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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天下午，当画商从箱子里取出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的新作时，索别斯基亲王（Prince Sobieski）顿时觉得自己被一阵莫大的喜悦和幸福淹没了。这是一幅鲁昂大教堂（Rouen Cathedral）的正面画，深浅不一的蓝色喷薄欲出，间以斑驳的褐色，以及宏伟的圆花窗那瑰丽的深红色。他每看一眼这幅画——甚至不用看，只需闭着眼睛回味，那种汹涌的喜悦和幸福感就会再次将他淹没。
这样的体验他一生只有过两回，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40年前，他20多岁，初次邂逅了那个年方十一、长着一双长腿的小姑娘。若干年后，女孩成了他的妻子，但彼时她还只是个稚气未脱的孩子。她满怀信赖地把自己的小手放到身边这个陌生人手里——一个从没见过甚至从没听说过的远房表哥；她拽着他，沿着那个奥地利边塞小镇上尘土飞扬的街道走了很久，向他倾吐她的寂寞、她的绝望，以及她那赌鬼父亲和背着人酗酒的怨妇母亲带给她的羞耻。那一刻，他胸口涌动着的是同样的欢喜和柔情。
几年以后，索别斯基年届30，在拿破仑第三帝国的宫廷里做一名见习外交官。他在巴黎的情妇为他生了个女儿，这是他的第一个孩子。亲眼见到刚刚出世几分钟的小生命时，同样的欢喜和柔情再一次溢满了他的心扉。
如今老之将至，他居然又重新感受到了那种莫名的欣喜、款款的柔情，那种身心愉悦和谐的感觉。“这会不会是最后一次呢？”索别斯基在心中自问。
而伟格纳博士（Dr.Wegner）那副狼狈相使索别斯基觉得，这种身心愉悦的感觉更强烈了——确切地说，是更“鲜明”了。
莫奈的这幅作品装上画架后，收到了楼下的“图书室”里。索别斯基刚被委派到圣詹姆斯宫[1]（St.James's）担任驻英大使那年，曾买下一幢18世纪的宅邸作为他在伦敦的寓所，现在这间办公室兼会客厅就改自原来的舞厅。早上泡完澡、做完按摩，索别斯基一时心血来潮，想再多看看这幅画，便决定把早餐地点从楼上的起居室换到这里；在伦敦寓居27年，这还是他第一次打破惯例呢。他的私人秘书伟格纳通常会在早餐时把当天的报告念给他听，内容包括亲王从早到晚的日程安排，维也纳的外交部连夜送来的急件，英国王室的《宫廷公报》（the Court Circular），《泰晤士报》（The Times）、《晨报》（The Morning Post）和晚到两天的维也纳《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上的主要新闻和头版社论，为索别斯基打理家族企业和地产的总管每天发来的业务电报等。原先在起居室里，伟格纳身前是有讲台挡着的，此刻站在偌大一间图书室的正中央读报告，身前空荡荡的，令他极不自在。于是，往常身为效率典范的伟格纳，这回居然口吃起来，平日里烂熟于心的名字，比如奥地利现任高级外交官、索别斯基名下的木材公司和炼糖厂之类，都被他念得荒腔走板；要不是亲王及时提醒，他甚至连《宫廷公报》都要漏过去了。
这时，索别斯基忽然想起早年学校里流传的一个故事：过去有位校长极其严厉专横，学生想整整他，就一齐死死地盯着他裤子的前裆部位看，结果那校长竟紧张得当众摔了个大跟头。索别斯基小时候始终没机会亲自试一试。他从小到大都由私人教师在家辅导，只在16岁和17岁短短两年里上过学，去的是维也纳附近卡尔科斯堡（Kalksburg）的耶稣教会高等贵族学校，学校里的老师都是神父，清一色的教士袍，从头裹到脚，在人前总是神态俨然地端坐着，不是坐在高高的讲坛上，就是坐在宽大的书桌后面，从来看不到他们站立或走动的样子，令人无机可乘。想到这里，索别斯基一时玩心大起，便目不转睛地盯着伟格纳那个部位看了片刻——私人秘书顿时老脸通红，连稀疏的淡茶色头发的发根都红透了，他局促不安地挪动着身子，还失手把文件撒了一地。他的痛苦那么真切，可那副样子又实在令人发噱，以至于索别斯基故意装出一副关心的口气问：“伟格纳博士，您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这情形很像几年前，索别斯基在海牙一次皇家晚宴上吃到的东印度巧克力点心。这种点心很甜，厨师在里头洒了些红辣椒粒，辣得要命，吃一口简直满嘴都要喷火，但这种突如其来的灼痛感反而更能衬托出巧克力的甜味。同样的道理，平时高傲自负的伟格纳此刻所忍受的万般煎熬，反倒微妙地衬托出莫奈的画所表现的那种温馨与和谐、那种静谧的完美，而索别斯基沉浸画中时感受到的极致的喜悦，也因为伟格纳而变得更加鲜明起来。
总的说来，这是一个异常美妙的早晨，索别斯基跟以往每天一样，出去骑了两个钟头的马。虽说已经到了6月，但因为有大雾，他出门时天还没亮。不过这正是他所钟爱的伦敦：各种声响模糊地交织在一起，被夜色吞噬，凝滞成一片诡异的寂静；雾气打着旋儿，倏忽聚散，变幻出各种奇异的景象，一会儿掩住熟悉的街区，使之瞬间变得陌生怪诞起来；一会儿又飘荡开去，骤然显露出远处的街景。由于雾太大，再加上起雾前还下过一场暴雨，公园里杳无人迹，几乎完全成了索别斯基的地盘。他一个人在这儿骑马时，常常觉得波琳（Pauline）正陪在他身边，跟他并驾齐驱，就如同当年热恋时一样——那时候，在无边无际的波兰森林深处，在失落已久的韶华时光，他俩住在城堡里，他是白马王子，而她是睡美人，每天清晨她都会陪着他在林中纵马。恍惚间，他似乎又闻到了她青春姣美的身体散发出的香气，这气息如此清新，盖过了马匹刺鼻的体味，盖过了弥漫在这座大城市里的更为浓烈的浊臭：黄雾里漂浮着的煤灰，汽车在前一天积下的尾气，还有成千上万具满是尘污汗垢的身体挤在肮脏公寓里酿出的酸臭味。
索别斯基骑马归来时，太阳已开始掷下无数金晃晃、银灿灿的长矛，刺戳着弥漫的浓雾；俄顷，终于有小片小片湛蓝的天空露了出来，透过袅袅蒸腾的雾气窥视着大地，这时他正好转入阿瑟顿广场（Atherton Square）。
新来的美国按摩师给他推拿了一番。这个按摩师是银行家辛顿（Hinton）在数星期前发现并推荐给他的。感谢他的巧手，他的肩膀几个月来头一回不再酸痛了。当年他试图教波琳上马，自己却从马背上摔下来，扭伤了肩膀；回想起来，这仿佛都是无数个世纪之前的事了。总管从维也纳发来电报，克拉科夫[2]（Cracow）的博洛尼亚酿酒厂（Polonia Brewery）股票上市后，获得了巨大成功，目前获利数百万——是英镑，不是奥地利克朗。这笔收益相当可观，而令索别斯基更为志得意满的是，开办博洛尼亚酒厂和发行股票都是他提出的主意，也是他力排众议、一力推行的。当时两位银行家，伦敦的辛顿和维也纳的莫森索尔（Mosenthal），都对此提出了质疑，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市场上有太多的啤酒、太多的酒厂，酒厂股票已经多得不能再多啦。”可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了。
最后，他又跟住在霍恩阿比庄园（Horne Abbey）的玛吉特（Margit）通了一次电话，纾解了心头的焦虑感。最近他每天早上醒来都会焦虑不安，不过玛吉特的语气总能立刻叫他明白，一切都很正常，王妃与欧文·里斯·尼维斯（Owen Rhys Nevis）的交往依然风平浪静，她依然信赖她的情人，坚信他一如既往地爱着自己。事实上，他们的关系已是时日无多，她毕竟50岁了。终有一天，这段情缘会风流云散，王妃将不得不面对事实，承认自己已经不再是刚从修道院寄宿学校毕业的那个豆蔻少女。索别斯基很怕那一天的到来；她一定会来找他求助，因为她认定索别斯基是上天回应她的祈祷、特地赐给她的奇迹，是专为了拯救她而来的骑士；自从多年前他从天而降，第一次出现在那个孤独的孩子面前，她就一直抱着这个信念。可这种事，他能有什么办法呢？谁会有办法？不过至少眼下王妃的心情很平和，她在电话里兴致勃勃地跟他扯了一通街头巷尾的小道传闻，八卦得十分开心。
这是一个异常美妙的早晨——本来应该是的，但是亨里埃塔的信让这个美妙的早晨有了瑕疵。
某些时刻，比如当他看着莫奈的画，在心里回味它，或者把伟格纳博士捉弄得手足无措时，他可以努力把这封信抛诸脑后，不去想它。尽管如此，自从他第一眼看到这封信，他心里就始终盘旋着一种焦虑、一种隐忧、一种模模糊糊却又挥之不去的不祥预感，仿佛前头有什么可怕的危机在等着他。
他还没来得及细读亨里埃塔在信里写的内容，只匆匆扫过一眼。信是昨天下午送到的，他刚把它拆开，画商就带着莫奈的新作登门了；之后又有个大惊小怪的外交部官员，为了个不是问题的问题造访，说是有个曼彻斯特商人，被怀疑藏匿了失窃的赃物，想以巴尔干某国名誉领事的身份申请外交豁免权。索别斯基是外交使节团的最高官员，所以这事必须通报给他，并且他还得回答各种没完没了的细节咨询。随后，他急匆匆地换了套衣服，就去参加英国外交大臣为派驻大不列颠的各国使节举办的官方晚宴。宴会上充斥着空洞乏味的讲话、千篇一律的祝酒词，一直持续到午夜才结束。
当然，这些都是他这个职业的日常公务。早在40年前就曾有人教导索别斯基，不要为此抱怨。那是他的第一位导师，奥地利驻法大使理查德·梅特涅—桑德尔亲王（Prince Richard Metternich—Sandor）。当时索别斯基刚开始在亲王手下见习，生平第一次列席国宴，宴会长达四个小时，无聊透顶，回来后他忍不住向导师发牢骚。
接下来的对话他至今记忆犹新。“难道一点让你感兴趣的事都没有吗？”梅特涅—桑德尔问道。
“噢，有的，我很喜欢听弗朗兹·李斯特弹的钢琴，”他答道，“可他只弹了20分钟。”梅特涅—桑德尔轻笑起来，说：“你怎么不想想，为了你能享受到这20分钟，李斯特每天至少要弹四个钟头最最枯燥的音阶练习呢。”
于是，索别斯基学会了一项每个外交官都必须掌握的本领：怎样不动声色地熬过长达两小时的情况通报会，又或长达四小时的晚宴，而不至于打瞌睡，打呵欠，抠鼻孔，或是无聊至死。昨晚他转移注意力的办法是，在脑海中回顾这些年收藏的所有印象派绘画。40年前，作为收藏生涯的起点，他入手的第一件藏品是德加（Degas）[3]的小幅水粉画，画着一个正在练习芭蕾的舞者；当时买下这幅画的初衷并不是因为他特别喜欢或是懂得品鉴，主要还是为了取悦露西尔——后来她成了亨里埃塔的母亲，因为刚认识她时，她就在芭蕾舞团里学跳舞。莫奈的新作甫一入手，他立刻意识到印象派绘画已臻完美巅峰，不可能再进一步了，因此这件珍品，作为他的藏品之冠，将是他购入的最后一幅画。
然而，亨里埃塔的信还是时不时地突破他的心理防线，闯入他的脑海，每当这时，他的心脏就会被一阵无言的焦虑紧紧攥住，简直像是生了病。他强迫自己等听完伟格纳的晨间报告再去看信。下午1点钟，他要步行去大使馆，主持使馆工作人员的午餐会，他在伦敦时天天如此。不过1点钟以前没有别的日程安排，他可以有两三个小时仔仔细细地阅读、研究、分析和思考。当然，对这封信他已经有了个大致的“印象”——很可能这个印象是可靠的，因为经过长期训练，他基本上可以做到过目不忘。然而对于外交官来说，信任“印象”是一桩不可饶恕的罪过，是一条必将通往错误的歧途。这个道理，也是梅特涅—桑德尔当年教给他的。
多年后，索别斯基自己也成了一位年高德劭的长者，一名位高权重的大使。他被派驻到伦敦，在那儿结识了阿维拉公爵（the Duke of Avila）。当时阿维拉已经担任了10~20年的西班牙驻英大使，索别斯基对他十分推崇，认为他是那一代外交界的大师。若干年后他们成了莫逆之交，阿维拉私下里给他看自己写了20年的一部著作，书名叫《外交家的艺术》。他当时说就快写完了（“不过，”索别斯基想，“眼看着又过了20年，他早就卸任了，现在已经是80多岁、老眼昏花的人了，还在继续写呢。”）。
这部书的开篇第1章就告诫道：“切勿相信印象。阅读时务必要字斟句酌。”
伟格纳已经走了，屋子里除了他本人，就只剩两个站岗的卫兵，一个在门外，一个在楼梯口；挨着门口的长凳上还坐着三四个听差，随时听候差遣。索别斯基终于打开了书桌里的秘密抽屉，取出亨里埃塔的信。
他先是按照梅特涅—桑德尔教导的那样，仔细看了看字迹。这是一种法国女学生常用的斜体字，看似笔画清晰，实则很难辨认。这的确是亨里埃塔平常的笔迹。接着看信封，信封上写着：
索别斯基亲王殿下
兼普热梅希尔公爵（Duke of Przemysl）
驻圣詹姆斯宫之
特命全权大使兼外交大臣
扬·卡西米尔九世（Jan—Casimir IX）
奥匈帝国大使馆
伦敦，英格兰[4]
信封的角落上注着“私函”，并签有姓名缩写H.D.S.（亨里埃塔·杜吉特—索别斯基）（Henrietta Duguit—Sobieski），表明这是一封家书，伟格纳博士不能拆看。
亨里埃塔写信封地址时一贯这样严谨，每个细节都滴水不漏。信封上英法文混着写也是她的习惯，他有次拿这个笑话过她。“可是爸爸，”亨里埃塔当时是这么说的，“我必须用英文写您的名字和头衔，您总不能指望伦敦邮局的职员能看懂法文吧？写城市和国家的时候又必须用法语，因为巴黎的邮局职员很可能不懂英文。”
“亨里埃塔，”他抗议道，“你的做法前后不一致啊。我每年回奥地利的那几周里，你可是只用法文写信封的。”
“可是，爸爸，”她反驳道，“无论哪个奥地利职员都知道，法语是象征文明的语言，没人敢承认自己不懂法语。”——当然了，她说的也没错。
这就是亨里埃塔独特的逻辑，她称之为“讲求实际”。这套逻辑传承自她的母亲露西尔，这个佛兰德斯[5]（Flemish）农家姑娘正是靠着“讲求实际”，最终从荆棘遍地的风月生涯中踩出一条路来：15岁那年，她为一名画家当了一个夏天的模特，随后就跟着他从敦刻尔克（Dunquerque）附近的一个小村子私奔到巴黎。她在巴黎做过画家的模特，做过芭蕾舞团的候补演员，还做过一小段时间的交际花，终于靠着“讲求实际”晋身为亲王的情妇；之后又用索别斯基给她的那笔分手费，在中产阶级圈子里过起了体面的生活，最后嫁了个纺织厂的老板，这老板是个鳏夫，来自图尔昆（Tourcoing）或鲁贝（Roubaix）[6]，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乡下地方。秉着“讲求实际”的处世法则，她把各种角色都扮演得尽善尽美：在上了年纪的纺织厂老板面前，她是忠实贤良的主妇；在年少轻狂的亲王面前，她是柔顺本分的情人；在穷困潦倒的画家面前，她则是尽职尽责的伴侣，白天给他做模特，晚上给他暖床。
这种“讲求实际”的态度遵循的是一套冷酷无情的逻辑，毫无道德可言。它曾在情妇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令年轻的索别斯基惊骇莫名，也曾在女儿的行事风格中展露无遗，令年长的索别斯基恐惧不安。
露西尔当年有一帮年轻的印象派画家朋友，她替他挑选过几幅他们的作品——她在这方面的眼光无可挑剔，索别斯基的鉴赏力还是她给培养出来的。后来他震惊地发现，买下那些画时，她居然从中收取了30%的回扣。“可是，”她解释道，“我比画商拿的回扣少多啦，所以你实际付给画家的钱要比画商给的多呢。况且，你照样用低价买到了最好的画啊。”
直到昨天夜里，索别斯基才意识到，露西尔说得一点也不错。
在脑中盘点收藏品时，他顺便把收购这些画的费用也回想了一遍，以便与画商对莫奈这幅新作的报价作个比较。他从不把买画当作是一种“投资”；露西尔教会了他鉴赏，令他真正爱上了这些艺术品。然而这些年收藏印象派画作却着实让他大赚了一笔，数额之巨，竟然跟整个博洛尼亚酿酒厂的盈利不相上下，甚至可以比拟他那次极为成功的金融操作带来的获利——他在波西米亚（Bohemian）和摩拉维亚（Moravian）的大片领地原本种的是麦子，但产量完全比不上匈牙利，更不必说美国或阿根廷了，于是他拍板改种甜菜，随后又建起了炼糖厂，现在这家厂的规模高踞中欧之首，为他带来了巨额收益。
10年前的德雷福斯[7]案件（Dreyfus Affair）中，亨里埃塔也表现得同样“讲求实际”。当时她的丈夫皮埃尔还是一名上尉，刚刚从骑兵部队上调到法军总参谋部。在这起案件中，他不遗余力地四处叫嚣，痛骂艾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是个“卖国贼”，是个“肮脏的犹太佬，枪毙都太便宜他了”。索别斯基私下里告诫亨里埃塔：“叫皮埃尔收敛点吧，指控德雷福斯有罪的那些证据根本站不住脚呢。”
“可是爸爸，”亨里埃塔反驳道，“其实总参谋部里谁都明白德雷福斯是无辜的。皮埃尔还一直想告诉我真正的间谍是谁呢，不过我跟他说，我还是不知情为好。”
“当然了，”她用一种理所当然的口气继续说道，“真相嘛，要不了几年就会公之于众的。知道内情的人太多了，纸里包不住火。但是那帮将军们可承担不起翻案的后果；他们说什么也要给德雷福斯定罪的。所以下级军官必须得使劲嚷嚷，嚷得比他们还响，要不然就是对国家不忠诚，他的事业从此也就完啦。等到最后真相大白，也许某个作战部长会引咎辞职，可对于普通军官而言，真正倒霉的只会是那些对德雷福斯骂得不够起劲的家伙。像皮埃尔这样的无名小卒，区区一个上尉罢了，何苦要扮演堂吉诃德（Don Quixote）呢？”
事情后来果然是那样，皮埃尔这么个脑袋空空的草包，居然顺顺当当地一路晋升，成了总参谋部的陆军中校，尽管那时候连将军们都已经承认了德雷福斯无罪。亨里埃塔这种讲求实际的态度是如此的冷酷、无情、毫无道德可言——就跟她母亲，那个农村姑娘兼交际花如出一辙，令索别斯基深感惊骇和恐惧，但同时也使他深深着迷，因为它彻底撕下了虚伪的面纱。
露西尔最初吸引他的，也正是她那种“讲求实际”的态度，那种坦率的冷酷无情和利己主义。当年介绍他俩认识的是欧文·里斯·尼维斯的父亲，那时候他还只是阿普里斯勋爵[8]（Lord apRhys），尚未继承伯爵爵位，也没有和妻子彻底断绝关系；事实上，几个月之后，他们还做了最后一次“复合”的努力，欧文就是那次尝试的产物（欧文的出生和露西尔产下亨里埃塔是在同一个星期）。当时阿普里斯为了躲开妻子，跑到巴黎住了下来，他的一个表亲正好是英国驻法大使，他便想方设法在其门下做了见习大使，丝毫不顾忌自己那一把年纪——他比索别斯基可是整整大了10岁呢。他恣行无忌，“疯子爵士”的名头满城皆知，身边的歌舞女郎走马灯般频繁更换，人数之多几乎创下了纪录。出于对马术的共同爱好，他和索别斯基成了朋友，两人惯常在清晨一起骑马——索别斯基记得，自己就是那样学会英语的。一天，阿普里斯邀请索别斯基去朗布依埃森林（Rambouillet Woods）里野餐。他叫上了自己的现任情人，一名在喜歌剧[9]（Opera Comique）里跳芭蕾的当红女演员，还让她带来一名更加年轻的同事。她带来的这个姑娘就是露西尔。
“你们俩应该很合得来，”阿普里斯用他那蹩脚的法语说道，“你们都是见习生，又都是演喜剧的。你，”他转向露西尔，“在芭蕾舞团表演，而你呢，”转向索别斯基，“在外交使团表演。所以你俩正好彼此需要。”索别斯基那时还年轻，被这话闹得很窘；可那女孩，虽说看着几乎还是个孩子，却咯咯笑了起来。
“你为什么来这里？”索别斯基问她。
她直直地凝视着他的脸，说：“来找个慷慨的保护人啊。”
不，这只是个信封而已，是装着亨里埃塔来信的载体，而不是信息的一部分，可以搁在一边不管它。现在来看看信吧。索别斯基把整封信慢慢读了一遍。
“尊敬的阁下，亲爱的父亲大人[10]，”信的抬头写道。自从亨里埃塔六七岁第一次被怂恿着写信向他讨要生日礼物时，她的信一直都是这样开头的。
尊敬的阁下，亲爱的父亲大人：
再过三周，我们将来到伦敦和您相聚，只等皮埃尔结束春季军事演习就可以动身了。这次演习他担任了马蒂诺上将的特别助理——这是一项殊荣，通常都会留给级别比他高得多的军官。与您共度的这段时光将一如既往地成为一年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我相信您一定很明白，我们有多么倚赖您睿智的建议和忠告。
过去许多年里，每逢皮埃尔遇到事业上的关口，我们总是渴盼着您的忠告和帮助，今年则更是如此。其实需要做什么，我心中已大抵有了成算；然而具体的操作却完全超出了我和皮埃尔的能力。可是对于您，索别斯基亲王殿下，使徒陛下[11]的驻伦敦大使，这事却不费吹灰之力。
来年皮埃尔就该40岁了。相对于他的军衔，以及总参谋部赋予他的职责，他可以算是相当年轻的了。然而要不了几年，他就会泯然众人，同那些普通的中年骑兵军官一样混着日子等候退役。假使皮埃尔被派回前线，他也许马上就能指挥一个团，并且得到相应的上校头衔——要是这样对他有好处，即便叫我住到外省某个部队驻防的小镇上，忍受那里沉闷得要死的生活，我都是情愿的。可真要这样，他的事业也就到头啦——往后的15年里，除了不停地操练新兵，在病假报告上签字，再没别的了。如今那些邪恶的社会党人影响力日益见长，简直不毁掉军队不罢休；在他们的压力下，将官的名额将不再增加，甚至现有的空缺都以“精简”的名义，遥遥无期地空置着。当然，战争会改变这一切，并且我们都知道，战争必将来临。可真到那时，皮埃尔说不定已经年过半百，不会再有升迁的机会了。
皮埃尔总是责怪我对他寄望太高，过于野心勃勃。然而我的野心并不是为了皮埃尔·杜吉特（Pierre Duguit），而是为了皮埃尔·杜吉特—索别斯基！当年您满怀着慈爱和慷慨，公开承认那个卑微的农家姑娘生下的孩子是您的亲生女儿，后来又更加慷慨地允许我们将索别斯基这个显赫的姓氏与土伦[12]（Toulon）一个公证人的儿子结合在一起；从那时候起，您就为我们设立了一个标准，而我下定了决心，要穷毕生之力达到这个标准。事关荣誉，而非我个人的野心。我绝不能允许自己作为一个老迈平庸之徒的妻子登门作客，坐在您的沙龙里——这个庸人顶着您的姓氏，却只混到上校就止步不前了，我绝不能用这种方式玷污索别斯基这个姓氏，这个属于战士国王一族的姓氏！
出路是有的，而且，我亲爱的爸爸，这条路只有靠您的介入才能行得通。眼下军队里有一项任命，针对的正好是皮埃尔这个年纪和级别的军官，对于这项任命而言，缺少资历并不是绝对的障碍。当然，您可能已经猜到了，就是指派给驻外使馆的武官。下达这项任命的不是军方，而是外交部驻外使团的人事主管。总参谋部的人事主管则拥有否决权，人选上应该会预先征询他的意见；不过这方面倒是不成问题，他原本就属意于我们。何况皮埃尔还有一样强项，对武官而言至关重要：语言能力。他的英语很流利，这多亏了我们年年去伦敦看望您；此外，他是在蓝色海岸地区[13]（Cote d'Azur）长大的，因此意大利语也过得去。
一名法国武官就任数月以后就会自动晋升为上校，临近任期结束时再升为准将。再过三四年，十有八九还会晋升为少将。等到战争爆发——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而不是“会不会”的问题——从前的武官必然会得到重用。假如他以前派驻在同盟国，那么他将成为两国最高指挥官的联络人；假如他派驻在敌国，他就会成为情报部门的专家顾问。
我亲爱的爸爸，您已经为我们做得太多了，因此我很犹豫要不要再一次开口向您求助，尽管去年我们第一次谈到皮埃尔的前程时，您曾那样慷慨地向我许诺，说您会竭尽所能地给予帮助。可是，亲爱的爸爸，作为一介私生女，我无法借助您的姓氏，也无法倚仗索别斯基家族的威望。我所能指望的只有您个人利用显要的地位施以援手。
亲爱的爸爸，我已经等不及要吻您的手了——再过三个星期就能见面了呢。不过我相信，到那时，您一定已经帮我们找到了渡过难关的办法，就像您过去一直会帮您的小女儿找到解决困难的办法一样。
爱您的女儿
小莉莉（La petite Riri）
“写得多巧妙啊，”索别斯基读完第二遍，一面放下信一面想道，“她简直可以给外交界最有手腕的老手上课了。”
她故意署名“小莉莉”来打动他，而他也的确被打动了。她年幼时不会念“亨里埃塔”，就管自己叫“莉莉”。他很喜欢这个名字，直到女儿学会念自己的大名了，他还一直那么叫她。这个乳名让溺爱孩子的年轻父亲得以释放出满腔的温情和慈爱，那正是他的幼年所缺失的。这样的温情和慈爱他从未在自己的长辈那里感受过：他的母亲憎恨波兰的森林，憎恨将她远远放逐到波兰森林的这桩婚姻；他父亲眼里除了他的骏马就是吉卜赛女郎组成的后宫，对他完全视而不见；即便是他的祖母，尽管对幼小的他曾有过些许温情和兴趣，然而身为萨克森皇室之女，她一向矜贵自持，同时作为哈布斯堡家族[14]（Habsburgs）的孙女，还要受宫廷协议的约束；被自己的骄傲和身份双重禁锢着，她也无暇给予他渴望的关怀和爱。
然而亨里埃塔后来却讨厌起“莉莉”这个称呼来。“听着像个妓女的绰号。”她有次抱怨道。这回她用这个名字署名，不止是为了取悦他，更是一种恳求和哀告。而他的确被打动了，为了她不得不这样低声下气而深感内疚。
此外，她发出威胁的方式可真够高明的。当然了，这其实也算不上什么威胁。他并不幻想亨里埃塔爱他；除了她自己，她谁都不爱。不过只要他还活着，她还能从他这儿捞到钱，那么无论他何时发出邀请，她都会“坐在他的沙龙里”，向他大献殷勤的。她很清楚他有多依恋她的亲昵——根本用不着她大动干戈，他就会百依百顺了。“这世上我唯一爱的人就是她，”索别斯基想，“对此她心知肚明。”
瞧她事先把功课做得多到位哪！简直就差起草好信函，直接让他签字了。如果皮埃尔的意大利语水平和他的英语水平差不多，那他实在算不上是通晓多国语言的人才。不过，也只有凭着这个条件，他才有可能名正言顺地越过一打资历更深的军官，得到这项任命。对了，亨里埃塔究竟耍了什么花招，居然能帮他混成马蒂诺上将的助理？她肯定是陪着这个虚荣的老头在比亚里茨（Biarritz）过了好几个周末；这家伙就喜欢身边围着一堆时髦女郎显摆。无疑也是靠类似的手段，她又说服了总参谋部的人事主管“属意于”皮埃尔。索别斯基想：“她倒是没白做了交际花的女儿。”
自然，亨里埃塔的看法是对的：皮埃尔已经升迁无门了。这其实是因为他的才智实在太过平庸，而不是因为资历不够，或是“邪恶的社会党人”（这一点索别斯基完全赞同）把持太紧。对他来说，唯一一条行得通的路就是任命为使馆武官。他的全名为皮埃尔·德·杜吉特（Pierre de Duguit），祖父是个房地产投机商，1842年献给路易·菲利普[15]一大笔钱，得以在姓氏前面添了个“德”[16]字。当年亨里埃塔跟皮埃尔订了婚，把他带到自己父亲面前时，皮埃尔还是个年轻的骑兵中尉，长长的两撇髭须精心打了蜡，骑着高头大马，没事就跟布洛涅森林[17]的女佣们眉目传情，一派风流倜傥的剑客形象。如今他已是中年发福，唯一的资本依然是那两撇漂亮的髭须，只不过年岁不饶人，现在除了打蜡还得精心染一染色。不过，索别斯基心想，做一名使馆武官，头脑差点倒也没什么妨碍。
索别斯基本人对军人一向没有太多的敬意，也从不觉得他们有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美德。要知道，他可是奥地利最威名赫赫的骑兵团——索别斯基胸甲骑兵团的世袭指挥官。19岁那年，他甚至参加过一次真正的军事战役，是1859年奥地利对意大利的战争。在那场战役里，他不光得忍受愚蠢的同僚和他们的连篇废话，还得在没完没了的连绵秋雨里露营，两者都是同样地让他厌烦透顶。
所有军人里头，使馆武官是最让他看不上眼的。士兵的职责是冒着枪林弹雨拼命，外交官的职责则是确保谁都不用冒着枪林弹雨拼命；可武官呢，两边不靠，既不是士兵又不是外交官，纯粹就是件摆设，一只夸夸其谈的鹦鹉。索别斯基觉得设立武官一职是19世纪最令人不快的发明了。他一直不肯配备一个，可最终还是拗不过上头，不得不接收他们委派到伦敦大使馆的一名武官。这项任命更证实了他的成见：维也纳方面派来的是一位伯爵，拥有十分古老的血统和十分新鲜的财产——他娶了沃尔德—莱夫尼茨（Wald—Reifnitz）家的一个女儿。这家伙唯一办的事就是，每月派使馆的信差跑一趟维多利亚火车站的书报亭，买几份《火车时刻表》、《ABC》和《英国铁路导读》，仔仔细细地用油布包好，盖一个“绝密”的戳，然后装进外交邮袋，发往维也纳的军务部。估计是有谁告诉过他，铁路在战略上很要紧吧。除此之外，他什么也不干。
好吧，要是愚蠢和懒惰是这个职位的胜任条件，那皮埃尔倒是两者兼具，完全可以问心无愧地获得举荐。索别斯基又一次纳闷，亨里埃塔到底看上这个榆木疙瘩什么了？他想起那时候他和女儿之间的一次对话。“你干吗要嫁给这么个无能的家伙？”他质问她。
“恰恰因为他就是这么个无能的家伙呀，爸爸，”亨里埃塔回答道，“我要找的男人必须是我管得了、指挥得动，还能镇得住的。”话说得那么简单、那么直接，一如她母亲当年也曾这般直言不讳地说：“来找个慷慨的保护人啊。”
亨里埃塔别的想法也都很对。她必须趁着父亲健在、身居高位的时候，让他帮自己多活动活动。一旦父亲去世，索别斯基这个姓氏只会给她招来麻烦。玛吉特对她一直耿耿于怀，几个嫡出的子女也都当她这个私生女不存在。他们绝不会原谅父亲在她甫出生时就认下她，也无法理解父亲为什么要做出这种头脑发热、纯属多余的举动。
“真是的，”索别斯基的嫡女，渥大华—桑托芬亲王（Prince Wottawa—Sonthofen）的妻子，有一回当着她父亲的面，怒气冲冲地对自己的母亲说，“给那丫头一笔生活费就足够打发她了！一个贫民区的杂种而已，还想怎么样？”
亨里埃塔断定，她父亲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帮皮埃尔得到武官的任命，这一点她想的也没错。当然，众多法国使馆里头，符合条件的只有最无足轻重的两个：驻马德里使馆和驻罗马使馆。索别斯基查了查《外交年鉴》，发现这两家使馆应该有亨里埃塔谋算的空缺，它们的现任武官都刚被提升为准将，照亨里埃塔的说法，这表明他们任期将满，马上要回国了，她在这方面的消息还是很靠谱的。这也解释了她为什么要提到皮埃尔的意大利语，尽管索别斯基从来没听他说过。
接下来要做的事其实很简单。法国使团的人事主管是索别斯基的老熟人，曾经欠过他很大一个人情。10年前，这人还是法国驻伦敦大使馆里的一名下级官员，有次他那个漂亮轻浮的妻子为了还赌债，签下几张借据，借了一大笔高利贷，结果遭到勒索，弄得鸡飞狗跳，全靠索别斯基出手才得以脱身。索别斯基只跟银行家辛顿打了个招呼，这些借据就被装在空白信封里还回来了。总参谋部的那个人事主管他倒是不认识，不过法国军部名单上有他的名字，他姓塞居尔—庞彻维（Segur—Ponchivy），应该是有个姐妹（抑或是堂姐妹）嫁进了桑托芬的旁支，故而可算是索别斯基的女婿渥大华—桑托芬的姻亲。因此他可以直接给塞居尔写封信，信的抬头就写“亲爱的表弟”。塞居尔收到普热梅希尔公爵这样一个显赫人物的亲笔信，还被他认作亲戚，必然会大感受宠若惊。亨里埃塔可真精明啊，索别斯基不禁又感叹了一次。显然，她对所有这些人事关系了如指掌，连最小的细节都盘算妥当了。
“而且，就像她说的那样，她事先提示过将会有求于我。就算我没领会她的意思，那也不是她的错。”信里提到的去年那次谈话他还记得很清楚。当时，亨里埃塔来找他要钱。每年她的拜访快要结束时，她都会跟他要钱，并且数目总是大得令他吃惊——那数目足以让一名法国军官一家子舒舒服服地过完下半辈子都还绰绰有余。要知道，除掉每年的这笔礼金，仅她出生时他就给过一大笔钱，她出嫁时得到的馈赠甚至更为慷慨；她两个儿子出世后，他又分别给他们留了一笔钱。感谢上帝，幸好亨里埃塔并不清楚他到底富有到什么程度！
那天他签了张支票给她，数额比他原本打算给的要多一倍。签支票的时候，亨里埃塔说：“爸爸，明年我恐怕还得为皮埃尔的前程来找您。我可以指望您的帮助吗？”
他当然只能说“可以”，不过他完全没想到，除了钱她还会开口索要别的东西。
现在她索要的可远远不止是钱而已，她要的是他的积极介入。然而她有权利提这样的要求，他也有义务答应她。说到底，这本来就是一个人应该为子女做的，尤其是私生子。他的嫡子嫡女能以自身的名义任意使用索别斯基家族的关系网，可他的私生女却一无所有，唯一能指望的就是他的保护和善意。
那么，为什么他会觉得那么不快、那么焦躁、那么烦恼呢——甚至连看着莫奈的《大教堂》都不再能给他带来安宁、欢悦或是内心的平静？究竟是为什么，他竟会如此惶惶不安？
去年秋天，在他马上要返回伦敦之前，外交部和军部举行了一次联合会议，会上有人提议要搞一次“战争挑衅”行动，遭到了他的反对。于是奥地利总参谋部那帮自命不凡的军官之一便用一种惊讶的口气问他：“莫非您是个反战主义者？”
“不，将军，”他答道，“我并不是反战主义者，不过这样轻率地挑起战争未免太冒险了。克劳塞维茨[18]（Clausewitz）说过：‘战争就是外交的延续，只是手段不同。’这句名言你们总参谋部总爱挂在嘴边，可我倒并不认同。在我看来，战争就是外交的失败。”
随后他试着跟那人讲述几周前令他印象极为深刻的一次经历。他的小儿子对登山运动十分痴迷，就像索别斯基像他那么大时对马术的痴迷一样。那天他带索别斯基去见了白云石山脉（Dolomites）一个很有名的向导。
“登山的第一条法则就是，”向导解说道，“在你确定自己有退路之前，绝对不要往前移动。第二条法则：四肢中必须有三肢牢牢固定在安全的着力点上，然后才能移动其余那只手或脚。”
“这是我听过的对外交最精确的定义，”索别斯基对那个将军说道，“与之相比，战争就好像是一面跳下悬崖；一面祈求上帝让你长出翅膀。”
“实际上，”索别斯基继续说道，尽管那名将军已经无心再听了，“我反对战争，并不是因为战争的胜负不可预知，而是因为战争带来的后果完全可以预见。其实无论进行多少次战前演习，制订多少个作战计划，胜负都是无法预测的，就像站在山顶往下跳一样。我从半个世纪前第一次参加意大利战役到现在，已经见识过五六场战争，其中包括几年前刚刚让英国颜面扫地的布尔战争（Boer War）。每一场战争的结果都跟你们这些制服笔挺、头脑聪明的军官所预言的大相径庭。但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不管谁打了胜仗，失败的那个国家必然会立刻陷入血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也许战胜的一方也一样。无论谁赢了，输掉的都是文明。”
索别斯基又一次回想起1871年那个可怕的年头[19]，他作为唯一一名留下来的外交官，在巴黎度过的那几个月。在那段恐怖的日子里，仇恨、肆无忌惮的暴力和无法无天的恶行压倒了一切，而他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由原先那个纨绔子弟蜕变成一个真正的男人。也正是在那几个月里，他的事业开始起步，从见习外交官晋升为一名正式的外交官。他在奥地利大使馆里收容了几百个不幸的德国公民[20]，都是些裁缝、装订工人、推销员、一两个物理学家，还有几个吓得半死的家庭主妇。后来一群暴民试图冲击奥地利大使馆，而革命政府派来保护使馆的民兵却逃了个精光，于是他只好孤身一人与那些暴徒面对面地谈判，以一个波兰人[21]、一个法国人民的朋友的身份，恳求他们手下留情。
他们差一点就把他处死了——他离死亡从没这么近过，但在最后一分钟，这帮人动摇了，一哄而散。几个星期后，法国政府的正规军冲进市区，镇压了巴黎公社，整个过程充斥着同样的残暴，同样的野蛮，以及同样的奸淫、枪杀和劫掠。动乱平息后，还留在城里的几个英国和美国的新闻记者报道了使馆事件，于是索别斯基一跃而成了英雄。
他在德国人中也备受欢迎，年迈的皇帝还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信，感谢他拯救了德国公民的生命。因为这个缘故，几个月后他被派往柏林，出使新鲜出炉的“德意志帝国”。虽然不是最高级别的官员，但却已然跻身于正式的大使之列，并身怀极为艰巨的任务：与奥地利旧时的盟友打通关系，这些盟友过去是独立的德国公国，现在都已并入了俾斯麦（Bismarck）的帝国版图。而当时他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还不到而立之年，在这之前从未担任过重要的外事职务。
数年后，他又被任命为奥地利驻伦敦大使，同样也是得力于巴黎公社时期的这段经历。俾斯麦当时正处于权势和威望的顶峰，有一回单独召见索别斯基，用了整整一个晚上询问他在巴黎公社期间的见闻。那天晚上，索别斯基曾脱口而出，连他自己都吃了一惊，首次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现代战争涉及大批征募而来的军队，对整个社会来说都过于危险；对于战败国而言，战争的唯一后果就是礼仪和社会约束力彻底崩坏，而这种恶果如同瘟疫一般，很容易就会传染给战胜国。
显然，这番话对俾斯麦触动颇深。1878年，英国首相迪斯累利（Disraeli）偕同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访问柏林国会，俾斯麦便建议他们向索别斯基了解巴黎公社的情况；作为这次谈话的后果，索尔兹伯里点名要求索别斯基出任当时空缺的奥地利驻伦敦大使一职。
可是，他在暴民肆虐的巴黎煎熬了几个月所获得的教训，如今已经不再有人相信了。他曾亲眼目睹文明有多么脆弱，包裹在兽性之外的那层人性的外壳有多么单薄，残暴的天性要挣脱束缚又是多么轻而易举。可没人信这些了。
一次，他和阿维拉公爵聊起这段经历。这位长者说：“我不相信单凭一次秘密的握手，再加一个法学或经济学的硕士学位，就能让人从此生活在人间天堂里。仅仅因为我不相信这个，并不能证明我就像西班牙的共济会会员和自由派报纸说的那样，是个极端保守主义的老顽固。不过他们说的其实也没错：我对所谓的‘进步’确实没什么兴趣。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已经是最后一个可能存在的完美世界了，它只会越来越糟，不会越变越好。”
“如今这个世界上，我们还能有国王，他们的影响力可以比宪法规定的更大；还能有你我这样的贵族；还能有教皇和主教；你要是想做无神论者，也没人会把你绑到火刑柱上烧死——即便在西班牙也不会[22]。资产阶级每一天都在变得更富有，而他们的私有财产之安全也是空前绝后的。再看看农民——即便在我那贫穷的安达卢西亚（Andalusia）领地，农民也能用耕牛而不是他们的妻子来拉犁了。至于工人，他们组织工会，选举代表，争取到了周日休息的待遇，一周工作50个小时都能让他们鼓噪起来。”
“这是最后的完美世界，在这里，所有的群体和阶级都能各得其所，而不至于生死搏杀，撕开彼此的喉咙，一头栽入内战。一旦这个世界有所改变，必然就会有某一个群体打破平衡，占据统治地位——至于是富人购买军队来消灭穷人，还是穷人嫉妒心发作，要报复其他人，那其实都无关紧要。使生活变得有价值的一切要素都将灰飞烟灭，随之消失的还有平衡性和多元性、包容力和选择权——我们称之为文明的一切。”
诚然，阿维拉确实是一个极端保守主义者。可他说的没错。所有这些人（国王和主教、公爵和银行家、农民和工人）都挂在同一根磨损的绳子上，摇摇欲坠地维持着平衡，底下就是万丈深渊。一年前发生的事件再度验证了这一情形：在那场日俄战争中，欧洲每一个参谋官都认定俄国会赢，但俄国最终却被日本打败了。紧接着，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就爆发了动乱。目前，沙皇政府正在把暴民的杀戮欲导向犹太人，企图通过对犹太人的疯狂屠杀，把工人和农民、教会和贵族团结到一起[23]。他们的行为可并不比那些暴徒更高尚。
然而已经不再有人愿意听这些了。几个月前，索别斯基把奉行了一辈子的谨慎抛诸脑后，犯下一桩对经验老到的外交官来说不可饶恕的错误——他冒着在高层树敌的危险，直言告诫英国外交大臣，战争必将带来社会秩序的崩坏和混乱。可身为英、法、俄三国联盟的缔造者，那位外交大臣正踌躇满志着呢，自然不爱听这种论调。
“您不了解英国人。”外交大臣冷冰冰地说。
“可也许是您不了解爱尔兰人吧[24]。”索别斯基回敬道。
这话太让人下不来台了。几个星期之后，英国国王似笑非笑地对他说：“我亲爱的索别斯基，听说你对我的一个大臣很粗鲁呢。”
显然，他的告诫犹如东风过耳，无论国王还是外交大臣都没当回事。
如今，就连他自己的奥地利同胞也加入了这股奔向自我毁灭的潮流，尽管他们的国力根本承担不起战争，就算最后打赢了也一样。原本维也纳那位年迈的将军[25]多年来一直在反复告诫人们，不要遗忘19世纪中叶奥地利所有那些败仗带来的教训。但年岁不饶人，他终于不得不引退了，大权落入弗朗西斯·费迪南德大公这一派系。这帮自命不凡、急功近利的家伙，整天嚷着要挥舞军刀建功立业，他们决心向柏林的“朋友们”，尤其是大公那位“伟大的朋友”——德国皇帝，证明他们也一样可以“英姿勃发”、“所向披靡”。听说康拉德·冯·赫岑多夫（Conrad von Hoetzendorf），也就是当初质问索别斯基是不是反战主义者的那一位，极有可能是下一任参谋长。另一位代表人物是奥地利驻圣彼得堡大使兼“活动家”艾伦塔尔（Aehrenthal），人人都称赞他“有头脑”，因为他每说两句话就会冒出一个时髦的词，比如“经过精确计算的风险”、“实力上的优势”等。据索别斯基在维也纳仅剩的几个朋友说，这位艾伦塔尔接任外交部长几乎也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不，他不能责怪亨里埃塔把战争视为理所当然的想法，她无疑是对的。他不能责怪她在战前未雨绸缪，不能责怪她把这看作丈夫升迁的机会。当然，他更不能责怪她宁愿做窝在后方的将军的妻子，而不是壮烈捐躯的上校的遗孀。
可是他，索别斯基，该不该成为她达到目的的工具呢？他能否做到一边充当她的共犯；一边又不背叛他所支持和主张的一切——他在所有人面前公然支持和主张的这一切？
问出这个问题的一瞬间，他就意识到，这正是令他如此彷徨、焦躁、几乎是恐惧不安的原因。很久以前他就已经丧失了奋斗的目标，接受了自己的失败。他很清楚，他这一生的工作都白费了。但至少他不曾屈服，不曾同流合污。他把推动战争视为愚蠢、疯狂和不负责任的罪行，而他从不曾与之沆瀣一气，以此来谋取私利。可是眼下，亨里埃塔在求他帮忙，要他把这文明的废墟变作她丈夫晋升的阶梯。
“我这样一点都不理性，”索别斯基大声说道，“就算我跟人解释我为什么会难过，都没几个人能理解。”
“皮埃尔·杜吉特是在马德里或罗马做武官，还是当一名中年上校，骑着高头大马装腔作势扮英雄，难道有什么分别吗？那个位子皮埃尔不坐，别的上校也会坐啊。再说了，不管是谁创造历史，反正绝不会是使馆的武官。武官嘛，不就是写写没人看的报告，或是把火车时刻表装进邮袋，盖个‘绝密’的戳嘛。”
“当然了，大使也创造不了历史——至少现在不行，现在已经有了电报和电话，一个大使所能做的，也就是枯坐在没完没了的宴会上，对各种夸夸其谈的演讲充耳不闻，即便那演讲是他自己做的也一样。我的信念和政见，亨里埃塔很可能一无所知；可她干吗要知道？就算她知道，那也只能说明她理性——用她的话讲，那叫现实，所以才能把这些当作一个老怪物的执念撇在一边，并且要求我（她的父亲）做我该做的事：促进她的利益，保护她的安全，而这恰恰是因为灾难就在眼前，每一天都在逼近。”
他忽然又想起了阿维拉公爵。这位公爵经常就“绅士”这个深奥的命题进行长篇大论的探讨。有一次他说：“要想使一个仅仅拥有出身和教养的人变成一位真正的绅士，那么他关心的必须是每天早上在镜子里看到的那个自己，而不是别人眼中的自己。”
“我知道，”他继续就这个主题阐发下去，“一个大使在男士聚会上找些娇媚的女郎来娱乐他的客人，这样做没人会觉得有什么不妥——我听说，即便在皇室也那么做。可我还是不愿意一早起来照镜子，却在镜子里看到一张皮条客的脸，任何一位我称之为绅士的人都不会愿意的。”
假如他遵从亨里埃塔的指令，写信帮皮埃尔谋求武官的任命，那么，每当清晨对着镜子端详自己的脸时，他会称呼自己什么呢？
索别斯基就那样独自沉浸在阴郁的思绪中。他不知道自己这样坐了多久，只知道他生平几乎从未如此痛苦过。他对亨里埃塔负有责任，或者倒不如说，他对自己负有责任。早在38年前，当他对那个惊讶的（不，是惊呆了的）助产士说：“把你在出生证上父亲一栏里填的‘不详’两个字划掉，写上我的姓名和头衔吧。”从那一刻起，这责任就背负在了他的肩上。
那个助产士惊讶极了，以至于几个钟头后，她又跑回来确认了一次，然后第二天又重新确认了一次。
向来讲求实际的露西尔，听到这话也着实吃了一惊——不过绝对不是惊喜。“拿一大笔钱打发私生女儿，从此不再管她，这倒没什么——反正修道院和孤儿院都能收留这样的倒霉蛋。可是被一位公爵承认了的私生女，那又是另一回事了，不管给多少钱作补偿，这个孩子都会成为一种负担、一种责任，我可宁愿不要这样的累赘呢。”
然而他始终固执己见，尽管心里并不很明白是为了什么缘故；他只知道他的整颗心都已经扑在那个哇哇大哭着的、无助的小东西身上了。那一刻他暗自发誓，一定要承担起善待女儿的义务。这是一种不容悖逆的职责，正如他同样有义务坚守自己的信仰和信念，维护他的职业在公众中的神圣荣誉一样。
索别斯基思前想后，把所有的理由都翻来覆去罗列了五六遍，这时，他脑中蓦地冒出一个主意。像他这种情况，一个有荣誉感的人应当首先履行作为父亲的职责，替自己的私生女把事情料理妥当——随后就自请离职。以前有位大臣就曾经这么做过；当时他不得不实施政府的某项政策，但他本人又强烈反对这项政策，认为它有悖良心。这也是部队里下级军官应有的举措，假如他不愿意违背良心执行上级命令的话。
索别斯基顿时豁然开朗，一切问题似乎都迎刃而解——《鲁昂大教堂》的画面上，那宏伟壮丽的高墙忽然又开始在他眼中熠熠生辉了。
他原本打算再担任3年的驻伦敦大使，这样他的任期正好能满30年。或者也可以再干4年，退休时刚好70岁。不过在一个位置上干了27年，这个纪录也不错了，据他所知，极少有哪个外交官能追平这个纪录，能超过的更是一个都没有。66岁这个年纪鞠躬退隐也绝对对得起观众了。他有许许多多想做的事，可过去一直被拴在大使馆里动弹不得，中午得主持使馆工作人员的午餐会，到了晚上又得在一个接一个愚蠢的宴会上枯坐，想做的事一件都做不了。奥地利宫廷及国家档案馆馆长罗伯特·莫森索尔（Robert Mosenthal）——大名鼎鼎的“莫森索尔孪生兄弟”之一，哥哥是个银行家——曾多次请求索别斯基帮忙修订索别斯基家族在第一次瓜分波兰那段历史时期的文献资料。索别斯基自己也一直想要多花些时间，把家族中唯一一位曾缔造过历史的祖先当年的信件、日记和备忘录整理出来。
他曾向亨里埃塔说起这位“缔造了历史的索别斯基”，希望有一天能好好地研究他的生平。结果，亨里埃塔生平第一次对他的工作真正发生了兴趣；平时她的兴趣都是装出来敷衍他的。
“噢，爸爸，”她两眼发亮地说，“您说的是不是那位‘战士国王’？就是所有历史书上都有记载的那位，1683年大胜土耳其，解了维也纳之围的国王？就是他消灭了土耳其对欧洲的威胁，对吧？我好想多了解一些他的事迹啊！——那么多祖先当中，他是最让我着迷的一个了！”
他不得不向她泼冷水：“所有的史书上都有记载的这位扬·卡西米尔一世[26]，就跟你的皮埃尔差不多，是个风流倜傥的剑客，一个绣花枕头。在他那位头脑聪明、不择手段、野心勃勃的妻子手里，他不过是个牵线木偶。你还是忘掉那场著名的胜仗吧！一个波兰国王，居然想要为欧洲消除土耳其的威胁，再没有比这更蠢的了！没了土耳其人，他的国家从此也就保不住了——因为没人希望看到一个独立的波兰，除非能用它作为阻挡土耳其人的缓冲地带。”
“不，真正缔造了历史的那位索别斯基，史书上根本就找不到。他十分低调，所以没有载入史册。他是那位‘战士国王’的曾孙，扬·卡西米尔四世，我想你肯定从未听说过吧。这是个深藏不露、诡计多端的人，极其内敛，精于计算，毫无英雄气概。他登上王位比那位‘战士国王’要晚70年。他很明白，在当时的局势下，波兰根本不可能保持独立，波兰的国民要想苟且偷生，只有躲在欧洲列强的保护伞下，尤其是天主教国家——玛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ia）治下的奥地利[27]。因此他动用了阴谋、贿赂、谈判等种种手段，使瓜分波兰的结果最终达到了他的预期，他得到公爵的头衔和领地，成为奥地利的顶级贵族，为他自己以及他的子孙后代保住了财富和权力。”
“爸爸，您的历史知识这么渊博，我真羡慕死了。”亨里埃塔勉强扯出一个僵硬的微笑，果断终止了这个话题。
现在好了，他终于可以有充足的时间研究扬·卡西米尔四世。他将一头钻进那些文件和秘密信函里，钻入索别斯基家族史上唯一一位真正成功的外交家（亨里埃塔除外）的头脑之中。
不过最要紧的还是要好好打理索别斯基家族的产业，过去他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渴望自己能腾出时间来做这个。他曾经花了整整三年时间，在老耶德尔斯（Jeidels）的指导下，打理家族产业，清点账目，规划未来。那三年给他带来了无可比拟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在他整个外交官生涯中，没有任何事能带来如此强烈的感受，即便是最初那几年也一样；那会儿他还会为了能参与国家大事、知悉内幕秘闻而激动不已呢。
索别斯基忽然记起，昨天下午第一眼看到莫奈的《鲁昂大教堂》时感受到的那种喜悦和幸福，他从前体验过不止是两次，而是三次。另外那次发生的时间甚至还要早——是在老耶德尔斯要送他去体验外面的世界，求上帝赐福于他的那一刻。
索别斯基23岁才回到普热梅希尔的索别斯基亲王府。16岁时，他被送往维也纳，在卡尔科斯堡的耶稣教会学校学习，随行的还有20名仆人和1名主管。而后在隶属于他的索别斯基胸甲骑兵团里待了两年，期间参加了1859年的对意战争。在那之后，遵循当时贵族子弟的惯例，他成了维也纳大学几位知名教授的私人学生，攻读法律、经济、哲学和历史——尽管他花在女人身上的时间八成超过花在书本和名家讲座上的时间。想到这里，索别斯基不禁自嘲地笑了笑。
不过在23岁那年，他主动提出要回到坐落在波兰森林里的索别斯基亲王府，拜当时的亲王总管，老犹太人耶德尔斯为师，学习管理领地并熟悉家产。这个决定令他父亲大为吃惊。要是放到现在，贵族子弟学习打理产业并无不妥，就连哈布斯堡大公也这样做过。但在索别斯基那个年代，这却是闻所未闻的事。
索别斯基家的高级员工们立即举办了一个欢迎舞会，迎接回归故里的年轻主人。就在这个舞会上，他遇到了波琳。波琳的父亲是个鳏居的德国人，担任家族的林务官。当时她就站在她父亲身边，修长的身段亭亭如柳，白金色头发，一双碧蓝的眼睛波光粼粼。他先是履行分内的义务，跟她跳了一曲华尔兹——那感觉如此美妙，令他忍不住冒着被人说闲话的危险，再一次邀她共舞。
一曲终了，他把她送回她父亲坐着的地方。半路上，她红着脸悄悄问道：“以后我还能再见到您吗？”
他一阵心神荡漾，就说：“明天下午怎么样？”心里却不敢指望她会真的如约而至。
然而到了第二天下午，她果然出现在他的书房里，怀里抱着一大捧矢车菊，把半个身子都掩住了，衬得眼睛越发湛蓝。索别斯基自然不会傻到再让她回去；在她的半推半就下，他当场就要了她。
于是，他一生中最快活的三年就这么开始了。早晨无论天气如何，他都会和波琳一起出门骑马。然后，他会花上三四个钟头的时间，在耶德尔斯的指导下刻苦学习，后者一丝不苟地教他看懂每一本分类账簿，向他介绍每一处产业，剖析每一份资产负债表。下午的后半晌和整个夜晚又是跟波琳一起度过。这两者哪一样令他更快活，是跟耶德尔斯和那堆账本一起度过的四个小时，还是与波琳狂野销魂的鱼水之欢中度过的那些夜晚？这个连他也说不上来。
再后来，不可避免的，快乐走到了尽头，梦醒的时候到了。他父亲在遥远的匈牙利城堡里猝然离世。他生前跟他的吉卜赛女郎一起，在那里度过了最后的五年光阴；有天他和他的新宠轰轰烈烈地吵了一架，一大早就喝了个酩酊大醉，结果骑马出门的时候，从马上掉下来摔死了。索别斯基不得不在隆冬时节长途跋涉，千里迢迢地赶到喀尔巴阡山脉（Carpathian Mountains）。当时还没有火车，那条冰雪堆积的路好像永远都走不到尽头似的。他把父亲的遗体运回波兰，在克拉科夫大教堂举行了国葬，数以百计的达官显贵和亲朋好友参加了葬礼。葬礼结束后，他把父亲安葬在索别斯基家族的墓园里。
他离开了四个多星期。等他回来，波琳已经不在府里了。
不过耶德尔斯正等着他。“我擅自建议让波琳小姐回她父亲家去住了，”他开口说道，“我相信，殿下很喜爱这位年轻小姐，但您最好还是别再见她了。您现在必须出门几个月，以索别斯基家族新任族长的身份，拜访皇帝陛下和所有的贵族亲眷，向他们介绍自己。我这里有份名单。18年前，您已故的父亲——愿他的灵魂安息——在继承您的祖父、老亲王殿下的爵位后，用的就是这份名单，不过我又添加了最新的信息。您应该不会愿意带上那位年轻的小姐，虽然您喜欢她。她的身份不适合这样的场合，去了只会遭到怠慢和羞辱。”
“之后，您还要再花6个月时间，巡视索别斯基家族的主要产业，让那些地区代表和主管认识您这位新主人。假如这位小姐随行，同样会遭受羞辱和尴尬。”
“诚然，您不可能娶她。即便您心里有这样不智的念头，这位小姐也绝不会答应，这一点，我相信她已经亲口告诉过您了。但假如她留在我们这里，作为我们敬爱的亲王曾经垂青过的女人，她将会享有荣耀和地位，得到所有人的尊敬。殿下，您离开之前，还是不见她为好……对您和波琳小姐来说，见面只会使分别变得更艰难。”
“总而言之，殿下，”耶德尔斯继续说着，语气很平静，“我要提请您考虑关于将来的问题，相信我这样做并没有越过自己的权限。我能教给您的一切，您都已经学会了。实际上，作为管理者，您比我要强得多，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您同样也比我的儿子强得多，尽管我已经训练了他20多年——您曾经说过，在我退休后会让我儿子接替我的职位，这件事我们讨论过不止一次，殿下应该还记得吧。希望殿下不会觉得我言语无状，但您确实比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人都更有商业头脑。”
“然而，对于一位索别斯基亲王来说，做一名产业的管理者、一个商人，那绝对是有失体统的——这不是殿下这样身份的人该做的事。可要像一般贵族那样无所事事、消磨光阴，又不合您的意，我想您自己也清楚这一点，不然也不会这些年都待在这里，跟我学习产业管理了。”
“因此，我能否谦恭地建议您，去尝试一下外交部门呢？其实外交与经营一份庞大的产业颇为相似，只不过前者属于公众领域，而后者属于私人领域罢了。当然，最终的决定还是要由殿下自己来做。但我已经冒昧给殿下一位亲戚的私人秘书写了信，这位亲戚是奥地利驻巴黎大使梅特涅—桑德尔亲王，据我所知，他是我国当今最有成就的外交家，是他的父亲，伟大的克莱门斯亲王（Prince Klemens）的杰出继承人。”
说到这里，耶德尔斯打开一直拿在手中的信，开始念给索别斯基听：“梅特涅—桑德尔亲王殿下将随时恭候他的表弟，索别斯基亲王殿下兼普热梅希尔公爵，前往巴黎担任他的学徒和私人助理……”
此时此刻，索别斯基蓦然意识到，面前的这个老犹太人——戴着小帽，拄着手杖，走路一瘸一拐，小心翼翼的高地德语[28]中仍带着一丝意第绪语口音[29]——唯有这个老犹太人，也许还要加上波琳，会真正关心他、爱他，把他看作活生生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高贵的头衔和一套华丽的制服。索别斯基一时间百感交集，忍不住怀着激荡的情绪，向老犹太人请求祝福。于是老犹太人抬起一只手，用响亮的声音念诵希伯来文的祷词：“愿上帝将他慈爱的容光照耀在你身上。”这时，索别斯基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耶德尔斯也是。
就在那个星期，他离开了王宫，没再和波琳见面道别。8个月后他来到巴黎，投入他的远亲梅特涅—桑德尔门下，成了他的新学徒。
然而他对经营产业的兴趣从未消失过。事实上，凭着耶德尔斯灌输给他的理念和原则，他已然一跃而成为巨富，比之他父亲过世后刚刚继承家业那会儿，他的财产增加了足有10倍。
正是耶德尔斯反复向他指出，未来将会与铁路密不可分。他常说：“殿下，您那些高贵的同僚们憎恨铁路，唯恐铁路会带来颠覆社会的思想。然而思想是无论如何都挡不住的，一阵轻风就可以把它们吹送到四面八方。铁路运载的不是思想，而是货物。它可以把您森林里那些正在腐烂的木材变成有价值的商品，它可以为您领地上的煤矿创建市场，它可以帮您把粮食运到维也纳，把您的匈牙利牧场产的牛皮变成鞋子。只要能把产品输送到市场，现在还是农田的地方，很快就会盖起工厂。在维也纳、克拉科夫、布拉格、布达佩斯等许多城市里，都有索别斯基家族弃置不用的宫殿，维护费用高昂，又毫无收益；可一旦有了铁路，这些地方立刻就会变成值钱的地皮，可以用来盖写字楼和公寓。城市也会变得越来越大，因为有铁路为城市输入大量人口。”
“事实上，”耶德尔斯继续说道，“我已经预见到了这一远景，所以早在30年前，维也纳到布拉格的火车一开通，我就把国内几个主要城市里能买到的地皮都买下来了，价格相当实惠。现在光是这些地皮的价值就涨了整整5倍呢。”
正是由于耶德尔斯的影响，索别斯基才会接纳辛顿和莫森索尔提出的建议——当初他们第一次来找他，就提出要开办伦敦—奥地利银行。现在这家银行已经成为他最赚钱的投资之一了。索别斯基想，其实使辛顿成为欧洲最大银行家的那些观念和远见，耶德尔斯早在50年前就已经有了呢。
也正是耶德尔斯和他的谆谆教导，使索别斯基欣然接受了珀凯茨（Perkacz）和沃尔德—莱夫尼茨这两位真正的房地产大鳄的提议，把他在市区内的地皮跟他们的合并到一起，成立了奥地利第一房地产公司。这项举措带来的收益几乎可以媲美伦敦—奥地利银行了。
然而这就意味着，他必须继续积极参与管理。毋庸置疑，耶德尔斯的儿子是个能力很强的管理者，现任总管是老耶德尔斯的孙女婿，也同样能干。但管理人员只会执行命令，处理日常事务；那些大的想法、大的冒险、全局的视野，还是要由他来把握。
因此，不管是不是有失体统，索别斯基一直津津有味地享受着处理商务的乐趣，从未对家族地产和企业撒手不管过。实际上，唯一让他遗憾的是，他总是腾不出足够的时间来做这些事。
现在，他很快就能巡视每一处主要的领地、每一家大型的工厂了。他还要亲自会见每一位经理和主管——第一站就先去巡视波兰的产业，还要重游索别斯基亲王府。自从40年前他在那里跟老耶德尔斯告别后，就再也没回去过。
还要再过几个星期，皮埃尔才能接到任命。等事情一定下来，他就马上向老皇帝提交辞呈——最晚不超过8月，因为每年8月皇帝诞辰的那天，他都要前去祝寿。第二天再向外交部长辞职。等到9月，他就会成为前任大使——每天早晨端详镜子里那张脸时，再也不会觉得不顺眼了。
蓦地，一个念头如同利箭般刺入胸口，让他的心揪痛起来——他辞职了，玛吉特怎么办？
[1]圣詹姆斯宫：英国君主的正式王宫，位于伦敦市中心，外国派驻英国的大使和专员呈递国书时，按礼节和传统都要呈递到此处。
[2]克拉科夫：波兰的第三大城市，也是波兰南部最大的工业城市，历史上曾为波兰的故都。
[3]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1834—1917），法国印象派画家、雕塑家，以栩栩如生地描绘芭蕾舞演员的舞姿而著称。
[4]最后一行原文为法语。
[5]佛兰德斯是西欧的一个历史地名，现为比利时北半部的一个地区，传统意义的佛兰德斯还包括法国北部和荷兰南部的一部分。
[6]图尔昆和鲁贝均为法国北部城市。
[7]艾尔弗雷德·德雷福斯（1859—1935）：法国犹太裔炮兵军官，法国历史上著名冤案“德雷福斯案件”的受害者。于1894年被控泄露军事机密，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以叛国罪被判终身监禁，并引起了规模浩大的反犹太浪潮。在他入狱两年后，军情处发现另一名陆军少校艾斯特海兹才是真正的间谍。为掩盖其错误，法国军方压下了证据，艾斯特海兹被当庭释放。在一些进步活动家的奔走下，军事法庭于1899年重新开庭审理此案，期间曝出多起政治和司法丑闻，法国政界历经动荡，分裂为两大阵营。直到1906年，德雷福斯才被正式宣布无罪释放。
[8]原文为apRhys，意为“里斯的儿子”。旧时威尔士男子常以父亲的教名加上前缀ap为姓，表示“某某的儿子”。
[9]一种道白与歌唱交替出现的歌剧形式，成型于18世纪初，以戏谑嘲讽为主，拥有包括歌唱、舞蹈和器乐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
[10]原文为法语。
[11]使徒陛下：匈牙利君主的称谓，意为“君权传承自使徒”。
[12]土伦：法国东南部的港湾城市，位于马赛附近。
[13]蓝色海岸地区又称里维埃拉地区，地处地中海沿岸，位于法国东南部的边境地带，毗邻意大利。
[14]哈布斯堡家族是欧洲历史上最为显赫、统治地域最广的王室之一，13~18世纪，其成员曾出任欧洲各国的国王、大公与公爵。1713年，哈布斯堡家族最后一位男性成员，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颁布国事诏书，宣布女儿亦可拥有继承权。
[15]路易·菲利普一世：于1830~1848年任法国国王，俗称“七月王朝”，在位期间由大金融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法国二月革命爆发后逊位。
[16]法国姓氏前加“德”字用来标志其贵族身份，贵族必须由国王册封。
[17]巴黎上流社会的居住区，以绿地森林、景观湖和林间步道闻名。
[18]卡尔·菲利普·戈特弗里德·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德国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普鲁士军队少将，著有《战争论》一书。
[19]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惨败，巴黎人民发动起义，成立了第三共和国。期间普鲁士继续攻打法国，围困巴黎长达四个月，法国国防政府对普鲁士采取投降政策，于1871年1月签订了割地赔款的协议，并企图解除国民自卫军的武装，遭到了强烈反抗。国民自卫军起义后，驱逐了临时政府总理梯也尔，于同年3月成立巴黎公社，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并组织抵抗凡尔赛正规军的反攻，期间也枪杀了一部分人质。5月底，巴黎公社彻底陷落，遭到凡尔赛军的血腥报复，其后的流血周中有数万人被处决或枪杀。
[20]当时普鲁士已在俾斯麦治下成立德意志帝国，因此德国公民遭到了巴黎人的敌视。
[21]波兰于1772年、1793年、1795年先后三次遭到俄、普、奥三国瓜分，终至亡国。波兰人民曾多次掀起革命运动，反抗异族的统治。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波兰才终于恢复了独立，重建国家。
[22]西班牙的宗教裁判之所以以残酷手段闻名，是因为自其建立起至19世纪初撤销，被火刑烧死的异端达10万之多。
[23]俄国1905年革命期间，尼古拉二世统治的沙皇政府极力煽动工农仇视犹太人，在100个城市里共计有4000多犹太人被杀，1万多犹太人被打成残废。
[24]此处影射爱尔兰和英格兰之间的历史矛盾。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正是爱尔兰自治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
[25]此处应指阿尔布雷希特大公（1817—1895），奥地利帝国最后一位著名的统帅，在普奥战争中负责对意作战，屡建战功，1888年任奥地利陆军元帅。与军事上的开明相比，他在政治上极为保守。
[26]此处与史实似有出入。历史上解除维也纳之围的是扬三世·索别斯基（扬是波兰人名，英语中亦称其为约翰三世·索别斯基）。
[27]17~18世纪，欧洲进入启蒙时代，传统的天主教会势力受到严重挑战，包括英国、德国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开始信奉新教，但奥地利依然是坚定不移的天主教国家。玛丽亚·特蕾西亚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之女。查理六世没有男性子嗣，因此依照他颁布的1713年国事诏书，特蕾西亚成为第一位奥地利女大公。
[28]高地德语即为标准德语，意地绪语是中东欧犹太人及其在各国的后裔说的一种从高地德语派生的语言。
[29]意第绪语：一种将希伯来语与德语混合后形成的犹太语言，用希伯来字母书写，最早出现在10世纪的莱茵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