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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空烟火
花开花落，缘起缘灭，岁月一天天碾过，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风华变成了发黄的书页，堆积在布满蛛网的空落房间里。轻轻拿起，尘土在阴暗中飞舞，我们不能不坚信，时光如流水，故去的一切就算再珍贵，再风光，都会被春水浸泡，消失隐没。抬眼看看今日的天空，花儿是否依旧美艳？树叶是否依旧清脆？久违的青砖凤瓦下，能否还有燕儿的呢喃？推开纱帐，我们闻到的却是“五四”敲响过后，清王朝残梦余温的味道。湿湿的，沉沉的，惊起一群鸥燕向南飞。
他们说失去的都是美好的，留下的都是遗憾的，我无力反驳，但我唯一肯定的是，我们谁也无法阻止岁月的年轮一天一天辗转。世事无常，每一天都有人死去，每一天都有人降生，生生死死，悲悲切切，构成了华夏历史的篇章。那里记载着历朝历代的明君圣主；那里充满诗人墨客的绝代风华；那里亦有奸恶之徒的无耻心机。一刀一锤，刻在我们心里，无法忘记。徘徊中，我看到有个孤寂的灵魂在飘荡，潇潇洒洒，坦坦荡荡，那遗世孤立的美叫我们不能不驻足凝视。
她叫张爱玲，不，或许我此时应该叫她张煐（“爱玲”是十岁时母亲带她去黄氏小学依照英文名字Eleen临时取的）。1920年9月20日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
公共租界？大家都不会陌生，它曾经那么堂而皇之地高耸在上海这座城市里。风声起，云絮落，想来真的好奇怪，尽管“五四”运动刚刚响起，它还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模样，歌舞升平，华丽无限。一个城市分为公共租界和华人所住的贫民窟。这两者之间用一块牌子分割得相当明显的。“华人和狗不能进入！”。
冷冷的风扫过心头，荡起灵魂的颤抖。是悲哀？气愤？或者更有无语的哀默吧？抬头望望天，天依旧蔚蓝，云依旧潇洒，生活依旧日复一日地度过。在岁月的年轮里，我们只闻风声，不见花香。袅袅然，凄凄然，徘徊迷离。
其实在公共租界里也是有华人的，他们或是清朝遗少，或是位高权重，不管是什么，唯一肯定的是他们口袋里都有银子，每天醉生梦死，恣意过着有滋有味的生活。看来悲哀，实则必然，那是个连孙中山都气得吐血的时代，我们又能责怪他们什么呢？如若每个人都能坚守，都能抓住信念，那么我可以肯定，他会在那个时代里脱颖而出，流芳千古。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在华夏这块神秘的土地上，生长着能“忍”的人群，每一朝，每一代的历史更替，都是经历最黑暗的时期后迎来的。
我曾问过一个朋友，他是我们身边众所公认最正直坚守的人。
我问他如果看到这样的牌子，他会怎么做？他告诉我，“气愤，想摘掉！”
我说如果你冲动地去摘，被关进监狱或被枪杀了呢？他停了下，告诉我：“那我会放在心里，将来找机会也要摘掉”。
是呀！找机会，他的机会就是中国人忍无可忍，一起团结反抗的时候，那时才有机会！
张爱玲出生的时候，中国人还没有团结一心。那里有着牌子，那里的洋人摆出施舍的面孔，他们恣意妄行，把华人和狗画成了等号。殊不知他的衣食住行是靠压榨谁的骨血换来的。
他们说尘世是残酷的，人性是现实的。我们踏着哭声而来，注定生活苦多过甜，凄凉多过美满，当沉雨打过残枝，当寒梅的尖锐，刺进心口，请记得，千万不要落泪，叫自己不要那么悲凉。微笑地，告诉所有人，你可以！张爱玲年幼之时，便已领悟到了这一点。
张爱玲出生在官宦之家，身世显赫。她的祖父张佩纶是晚清士大夫中“清流党”的代表人物，曾失战福建“马尾战事”，被革职充军，流放张家口。光绪十四年（1888年），期满释归。因与李鸿章是世交，遂得收留为幕僚，协办文书，掌理重要文件，并因此认识了李鸿章之女李菊耦。那年张佩纶已经41岁，两年前刚死了元配，又是个刚释放的囚犯，而李菊耦只有23岁，且素有才名，嫁给张佩纶做续弦委实委屈。其母闻知此事，大怒，痛骂李鸿章“老糊涂虫，把才貌双全的女儿许配给一个年龄相差十九岁的‘囚犯’”，李鸿章不听。在旧社会女人的地位远远不及男子的一发。
父命难违，李菊耦只能嫁了。结婚后，李菊耦亦未想到张佩纶这般有才情，他们烹茶作赋，夫唱妇随，过了一段与世无争的幸福生活。
1894年，中日两国在朝鲜爆发严重军事冲突，战争一触即发，北洋大臣李鸿章主持其事。张佩纶仍然主张与日对战，与李鸿章之子李经方意见相左。李经方起了排斥之意，通过关系，买通御史上奏，弹劾张佩纶。张佩纶无奈，只能携家眷搬到南京。李鸿章在南京大中桥襄府巷给他们买了一所巨宅，张佩纶和李菊耦在这里生了一子一女，子即张廷重，女即张茂渊。
张佩纶终日闭门不出，虚度年华。
此后一年，甲午战争爆发，集晚清全国之财力物力的北洋水师惨遭败绩，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一事件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康有为等发动公车上书，掀起维新变法的高潮。李鸿章也视《马关签约》为奇耻大辱，发誓终生不再履日地，并倾向变法。由于国内民愤四起，又不能指责清政府为慈禧倾尽国库，一心筹备万寿庆典，故将矛头指向了李鸿章。李鸿章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做了大清丧权辱国的替罪羊，甲午战争后，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
这就叫历史，总要找一个能顶起的人来扛罪，李鸿章不管名声和地位都担当得起，所以活该被选上。只不过他如此效忠清廷还是招来如此待遇，他心里是何滋味？坐在落花残枝的院落，他依稀可以看见慈禧为自己寿辰忙碌娇笑的身影，她不会为自己感到委屈，只会认为这一切是臣子该承受的。
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在屈辱和病痛中辞世。就在他咽气之前的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站在他的床头，逼迫他在中东铁路条约上签字。为了大清国与洋人争辩了一生的李鸿章此时已不能说话，他只有流眼泪了。眼泪流尽了，他的眼睛闭上了。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这位不同寻常的大清重臣，中国人一向的定论与百年以来的世界舆论截然不同。在中国，评价一个人是很容易，同时也是很难的事情。我们在对他咒骂痛斥之时，却忘了自我反思，自我反省与身为国人必将履行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称：“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美国人评论李鸿章：“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也曾视李鸿章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能与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可就是这样的人，日本亦竭尽了侮辱之能事，《马关条约》谈判时，李鸿章等清朝官员所坐的凳子都要比他们矮半截。
起风了，带着森森的凉。风声中我们只能明白一个道理，一个人再强大，你所处的国家不行，亦会被欺凌得无颜抬头。
张佩纶失去了李鸿章这座靠山，晚年只得隐居南京，纵酒过度，以抑郁终。临死前，他告诉自己的次子，张爱玲的二伯父张志潜说：“死即埋我于此，余以战败罪人辱家声，无面目复入祖宗邱垄地。”死而不归祖茔，张佩纶的凄凉孤零为这个煊赫的家族注入了一种苍凉的梦幻之感。
张佩纶走了，幼子张廷重只七岁，女儿张茂渊才两岁，李菊耦不足40就早早守了寡。“碧海青天夜夜心”的日子，一天一天辗转过去。那其中的滋味只有她自己明了。她把所有期望都寄托儿子身上，母兼父职，教子甚严。由于情绪沉郁，不久得了肺病，1921年在上海病逝，此时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只有十六岁，姑姑十一岁，尚未成人，和他们同父异母的二哥张志潜一起生活。
张廷重学了满腹诗书八股，长大后却全然派不上用场。中国早在1905年便废除了科举制度，李鸿章和张佩纶的时代早成了历史，四书五经换不了钟鸣鼎食，只能在茶余饭后消消食罢了。
无疑，张廷重的人生是悲哀的，像花丛里最名贵的花，带着绚丽的艳，每天依靠着根叶供应的营养和水分，等着花开，等着花落。空洞的灵魂，空来空去，在这世间不会留下一丝影子。而中国历史洪流里充斥着太多太多这样的人，我们为其悲哀的同时亦不能不质疑，为什么他们会如此悲哀？
张爱玲就出生在这样的大家族里，只是不知安静和孤傲是不是跟血液一样，是祖先留传下来的不可抗拒的礼物。张爱玲看着世态的变化万千，沉默着，从来不多说一句话。
那时清王朝已经灭亡十年，“五四”运动刚刚开始。与此同时，北方北洋政府与南方军政府已处于事实上的割据分治状态，而这一切并不能影响张爱玲精致的生活。资料上曾记录过张爱玲这样回忆的文字：“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母亲的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棉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
张爱玲小时，张家仍保持着豪华、奢侈与排场。她童年里唯一的不快该来自比她小一岁的弟弟张子静。在张家男尊女卑的现象很突出，张爱玲为此感觉气愤而委屈，恰恰领弟弟的女佣“张干”，裹着小脚，伶俐要强，处处占先，领她的“张干”因为自己领的是女孩子，自觉心虚，处处让着“张干”不敢和她争。那时张爱玲就知道“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胜过弟弟张子静对张爱玲来说易如反掌。她比他会说话，比他会画画，张子静曾嫉妒她画的图，趁没人的时候拿去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所以成年后张爱玲说：“我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
张子静从小体弱多病，大小得哄着他吃，人们曾经尝试在松子糖里加了黄连汁喂给他，使他断念，他大哭，把一只拳头完全塞进嘴里去，仍然要，于是他们又在拳头上擦了黄连汁，他嚼着拳头，哭得更惨了——要吃到香甜的松子糖，同时亦要接受奇苦的黄连汁，这是人生滋味最初，最直接的教育方式。
有人说，世事无常，命由天定，想来亦是有理。我们都不知自己是怎样的来，亦不知何时将把一切归还苍天。生命的本身就是“命”安排的劫数。无力中我们唯一可以庆幸的，就是我们的灵魂独独能归属自己，连“命”都不能左右。心性在一天天的经历中悄然发生着变化，我们看到了阳，亦看到了阴。
曾为花开微笑，曾为花落哭泣。时光流逝，世事繁复，渐渐地，我们对一切失去了本能的反应。笑的时候会昂头，迎洒一脸的细雨。哭泣的时候，会把脚放进雪里，身体冰凝了，心就不痛了。我们是红尘世界里的微尘，飘飘荡荡，我们追寻的最终是什么？张爱玲还是那么小的孩童，她就看到了繁华背后的没落，看到人性最丑陋的虚荣，这是她天生敏感，还是我们本来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现实的世界里？心被冰雪覆盖着，无能改变，无力挣脱。
清水娆寒梅。水是清的，梅是艳的，漫天飞雪洒落，风静静地，冰凝了水，吞没了艳，细细碎碎，清清静静，万事万物亦有灵性，无形中诉说自己的心声，哭亦无声，笑亦无声。
如果可以
缘分是什么？他们说缘分是前世的一种修为，只有功德圆满，今生才会相聚，携手共写命运的乐章。而缘分亦分为善缘和孽缘，善缘，彼此扶持，同甘共苦；孽缘，只有彼此的伤害和远离。
无疑，张爱玲父母的结合属于后者，并连累儿女，造成了童年不可磨灭的心理伤害。风太烈，柳会乱；雨太大，花会残。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承受力会强大到不受外界影响，每走一步，都会有成长的影子，或悲哀，或惶恐，或迷失，或欢喜。悲喜交织，构成人生的轨迹。
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十九岁时跟母亲黄素琼（后改名为黄逸梵）结婚。双方一个是御史少爷，一个是黄军门小姐，当时是人人都会羡慕的金童玉女。婚后两个人仍一直在张志潜家里生活。因张志潜不尚奢华，管束又比较严厉，日子久了，二人便有了脱离的打算。后来，张廷重托堂兄张志潭引荐，终于在津浦铁路局谋了一个英文秘书的职业，从上海到天津，借此机会跟张志潜分了家。张家的财产虽主要是由李鸿章作为嫁妆陪送过来的，尽管张志潜已先自侵吞一部分，但分到张爱玲父亲张廷重名下的资财仍相当丰厚。
自立门户后，张廷重有了金钱的支配权，立刻变得挥霍无度。就像张家花园里那株盆栽的梅花，扭曲生长多年，致使枝弯叶薄，一旦打碎花盆重新栽进土里，亦不会长成什么可观之花，只会更加疯狂。
张廷重来到天津，简直风光无限，很快结识了一群酒肉朋友，开始花天酒地，嫖妓，养姨太太，赌钱，成了典型的放荡遗少。而黄逸梵虽然出身世家大族，思想观念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较深，对封建旧社会男女不平等及许多腐败习气深恶痛绝，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争吵。
1924年，为了表示抗议，黄逸梵决意和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一道出国。张茂渊也是新派女性，反对哥哥而支持嫂子。那一年，黄逸梵已经二十八岁，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是当时出国中的“异数”，说她“不安分”，“进步女性”的都有，张爱玲则很佩服母亲的勇决。她后来说：“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的母亲，她是个美丽的女人。”她去法国的时候，张爱玲只有四岁，她还不懂人世悲欢离合下所隐藏的沉痛和哀伤，像绵绵的秋雨，洒得人心头好冷。
后来，她回忆母亲起身时的情景说：“上海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绿裙上面钉有抽搐发亮的小片子，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了时候了，她好像没听见——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一闪一闪，是海洋的无穷无尽的颠簸悲劫。”
这个世界上，女人本身就是弱者。不管体力、精力都不如男人。黄逸梵无止境地痛哭，是对自己婚姻的绝望和控诉。但不管是封建社会，还是那个新旧交替的年代，都无力在根本上解决这样女子不幸的命运，尽管她丢下儿女出国了，亦只是暂时的逃避，黄逸梵清楚，张廷重更清楚。
她走了，张爱玲会跟弟弟张子静坐在花园里，数着秋风下的残叶，一片一片，脱离了母亲的怀抱，它们的孤单与迷茫，只有它们自己明白。而他们姐弟俩人的苦楚又会有谁知道？风是无语，叶是无情，张子静曾对姐姐说，他不知道“母亲”这个词代表的具体含义，他从来就没感受过母爱。张爱玲不知道怎么安慰弟弟，因为“爱为何？”她亦不知道，抬头望着树上鸟巢里的小麻雀。雀妈妈也怀孕了，在那叽叽喳喳地唱着歌，她在期待新生命的降临吗？她想要雀宝宝吗？如果要了，会爱吗？要是爱着就不会离别了吧？！
我们每个人都对生命产生过质疑，也曾想狂喊地询问苍天，为什么生命的旅程充满着艰辛和苦难，为什么拼了命地去争取，最终亦是两手空空。他们说人生如戏，入戏了，被“戏”本身捉弄嬉戏；出戏了，亦把一切归还于“戏”。闭上眼，期盼来世不要为人，甘愿做个石头，可以安静地，踏实地过一次。
黄逸梵走了，张廷重马上把外面的姨太太迎进了门。姨太太本是妓女，绰号老八。一进了张家，张家立刻变得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姨太太性情暴躁，看着张爱玲站在张廷重身边念书，便亦教自己的一个侄儿读书，背不上就恣意打他，一张脸常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姨太太和张廷重也吵架，有次动手把他打了，用痰盂砸破了张廷重的头。于是，家族里有人出面说话，逼着她走路。张爱玲坐在窗台上，看着大门里缓缓出来两辆塌车，都是她带走的银器家生。
太太走了，姨太太也走了。这个家里很冷吗？谁都留不住？！不知道那时，张爱玲会不会意识到自己将来亦会从这里逃出去，没有一丝留恋和牵挂，比他们任何一个走得都凄绝，都干净！
有人说，不管处在什么时代里，童年都该是美好的。张爱玲的童年婢仆簇拥，娇容华贵，这里充满鸦片燃烧的雾气，一团团，一簇簇，像迷离的花。花里没有母亲，只有张廷重坐在那里，头上搭着一块湿手巾，两眼发直，不知道他终日想些什么？未来？过去？或者是死亡？因为打了过度的吗啡，他已经几次跟死神交锋。32岁，人生的黄金年龄，他却恣意地浪费，布满暮气沉沉的况味。
张廷重本来在津浦铁路局做英文秘书的职位，是个闲差，并是在他堂兄辖下单位，张廷重就更加放肆，根本没去过，加上吸鸦片，嫖妓，与姨太太打架，弄得声名狼藉，影响了堂兄的官誉。恰巧1927年1月堂兄又被免去交通部总长之职，张廷重失去靠山，只好离职。
这件事情对张廷重打击很大，终日阴气沉沉，张爱玲不敢靠近他，总会找亲戚中的一位被称为“三大爷”的老人，他永恒地坐在藤椅上，就好像长在那里似的，并且永远重复一个问题：“认了多少字啦？”再就是：“背个诗我听！”“再背个”每次听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就流泪。
张爱玲会悄悄退出来，年幼的她不知道什么是亡国，更不清楚老人在哭什么？只知道身边的人都不会笑。抬起头，看看天，天依旧是蓝的，像块洁净的大台布，阳光细细碎碎地扬洒在上面，很美，可是这样美的世界为什么从来不能叫人欢乐呢？
张爱玲幼小的心在冰冷中慢慢沉寂，她时常会萎缩在黑暗的角落里，和父亲张廷重保持一样的姿势发呆，只是她知道自己想些什么，她想着未来，想着树上那只小麻雀，它的童年快乐吗？
如果可以，张爱玲也想做只小麻雀，在父母的关爱中幸福生活；如果可以，她愿意给出漂亮的衣服，香甜的糕点；如果可以——只可惜世界上没有“如果”的立足之地。这些虚拟的，不切实际的东西，在现实面前如此苍白无力。张爱玲明白，所有人都明白，可是就算把“如果”丢进黄河，亦不能阻止它们所散发出来的致命的诱惑！所以人们都抱着幻想，每天都在期盼，等待。如果可以——
亦曾渴望
那一年张爱玲8岁，生活仿佛一直对她展示着腐烂、颓败的一面。那里没有阳光，布满着墨绿色的苔藓，湿湿的，滑滑的，轻轻踩上去，就会被心存的那一丁点希夷绊倒，手脚酸痛。所以张爱玲会选择安静地坐下，看着这个阴冷的世界，她希求人世完美，可完美在哪里？
张爱玲8岁的时候，那个动乱的年代发生了很多事情。奉系张作霖在军阀混战中失利，从北京撤回东北途中，于皇姑屯车站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设的炸弹炸死；张学良“东北易帜”，以示由国民政府统一中国；那一年，政府公布上海市总人口数为2717000人，其中外侨人数47000人，上海位居世界第六大城市；那一年张爱玲还不叫张爱玲，叫张煐，跟父亲张廷重回来上海，迎接母亲黄逸梵回国。
生活似乎给张爱玲开了一扇温暖的窗，母亲黄逸梵回来的那一天，她吵着穿上认为最俏皮的小红袄，满心欢喜地等在码头上。可是黄逸梵看到她的第一句话就是：“怎么给她穿这样小的衣服？”孩童的心都是敏感的，张爱玲的笑容渐渐淡去。不久，母亲就给她添了很多新衣。
黄逸梵的回来使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张廷重痛改前非，被送进医院戒毒，黄逸梵开始按照她在欧洲游历四年的见识来改造这个家。他们搬进了一所新的花园洋房里，青青的草，醉人的花，小狗在园艺丛里钻来钻去，家里陡然添了许多优雅雍容的客人，多了钢琴、油画这些新颖的摆设，多了歌声和笑声。
当黄逸梵和一个胖阿姨并肩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时，张爱玲会笑得打跌，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她是真心快乐，好像从记事开始，第一次这样开心过，因此好多年好多年以后她还清晰地记得。
家里的一切都是美的巅峰，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不甚协调，然而张爱玲由衷地喜欢，连带地也喜欢英国，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代表着母亲的来处，使她联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虽然母亲黄逸梵一再告诉她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依旧没有纠正张爱玲最初的印象。
一个早慧而敏感的孩子，她成长的道路一直被细雨倾洒，忽然有一天被阳光攻占了一角，她会显得格外珍惜，如此贪恋阳光的味道。她开始比较像一个正常的得人宠爱的好孩子那般乖巧起来。学英文，学钢琴，学画图，黄逸梵告诉她，画图的背景最忌讳用红色，背景看上去应有相当的距离，红的背景总觉得近在眼前；她同母亲一起看电影或是听音乐会，母亲叫她不要出声，她便端坐着一动不动，完全是一个西式淑女的风范；她们也会在花园里散步，讨论英国和法国的天空有什么不同，空气中充满着西式的浪漫，回到房间，黄逸梵会拿起《小说月报》看，有一次上面登了老舍先生的小说《二马》，黄逸梵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张爱玲就靠在门框上笑。
在母亲创造的这一种气氛里，她学会了一种“优裕的感伤”，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黄逸梵说起它的历史，竟会掉下泪来，黄逸梵见了对张子静说：“你看姐姐可不是为了吃不到糖而哭的。”
张爱玲笑了，世界上还有比真诚、充满爱心的话更温暖，更幸福的吗？没有了！再也没有了！那一刻，世界是美的，花是红的，空气是清新而醉人的。张爱玲祈祷这样的日子永远继续下去，如果她的愿望实现了，那么这世上就会多一个美满的家庭，但或许会少一位深刻的作家。如果让我来选择，我希望是前者，温暖一颗孩子的心比什么都重要。
可惜老天并没有听到这个孤苦女孩子的祈祷。张廷重从医院回来了，不久又重新抽上了鸦片。他根本就戒不掉，因为他的心魔不死，烟瘾就不会死！
毫无疑问，张廷重的世界是悲哀的，他的心爬满了蜘蛛网，结了许多丑陋的结。怀才不遇，便是其中最古老，最长久的结。他看不清这个世界，看不清自己，面前的路似乎错综复杂，但是他不知该走那一条。他每天畏缩在椅子上，靠着吗啡来麻痹，幻想旧王朝重来之日；对于妻子的矛盾是旧结上又攀索了新结，有个美丽聪慧的妻子是男人的福分，但这个妻子个性刚硬，原则分明，与丈夫的思想看法完全南辕北辙，那便是危险的信号了，慢慢堆积就会成为婚姻的冤孽。
望着天使般的妻子，张廷重只想到一个大家族通常惯用的方法来解决，那就是金钱约束！自古留下的家族生存法则里明确地写着，血脉的亲疏并不是最重要的，资产和权位才是关键，张廷重曾被兄长挟制过，所以亦打算用这一招剪断妻子远飞的翅膀。他想尽各种理由不肯拿出生活费来，叫妻子贴钱，把她的钱逼光了，那时想走也走不了了。
黄逸梵马上看清了张廷重的小伎俩，两夫妻再度开始了无休止的争吵，比赛似的砸杯子，砸家具。张爱玲再次陷入无助的黑暗的深渊里。每当父母争吵，佣人们就会把小姐弟拉到花园里静静地玩，不要出声。春暮迟迟，太阳的余光斜洒在身上，刻骨的冰凉，张爱玲听着楼上的争吵声越来越响亮，她和子静会惊怯地面面相觑，都不敢说话。
阳台上挂着绿竹的帘子，风一吹，像绿色的大海，母亲的哭泣是大海里最最无助的凄凉。月光从厚厚的云层里走出来，柔柔的光线照在沉寂的庭院里，张爱玲的心再次被冰冷覆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以逃出这个冰冷吵嚷的噩梦。
在黄逸梵和张廷重的争吵里有一条是关于张爱玲求学问题的。黄逸梵坚持送她去学校受教育，在此之前，张爱玲和张子静一直在家里由私塾先生教学的，主要是教认字，背诗，读四书五经。而黄逸梵在欧洲游学四年，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坚持认为新式教学才是科学的，多元的教育，执意要送孩子进新式学校。
张廷重则坚持不同意，他骨子里遗传着太多陈旧的东西，女子无才便是德，何况洋人办的学校有什么好的，让女儿跟她的母亲一样，满口英文，满世界乱跑？有那份钱还不如买两口烟抽。他的世界被厚重的乌云覆盖着，“责任”两个字早被压缩成迷离的水汽，在那里孤零零地发着抖。他完全无视的同时，将钱财安排得公平合理，逛堂子，抽鸦片，玩女人，生活完美得无可挑剔。
他的自私和毫无责任叫黄逸梵伤透了心。然而张廷重终究没有争过妻子，有一天他上楼休息的时候，黄逸梵像拐卖一样地拉着女儿的手，偷偷从后门溜出去，径直到了黄氏小学报名处。在填写入学证的时候，她犹豫了一下，支着头想了片刻说：“填个什么名字好呢？张煐这两个字叫起来嗡嗡的不甚响亮——暂且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字吧。”于是，便随手填写了“张爱玲”三个字。
张爱玲一直都记得母亲拉着她手偷跑出来，与那个斜着头取名字的样子。而不久，黄逸梵再次签了一个字，那就是跟张廷重正式签字离婚。
离婚自然是黄逸梵提出的，并请了外国律师，张廷重起先是不愿意的，签字那天也还吃吃艾艾地磨着时间，直到黄逸梵说：“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了。”这句话叫张廷重十分受伤，便也签了字。
张爱玲和弟弟子静都归张廷重监护和抚养，但黄逸梵在离婚协议里，坚持张爱玲日后的教育问题——要进什么学校，都需先征求她的意见，教育费用则由张廷重担负。
这里并不是母亲太偏爱张爱玲，而是她认为子静是个男孩，张廷重不会不叫他接受好的教育，没想到她一方的相信却耽误了子静一生的学业。
一个短暂幸福的家就这样破碎了。自此之后，张爱玲跟童年挥手说再见，并在日后说了叫人刻骨铭心的话：“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
家？究竟什么是家呢？家里的成员都是血缘至亲的人，他们应该互相关爱，互相依靠，彼此取得温暖和灵魂的安静。而父母是孩子的榜样，教会他们如何爱，如何面对这个纷乱的社会，如何选择自己该走的路。
张爱玲的世界里没有爱，如果说她是父母欢愉过后的产物太过冰冷，但我们又能说她什么呢？她感觉到过家庭的温暖吗？她知道什么是爱吗？在满满鸦片朦胧的房间里，幽暗肆意生长，爬满了脚，爬满了心。当她走在回廊里，那单薄的背脊可否叫张廷重和黄逸梵感觉到羞愧？我想他们不会，因为他们根本就看不到，一个忙着布置自己的新家，一个正被鸦片麻醉着。渐渐地，日子久了，感觉到鸦片已经不能麻木他的苦闷，张廷重开始打吗啡，并雇佣了一个男仆，专门替他装烟打针。
起风了，阳光又被厚厚的云朵埋藏起来，张爱玲来到了杨树下。那里的雀妈妈正在小心翼翼地喂宝宝吃小虫子，张爱玲的泪轻轻地，轻轻地滚了下来。她比什么时候都渴望自己就是那只小麻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