得太高了，一块卖。结果这个游戏规则就改变了，排队就开始了。是什么人可以得到这个油呀？越闲着的人越可以得到油。于是就出来一批专门出来帮人排队的人。资源的配置没有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这是美国做过的干预。

日本政府对农产品价格的干预是惊人的。因为日本的好多议员是大地主，拥有土地利益。粮食贸易这块挡住，说是保护农民，其实是保护土地的价值。日本很长时间内，大米价格等于国际市场同等价格的八倍。人均两万多美元收入的国家，我在UCLA念书的时候，我们的日本同学回日本探亲，背米回去。讲起来富得不得了，一个米价差八倍呀。日本农产品的价格贵得离谱呀。东京，一颗葡萄，卖到过三美元。我去日本访问，我们有个朋友在日本东京一所大学做访问学者。我到他宿舍去看，那个日子过的，一个从中国去的人，觉得苦不堪言。倒不是买不起，实在心痛呀，算成人民币多少钱一棵葱呀，日本的葱一棵用一个精美的塑料袋装着，价格从日元折成人民币，到北京买好多捆。价格保护呀！价格保护，农产品不就贵，不就保护农民了吗？是保护农民，这个价格保护能维持多长时间？当你维持不住的时候，农民卖惯了八倍于世界市场价格的大米，他就不打主意去转？他种稻就可以过很好的日子，就种呀。等到顶不住国际贸易力量的时候，你不让人家便宜的农产品进来，人家也不让你便宜的制成品进去，国际贸易是对等的呀。所以欧洲、美国不断给日本施加压力。农产品的高贸易壁垒一定要降下来，等到顶不住，一降，农民就惨了。经济价格不行，就要调整呀。今天中国很流行的一个词叫“调整经济结构”，这个不行赶快种别的，但能力不行呀。你以为自己的大米没问题的，八倍于市场价格的，种吧，种到你只会种稻米。等到顶不住国际市场的压力，国外的大米一进来，这些农民面临的挑战和调整的压力更大。

这些事情有时间可以举很多例子，告诉我们什么？用心用脑要分开用。出发点，关心、同情、关爱，对低收入者要关心，无可厚非。年轻人要是没有同情心，那这个社会将来的凝聚度会有问题。但是这个不可以替代智力的分析。人的行为有没有逻辑，有没有道理？两件事情。学经济，主要是学逻辑，学对人经济行为的分析。有名的价格理论就讨论这个东西。价格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变化？已有的变化由人来控制会有什么结果？对于资源配置、对于收入分配，这是一套需要用脑的东西，但是困难。我们不是研究地质学，不是研究纯自然现象。我们研究的对象，我们都深入其中，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熟人、我们的朋友。那些相对的利益，都纠缠着我们，息息相关，都是通着的。所以，在学经济的时候，比较困难的就是妥当地处理这个问题。什么地方用心，什么地方用脑？我可没有讲，心是不重要的。心非常重要。有一位很著名的印度籍经济学家，在哈佛的，叫Sen。他研究的话题就不是发达国家经济学家关注的话题。他研究印度的贫困怎么解决？什么力量有助于这个解决？他是因为这个得诺贝尔奖的。说明什么？心，是很要紧的，但是不能替代清清楚楚的分析。我们将来是要专门研究经济的人，还是要有所谓人文关怀的，通俗点叫还要有人味。不食人间烟火，只有逻辑力量，那很可怕。他也是有常人之心，但是这个东西要放在合适的领域，不要让它过界。在判断的时候要靠脑。而这个脑要靠讨论、学习经济学已有的传统得来。还要拿我们可以考察、验证的事实来检验这些理论、学说和定理。这两件事情，完全分开很难，要尽可能分开，尽可能分得清楚点。把我们的心、我们的脑，用得是个地方。有关的现象，如果你们今后学经济，以后还会遇到很多。即使不学经济，相信社会科学都是会遇到这个问题的。选了这个题目和新来的同学做个交流，我也不敢说我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有的时候真是觉得两难。在表达、阐述的时候觉得非常困难。

有的时候羡慕自然科学家，他没有这个困扰，可以在很纯粹的条件下研究学问。作为研究经济的人，好麻烦，有的时候会觉得很冤枉。判断性的东西会和道德扯到一起。有的学术争论会引来人身的批评和攻击。只要对经济感兴趣，研究经济，都会有这个问题。复旦大学一位研究房地产的副主任，前一段时间判断房价是会往上走，是会平，还是会落。中央政府还没有正式调控之前，他发表了一篇讲话，他认为上海的房价还是会上涨，最后被群起而攻之，媒体上、网络上，说他一定买了很多房。你预测地震不地震没有这个困难，房价就有这个困难。我后来找很熟的朋友问，复旦的朋友，问他是不是有这个事情。他说没有这个事情，他刚评上副教授，没有钱买很多房子的。你做自然科学不大会遇到这种问题，如果学经济的，难免。当然，别人加给我们的，我们可以一笑了之。但是我们内心也会受到这个东西的影响，价值观、同情心、经济逻辑，怎么样恰当地处理，我们来日方长，慢慢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