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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老皇帝感觉舒服的，是他的情商高于智商，与人相处总能使对方感觉愉快。史书载这位美男子“行止轻儇，不矜咸仪，言语便给，喜欢诙谐，然性机敏，过目辄能记诵”。他毫无士大夫的方巾气。据《啸亭杂录》载：“和相虽位极人臣，然殊乏大臣体度，好言市井谑语，以为嬉笑，尝于干清宫演礼，诸王大臣多有俊雅者，和笑曰：‘今日如孙武子教演女儿兵矣。’”能在乾隆面前这样说话的，满朝只有和绅一人而已。他善解人意，凡事从不用皇帝废话。他办事干练，嘉庆也不得不承认他“精明敏捷”，他特别长于游刃有余地应付各种突发事件。凡遇繁难政务，乾隆常常派和绅去处理，和绅以其机敏果断屡获褒奖。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他充任钦差大臣赴云南查办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因办理得体，未及回京，升任户部尚书兼议政王大臣。回到北京，他“面陈云南盐务、钱法、边事，多称上意，并允行”。表现了自己的全面政治才华。这是和绅从政生涯第一次重要亮相，表现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认可。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林爽文起义过程中，和绅作为机要秘书，为皇帝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政策建议。起义平定后，皇帝特意赐诗和绅，大学士三等忠襄伯和绅：承训书谕，兼通清汉。旁午军书，惟明且断。平萨拉尔，尔曾督战。赐爵励忠，竟成国翰！
“兼通清汉”是和绅的一项重要政治资本。乾隆朝最重要的政治文书，都是用满文写成的，这实际上就把许多汉大臣排斥在了最高决策圈之外。乾隆朝唯一参与最高机要的汉大臣张廷玉，也精通满文，因为他中进士后曾经专门学习满语。及至乾隆晚年，大臣中文兼满汉且又有眼光有见解的，唯有和绅一人了。故乾隆五十六年（1792年）平定廓尔喀后，乾隆又说：“去岁用兵之际，所有指示机宜，每兼用满、汉文。此分颁给喇嘛及传谕廓尔喀敕书，并兼用蒙古、西番字者，殊难其人，唯和绅承旨书谕，俱能办理秩如。”
历代被处死的贪污犯中，和绅的死是最谈定的一个。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十八日上午，皇帝派人送来一条白练。和绅见到白练之后，索笔题诗一首：
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
他时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
一个在临死前能写出这样充满禅意诗句的人，应该是个有一点深度，有一点悟性，有一点定力的人。目光锐利的乾隆本也不会让一个平庸之辈处于离自己最近的位置上。
事实上，对和绅的全面定位应该是——政治家、经济官僚、诗人、学者、艺术鉴赏家和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在乾隆后期，他在整顿国家财政制度、管理文化事务，特别是外交事务方面，都作出了相当杰出的贡献。他主编了《四库全书》《大清一统志》《三通》等大型丛书，《红楼梦》能流行于世，据说他的功劳尤大；因为精通多种语言，所以和绅实际上充任了当时的外交部长，曾多次负责接待朝鲜、英国等国的使臣。英使马戛尔尼曾评论和绅说，在谈判中“保持了他尊严的身份”，“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仅止这些才能，已经足以使乾隆离不开他。更何况和绅还有另一项为皇帝所亟需的天赋，那就是理财。
除了不死读书、兴趣广泛、注重人际关系沟通技巧外，和绅身上还有许多其它的“现代气质”，比如财富观念。
和绅有着天生的商业头脑。传统社会中的财富观念是静态的，人们有了钱，第一选择永远是买地，把流动资产化为固定资产，“入土为安”。而和绅却深通现金流动起来后的巨大威力。在不动产与现金面前，他显然对现金更感兴趣。乾隆五十七年（1793年），庄头许五德与他人发生矛盾，托和绅帮助打官司，并答应“事后或送地六十顷，或银一万两”。和绅听后明确表示，“不要地亩，要银一万两”。他的贪污受贿所得，一小部分用于扩大不动产，更多的部分，则用于各种工商业投资，其范围涵盖了金融，地产，矿山，物流，医药，商业等许多行业。他在北京城内拥有当铺12座，其中永庆当、庆余当、恒兴当、恒聚当等，都是典当业巨头。此外他还经营印铺、账局、瓷器铺、药铺、古玩铺、弓箭铺、柜箱铺、鞍毡铺、粮食店、酒店、杠房、石灰窑等。此外，他家还专门拴了80辆大马车，从事运输业。这些行业的收益率，当然远远高于地租。就是那些不动产，他也尽可能选择用来出租。据后来抄家官员统计，和绅仅在北京就有出租房屋35处，“一千零一间半”，“每年共取租银一千二百六十八两三钱，取租钱四千四百九十二吊二百四十文”。可以说，只要是赚钱效益快的行业，就有和绅的身影。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采矿业由于风险巨大，管理复杂，投资多，见效慢，一般人不敢经营，和绅却敢于尝试。他看中了煤矿业是朝阳产业，曾投巨资在门头沟和香山两地开了煤矿。和绅巨大家业的积累，贪腐所得当然是大头，但是他自己的投资收益也并非无足轻重。
和绅还有着强烈的契约意识，在金钱面前，亲兄弟，明算账，虽然至亲好友也毫不含糊。他的外祖父伍弥泰官至大学士，向他借过两千两银子，他担心外祖父不能及时还账，逼着老头拿自家地契抵押，“取田契价值相当者署卷归偿。”（《郎潜纪闻》）他岳祖父英廉的孙子向他借钱，也是拿地契为抵押品才借出去的。（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档案《内务府来文》）他亲舅舅明保向他借了1.5万两白银，他规定每月1分起息，连本带利滚到2.145万两。他贴身家人傅明向他借银1000两，答应如到期不能还清，便从其“每月工食内坐扣”。不久，傅明身亡，和绅并不念其效劳一生而免除债务，而是令其子花沙布代替还债。并且每月规定按7厘起利，加上以前所欠利银200两，共计1200两。因为对金钱的热爱，和绅甚至亲自担任家里的会计和出纳：“和相……出入金银，无不持筹握算，亲为称兑。”
（《啸亭杂录》）
成为乾隆皇帝的私人助理后，他的经营天才迅速得到了体现，并迅速得到乾隆的重视。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他出任内务府大臣。在此之前，这个负责皇室财政的机构经常是入不敷出。“本府进项不敷用时，檄取户部库银以为接济。”而他就任之后不久，就面貌一新，不但弥补了以前的赤字，还出现了盈余。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皇帝加派他充任崇文门税务监督，在他的经营下，这个税关收入一下子跃居全国30多个税关的前几位。这两炮打响，乾隆对和绅的理财本领愈加刮目，所谓“晚年依毗益笃”。所有与财政有关的部门渐渐都划归和绅一人把持，他先后任户部侍郎、户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内务府大臣。“伊竟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一字。”
在乾隆眼里，和绅简直就像一个魔术师，总是能出人意料地制造出新的财源。“议罪银”的制度化，就是一大发明。
缘何咸丰在位时慈禧斗不过慈安
慈安皇太后，俗称东太后，简称慈安，死后谥为孝贞显皇后。
提起慈安，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慈禧。长期以来，慈安给人一种过于忠厚老实，缺乏政治才干，事事依赖慈禧的印象。实际上，这样的看法未免有失偏颇。真实的慈安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从小就受到过良好教育。特别是她成为中宫皇后的10年中间，清王朝遭遇了空前的外患内忧，使她在忧患中成熟，在忧患中增长阅历。在美女如云的皇宫，在多情的咸丰帝身边，能保持10荣宠不衰，除了凭借她本人的超凡的容貌和人品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她有一套十分成功有效的处理和驾驭她与众妃嫔、与夫君皇帝关系的秘诀。这些都足以表明慈安是一位城府很深的大智若愚的女性。即使把她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来衡量，即使把她与慈禧放在一起作比较，慈安太后也绝不是一无是处。决定朝政大端，慈安优于德，而慈禧优于才。慈安对权力不感兴趣，所以日常朝政多让慈禧处理。而“慈禧慑于嫡庶之分，亦恂恂不敢失礼”。遇到朝政大事，慈禧不敢擅做主张，仍要征询慈安的意见。由此可见，慈安太后在控制局面、掌控权力方面也是很有一套办法的。在光绪年间任过大清国驻英国大使，回国后先后任过光禄寺卿、太常寺卿、大理寺卿、左副都御使的薛福成，在他的《庸盦笔记》中记道，诛杀陷城失地、临阵逃脱的两江总督何桂清，将骄蹇贪淫的胜保下狱赐死，赏给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爵位，皆出自慈安之意。
那么历史上的慈安太后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们还要从头说起。
走上政坛，两个女人一台戏。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死。他临终前做了三件事：一、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二、命御前大臣载垣、端华、景寿，大学士肃顺和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三、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咸丰皇帝“派载垣等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的上谕印章（由慈禧掌管）。顾命大臣拟旨后要请两位太后盖上“御赏”和“同道堂”印章。
“御赏”“同道堂”章咸丰皇帝的原意是让八大臣和两宫太后权力互相制约，既不让辅臣一手遮天，又避免后宫专政。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咸丰皇帝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他的临终遗命，分散权力的目的没有达到，而制造矛盾的后果却日见凸现出来。它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引发了“辛酉政变”。关于政变的过程和结局，许多书里都有详尽记述，这里不再多说。我们更关心的是慈安太后在这场政变中所起的作用。
辛酉政变中的独特地位。这场政变实质上就是一场朝廷内部的权力之争。一方是两宫皇太后和以恭亲王奕为首的皇族，另一方则是咸丰帝临终任命的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这场政变的组织者、策划者和领导者是慈禧，其主要倚靠的骨干力量是奕，但也绝对不应忽视慈安在其中的作用。她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名正言顺的原中宫皇后、当时的母后皇太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她是这场政变中决定成败的关键性人物。这一点，机敏而工于心计的慈禧比谁都清楚。慈禧更清楚自己是靠“母以子贵”才登上皇太后宝座的，养心殿东暖阁太后垂帘听政处声望、资历、影响力远逊于慈安。如果不将慈安争取过来，夺权、垂帘听政的目的就达不到。慈禧凭其如簧之舌，终于将慈安拉到了自己这一边。反过来，如果慈安旗帜鲜明地坚定拥护咸丰帝的遗命，毫无保留地支持并站在八大臣一边，辛酉政变就不会发生，这段清史就得重写。
日常朝政中的表现。有书记载，慈安“及与孝钦后（慈禧）垂帘听政，首简恭王入军机处。时国人称孝贞优于德，而大诛赏大举措，实主之；孝钦优于才，而判阅奏章，裁决庶务，及召对臣工，咨访利弊，悉中款会”。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时人对慈安和慈禧的评价是各有所长，慈安“优于德”，慈禧“优于才”。一些日常的事务由慈禧处置，但每遇朝政大事，还是要由慈安太后最后决定。慈安太后的理政之才主要表现在：
一、重用能臣，“同治中兴”。慈安与慈禧密切配合，发挥己长，励精图治，在朝内重用奕、文祥、倭仁等重臣，外用一批优秀的汉族将领，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使得同治年间出现了“中兴之象”。1914年出版的《清朝全史》记载：“同治改元之初，即知曾文正公之贤，授为两江总督。文正感其知遇，尽心谋国。而东宫（指慈安——笔者）则自军政、吏治、黜陟、赏罚，无不咨询文正而用其言。”于是当时遂有“至军国大计所关，及用人之尤重大者，东宫偶行一事，天下莫不额手称颂”之说。
二、慈安端裕皇太后诛杀安德海，朝野称快。清朝规定太监不得出都门，犯者杀无赦。安德海是慈禧的心腹太监，他依仗慈禧的宠信，胡作非为，肆无忌惮。朝中大臣，甚至连同治帝都恨他入骨。同治八年（1869年）八月，安德海请求慈禧派他到江南置办龙衣，获得许可。但他不知收敛，一路招摇，途经山东境内时，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拿获。丁宝桢迅速将此事上奏朝廷。慈禧有意袒护，慈安“立命诛之”。结果安德海被就地正法。由于慈安的力主其间，安德海才得以伏法，当时朝野上下，人心大快。
三、立阿鲁特氏为皇后。同治十一年（1872年），同治帝已经17岁了，到了立后成婚的年龄。慈安看中了淑静端慧、容德俱佳的崇绮之女阿鲁特氏，而慈禧则看中了年轻俏丽、姿性敏慧的凤秀之女富察氏。两人各执己见，最后决定由同治帝自己决定。结果同治帝采纳了慈安的意见，同意立阿鲁特氏为皇后。此事表明了慈安在宫中、在同治帝心中的崇高地位和影响力。
由上可见，慈安皇太后不仅有德，而且有才，小事不拘，在大事上决不糊涂。慈安的存在对慈禧是有着相当的震慑作用的。但是，天不假年，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初十日戌时，慈安崩逝于钟粹宫，终年45岁。
李鸿章挨一枪换得白银1亿两
一件黄马褂，血染东瀛，让50万纽约人追捧，也让百年后的我们看清了李鸿章的真实面影……
黄马褂本来只是清代官服的一种。清昭连《啸亭续录·黄马褂定制》中说：“凡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侍卫，干清门侍卫，外班侍卫，班领，护军统领，前引十大臣，皆服黄马褂。”为什么侍卫穿马褂？因为马褂衣长只及股，袖长至肘。行动起来利索。为什么后来唯独清朝能将“黄马褂”这个符号普及到“文武百官”？是因为满清好这个。说到底清朝是“枪杆子里出政权”。
根据清官规定，三类人可以穿黄马褂：
第一类是皇帝出行时，各内大臣、御前大臣、御前侍卫等随从，必须穿着黄色的马褂以壮行色。这种黄马褂称之为“行职褂子”，没有花纹及图案。因为是因职而穿，所以离开工作岗位，或者不与皇帝同行时便不能穿。
第二类是皇帝狩猎校射时所赏赐的。这种黄马褂称之为“行围褂子”，按规定只有跟随皇帝狩猎时才可以穿。平时无故穿上属于犯禁，是可以被治罪的。
最后一种黄马褂是因特殊功勋而得到的奖赏。这种赏赐又称“武功褂子”，得赏的人可以在任何隆重的场合穿。这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赐穿黄马褂”。据考证，这种赏赐方式在清初并不盛行，大概是在道光或咸丰以后才开始出现。特别在对太平军作战时候，赏赐了不少黄马褂给那些镇压太平天国的有功者。后来慈禧太后把规矩给坏了。一次，慈禧太后一高兴，生生地将一件黄马褂赏赐给了为她开火车的司机。
李鸿章的这件黄马褂和这根三眼孔雀花翎故事非常多。当李鸿章过七十大寿时，“两宫赐寿，赏戴三眼花翎”。《异辞录》有一段话说：“同光以来，每逢庆典，李文忠常得异数。紫缰三眼翎，本朝赐近支八分，今以当古之九锡，人臣所不能有。”七十大寿这个时候，是李鸿章事业的颠峰，朝廷给他的荣誉和实惠，很多方面已经超过他的老师曾国藩。
但是这一切因为一场战争刹那间被“拔去”和“褫去”了。
1894年9月16日平壤失守，次日翁同龢抨击：“合肥（李鸿章）事事落后，不得谓非贻误。”光绪皇帝一气之下，给李鸿章予以“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的处分。这相当于现在的“行政记大过”“严重警告”处分。“戴罪立功”的李鸿章后来还是没打赢仗，黄海海战爆发后，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让人家从海陆两路夹击攻占了辽东，威胁京畿。
甲午战败后，清朝政府派代表赴日本谈判，日本不予接待。1895年2月12日慈禧看了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转来的东京来信，说：“所指自是李某，即着伊去，一切开复，即令来京请训。”2月13日，光绪谕令李鸿章“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定和约”，“赏还翎顶、黄马褂，开复革留处分”。
《纽约时报》1894年8月6日有一篇报道叫《李鸿章黄马褂被清廷褫夺，带罪领军》说的就是这件事情。报道说：“李鸿章黄马褂被褫夺，算不上什么划时代的事件。然而引人注目的是，这可被视为大清朝廷力图以加强法纪来整合民心所用权术的一个范例。对西方观察家来说，本想弄明白如下事实，即为什么李鸿章在头天被任命为清军最高统帅，而次日甚至同日又被褫夺清国贵族的最高荣誉？这项荣誉赋予清国臣民身着‘黄马褂’的权力，而这种‘黄马褂’据说是大清皇族专用服装，禁止非皇族人员穿用。这个矛盾的结果令人感到啼笑皆非！”
熟悉清国人传统习惯和思维方式的人指出，“虽然朝廷颁布了禁止李鸿章再穿黄马褂的命令，但并没有同时撤销任命他为帝国军队统帅的圣旨。虽然李只能穿他的普通官服，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做清军统帅。如此看来，黄马褂的回收只不过是个警戒，希望这位帝国司令警惕，在抗击日本军队时必须有上好的表现。如果成功了，他可以指望重获黄马褂的殊荣，这无疑将是对他丰功伟绩的最高奖赏；但如果失败了，等待着他的可能是割掉他的马尾辫子甚至砍掉脑袋。”
差一点掉脑袋的败将李鸿章来到日本马关的春帆楼和伊藤博文“媾和”谈判。1895年3月24日下午4时，第三轮谈判结束过后，满腹心事的李鸿章步出春帆楼，坐轿子返回驿馆。谁知，就在李鸿章乘坐的轿子快到驿馆时，人群中突然窜出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朝李鸿章脸上就是一枪。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染黄马褂，倒在血泊之中。迷迷糊糊中，他还不忘叮嘱随员，将换下来的黄马褂血衣保存下来，要求不要洗掉血迹。然后一声长叹：“此血可以报国矣！”
今天，在合肥大兴集李鸿章享堂的正殿内，有一个紫檀木制成的玻璃橱，玻璃橱中陈列着一件染满暗黑血迹的李鸿章黄马褂，应该就是马关的这件。
小山丰太郎用的可能是土枪吧，威力不够大。李鸿章中的这一枪，子弹正好嵌在左眼下方一寸的位置。子弹虽然留在了体内，但并没有伤及眼睛。李鸿章不让取出来，俄国医生也坚持不取。一是老先生时年73，一动不如一静。二是老先生可能希望留下这个让伊藤博文揪心的“罪证”，和日本人做“有理、有节的斗争”。果然，一颗子弹换回1亿两白银，最后理亏的日本人要价从3亿两降到2亿两。这“一枪”甚至还引来了俄罗斯、法国、德国对日本掠夺辽东的联合干预。在他们的压力下，特别是俄罗斯有意无意地在远东作调兵姿态，吓得日本不得不接受中国3000万两白银的“补偿”，放弃了辽东。毕竟日本打败清国后，自己也累得只剩一口气了。
李鸿章血染风采的这档子事儿，欧美的报纸都有实时的详细报道。李鸿章和“yellow jacket”（黄马褂）多次上了他们的版面。
他的黄马褂、三眼花翎得而复失、失而复得，而且还有一股子血腥味，这些让西方读者浮想联翩：原来，在那个遥远的东方国家，一个将军打败了，只要脱去他的黄马褂，就等于责罚了他。当黄马褂被重新还回，就意味着一个官员重新被信任。原来血袍可以“报国”。
袁世凯为称帝在新华门修厕所
袁世凯在闹帝制的时候，曾于新华门左侧修了一个厕所。老同盟会会员，当时的国会议员、国民党政府国史馆馆长刘成禺，曾写了《洪宪纪事诗本末》一书，书中记载了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袁世凯称帝的丑闻丑事。书成之后，请国学大师章太炎作序。章氏读完后，说：“论载比较真实，诗也写得不错，但尚缺袁氏于新华宫门建厕所一事，应补入。”刘成禺对章氏提议甚为赞成，随即补咏一首：
休言麟定说公孙，鲁语能污帝阙尊。
蜡炬满前君莫笑，沛公入厕在鸿门。
章太炎读后，抚掌大笑曰好诗，遂提笔为刘氏之书作序。
袁世凯因何在新华宫门左侧修厕所呢？说来荒唐可笑。
在北京城的中心，有一组金碧辉煌的古代建筑群，殿宇重重，楼阁层层，巍峨庄严，这就是有名的北京紫禁城，又名“大内”，也就是中外驰名的故宫。其为世界上最优异、最辉煌、并最具有中国古典风格的东方格调的建筑物，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宫。
北京原为元之都城，明太祖洪武初年，欲于此建都，修撰鲍频力谏而止，乃改大兴府为北平府，二年，立北平中书省，三年，封燕王。明成祖永乐元年正月，礼部尚书李至刚等上言，谓：“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由外藩，入承大统。而于肇迹之地，皆有升崇。切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化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至此，乃以北平为北京，并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在明成祖朱棣称帝的3年内，先后5次从南京、浙江、山西等9省移民几十万到北京。永乐五年（1407年），朱棣派泰宁侯陈主持北京宫殿的修建。其规模设计是以南京宫殿为蓝本，沿用元大都大内的旧址建造的，只是由北向南推移了近400米。皇宫建在北京古城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长8公里的中轴线上，南北为主，左右对称。
皇城的天坛建筑多采取圆形，而地坛的建筑多采取方形，其基本理念也来自于天圆地方，显然这种形制与古人的宇宙观有关。我国古人在观测天象时，把天空分为四大区域对星辰进行观测。其中把东方的星体想象为龙，西方想象为虎，南方想象为鸟，北方想象为龟蛇，这就是四象。明代北京宫城的北门称玄武门，玄武即龟蛇，其名即来自四象。
古人还把星空分成三个大区，分称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故宫之后以称紫禁城，即源自紫微垣一名。东华门、西华门、左掖门、右掖门以及端门，其名称起源也来自星象。《史记·天官书第五》在叙述太微垣时说：“太微，三光之庭。匡卫十二星，藩臣：西，将；东，相。”所以故宫外朝东为文华殿，西为武英殿；北京内城的南门，东为崇文、西为宣武，这些名称和位置与《史记》所说均相合。在二十八宿中，昴宿与毕宿间称为天街，所以明清时期，天安门前的街道也称为天街。
修筑皇城时，由大江南北各省征调各种工匠和民夫到北京轮流服役，每次达10万人之多。这座建筑群充分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在明清两代，明朝有14个皇帝，清朝有10个皇帝，都先后居住于这座宫殿。
袁世凯在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清皇室让出了中南海，袁世凯即由铁狮子胡同陆军部搬进了中南海，办公室设在了居仁堂。当其复辟帝制之决心难下之际，一面靠杨度、胡瑛、严复等组织筹安会，制造舆论，一面用迷信卜筮登基之吉凶。其子袁克定，因其欲当太子，亦极欲袁世凯登基，也设法鼓动袁，最后，袁终于下了登基的决心。1915年12月11日，袁世凯操纵的“中华民国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上书袁世凯，“劝进”袁称帝，参议院欣然接受委托，恭上了“总推戴书”，当日下午，袁将推戴书发还，并附以半推半就的回文。次日，袁世凯发布申令，表示接受帝位。12月19日，袁称帝大典筹备处的招牌公开挂出。21日，国民会议事务局密电各省将军巡按使，关于国体问题的文件，除法律规定者外，所有公私文电一律予以销毁。31日，大典筹备处通告，翌年改为“洪宪元年”。袁世凯还下令，把中南海的总统府改名为“新华宫”。
袁世凯一宣布称帝，立即遭到了举国上下的反对，蔡锷首先于云南发难，接着，西南各省纷纷响应。一时间，把袁世凯搞得焦头烂额。万般无奈，袁又求助于迷信。就在这时，袁之长子袁克定向袁举荐了一位山东的叫贾兴连的风水先生，说这人的风水看得如何如何好，袁世凯正因称帝后被举国上下攻击得内焦外困，便下旨召贾兴连入京，让其看明清两代皇城的气数。
很快，贾兴连便奉旨入京。
前文述过，袁世凯是个极爱风水阴阳的人，接触的风水阴阳先生也多，所以，他要亲自考察考察这位贾先生的本事是真还是假。
贾兴连被带进袁世凯的办公室。这个贾兴连果与其他风水先生不同，一般风水先生都是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衫，鼻梁架铜腿圆片镜，而贾兴连却身穿西服革履，一副洋派。他不仅接了中国老祖宗留下的衣钵，还上过西洋学校，懂得英文。赐坐之后，袁世凯说：“听说你看阴阳宅上很有些本事？”
跑江湖的大都爱夸海口，这个贾先生因系中西结合型，更与众不同了，虽然在大总统面前，却依然侃侃而谈，牛皮吹的面色不改，其大言不惭地说：“对堪舆之学有所研究，受过异人传授。”
袁世凯所见的多是传统式风水先生，对这个“现代派”的风水先生很感兴趣，遂道：“我想听你谈谈风水学。”
贾兴连说：“关于风水一学，以前叫做‘堪舆’，堪舆两字，最早出现于淮南王刘安所写的《淮南子》一书。这并不是说风水开始于此时，这个时候他除了提到‘堪天道也，舆地道也’之外，没再提出什么。而对天道也、地道也之说，还是别人的注解。接下来就是秦末汉初的黄石公传给了赤松子。黄石公是张良的老师。这位黄老先生传给赤松子的是《青囊经》。又是谁传给黄石公的呢？有说孔圣人的，有说周公的，还有说是黄帝的，这都是万流归宗吧，黄石公的《青囊经》又是根据什么写的？没人知晓。不过其中的干支及八卦符号，可以追溯到伏羲氏。赤松子得了《青囊经》又传给了谁？也无记载。辗转间到了晋朝，郭璞得到了此书。结果郭璞的一个学生把此书偷走了，还没读又被火烧了。这《青囊经》就羽化了。后人只从《郭璞传》中得知有这部《青囊经》的书，至于内容是什么就不知道了。”
袁世凯听到此说：“清朝的蒋大鸿不是补撰了《青囊经》吗？”
贾兴连说：“不止清朝，唐朝的杨筠松也写了《青囊奥语》，似乎杨筠松也看到过《青囊经》一书。这是风水学渊源的一笔烂账。不过，自杨筠松之后，堪舆学的著作如雪片般出现。从《青囊经》《葬经》《撼龙经》《疑龙经》《青囊奥语》以及《天玉经》《都天宝照经》等充斥书坊的风水书，不可不谓桃李满天下，可最后的结论还是不知祖宗是谁。若用最通俗的交代法，还是将堪舆学的始祖推给黄帝。我们的信史只能远溯到殷商时代，至于商朝以前的部分全由传说得知。其中经过一个大洪水时代。从黄帝时代到殷商中间到底经过多少年代，并无可信的证据。”
袁世凯听到此，打断贾兴连的话说：“有1000多年。”
贾兴连说：“那为史书记载，若根据命历序的说法，则少说也有40万年。我们并不能轻易断言，人类以前绝没有过比现在还进步的文明，说不定人类已经过了好几度的高度文明，又好几度毁在自己的文明之下，后又几度重新开始也未可知。试看古代传说的天子能御车游云，有什么羽盖云车，今在世界上不是也有了飞机吗。这种说法若是可能，则中国古来从天干地支八卦所发展出来的学术，包括风水一学，其来头就有头有脸了。”
袁世凯听得很感兴趣，也听得很认真，贾兴连继续侃道：“通常被我们称呼的‘风水’，按我多年所得，把风水术翻成现代化的字眼，应该叫‘地球磁场与人类关系学’。中国古代的风水，从内容说，应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讲究峦头形势，另一部分是讲究方位理气。峦头形势怎么解释，通俗地讲，就是追究与人类发生关系的水土结构，例如山川的形势或者建筑的结构。追究何种结构适合人类居住，什么结构能对人类有精神物质的帮助。而今的一些维新的知识分子，接受了一些西方教育，就完全否定了自己祖先的遗产，心浮气躁地指责斥风水为神鬼荒诞学说，其实，有无神鬼尚待为研究的课题，而对含有磁场学说的风水，斥为荒诞更不应该。退一步说，古人若在毫无由来的条件下扯下了风水这么一个庞杂而深奥的大工程，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对风水一学，绝不能置于漫不经心的态度。”贾兴连谈到此，见袁世凯眯着眼极认真地听着，更滔滔不绝地说下去：“维新以来，一些中国人接受了现代教育，就认为中国的文化成就除了历史上杰出的文人著作，各朝代所遗留下的古迹、古董以及伟大的儒家思想之外，就一无所有了。至于对风水学的看法，就更不以为然了。认为黄石公的《青囊经》，不过是秦末汉初的著作，杨筠松的《撼龙经》，不过是唐僖宗时代的产品。这些书的内容同外来文明，外来生物，没有任何渊源关系。事实上，风水之学，既不始创于汉朝黄石公，也不始创唐朝的杨筠松，他们的著作，都是这套学问的体系和理论的进一步完整。”
袁世凯打断贾兴连的话说：“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有许多珍贵的文明遗产都不知来自何处。”
贾兴连说：“中国人治学的最大缺点是秘而不宣。10年前，我跟一位李先生看风水，那位李先生有一把自制的探穴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前无古人的探穴尺，这尺子是金属打造的。我随他到一面山坡地，这地上面有好多坟墓，其中有五个并排的小坟，另外两个是大坟，从坟的规模上，看出是大户人家的。会看风水的，都能从附近的山形水势知道此地是结穴之地，可真要点中正穴就不容易了。这些坟都是奔这穴而来的，可惜都点歪了。李先生要我用他的探穴尺探真穴所在。我按照他的指导，在两个大坟和四周几个地方都屡试不爽，最后，我走到五个小坟的矮墙，在矮墙上走了两步，一股强大的吸力，把我手中的尺柄吸了过去，这才是真穴所在。”说到这儿，贾兴连见袁世凯睁大了眼睛，听得十分入神，遂又道：“风水先生寻真穴是要花时间和精力的，登山涉水不说，而且需要真确的眼力和判断力。没想到这个探穴尺，竟如此之神。我问李先生探穴尺如何打造，可惜他秘而不宣。”
贾兴连说到这儿，袁世凯急不可耐地说：“那个李先生现在哪里？”贾兴连说：“3年前就死了。”
袁世凯又急急问：“那个探穴尺呢？”
贾兴连道：“也不知到了哪里。”又道：“中国的许多宝贵东西就这样失传了。”
袁世凯听了很泄气。又问了贾兴连几句就让他去看紫禁城的风水。
贾兴连一连看了3天，便向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禀报了一番。说：“紫禁城的布局，是按天上的星宿三垣安排的。星宿三垣为太微垣、紫微垣、天市垣，紫微垣是中垣，又称紫微宫、紫宫，在北斗星的东北方，乃天帝居住之所。皇帝乃人间之帝，故也用了‘紫’字，皇宫又为禁地，故名‘紫禁城’。当初建宫时，天上太微垣南有三颗星，被人们视为三座门，名为端门、左掖门、右掖门。为与天上的星宿相对应，紫禁城前也设了三座门，即端门，还有午门东西两侧的左掖门、右掖门。紫禁城的核心位置，贯穿着一条中轴线，从外城永定门开始，经过内城正阳门，进入宫廷广场中华门，穿过广场，便是皇城的承天门（即现在的天安门），承天门内有端门，端门内为午门。中轴线的东西两侧，东面是天坛，西面是山川坛（后改先农坛）。进了午门，所有建筑都为对称排列。最中心的是前朝三大殿，即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后三宫的干清宫、交泰殿和绅宁宫，每座大殿的蟠龙宝座，都坐落在中轴线上。”贾兴连又道：“北京乃古幽燕之地，自昔称雄，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苏秦所谓天府百二之国。杜牧所谓王不得不可为王之地。杨文敏谓为西接太行，东临碣石，巨野亘其南，居庸控其北，势拔地以峥嵘，气摩空而崱屴，幽燕之地，内跨中原，外控朔漠，真天下都会。桂文襄谓幽燕之地，形胜甲天下，康山带海，有金汤之固。盖真定以北至于永平，关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喜峰、古北、黄花镇险扼尤着。天津又通海运，诚万古帝王之都。”贾兴连说到此，稍停又道：“明太祖克元都后，置北平布政司，曾亲策问廷臣，‘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虏，比南京如何？’翰林修撰鲍频说，‘胡主起自沙漠，立国在燕，及是百年，地气已尽，南京兴王之地，不必改图。’明遂建都南京。到了明成祖初年，龙潜于北平，奠安神鼎，乃建为北京，始称万世鸿基。明朝沸人岳文肃公正有《都城郊望》诗云，‘神鼎当年定蓟门，舆图遍览此方尊。天文析木三河近，王气全燕万古存。水绕郊畿襟带合，山环宫阙虎龙蹲。何须百二夸周汉？一统今归圣子孙。’明朝济南李攀龙有《帝京篇》，谓，燕京豪侠地，杯洒为君陈。双阙西山下，诸陵北海滨。蓟门行雨雪，黍谷变阳春。驺衍忉临碣，荆轲故入秦。黄金来骏马，白璧售佳人。定鼎还先帝，千年正紫宸。”贾兴连摇头晃脑地说到这儿，面孔严肃地对袁克定说：“紫禁城经元初建，又历经明清两代的修葺，其设计与结构，气足神圆，可保皇帝江山万代。唯有新华宫门气散而不聚，正位之后，难免出现一些波折。”
袁克定急问道：“有甚可救办法吗？”
贾兴连道：“办法是有，只要在新华宫左侧修建一个厕所，聚收秽气，问题便可解决。”
袁克定道：“在那里修厕所，实在不雅了。”
贾兴连道：“美雅之存在是表，而内在靠的是气，若气不旺美雅又如何？”说着，贾兴连举了陕西骊山的例子。贾兴连道：“陕西骊山风景幽美，是名胜之地，而这风景秀美之处却是一凶险之地。”贾兴连见袁克定听得认真，接着又说：“唐朝安史之乱以前，玄宗李隆基在骊山建了行宫，经常带着杨玉环女士前往洗澡宴乐，而这杨玉环又与安禄山不清楚，故以后几朝皇帝和大臣都把骊山与安禄山反叛联系起来，将其视为凶险之地。唐朝第十六任皇帝李湛不信，要到骊山去洗温泉澡，众朝臣群起进谏。有个叫张权舆的谏官，匍匐在朝堂上叩头说，‘昔周幽王幸骊山，为犬戎所杀；秦始皇葬骊山，国亡；玄宗宫骊山而禄山乱；先帝幸骊山，而享年不长。’李湛不听，还是跑到骊山泡了一次温泉。哪知1年后，他竟被宦官宰掉，死时年仅18岁。当时朝臣们都说张权舆的话应验啦！”贾兴连说到此，稍停又道：“骊山美而有秽气，新华宫也美而有秽气，在新华门修厕所收的就是秽气。”
袁克定听得连连点头，便进“宫中”把将贾兴连看皇宫的气数向袁世凯禀报了一番，特别说到要在新华宫门左侧修厕所一事。新华宫是袁世凯这个洪宪皇帝刚刚下旨改名的，如今要在这富丽堂皇的宫门旁修个厕所，实在不太雅观。可他想到他自称帝后，反对之声浪四起，使自己内焦外困，为了皇图永固，也就顾不得许多了。于是，袁氏便接受了贾兴连的建议，在贾的指导之下，在新华宫门左侧修了一个厕所。
厕所虽然修好了，可举国反袁的声浪愈加高涨。袁世凯终于只做了83天的皇帝梦，便呜呼哀哉了。然其下旨在新华宫门修厕所的荒唐事，成了后人的笑料。
黄河花园口大决堤原是德国人策划的
1938年6月9日上午8时，随着几声巨响，滚滚黄河水夺堤而出。顿时，上百万人死于洪水，500万人流亡他乡……当时，沿陇海线积极西进的日军只得转向南京、安庆，沿江而上以攻武汉。而早已布防在长江两岸的中国军队，则逐次进行抵抗。直到1938年10月下旬，日军比原计划推迟了3个多月才攻占武汉。据敌方的报道：“黄水南流入淮，不仅对于华北战局发生重大影响，将来华中战局，亦将受其影响。”
蒋介石实施以水代兵的计划后，密令程潜对外宣传为“敌机炸毁黄河堤”。但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的这一不光彩的“抗敌”手段即大白于天下，以致其至今仍遭到历史的谴责。其实，建议黄河决口的是一个德国人：法肯豪森。
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1878—1966），德国陆军上将。1900年，法肯豪森作为八国联军的一员，参加过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国人的英勇气概令法肯豪森感到震惊，而中国的文化更让他倾慕之至。从此，他的心里有了个中国情结。回国后，法肯豪森先后入参谋大学、柏林东方学院学习，并曾出任德国驻日本东京大使馆武官。1930年，法肯豪森退休。1934年，法肯豪森被蒋介石聘为军事顾问。
1935年7月，法肯豪森奉命起草绝密的《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为将来的中日战争构思战略框架。他先开门见山地将中日矛盾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接着，婉转地批评了蒋介石对日本的“不抵抗”政策，认为领袖如无抵抗的意志，会影响人民抗日的决心。法肯豪森预测未来的中日战争：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华北即面临直接的危险。若中方不战而放弃，则纵贯南北的平汉、津浦铁路和连接的陇海铁路及沿线的重要城市开封、巩县、洛阳皆面临直接危险，黄河防线有被敌从山东突破进而席卷而下的可能。
在海上，敌进入的路线有三：上海、乍浦和镇海，该三处俱在长江流域。敌如沿长江而上，迅速占领中国最重要的中心点武汉，将中国一分为二，切断国民政府西退重庆之水路，抗战大局将无法收拾。因此，“东部有两事极关重要，一是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即南京，两者有密切之连带关系。屡闻长江不能守之议，窃未敢赞同。”必须在上海、南京等地作坚决抵抗，迟滞敌军沿长江直达武汉。如此，敌军必欲打通平汉线，由郑州直达武汉，故最初抵抗区务必向北推进，“以沧县沧州、保定之线宜绝对防御。”万一敌军打到开封、郑州之时，法肯豪森建议：“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蒋介石在旁边批示：“最后抵抗线”，表示赞同法肯豪森的建议。
3年以后，中日战争的发展，基本上按照法肯豪森的设想进行。
1938年，德国元首希特勒在国会中公开发表袒护日本的演说，并宣布承认“满洲国”。5月下旬，德国驻中国大使托德曼向中国外交部正式提出：召回德国在华的军事顾问。7月8日，法肯豪森和20多名顾问被迫离开了中国。
回国后的法肯豪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德国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陆军司令，后因涉嫌谋杀希特勒事件而被捕入狱。1966年死于柏林。
沉重打击中国领先地位的七次历史事件
秦始皇的焚书事件
秦始皇一扫六合，统一了中国，又作了废分封，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等有利于文明发展的措施，《史记·秦始皇本纪》：“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可是不久就发生了使文明倒退的“焚书”事件。历史上说秦始皇焚书总是和坑儒一起说的。不过从现代眼光看，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坑儒事件只是封建社会中君王残酷镇压政敌所常见的手法，而且被害的儒生，方士据说只有460人，比起后来几个朝代的文字狱来说还差得远。但“焚书”事件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反作用。
据说在公元前213年，当时有个儒家的者在宴会上批评秦始皇设郡县的做法，一些儒生也不断议论对秦始皇的政策不满。丞相李斯是恐怕这些反对他的人危害国家统治或者是自己的地位，提出了焚书的建议：
史书除《秦纪》以外，六国史书一律烧掉；《诗》、百家语除博士官收藏的以外，其他人藏书都集中到郡，由郡守、尉监督烧掉；医药、卜筮、种树等书不在禁列。
于是在全国各地都燃起了烧书简的熊熊大火，过去东周时期几百年逐步累积起来的诸子百家说成果就这样毁于一旦，很多就此失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仅仅是这些学术成就的损失。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非常有利于各类说的发展，是我国古代术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正是在中国自行发展出现西方近代科学的前提，如果不是这次焚书事件，百家争鸣能够继续，很有可能在不久的时代里，在中国就能有人喊出：“知识就是力量”这样的豪言，使中国出现培根这样的哲家，并出现现代实验科学。
可惜的是从此几千年，直到现在也再也没有如此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了。因此，此后的中国学术研究都只是在先贤的基础上发展巩固，很少出现什么新的学术思想。
因此中国的科学和文明走上了一条独特的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独尊儒术
由于秦朝的迅速崩坏，取代的汉朝吸取了秦的教训，要寻找一条不同于秦的道路。
汉武帝的时候，为了摆脱上前一代大臣以及太后的影响，寻找能集道德，政法，思想三位一体的治国之道，需要寻求一种哲学体系来支撑。
汉武帝因此到处举贤纳士来寻求治国之道，《汉书武帝纪第六》记载道，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这个丞相绾叫做卫绾，是汉武帝的老师，说使用韩非，商鞅的学说的人只能乱国，不能使用，因此汉武帝也不再使用法家的理论，事实上，汉朝初期推广的是萧规曹随的黄老之学。而法家理论对于治理国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后来中国的朝代也还是不断有人推崇以法治国。
可是紧接着发生的事情，使以法治国这样的概念，再也没有成为中国人思想中的主题，现在社会上，我们抱怨法律不健全，不断有人以权盖法，官本位等思想，就是从这件事种下的根。
《汉书·董仲舒传》中的这段文字：“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就是说只发扬孔子的学说，废除其他的学说。董仲舒这个名字应该是被永远记住的名字，就是这个人以自己的智慧彻底谋杀了所有其他伟大的学说，使现代人评论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时，首先想到是是儒家思想，甚至只有儒家思想。这样后世的知识分子只能学习儒家学说，先秦的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自然是妄想，甚至于连学习其他学术思想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只剩下儒学才是学习，并为国家录取的正路。
这一点和欧洲中世纪只有学习神学才是唯一获得知识的正式途径没有什么区别。虽然汉武帝采用这个措施对汉朝的统治是有利的，但是对于中国的文明发展来说，在以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特别是封建后期，儒家思想成为制约文明发展的因素后，董仲舒独尊儒术所造成的儒学在中国也造成了特别厚重的枷锁，使得中国在向近代科学迈进时步履艰难。
于是，中国后面几千年的文明许多学者都概括为儒家文明，这听上去产生便不觉得是很丰富的感觉。
但是，由于中国文明这时候还是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期，之后还是创造出盛唐这样的文明高潮。
金元入侵
随着历史车轮到达宋代，中国特色的封建文明达到了最高峰，宋朝的赋税收入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也是最高，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当高，导致司马光慨叹：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有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宋代的科学文化也达到了高潮。理学家程颐的“格物致知”已经体现出科学研究的思想，沈括等科学家的成就达到了当时世界最领先的水准。而当时甚至已经出现了工厂生产等资本主义萌芽，就在这样一个发展的最好时机，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使这个时机被错过，否则中国可能是最先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而这个时机的错过，导致中国再也没有在封建社会时期遇到这样好的发展时机。
北方金元的连续入侵，导致中国北方的生产水平完全倒退。
由于金元都属于游牧民族，在进入中原后都按游牧民族惯例大肆掠杀，使北方的人口大幅降低，其中部分则迁移到南方（其中唯一的好处是使南方特别是两广地区的文明大大地发展了），金元统治者还在中原实行原始的奴隶制度，在农业区实行放牧，以及民族歧视政策，这些都导致了当地文明的倒退。让人感叹的是，当金的后裔满清又一次统治中原的时候，他们又犯了同样的错误，比如歧视汉人，满人不从事生产，不读书，甚至将杭州的西湖改成了马场。不过由于明朝的经济文化并不出众，因此文化上的倒退并不像在宋朝的那次那样明显。
而中国封建文明也因此开始慢慢地走向下坡路。
当金元的游牧民族逐步被当地汉民族先进的文明同化时，已经过了几百年，而再也没有机会达到北宋那样好的时期。这当然是因为其后的唯一的汉族政权明王朝，在科技文明等发展的方面实在是做得最糟糕的一个朝代。
可以说几乎都是失败的，倒退的。
因此，阻碍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大事件里和明朝相关的是最多的。
明朝的统治方针
这样的段落标题似乎对明朝的统治者太过于苛刻了，但事实上一点也没错，整个国家在统治下，整个国家生产落后，毫无朝气，到处是密探的恐怖统治，可说是最差的封建时期了。
明太祖朱元璋取得天下后，为了将元朝强制实行的牧业恢复为农业，将大量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使得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不过，这种开国时期的发展相当程度是在元朝长期的生产力压制后的反弹，如果换成任何一个前朝政权来统治也都能达到开国时期的发展。由于对刚刚从蒙古统治压抑下，明朝的统治者对于传统特别着重，理学这时候发展成为用儒学中的伦理来管理国家、人民生活的一切方面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宣扬的不是发展，而是禁欲，只要维持原始的农业自然经济就可以了，这样才符合简朴的道德风范。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产完全走回封建社会初期的形式去了，因此在后期，导致粮食供应赶不上人口的增长。
在这样的治国方针下，虽然在中后期，又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即使没有满人的入侵，还是很难爆发出工业革命的。
与此理学家们已经完全脱离了宋朝理学初创时寻求天地间真理的初衷，变成完全僵化，沦为统治阶层工具的东西，在同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而八股文的出现，使得知识分子阶层整体被僵化，从而使得科学文明再一次停步了。
明朝的八股文
朱元璋有一次临朝听奏，刑部主事茹太素写了洋洋万言陈说时务，朱读了半天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不由得大怒，将茹责打了一顿。后来又让人继续读，读到最后才涉及正题，所提几条建议也还可行。他一面向茹道歉，一面下令纠正浮夸的文风。又钦定了奏言的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八个部分组成，通称“八股文”。他又规定在科举中，应试考生也要按八股文体做文章，后来连字数都有了限制。这种文体格式死板，内容空洞，束缚人们思路。可是读书人为了考功名，都只好学习八股文，很多人连书都不读了，只研究怎样写好八股文，于是这样发展出来的知识分子，很多也是毫无思想。可见对文明的发展八股文起了多大的破坏作用，所以，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曾说：“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当明清两朝的读书人开始沉迷在八股文里钻营时，整个国家的科技文化的发展便陷于停顿了。
但是由于一个人的存在，当时中国还是很可能成为近代史中领先的强国，那就是郑和，这个人比哥伦布早90年的船队（由他的副手率领）发现了美洲和澳洲。郑和的功绩我们都知道了，可以这样讲，当时成为世界的霸主，建立日不落中华帝国的不二时机就在眼前。当时中国事实上也的确是称霸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霸主，郑和的宝船是1500吨的巨舰，百年后哥伦布使用的最大的船才100吨。只要郑和所进行的伟大事业能继续下去，现在在美洲，澳洲以及世界其他很多地方建立庞大殖民帝国的将是中国人，可是由于明王朝的理学观念和下文所说的事件，使我们错过了在地球上拓展国土的最好时机。
明清的海禁和刘大夏的极端愚蠢
郑和七次下西洋，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航海所得到的资料和航海技术，也使得当时中国是海上的绝对霸主。
可是前文已经说过，明朝的治国方针是一种非常保守的，满足于自给自足的思想，发展生产对于明朝来说是不对的，因为这违背了简朴的美德。因此当时的永乐帝和大臣们没有一个从郑和的描述联想到其中的巨大商业利益。当然由于当时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富足最强大国家，这些王孙大臣自然没有动力去海外捞世界。于此相反，当时欧洲各国的君主无不梦想着能打开到东方的新航路，带来大量财富，对航海都非常支持。不过我国东南沿海的居民一直都有出海的传统，当时民间的海上贸易也相当繁荣，因此如果明能支持航海事业，中国人建立美洲殖民地完全是可能的。
可是由于日本的倭寇开始骚扰中国沿海，明朝便禁止了民间出海，明太祖屡颁海禁令。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宣布“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洪武十四年（1381年），又宣布“林示濒海民私通诲外诸国”。洪武十七年（1384年）正月，“禁民入海捕鱼”。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十月，诏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正月，甚至下令“禁民间用番香、番货”。明太祖制订律法，对于违禁者及私行放禁的滨海军卫官兵，都要处以严刑。明太祖的海禁，使唐、宋、元以来的海外贸易遭到沉重打击。至永乐时，明成祖宣布：“不许沿海军民人等私自下番交通外国，遵洪武事例禁治。”小小的海盗竟然让号称最强大的明帝国，签署这样的命令，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从没有过。从这点看出明朝的外强中干，以及极端保守。
就这样由于国家的海禁，就此扼杀了我国当时还是最领先的航海事业，中华日不落帝国就此成为泡影。更主要的问题是，明清两朝由于禁止民众出海，而当时又不像汉唐一样和西域各国通好，这样在陆地和海洋上都把国门关闭起来，形成了闭关锁国的状态，由于那时侯欧洲的近代科逐渐起步，中国的故步自封便失去了及时获得最新的科技知识的机会，一直到被炮火打开国门，这个损失是非常大的。
郑和死后，连国家进行的航海事业也停止下来。之后发生的事则是让人发指的损害民族利益的事。
以兵部侍郎刘大夏为主的官员便停止了航海活动，理由是是航海太费钱，对百姓负担太重。由于郑和下西洋，并不像其他欧洲国家航海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向其他国家显示中华的威仪，因此很费钱。但他们没有看出航海可能带来的经济利益，这点反而是南宋的赵构做得很好，他是历史上最支持海上贸易的皇帝，原因是每年需要交给金国的岁币太多了，只能想办法多赚钱。话归本文，刘大夏这样做其实更深的含义是防止宦官的势力变大，但是从郑和这样少有的有作为的宦官身上下手，也可见这些人的眼光短浅。刘大夏，据说是一个很认真的官员，而且还十分关注百姓疾苦，不过这个人实在受八股文毒害太深，目光短浅，居然做了一件人神共愤的事情，他将郑和几十年积累的技术资料从宫里偷出来，全部付之一炬了。这个极端愚蠢的做法，堪比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这样使得明的航海技术倒退了几十年，由于这是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关键几十年，刘大朝夏的做法可以说改变了历史。
让人惋惜的是，之后满清政府依然延续了“海禁”政策，甚至还在收复台湾后，曾经打算放弃掉，把百姓都迁到大陆，真是让人叹息。我们可以看出，在思想保守落后的社会里，是不可能有科技文明的大幅度进步的。
因此，中国在古代成为海上霸主的梦想，终归还只是梦想罢了。中国古代的文明在遭受了以上那么多次巨大的打击后，已经到了清王朝中后期。这时候中国的科技文明已经逐渐落后于西方列强。可是清王朝为了维护自己少数民族的统治，采取了比前朝更保守、更专制的统治。
虽然清朝有为的君王比明朝多得多，但是在思想领域的保守使进步和发展成为“不合祖制”的罪过，因此，和不断进取发展的西方列强相比，差距越来越大。
但是在鸦片战争之前，清帝国还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因此，虽然被西方国家船坚炮利打开了国门，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我们还是有可能奋起反追，从而再次领先的。因此，在饱尝国家落后的痛苦后，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开始了向西方列强习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的失败
我们都知道，洋务运动最后以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告终，但是洋务运动还是为中国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西方近代科思想的引入以及近代中国工业的初步建立。可是洋务运动还是失败了，它并没有能使中国摆脱被西方列强殖民化，而与此同时进行的日本的明智维新却成功地使日本成了一个强国。
因此，我们必须检讨洋务运动为什么没有成功而明智维新却成功了。
这个问题很多历史家都有过论述，蒋介石也曾经评论过，笔者很同意他的观点。他认为，关键是双方领导人的认识不同。伊藤博文的着眼点，在于建国建军久远的规模有关联的问题——政治、宪法、经济、社会的组织，军事的制度，科的精神和方法。因为伊藤博文知道“先立乎其大者远者”，所以日本的建国建军，自始即着眼于基本精神，故其维新的基础颇为深厚。相反的是，我国（清廷）李鸿章则是深受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只知道西方国家“大炮之精纯、子弹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以为“中国但有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而对于立国建军的大政方针，和科学文化的根本之图，尤其科学的基本精神，则不闻不问。因此，他主持洋务几十年，亦仅止于聘请顾问、训练洋枪、抽取关税厘金、设立机器制造局、造船厂、招商局、矿务局，求其“船坚炮利”而已。其结果，海军毁于中日黄海之战，陆军败于中日朝鲜之役，关税主权旁落于外人之手，内忧外患，祸乱纷呈。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优劣，即于此判若云泥了！
其实，这并不能完全怪李鸿章的见识短浅，他正是由于受到前文所说的僵化的中国八股文式的教育，思想怎能不僵化，而且中国是天朝大国的思想已经流传了几千年，当时的知识分子一直到普通百姓谁不是这样想的。
当中国的确是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时，这样想是自豪，而当国家已经落后时，继续这样想，就只是夜郎自大了。可惜由于前文所说的闭关锁国，国家落后了也没有人知道。因此直到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还有人在说这样的昏话，“洋人以势力胜，中国以礼义胜”，“所恃者，中国数千年礼义廉耻之维”，则实在是中国几千年文化所造成的副作用了。而反观日本由于过去从来没有达到过文化的领先，从唐朝时期日本的大化改新开始，日本就开始在学习中国，在发现西方的先进后转而学习西方列强，相对中国来说，文化的失落比较少，也比较习惯，因此能十分彻底地学习，并掌握到西方的基本精神，而中国几千年的老大架子是很难去掉的，因此即使开始学习也能难做到虚心。
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之后由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试图实行的更彻底的改革时，只经过了短短的100天，便遭受到保守派和洋务派的阻挠而夭折了，因此称为百日维新。
百日维新和洋务运动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失败或许是必然的，但还是要说，如果，如果不是中国的封建历史这样长，而变的如此保守，这次的变革或许会成功，那么中国或许彻底抹去近代史中太多的屈辱。如果这六次事件的前几件没有发生的话，后面的悲剧或许也不会发生。我们的历史会更主动、更积极地发展。
但是历史毕竟没有如果，而且是那么多如果，中国的历史遭受了那么多次巨大的打击，还能够屹立不倒，本身就值得我们骄傲，毕竟中华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绝断的文明。公元前18世纪古印度文明被雅利安人取代，公元前1600年赫梯人入侵，古巴比伦灭亡。公元前6世纪，古埃及被波斯灭亡。而各类其他文明甚至整个族类被灭绝的也多不胜举，唯有华夏文明以其巨大的生命力持续了下来，即使曾经被游牧民族统治，却仍然以其强大的同化力量将之融入了中华文明的整体中。
因此，我们有理由为自己的文明和民族骄傲，也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能吸取前代的教训，将这类损害民族和文明的事件减少甚至不再发生并转化为动力，中华文明再次站在世界顶端，我们是完全能够实现的。