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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暴民冲击使馆的几天前，确切地说是几夜前，一个声音吵醒了索别斯基。当时他正在阁楼的仆人间里睡得人事不省。屋子里闷得要命，不过整个使馆也就只有这里是空着的，其他地方都挤满了难民。
那可真是令人精疲力竭的一天——每分钟都会有惊慌失措的人向他恳求，跟他要食物，要水，要厕所，要睡觉的地方。奥地利大使馆提供庇护的消息甫一传开，使馆门口几乎发生暴乱：人们不顾一切地互相推搡踩踏，疯狂地想要挤入围墙，得到庇护。但使馆代表的是奥地利、德国和瑞士，根据国际法，只能允许这三国的民众进入避难所，因此索别斯基只好硬着心肠拒绝其他国家的难民；这种情感上的折磨尤使他心力交瘁。一直忙碌到后半夜，他才上床就寝，一沾枕头就沉沉地睡了过去。
突然，他的酣眠被一个声音搅扰了，也许是在做梦？这个声音一直不停地呼唤着：“索别斯基表哥！扬·卡西米尔表哥！”
他昏昏沉沉地挣扎着，慢慢清醒过来，终于费力地睁开眼睛。这时他心想：“果真是在做梦呢。”因为就在他的床头边上，站着一个幽影——一个女孩？还是女人？她手中擎着一支蜡烛，摇曳的烛光映得身影朦朦胧胧的，高高盘起的头发闪耀着深红色的光泽，就像雷诺阿[1]（Renoir）笔下的女孩或女人，头发也是这种色泽。（他的收藏品里一幅雷诺阿的作品都没有，莫非就是这个缘故？）
那幽影的另一只手紧攥着睡裙的褶边——这是什么睡裙哪！竟然是时下的巴黎下等风尘女郎所钟爱的那种式样：粉色的蕾丝褶边，遮的还不如露的多，从低低的领口望进去，年轻坚挺的乳房中间那道沟壑简直一览无遗；裙子两侧开衩高高的，露出了迷人的大腿。索别斯基想起来了，如今这种睡裙在《巴黎生活周刊》（La Vie Parisienne）上颇受追捧，那些低级文员和男学生们一面色迷迷地大饱眼福，一面戏称之为“撩骚裙”[2]。不管这女孩是什么人，小小年纪穿成这样，感觉倒像个小姑娘穿着妈妈的衣服在扮大人。
“索别斯基表哥，”那幽影贴着他的耳朵，用小姑娘才有的稚嫩嗓音小声说道，“您不认识我了？我是玛吉特·巴拉顿（Margit Balaton）呀，您的表妹。我想要您做我的爱人。几年前在巴登（Baden），您曾经带我散了好长时间的步，从那时候起，我就想要您做我的爱人了。您认不出我来了？”
这下子索别斯基记起来了。
他的确带这个小姑娘散过步。当时他刚刚成为索别斯基家族的新任族长，正忙着四处旅行，在各路贵族亲戚们面前亮相。记得那天刚散完步回来，女孩的母亲巴拉顿—巴拉特王妃（Princess Balaton—Balat）就把他拉到一边，支支吾吾地跟他借钱。“我们最近手头有些紧，”她说，“需要一笔钱送玛吉特上学。”
对此他早有准备。耶德尔斯特地为他准备过一份行程指南，这个老犹太人用整洁的小字写道：“巴拉顿—巴拉特亲王夫妇会向殿下‘借钱’。如果您打算同意他们的请求，那么我建议，只有在数额不大、用途明确时，您才可以应允；但不要当作借款，因为钱是肯定要不回来的，这样做只会徒增嫌隙，还不如索性作为礼物送给他们。另外，切勿把钱直接交给亲王或王妃本人，他们只会在牌桌和酒桌上把钱挥霍掉。您可以让他们把账单寄给我，由我来替他们支付。”
于是他答应了承担女孩的学费——毕竟她母亲也是索别斯基家族的一员，是他祖父弟弟的女儿，已故父亲的亲堂妹；要是她供不起女儿上一所体面的学校，对身为族长的他乃至整个索别斯基家族的名声都会有负面影响。因此，那之后的几年（4年还是5年？）里，小表妹在巴黎圣心女修道院（Sacred Heart Convent）的花销都由管事直接支付，并每年向他报两次账。
他几乎从没怎么想起过这位小表妹。不过，那天早些时候，倒是因为想起她，他才会同意让圣心修道院的修女和20几名学生进入大使馆；她们的学校被暴民放火烧掉了。这是他唯一一次破例，本来按照规定，使馆只能收容奥、德、瑞这三国的公民。他把她们安置在马厩里，能遮风挡雨的地方只剩那一处了。为此她们校长特地找他致谢，但当他提出想过去看看一切是否都已妥善安置时，她却颇为高傲地拒绝了：“我们不允许男士进入学校区域。”这时他想到玛吉特，就问：“我的表妹玛吉特·巴拉顿—巴拉特公主，是跟你们在一起呢，还是已经及时撤出了巴黎？”
那位上了年纪的修女冷冰冰地说：“我们只能向学生家长或监护人提供这些信息，这一点想必您也明白！”经她这么一说，索别斯基反倒怀疑表妹多半就在使馆里。不过紧接着他有许多别的事要忙，没工夫再为一个学生表妹操心，因此很快也就把她置诸脑后了。
“也许我对那位校长的看法不够公正，”索别斯基一闪念间想道，“看来她对青春期少女的了解比我想象的要多呢，至少对眼前这一位来说是这样。天啊，她到底是从哪儿弄来这么件轻佻俗艳的睡裙？又是怎么知道上这儿找我的？”
就在这时，那孩子又开口了，声音甚至比先前更轻，几乎低不可闻。她问：“您想让我脱掉睡裙吗？”
索别斯基大惊之下，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不，别那样，会感冒的。”
话音甫落，他就发觉自己说了句傻话，并且意识到自己处境不妙。他屏住呼吸，心惊胆战地等着那孩子顺势接上一句：“您可以帮我取暖呀。”天知道那之后他又该怎么办。幸好这孩子只是犹豫不决地站在那儿，苦恼地咬着嘴唇。
这情形真是既荒诞又滑稽，索别斯基差点儿忍不住笑出来。可他同时又感觉到邪恶的诱惑和刺激，因为女孩尽管长着一张娃娃脸，姿态和嗓音也充满稚气，可她的身子——被那件有伤风化的睡裙勾勒得若隐若现——已经是一具发育良好、熟透了的女性的胴体了。这胴体散发的性感令索别斯基内心升腾起一股难以遏制的渴望。他很清楚，只要女孩真碰了他，他是绝对克制不住自己的。可她只是站在那儿，一手握着烛台，一手攥着睡裙褶边。他好容易才抑制住冲动，没有伸手把她揽到怀里。
就在那一刻，索别斯基忽然下定决心（他也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绝不能纵容自己伤害这个半是女孩、半是女人的姑娘，一定要保护她远离任何伤害。他要对得起她的信任。这并非想对她父母尽义务，虽说他对他们的确有某种义务；也不是因为他不敢跟这么年轻的少女欢好。“毕竟她该满16岁了吧。我以前跟不少女孩子上过床，好些年纪比她还小呢，可不管是她们还是我自己，从来都没觉得有什么可悔恨的。”
甚至也不是因为当时的情形太过荒诞，逗得他在心里拼命发笑；那种情况下，他要是真的听从她的意思抱住她，还不知道接下来会搞成什么样呢。确切的原因是什么，他一时也说不上来：也许是出于一种荣誉感、一种骑士精神，又或者是她的纯真无邪令他感到了敬畏。
她是纯真无邪的，尽管她冒冒失失地闯进他的卧室，想要主动献身；尽管她穿着风尘味十足的睡裙；尽管她只会从那些“刺激”的香艳小说里照搬一些俗不可耐的陈词滥调。可以想象那群十几岁的少女是怎样瞒着修女，偷偷把这类书弄进宿舍，蒙着被子如饥似渴地阅读；而修女们越是喋喋不休地强调“肉欲的罪恶”，她们的想象力便越是千奇百怪、离经叛道——尽管如此，这孩子本身却是纯真无邪的。
忽然之间，他不再是个小青年了。在此之前，他一直是“年轻的亲王、耶德尔斯的学生，正向老犹太人学习财产经营”；或是“梅特涅亲王的弟子，师从年迈的大使学习外交事务”；或是“阿普里斯爵士的小友，跟着这位英国绅士学习声色犬马”。当然，那年他也不过才31岁。但就在巴黎的那个夜晚，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是“我们的年轻人”了。他成熟起来，成了一个能够担责任、做榜样的成年人。尤其对玛吉特而言，他成了一个年长的、值得信赖的人……“况且，”索别斯基心想，“在她眼里，我一直都是这个形象吧。”
他花了大半个钟头，终于劝得这位少女同意离开了。其实她也挺乐意离开的，她的冒险自始至终都得以停留在“浪漫”的阶段，心里毕竟也是松了口气的吧。他很怀疑这姑娘是否真的明白，万一他没克制住自己，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哄着她，保证她可以给他写信，保证不娶别的女人，即便真要娶，也得第一个告诉她，还保证等她完成了学业，年龄再大点儿，他就得做她的“爱人”。他还模仿她痴迷的爱情小说里男主人公的调调，发表了好些个慷慨激昂的演讲，搞得他自己都觉得可以从外交界转行到政界发展了。这样费尽口舌之后，她总算是走了，临走时还在他脸颊上轻啄了一口，印上了一个妹妹式的纯洁的吻。
三年后他娶了她。作为王室家族的族长，他有延续子嗣的义务，而那意味着必须跟出身相当的贵族女子结婚。当时，经过玛吉特祖父和父亲两代人的挥霍，巴拉顿—巴拉特家族已经没落了，不过仍可算是名副其实的名门望族，堪堪能与索别斯基这个高贵的姓氏相称。她们家世代都是匈牙利的贵族，16世纪匈牙利被土耳其占领后，又成为奥斯曼（Ottoman）帝国统治下半自治的领主。到了17世纪，他们把筹码押在哈布斯堡大公身上，后者登基后把巴拉顿—巴拉特册封为亲王，并在土耳其人败退后，把匈牙利西部空出的最富庶的领地封赏给他们。他们前后有四代人与索别斯基家族及其亲属通婚。毫无疑问，一位索别斯基亲王和一位巴拉顿—巴拉特公主的联姻绝对是门当户对的天作之合。
更何况这中间还有玛吉特每周一次的来信：这些信激情洋溢，充斥着身体细节的描写，倾诉着饥渴的欲望，大胆得叫人吃惊。她用了什么法子把这些信偷偷寄出来，他完全猜想不出，后来才想到肯定是通过约瑟法（Josefa）转到他手中的，那会儿约瑟法已经离开修道院了。每个星期，这些信都会如期而至，看得他浑身燥热，又是窘迫不安，又是心猿意马，尽管也常常令他忍俊不禁。而玛吉特裹在那件薄睡衣里的成熟的胴体，更是时不时闯入他的脑海，勾起他的幻想，甚至介入到他和其他女人的艳遇里。
后来他去了柏林。几年后，等到玛吉特年满19，从修道院学校毕业两年后，他就履行了那天晚上的承诺——尽管当时只是为了把她打发走。从此，玛吉特成了索别斯基王妃兼普热梅希尔公爵夫人。很久以后，她告诉他，自从那个孤独寂寞、无人关爱的11岁小女孩同她的“帕菲特骑士（Parfit Knight）[3]”一道散过步，她就知道必定会有这一天的。
当初巴黎的小阁楼上那个闷热旖旎的夜里，玛吉特的胴体曾许下无声的承诺，现在都一一兑现了。她的胴体就是性感的化身，它急切地回应着他的每一次引导，它给得越多，他就要得越多；而要得越多，他自己也就给得越多。如果说引领波琳享受鱼水之欢是一种极乐体验，那么引领玛吉特的过程则更像惊心动魄的探险。
玛吉特的身子也践行了对于婚姻的诺言：生下继承人。他们婚后头五年住在柏林那段时间里，总共生了三个健康的孩子，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怀孕和生产对这具身子来说似乎轻而易举。事实上，她的胴体在孕期才是最诱惑、最撩人、最光彩夺目的。
可是她的容貌、姿态和嗓音却依然像个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少女，银铃般的笑声还是同从前一样清脆悦耳、无拘无束。她跟人相处的态度就像个喜怒无常的15岁孩子：一会儿把你当作最亲密的朋友，跟你亲热得不得了；一会儿又撅着嘴生气，对你不理不睬——可不出十分钟，她就又哭又笑地跟你重归于好了。每个人都拿她当个可爱的、略有些娇宠过头的孩子，年轻一代更是把她当作同龄人，而不是一名成年女性，一位高贵的夫人、公爵兼大使的妻子、以及三个孩子的母亲。
在19世纪80年代，他们刚刚移居英国的前三年，尤其是保守党失势、索尔兹伯里侯爵下野的那段日子里，他们时常去哈特菲尔德（Hatfield）雄伟的侯爵府邸度周末。索别斯基常和侯爵关在密室里商讨政治和国际事务，一谈就是好几个钟头；玛吉特则跟侯爵的孩子们混在一起玩闹——那帮小塞西尔（Cecils）总是生气勃勃，又笑又叫的，十分惹人喜爱。她跟他们玩哑谜猜字，领着他们在大宅子里吵吵嚷嚷地寻宝，在树丛里假扮牛仔和印第安人。没过多久，孩子们就不再拿她当贵妇、成年人或是客人来对待了，他们开始喊她“玛吉（Margie）”。再过不久，他们的父亲侯爵大人，一面训斥孩子们过于随意，一面自己也三番五次地喊起“玛吉”来了。他跟索别斯基虽说有这么多年的交情，可除了“殿下”或“公爵”，还从没称呼过别的呢。
甚至她自己的孩子也把她看作同龄人，就像个大姐姐似的。玛吉特对她的孩子并不格外关注；她高高兴兴地把他们放手交给奶妈、保姆和家庭教师去管，可孩子们照样跟她很亲近。索别斯基心里明白，尽管孩子们不像当年自己怕父亲那样怕他，可跟他相处时还是会有些不自在。他们跟玛吉特的关系就完全不一样了。有一回，他家小儿子神魂颠倒地爱上了维也纳一名歌剧女演员，一门心思想要娶她，当时他才24岁光景，那女人比他大10岁。于是他立刻跑来向玛吉特吐露心事，而玛吉特呢，自然早已对儿子的恋情一清二楚——她的女仆从少爷的贴身跟班那儿一打听到这事，转头就告诉了女主人。还没等儿子来找她，她就把女演员的老底摸透了：那女人有丈夫，就在她长大的乡下小镇上开着一家咖啡馆。这样一来，自然没了结婚这码事，而门不当户不对的危险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
人人都喜欢跟玛吉特说些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话。那些小道消息总是自动汇集到她这里，就跟铁屑碰到吸铁石似的。不光女仆会把背地里传的闲话告诉她，那些发型师、按摩师、马车夫的老婆，乃至住在乡间别墅或是大使馆里的贵妇人，有什么新闻都会说给她听。玛吉特从不看报，也基本不读书。可她总能提前一两个礼拜就知道，首相会推荐谁顶上嘉德骑士团（Knights of the Garter）里的空缺，谁会被任命为伊利的主教（Bishop of Ely）。至于各种花边新闻她更是了如指掌，比如谁跟谁上床了，谁又跟谁闹掰了，某位公爵夫人的新生儿究竟是谁的种；再比如，年轻富有的勋爵被无耻的贴身跟班揩了多少油，画模们倘要向他自荐枕席，得付给这跟班多少酬金，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每天上午，她会在10点钟喝一杯咖啡，然后煲上两个钟头的电话粥——索别斯基觉得，她花掉的电话费实在太离谱了，居然超过了整个使馆的话费支出——直到中午时分，她才会挂掉电话，让女仆帮她梳洗打扮，而这时候，她对伦敦社会的了解已经超过了圣西蒙公爵（duc de Saint—Simon）对路易十四（Louis XIV）宫廷的了解，或是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对查尔斯二世（Charles II）治下的伦敦的了解。
不过，她这人一点儿也不谨慎，就跟个孩子似的没心没肺，似乎也没人在意这一点。诸如风流韵事和隐私流言、高级妓女和同性恋、顶着贵族头衔的骗子、大家族内的钩心斗角，无论什么话题，她总是漫不经心地信口道来，间以一阵阵银铃般清亮的笑声，而这种随心所欲的态度正是她最大的魅力所在。他们住在伦敦的前几年，欧文·里斯·尼维斯的祖父老卡迪夫伯爵（Earl of Cardiff）就特别喜爱她，就跟喜爱一只宠物似的。有次他跟玛吉特开玩笑：“你应该把你的故事编成书，书名就叫作《哥尔多尼故事集》（Tales from Goldoni）。”可怜玛吉特根本听不懂，因为她从没听说过兰姆的《莎士比亚故事集》（Tales from Shakespeare），尽管英国孩子都是听着这本书里的故事长大的。她也没听说过18世纪风行意大利的即兴喜剧，这种戏剧形式有一套固定的人物角色，比如偷情的妻子、好色的老头、手脚不干净的仆人，配以一幕幕日常生活场景，以此营造生动的喜剧效果。当然了，她更没听说过哥尔多尼（Carlo Goldoni），这位剧作家在即兴喜剧中的地位，就跟莎士比亚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一样。老伯爵只得一一解释给她听，可这么一折腾，这笑话自然也就变得索然无味了。
玛吉特的无知已经到了完全不可救药的地步，尽管她在学费高昂的巴黎圣心姊妹学校念了这么多年书。其实读什么学校对她都没分别。记得也是在哈特菲尔德，一次晚宴上，索别斯基听见她对邻座一位著名的数学家说：“我觉得用餐的时候讨论生殖[4]的事儿不太好吧。”原来她压根儿不知道“multiplication”这个词还有乘法的意思。他这才发现，自己的妻子天生就是块不堪造就的朽木。她缺乏思考能力，任何一种抽象的概念，无论是政策或外交，还是书籍和理论，她都完全没法理解。她只懂单纯地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她眼中的人们只是一些单独的个体，分为男人、女人和小孩，她只能理解他们最基本的行为，例如，他们的爱情生活。
可她并不蠢，一点儿也不。她热爱戏剧，经常从他们的乡间别墅，梅德斯通（Maidstone）附近的霍恩阿比庄园（Horne Abbey）赶到伦敦看戏，一个月总得去三四回。10年前，还是在90年代那会儿，易卜生的戏剧曾风靡一时，但她却不喜欢。“他写的人物光会讲大道理，”她说，“一点儿也不真实。”她反倒是喜欢上了新生代剧作家萧伯纳，他每部作品的首晚演出她都会去捧场。
“可是比起易卜生，萧伯纳的戏剧说教得更厉害吧——说的还都是些奇谈怪论，什么女性主义、素食主义、绝对禁欲，还有什么社会主义之类的。”有人会这样提出异议。
“这我知道啊，”她则会反驳说，“但他塑造的人物总是比他的说教更成功。”索别斯基想，萧伯纳本人多半不会感激这样的评价。不过，没脑子的人可说不出这样一番话来；说这话的，应该是个颇能一针见血的聪明孩子。而这正是玛吉特的本来面目：一个知觉敏锐的孩子，同时又被赋予了性感妩媚的女人的胴体。
“不过话又说回来，”索别斯基沉思着，“真实的、活生生的男人和女人可没那么简单，不像即兴喜剧或者玛吉特的《哥尔多尼故事集》里的那些人物，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玛吉特自己就是最好的证明。她身上隐藏着好几面，就像难解的谜题，勾得人心痒难熬，却又揣摩不透，哪条公式都套用不上。
比如说，她对“夜间检阅”那种无动于衷的态度就很令人费解。
索别斯基初次跟女人同床是在12岁左右。他的贴身男仆想必是向上报告了他做春梦的“证据”，于是有天晚上，等他的看护人陪他做完晚祷，送他上床睡觉时，一个女人正躺在床上等着他。她是服侍看护人的一名女仆，索别斯基此时回想起来，那姑娘最多也就十七八岁，是个简单淳朴、目不识丁的波兰农家少女。可在12岁的小男孩眼里，她却表现得如此神秘、老练、成熟，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令他既享受，又惶悚。从那以后，每个礼拜都会有个年轻姑娘被送到他床上，不过日子并不固定，同一个姑娘也绝不会连着出现两次，以防他会着迷。
16岁时，他被送往卡尔科斯堡教会学校，接受为期两年的正规教育。他被告知，从此以后他要过一种“成年人的家居生活”了。起初他并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直到他在他的新居（从前是某个维也纳贵族的避暑别墅）度过第一个夜晚。那天晚餐后，他回卧室睡觉。平生第一次，他的看护人没有陪着他，只有两个贴身男仆一左一右为他引路，手里各举着一座插着许多蜡烛的枝形烛台。经过大厅时，男女仆从分别排成两列夹道送行，男仆在一边鞠躬，女仆则在另一边行屈膝礼。等他走进自己的私人房间，其中一名贴身男仆便问他：“殿下要不要哪个姑娘来卧室陪伴您？”
这就是所谓的“夜间检阅”，自那以后成了每晚的例行事务。从整个东欧到西西里和西班牙南部，任何一位与穆斯林及其后宫毗邻而居的贵族宅邸里，夜间检阅都是司空见惯的常事。
波琳觉得这种陋习令人作呕。她说：“我可不想住在妓院里！”然后就把所有女仆都赶到楼下去了。露西尔嘴上不说什么，实际做法却跟波琳一样。可是玛吉特对此却完全无动于衷。“你和我在一起时，我要求你整个儿都属于我，”有一次她说，“可要是你不在我身边，那你做什么对我又有何分别呢？”
毕竟，玛吉特身边还有她的约瑟法呢。
[1]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1841—1919），法国印象派重要画家。
[2]原文为naughty nightie，其中naughty有“下流”的意思（suggestive of sexual impropriety）
[3]帕菲特骑士：原词出自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开场白中对一位骑士的描写（a varrey,parfit gentil knight）。后指18世纪70年代英国一则传奇故事中的男主人公。
[4]原文为multiplication，有“乘法”和“生殖”的双重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