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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中小雨
父母离婚了，张爱玲从此有两个家。一个是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洋房别墅。那里绿草茵茵，烟雾缭绕，阳光被染成梦样的颜色。屋里堆着小报、诗书和章回小说；教子静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日暮西山的父亲和那潮湿寂寞的气息。只有寂寞的时候他会抱着张爱玲，坐在摇椅上。偶尔他们会谈谈亲戚间的笑话，张爱玲望着父亲，忽然感觉张廷重老了，他的脸上满是沧桑，怀抱都是鸦片的味道，她感觉不到温暖。时间久了，心就会沉下去，沉下去，沉到深不见底的枯井里，井的四周都是滑溜溜的水草，抓在手里，黏黏的，湿湿的，让人想爬出去都充满无力的挫败感。
姑姑张茂渊受不了哥哥张廷重的行径，也跟黄逸梵一起搬离了张家，在赫德路租了公寓。她们买了一部白色的汽车，用着白俄司机，还雇了一个法国的厨师，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联合国。她们的房间相当大，有一个大客厅，两个大房，两个大卫生间，一个大厨房，外加一个小卫生间及一个备菜间。这个房子是专供旅沪外国人和高等华人居住的，房租奇贵。
张茂渊不满意家具店的家具，故而房间陈设及地毯都是自己设计的，充满了欧式味道。纤灵的七巧板桌子，轻柔的颜色，奢华的瓷砖浴盆，明朗可爱的宾客，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打着进步文明的标志，那里的花是红的，空气是清新的，懒洋洋的阳光斜照着水珠的轻盈。
张爱玲的世界被强行分割成两半，光明和黑暗，善与恶，美好与阴沉。对于一个年幼的孩子而言，这样一种感受的形成对其影响是相当深刻的。一个人既然日益感到现实世界的不完美，不善与不快乐，她就越发坚持心中的那份美好，维护这单纯的快乐，不肯轻易妥协。张爱玲日后唯美主义态度，从那时已经在灵魂深处慢慢萌芽了。
那时，张爱玲还曾天真地接受了两个家的事实，天真地希望只要能维持下去也可以。毕竟亲人还在自己身边，起风了，下雨了，还有院落叫自己停歇躲避，不管这个保护伞是否强大温暖总比没有来的好，不是吗？可命运真的是个很可耻，很残忍的家伙，不管张爱玲的要求多么渺小，它都不曾满足。黄逸梵再次动身去了法国。
临走之前，她去黄氏小学看了张爱玲。在空落的校园里，张爱玲的表情麻木而迷茫，望着面前这个美丽的女人，她忽然感觉好陌生，好模糊。她管这个女人叫妈妈，她是她延续的骨血。可是，不管做什么，她从来都没征求过自己的意见，没考虑过自己的感受。为什么？难道她真的那么不重要吗？张爱玲的心被世界上最钝的刀凌迟着，一点，一点，血肉模糊。
黄逸梵没有看到张爱玲的伤楚，她脸上依旧带着高雅的微笑，她不了解这个孩子，她只知道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解决，一点麻烦也没有，是值得庆幸的。
亲情亦可单薄如纸，不知道是人类的悲哀，还是对人性的讽刺？黄逸梵走了，张爱玲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心里的酸涩慢慢地蔓延上来，终于在寒风中大声宣泄。风，吹起了发，带起纷飞的林叶，亦吹干了泪，冰凝了心。张爱玲在那里站了很久很久，直到腿麻了，脚酸了，亦不曾离开。昂首望着天，阳光已经退回云层里，一切灰蒙蒙的，带着可笑的苍凉。张爱玲慢慢勾起嘴角，终于回到了教室里。
或许，那个时候张爱玲不能了解父母当时的“难处”，黄逸梵和张廷重也没花力气去感应孩子的心伤，他们是最亲近的人，却如夜空中最遥远的寒星，没有交接，没有关注，又何谈了解。
了解是一个好深奥的词语？我们经常说父母不了解我们，因为年代不同，有代沟，被层层云雾所遮掩。但关爱就像明媚的阳光，可以轻易冲破云层，营造着融洽的气氛。在孩子冷的时候，轻轻加件外衣；在孩子受委屈，被打击的时候，静静的一个拥抱，都可以散发出温暖的光芒。他们说人之初，性本善，可是很多时候，人之初，性本私，我们只能自私地看到自己的痛，自己的无奈，自己的利益，所以才会有家庭的悲剧与历史的黑暗。
寒假的时候，张爱玲会制作圣诞卡片和新年卡片，挑来最好的拿去给姑姑，叫她寄给远方的母亲。这是她对血缘之间唯一能做的添补，而悲哀的是，这添补竟然是由一个小孩子做的。在那个安静的房间里，一个单薄的女孩在台灯下挑选着卡片，眼中偶尔闪过的期盼与渴望会点亮她消瘦的脸庞，美得炫目，然而这只是流星一闪，很快淹没在星海里，她会更加落寞，更加忧伤。
我们都歌颂过亲情的伟大，在张爱玲的身上，我们还要歌颂什么呢？时代在动荡，时光在流逝，在这个繁复的尘世里，动的是亲情，逝的是温暖，每个人脸上的表情慢慢地开始麻木，像冰冷的水，一直，一直延伸到心里去。张爱玲的世界被灰蒙蒙的雨雾包裹着，只有墙角的藤枝知道她的落寞与无助。
对此，胡兰成与她交往时曾经说“我因听别人常说学生时代最幸福，也问问爱玲，爱玲却很不喜欢学校的生活。我又以为童年必要怀念，她亦不怀念，在我认为是应当的感情，在她都没有这样的应当，她而且理直气壮地对我说，她不喜欢她的父母”。（胡兰成：《今生今世》）
如果胡兰成知道张爱玲如何成长的，他或许应该能理解的吧？！这样的父母又有谁会喜欢呢？亲情不单单是依靠血缘来支撑，更要细心与关怀来培育，那样才可以长成不畏风雨的大树，才可以散发出醉人的花香。否则在混乱的光阴里，很可能失去它的本质，变成白纸的苍落。我们不想看到珍贵的亲情最终以这样来收场，但是在很多事情面前，我们以为可以改变，最终发现这只是无能为力的笑话。
日子悄悄滑过去，张爱玲继续上黄氏小学，住在学校里。每逢节假日，家里都派司机去接她回来。家，住在康乐村10号，与舅舅家很近，张爱玲和子静经常去那里玩。张廷重虽然和黄逸梵离了婚，但和他们的往来并未受到影响，他们同是靠吃遗产的遗少，都吸食鸦片，两家相处挺愉快。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要把鲁迅放在他们之间，就像在荒山野岭的青石板上放了清雅的梅花，肯定格格不入。纵使梅花有醉人的芬芳却也掩盖不了山野腐烂的潮气，日子久了，只会败了花香。而值得庆幸的是，张爱玲是青松，在风雨中成长，亦学会了适应环境的成长之道。不说，不问，像个飘荡的灵魂，安静做了唯一且相当有效的保护颜色。
那时，张爱玲在学校学钢琴，还请了白俄老师教，一星期一次。但是张廷重认为学费太贵，每次张爱玲立在烟榻跟前要学费，许久，许久，都得不到回答。张爱玲又是极其自尊自傲的女孩子，每次站在那里，心撕扯的痛，感觉自己卑微得就像花园里被践踏的小草。钢琴课就这样不得不断了。
21世纪的孩子，天天背着差不多比自己体重还要重的书包，去奔赴一个又一个补习班。而张爱玲，在动荡的年代，在父亲毫无责任心的状态下，放弃了爱好，只能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发呆或者读文学书籍上。而值得庆幸的是张廷重愿意看到这样的转变，祖传下来的书多得不得了，根本不需要花钱去买。那些书山墨海，沉积着古老而腐烂的气息，一丝一丝包裹住女孩孤单的身影。张爱玲喜欢，因为安静，亦可以得到心灵的安寄与灵魂的慰藉。如果那时，这唯一的爱好是花钱的话，想必后来我们亦是很难看到，今后这个震撼文坛的传奇女子了。
张廷重曾经给子静聘请过一位六十多岁的朱先生教古文。朱先生性情温和，待人很亲切，张爱玲放学回家后，也常和他谈天说地。有一次，张爱玲找出一部《海上花列传》，书中妓女讲的全是苏州土话（吴语），有些她看不懂，就硬缠着朱先生用苏州话朗读书中妓女的对白，朱先生无奈，只得捏着喉咙学女声照读，她和子静听了都大笑不止。她对《海上花列传》的痴迷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从此，张爱玲更加迷恋上了书籍，《红楼梦》，《三国演义》，她都看，她还照着报纸副刊的格式，自己裁纸，写稿，自己画插图，弄得很像模像样。在“一个人的游戏里”，张爱玲的寂寞才能稍稍被释放，在这样安静的空间里，张爱玲用她的童心寻找着依稀的欢乐。而就在那时，张爱玲的文学天赋开始展露，并得到众多老师的赞赏。
张爱玲在1931年升入圣玛利亚女校。她的第一篇变成铅字的短篇小说《不幸的她》，便是发表在校刊上；次年又发表了第一篇散文《迟暮》，全校皆惊。
——后来的很多年里，“张迷”们一直以为张爱玲1940年的参赛作品《天才梦》是她的处女作，而她自己也曾在女作家座谈会上这样说过。然而张学“打捞”专家陈子善先生却在1932年的《风藻》校刊上发现了小小说《不幸的她》，这是至今为止见到的张爱玲最早印成铅字的作品。
校刊成了张爱玲最早的舞台。此后几年，她又接连发表了《秋雨》、《论卡通画之前途》、《牧羊者素描》、《心愿》、《牛》、《霸王别姬》等，已经清楚显露不同凡响的文学天赋，尤其《霸王别姬》一文，她的国文老师汪宏声先生曾经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与郭沫若的《楚霸王自杀》相比较，简直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934年，张爱玲从黄氏小学升到了圣玛利亚女中高一年级，在那里，她开始有了对自己未来的设想。她的计划像蓝天上的海燕，有着宽阔的大海，自由地翱翔，她想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想学画卡通画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外国去；她要比林语堂还要出风头；她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她要在上海买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那里阳光明媚，完全没有腐烂的气息。
无疑的，张爱玲的理想明显带着黄逸梵欧化生活方式的痕迹，与母亲短暂的相聚成了她记忆深处不可磨灭的影子。然而，张爱玲的理想还未及实行，家里又发生了结结实实，真的事。
张廷重又要结婚了。
在西方童话世界最出名的就是《白雪公主》的故事，美丽的白雪公主面对拥有魔镜的继母，有七个小矮人帮助，但是张爱玲身边什么也没有。母亲走了，姑姑走了，整个大宅院里只有年幼的弟弟和年迈的何干，她试图抓紧他俩的手形成反抗的力量，可风轻轻一吹，就轻易散开，飘落无痕了。
张爱玲再次来到了树下，那里的小麻雀已经长大成人，离开了这里，只有鸟巢安静的，孤单的耸立在树枝上。
原来世事上的一切，发生时没有预知，结束时没有留恋。张爱玲眼眶湿润了，她伏在铁栏杆在绝望地想，如果那个女人在这里的话，对自己也是充满排斥的吧，恨不得一把推下去，一了百了。
黄昏的晚霞静静斜射下来，天空一片失火的红色，绚丽的，惊心动魄的，好像要将整个世界吞没。而人在这片火云下，显得如此可怜且微不足道，根本无处可逃。
他们说孩子的心都是敏感的，可以预感到未来，如果那时张爱玲已经感觉到家里起火了，她会很危险，但是毕竟亲身父亲在身边，她没想到最后会延发到如此凄惨决裂的地步，更没想到会轻易地烧到了她的脚，吞噬了她的心，把原本就阴郁的记忆抹上了惊心的沉闷，像严冬里最凌厉的刀子，一点一点，把她灵魂深处残留的渴望和热爱狠狠割切下来，削毁无痕，导致她最终死里逃生，赤裸裸地独自站在天底下。
我欲焚烧
其实细细想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真是错综复杂，烦恼无比。就好像茫茫大海中的浪花，一朵一朵，一涛一涛，层出不尽，硬生生地跌进凡尘世界，推不开，拒不掉，时间久了，交接多了，慢慢编织成我们所熟悉的爱恨情仇，红尘俗事。
而这个大家族注定要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演绎最极致的经典。以前有个李鸿章，轻轻跺下脚，就会风云变色，血色漫天；后来出现一个张爱玲，轻轻几个字，叫多少人痴狂迷恋，追捧不已。亦因为如此，她的继母孙用蕃跟着出了名，成了民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恶母形象之一。
孙家是名门望族，孙宝琦是清末有名的人物，做过清末山东巡抚，驻法德的公使，北洋政府国务总理。一共一妻四妾，子女24人，孙用蕃是他第七个女儿。与孙家联姻的都是有权有势的大家族，比如大清朝的庆亲王，做过北洋政府总理的钱能训，以及袁世凯，冯国璋，盛宣怀等等。
和这些人比起来张廷重分量稍微轻了点，但1933年房地产行情看涨，张廷重遗产中有一条街的房产，他立刻变得非常富有。而当时孙用蕃已经三十六岁，是陆小曼的闺中好友。据说很是精明干练，善于治理家务及对外应酬，可就是脾气不好，又染上了阿芙蓉癖。所以年纪老大还待字闺中，她那样的出身又不容她过于下嫁，一来二去地，便给张廷重做了填房。
订婚仪式于1934年夏天在礼查饭店进行，婚礼则半年之后在华安大楼举行，张爱玲是和姑姑张茂渊，表姐们一起参加的。那一年她十四岁，一个敏感且充满灵性的女孩子。在整个婚礼中，她始终一言不发，沉默地面对张廷重和孙用蕃忙碌轻捷的身影。她和继母的眼光会在不经意间碰撞到一起，谁都不会闪躲。张爱玲的沉寂如水，静静隔开了彼此的距离。而孙用蕃的凌厉似冰，冷冷的冰凝了那火云，也冰凝了张爱玲的心。
那一刻，张爱玲就非常清楚，自己将要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她是自己的继母，不是母亲，母亲都可以远走高飞，孙用蕃更没有义务和责任，给予她和弟弟子静温暖。人生都是公平的，谁都不能强迫索要别人的爱。何况她们本来就是两个不同世界，不相干的人，仅因另一个人被生生绑在一起，除了本能的排斥和厌恶外不会有其余的情绪。
张爱玲曾经说过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自己的母亲。想来那里更多的该是对母亲生活形式的向往吧！可以自由地飞翔，可以做自己想做，愿意做的事情。人性本如此，没有得到的事物就像闪耀的宝石，任何人都想得到。每天清晨都朝着那个方向奔跑，每个子夜都枕着梦想入睡，尽管生活里有太多太多的不如意，有了这份渴望便有了前行的动力。
张爱玲的心被残酷的现实硬生生分割成两半，一半朝着母亲遗留的足迹奔跑，一半安于宿命的生活。在那个阴沉的房子里，慢慢环起脚，慢慢缩成一团，像只小小的寄居蟹，妄想用沉默编织的外壳，来抵御外界冰冷的凉。
起风了，树叶纷纷洒落，细细碎碎，影影点点，满是细雨的忧愁。张家随着后母进门的脚步，措手不及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不但抓紧日常开支，并且对佣人也进行了调整。张家原先用的几个佣人被辞退了，孙家的几个男女仆人被补充进来。
一朝天子，一朝臣，老祖宗留下的法宝，方便掌权人的治理和约束。坐在太师椅上，身边围着听吩咐的丫鬟奴才，让人不能不想起《红楼梦》王熙凤，很是风光。孙用蕃想着都会偷笑，开心的同时她并没有忘掉张廷重。女子当家说难不难，说易不易，主要看她身边是什么货色的男人，孙用蕃是何许女子，早就看清了张廷重几斤几两，在他刚要开口的时候，轻手轻脚的就攻了他的也是自己的软肋，就是“同榻之好”。
孙用蕃也是多年的老烟枪，练得一手烧烟泡的好手艺，这一刻的温柔已经抵过了万般泼辣，万般不是。何况，她对张廷重吃喝玩乐上，表现得相当慷慨。女儿买新衣服的钱没有，可旧车换新车的钱刚刚好，张廷重相当满意，他四处悠哉乱逛的时候，绝对不会看到，风雨中张爱玲孤零单薄的身影。
在很多时候，中国人相当习惯把男人的种种不对，推说成粗心，一种很宽容的解释，而很多时候我也必须承认，男人是不拘小节。但最起码，不管是在社会上，还是家庭里应该叫人感觉到他的责任，他的爱。这些在张廷重身上都没有！就算他偶尔会拿着张爱玲办的副刊给亲戚们看，也只是他小小的虚荣心在作怪，他帮张爱玲的《摩登红楼梦》填写回目，不过是一时兴起。他的心在长期鸦片的熏制下，长满墨绿的毒草，一点一点腐蚀身边纯净善良的生命，不见别人哭，只愿自己笑。如果没有那赖以生存的遗产，他又能算什么呢？
一个毫无责任心的父亲，一个刻薄阴骜的继母。张爱玲的生活不能不变差，她只能捡继母剩下的衣服穿，她不能忘记的是一件暗红色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的穿，“就像浑身都生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一次在舅母家，舅母拿一些表姐穿过的旧衣服给她，张爱玲的眼泪滚下来，曾几时起，轮到李鸿章遗脉被周济了，不知道那老爷子地下有灵会有何感想？
起风了，树叶纷纷，张爱玲走在贵族化的教会学校里，周边的女孩子打扮得艳丽时尚，像花园里纷飞的蝴蝶，任性地享受着温暖，她们的笑一声声落在张爱玲的心里，慢慢磨成茧，结成疤。张爱玲只能昂头望天，把那无地自容的自卑感和疯狂蔓延的水雾，一起硬生生地吞进肚子里。她告诉自己，这一切不值得换取她珍贵的眼泪。
后来，孙用蕃开始觉得现在的洋房太狭小，没有气派，主张搬家，正好张爱玲二伯名下的一栋别墅空了出来，位于麦德赫司脱路，本来是李鸿章给女儿的陪嫁，不止父亲，姑姑，连张爱玲和子静都是在这个沉郁的大宅院里出生的，它就代表着张家的年谱。
张爱玲很不喜欢这个别墅。但是她的情绪在那个家庭里根本不重要，不管房租多昂贵，不管多奢华宽阔，孙用蕃坚持要搬，因为她嫁的是李鸿章的后代，自然要住进李鸿章的物业里去。还有一点就是以前那个地方有太多黄逸梵的影子，是她无法接受的。
孙用蕃很喜欢跟黄逸梵相比，时常说：“她喜欢油画，认识蒋碧薇，那有什么了不起，我同陆小曼还是朋友呢！”从此客厅一直挂着陆小曼的油画瓶花。
人都是自私而虚荣的，缺少什么就用尽全力找来可以填充的东西，殊不知这样幼稚的行动在聪慧人眼中，相当可笑可悲。她是换了画，换了房子，但是她始终换不了的是她身为填房的身份与两个子女的爱。
张爱玲和子静不爱她。幸亏张爱玲已经上了圣玛利亚女校，只有周末回来，可子静不行，他只能一直在那房子生活，长大，苟且偷生。在孙用蕃的管押下，益发柔弱多病，腼腆苍白，并荒废学业，游手好闲。他在终日被鸦片烟雾弥漫的家里所发生的性格变化和心里畸形，更叫张爱玲感到阵阵的冷。
有一天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张廷重打了子静一个嘴巴，动作熟练而轻快，子静身子猛然一僵，原本苍白的脸色更加苍白，接着泛起一丝红晕，然而他什么也没说，只是低着头继续扒饭。坐在一旁的张爱玲却大大地震动了，只觉那巴掌打在了自己的心上，连呼吸的能力都一并收去。她手指冰凉，头脑嗡嗡作响，拿着饭碗挡着脸，泪，一线滚落，孙用蕃不以为然地讪笑着：“又不是说你，哭什么？”
在这个冰冷的房间里，长满了屈辱的刺。张爱玲再也忍受不了，丢开饭碗，冲进隔壁的浴室里，锁上门，无声地抽噎着。父亲的凉薄；子静的孱弱与麻木；孙用蕃的无耻卑劣；母亲的一去不归；自己的无能为力，都像交织的丝网，彻头彻尾地笼罩着张爱玲。她只能恨，恨这所有的不公平，也恨不公平下两个颤颤爬行的生命，谁该对他们负责，谁该给他们温暖和关爱？那时候张爱玲真想痛骂老天爷，他眼睛瞎了吗？看不到一切的悲哀吗？
张爱玲立在镜子面前，看着苍白的脸，看着眼泪滔滔与眼底狂烈如火的仇恨，她要报仇！总有一天她会叫孙用蕃知道被侮辱的滋味。总有一天——浴室的玻璃窗临着阳台，啪的一声，一只皮球嘣到了玻璃上又弹了回去。子静在阳台上踢球，他已经忘了刚才的事，或者对于这一切他已经惯了。凉意从脚下升起，爬满了心，张爱玲僵硬着，泪慢慢地，慢慢地干了。当月光缓缓照射进来的时候，张爱玲只觉得寒冷的悲哀。她满心仇恨的火变成无力的水，一波一波，飘飘荡荡，她忽然明白了，什么叫欲哭无泪！
前途茫茫
1937年，张爱玲从圣玛利亚女校毕业，同时她母亲黄逸梵再次回国。张爱玲提出了去英国留学的要求，如她所料，父亲张廷重一口回绝了，不为别的，还是经济的原因，口吻可怜却面容炫耀地说着家道没落，前景凄凉。
张爱玲静静退出了被鸦片笼罩的房间，家里换汽车有钱，换宠物有钱，逛窑子有钱，但是付女儿的学费就该没钱了。张爱玲早就看透了，在这样的大家族中，血缘不重要，亲情不重要，金钱和权力才是生存的法宝，至关重要，不可丢失。可为什么张爱玲就不能阻止心如刀割呢？
“什么都可以‘忘了’，只别连我也‘忘了’。”这是她在校刊毕业生留言栏里留下的足迹，她忘不了，也回不去。
1937年，对于整个中国来说都是一场大的悲剧，对上海尤甚。“八一三”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闸北，国民党部队从上海连夜撤退，上海沦陷，成为了“孤岛”。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生命如草芥，每一秒都会有人死，每一秒都是一个灾难。有人在高喊抗日救国；有人在奔波逃命；有人缩头缩脑过自己的生活；亦有人在没枪声的租界里，花天酒地，奢华无度。
在这个繁复的世界里，人有千种万种，我们无力去责怪什么，只能呼唤人性中本存的那份良知的苏醒。张大眼睛，看清楚，什么是狗？什么是人？什么是亡国奴？清清楚楚选择好自己该走的路，走好，走远。在黑暗的灾难中，点起一点星星之火。
他们说爱国，但究竟什么是爱国呢？想来爱国应是一种行动，有效了叫爱国；无效，叫枉死。更残酷点或许还会被带上愚蠢的帽子，茶余饭后被人冷冷嬉笑一番。尽管如此，在那个战乱的年代还是有人坚持地冲上来，在黑暗中，艰难寻找光明的方向，直到血流干，泪流尽，跌倒在曙光初现的地平线上，祈祷还有人愿意选择这样艰难的路。
那一年张爱玲十七岁，宛如六月的鲜花，带着醉人的香，但是风雨无情，她的世界亦被灾难打碎，只是这一切不是战争带来的，而是家里，那么措手不及地割掉了她体内残留的最后一点亲情。
亲情是什么？人性又是什么？其实看着这两个沉重的话题，真的想报以嘲讽的微笑。亲情是爱，人性是自私。但张爱玲的世界里，亲情是冷漠，人性是扭曲。张廷重从来没关心过自己的女儿，他习惯女儿没有笑容的脸，在房间中荡来荡去。但是黄逸梵回来时，并想跟他谈谈女儿求学的事，张爱玲便会微笑了。他受不了，他实在不懂，就是养条狗也不会背叛得如此快速吧？！他心里很是不平衡，孙用蕃更在旁边冷嘲热讽，对黄逸梵大加挖苦：“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也只能做姨太太了。”
这样的唇枪舌战，张爱玲只能望风而逃。她借口炮声终夜不断，睡不着，和张廷重商量去姑姑张茂渊那里住几天，张廷重明知所谓去姑姑处其实便是找黄逸梵去，但碍于面子，不想人说他小肚鸡肠，也没加阻止。
张爱玲走的时候跟张廷重说了，但忘了跟孙用蕃说一声，这让她很是恼怒，认为张爱玲眼里根本没自己，所以两个星期张爱玲回家后，孙用蕃劈头就问：“怎么你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说一声？”
刷地一个嘴巴就打过来。当时张爱玲已经十七岁了，表面沉静如水，但骨子里满是冰的尖锐，自尊心相当强，冷不丁地挨了一个嘴巴，本能地就要还手，却被两个赶上来的老妈子死死拉住，这下可不得了了，孙用蕃利落地转身奔上楼，刺耳地嚷道：“她打我，她打我！”
张爱玲哪里遇见过这样的阵势，一时怔住了，一切发生得太快，太突然，叫她还没反思的机会，但隐约的，早熟而敏感的张爱玲立刻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她的脸色白了，一切太快，躲也躲不过。
张廷重拖着拖鞋啪嗒啪嗒地冲下楼来，不由分说地揪住了张爱玲，拳脚交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一脚接着一脚，把多年以来，自己怀才不遇的失意，把对前妻的恨全部都发泄在这个他看来眼里只有母亲没父亲的女儿身上。
张爱玲只记得她的头一会儿被打到这边，一会儿被打到那边，记不清次数，她感觉耳朵都要震聋了，心里残存的对父亲的爱被打碎了，跌落在地上消失无痕。张爱玲没有求饶，没有挣扎，她一直看着张廷重，充满了愤恨，悲哀，幽怨，那眼睛燃烧着火，跳跃着火，像要吞噬掉万事万物一般，张廷重更加愤恨，打得更加疯狂。
张爱玲那幼小的嫩草般的身躯，在无情的“铁蹄”下颤抖，她咬紧牙关，忽然想起了母亲黄逸梵的话：“万一他打你，不要还手，说出去总是你的错！”
原来，她已经料到会有这样的一天，那么你为什么还要离婚呢？妈妈，难道我不可爱吗？弟弟不可爱吗？你就这样放开了我们的手？妈妈，请您张大眼睛，看清我跟子静的生活吧？我们该有的幸福童年呢？我们该有的读书权力，做人权力呢？我们连家里养的狗都不如，如果早知道这样悲惨地活着，宁可在出生的时候，就被一把掐死了，那样总比这样长期被践踏好过些！
不知道是谁说过，心痛极点就是麻木，那么身体痛到了极点也会丧失了本能的反应，张爱玲感觉不到痛了，她被打得满地打滚，但仍大睁着眼睛，仇恨地看着整个房间，那些陈设从来没有如此清晰过。下着百叶窗的暗沉沉的餐室，没有金鱼的金鱼缸，白瓷缸上细细描出橙红的鱼藻，墙壁上还挂着陆小曼的油画，这个房间充满着镶金带银的陈设，但是好冰冷，一点一点亲情都没有。
张爱玲笑了，低低地。
穿着各色绣花鞋，黑布鞋，牛皮鞋的脚在面前往来，满屋子都是人，可是没有一丝一毫的人味，都在那里欣赏她的被打。
张爱玲笑出声来，嘲讽的，悲哀的，张廷重的手脚没有停止过。时间一分一分地滚过去，张爱玲不动了，慢慢地，她不笑了，她闭上了眼睛。张廷重才气哼哼地住了手。上楼之前，冷冷地丢了一句话：“把她关起来，没我的话，谁也不许放她出去，谁敢放了她，我扒了她的皮！”
张爱玲从地上爬起来，很痛，原来她还活着，该庆幸吗？张爱玲走到浴室里找镜子，看自己身上的伤，看脸上的红指印，她又想笑了。她走出了房间，往外走，她不知道该去那里？是去母亲那里哭诉？还是去巡捕房报警？父亲在她眼里全然成了陌生人，甚至连普通的路人也不如，他打她，可以，而她报警亦是可以的！张爱玲要用法律的手段来制裁他。她走到大门口时，看门的巡警拦住了她：“门锁着呢，钥匙在老爷那儿。”
原来，他已经料到她会跑出去，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张爱玲此时满心的悲愤，像熊熊燃烧的火焰，必须发泄一下，否则她会被自己心里的火烧死的，她对着巡警又叫又闹，把大门踢得碰碰乱响，企图引起铁门外岗警的注意，但是毫无作用。
夜冷如水，月亮悄悄躲在云层里偷笑，风吹过来，带着刺骨的冰凉，张爱玲住了手，她累了，好累好累，她只能走回屋里来。张廷重一见她，又气炸了，拿起一只大花瓶就向着她扔过来，张爱玲动都没动，那一刻，她突然希望这个花瓶可以打死自己，一了百了，可是它偏偏歪了点，击在地上，四分五裂。
何干惊得魂飞魄散，只怕又再打一顿，忙忙拉着张爱玲进房，看着她，何干的眼泪就下来了：“你怎么弄到这样的呢？”
这个时候，张爱玲的眼泪真的再也控制不住了。怎么弄到这样的呢？她也想知道，她也想问，可是谁来回答她，母亲吗？张廷重吗？老天爷吗？还是命运？谁都不能回答自己，她活该！张爱玲抱着何干痛哭出声。其实她知道，何干心里是责怪自己的，何干爱惜她，替她胆小，生怕她得罪父亲，受一辈子的苦，可是就是每天小心翼翼的，张爱玲幸福了吗？
当天，忧心忡忡的何干就偷偷给张爱玲的舅舅打了电话。第二天舅舅和姑姑张茂渊来为张爱玲说情，顺便再提她去英国留学的事情。谁料，刚一进门，孙用蕃就冷冷地笑了：“是来捉鸦片的吗？”结果说情无效，反被讽刺，张茂渊很不平，就和张廷重你一句我一句地吵起来，最后兄妹二人竟动了手，张茂渊脸上受了伤，眼镜也被打破，血流不止，舅舅使劲拉开，送她去医院。临走前张茂渊发誓：“我以后再也不踏进你家的门！”后来，在医院缝了六针，再也没登过张家的门，纵使张廷重去世那天，张茂渊都没多看一眼，大家庭的人情淡薄如此，不知该悲哀还是该无奈。
他们走了，孙用蕃得意了，何干更忧心了，张廷重把张爱玲关进楼下一间空房子里，下令除了照料她生活起居的何干，不许任何人跟她见面，交谈，连子静也不准去，并气势汹汹地扬言要用手枪打死她，还吩咐看守的两个门卫，务必看着她，不许她走出大门。
一夜之间，家里外面都成了叫人毛骨悚然的战场。阴霾的空气，绵绵的细雨，像无穷无尽的黑色巨网，压得人无力喘息，张爱玲被关在一楼的房间里，窗外种满了树，毫无羞耻地郁郁葱葱，试图遮挡住阳光，可惜它不够茂密，阳光还是努力地从树叶间隙漏出来，隐隐约约，跳动鬼魅的舞蹈。
阳台上有木的栏杆，张爱玲总会紧紧捏住，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她昂头望着天，那里有飞机在飞行，她真希望有一颗炸弹丢下来，就是同自己最恨的人一起死，她也愿意。
十七岁的爱玲满脑子都是死亡的影子。阴郁的屋子，阴郁的心情，张爱玲得了痢疾，上吐下泻，虚脱无力，一日比一日虚弱，死亡的影子慢慢从角落里生长起来，恣意蔓延，爬上了张爱玲的手脚。
何干心急如焚，眼看小姐命悬一线，她却无人求援，万般无奈只能斗起胆子，躲开孙用蕃的耳目，偷偷跟张廷重哭诉，并明确表示如果他不采取挽救措施，出了事她不负责任。何干是张氏姐弟老祖母留下的女仆，说话比较有分量，张廷重亦考虑如果真的出事，背上害死女儿的“恶父”坏名声，也太不好。
张爱玲躺在床上，披散着头发，脸色苍白如雪，虚脱得连话都说不了，只是努力张大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张廷重，那样清澈，那样凄冷，尽管张廷重的心已经被鸦片灯一点一点烧尽，但尚存的良知叫他感觉到酸楚，他开始注意张爱玲的病，选择消炎的抗生素针剂，乘孙用蕃不在就到楼下给张爱玲注射，病情基本得到了控制，在何干的细心照顾下，张爱玲最后还是恢复了健康。
人们都说，在生死一线爬过的人，对人生都会有另一种感念和看法，何况张爱玲才十八岁，最敏感，人生观形成的最重要时期，她对感情充满了质疑和排斥，她不再相信，血缘那一套骨子里就带来的东西，她觉得这一切在现实面前根本就不堪一击，她要逃出这个地狱般的地方。
何干看出了张爱玲的想法，只能劝她：“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呀！出去了，就回不来了。”
摸着张爱玲苍白的脸庞，何干的眼泪又下来了，这可是个身世显赫的大家小姐呀，竟然摊上这般纠结的命运，连个普通农家女孩都不如。她不能不揪心，终于吞吞吐吐地说出来：“太太（黄逸梵）传话来，要你仔细想清楚，跟你父亲必然是有钱的，跟她，可是一个钱都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没有反悔的。”又透漏了两个警卫换班的时间。
在生命垂危的时候还能见到母爱的光辉，那一刻张爱玲真的是百感交集，不知道该庆幸还是该悲哀了，黄逸梵给了自己一个选择，但这还需要考虑和选择吗？如果真要问她这个问题应该提前十八年，她会选择不要来到这个世界，但命运弄人，她来了，尝遍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她的心被静静的冰覆盖着，她学会了该如何生存，如何面对这个世界。如果说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张爱玲还对亲情保有一点点希望，那么被软禁了半年之后，她还会抱有什么幻想吗？若是有，那角落里一直偷窥的蜘蛛都会嘲笑，轻轻合上发黄的书页，望着窗前明月如水，张爱玲知道在红尘凡路上，只有无情无爱，心才不会痛了！她，永远都不会允许自己再心痛了！
夜色中，她偷偷逃出了父亲的家，并在路口跟黄毛车夫讨价还价，完全没在意过被抓回去的凄惨命运，她那么安静，那么理所当然！
那一年她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