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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所“止”
《诗经》中有这样一句诗：“缗蛮黄鸟，止于丘隅。”意思是“那只唧唧喳喳叫的黄鸟啊，栖息在小山丘上”。本来这是一句很普通的“起兴”，远不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有美感，但是在《大学》中，孔子却对这句诗情有独钟，并专门挑出来，讲了一番道理：
“《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这里提到一个概念——“止”。
从字面上理解，止就是停止、站立的意思，宋代大儒朱熹对这个“止”字的解读是“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即一个人必定要到达，并且到达之后再也不能更改的地方。
这个“止”字，是《大学》的核心思想。《大学》的“大学”，并不是清华、北大这种高等教育学府，指的是做人做事的大学问。在儒家看来，这门大学问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知道自己应当止于何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应当有自己的人生目标。
大千世界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人不在少数。所以孔子说：“你看《诗》里那只唧唧喳喳的黄鸟，尚且知道要找一个小山丘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现在的人却不知道给自己找一个人生目标。”
但是在儒家的观念中，光有“止”还不够，一个人还需要知道止于何处。因为儒家思想是一种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它要我们思考的是：“一个有高度的人生，应当有一个怎样的目标？”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大学》的开篇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人的一生应当有所止，止于哪里？止于至善！
儒家认为，人活一世，应该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理想作为自己的目标，要把最远大的理想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
一个人应把人生目标定得高一点，再高一点。追求吃饱穿暖，固然是一种“止”，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还不够。苏格拉底说：“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这跟儒家思想异曲同工，有理想才有动力，有人生的目标才有奋斗的方向。一个人若是没有远大的理想，一生都只能是等吃、等睡、等死的“三等公民”，是不可能取得多大成就的。
美国哈佛大学对一批大学毕业生进行了一次关于人生目标的调查，结果发现，27%的人，没有目标；60%的人，目标模糊；10%的人，有清晰而短期的目标；3%的人，有清晰而长远的目标。
25年后，哈佛大学再次对这批学生进行了跟踪调查，结果是：
那3%的人，25年间始终朝着一个目标不断努力，几乎都成为社会成功人士、行业领袖和社会精英；那10%的人，他们的短期目标不断实现，成为各个领域中的专业人士，大都生活在社会中上层；那60%的人，过着安稳的生活，也有着稳定的工作，却没有什么特别的成绩，几乎都生活在社会的中下层；剩下27%的人，生活没有目标，并且还在不断抱怨他人，抱怨社会不给他们机会。
历史上，凡是伟大的人物，大都有远大的人生目标。有理想，才有奋斗，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获得更大的成功。
远大的理想不仅仅能够让人更加成功，还是人生境界的重要表现。一个有远大理想的人，和一个混吃等死的人，所表现出来的人生境界是截然不同的。
南北朝名将宗悫还很小的时候有人问他有什么志向，小宗悫大声地回答：“愿驾长风，破万里浪！”长辈们都觉得这个小孩儿将来肯定不简单。
比宗悫早一些的晋朝名将祖逖也是如此。
祖逖年轻的时候和好友刘琨一起在司州当秘书，当时的西晋王朝正处于“八王之乱”的前夕，贾后乱政，朝野乌烟瘴气。祖逖对这种局势充满了担忧，常常和刘琨议论国家大事到深夜。
一天半夜，祖逖睡下没多久，就听到院子里的公鸡开始打鸣了，突然心有所思，起床叫醒了刘琨，说：“你听见公鸡的打鸣声没有？这可是个好声音啊！以后我们每天早上听到公鸡叫就起来练武如何？练就一身好武艺，如果将来天下乱了，我们便去杀敌报国，成就一番大事业！”
刘琨被祖逖宏大的人生理想说得热血澎湃，一拍即合，从此，每天天不亮，两人就在院子里练剑。这就是成语“闻鸡起舞”的来历。
果然，几年后，“永嘉之乱”爆发，洛阳沦陷，皇室南渡，祖逖也随着王室来到了江南。但是，当其他贵族都在忙着求田问舍，兼并土地的时候，祖逖却毅然挥师北伐，带着几千将士连战连捷，击溃了北方的豪强石勒，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大片领土。可惜的是，就在准备渡河的前夕，祖逖病危，农历九月，病死在了河南雍丘，终年五十六岁。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襟。祖逖的一生，是为理想而奋斗的一生。那些声色犬马的东晋士族理解不了祖逖，因为祖逖所追求的人生目标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境界，因此祖逖的人生价值也就远远高于那些腐朽的贵族。
人活一世，草木一春。既然有幸能来这个世界走一遭，就该做出一番像样的事业，活出些精彩留给世人和后人。一个没有远大抱负，没有崇高理想的人，一辈子庸庸碌碌，一无所成，而他的人生在漫长的历史中也如电光火石般，留不下任何痕迹。
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过：“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每一个人，但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来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耻。”为自己的人生找一个远大的目标，为这个目标努力奋斗，这样的人生才不算虚度。
人生的重与远
人生究竟止于何处才算“止于至善”？怎样的理想才算“远大的人生目标”？亚历山大想要征服世界的理想算不算远大？秦始皇、汉武帝想当神仙的理想算不算远大？
至少在儒家看来，这些都不算。
那么怎样才算？《论语》中，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曾子说，一个人要大气，要刚毅。在追求人生理想的路上，背负的东西很重，前面的路很远。
什么叫任重？曾子说，把实现“仁”的理想当做自己的人生目标，能不重吗？什么叫“道远”？这样的理想一直要坚持到死，能不远吗？所谓任重道远，指的就是背负远大的理想，至死不渝。
曾子把远大理想解释为对“仁”的追求，“仁”在儒家思想中是一个大而化之的概念，可以用来指代至高无上的美德。能够背负这样的美德的人生，自然是有重量的人生。
这让人想起了诗人韩瀚的短诗《重量》：“他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苟活着/都失去了——重量。”
究竟怎样的背负能让所有人都失去重量？是对真理的追求和对国家、社会、人民的责任感、使命感。
在孔子和孟子的时代，国家也被称为天下，儒家的思想中，士大夫应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孔子一生逐于鲁，被围于蒲，伐树于宋，受困于陈、蔡，颠沛于列国间，被人称为“惶惶如丧家之犬”，但是孔子从没放弃过对天下的责任。《史记》记载，孔子经过宋国的时候，在宋国国都的一棵大树下给弟子讲课，宋国大司马桓魋很讨厌孔子，就命人提着斧子把大树给砍了，那就是说宋国没你待的地方，有多远滚多远。
面对桓魋赤裸裸的恐吓，孔子丝毫没有害怕，而是非常镇定地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上天生下了我，我担负着拯救天下苍生的使命，桓魋能把我怎么样！”
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孔子的使命感也从来没有动摇过。据说有一次，仪的领主来见孔子，见过一面之后，仪的领主对孔子的弟子评价说：“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意思是：“你们何必怕跟着孔子没前途呢？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孔子就是天上派下来号令天下的那口木铎啊。”木铎就是木舌头的钟，是古代天子发布政令时用来召集老百姓的。孔子把成为“天下的木铎”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为了恢复周礼，建立他心目中的理想国而往来奔走，不辞辛劳。
这也是儒家文化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一点：传统的中国人不管处于怎样的位置，都能胸怀天下，有着一颗忧国忧民的心。比如孟子就曾说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说的就是自己担负着平治天下，实现“王道”的使命，怕人听不出来，孟子还补了一句：“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正是这种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感，如给人无比强大的力量，这也是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影响之一。每一个正统儒家知识分子心中都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表达了这一思想。正是这种责任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也正是这种责任感让无数人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前仆后继，死而后已。“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屈原，更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责任感。
或许有人会说，在人人向钱看的今天来提倡这种“社会责任感”还有价值吗？这对我们的人生又有什么指导意义呢？
要知道，这种责任感是儒家思想能在中国立足千年的根基。也许，它并不能帮助我们赚钱，也不能帮助我们升职，但是，它能让我们的人生更有重量、更有境界。从功利的角度来考虑，则任不必重，事业以为己任足以，谈什么天下？道不必远，升官发财而后已，何必要死？
但是，人活着总该有一些超越功利的追求，尤其是现在这个传统道德遭受冲击，新的道德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代，许多社会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缺乏对社会的责任感引起的。
面对小偷、劫匪和其他种种暴力强权，我们为什么选择沉默？不只是因为恐惧，更是因为我们缺少社会责任感，所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食品安全，假冒伪劣产品屡屡曝光，从三聚氰胺到地沟油，为什么黑心商家如此丧尽天良？不只是因为利益的驱使和监管的不力，更是他们缺少社会责任感，所以才毫无愧疚地残害国民。
人活着不能没有理想，在儒家的观念中，人生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对天下、对社会的使命感、责任感，而我们的人生也应该如此。
固然，人应该为自己考虑，该赚的钱要赚，该升的职要升，该过的日子得过，但人生应该有更高的精神追求。我为人人，也就是人人为我，对社会保持着一份责任感、使命感，不仅是为了让我们的人生境界更高，也是为了让我们的世界更美好。
夫子有病不得医
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孔子的一生都在为恢复周代的礼乐文化而奋斗。但是各国的诸侯都忙着抢钱、抢粮、抢地盘，对孔夫子的学说根本没有兴趣，孔子四处碰壁，在列国之间来回奔走。
有一次，孔子在路上遇见一个隐士，叫微生亩。微生亩对孔子说：“孔丘啊，你这么忙忙碌碌的究竟在忙什么呢？你是想讨好什么人吗？”微生亩问得很不客气，因为道家的隐士往往看不起儒家奔忙一生的人生态度。孔子的回答却很有意思、很幽默：“我哪里是为了讨好什么人啊，这忙忙碌碌的人生是我的陈年老病，改不了了。”
孔子的幽默一方面是对微生亩的回应，一方面也可以看做是自嘲。一直以来，尽管处处碰壁，但孔子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理想的追求，以至于有一次子路在外面说起孔子的时候，居然有人问：“孔子？是那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孔子吗？”有时候连孔子自己都觉得，自己对理想的坚持简直像是一种病。
这种病叫做“偏执症”，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魄力，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胆气，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持。对理想的执著是儒家知识分子人格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这是一种没药医的病，只要理想没有实现，只要对人生还有信念，这种偏执就无法治愈。在中国历史上，把这种“偏执症”发挥到极致的是明朝的海瑞。
海瑞，民间称之为“海青天”，但在当时明朝的官场上，海瑞真正的绰号是“海阎王”。因为海瑞在南平县学宫担任学官时铁面无私，狠抓学校纪律，学生们又敬又怕，于是给他起了这么个绰号。后来，海瑞升任浙江淳安县县令，他本人从不收受贿赂，又革除了县里所有的“灰色收入”。由于明朝官员的待遇非常低，海瑞不得不忍受贫穷的生活，一个县太爷过得还没一个普通的小商人滋润。据说有一次海瑞的母亲过大寿，海瑞上街买了半斤肉居然都传为奇闻，并传到了两江总督胡宗宪的耳朵里。
即便如此，海瑞也没有放弃自己对理想的执著。他要当一个清官，两袖清风，清清白白地做人。海瑞对这一理想的执著已经到了偏执的地步，他忍受着贫民般的生活，甚至从来没有思考过以当时的经济水平来看自己每个月的收入是否太低了。海瑞没有考虑这些，因为他的脑子已经被他的执著所占据了。
对于这样的“病人”，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呢？在旁人看来，他们也许是疯子，但是社会需要这样的疯子，因为正是这些疯子改变了我们的世界。
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也是这样一个“偏执症患者”。
1997年李书福开始造汽车的时候，中国的汽车市场已经被大众、通用、标致、丰田这样的国际巨头所占领，根本没有国产自主品牌的立足之地。早在1991年的11月25日，中国硕果仅存的国产轿车——上海牌轿车就宣告停产。在此之前，国人曾经引以为傲的红旗轿车也已经停产。至此，新中国成立后的两大轿车品牌均告消亡。
在这样的环境下，李书福不顾亲友反对，决意投资5亿元进军汽车行业，并抛出一句“汽车不过就是四个轮子加两张沙发”的疯话，而这种疯狂的背后是李书福的魄力和胆气。
造汽车，资金是前提。李书福不是金融家，没有金融领域赚来的大把的钱作支持。他手里有的，只是他从实业上赚来的几个亿而已，而且他也没有高层关系，不能把吉利集团做成国家的试点。当今天吉利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好几个车型的高速成长的汽车公司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吉利第一款汽车的设计师竟然是吉利的钣金工。让钣金工做一辆汽车的设计师多少有些寒酸，不过对于李书福和当时的吉利来说，大概也只能这样了。
从钣金工开始造车，这就是吉利的现实。在吉利引以为豪的创业史中，很鲜明地说明了吉利的艰难。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一路打拼到现在，这就是李书福的毅力。
人活着得有点追求，但为了理想而拼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魄力，需要胆气，更需要毅力，只有近乎疯狂的偏执，才能成就成功的人生。
一颗小小的螺钉
有人问孔子：“子奚不为政？”孔子回答说：“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不去做官，孔子回答说：“《尚书》里说：‘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善就是治理国家。我把平时的事情做好就是为政，为什么一定要去当官才算治理国家呢？’”
孔子这番话可以说是儒家人生观的重要体现，儒家经典《大学》中说：“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在儒家思想中，修身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只要能够做好手头的事情，把基本的道德准则贯彻到平时的生活工作中，把自己的家人和自己的朋友教化成贤人，就可以不离开家而让这个国家得到治理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家思想和新中国成立后提倡的“螺钉精神”是一致的。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人当然不能和机器上的螺钉相提并论，但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本身就像是一架精密的飞机，不可能每个人都能成为发动机，成为机翼。难道其他的部件就没有作出贡献了吗？飞机的平稳飞行是每一个零件共同努力的结果，任何一个小小的问题，都会带来机毁人亡的事故。
所以，儒家思想要求我们培养对社会的责任感，要求我们对社会作出贡献，成为一个有用之才。但是，怎么样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儒家思想告诉我们，“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在平凡的岗位上，一样能够作出不平凡的贡献。
被多次评为全国劳动模范，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100位感动中国人物之一的徐虎，出生在上海市郊的一位菜农之家，1975年因征地进了城，成为上海市普陀区房管局中山北路房管所的一名水电维修工。当时，中山北路以老旧公房为多，居民家中水电故障频繁。但当时房管所和其他单位一样，“大家下班我下班”。而下班后的时段正是居民家中用水用电的高峰，也是故障高峰，由于无人及时维修，给居民生活带来许多不便和困难。
1985年6月23日，他制作了3只“特约报修箱”挂在居委会、电话间墙上。上书：“凡附近公房居民遇到夜间水电急修，请写清地址，将纸条投入箱内，本人将为您提供维修服务。开箱时间：19时。徐虎。”多年来，他每天晚上7点准时打开报修箱，义务为居民修理2100余处故障，花费了6300多小时的业余时间。有8个除夕夜，他都是在工作一线度过，被群众亲切地称为“晚上七点的太阳”。
榜样的力量是无限的，在徐虎精神的感召下，水电工王耀齐自1986年调入徐虎所在的班组后，跟着徐虎学“艺”，他耳濡目染师傅的言行，于1989年1月在管弄新村以个人的名义挂出了3只夜间特约报修箱，并把家中的地址公布于众，被居民称为“徐虎第二”。继王耀齐之后，在普陀区东新地区，出现一个被誉为“徐虎第三”的黄卫国；在普陀区曹安地区，出现了一个被誉为“徐虎第四”的蒋德宽；在普陀区曹杨地区还出现了一个被誉为“徐虎第五”的水电工冯宝荣。他们或挂出了报修箱，或在服务地区公开报修电话和自己的联系方式，或索性将铺盖搬到了所里值班室，热情地为居民排忧解难。凭借着热心服务，他们先后当选为上海市劳动模范。
劳模的精神确确实实得到了传递和发扬，在徐虎精神感召下，形成了广泛的“徐虎效应”。从编号的“徐虎”到未编号的“徐虎兵团”，越来越多的“徐虎”涌现出来，投身到无私奉献的事业中。
一个水电维修工可以感动中国，我们每个人只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修炼好自己的品德，一样可以成为一个有价值有贡献的人。
清高的人是可耻的
很难想象，孔子也有被人骂得灰头土脸的时候，而且骂他的人还是孔子最讨厌的阳虎。
一次，孔子走在路上，遇见了阳虎。孔子很讨厌阳虎，尤其是阳虎想让自己出来当官，做他的下属，这让孔子很不满。惹不起，躲得起，所以孔子索性绕着走。
结果却没绕过去，阳虎看见孔子，喊了一声：“来！予与尔言。”孔子无奈只有走上前，阳虎就说开了：“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意思是说，怀着一肚子才华，却不用来治理国家，让国家迷失了发展的方向，能算仁吗？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反问句，孔子只好回答：“不算。”阳虎继续问：“想要有所作为却老是错失发挥才干的时机，能算智吗？”这还是一个反问句，孔子回答：“不算。”被阳虎这么一质问，孔子也没话说了，只好说：“诺，吾将仕矣。”也就是答应准备出来当官了。
自古以来，儒道两家占据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儒家代表着建功立业的入世精神，道家则代表出世自由的隐士文化。两家之间相互都有些指责，道家认为儒家活得太累，太不潇洒，儒家则一方面羡慕道家的逍遥，一方面认为那样的做法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用阳虎的话说，就是“怀其宝而迷其邦”——一个本该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的人才，却只想着自己逍遥快活，没想到还有许多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人。
确实，有时候冷漠和清高之间很难划出清楚的界限来。一个人明明有能力帮助别人，却因为世道艰险而选择了明哲保身，这是一种清高，更是一种冷漠。中国古代的隐士往往衣食不愁，他们号称“躬耕”，吃的、喝的却大都是地方上的官员和地主赠送的。换句话说，他们吃的也是“民脂民膏”，只是自己没有亲自参与剥削而已。
退一步讲，那些清高到不惜用生命来维护自己清白的人，既然能舍得用生命来维护自己的清高，难道就不肯用生命来作出一些贡献吗？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自己在接受宫刑之前，完全可以用自杀的方式来成全自己的清高名节，但是，他却选择了忍辱苟活，因为他要把《史记》写出来，“藏之名山，传之后人”。这是司马迁的理想，为了理想，他不惜放弃清高。如果当时司马迁选择了自杀，清高是有了，但是中华民族就损失了史学和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星。
孔子虽然也老是说“邦有道则现，邦无道则隐”，但也只是说说而已，我们看到的孔子是一边赞叹着宁武子能够在国家动荡的时候表现出明哲保身的智慧，一边自己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撞南山不回头。孟子更是如此，高歌着“虽千万人吾往矣”，越是污浊越要往里跳，因为他们的理想就是要用自己的全部精力来改变礼崩乐坏的乱世，拯救战火之中涂炭的生灵。如果连他们都选择了退缩，那么谁来净化那个污浊的社会呢？
清高的人是高尚的人，因为他们不愿意与世俗同流合污；但清高的人也是懦弱的人，因为他们不敢去改变这个世界。当今社会，物欲横流，但清高的人并没有减少，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坏事。尤其是年轻人，正处在有所作为的时候，如果选择了随波逐流，被世俗同化，那就不用再说什么了；如果因为害怕或者厌恶世道的艰辛和人心的险恶，就以清高的名义想着独善其身，或者抱怨连连，那对己、对他人又有什么好处呢？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几千年而屹立不倒，就是因为中国人有逆流而上，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依然保持着改造社会的勇气。如果人人都学做隐士，都以清高自处，没有人来做事，那么黑暗永远都不可能消散。
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任何一个时代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当今的社会有它的问题，但有问题才有改造的可能，如果就此选择了逃避，那么，谁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