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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政府要员，同时作为尼克松本人的心腹，一直以一副学者的风范示人，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一个德国裔犹太人，是一个军人出身的政客。
基辛格的命运受到“一战”影响，同时他亲身经历“二战”，从逃亡到以军官身份回归德国，他经历了一连串近乎传奇的命运。
然而，坎坷的命运并没有摧残他充满智慧的头脑。
“二战”中，虽然他的很多亲人死于纳粹魔窟，但当纳粹被盟军击败后，他却以惊人的毅力克制了报复心理，非但对那些曾经迫害过他的人既往不咎，反而投身反对犹太人报复德国的运动中。
战争结束后，基辛格进入哈佛大学接受了系统的政治理论知识培训，并得到了保守主义政治哲学思想的真传，从而使他对战争有了全方位的认识。
在接下来的政治生涯中，他完结越战，缓和与苏联的关系，几乎以一己之力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也因此而获得了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
但对于广大中国人民来讲，认识基辛格可能大多还是从他的秘密访华事件开始。
基辛格是中美关系大门的开启者，这个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事件，使基辛格成为那个年代风起云涌的人物。
历史证明，正是基辛格正式完成了一个高难度系数的外交任务，才使尼克松政府成功化解国际矛盾，同时也使中国、苏联和美国民众得到了切身的利益。
1.艰苦卓绝的难民生活
1923年5月27日，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出生在德国菲尔特市，其父母都是教职人员，信奉正统的犹太教。
在当时，基辛格的家庭属于中层阶级，甚至其父中学校长的职务使得他们在中层阶级里属于佼佼者。
在当时的德国犹太人中，基辛格已经算是非常幸运的了。
基辛格的父亲是一个严肃的人，他对基辛格的要求近乎苛刻，但他的母亲却和蔼可亲。
因此，虽然父亲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对基辛格进行严厉批评，但母亲还是会给他无微不至的关爱。
总体而言，童年时期的家庭生活，还是给基辛格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但在当时，大的环境正在发生改变，并一路走向恶化。
基辛格出生的年代，正值“一战”结束。
战后经济的萧条和民众的怨恨使得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当局为了缓解矛盾，再次打出民族主义的“底牌”，条顿族和雅利安族的纯净性成为契机，犹太族则成了众矢之的。
身为犹太人的基辛格当然也不能幸免于难，其家庭的生活境况一日不如一日。
最终，犹太人开始被禁止上学和参加集会活动，这对于犹太人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但还是个孩子的基辛格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忧虑，他只知道自己不能上学读书和观看足球比赛了。
基辛格对足球运动比较偏爱，被禁止观看球赛后，他开始私下组织伙伴踢球，并乐此不疲。
而对于观看足球比赛，实际上也没有严格的监察，于是，基辛格经常掩藏犹太人的身份，挤在人群中观看比赛。
但意外还是有的，因为难免遇上一些非犹太裔的熟人，基辛格还是会被人认出来，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他就难免会遭受一顿毒打。
不过，虽然基辛格不会打架，但逃跑的功夫还是有的。
所以，社会情况的恶化，并没有阻止基辛格对于足球的热爱，他仍然一如既往地组织比赛和观看球赛。
后来曾有学者就此指出，基辛格对于足球爱好的坚持，隐约可以看出他的性格特点，即圆融变通，但他也有自己的信仰和坚持。
童年的基辛格并非一个贪玩的孩子，事实上他每天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读书。
熟悉基辛格的人都知道，他的身上有一股学究气。
当时，基辛格的母亲甚至有些担心他会变成一个书呆子，因此她从未阻止过基辛格对于足球运动的喜爱。
后来，基辛格的弟弟也曾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那时，哥哥每天无论去做什么事，总是会随身携带一本书，并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进行阅读。”基于此，基辛格的父母将他送进了乌尔兹堡的犹太神学院。
在这里，基辛格接触到了大量的书籍和优秀的犹太导师，他的眼界也开阔了很多。
但留给基辛格最美好的童年印象，却是远在乡间的外婆家，那是一处农场，有自然的风光和农家的设施，每到夏天，基辛格都会来这里消暑。
可以远离神学院的枯燥生活，可以避开父亲的严厉苛责，基辛格甚至还会在外婆家狂奔嬉闹，把外婆一家搅得不得安宁。
然而，好日子最终还是走到了尽头，磨难即将降临在犹太人的头上。
1933年前后，纳粹党开始逐渐掌握德国政权，并很快控制了国家宣传工具，犹太人被宣传成“邪恶的”和“不可原谅的”，民族主义情节被煽动到极点。
1935年，在纳粹党的一手策动下，德国政府通过了《纽伦堡法案》。
该法案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包括不允许和基督徒通婚，不准上学和工作等。
此时，德国政府对犹太人的限制最终变成了歧视，全国范围内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犹太人运动，已经悄然拉开了序幕。
基辛格的父母都在此时丢了工作，家庭生活每况愈下，一家人都对前途命运充满担忧。
而基辛格的非犹太人同伴，基本都参加纳粹青年团，这些青年无事可做，每日在街头寻衅滋事，最终在当局的鼓动下将矛头指向了犹太青年，基辛格的生活范围也终于被限定在了家里。
基辛格后来曾经回忆，他当时很羡慕那些穿着整齐制服，在街上高声游行的纳粹青年团，并梦想加入他们，尽管他很清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当时，犹太青年和非犹太人虽然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但他们却如同生活在两个世界。
在很多场合，入口处都会挂上“禁止犹太人入内”的牌子，犹太人几乎不能进行一切集体社会活动，也不被允许和犹太人以外的人接触，即使是在街头，也经常可以看到一群非犹太人围着一个犹太人辱骂、毒打的情景。
可以说，当时的德国犹太青年，都是在自卑和恐惧中长大的，他们几乎对身边的一切事物感到恐惧，每一个非犹太人的出现，都会使他们变得噤若寒蝉、呆若木鸡。
而这种恶劣的境况，也终于随着希特勒的上台而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对这段心路历程，老年的基辛格甚至不允许家人多提一个字。
随着局势的逐渐恶化，基辛格的父亲已经对德国政府不再抱有任何希望，并最终决定离开德国。
1938年春天，在朋友的帮助下，基辛格一家前往美国的手续已经办理妥当，他们即将远离自己的故土。
和外婆一家人告别的场景给基辛格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据他回忆，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落了泪，他也被无形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一直被父母保护在羽翼下的基辛格此时才明白，他和家人已经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中。
基辛格的外祖父当时已经被癌症困扰多时，动荡的局势和未卜的命运同样使他落下眼泪。
由于对局势认识不清，在之后不久发生的大屠杀中，基辛格的这些至亲多数死于魔窟，而他患有癌症的外祖父也许算是幸运的，因为在磨难来临之前，他已经死于病痛。
1939年8月，基辛格一家在英国作短暂停留后，最终于20日在美国登岸。
途中，因为难民过于拥挤和混乱，基辛格一家携带的大量家当被迫舍弃，所带钱财也几乎用尽，登岸时已是山穷水尽。
几经周折，基辛格一家终于在曼哈顿难民聚集区找到一处落脚地。
刚到曼哈顿的基辛格一家很不适应，由于长期遭受德国非犹太人的迫害，他们甚至不敢上街，胆战心惊地进行了几次试探后，他们才终于相信，在美国，他们不必担心被非犹太人欺压，接下来就是艰苦卓绝的求生路。
由于历史性的灾难，基辛格父亲的朋友已经无力提供更多的帮助，到码头上做辛苦的搬运工成了当时唯一的选择。
在这段时间，基辛格的母亲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基辛格热情开朗，并且很快学会了英语，在当地谋得了一份餐馆的工作。
也就在这段时间里，基辛格的外祖父死于癌症，作为亲属，基辛格的母亲继承了一部分遗产，而这部分遗产，也最终成为基辛格进入乔治·华盛顿公立中学的学费。
基辛格在乔治·华盛顿公立中学的岁月是简单而明快的，在这里，他得到了期盼已久的自由和尊重，然而，融入集体仍然是基辛格面临的最初挑战。
在当时，基辛格还没有从逃亡阴影中脱离出来，时刻生活在紧张和恐惧中，最让他感到为难的是舞蹈课，这门本该十分轻松的课程，因为需要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基辛格得到了最差的成绩。
此外，基辛格被公认为全班最严肃的人，因为即使是和犹太裔同学，他也从来不开任何玩笑。
还好，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一个叫做珍妮的女同学走进了他的世界。
珍妮的境况比基辛格还要糟糕，她不但具有和基辛格相同的犹太背景，而且家里的情况也很艰难，但她却是一位活泼开朗的女孩，不仅很快融入了美国的生活，而且学习成绩也非常优异。
在珍妮的鼓励和帮助下，基辛格成功克服了语言障碍，并最终通过棒球和同学们打成一片。
因为基辛格的头脑非常聪明，所以融入集体生活后，他开始变得左右逢源，而且聪慧的心智更是让他轻而易举地便可以完成学习任务。
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压力，基辛格在学习之余开始寻找各种工作机会，这使他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生活和工作经验，并使他最终融入了美国的生活。
中学毕业后，基辛格成功考入纽约市立大学。
在这里，他接触到了更为先进的思想和知识，也了解到了更为广阔的世界。
但在当时，基辛格并没有从政的打算，由于头脑精明，他只希望自己将来能够成为一名会计，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公司职员。
然而，命运的浪潮却将他推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这也使得基辛格最终成为逃亡美国的犹太人代表。
2.基辛格的军旅生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
“二战”爆发后，美国的征兵力度开始加强，各地州立和市立大学也开始成为培养军队骨干力量的地方，参军打仗成了当时美国青年的新时尚。
浪潮袭来，基辛格决定参军，一方面，美国是纳粹德国的敌对国，而基辛格对纳粹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另一方面，基辛格被美国收留，心里充满感激，他在当时已经把美国视为自己的祖国。
于公于私，基辛格都应该参加这场正义的战争。
1943年2月13日，基辛格正式进入美军服役，与此同时，他也正式获得了美国公民的凭证和权利，在当时，这也是无数美国移民士兵的命运缩影。
然而，基辛格与众不同的命运，就在这一刻悄然发生了。
在军队中，只有两种人会受到大家普遍的欢迎，即睿智的领导者和勤恳的执行者，但无论是哪一种人，进入军队之初，都必须经历难熬的体能训练。
起初，基辛格仍带着他惯有的学究气，这在军队当中是不受欢迎的，于是，他开始受到大家的排挤。
但后来，基辛格时常以自嘲的方式和战友们开些轻松的玩笑，再加上他做事认真负责，属于勤恳的执行者，于是，基辛格开始在军队中崭露头角。
体能训练之后，是科学的智力测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是真正决定列兵命运的时刻，而让很多人感到意外的是，基辛格的智力得分，居然是整支军队中最高的。
很快，基辛格被列入优才计划，随后被派往宾夕法尼亚州的拉斐特军事学院学习。
在这里，基辛格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已经发生改变，因为很明显，进入拉斐特军事学院并不是每个士兵都能拥有的机会。
于是，基辛格决定抓住机遇，改变自己的命运。
基辛格在拉斐特军事学院的学习以刻苦而闻名，在此之前，基辛格曾经认为学习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只需抽出一部分精力就可以完成。
但开始接触军事知识的他才终于明白，学习是永无止境的，真正的学习状态，也是一种越学习越觉得自己需要学习的过程。
于是，基辛格开始埋身书堆，并以快餐果腹，只求可以多争取一点时间来学习。
聪明的头脑，加上勤恳的学习态度，使得基辛格受到了教授的赏识，因此，基辛格得到的指导和帮助也比其他同学要多。
此外，因为被列入优才计划的学生都是将来美国军界的翘楚，而且这些学生来自美国的各个地方，基辛格因此有机会接触到美国社会的中坚储备力量。
因此，在拉斐特军事学院的学习生涯为基辛格在军界和政界道路上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而实际上基辛格并没有在拉斐特军事学院学习太长时间，因为战事吃紧，优才计划匆匆结束，基辛格等优秀军事人才也随即被编入战斗序列。
1944年9月，基辛格所在的美国第84步兵师被派赴欧洲战场，由于战事顺利，第二年初基辛格便随部队开进了德国。
在这里，基辛格遇到了一个真正改变自己命运的人——克雷莫尔。
克雷莫尔是一名宣传干事，主管政治工作，虽然当时和基辛格级别相同，但他的工作隶属于总参谋部，并兼任司令部参谋长秘书。
克雷莫尔和基辛格虽然同为德国人，但克雷莫尔并不是犹太人，而且此人对于希特勒的抗击和不满是与其政见不合有直接关系的。
在一次激情洋溢的战前动员会上，基辛格主动抛出橄榄枝，他向克雷莫尔表示：“我非常喜欢您的演讲，希望可以得到当面求教的机会。”克雷莫尔对于德国裔犹太人的遭遇也很同情，虽然事件紧迫，但在得知基辛格的身世背景后，他还是抽出了20分钟和基辛格会谈。
但让克雷莫尔没想到的是，这次谈话使他多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盟友，同时，也改变了基辛格一生的命运。
这次原定20分钟的谈话，持续了两个小时而双方仍兴致不减。
“你是一个非常有政治头脑的人”，这是克雷莫尔在谈话结束后对基辛格的当面评价。
和克雷莫尔的谈话结束后不久，基辛格就接到了调令，他被任命为师部的德语翻译，虽然军阶未动，但他平时可以接触的人已经成了师部的高级领导。
在得知这一调令得力于克雷莫尔的帮助后，基辛格也加紧了和他的联系，不久之后，基辛格再次上调，成为军事机要部门的一名谍报工作者，军阶也一路升至陆军中士参谋。
这一任命使得基辛格可以接触到军队的核心机密，由此，基辛格也结交了更多的政治盟友。
1945年3月，盟军全面接管德国防务，基辛格再次上调，以军界要员的身份实际控制了接管区的防务。
在当时，基辛格面对的困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要防止纳粹残余势力的反扑、破坏；另一方面，也要防止胜利一方对纳粹的报复。
当时，虽然希特勒政府已经倒台，但德国各地的纳粹势力却仍然存在，而德国内部的反希特勒势力也循势而动，准备伺机报复。
基辛格手上的兵力毕竟有限，而德国各方势力又极为分散和流动，如果他分兵进攻，兵力明显不足。
但这并没有难倒基辛格，他首先命令军队集中作业，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抢修了在战争中遭到破坏的公共设施，使得城市的电力和天然气等民用必需供应得到满足。
这一举动很快使盟军在当地取得民众基础，随后，基辛格对藏匿在城内的双方谍报人员进行清剿，由于基辛格从情报部门调任地方官员，间谍的清剿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利用这些间谍和盟军的情报，基辛格很快摸清了几股主要势力的情况。
对于那些敢于反抗的纳粹残余势力，基辛格拉拢反希特勒势力予以坚决打击，当地的纳粹武装很快被击溃，并派出和平代表进行谈判。
而对那些反希特勒势力报复行为的惩处，基辛格也从未手软，因为很多无辜平民也被报复行为牵连，形势再次出现恶化的迹象。
在接连警告无效后，基辛格果断采取行动，报复行为比较激烈的几个组织首脑被盟军执法队公开审讯并执行枪决。
在基辛格一系列动作之后，他负责的占领区民众生活得以恢复，政府、医院、学校和公共卫生工作全部有序展开。
也许是为了使克雷莫尔的判断更加准确，基辛格开始在德国军政界积极活动，并以自己管辖的占领区为例，现身说法，大力宣传报复行为可能带来的恶果。
此外，基辛格还对那些需要帮助的德国非犹太裔人提供帮助。
战前，这些人多数都是一些有权势的人，但因为帮助犹太人，使他们在纳粹统治下受尽不公待遇，战事结束后却又被反扑的犹太人洗劫一空。
对此，基辛格利用手中的权力尽量恢复了他们的财产及社会地位，并表达对他们的同情和感谢。
基辛格的这些举动为他在德国赢得了美誉，而犹太人的身份也使他受到犹太族人的信任，可以说，对德国战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基辛格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同年5月，基辛格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德国菲尔特市。
在这里，他看到曾经无比熟识的景物，如今却变得满目疮痍，尤其是当他看到自己魂牵梦绕的家被炸成一片废墟后，基辛格感慨不已。
也许正是在这一刻，基辛格从心底里明确了对待战争的态度，那就是要尽其所能去阻止一场尚未发生的战争和结束一场已经发生的战争。
在家乡短暂的停留过程中，基辛格只找到了一位犹太裔的儿时伙伴，其他人，包括基辛格的亲人，都已经死于纳粹的集中营。
基辛格的儿时伙伴因为被一家非犹太人收留而幸免于难，但当基辛格看到他的样子时，却发现痛苦和惊惧已经使他不成人形。
虽然在基辛格的帮助下，此人最终得以回归社会，但他的心神却至死未能恢复，无疑这是一个生不如死的人。
可以说，基辛格反战和反报复纳粹势力的言行可能存在政治投机成分，但他对于战争的厌恶甚至恐惧，却是发自内心的。
值得一提的是基辛格和他的伯乐克雷莫尔，两人虽然政见不合，甚至一度关系濒临决裂，但他们之间的尊重和敬佩之情却一直存在。
最初，克雷莫尔对基辛格的举荐就已经为两人的关系打下了基础，因为克雷莫尔并不是对每个需要帮助的人都很慷慨，而且他更是一个吝于称赞他人的人。
后来，克雷莫尔由于工作关系未能照顾家人，基辛格也曾竭尽所能给出了最大的帮助。
曾经有记者对克雷莫尔说：“是你发掘并铸就了基辛格。”而克雷莫尔却不同意他的说法，说：“是基辛格自己发掘并铸就了自己，我不过是一个帮助他的人而已。”后来，基辛格也曾经表示，“纳粹治下的屠杀对象，美国的难民和战场上的列兵，都未能使我真正走向成功，走向成功是一件伟大的事情，而这个伟大的功劳，属于一个伟大的人，他就是克雷莫尔”。
3.从学术界向政界的转变：基辛格命运的重要选择
“二战”结束后，基辛格回到美国。
因为已经具备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又积累了不少人脉资源，想要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的基辛格一回国便忙着投身政事，而他的朋友克雷莫尔却一语指出了他的不足，即理论知识的匮乏及一个更加被人看重的身份。
于是，基辛格根据《士兵权利法案》赋予他的权利，于1947年9月进入哈佛大国攻读政治学，在这里，基辛格遇到了一位堪称传奇的导师——埃利奥特。
起初，埃利奥特对基辛格的印象并不好，认为他是一个痴心于政治的学生，并且对自己的聪明才智有着过分的自信。
进入哈佛后不久，基辛格就找到了埃利奥特，他的目的很简单，想要得知政治学的窍门，可见基辛格并不想在大学里浪费太多精力。
对于这样的学生，埃利奥特也没有客气，他随手开出了10本政治著作名单，并吩咐基辛格看完后写一篇论文。
基辛格对政治学的艰深显然估计不足，但同样估计不足的是埃利奥特对基辛格的才智和毅力，很快，基辛格便将十本著作全部看完，并呈上了一篇让他非常满意的论文。
此时埃利奥特开始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一位天才学生，于是，他也开始悉心教授基辛格相关知识，而基辛格在埃利奥特的耳提面命下，也终于如同当年学习军事理论一样茅塞顿开，从此对政治的学习一发而不可收。
大学期间，基辛格还完成了他的婚姻大事，与他步入婚姻殿堂的新娘正是中学时代帮他融入集体的珍妮。
珍妮是一位称职的妻子，她虽然没有显赫的家世，也没有出众的才华，但她有着一颗全心全意为丈夫付出的心。
在基辛格仕途并不明朗的岁月里，她一如既往地照顾着基辛格的生活起居，并分担了基辛格的一部分重复性学术工作。
而基辛格面临的困难不仅仅是在学业上，因为父母已经年迈，需要照顾，只凭借珍妮微薄的收入是不可能的，对此，基辛格的导师埃利奥特给他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为了不影响基辛格的学习，埃利奥特开始帮他联系一些和学术相关的工作，也算是让他提前进入实习阶段，而基辛格也不负所望，他不但轻松完成了相关工作，还在此期间出版了一批私人著作。
1950年，基辛格在完成本科学业后仍觉得所知甚少，于是他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并于两年后继续深造，最终取得博士学位。
此时，已经到了1954年，基辛格具备了丰厚的理论知识和学术修养，但此时的他已经不再痴心政治，相比较而言，他甚至更愿意在大学校园里度过自己的余生。
事实上，学业结束后基辛格也确实在做这样的努力，然而命运却并未如此安排。
1955年，杜勒斯在纽约成立“对外关系研究小组”，主要制定针对苏联可能发生的核战争应对策略，各方面的学者和专家纷纷接到邀请函。
于是，在埃利奥特的举荐下，基辛格成为这个研究小组的成员之一。
能够接触到各个行业中的精英，基辛格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至少说明，自己已经成为这个领域里的佼佼者，而这也让基辛格重新燃起了政治梦。
在开始正式工作后，基辛格发现自己离美国的政治核心如此之近，为了能够有所斩获，基辛格开始积极表现，努力完成自己的工作之余，他还尽可能扩大自己的关系网。
但是很可惜，这次进军白宫之旅并不如意，研究小组解散后基辛格回到哈佛大学任教，并最终获得终身教授学位。
基辛格在哈佛大学任教期间是非常安逸的，所以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编撰自己的著作。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基辛格利用自己的学识和在研究小组的经历，完成了轰动一时的著作——《核武器与对外政策》。
这是一部“含金量”很高的著作，它系统地阐述了核武器和对外政策之间的关联，以及近乎完美地阐述了对外政策中核武器可以起到的作用。
由于基辛格的观点充满理性，他的这一著作甚至得到了美国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的大力推崇。
这使得基辛格在美国的知名度得到进一步提升，几乎所有美国人都认为基辛格将带给他们新的希望。
同样是因为这部著作，基辛格开始被美国政界所关注，很多人向他抛出橄榄枝，而此时的基辛格已经将目光定在了白宫，除了那里，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对他产生吸引力了。
于是，基辛格一方面与诸多政治力量保持联系；另一方面他又和这些政治力量保持一定距离，而他实际在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等待时机。
1960年，基辛格因为《选择的必要》一书再度红遍美国，刚刚上任的肯尼迪总统急需捞取政治资本，于是他邀请基辛格进入白宫，担任对外关系顾问一职。
基辛格对这一邀请欣然接受，并很快到任，但让他感到失望的是，自己的观点并没有得到采纳。
就这样，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冷遇后，自感没趣的基辛格只好辞职回到哈佛。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基辛格一直游走于美国政治核心的边缘，而让他感到痛心的是，自己的妻子珍妮也离他而去，两人在1964年8月正式离婚，17年的感情至此化为泡影。
直到1968年，基辛格等待的机会终于到来了。
这一年，肯尼迪政府下台，各方势力开始争相竞选总统，一时间明枪暗箭，争斗不息。
在经过一番考量后，基辛格最终接受了民主党竞选代表洛克菲勒的邀请，成为洛克菲勒竞选总统团队中的对外关系顾问。
在竞选过程中，基辛格提出应该尽快结束越南战争，让美国从越战中解脱出来，把战争还给越南人。
此外，基辛格还提出应该推出新的对华政策，改善和红色中国的关系。
不过很可惜，洛克菲勒最终未能胜出，民主党的另一位代表尼克松成功获得提名。
而在此前，由于站在洛克菲勒阵营，基辛格曾将尼克松骂得一文不值，无可奈何之下，基辛格只好随洛克菲勒阵营偃旗息鼓。
但让基辛格想象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成功获得提名的尼克松忽然发来邀请函，希望基辛格可以进入尼克松阵营。
经过短暂犹豫后，基辛格决定应邀加入尼克松阵营，但他起初拒绝担任公职，只答应为尼克松竞选总统出谋划策。
事实上，基辛格的加入确实让尼克松如虎添翼，由于长期关注越南战场，基辛格掌握着诸多一手资料，关键时刻使得尼克松多次改变既定策略，成功化险为夷。
这对于当时普遍关注越战的美国民众来说，能够赢得他们手中的选票非常重要。
最终，在基辛格的鼎力帮助下，尼克松成功赢得大选，成为美国第37位总统。
随后，也就是在1969年年初，预备大展宏图的基辛格辞去哈佛大学教授职务，进入尼克松政府，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职务。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基辛格和尼克松的政见逐步达成一致，基辛格也很快成为尼克松的重要幕僚，两人通力协作，成功将国家权力掌握在尼克松政府手中。
后来曾经有基辛格的同僚回忆，基辛格与尼克松的会谈除了每天早上和下午的例行公事外，他们还会时不时单独面谈，可以说，基辛格一度成为在尼克松办公室内驻足时间最长的人。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正式就任美国总统，与此同时，他授意基辛格秘密运作，建立幕后渠道，将国家权力完全置于自己的监控之下。
这一行动，尼克松甚至没有让同为重要幕僚的国务卿罗杰斯知道。
大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一个来自德国的难民之子（基辛格）和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杂货铺商之子（尼克松），开始正式左右这个庞大国家的命运。
4.终结越南战争——基辛格的明智之举
尼克松政府上台伊始，就面临着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已经使美国深陷其中的越南战争。
时至1969年1月20日，即尼克松就职当天，美国在越南投入的总兵力已经超过50万人，并计划继续投入兵力5万人。
当时美国在越南战场的伤亡人数累计已经超过3万人，而且以平均每周200人的速度继续阵亡。
在经济方面，美国每年对越南战场大约需要投入300亿美元，而美国政府在先前的预算只有60亿美元。
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因为越南战争每年需要承担超过240亿美元的额外支出。
事实上，美国政府已经被越战拖入泥沼，这是一场在诸多方面都不对等的战争。
美军具有先进装备和优势火力，但同时也需要强有力的后方供给；而北越军队基本不与美军发生正面冲突，他们采用游击战术，不停袭扰美国驻军，但他们的后勤补给却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
在这种情况下，时间越久无疑对美国越不利。
基辛格也就此说明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美国打的是正规战争，如果不能胜利，就等于失败；而北越打的是游击战争，只要不失败，就等于胜利，基于这种观点，基辛格开门见山地道出了美国在越战中必败。
这个观点一经发表便引起轩然大波，美国民众如同被泼了一盆冷水，并逐渐从理想主义狂想中清醒过来。
基辛格并没有操之过急，在取得美国民众对越战的共识后，他表明美国应该尽快从越南“有尊严”地撤兵。
所谓有尊严地撤兵，就是指美国需要寻找甚至制造撤兵的契机，有条理地逐步撤兵，而不是贸然撤离越南，损害美军的信誉。
因为很显然，一旦美军从越南撤走，他们扶植起来的南越政权将不堪一击，北越对南越武装组织的清除也必然形成摧枯拉朽之势。
基于以上考虑，在获得尼克松的授权后，基辛格成立了一个针对越南战事的秘密组织，这个秘密组织不仅从事公开活动，还对所有可以左右越南战场局势的力量进行“活动”，其中包括直接和北越政府要员接触，以战俘、武器、地盘甚至是经济利益换取政治筹码；在越南全境呼吁民众要求和平，促成越南南、北双方和谈，建立联合执政的统一国家等。
可见，基辛格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在国际上制造美国在越南得到利益的景象，以便美军获得撤出越南的契机。
虽然基辛格所做的事情美国政府一直在做，但却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然而基辛格还是一如既往地做了。
在当时，美国国内时常掀起反战游行，轻则使交通受阻，重则影响政府工作，尼克松政府上台后，这种游行示威的力度越来越大。
在一次集会上，基辛格突然现身，他向情绪激动的游行群众表示，六个月内一定解决越战问题。
基辛格的这一承诺很快被各大媒体转载，并立即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北越政府，由于基辛格一直在私下进行秘密活动，最终使北越政府相信美国和苏联达成了某种秘密协议，而这一秘密协议，显然是要将北越置于绝地。
于是他们开始警觉苏联在北越范围内的势力。
基辛格立即抓住这一时机，在陆军数量不变的情况下，适当分散兵力，扩大控制范围，与此同时，美军在空中和海上对北越的打击力度不断升级，火力密集程度几乎为美军进入越南战场以来之最。
北越政府支撑不住，急忙向苏联和中国求援。
同样的怀疑也发生在苏联政府身上，美军的举动显然是虚张声势，而北越政府的反应未免正中下怀，于是，苏联最终并没有提升对北越的援助力度。
于是，北越和苏联牢靠的盟友关系就这样破裂了，在双方的怀疑下，越南战局的主动权逐渐向南越一方偏斜，苏联一方这才意识到可能中了基辛格的诡计，于是重新开始审视和北越的关系。
在整个事件中，中国政府的表现比较理智，一方面，中国政府看到美国在越南战场上已经吃不消，基辛格所做的努力无非是想给美国找个台阶下；另一方面，美国的离弃，已使越南统一成为大势所趋。
所以，中国政府既不能在明面上支持北越，也不能在私下对北越的求援置之不理。
综合考虑之下，不如作个顺水人情，在经济上对北越进行制裁，因为北越本就十分贫穷，游击队能够基本实现自给自足，联合国的制裁根本对他们起不到影响。
此外，对于北越的求援，也给出了积极的回应，使得美军撤离后越南的统一在很短时间内便得以完成。
然而，对于基辛格的计划，在美国国内却出现了一片质疑声，因为当时美国和苏联的关系出现缓和，双方正在就控制核武器问题进行谈判，基辛格的做法无疑会让苏联人认为自己被耍，因此阻遏谈判进程。
然而，基辛格显然对这些质疑声早有准备，他认为军备竞赛和核武器竞争需要消耗大量资金，继续下去无异于自相残杀，而苏联又要比美国穷，因此，苏联更希望能够停止这种竞赛和竞争，谈判绝不会受到阻遏。
当然，尼克松也是出于同样的观点才放手让基辛格执行他的计划。
在联合国获得更多授权后，基辛格急欲在越南战场上有所作为，但他还是未能找到有利时机。
在当时，由于美军完全掌握了越南的制空权，北越政权只好寄居在柬埔寨境内，战事吃紧时期，北越军队甚至将大部分指挥所设在柬埔寨境内，以躲避美国空军的狂轰滥炸。
1969年新春伊始，北越政权集结8万正规部队结合各地游击队向美国驻守城市发动进攻，这次进攻空前宏大，史称新春攻势。
习惯于应付北越游击作战的美军并不慌张，原因很简单，北越军队没有攻坚的重武器，在握有制空权和重武器的情况下，北越军队的进攻根本不足畏惧。
然而，当进攻正式开始后，驻守美军立即被北越强大的炮火吓呆了，城墙被炸开，工事被轰塌，很明显，只有重炮才有这样的威力。
惊慌失措的美国守军立即呼叫空中支援，最近的空军基地也立即派出一个编队飞赴战场，然而，迎接他们的却不再是北越战士的血肉之躯，而是短程的地空车载导弹，一行五架美国空军轰炸机，只有一架在负伤后侥幸逃回基地，而随后赶来增援的武装直升机编队，更是在半途就被指挥中心调了回去。
战场形势随即向北越军队倒去，他们很快占领了城市，兵锋直指下一座城市。
消息传来，美国朝野上下一片震惊，很明显，北越军队得到了强有力的重武器支持，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此时，尼克松总统胸有成竹，与他同样泰然处之的还有基辛格，在获得尼克松政府授权后，基辛格很快向越南战场指挥官下达了周转命令。
很快，无数空中编队从美国散布在越南各地的基地升空，而他们赶去的地方却不是北越发起的战场，而是越南的邻国——柬埔寨境内。
初战告捷的北越政权官员还未来得及高兴，美国空军的炸弹就如同雨点般倾斜而下，在地面间谍人员的配合下，美军的这次行动使北越政权的军事指挥系统几乎完全陷入瘫痪，多名北越高官被当场炸死，北越最高首脑也不得不化装潜逃。
美国空军随即对北越军队进行外围轰炸，彻底切断了他们的后勤补给，各路地面部队也随即动作，统一向北越攻占城市集结。
习惯于来去自由的游击部队还好，被北越政权从各地调集来的正规部队几乎完全失去了统一指挥和行动，彻底被美军击溃。
北越政权至此方才明白，基辛格之所以一直未对藏身柬埔寨的北越势力进行打击，只是为了避免破坏联合国的规定，现在他们主动出击，奉上口实，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基辛格发起的轰炸行动效果明显，事实表明，轰炸行动不仅沉重打击了北越的指挥系统，而且使美军在越南战场的伤亡人数大幅下降。
此外，因为美国对柬埔寨境内北越势力的打击，使他们陷入空前困境，从而和柬埔寨之间发生利益纠纷并最终演化为矛盾，这样一来，美国便间接获得了一个重要盟友。
虽然北越政权曾抨击美国对柬埔寨的轰炸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伤亡，但柬埔寨当时的执政者西哈努克亲王还是公开辟谣，否认了北越政权的说法。
如此一来，西哈努克亲王和北越政权之间的矛盾也公开化，在北越政权的直接打击和美国的间接打击下，西哈努克亲王只好流亡中国，寻求政治庇护。
局面发展到这种情况，中国政府也不得不对北越政权及美国提出异议，要求他们尽快结束战争，并保证西哈努克亲王的政治权利。
在这种几乎被完全孤立的强大压力下，北越政权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前。
但北越谈判人员的态度非常强硬，他们担心美国在谈判条款上玩文字游戏，因此对北越政权拟定的每一项条款都采用了必须执行的态度。
在他们看来，谈判是一种武器，他们可以通过谈判来获得在战场上无法得到的东西，而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71年。
在中、苏等国的协调下，北越政权终于采取合作态度，正式开始和美国的谈判。
此时，美国已经在越南战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包括5.6万人阵亡，超过30万人因战争变为残疾人，另有超过4000亿美元的直接战争耗资，因此美国国内停战的呼声越来越高涨。
基辛格为了顺应美国民意，已经开始从越南国内撤军，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政府不得不抛弃南越傀儡政权，抽身事外，并于1973年1月27日正式与北越政权在法国巴黎签署停战协议。
至此，历时12年的越南战争终于以美国“有尊严地撤兵”为结果拉上了帷幕。
而基辛格本人，也因为终结越南战争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人物。
1975年，越南军民发动全国攻势，摧毁南越阮文绍傀儡政权，西贡解放，越南恢复成为统一国家。
5.珍宝岛事件：中美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龙头，曾经给予过中国人民无私的帮助，使中国社会得到了迅速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完全倾向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一边，这就形成了斯大林时代中苏两国的蜜月期。
而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共内部经过激烈内斗新的势力上台，领头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中共出于道义对此提出异议，导致了赫鲁晓夫的不满。
此外，在赫鲁晓夫的带领下，苏联对中国的态度也从平等互利变成陪绑对象。
1956年，匈牙利事件爆发，苏联帝国主义思潮膨胀，中共为阻止其“走火入魔”，在理论层面与苏共发生论战。
而苏联则利用自身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影响力，对中国进行百般刁难，加之西方国家的封锁，中国陷入空前孤立的状态。
截至勃列日涅夫执掌苏联时期，中国在诸多方面已经和苏联处于敌对状态，两国边防军也经常在国境线上发生武装冲突，而双方争议最大的地点莫过于珍宝岛。
珍宝岛，位于中苏边境乌苏里江河道，以河道中心线为界，珍宝岛完全处于中国领土一方，而且岛上中国居民祖辈相传，一直居住在这里。
从1968年开始，苏联边防军数次武装登岛，对我国军民进行蛮横“执法”——打死、打伤和抓走多人，而我国军民则一直保持克制，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领土争端。
时至1969年3月2日早8时许，中国边防军例行登岛巡逻，苏联边防军忽然集结坦克、装甲车和步兵进逼至珍宝岛附近，并妄图包围我国巡逻队。
我边防巡逻队鸣枪示警，却遭到苏联方面的猛烈攻击，我边防军当场死伤6人，中苏珍宝岛事件就此爆发。
我国边防军听到枪声后立即赶来增援，为捍卫祖国领土，果断对侵入珍宝岛的苏军实施打击，经过激烈战斗，终于将侵略者赶出珍宝岛。
后经几次艰苦卓绝的阻击战，中国边防军最终于3月17日捍卫了珍宝岛的实际控制权。
对于此次事件，中国政府作出强硬表态，重申了珍宝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谴责了苏联方面的强盗行为。
而苏联方面则野蛮地表示要对中国采取进一步行动，其国防部长格列齐和助理崔可夫尤为狂妄，声称要“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
这一主张获得苏联政府的支持后，苏联国防部随即决定使用核武器对中国实施打击，但苏联政府还有顾虑，那就是美国的反应。
随后，苏联政府作出试探，知会美国将使用核武器打击中国，希望他们可以联合攻击中国，并要求他们至少保持中立。
消息传来，基辛格大为震惊，当时的中国军力已经足以与苏联抗衡，如果苏联想要尽量减少伤亡，动用核武器是唯一的选择。
对此，基辛格不敢怠慢，随即报告尼克松总统并紧急召开应对磋商会议。
会上，多数官员希望美国政府保持中立，坐山观虎斗，甚至有些官员认为美国应该出兵和苏联一起攻打中国。
对于这些观点，基辛格坚决予以反对并随即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既不能坐视不理，更不能助纣为虐。
随后他阐述了自己的理由：首先，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核武器反击能力，一旦苏联对中国实施核打击，那么核战将是双方的，造成的环境污染会使全人类受到影响；其次，一旦让苏联开了使用核武器的先河，那么必定会刺激其他国家对于核武器的研究和制造，届时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虽然中国和苏联有共同的利益，也曾经是亲密的合作伙伴，但中国同样是苏联的有力制衡。
在亚洲，乃至全世界范围内，中国对苏联的制衡作用都是无可比拟的，这无疑符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利益。
而一旦苏联失去中国的制衡，势必将一家独大，到时候，包括美国在内，都将臣服于“北极熊（美国人对苏联人的称呼）”的脚下。
基辛格的观点最终得到了与会官员的认同，并得到了尼克松的全力支持，在向苏联发出了严正警告后，基辛格又秘密转向了一项更加重要的工作，那就是与中国政府的接触。
在当时，虽然中国政府做好了应对苏联进攻的准备，但并不知道他们会动用核武器，而基辛格则必须要将这个信息尽快传递给中国政府。
经过思考之后，基辛格认为并不能通过正规渠道进行通知，因为当时美中之间已经积怨数十年，美国政府的任何信息都会被中国政府质疑，当然，中国政府的信息也会被美国质疑。
因此，基辛格担心正规渠道的告知会让中国政府迟疑，甚至是怀疑美国在挑拨离间，于是他最终决定通过媒体向公众透露苏联即将对中国动用核武器的机密信息，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同时也向苏联表明了美国的态度。
1969年8月24日，《华盛顿明星报》发表文章，声称苏联将对中国动用核武器，并清晰地列出了苏联的打击目标，包括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和位于罗布泊的核武器试验基地。
此外，北京、长春、鞍山等新中国的重要城市也在打击范围之内。
这则消息一经刊载，随即引起轩然大波，世界范围内的各大报纸争相转载，几乎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苏联的打算。
勃列日涅夫看到报道后不禁大怒，立即意识到美国的态度，同时也明白基辛格又耍了他一次。
但即使苏联方面知道是美国人捣的鬼，他们也无可奈何。
与此同时，报道内容也传到中国政府手中，基辛格的担忧有些多余，因为中国政府对这则消息非常重视。
结合中国方面自己获取的情报，苏联欲打核战争的企图已经昭然若揭，中国政府随即作出反应，以“深挖洞、广积粮、不称王”为总的战略方针，全国范围内进入临战状态，随时应对可能来自苏联方面的进攻。
就在两国关系紧张对峙的当口，9月16日，伦敦《星期六邮报》再丢重磅炸弹。
该报刊载了苏联记者维克多·路易斯的一篇报道，称苏联已经做好轰炸中国罗布泊的准备，随时可以对该区域的中国领土实施来自空中的致命打击。
对此，基辛格十分清楚，这是苏联方面对美国的进一步试探，同时也是对基辛格通过报纸泄密的一种回击。
作为应对，尼克松政府随即召开内阁会议，基辛格在会上作主要发言，认为美国应竭力阻止中苏之间发生战争，即使战争不可避免，美国也应该站在中国一边。
接下来是具体的做法：首先，恢复美中之间的华沙大师使级会谈；其次，通过第三方国家向中国政府传递和解意图；最后，公布一批苏联的重要军事、工业和交通据点，并向苏联表明美国已经做好了对其实施打击的准备。
消息传到苏联，勃列日涅夫惊怒交加，他怎么也不能相信美国在关键时刻居然站在中国一边。
随后，苏联驻美大使通过官方渠道正式通知勃列日涅夫，基辛格已经向他明确表示了美国将自身的利益和中国摆在了一起，一旦苏联对中国动武，美国将不惜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和中国一起打击苏联。
此时，苏联军方也传来消息，卫星照片显示，美国分部在全球的导弹发射基地大量开启，全部进入了临战状态。
基辛格也在这个时候不失时机再次奉上一记重拳，他通过媒体公开表示，只要苏联有一枚导弹离开发射架，该基地必定会受到来自美国的致命打击。
基辛格此言非虚，出于军事需要，各国的固定导弹发射基地无比隐匿难寻，而导弹基地一旦有导弹发射，光热信号会立即被间谍卫星捕捉并锁定，一旦对其实施打击将会是致命的。
闻听消息的勃列日涅夫面如死灰，无可奈何的他只得改变对华政策。
10月15日，苏联对中国的态度在数月内发生一百八十度大逆转，从紧张敌对变成主动示好，并以“共产主义的共同敌人是美国”为由，呼吁中国警惕美国，并派出柯西金借吊唁胡志明（越共领导人）之机向中国代表团表达了和谈的意愿。
随后，苏联方面在国际上宣称战略重点在欧洲，不宜对中国动武；紧接着又对国内民众解释说中国政府已经具备了核武器的反击能力，一旦核战爆发，民众财产及生命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
中国政府高瞻远瞩，随即给出积极回应，并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和柯西金进行正式会谈，但这次会谈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中苏之间也就此进入了邦交关系冰点，而让人没想到的是，两国之间这次剑拔弩张的敌对，一直持续了20年之久。
回顾整个珍宝岛事件，美国从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对美国尤其对基辛格好感倍增，这也为中美两国之间的邦交正常化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2005年4月27日，中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政府提交的《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
同年5月20日，俄罗斯国家杜马（相当于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该协定，使得珍宝岛属于中国领土成为不争的事实。
6.基辛格秘密访华，促成中美建交
尼克松政府对待中国的态度比较客观和理智，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领土排在世界第三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美国执行各项全球战略无法绕过的障碍。
如果能够和中国建交，在贸易、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达成共识，在国际事务见解中形成一致，那么美国的全球战略将事半功倍，而如果美国和中国一直采取敌视态度，对两国的发展都将产生负面影响。
在一次与法国总统戴高乐的谈话中，尼克松曾这样表述道：“中国崛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可预见的未来中，中国必将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姿态而存在。而在中国将核武器制造出来之后，美国将不得不和它建立邦交。”而戴高乐总统的话更是刺激了尼克松和中国建交的决心，他说：“既然迟早要建交，为什么不在中国将核武器制造出来以前建交呢？这样岂不是显得你们更有诚意。”上台之后，尼克松急欲改善和中国的关系，但美国已经有整整一代人对中国持有敌意，在媒体的宣传和国家政策中，中国的“邪恶”已经在美国人民的脑海中根深蒂固。
尼克松政府的国务卿罗杰斯和国防部长莱尔德等重要官员全都反对和中国改善关系，不过在尼克松政府中，有一个人是积极响应改善美中关系政策的，这个人就是基辛格。
可以说，尼克松之所以吸纳基辛格进入政府并让其担任重要官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对改善美中关系的认同。
在经过短暂交流后，尼克松随即授权基辛格和中国政府进行秘密接触，以争取两国建交，对此基辛格也随即表示欣然接受。
但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美中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在多个国际场合上，两国代表经常相互蔑视甚至唇枪舌剑。
而实际上，这还不是基辛格面临的最大问题，因为美国和中国建交的关键环节在于苏联。
很明显，新中国的建立和苏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建国后两国又一直处于“蜜月期”。
斯大林死后，虽然两国之间出现裂痕，但毕竟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既然美国是苏联的对头，那么中国自然要站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苏联一边。
因此，基辛格对美中建交是做了失败准备的，而先期的几次接触也确实没有得到有效回应。
再加上基辛格要忙于其他事务，美中建交也就这样不瘟不火地拖了下来。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这也就意味着中苏关系彻底破裂。
基辛格随即意识到美中建交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接下来对珍宝岛事件的处理方案上，基辛格无不以和中国政府建交为前提，这也最终使中国政府相信了美国的诚意，并对美国政府尤其是基辛格产生了好感。
在珍宝岛事件告一段落后，周恩来于1971年4月21日代表中国政府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正式发出照会，表明中国愿意与美国就建交事宜进行会谈，但前提是美国必须撤出在中国境内也就是在中国台湾地区的全部兵力。
基辛格在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随即请示尼克松，后者口头承诺同意中国政府的要求，两国邦交谈判随即进入实质性阶段。
5月17日，巴基斯坦总统传来尼克松口信，表示美国愿与中国政府进行会谈，并提议由基辛格和周恩来先期举行一次预备性会谈，为接下来两国政府的正式会谈提供框架和依据。
而毛主席却对此表示疑义，认为两国之间，尤其是美中两国之间的邦交谈判不应藏头露尾，但尼克松和基辛格迫于美国民众和政府内反对官员的压力，坚持要秘密前来。
中国政府表示理解，并于31日通过巴基斯坦总统转交信函，表示欢迎基辛格博士秘密来华访问。
6月2日，基辛格将信函转交到尼克松手上，当然，在此之前基辛格的团队已经对信函进行了阅读和分析，并将结果递交给了尼克松。
想到和中国的关系取得实质性进展，想到即将完成美国前几任总统想要完成而未能完成的任务，想到自己的名字即将成为中美建交史上最耀眼的一笔，无论是尼克松还是基辛格，都不免有些激动。
在后来基辛格的回忆录中曾有如下描写：“尼克松在接到信后显得兴高采烈，并随即认真阅读了一遍，我们都深信，这是‘二战’以来美国总统接到的最重要的信件。”7月1日，基辛格秘密访华行动正式开始，为了保证隐秘性，基辛格对行动进行了精密的安排，并以“菠萝”为代号策划了整个行程。
他首先于7月1日从华盛顿机场起飞，直达南越政权首都西贡逗留3日，然后到泰国首都曼谷，一天后转飞印度首都新德里，两天后到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并准备在这里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
在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基辛格确实在巴基斯坦逗留了两天，而实际上，在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帮助下，基辛格已经金蝉脱壳，秘密来到北京和周恩来进行会晤。
7月9日中午12点一刻，基辛格乘坐的中巴民用航空客机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叶剑英等中共领导到机场迎接。
当天在钓鱼台国宾馆的晚宴上，基辛格和周恩来终于代表两国人民将手握在了一起，由于之前被媒体炒作的“握手时间”（本书之后的章节中有详细说明），基辛格还友好地首先向周恩来伸出手。
当天的会谈在一片和谐的氛围中结束，双方达成了实质性的协议，包括承认“一个中国政策”，但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美国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但不支持取出在联合国的台湾代表；以和平方式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即通过谈判结束越南战争。
第二天，基辛格在叶剑英等人的陪同下参观了故宫等北京著名景点，并于当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与周恩来总理继续会谈。
这次会谈，主要涉及的内容有两点：一是商定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时间，最终定在1972年5月以前；二是双方决定在7月15号同时发布关于“尼克松访华”联合公告的内容以及时间。
11日，基辛格圆满完成此次秘密访华活动，叶剑英等到机场送行。
7月15日，按照约定，中美双方同时公布了约定内容：“1971年7月9日至11日，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和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于北京进行会谈。双方就双边邦交正常化进行了磋商，并对共同关心的国际事务进行了商讨。中方在会谈中得知尼克松总统有访华意向，随即派出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发出邀请，尼克松总统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双方最终商定于1972年5月以前，尼克松总统代表美国政府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联合公报一经发布，立即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关注，许多国家纷纷闻风而动，准备紧随美国和中国建交，中国随即迎来了一个新的建交风潮。
而基辛格为此做出的功绩将永远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他也确实成为中国人民长久以来的好朋友。
据统计，自1971年首次秘密来华访问到刚刚过去的2011年，基辛格来中国访问多达70多次，其中50多次官方访问，20多次私人访问，可见他已和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